西河集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十。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揭子。奉辞征召檄文的揭帖。某月某日，帖子称：本府承奉宁绍台分巡道宪的批示，及布政司的来文，谨敬遵行。康熙十七年某月某日，上谕说，吏部咨文开列：征取博学鸿儒，必须是文辞卓越、才华辞藻瑰丽的人。召来考试，提拔任用，以备顾问和著作之选，却错误地把我的姓名列入其中【征召名册中的姓名是奇龄】，并且命令所属县具文诚恳邀请。我拜读此事，惶恐流汗，实在不胜。天下不崇尚实学，至今已经三百年了。自从帖括之学兴起，士人想跻身仕进的，大都把它当作取得科第的阶梯，空疏地揣摩应试文章，已经习以为常而不加察觉。今天子诚心尊崇学术，广泛寻求天下博学能文之士，以备顾问，充任著作，仿照古代制科的条例，随着各地荐举而征引。召来考试并提拔任用；若不是天资聪明、才智卓异、超出群伦的人，怎么能够得到这种待遇？即使处在不同的时代，听到这样的事也会踊跃奋发，认为十分难得，何况亲逢其时，将要亲自参与盛事，却还迟疑不前，甘愿困穷衰老，这一定不合人情。不过，事情也有不能一概而论的。上面以声名求取人才，下面以实际才学来响应，这是自然的道理；过分奖掖引荐，十人中选取五人，是徘徊观望的见识。既然求的是博学，那么如果聪明不如应奉，博闻强记不如张安世，一览便能通晓不如杨愔、陆倕、邢邵，像夏侯荣这样的人，都不能随便应选，何况文章才藻足以充任著作的人，谁能比得上潘、陆的荣盛，邹、枚的敏丽，扬雄、司马相如的宏阔通达，贾谊、晁错、董仲舒、匡衡、刘向的昌明博大？更何况那些远在他们之下的人呢？如果没有潘、陆、马、扬、贾、董、陆倕、邢邵、应奉、夏侯这样的人，却让人来充当这一选，是欺罔皇上的；如果认为世上一定没有这样的人，便随意推举一班人来应付，又是过分自我菲薄，不是对待天下士人的办法。尧舜在上，防风、卨这样的贤臣尚且不能显扬；孝武帝时，也难以找到徐乐这样的人。如今 圣主贤臣满朝都是，征召贤士的弓旌所到之处，我一定认为那里有超越世俗、特别通达的才资，有非同寻常、卓绝无比的人，足以接受殿陛间的咨询、临轩时的筹策，这才不惜派遣使者乘坐驿车，命郡县劝驾。如今却轻率地牵连到我，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朝廷无人吗？怎么可以这样呢？从前唐宋的制科，本来有宏词、博学、茂才、贤良等名目，但考察那些应试的人，不是浅薄庸劣，就是荒疏昏昧、学问寡陋；所以只是看重它的名声，却从来不吝惜其实际标准，难道有庄严的朝廷特地下诏选士，却还可以仍然沿袭这种旧路吗？况且孔融推荐孝章，是担心他忧愁生病；韩康推荐隐之，是等待他的毁谤被人忘却。我贫困已久，曾患心病，偶然经过劳累困顿，隔一天便会发作。虽说我是劣马下等之材，只要足以让伯乐看一眼，也可以身价增加十倍；然而病马被弃置在野外，筋骨疲敝、力气耗尽，终究没有用处。我是草野间的学究，不懂得进退，冒昧辞谢。伏望明察，谨此具揭。以上就是揭帖。再次辞谢征召檄文的揭帖。节录奉到院司、道府及诸台宪的檄文，征取博学鸿儒，凡文辞卓越、才藻瑰丽者，列名在案。错误地把我也列入其中【征召名册中的姓名是奇龄】，我已经匍匐辞谢，并具结回复。如今却驳回原文，照该县的意思，命令迅速延请。再次涉及我的姓名，檄文下达之日，纸牌木帖接连催促，办理此事的人叩首再叩首。我本来没有学问，幼年时把贾谊的奏疏读过几遍，颇有些记忆，但十天半月便忘掉了。家中没有藏书，只能向县里有书的人借读，后来甚至卖掉过去别人赠送的书来供给衣食；当时连《易经》《左传》《汉书》《楚词》《战国文》等书，也一卷没有留下。偶尔借读其他史书和历代名家的文集，读过一遍便不能再三复读，我胸中没有学问，也就显而易见了。至于才华的庸劣，则表现在我的著述中，不必再问。如今诸位台宪错误地奖誉我，不过是认为我平日曾作过几首诗、几十篇杂文，便说可以应选。明诏所应当…… 这正是昭代的盛典。文章没有美丑，只看世人的喜好。我的文章不为世人所喜，喜欢我的文章的，都是亲近我的人。亲近我的人不足以作为依据；如今诸位台宪虽然并不曾亲近我，但提到我，必定是有亲近我的人为之推荐。道听途说的爱憎之言，难道可以考核吗？倘若诸位台宪认为我能作文，而讥议我的人却说我不能作文，这该如何解释？况且说到才藻，我确实不足。传文说：“臣下应当以人才来侍奉君主”，而《汉盖勋传》说，选用贤才，实际上是用来报效国家的。如今 圣天子天资聪明，博览古今；而在朝诸臣，又都是陆澄那样博览、王彪那样多识的人选。近日…… 关于明诏所涉及的事，我曾答复一位在京的旧友。他在信中询问时，只提到我这个草野之人倨傲自侮，只配拖着尾巴苟且偷生罢了，还没有想到会因空疏无学而获罪。近来听说 皇上召见询问，问题精深奥博，实在难以应答。我生来没有见过两观，脚也没有踏入过宫阶，伸长脖子、局促行走，心里已经十分恐惧；又加上没有学问，勉强搜寻腹中记忆，辗转纷乱，万一 天颜近在咫尺，而奏对失误，这不是小事。有才而不推荐，就像得到狐白裘却反过来穿在里面；推荐了没有才的人，就像把劣马题作乘黄。这两种做法都不是报国之道。从前山涛推荐士人，那些士人并没有出众的才能，但仍有举荐陆亮的错误，被当时人讥笑；吕正献推荐了许多名士，却还因为错误推荐常秩而终身自责。为什么呢？推荐一只鹗鸟，百次也未必有错；推荐一只鸮鸟，一次就足以获罪。何况才貌出众而品行不端，张勃因此获罪被削职；表面正直而实际邪僻，何武也受到责罚。这些事给举主带来的牵累，并不轻。过去韩退之讥刺博学宏词科的试文，说偶然背诵一篇文章，便因为考官面有喜色而心中不安，连续数月如此。宋代杨龟山曾说，宏词科考试，近似于用文章自我炫耀。可见过去有这种科目，就有这种弊病。被举荐的人未必适当，适当的人未必被举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然而那时还只是议论文章的优劣。文章本来没有可靠标准，韩退之所谓的忸怩不安，怎么知道不是取士者面露喜色呢？只是博学极难，即使欧阳永叔善于作文，同时代的刘攽还常常取笑他不读书。谚语说：宁可推荐下棋的人，也不要推荐卢医。因为下棋者的吉凶胜负尚未分明，所以即使错误荐举，也无从施加谴责。

译如今参加试文的人，稍稍类似这种情形；但如果考察学问，就像医生诊治疾病一样，一旦荐举不当，谴责立即显现。我年轻时正逢贫困，中间又经历流离，忧愁劳累过度，心中曾经悸动不安；不仅成年后学问完全没有可考，即使少年时明明记诵过的东西，也都留不住。每当疾病发作，便昏暗迷乱，连续一个月、许多天辗转恍惚，像疯子一样。如今病情更是天天发作。《周官》说，学习古代的学问才能入仕；孙卿说，儒术真正施行，天下就会广大而富足。儒术对国家有补益、对政事有好处，就是如此。我虽不肖，难道真的无意于国家政事的大事吗？只是年老而疾病缠身，上等不能像仲尼那样应答国事，千变万化而不穷尽；次等不能像邢邵那样读书，把经史堆积在面前，限定日期读完而没有遗漏；下等也不能像陈烈先生那样，即使全无记性，仍能闭门静坐，反观自己的身心，始终不让疾病痛苦的纷杂足以扰乱自己的思虑。如今却只是心悸魂扰、默默抬头之余，妄自接受劝驾，这是辱没国家的举荐。既然不是博学之士，怎么称得上鸿儒？何况才藻缺少，又多疾病。伏乞台下俯察我的微薄真情，转行文书申覆，使我免去冒昧赴试的嫌疑，也使诸位上台免于举荐不当之人的罪责。我伏在床上握笔，文思荒乱而没有条理，喘息着等待命令，狼狈不堪，冒昧再次具揭。以上就是揭帖。第三次辞谢征召檄文的揭帖。今日奉到县里的帖子，知道诸台檄文征召，不容许以有病辞谢，而且也不需要府县具结呈报姓名。于是请求立即照此通知；这并非县里的公文转达回复所能表达清楚的，所以冒昧叩首，直接呈揭台下。台下之所以坚持催促，不肯接受我的辞谢，必定是认为我的辞辞退让荒诞不实，不能相信。世上确实有想得到征召而故意推辞的人；况且下等士人贡献自身，不如避开他人而躁进的过失，反而不如退让者有所得，所以辞谢有时正是求取功名的办法。因此薛戎被李衡征辟，三次往返才答应，世人常称赞他善于运用谦让；但我却不是这样。我本来卑污低下，依靠别人乞食，根本没有可以自我表明的操守。何况这件事虽然奉有 明诏，像口渴一样广泛求贤，但终究不同于山林征聘、安车束帛的礼遇。即使厚着脸皮坚决辞谢，也没有什么可以显示节操的；况且拔茅连茹，朝廷荐举满满当当，十天半月之间，动辄累积到几十、上百人。即使四方士人一同受敦促前往，也不过是参加一场大科考试的举子，最终是否被提拔，完全不能确定。欣然前往并不算多，拂袖离去也不算少。进出任由曹署，和进退有什么关系？如果认为必须辞谢之后才能得到任用，那么与我一同辞谢的人都已经被允许了；万一我也在被允许之列，那就不能说我的辞谢是虚假了，这也可以验证。只是我这样辞谢，台下却仍然那样转文；既然坚持如此，难道是因为认为我果然是合适的人吗？我幼年读书，对帖括之义颇为熟悉。在前朝时，我还能在垂髫年纪同老师宿儒在胶序中争论高下，然而连一经也没有通晓。考试不超出七艺，终年勤苦，没有空闲涉及其他。稍微懒惰一些，所读的一经便茫然荒废。往往临近考试，只摘取文章中可以作为题目的部分，口诵心记，这也已经很苦了。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完全没有成就，岁月却渐渐使我老去。至于作文，只是偶然仿效八家，间或写些序记，不过因为类似帖括，便于抄袭模仿，起初就没有博闻强记的能力。若要继承圣人、阐明圣道，具备从墙中遗书窥见古学的本领，仿效河汾先生著书立说，却想上陈尧、禹，下引龙、卨，跟随五聚之班，记诵三亡之箧，这是想驱使失明的人观看、让没有脚的人行走。幽兰生长在山谷中，人们尚且佩戴蘅芜；西施隐藏容貌，乡里女子还可以装饰自己的姿色。为什么呢？因为只看一面的人不能明察。如今乡里大儒尚未得到荐举，有同样被荐举的人反而听任辞去【当时同县来给事的，以同样被荐举为由听任辞退】，区区一个我，谁能辨别好坏？况且台下对我的奖誉，喜欢超过了实际。过去庞士元是海内品评人物的人，他每次称许一个人，必定让对方的声望远远超过才实；谢朓推许孔闿，也说此人的声名尚未建立，并不嫌弃过分赞誉。这些都是古代贤人爱惜人才、喜好士人、勤于培育的心意，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我自己估量，实在有万万不可应选的理由。过去汉武帝时，文学之士济济一堂；当时应贤良诏的人，每次举荐不下数百人，但今天流传下来的，一个是江都王董仲舒，再一个是平津侯公孙弘。除了这两人之外，听说过的渐渐少了。如今 朝廷正当春天催促荐举，到了秋天召来考试，计算所荐列的人总共不下二三百人，其中提拔任用的最多达到十一人，少的不过十一人的一半；这样看来，进用的人数远远比不上退去的人数。然而在退去的人中，他们的才学没有一个不十倍于我的，何况我又鄙陋卑贱，无法进入 朝廷；在京城，我的足迹从未到过；上面没有布衣之交，下面没有让车回转、使扇掩面的雅交。即使偶然有夜光之珠相投，希望得到知人之明，拿这样的沙砾，谁会顾惜呢？过去刘穆之任丹阳尹时，凡有荐举而不被采纳，便不肯停止。如今我再三烦扰，本来不应如此。然而我的孱弱，又必定有不足以当丹阳之荐的地方，所以更不应妄自攀比，已经十分明白。况且我贫穷，没有旅费，这里距离京师三千里；一往一返，既不能像主父偃那样久留，又不能像朱买臣那样自己筹办车资以求口食，而且年老之后也无法做到，只会辗转彷徨，最终流落他乡。一个只凭片面观察所得的贤名，承受过分的奖誉；求取的人多而进用的人少，万分之中未必有一分能够得到机会；又像泰山、孤竹一样无所依靠，只能裹衣提裳，难以回到故土。我恐怕台下仁爱，一定不愿让我遭遇这种情形。何况看清所荐之人，台下即使不怕广陵之罚，但举荐不当会连累贤达，也不可不察。学问不能强求，疾病不能强行驱除。我之所以战战兢兢地辞谢，一是没有学问，二是有疾病。没有学问的人，谘议的车驾不会来到；多病的人家，吉士也不会顾念。然而还必须这样战战兢兢地辞谢，实在是担心一旦不被谅解，那么日后 征召文书下达时，接连多次违抗回复，必定会有人因此责难；如果不在今天早早说明罪责，倘若确实不是这样，那么使者乘坐驿车四出，征召的人也会先行登程。

译朝廷即使爱惜贤才，难道真能载着这样支离病弱、行动蹇滞的人吗？听说汉代举荐方正，有人因为盘辟雅拜的仪态不合而获罪。形体动作稍有过度、步伐举止稍显严肃，尚且被认为是罪过，哪里有怀着病痛躺在床褥上，心神惶惶、纷乱不宁，伸手动脚便连穿鞋行礼都困难，放开视听便连聪明都无法辨识，身体像握着冰炭一样不安，心中像遭受雷霆闪电一样震动，却还可以赶赴治理事务、劝驾出行、证明自己无罪的人呢？总而言之，学问有病，身体有病，都不可举荐。县里的文书、病情和具结都在这里，只求借台下慈爱明察。公请何孝子崇祀乡贤的揭帖。我们谨为请求将乡贤之事具揭于台下。私下看到，先朝弘治年间，有萧山何御史舜宾的儿子何竞，因为恢复本邑湘湖水利，又为父亲昭雪报仇，他的孝行集中体现于一身，功劳则遍及全县。如今郡县志书和史馆保存的先朝实录中，都有明白记载，可以验证。想不到崇祀乡贤一事至今尚未施行。查先朝县志，嘉靖三十六年曾经祠祀，尚有宗师毕公、知县魏公先后批示详文，以及诸生、乡老等人的具结留存。然而他的子孙衰微，此事仍将湮没。想到本邑有先贤却隐晦不彰，是长官的过错；既然已经表彰却仍然使其湮没，是后继者的责任。私下看到，先王教人行孝，早已明确；礼书中关于报复父仇的大义，也已载入《春秋》。所以齐襄公报九世之仇，宣圣并不认为不对；梁恱、张瑝为父报仇，朱子《纲目》特意加以表彰。如今孝子的遗迹确实存在，志书传记和先朝朝议原本都附有奖赏条例。即使古今《孝子集》，共有一百零六人，孝子的姓名已经记在其中，而崇祀乡贤一事至今尚未举行，这还怎么教导孝道？况且天下没有孝子却不应当得到贤名的道理。又何况先王的祀典旧有明文：以死勤于国事的，祭祀于国；能够抵御大患的，祭祀于社。孝子努力恢复水利，父子以身殉国，对死者来说是勤于国事的祭祀，对百姓来说是抵御灾患的祭祀。我私下看到，近来的祭祀事务极多，究察其缘由，实际上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功劳。只是因为子孙取得功名，稍稍获得恩宠赏赐，便追述先人功德，凭借势力有所作为；或者其家本来没有显贵地位，只是赚得钱财，一经请托求情，便受到滥加冒认的待遇。凡是这些人，尚且优游得意，凭着本来没有的东西受到礼遇。他们生前对百姓没有利益，死后对国家没有好处，却妄自夸大，年年享受祭献，公然接受而不认为过分。难道有谁的德行关系教化、功劳惠及人民，一县各族每天都享受他的利益，而乡人连一根木牌也反而不能列入其中吗？即使他的子孙没有衰落，也应当家家族族共同请求，何况子孙已经亡失。私下看到台下主持名教，努力扶持纲纪；凡是读书论世、阐明幽微的事，都已经在行事中显现出来。我认为孝子的祭祀之事实在关系重大典礼，倘若有人请求，不应让宏功巨德长久被压抑于地下。谨献上孝子的事迹书册，并附此具揭；倘若能够采纳我们的浅见，即赐予施行，则恩泽及于前贤，教化也能施行于后起之人。我们全县都十分荣幸。近来 朝廷编纂修订《明史》，伏见 圣谕光明显著，首先重视孝行。太常所记载的，也崇尚功德。听说史馆诸位贤人已经详细搜集孝子的真实事迹，准备上奏题请立传。唯独崇祀乡贤这一件事，将要同国事和乡评一起流传而不朽。因此乡官、士人和百姓等联名具揭。以上就是揭帖。请求毁掉私自修筑的湖堤的揭帖。萧山本来是水泽之国，但土地瘠薄，容易干涸，因此修筑湘湖来灌溉九乡的田地。湖水的开闭有时，蓄水和泄水都有定期。刻石规定水位有尺有寸，上奏朝廷，载入律令，刻在碑版上，显赫明确。无奈湖中的豪强孙姓聚族而居，世代成为湖区的祸害。从前元、明之间，孙、吴两姓占湖为田；永乐年间清理湖区之后，又有孙全重新侵占。魏文靖公以尚书致仕，亲自主持恢复湖区。到了弘治年间，孙全、吴瓒两家因湖相对而结为婚姻，共同填湖，作为烧制陶器的窑基。文靖公的门人、湖广道御史何公挺身争理，孙、吴两姓便用贿赂买通人手，在路上杀死御史。其孝子何竞为父报仇，首先上奏朝廷，将孙全处死，清理出被占的田地若干丘、土地若干亩，以及瓦窑、房屋无数。朝廷敕令知县杨铎为此刻石。这件事载于弘治十九年《孝宗实录》，府县志书也记载得很详细。然而孙姓仍然怙恶不悛，又有孙肇五在正德年间再次筑堤。幸赖何御史的门人张尚书公再次扩展清理湖区，才恢复原状。一个孙姓豪强的侵占，历经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诉讼，经过魏、张两位吏部和工部尚书，以及御史父子和门人三代人以死生相报的努力，才稍稍清理。然而直到今天，御史父子仍含恨不平，可见当地土豪为害到了这种程度。到了嘉靖年间，孙姓有一人任中书，忽然在湖中修造跨湖桥，以便孙、吴两姓往来。当时乡官因惧怕御史被害的旧事，不敢出言，而且这道堤正处在上湖与下湖之间，孙姓便声称上湖在南面泄水、下湖在北面泄水，桥只是界限，并没有多大危害，于是一时听任其修筑。实际上，上湖因淘土制陶砖而湖洼积水；下湖因葑草壅塞而湖浅且硬。桥又加以阻隔，所以直到现在湫口的水位还不到石岩，九乡灌溉不均，没有人不痛恨孙氏修桥的危害。如今孙氏靠淘湖获利，全族成为巨富，人口又多，圈水筑塘，种荷蓄鱼，甚至建造陶窑、佛舍，逐渐扩大侵占。过去的法令规定湖中的土地以黄线为界，现在却从黄线扩展到青线，已经无法追究。此时正应当申诉伸张、彻底清理恢复湖区，土豪却仗恃恶行而不肯申诉，官府也不征求众人意见，公然筑堤横截湖面，实在太蛮横了。所幸主管此事的官员贤明，严令依法办理，但奸诈诡计层出不穷。他们把两个姓氏的家族冒充为九乡百姓，把孙氏修的桥说成先贤所建，把两家往来的道路说成通衢大道，又把姻亲、贿赂以及坟墓风水方面的豪党冒充为公举的群众；仍然不向县里申报，也不和族人商议，公然谋划说可以实行，实在尤其可怪。

译只是九乡百姓原本没有共同的诉状，只有涝湖一乡的蒋、陈两姓先行具状控告，因为水位相差一寸就会影响灌溉。大致说来，竹簿截水，每一竹簿阻水三寸；土坊截水，每一土坊阻水九寸。涝湖土地最为瘠薄，水被阻去九寸，这一乡便断绝水源，灌溉不能到达，所以切身呼号，比其他地方更早提出；众人没有接连前来，并不是观望，而是认为主管官员贤明，既然能够依法处理，即使想要喧嚷，也未必需要。哪里料到他们屡次提出公议，隶役却不散去，帖里不知道此事，阴阳生也不到门，乡官不召集议论，反而用既已造成便不毁除的含混姑息之辞，荒谬地加以回复。不论此堤造成的祸害已经很深，仅就这种行事诡秘、奸神百出的情形而言，万一稍稍实现他们的意图，那么此前跨湖修堤还只是孙姓私自所为，尚且能够招来多人替他们遮掩、东拉西扯；何况这次俨然奉批示修筑，以后就会变成公然由官府修筑了。将来除了种荷蓄鱼之外，或圈占，或出租，建房，分亩，谁还能禁止呢？等到势成之后，即使两位尚书出面挽回，御史父子以身殉职，难道还会有效吗？国税从哪里征收，百姓的生命又如何救护？想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何况孙、吴两姓之外，确实还有不肖之徒结党作恶，是为了风水和贿赂。近来听说石岩、定山结党窥伺，暗中准备畚箕和铁锹，以防有机可乘；湖区的存毁，关系十分重大。倘若能够彻底澄清，逐一查考旧志，仿照原有制度，一一开通恢复，铲除土埂、堵塞洞穴，毁掉他们侵占的窑与舍，凡是种菱、植芡、堆草、养鱼的，一概禁止；赦免他们过去的罪过，同时给他们改过自新的道路，那么除恶务本，才是长久便利。即使做不到这些，而只是毁掉他们新筑的堤，并加以应得的罪罚，以小创伤施加大惩罚，也足以补救。如果仍然故意轻纵，任其像茅草随风倒伏、波浪随水漂流，养成痈疽、酿成祸患，那么本邑虽然缺少贤哲，难道能说魏公、何公之后一定再没有这样的人吗？因此在补充议论之余，也写下这篇文字。至于应得的罪名，前朝天顺年间早已有发配边远充军的先例，并且限定日期命令修复；如果超过期限不修复，就要定罪，而且加等【详见《湘湖水利志》】。以上就是这篇揭帖。申请为俞太孺人请求覃恩封赠、旌表的事状揭帖。某年某月某日，绍兴府所属乡官某等，恭敬地为山阴县 申请为受覃恩敕封的骆母俞太孺人题请旌表，具揭于台下。私下认为，女性以坤德顺从夫道，接受黄裳之命；以内在教化匡正贞节，使史官的霜简有所记载。因此闺门足以成为西京的法式，详见子政之书；功德足以成为东海的师表，正合茂先的训诫。何况不顾惜织绩，而专心求取高尚品德；朝廷赐予金帛，自古就有；高门表彰、颁敕封赠的条例，到今天更为盛行。伏见山阴县 受覃恩敕封的骆母俞太孺人【她是生员骆元裕的妻子、原任三原县知县骆复旦的母亲】，出身华贵门第，能够秉持深厚的德性，自幼成长于名门，很早就熟悉礼法。少年时便以才学著称，曾作柳絮之吟，声誉传到尚书那里，不必借助《葛覃》的解释。因此即使像伏生口授经书一样，也不惭愧于朱唇；像左妹年幼时一样，早早便使才名显扬于彤管。然而凤凰既然相合，便占得孔雀之祥【十八岁出嫁，因为公婆在外做官，她跟随出行，独自操持家务】，高堂远在异地做官，无法佩帨侍奉、承欢膝下；进入宗庙新婚，也不能亲自调羹察色，只能倚靠渭阳的车马，在南园停憩读书。她希望在陇头舂米，以表达敬意，便带着锄头到廊下，梁鸿亲自为她举案。等到鲍宣产生挽车侍亲的想法，乐羊妻以断机教育丈夫【太孺人说：大人在京城，难道能忘记奉养父母吗】，她辞别丈夫，回家省亲，劝阻阳城；舍弃奉养之事而入京，又告诫欧子。于是她脱下簪钗上路，决意跟随父母，整理衣襟趋入庭中，这才称得上是有妇德。虽然旅途艰险相隔万里，红颜沾满马足扬起的尘土；三河之间道路幽深，绿色柳絮借着乌啼之月飘落。只是她心中存着晨昏定省的志愿，望断长安，思念尊长，仍强行投身京洛。至于她妇道光明显著，岂不是君子中少有的德行【因为家中单传、子嗣稀少，预先让内妾正侧同时怀孕，各自生下一个儿子】。于是她在燕市求得兰草，燕姞刚刚来到；又在桑干馈赠鲤鱼，桑弧刚刚设置。东方朔怜惜三日便出生的孩子，涂山氏因四个时辰的哭声而开启哀情【先生患病，剖臂取血也没有效果】。她痛惜丈夫如柏舟鼓棹般离去，撩起灵帐垂下白绢。即使再割股取肉，和雷子之糜；剖解身体，仿效贞妃投木，也仍然像晨星从帷幕中坠落，白日不能在戈下挥动。何况翁父遭逢宦官之难，外调补任沛中；丈夫依靠灵柩停殡，她独自留在京城【她极力请求翁父，扶柩回乡安葬】。她经营远行归葬的棺椁，使送葬的祭品运往坟茔；卖掉绣带，解下耳珥，其中辛苦和竭尽心力，实在无法形容。于是先跟随徐郡，后来返回长芦，发誓抚养孤儿，坚决回到故乡，收拾先人的遗业，租住石池旁的数间房屋【暗中关闭家园，督促儿子努力读书】。半夜红灯下，书声与织机声一同响起；春日紫燕归来，清晨的梦和朝云一同消散。她把簪子插在椎形发髻上，争分夺秒地用灯油照明；把葛布襁褓系在破旧衣襟上，以衣物装饰婴儿【等到儿子出外从师，逐渐广泛交游】。像孟母剪断织机上的黄绢，像陶母削碎荐席放在床上。因为这样，过江的子弟都愿意结识王恬；北地的宾朋，也都素来知道庾信。许子评定人物而归之于月旦，伯骞之言使声名流传。若不是朔方妇人遗下的孤儿，哪里会有西平侯那样的儿子【当时先生有弟弟争夺家产】。太孺人把这些事交付给不计较的人处理】何况她推让财产、奉行孝道，完全符合荆花的典范；束紧衣带调和争端，细心保全瓜蔓。凡是她居家谨慎用心之处，都是别人难以做到的。因此她在家庭内部彰明义方，士人博通五经，落笔便能入中书，作赋便能符合三礼【三原君进献赋文，最初授司刑，随后改任县令】。他驰骋金台的骏马，获得仙苑的飞凫；刚授任节推，改例携琴赴任。初次辞谢入朝觐见。

译特恩赐宴，池阳路途遥远，王阳尚且呵斥车夫赶来朝见。原野上的花朵繁盛，潘岳喜爱乘坐板舆同行。华池的清水可以饮用，太白的孤高品格可以相提并论。浔阳严明的门禁教化，使人不至于封鱼；京兆有慈爱的母亲，自然多能公正判案【没想到科臣与抚臣互相弹劾，我受到牵连，最终才得到昭雪】。即使有时遇到错综复杂的阻碍，范母也会引起行路人的哀怜；最终事情能够圆满解决，王孙也实现了倚闾盼望母亲归来的愿望。这样看来，从二十四岁守寡未亡的艰难，到三十八年抚养孤儿的辛劳，即使共姜再世，也要逊色于她的奇特功徽；钟氏之妇在前，也要让出这种丰厚的典范。伏见台下具有士人的德行和仪表，足为人伦的坊表；俯念这位贤妇的名声早已显著，应该早日受到荣封，她的苦节值得怜悯，应当为她的家门加以旌表。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而且没有缺失，因朋友说彰显亲人、登堂拜见都令人感动。倘若能够在内廷采纳舆论，在外台申明盛大的荐举，使人知道大节如美玉碑铭不会偏私，至德的碑文也可以凭恃，那么高大旌表所及就与日月同光，荣誉奖赏所垂及之处，士人与百姓都会庆贺。因此具此揭帖。以上就是揭帖。《西河集》卷十。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十一。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札子【一】。史馆札子【奉给总裁先生】。札文具呈。近日搜讨崇祯朝死难诸臣，因为实录有缺失，长编尚未完成，担心其中一定有许多湮没而不传的人，于是允许任意搜讨，不受分限和题目的拘束。于是我在某月某日草拟成四川成都府郫县知县赵嘉炜的死事传一篇，已经录史生抄写后交给收掌房，奉请鉴察，留在案上已经很久了。起初考察时，赵嘉炜是敝乡绍兴府山阴县人，原以国子监生身份参加铨选，于崇祯十六年授任四川成都府郫县主簿。当时献贼攻陷成都，第二年明朝发生国变，实在不知道他赴任以后究竟做了什么。顺治末年，他的儿子麒到郫县寻找父亲，郫县没有一个百姓存活，相传都被献贼杀尽；邻近的灌县有都江堰。向应泰说，嘉炜守都江堰而死于贼手，连他的尸骨发肤也无法查问。只是他的遗骸在堰旁，他的儿子从土中拾取，带回东归，曾请求我作志文，将其埋在祖坟旁。当时依据的是董处士所撰行状、成都府知府冀应熊所撰死事记，我便依照这些文书撰写。只是奇怪，嘉炜本是郫县主簿，却死在灌县，而且死难的年月多有不合。等进入史馆，看到四川所呈送的新修通志，载明赵嘉炜是浙江人，以监生身份于崇祯十七年任郫县知县。五月贼军攻陷成都时，嘉炜督修都江水堰，贼军捉住他，他不肯屈服，于是投江而死。我便兴奋地为他作传，反而把他儿子所询问到的情况当作不实。既然记载他任郫县知县，就必定是在任郫县主簿之后，因战乱而由行间授任，官职必有依据，不会凭空而来。因此我记下：他于十六年授主簿，而通志说十七年任知县；正好于是草拟死事传，写他任郫县时到灌县巡视水堰，预防贼军到来，巡按刘之渤、总兵官刘佳引军拒战不胜，谋划决开都江水灌城濠，而贼军袭击水堰，于八月三日死在堰间。这是取用通志、行状、死事记而杂采成文。如今相隔整整一年，忽然有人从成都来，说他的儿子麒与编修通志的人有旧交，那人擅自把主簿说成县令，而他死难的地点和年月也都错误。于是重新查阅新修《成都府志》，原书载嘉炜是县主簿，守堰而投河死；行状、死事记所载的年月仍然参差不合，而且有的说他沉入江中，有的说他中箭死于堰旁，都无法确定。我私下想到，崇祯末年记注不完备，四川又遭逢献贼所谓“草杀”之后，百姓没有遗存，任凭人捏造撰写，也没有人能够驳正；如果不详细考核，就会把白说成黑，最终形成诬陷。史馆因此再三研究考勘：究竟是县令还是主簿，在郫县还是灌县，守堰而死还是决堰而死，都不能凭空猜测。贼军逼近成都是在十月四日，成都被攻破是在十月五日；如果说八月三日，贼军当时还在重庆，尚未进入成都。我过去在志铭中也对此有所怀疑，近来核对各书，始终不能吻合。因此先行检举，请求驳回原传，以保存疑问和缺失。至于死难的各级官员，不论地位高低，主簿如果能够死节，何必要一定是县令呢？或者应当给他写一篇传略，改成文章，以成全善长的意思；或者暂且保留疑问，悬置此事，等待再次考察。总之请斟酌裁定年月。奉史馆总裁的札子。某月某日，在假中的纂修官某札呈史馆总裁老先生【即中堂张先生】阁下：我以不才承当史馆事务，曾经分领题目，起草纪传大小二百多篇。崇祯以前，凡是已经拟定草稿的，无不一一完成缴送，留在案上。只是先父的灵柩寄放在舍中，曾在亡伯兄任仁和教谕时，停葬在江边而未能送回东浙；于是康熙乙丑年冬天援引迁葬条例，请假回籍。每每想到事情办完便返回史馆，但双足痹症发作，跪坐艰难、行动蹇滞，恐怕不能随班侍立，于是请求地方官转文报部，延请乡里医生治疗，至今又三年了。近日蒙受 皇上巡幸浙江，亲自到禹穴告祭，先派侍卫骑马疾驰到西陵渡口问候我，过了一天才回来。圣驾回来后，我当面承受慰问；道路旁的犬马摇尾依恋，我也于是想着勉强起身。只是一个残废之人，计策如劣马般迟钝，刚站起来便又跌倒，匍匐着仍未决定。因想到史事即将完成，其中实在有不合心意、想要洗刷却未能做到的地方，确实担心返回史馆没有日期，一旦像朝露一样突然死去，志愿不能实现，终身抱着遗憾，所以冒昧伏在床上整理文字，远呈给阁下。我最初分到的传题在弘治、正德之间，当时分得正德年间大学士梁储一题，心里暗自高兴，认为自己曾读过《通纪》、藏书以及各类野史，向来喜欢他的风采刚健，不偏媚也不激烈，善于规劝讽谏，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明代大臣中一定以梁储为首，于是列举他草拟制书、斩剑、沮止守边、斥退护卫四件大事作为主干，其余再寻求补足。没想到遍查史馆档案，按查实录和一切记载，才知道这四件大事全都没有根据，而且不只是没有根据，往往还与事实相反：本来是上疏请求留守，却反说成沮止留守；本来是恢复护卫，却反说成斥退护卫。当时我反复迟疑，甚至想不为他立传，只在帝纪中保存他的姓名。但仔细考察此人，他曾在撰写边防典制时不依附逆臣刘瑾，调任边军时不依附江彬；他在内阁任职时也常常上疏进谏，补救了许多事情。这本来不是可以与依附宁王、倚靠宦官的陆完等人相比的，所以仍然为他立传，略记事实，起草后交付抄写，已经上呈总裁，只是不知道其中的说法是否还没有完全辨明。

译一方面，这篇文章上呈时尚未经过驳正，没有机会当面申辩；另一方面，当时因为道学传一篇意见不合、尚未确定，于是把其他传记置之不问；再一方面，总裁的任免来去像旅舍迁徙一样，他的文章得失和可否竟然无从考问。我还记得在史馆时，施侍讲闰章问我：为什么你草拟的梁储传与旧史相反？我说：相反的是野史，不是旧史。他说：有说法就可以；难道没有说法而胡乱写吗？我说：即使如此，也应当有理由可以说明。第二天，朱检讨彝尊在午门的班次中问我：“梁储为秦府请求土地、起草诏书这件事，是大事；听说你作传时竟然删去不写，这是为什么？”我说：我哪里敢删掉梁储的事？只是梁储确实没有这件事；即使这件事确实存在，也是在嘉靖三年武宗去世、梁储离职以后，难道要把它算作梁储的冤屈吗？他说：有这种情况吗？那不是应当谨慎吗？即便如此，为什么不加以辨明？直到如今相隔八九年，我实在不知道这篇传记最终取舍如何。只是想到流传千秋的信史，贵在核实事实，所以说不遗漏善行，也不隐讳恶行；又说劝善惩恶，这和赏罚相比，何况老先生您以左丘明、董狐自视，每每考辨异同、剖析决断疑似之处，对所闻所见极为谨慎，连细微之处也要比较，从不遗余力。如果有人拘泥于前面的文字，因循守旧、坚持错误，或者喜欢说宽厚的话，下笔不求严苛，不愿毁弃已经形成的说法；又或者说这件传记因此增色，恐怕删去它史文就会减色，不如保留下来作为传述的美谈。这些犹豫迁就、姑且调停的说法，对史实全都有害。因此我逐条列出四件事，冒昧加以辨析说明如下，恭请您裁察。据野史记载，储起草诏书一事发生在正德十二年。秦王惟焯上奏请求潼关以西、凤翔以东各条河流滩地的牧马地，说那是高皇帝时原本赐给他的先王樉的。江彬、钱宁、张锐都接受秦王贿赂，为迎合皇上的心意，答应了这件事。兵部和科道官员坚持上奏反对，皇上震怒，催促起草诏书。杨廷和、蒋冕称病。储说：“如果大家都称病，国家大事怎么办？”于是接受命令。皇上命储起草的诏书说：“从前太祖高皇帝制定法令，不许增加藩王的土地，并不是吝惜土地。藩王土地广阔，士兵马匹就多；士兵马匹多，奸人便会相互诱惑勾结，这对宗庙社稷不利。如今因秦王请求殷切，朕念及亲亲之情，不忍拒绝，姑且把土地赐给秦王。秦王得到土地以后，应当更加谨慎地遵守藩王的法度，不要大量蓄养士兵马匹，也不要收聚奸人，听任他们相互诱惑勾结，否则将对宗庙社稷不利。如果不是有高皇帝的训诫，在这种情况下，朕即使想顾念亲亲之情，也不能这样做。秦王一定要慎重！”皇上看了诏稿，大吃一惊，说：“事情竟然这样可怕吗？”立即叫停此事，于是压下不再给予土地。这件事在《通纪》《列卿录》、梁储本传，以及《名山藏》《李氏藏书》等书中记载得很详细。虽然措辞不完全相同，但大意相近。我曾奇怪《大政记》没有记载这件事，而且各书编年所列的年月又彼此错乱不合。等到仔细考察《实录》，从正德十二年前后逐一查考直到查遍，也完全没有秦王请求土地的事情。藩府请求土地，朝廷或给或不给，都必定会记载，例如晋府请求屯田、徽王请求庄田之类，明明可以查考。何况当时正值宁藩请求恢复护卫之际，关系重大，怎么会有已经使兵部、科道官员满朝坚持上奏，而中堂起草诏书、皇帝亲自裁断加以制止这样的大事，《实录》却不详细记载呢？后来彻底追究这件事，才发现《嘉靖三年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此前秦王惟焯上奏说：始祖受封的国家，恭蒙太祖高皇帝敕赐潼关以西、凤翔以东、防河滩地牧马以及高原山坡牧羊。如今被豪民刘仲玉等占种。后来刘仲玉等也上奏说，祖上原额所征粮的民田，被奸人捏造为荒闲田而投献给秦府。两事都交给户部议处，并移交抚按官查勘。原来赐给的牧地本已有河滩地，如今秦府实际上想侵夺民田，却反而说是旧日所赐。潼关以西、凤翔以东、渭河两岸有华阴、岐山等十七个州县，按照秦王所奏，靠近河流的地方牧马、靠近山的地方牧羊，那么十七个州县的土地就全都归秦府了，这怎么可以呢？” 皇上说：“停止此事。”这就是《实录》的原文。这样看来，野史所记载的梁储事迹，正是暗中借用这件事来影射改写成文的。它说秦王惟焯，就是秦王惟焯；说始祖受封之国，就是先王樉；说恭蒙太祖高皇帝敕赐，就是高皇帝时原先赐予的土地；说潼关西、凤翔东，就是潼关以西、凤翔以东；说防河滩地牧马，就是各条河流滩地的牧马地；说兵部、科道坚持上奏，就是交户部议处、移抚按查勘；说“停止此事”，就是皇上说“立即停止”。只是把嘉靖年间的事情移到了正德年间，把居民争讼、内外大臣查勘的事情移成梁储所做，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假如嘉靖是一件事，正德又是一件事，那么嘉靖既然有记载，正德为什么没有记载？假如正德已经请求过，嘉靖又再次请求，那么抚按查勘的话以及阁臣起草的诏词，为什么不记载？况且书中说梁储之事在正德十二年，虽然当年没有《实录》，但从十二年到嘉靖三年相隔并不久，不过七八年罢了。既然有前一件事，那么彼此攻讦的言词、查勘的文书，即使史官失于记载，公府的奏议底稿和各部司的卷宗也不可能全部丢失。哪里会有双方互相援引，却完全不提此事作为成案，反而远引高皇帝分封的诏书，近处遗漏大行皇帝特意停止此事的诏书？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大概请求土地只有一件事，嘉靖时的请求就是正德时的请求；正德时还没有查勘，到嘉靖时才查勘。明代末期办理事务迟缓，往往拖延数年甚至数十年。秦王的请求在正德末年，抚按查勘在嘉靖初年，所以记下这一处而遗漏另一处，史书的笔法就是如此。看《实录》开头说“先是”，就明确可知请求并不在嘉靖年间。大概江彬、钱宁暗中掌持此事，公断迟迟不能决定，于是拖延时日，到这时才作出裁断；而党护梁储的人想把事情移作梁储的事，以为说请求发生在正德年间，便可以借此遮掩而不必担心没有裁断。实际上《实录》只是直书为嘉靖年间的事。我曾考察梁储一生，其他方面并没有大过错，只有恢复护卫、请求居守两件事颇受公议牵连。当时为梁储作传、编入《通纪》的诸位，如霍韬、陈建等都是岭南人，同乡关系难免偏袒；而且霍韬与杨廷和又因议礼意见不合。

译他们似乎想压低杨廷和而抬高梁储，所以虚构起草诏书、阻止居守、斥责护卫四件大事来为其张扬。虚构起草诏书一事，正是用来文饰梁储恢复护卫的过失，却不知道国史明明俱在，越想掩盖反而越暴露。至于阻止居守，实录中明明载有请求立储的一篇奏疏。这与把劝人起草诏书说成争拒起草诏书、把恢复护卫说成斥责护卫，完全相同；然而好事之徒还想拘泥于已经形成的说法，固执而不肯改悔，以为这样能使事情增色，不忍删去。煌煌可信的史书，却只取文字上的粉饰，说这是“增色”，实在令人不能理解。据野史记载，梁储伏剑一事发生在正德十三年。皇上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巡视边地，急忙命内阁起草诏书。杨廷和称病，独自催促梁储到左顺门坐等。梁储坚决不肯起草，皇上召来责问。他回答说：“诏书，是君主赐给臣下的东西。陛下身为君主，却自我贬低而列在臣下之中；臣反过来起草诏书，就会使臣以臣下的名义称呼君主，这是悖逆之事，所以臣不敢这样做。”皇上大怒，手按宝剑站起来说：“不替我起草，就砍了你！”梁储摘下帽子，解开衣带，伏地哭泣请求说：“臣即使死了，将来陛下还会怜悯臣。倘若臣真的起草了诏书，将来陛下醒悟后发怒说：‘臣梁储无礼，以臣下的名义称呼君主，应该把臣公开处死，罪不可赦。’”皇上把剑扔在地上起身，于是不再命令他起草诏书。这次出行，梁储一到家就召集宾客出来，回到宾客面前却绝口不提拔剑相逼的事。考察《实录》，正德十三年七月八日，皇帝将要前往宣大，命太监萧敬传旨，催促起草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的诏书。这一天又召内阁大臣及九卿、科道官员到左顺门说明意图，众人都哭泣劝谏，皇上不接受。这样看来，起草诏书一事，在左顺门被召见的并不只是内阁，九卿、科道各官都在，当然不曾只是单独催促梁储。既然众人都哭泣劝谏，就说明九卿、科道诸官没有一人不劝谏；梁储也只是参与哭泣劝谏，并不能说他独自伏地请求以剑相加。如果野史所说的是镇国公的诏书，那是在这以后皇帝从宣大返回时的事。《实录》记载，诏书进呈后给威武大将军公爵名号镇国公，并且赏赐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认为他们运筹决策、协力成功，赏银五十两、纻丝两表里，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正千户。杨廷和等上疏劝谏，皇上不接受；这样杨廷和也在劝谏之中，而野史说杨廷和称病，显然是不知道总兵官的诏书和镇国公的诏书分属两个时段。至于杨廷和称病，《实录》没有可考的记载，只有杨廷和的《视草录》说：七月八日召文武百官聚集左顺门，派十几个校尉到杨廷和家里传唤，来回站立往返多次，还说即使有病也应当前往验看，但他始终没有答应。这说明杨廷和称病一说并非虚妄。不过《视草录》又说，皇帝命内阁就在门上起草诏书，厚庵摘帽辞谢，砺庵帮助他，到晚上才出来。这样看来，先摘帽的是梁储，蒋冕随后也摘帽辞谢。哭泣劝谏是满朝官员共同的事，起草诏书是阁臣的职务；二人只是先后独自摘帽辞谢，若说梁储先做，那么杨廷和正在告假，接下来就是梁储。摘帽并不等于解开衣带，哭泣劝谏也不等于伏在剑下。两位阁臣和众位朝臣都在场，并非只催促梁储。这时多次劝谏而皇上不接受，所以第二天司礼监诸人以及三四名近侍又来到内阁，催促起草诏书。并不是完全没有命令起草诏书；至于野史说皇帝手持宝剑，那就荒唐到了极点。但梁储既然已经哭泣劝谏，也已经和蒋冕一起摘帽辞谢起草诏书，第二天又在内阁争辩此事，那么据实直书，又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一定要捏造出这件根本不存在的事？反复追究后可以看出，梁储起初也态度刚直，坚持不可起草；到了皇帝挥戈相逼、难以挽回时，后来也姑且表示同意。这虽然还算不上很大的过错，但爱护他的人一定会为他讳饰。看《视草录》又说：十四年正月，皇帝在冯清的奏疏上批示，命令起草称颂、激励威武大将军的话。杨廷和不肯发还奏疏，官员张锐竭力强迫他，也没有成功。梁储反而接过奏疏，并强劝杨廷和说：“每天文书房发还的奏疏，散本官送来，您尚且收下；我送来的奏疏反而不收吗？”杨廷和笑着说：“只是因为您不是散本官，所以我不收。”仍然从梁储手中取过奏疏，退还给张锐。到南征时，又命令起草威武大将军诏书，杨廷和仍不肯，梁储强劝他说：“只写一封给镇守、巡抚的诏书就罢了。”这些内阁中的琐事，《实录》没有记载，但《视草录》却明白地把它流传于世。然而这些说法毕竟有事实依据，世人不敢说它们不对，于是反而胡乱编造出这件事来加以粉饰，却不知道捏造史实是不可取的。既然要捏造，又有什么不能捏造的呢？捏造的东西就不是史实。《高岱鸿猷录》也记载梁储争论起草诏书的事，《宪章录》的描写尤其严厉；王氏《史料》全都驳斥这些说法，并且说杨廷和因答复举荐刘春一事出阁，后来才有起草诏书进呈的事，这难道不是梁储公吗？又说：大体上，方霍、岭南诸公持论多有偏袒，不加考察的人便附和成说，这实在是诬蔑史实。它的辨析十分确切。但各书所诬称的伏剑之事，指的是正德十三年皇帝前往宣大时；《史料》所驳斥的杨廷和因举荐刘春答复而出阁，则是十五年南征时的事，不能用来证明前面的说法。大体上，几次起草诏书都涉及这些人。只是正德十三年七月八日皇帝前往宣大的诏书，既有摘帽辞谢，又有第二天在内阁争辩，看起来绝不应由梁储起草；但又不能不把它归于梁储，因为当天左顺门劝谏已经记载为皇上不接受，既然如此，就不得不起草。第二天又到内阁催促起草，当时杨廷和已经称病，毛纪长期告假，只有梁储、蒋冕二人在左顺门，摘帽哭泣劝谏直到晚上才出来；第二天蒋冕又发痰疾，也登记在门籍告假，只有梁储在内阁。司礼监诸太监及内侍群拥到内阁，逼迫起草，梁储独自争辩而不能阻止。既然说“不能阻止”，就说明已经起草了；既然说“独自争辩而不能阻止”，就只能是梁储起草，其他人没有参与。所以九日已经起草诏书，十三日皇帝就出行；既然是起草诏书的人，却反过来说他争拒起草诏书，这究竟是在欺骗谁？何况后来起草诏书的人仍然都是这些人吗？

译据野史记载，阻止立储一事是这样的：礼部尚书李逊等在朝廷上商议建立储君，居守朱宁暗中接受宁王朱宸濠的贿赂，谋划把宁王世子召入宫中主持太庙祭祀。江彬也想拥立自己亲近的远藩，各有各的主张。梁储厉声阻止说：“奸人的谋划，难道值得听从吗？皇上正值盛年，何必担心没有儿子？召来外藩之子，万一发生变故，我们这些人就要受斧锧之刑了。”于是此议搁置。考察此事，《实录》没有记载，但《宪章录》《名山藏》等书记得很详细。《史料》极力辨明此事不存在，甚至斥责这是三家子弟为文饰而编出的说法，它的论断很确切。只是《史料》说朱宁、张锐可能被宁王府收买，而江彬完全没有此事；黄佐为梁储作传，却反而只说江彬，不提朱宁、张锐。同一个小人，有时说有、有时说没有，不必深究。只是梁储有一件绝不能靠欺骗蒙蔽天下的事：查《实录》正德十一年三月，梁储上疏说储嗣尚未确定，请选择宗藩近亲中贤能的人，安排在皇帝身边，以预先作为根本之计。大意说：“陛下的皇位继承人尚未确定，宫中辅导太子的官署还空着，应当早日选择宗藩子弟充任甲观。储嗣是天下的根本，亲近贤能之人是朝廷的屏障。亲近贤能之人能够入宫侍奉，宗庙社稷就有依靠，而觊觎皇位的念头也会因此止息。即使说圣上的身体能够赐予福祚，主持祭祀的人自然会有；但宗室支派和世系名籍，也不能不预先安排。这样来使万年帝统得到保障，慰藉四海臣民的期望，应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皇上没有答复。这就是说，劝立储的人正是梁储，他亲自起草奏疏在先，后来反而说“召来外藩之子，万一发生变故”，这是自己否定、自己驳斥自己，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只是把梁储劝立储的事实反过来编成阻止立储的说法，用来堵住众人的嘴、遮蔽天下人的眼睛，却不知道他亲手写的奏疏明明白白保存在《实录》中。这样看来，制造这种说法的人也真是煞费苦心了。据野史记载，恢复护卫一事是这样的：世宗入继帝位后，言官接连上疏弹劾梁储，说他是逆王朱宸濠的同党，请求恢复朱宸濠所请求的护卫、屯田，并召梁储下狱治罪。梁储说：“我只求退休罢了，终究不作辩解。”有人说：“这是要治你的罪，你却始终不辩解。”攻击诋毁他的奏疏接连不断，梁储也不计较，于是辞官回乡。过了很久才知道，主张恢复护卫的人并不是梁储，而是杨廷和起草诏书时所做的。时间是正德九年二月十九日。考察《实录》，正德九年四月初四日，恢复宁王府原先裁革的护卫和屯田。当初，宁王府的护卫在天顺年间因为宁靖王违法，被改为南昌左卫，隶属于江西都司。朱宸濠曾贿赂刘瑾，假传诏书恢复护卫。刘瑾被诛杀后，科道官员极力要求改正。到这时，朱宸濠再次上奏请求恢复，费宏坚持不可，但尚书陆完接受朱宸濠的贿赂，于是准许了。初五日，给事中高▯、御史汪赐等上奏：“护卫不能恢复。天下各藩被裁革的护卫不只是宁王府，将来援引先例时怎么办？况且宁王府违法的事实已经见于副使胡世宁的奏疏，即使原本有护卫，也应当裁革，何况还能恢复吗？”奏疏交付议处后没有答复。到初七日，南给事中徐文溥又以没有答复为由发言，圣旨说：“恢复护卫、屯田已经有成命，徐文溥妄言亵渎上奏，本应追究治罪，姑且赦免他。” 十三日，陆完复奏，反而说科道官员的论奏也是事先深思熟虑，请求俯从群臣意见；又说护卫及屯田的产业已经决定赐给，不要再上奏扰乱。六月初一日，朱宸濠请求铸造护卫以及经历、镇抚司、千户所、百户所等印，共五十八颗，皇帝下诏准许。这就是恢复护卫、屯田的始末。逐条考察《实录》，当时争辩反对的是费宏，准许恢复的是陆完，却没有说票拟批准的人是谁。但票拟圣旨是在内阁，那么当时在内阁的杨廷和、梁储以及蒋冕、毛纪都有可能参与。唯一超然于舆论之外的是费宏。可是当时言官弹劾的对象不在杨廷和，也不在蒋冕、毛纪，而是专门弹劾梁储。难道票拟的人真是梁储吗？如果是杨廷和，梁储有什么难以开口的，为什么说“始终不辩解”？人们把这件事归罪于陆完，而梁储既然肯不辩解，岂不是竟把自己当成陆完了吗？况且言官已经请求依法治罪，而梁储不辩解，反而说：“我只求退休罢了。”万一按照言官的奏疏真的依法治罪，他又从哪里去退休？如果此事果真属于杨廷和，那么这是勾结朱宸濠的大事，不仅言官不会舍弃杨廷和而改去弹劾梁储，满朝官员也不会这样做；不仅满朝官员不会这样做，蒋冕、毛纪和费宏也不会这样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户〕 这究竟是什么事？同在内阁共同办理，却让一个人承受弹劾而离职，难道还算合乎人情、不算包庇同党吗？朱宸濠之事与不提拔剑相逼的事相比，相差很远；如果想用谨慎厚道、缄默持重的说法来前后粉饰，那么粉饰它的原因，正是它确实如此的原因。况且二月十九日这一天，朱宸濠还没有上奏请求恢复护卫。朱宸濠上奏请求是在夏历四月初四日，科道官员参劾是在初五日，南给事中弹劾没有答复是在初七日，陆完复奏是在十三日，朱宸濠请求铸造印信是在六月初一日。如果说二月十九日杨廷和已经票拟恢复护卫，那朱宸濠尚未上奏请求，内阁怎么会先票拟恢复护卫呢？所以杨廷和自己的记载说：“宁王府请求恢复护卫、屯田时，我和费宏（费鹅湖）竭力劝阻，当时有权势宠幸之人接受贿赂，主持此事，最终竟然获准。我们离职后，宁王府图谋叛乱，我和敬所、砺庵请求派官员带着诏书前往，晓谕宁王献还护卫，但也来不及了。”嫉恨我的人说，宁王府本来不会反叛，是因为削去护卫才反叛，这是什么道理？至于他说曾与费宏竭力劝阻，我不敢相信。若说他与毛纪、蒋冕一起下诏收回护卫，这在《实录》中确有记载。正德十四年五月，杨廷和采用萧淮的奏议，于是议定削去宁王护卫及屯田，命令宁王献还旧诏书；使者到达淮地时，朱宸濠已经反叛。因此，杨廷和当时正在削除护卫，却一定要把票拟恢复护卫的罪责归给杨廷和，原本就是一个疑案。况且与杨廷和一同削除护卫的人，他只说蒋冕、毛纪，却完全没有提到梁储，难道杨廷和当时也对梁储有所怀疑吗？《史料》辨析《双溪杂记》说，大太监单独请求让杨廷和进入内阁票拟恢复护卫，是为了留下攻击他的口实；这虽然是痛快的议论，但不必替杨廷和辩护，只需考察当日的事实：请求者是逆王朱宸濠，主持者是大太监，争辩反对者是费宏，准许者是陆完，票拟者是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而言官弹劾的对象只有梁储，这就很清楚了。

译以上四件事，是根据听闻和我的见解写成的，不敢曲意隐讳；考察辨析尚未确当，还请您加以驳正。只是这个人确实有值得传述的地方，撇开这四件事，其他事迹尽可以采录，那又何必回护这四件事呢？例如正德改元时，梁储以翰林学士升任少詹事，迁任吏部侍郎，因充任纂修《会典》的副总裁官，已经转任左侍郎并升为本部尚书，却因为不依附刘瑾、摘发《会典》的错误而降为右侍郎。等到刘瑾被诛杀，梁储后来参与廷推，这是大节。他在政府任职时，皇帝每次微服出行，梁储一定上疏劝谏。当时大规模兴建营造，内官监请求兴建太素殿以及天鹅房、船坞等工程，梁储极力请求停止。皇上受边将江彬迷惑，想调边军入京、用京军补充边防，梁储坚持认为不可。太监刘允让乌思藏携带番邦贡物前来，朝廷商议仿照永乐、宣德年间派遣邓成、侯显的旧例，调集锦衣卫官员一百三十三员，供应俸禄、口粮、马匹、车辆、船只及出使番邦的各项物件，动用长芦、两淮盐课七万余引，梁储上疏劝谏，反复陈说并继之以严厉的警告，虽然意见没有被采纳，但用意也十分深切。到了皇帝前往宣大时，他连续上了七道奏疏；南征时随侍，又接连上奏。十四年冬天，皇帝驻留在留都，预先派魏彬传谕，准备第二年正月在南京举行郊祀礼，大概是想借占卜郊祀来拖延整顿军队、班师回朝。梁储上疏劝谏，言辞恳切。皇帝一共下了三次谕令，梁储上了三道奏疏，于是这件事被搁置。现把他的第一道奏疏略录于此：奏疏说：“南郊、北郊的礼仪不同，即使只看配享的位置，南郊以仁祖配享，太祖居其次；北郊以太祖配享，太宗居其次。仁祖的配位，是太祖亲自奉安的；太祖的配位，是太宗亲自奉安的。如今想把北郊移到南郊，那么是要让二祖一宗同时配享吗？还是要把仁祖迁到北郊，而在南郊奉祀太宗？臣听说，只有国君迁都以后才移动祭祀地点，这都是万不得已的极端情况。如今忽然议论移祀，意旨涉及不祥。况且郊祀之礼极为严肃，即使帝牛也必须饲养、洗涤三个月，如今期限还没有到。并且大祀前要斋戒，首先要戒除刑罚、丧事，何况战争尤其是刑罚中最重的事。如今兴兵讨伐叛逆还没有班师，却想趁着兵凶之时举行大礼，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如果想要妄自议论增减礼制，祖宗已经制定的法令明列于三重之中，必须广泛汇集众议，向各方宣告，然后才能使人信服遵从、彰明法则；想要在仓促之间搜求讨论，又有谁敢这样说呢？” 所以，想要搜求这些事情的真实情况来写入传记，我并没有遗漏。某自幼失学，拘泥牵绊于文字义理，如今又疾病缠身、荒废日多，见识偏狭，自然有所不足。粗略地思考一番，辗转求得通达，却没有当面请教，无法作出最后判断。只是胸中还保有旧日的习学，私下认为文章是重大之事，实在不应顺从人情、随波逐俗，任凭事情姑且因循。因而冒昧写下这篇札子，请求您裁夺取舍。谨此具札。《西河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十二。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札子（二）。又奉史馆总裁札子。某月某日，在假纂修官某谨致札子，奉呈史馆总裁老先生（即中堂张先生）阁下：我年轻时学习八股文，自十五岁成为诸生以后，稍稍学习经史，随即遭逢改朝换代之际，对于前代掌故从未真正了解。然而在崇祯十七年避兵南山时，私下听先兄锡龄与宾客谈论嘉靖年间兴献王礼议，他感叹说：“本朝养育士人已有数百年，尊重他们、专门培养他们；如果不学习八股文，就把人看作走其他道路，甚至不让他们进取。”于是竟然没有一个真正读书的人，即使明明白白的典礼记载就在六经中，哪怕只需朝堂上几句话便可裁决，他们却瞪眼张口，东挡西咬，忽然像发狂一样，甚至喧闹于三市，震撼九庙，号哭呼喊声震动天地，使祖宗社稷都不得安宁，以至于皇帝愤怒激烈，君臣逐渐决裂。议论礼制的儒臣，一变而成为权奸、谄谀之徒，专擅国柄，事情因而走向败坏。试问当时执政者读的是什么书，竟然使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我曾听到这番话，并把它记了下来。到了康熙丙午年，老先生主持浙江乡试，曾上疏把明代礼议的诸项大事列为策问考察秀才。当时我正避仇于江淮之间，没有听到这件事。等到我勉强供职史馆，多次出题，又没有涉及嘉靖年间的事情；我曾就此向同馆官员询问，但都意见抵牾、无法沟通，最后喧闹一场便作罢。如今我请假已经多年，却不知道史馆的议论究竟作出了怎样的裁断。只是想到这件礼议关系重大，过去已经糊里糊涂地耽误了一百多年，如今应当作出裁定。倘若不在此时有所论说，那么老先生自有坚定的见解，确实不容易改变；而史官人数众多，万一有人偏袒某一方，重新引起争执，那么从宋、明以来延误至今的事情，今后又会用它来贻误后世。假如有见识的人出来加以纠正，那也就罢了。若不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将被看作什么样的人呢？因此我又在抱病之时伏在床上写成此札，请您据此斟酌取舍；只求老先生裁择。根据《实录》：武宗没有儿子，遗诏召兴献王的儿子入继大统，这一年便命令议定入继的礼典，主持此事的是大学士杨廷和。杨廷和依据宋英宗的旧例，说英宗是以濮王之子入继仁宗，司马光、程颐等人议论英宗应称仁宗为皇父，称濮王为皇叔父，这是已有的成例。如今祭告、上笺，也应当称孝宗为皇父，称兴献王为皇叔父。但进士张璁认为不对，说继承皇统和继承嗣子不同：英宗是仁宗预先立为嗣子的儿子，养在宫中；如今皇上从安陆来继承武宗的君位，并没有继承孝宗的子嗣身份。当时有我的远房祖先、云南布政使毛绍元准备上疏争辩。他的稿子中有这样的话：“先皇帝临终时下遗诏征召皇上作为后嗣，而作为后嗣的人刚刚登上大位。先皇帝的诏书墨迹尚未干，先皇帝的庙祀尚未奉神主主持祭祀、详察亲属关系，而且年号尚未更改。先皇帝的教令仍然能够在京城、国家以及四海施行。现在却隔过一代的孝宗，忽然议论立他为父；对已经去世的先帝，又反而剥夺他作为父亲的地位。如此一来，前代的先例又将把武宗一世置于何地？”等到他看到张璁的奏疏，说：“明白了。”于是把自己的奏疏废置下来，没有上奏。这说明张璁的说法在当时也有人知道它比较合乎道理，只可惜张璁本人仍然没有学问。虽然主张不同的双方互相辩论，此方伸张、彼方受挫，但这一方没有根据，反而不如另一方有根据。司马光、程颐等人的臆说尚且可以拿来作借口。因此，这场漫无边际的争论即使换了朝代仍未解决。礼制中没有可以改变伦序的称谓。只有作为君主的人，虽没有可以改变伦序的称谓，却反而有可以改变身份的称谓。为什么说没有可以改变伦序的称谓？商代以前不可考。周代制度排列昭穆，让乐工和史官把它记下来，称为世次。从始祖以下，高祖、曾祖、祖、父，伯叔兄弟，幼子童孙，都有一定而不可改变的次序，完全按照血缘生伦的顺序来称呼。《左传》中所说的“文王是昭，武王是穆，太王是昭，王季是穆”，即使从后稷、公刘一直到春秋时代，也仍然可以按次序称说。因此武王告诫康叔担任司寇，以武王为兄、康叔为弟，就说“我是你的兄长”；以文王为父、康叔为子，就说“这是你那伟大而显赫的父亲文王”，就是这个道理，这叫世次。《国语》所说“乐工、史官书写世次”，书写的就是这种世次。什么叫可以改变身份的称谓？君主对于臣下，是依据身份等级，而不是依据血缘伦序。若依血缘伦序，兄长高于弟弟，伯父、叔父都长于侄子；但一旦成为君臣关系，就把原有的伦序全部撇开。所以即使伯叔兄弟的名字和血缘称谓不变，一旦发生君臣之事，统统改称为臣。继承帝位也是这样。当高祖、曾祖、祖、父依照世次相传时，皇祖、皇考按照血缘伦序称呼，可以不改变。但如果不幸出现帝位次序稍有错位，如周平王承桓王，是祖传孙；匡王承定王，是兄传弟；又有更严重的次序越过，如孝帝承懿帝，是从父承继从子；夷帝承孝帝，是从孙承继从祖。那么孝王祭祀时，父庙中的人是侄子，祖庙中的人是兄长。他将要向父庙祭告时，难道要称作“王侄”吗？回答：不可以。这是先王，先王是君主，不能称为侄子。或者要向祖庙祭告时称作“王兄”吗？回答：也不可以。这是列祖。列祖，是新宗的父亲；新宗的父亲，就是祖父；祖父又怎么能称为兄长呢？况且庄重地告祭父庙，应当完全遵行父庙的礼仪；隆重地祭祀祖庙，应当具备祖庙的礼制。由此推开，孙子继承祖父、弟弟继承兄长，也都是如此。因此宗祝和有关官员在书写昭穆时，就用庙次的称谓加以限制。高祖、曾祖、祖、父的庙位固定，于是把不固定的人纳入固定的庙位，并概用固定的名称称呼。假如是卑幼者继承尊长呢？那么尊长也随从卑幼，平王作为父庙，就是这样。周平王的太子泄父去世，桓王以孙辈继承，于是桓王是父庙、平王是祖庙。然而这是不得已的，因为平王没有儿子。假如卫国的辄有父亲却继承灵公，就会被说成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却把祖父当父亲，因为他还有父亲。既然还有父亲，祖父就可以不作为父庙。假如是尊长继承卑幼呢？那么卑幼也随从尊长，鲁闵公作为祖庙就是这种情况。鲁闵公以弟弟身份先即位，僖公以兄长身份继承他，于是闵公这个弟弟成了祖庙，僖公这个兄长成了父庙。如果一定要兄长在先、弟弟在后，那么《左传》称之为逆，在《公羊传》的别传中则直接称为叛，因为这是先父庙而后祖庙。

译这就是可以改变身份等级的称谓。所谓《国语》说宗祝书写昭穆，写的就是这种庙次的昭穆。如今议论礼制的人，如果按照血缘伦序来称呼，那么兴献王是父亲，武宗是兄长，孝宗是皇伯父，这些称谓都不能改变。如果按照身份等级来称呼，兴献王是父亲，也同样不能改变。称兴献王为叔父，就意味着把他当臣下。儿子不能把父亲当臣下，这是张璁已经说过的。至于孝宗，即使称作伯父，却有祖先的身份；张璁认为应称为皇伯考，这又是把孝宗当作臣下。张璁只知道儿子不能把父亲当臣下，却不知道后世君主不能把先王当臣下，这就是他的说法不能伸张的原因。如果认为应称父亲，世宗曾说：“父母难道可以改变吗？”但这在古礼中实在没有根据，而且何必要这样做呢？世宗入继的是武宗的帝位。姑且不论英宗称仁宗为父亲实际上破坏了礼典，并非先王制度，也与孔子《春秋》以及古代经典、《周官》相违背；即使说他继承武宗而以孝宗为父，也非常难以解释。难道孝哀帝入继曾祖孝成帝，孝元帝、英宗继承曾祖真宗，也是这样吗？虽然明代宗庙制度同堂异室，与夏、商、周三代略有不同，但总的说来仍是东西相向；西边第四室是父庙，供奉武宗，东边第四室是祖庙，供奉孝宗。孝宗在祖庙中接受奉祀和祭告，却把他称为父亲，就是把祖先降为父亲，也是大逆。至于武宗，按照血缘伦序是兄长，按照身份等级是父亲；以兄长继承弟弟而把他们看作父子，虽然未免过分，但《春秋》中确实有这样的例子。《春秋》记载僖公以兄长身份继承闵公这个弟弟；如果按照血缘来说，若不是夏父弗忌，谁不说兄长应当在先、弟弟应当在后？而宗庙官员依据礼制争辩说：“即使儿子齐圣，也不能在父亲之前享用祭祀，已经很久如此了。”这直接把弟弟当作父亲，把兄长当作儿子，难道真是宗祝丧失理智、不懂典礼，故意说出这种违背伦常、叛乱纲纪的邪僻言辞吗？实在是因为闵公这个弟弟是君主，僖公这个兄长曾经面向北方侍奉他，是臣下；臣下就是儿子。杜预说：“臣下继承君主，就像儿子继承父亲。”闵公这个弟弟是父庙，僖公这个兄长曾经奉鬯侍奉父庙，所以就是把闵公当作父亲，父庙中的人就是父亲。何休说：“闵公对于文公来说如同祖父，因为闵公对于僖公来说如同父亲。”所以自从有了父子这种称谓，违背它的人就被称为逆乱，孔子讥讽臧孙辰就是这样。臧孙辰不知道而纵容逆祀，跟从他的人就被称为顺从，孔子记载“从祀先公”就是这样。定公八年，改变闵公、僖公的祭祀次序，使他们恢复原来的位置，称为从祀。“从祀”就是顺着礼制祭祀。因此《公羊传》说：“为别人继承后嗣的人，要作为他的儿子。”为别人继承后嗣的人，难道真像近代没有学问的人所说的那样，是改变父亲而承继他吗？只是因为承继的是帝位和宗庙重器，礼制称为后，所以说“作为他的儿子”，意思是未必真是他的儿子，却作为他的儿子。武宗在位十六年，而世宗在正德二年生于兴国；到武宗去世时，世宗已经做了十五年的臣弟。以做了十五年臣弟的人入继做了十五年君兄的人的帝位，他是臣、是子，还能说什么呢？国君传承宗庙重器，传承这种大事，过去也只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大事继承人，才从王国征召王子来主持祭祀。如今新君一旦即位，正要在新宗的庙中举行祭祀，却问他手中所执的鬯，发现他不是为后嗣的儿子，而是诸王的弟弟，是旁支庶子。旁支庶子可以奉祀吗？称武宗为皇兄，就是把先王当作臣下，这是悖逆；称世宗为皇弟，就是让旁支庶子成为君主，这同样是悖逆。所以先兄说：“世间有不可改变的称谓，父子就是这样。”舜继承尧，后来的《虞书》称尧为父亲、舜为顽父嚚母；禹继承舜，后来的《史记》说禹为先人父亲鲧的功业未成而伤感。这种不可改变的称谓，与君臣关系相同。古人所说的三纲，夫妇关系也是如此。有必须改变的称谓，如皇伯考、皇兄。太甲继承外丙、仲壬时，在祭祀外丙、仲壬时都不称叔父，而称先王；汉宣帝继承昭帝，光武帝继承平帝，在祭祀昭帝、平帝时也都不称皇叔祖、皇侄孙，只称孝昭皇帝、孝平皇帝，这是因为伯叔兄弟的称谓只是生前血缘伦序的称呼，并不是宗庙中的称谓。【明代信王称熹宗为皇兄，虽然是私下称呼，但也说明明代儒者不懂礼，所以才有这种称法。】至于庙号，则可以改变，也可以仍然不改变。难道真要因为桓王在父庙、祖庙的次序，就把祖父改称父亲；因为僖公在父庙、弟弟庙的次序，就把兄长改称儿子吗？天下不能有两个君王，人不能有两个父亲；大君教人尽孝，又怎么可以用有两个根本的说法昭示天下？至于生身父亲如此，宗庙中的父庙又如此，自古至今两者仍能并行而不冲突，原因不过是：父子有明确的称谓，而宗庙中的称谓称作父庙，只是暗中依礼实行，从未在其中公开直称名号。因此侍奉宗庙时，古代称先王，如今只称某宗、某皇帝，不称某考；所奉祀的对象，古代称孝孙、曾孙，如今只称孝子皇帝某，不称臣。【这是明洪武年间制定的法令。】大概儿子不必对父亲直称儿子，但其中的意义自然完备；正如孙子不必对祖父直称孙，曾孙不必对曾祖直称曾孙，但其中的礼义自然已经包含。所以，世宗入继帝位时，武宗虽然没有亲生儿子却有了继承人，也不必把世宗作为武宗的儿子来继承；况且，称作“为人后”的人，本来就是成为所后之人的儿子。于是，应以《六经》为本，以《三礼》为考据，以孔子的《春秋》为验证，并参照两汉这些较接近古代的事例，直接断定说：世宗对于兴献王，是父子关系；对于孝宗，则是列祖与后继君主的关系；对于武宗，则是先君与嗣君的关系。这难道不是确凿无疑的吗？再说，古代经典中本来没有所谓“继嗣”的制度，杨廷和不懂古代没有继嗣的成例，却错误地拿后世的继嗣来作为依据。张璁也只知道“继嗣”和“继统”不同，却不知道古人根本没有所谓继嗣，因此在主客双方反复争辩之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他尤其不知道，古代先王关于立后的说法，并不是为了延续绝嗣。先王最看重的，只是丧事和祭祀，认为丧事和祭祀不能没有主持的人。因此，凡是没有主持人的，就为他立后，让后人主持。起初区别嫡子和庶子，以嫡子主持祭祀，这就是所谓“成父后”；没有嫡子，就让旁支庶子入继主持，这就是所谓“庶子为父后”【有儿子的人也说“为后”，但这里的“为后”并不是继绝】。所以说支庶不祭，并不是不祭祀，而是不主持祭祀。后来连支庶也没有了，这才选择应当继承的人，让他主持宗庙祭祀，这就是所谓“为之后”，也叫“为人后”。

译丧事也是这样。《丧大记》说：“丧事可以没有后嗣，却不能没有主持人。”意思是说，丧事本来有可能没有后嗣，但即使没有后嗣，也一定要让人立后，主持这件事；这就是立后的根本意义。不过，其中有所不同的，只是天子、诸侯和世袭卿大夫。大夫以下，虽然也称为之后，但最初作为大夫、士和庶人的，都不在此列。如果没有后嗣，就听其自然，难道只是因为他们地位尊贵或卑贱吗？实际上，其中仍然贯穿着亲亲的道理，难道真是说天子诸侯地位尊显，所以绝嗣就为之继承，而士庶地位低贱，任凭他们终身绝嗣而不加顾念吗？这是因为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卿大夫有三庙，百世不迁，所以百世不能断绝；士庶只有一祭，一次祭祀之后，即使有后嗣，也只是由一个人主持，不能再由另一个人继续主持，何况本来就没有后嗣呢？因此，在天子、诸侯和世袭大夫之外，只有天子的弟弟、诸侯的弟弟另立宗支的，其祭祀也百世不迁，也百世不能断绝；万一没有儿子，也一定要立后接续。这就是《仪礼》所说的“大宗不可绝”。如果大宗的诸弟分立为小宗，则五世一迁，绝了就不再续接，这就是何休所说的“小宗可绝”。这样看来，凡是立后，无非都是为了主持祭祀。因此，嫡子不称为后，是因为嫡子自己本来就有祭祀；庶子不能主持祭祀，没有后嗣时，就到宗子家中祭祀，由宗子主持祭祀，庶子自己不主持祭祀。所以《春秋》中大夫所说的“为后”，都实行主持祭祀的意义，而不以爵位作为说辞。《论语》说：“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为后。”《左传》中郑厉公说：“不能让共叔在郑国没有后嗣。”《公羊传》记季友毒杀叔牙时说：“喝下这杯酒，就在鲁国有后嗣；不喝这杯酒，就在鲁国没有后嗣。”难道他们真的是因为没有儿子，才请求立后吗？把邑地和采邑授给人，都是为了亲亲之情，于是地位高低的考虑被抹去了，谋求根本的考虑反而更深，也就可以避免因干预和争执而产生的意气。孔子在矍相举行射礼时说：“把要为别人后嗣的人排除在外。”意思是不要让那些想借此干求进身的人参与其中，以便从中谋利。至于主持丧事，君、卿、大夫仍然可以立后；但刚刚成为大夫的人以及士庶，则暂时安置其为丧主，丧事结束便撤去。《杂记》说：“士的儿子成为大夫，那么他的父亲仍是士，不可以让他为大夫主持丧事，应当让大夫的儿子主持。” 如果大夫没有儿子，就为他设置后嗣。所谓“设置后嗣”，是请另一位大夫的儿子暂时担任丧主，丧事结束后立即停止，并不像君、卿和世袭大夫那样可以永久拥有后嗣。既然如此，立后的制度竟然如此严格。所以，三代的制度是：君、卿可以立后，士庶不能立后；即使可以立后，也一定要等到本人去世以后才继承。《中庸》所说的“继绝世”，并没有像如今所说的那样，在尚未绝嗣时预先继承；那些礼书中称作“继父”的说法，都是后来的事。母亲的父亲并不是嗣父。汉代以后礼制败亡，汉孝成帝创立了预先立后的说法，迎接定陶恭王的儿子，养在宫中。虽然还没有像宋人议论礼制那样改称父子关系，但这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不过是因为赵后淫虐，在宫中杀害皇帝的继嗣，害怕事情败露，而皇帝的舅父王氏又想暗中结交未来的皇帝，以作长久打算，于是创立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完全不合古法，所以议郎耿育引用泰伯让位给文王的事来说明，已经是把不同类别的事强行相比了。高昌侯董宏又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是夏氏，而华阳夫人把庄襄王当作自己的儿子，并以此作为依据。可是夏氏和华阳夫人都是秦孝文王的夫人，这种情形就像戴妫生了卫桓公，而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又像明庄烈皇帝生于刘太后，却由李选侍抚养，不能与那件事相比。所以，君主确立储嗣，不在于早晚；如果一定要援引汉哀帝预先立嗣的旧事作为不可改变的法则，那么提前争论国本，又有什么过错呢？可是争论不止，就逐渐流于朋党，最终走向败亡。大概天下没有可以完全依赖的制度，却有可以依赖的人。宋代只是因为仁宗、英宗两代都遇到贤明的君主，所以这种说法才行得通。假使武宗此前早早确立储嗣，那么彬、宁主持的逆濠奸祸很快就会爆发。因此，让人掌管太庙香火，是正德年间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及至武宗病势危重时才迎立，即使彬、宁还在身边，也没有机会造成祸患。这和熹宗没有儿子、从未预先确定继承人相同；信王既然承受了熹宗的顾命，即使魏忠贤势力极盛，也只能低头听命，毫无办法。可见，预先立嗣不一定就有所得，不预先立嗣也不一定就有所失，情况就是这样。如今武宗留下顾命，幸好不像英宗那样预先立嗣，才没有引起满朝争论；但也应当考察古典，仿照那些合于礼而不合于体的先例，选择武宗的同宗兄弟作为武宗的后嗣。宪宗的十个皇子，难道还没有王孙吗？可是他们却议论迎立兴国，完全把武宗置于不顾，又说什么“兄终弟及”。所谓“兄终弟及”，是说孝宗的儿子、武宗的弟弟继承兄长即位；礼法上称为“有体而不正”。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庶子为父后”。嫡子是正体，庶子虽属于同一体统却不是正嫡，因为他们都与先君同出一体，却不是先君的嫡子。汉孝文帝继承孝惠帝，明庄烈皇帝继承熹宗，都是这种情况。如果是诸宗入继，就是有正而无体：先君已经绝嗣以后，取前代君王的嫡孙来继承为后；他本来是嫡子，属于正统，却不是先君所生，所以不属于先君之体。汉孝宣帝继承孝昭帝，汉平帝继承哀帝，都是这种情况。如今却用有正而无体的王孙，来取代有体而不正的庶子，这能算合于礼吗？既然已经错误地立了人，又错误地寻找依据。现在所议论的继立，虽然不属于“兄终弟及”的条文，却可以按诸宗入继的例子处理。正如前面所说，“为人后者为之子”，世宗自己有父亲兴献王，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武宗并非没有儿子，新君就是；只是不幸当时议礼的人大多缺乏学问，而他们所援引的依据，又没有一个是真正通晓经书的人。如今他们拿来争执权柄的，不是汉代师丹，就是宋代司马光。可是汉、宋都不是错误地立嗣，只是预先立嗣而已。即使是汉代师丹，也没有建立预防预立的原则，只是提出议论来压制定陶王罢了。

译然而师丹被举为茂才，实际上只是浅陋的学问。哀帝想为父亲定陶王在京师建立庙宇，本来属于正当的礼制，师丹却援引经义加以阻止。他用来阻止的理由，是说《仪礼》特别重视大宗，也就是特别重视天子的祭祀，因此不能再奉祀定陶共王；这其实是误读古经，严重违背典礼。郎中令冷褒、黄门郎段犹等人也都没有学问，只是听从师丹，结果到了濮王礼制的争论中，王珪、吕诲等人都说：“陛下厚待生父，却薄待继承的宗支；尊崇小宗，却断绝大宗。”即使欧阳修、曾巩是宋代著名的儒者，也明显与司马光、王珪相抵牾；他们所提出的议论又说：“天子承受大宗的重任。”还说：“诸侯以别子为大宗，天子以禘祭所自出的祖先为大宗。”以至于杨廷和父子也说：“皇上入继大宗，就不能再顾念小宗。”附和他们的人又说：“以臣下兼并君上，扰乱天下的名分；以小宗兼并大宗，破坏天下的统绪。”错误一层接一层，千百年来都在迷惑之中。天子、诸侯什么时候有过所谓宗支呢？正因为天子、诸侯只有一个祖、一个宗，而宗法与族属相绝，所以才另立大宗、小宗，用来同天子、诸侯区别开来。我先前所说“皇兄”“皇伯”“考”这些称呼不能用于武宗和孝宗，正是宗法的道理。所谓大宗，就是天子、诸侯的弟弟。先王认为天子至尊，不可以和同姓兄弟作为同一族属，因此凡是立了一位君主，就一定要分出君主的弟弟，使他们各自成为长幼之宗，不得与君主亲相族属。所以《大传》说：“同姓的人归从宗子，合并族属。”意思是各位同姓的王必须私下归从大小二宗，以合并自己的族属，而君主不参与其中。又说：“族人不敢用亲族的亲情去亲近君主的亲情，因为君主是尊亲。”意思是族人不得与君主相亲。大概天子的弟弟一定被封为诸侯，诸侯不敢把天子当作自己的祖；诸侯的弟弟一定成为大夫，大夫不敢把诸侯当作自己的祖。正因为不敢奉其为祖，于是便自己立祖，并由此承继为宗。所以礼书说：“分立。”儿子继承祖先，分出的别子继承为宗；别子，是君主弟弟的称呼。“别”就是分开，是说从君主那里分出。《谷梁传》说：“燕，是周王分封出来的支子。”这里的宗，就是大宗；大宗百世不迁。正因为百世不迁，所以不能断绝。前面所说“为人后者，是为大宗之后”，正是这个例证。至于宗子的儿子和宗子的弟弟，又再次分立，就另立长子来统率他们，称为小宗。小宗五世一迁，五代以后可以断绝。前面所说“小宗可以断绝”，这就是又一个证据。既然如此，大宗、小宗与天子、诸侯有什么关系呢？也可以说诸侯中也有成为天子宗支的，例如周公是武王同母弟，立为大宗；《孟子》《左传》都称鲁国为宗国，就是这个例子。若是这样，兴献王是孝宗的弟弟，正属于大宗。说世宗没有宗支，不应降格祭祀大宗，这还可以说得通；但说世宗作为大宗，不应降格祭祀小宗，就说不通了。何况王者能够祭祀自己所出自的祖先，大宗和庶子继承王位，也都能祭祀自己所出自的祖先，所以《大传》和《小记》都把三者连在一起说。如今想依据宗法，却反而使入继的君王不能祭祀自己所出自的祖先，这是什么宗法呢？况且师丹既没有学问，又缺少政治才略。班固曾说：“哀帝尊崇定陶王，是有他的用意的。”哀帝年少时在王国，看到成帝把政权交给外戚，王氏僭越而势力强盛，内心常常郁闷。即位以后，他想有所匡正，所以尊崇恭王以及扬氏、丁氏、傅氏，以削弱王太后的权力。班固是史官，他的话一定很慎重，必有所依据。但师丹却受到王莽亲近，因而接受王莽的意旨，反过来极力压制定陶王，裁抑丁氏、傅氏，名义上说是打击外戚，结果政权反而归于王氏，正好造成外戚之祸；他的学问又在哪里呢？况且天下从来没有儿子成为天子，而父亲却不称皇帝的事【议论兴献王时，主张不称皇、不立庙】。汉高祖不尊父亲为皇帝，太公就只能拿着扫帚迎候他。汉孝宣帝称史皇孙为悼皇考，光武帝称南顿君为皇考，世上从来没有认为这样过分。兴献王既然是天子的父亲，就应当称为皇考。《中庸》说：“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安葬按士的礼制，祭祀按大夫的礼制。”既然儿子成为天子，就一定要以天子之礼尊崇父亲，既然按照天子的礼制祭祀，就不能不称所祭祀的父亲为皇父；我还没有听说过有相反的道理。可是师丹没有学问，错误地引用《小记》说：“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祭祀按天子的礼制，但尸服仍穿士服；儿子没有给父亲加爵位的道理。”曾巩作《濮议》又遵循了这一说法。所谓“尸服”，是指祭祀时扮演尸的人各有服饰，并没有涉及穿这种服饰的人所祭的先人应当用什么名号。叔祖不窋失去官职，祭祀时应穿士服，却不妨碍称他为先公；王季尚未称王，祭祀时应穿弁服，却不妨碍称他为先王。这是说，既然按天子的礼制祭祀，就可以追尊为王；所谓“不能给父亲加爵位”，是完全没有读通礼书。可是，名号一定要能够说出口，既然说出口就必须能够实行。既然称为皇帝，就必须享受皇帝的祭祀；既然享受皇帝的祭祀，就必须建立皇帝的庙宇。礼制有公祭，也有私祭。宗庙祭祀属于公祭。然而，庶子成为父亲的后嗣，就可以私下祭祀自己的母亲。礼书说：“为别人立后的人，对于父母服丧一年。公子成为后嗣，对他的母亲，在自己这一代祭祀；到了孙辈，就不再祭祀。”意思是继承嫡系而成为别人后嗣的人，可以私祭庶母，但只限于本人这一代；本人去世以后，孙辈不再继续祭祀，因为恩情有终止。由此可见，礼制本来就允许私祭。因此《丧服小记》说：“王者以禘礼祭祀自己祖先所自出的祖先，以自己的祖先配享，并建立四座庙。庶子成为王，也同样如此。”庶子入继为王，并没有人阻止他祭祀自己的所出祖先，也没有人说嫡系之王应当祭祀所出祖先、建立四亲庙来配享，而庶系之王不应祭祀所出祖先、不必建立四亲庙来配享。那么它所说的“同样如此”，难道只是说也祭祀所出祖先、也祭祀四庙吗？如果礼制没有改变，就不必另作比拟；庙宇没有毁坏，也何必重新建造呢？

译所以陈祥道解释说：“为别人立后的人，虽然在所继承的宗支那里承受了重任，最终却不能废止为父母服一周年的礼制。公子成为后嗣，虽然在君母那里承受重任，也不能废止祭祀自己的母亲。那么庶子成为王，虽然拥有正统王统的七庙，难道能废止祭祀生身祖先的礼制吗？”于是，他另外建立父亲的庙宇，就像始受天命的君王祭祀自己所出的祖先一样，用来表明自己不忘本。因此，举行禘祭所出祖先的礼制，周代有姜嫄庙在七庙之外，鲁国有文王庙在五庙之外；《春秋》称文王为“出王”，称文王庙为“出王之庙”。庶子祭祀自己所出祖先，也可以用“出王”来称呼，另外建立一座庙。这样看来，支庶入继为后，在公祭之外祭祀自己所出的祖先并为之建立庙宇，是确实合于礼的【光武帝后来另立四亲庙，张纯依据这一礼制，宋代陆佃也引用它作为此礼的证据。光武帝的事见后文】。如今世宗以支庶身份入继大统，就不能不尊崇生父；既然尊崇生父，就不能不祭祀；既然祭祀，就不能不立庙；因此应在京师立庙，私下祭祀。到了穆宗以后，则派官员祭祀；实在不得已时，或毁掉庙宇，或像汉代安置悼皇考庙那样，任其废坏而不再修缮。这些做法都是考察古制、斟酌现实、依据典礼、合乎人情的，没有不相合的地方。然而杨廷和又说：“舜没有尊崇瞽瞍，光武帝却向上继承元帝。” 汉元帝并没有追尊钜鹿和南顿，这被拿来作为确凿证据；但这本来是司马光所说，而且又是一个严重错误。三代以前没有追王的典礼，《易》中所说的“与否”，具体情况已经无法知道。如果他只举瞽瞍为例，一定是因为《国语·祭法》说“郊祭鲧，郊祭稷”，认为鲧、稷已经被追尊，唯独舜的父亲缺少追尊，所以才这样说。但《国语》说“郊祭尧而宗奉舜”，《祭法》说“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都没有提到瞽瞍。因此拿它来说明问题，却不知道这仍然不对：舜并不是不想尊崇父亲，而是古代追尊、郊祭、禘祭，都是对世代拥有天下的人说的。舜继承尧而拥有天下，随即又把自己承受的天下传给禹，因此在舜本人这一代已经不能追尊瞽瞍，又怎么能把瞽瞍推举出来追尊呢？所以夏后氏尊奉禹，商人尊奉汤，周人尊奉武王，都是先由本人作为宗主，然后才能尊崇父亲；舜又以谁为宗主呢？因此《国语》说“郊祭尧而宗奉舜”，《祭法》把它说成“以尧为宗”，正是因为没有可以追尊的对象。贾侍中却强行解释，说舜在世时本来应当尊奉尧，舜去世以后，子孙自然应当尊奉舜。舜的子孙虽然应该尊奉舜，但显然不能再郊祭尧而把舜作为宗主。何况商人禘祭舜，更是毫无道理；舜与商有什么关系，商人的子孙忽然禘祭妫姓的祖先呢？舜没有被追尊，《祭法》说得很清楚，不可任凭臆见扰乱经义。至于说光武帝向上继承元帝，却没有追尊钜鹿和南顿，更是极其荒谬。光武帝从来没有继承元帝，他是长沙定王的后代。按世次说，他与成帝是兄弟，与哀帝的侄子平帝是从孙。不了解宗庙次序的人，妄称从祖不应继承从孙；而谶纬中又恰好有“赤九世昌”的文字，于是说汉高祖至元帝恰好八世，光武帝应当处在第九世，所以应继承元帝。这种说法见于《汉官仪》，但最终并没有实行。光武帝正逢中兴汉室，同时又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本来不应上继元帝，却也不是继承平帝；他仍然以高帝为祖，同时把钜鹿、南顿以上的四位亲属列入宗庙，正如明代在庙室中祭祀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并禘祭自己所出的祖先，谁能说不对呢？可是他们却采纳张纯、朱浮的议论，与大司徒欧阳涉多方更定继承统绪；前代不祭祀生父，反而为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建立四亲庙，又在舂陵另立所出四亲庙，把节侯作为高祖考庙，郁林太守作为曾祖考庙，钜鹿尉作为祖考庙，南顿令作为考庙，并且都加上“皇”字。他们之所以把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立为四亲，是因为以叔祖作为祢，以从孙作为叔父，以侄子作为祖，以弟弟作为曾祖，以侄子作为高祖叔父，正如前面所说以武宗为祢、以孝宗为祖。他们另立南顿以上的四亲庙，是因为庶子入继为王，可以祭祀自己所出的祖先，私下建立四庙并进行祭祀；这正如前面所说，在京师建立兴献王庙，称为皇考庙，生前由世宗亲自祭祀，死后派官员祭祀。假如欧阳修真正善于读书，张璁果真懂得礼制，就应当引用这个事例作为称父、称母、称皇考以及另立四庙的证据。可是欧阳修没有说，司马光却说了；张璁没有说，杨廷和却说了。东家的一把刀，被西家拿来杀东家，而东西两家都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刀。司马光进呈《稽古录》，自称通晓《资治通鉴》，却连汉代史实都不了解；杨廷和的儿子杨慎自号《博通录》，所涉及的杂事很多，却连一遍《后汉书》都没有读过。他们欺骗经书、欺骗史书、欺骗先王、欺骗当今皇帝，也欺骗后世，竟到了这种地步。世宗初年，本来只求不改变父亲的称号，勉强保留“皇”的名号，并在安陆建立庙宇，稍稍伸张追念父亲的孝情；他们却过分加以裁抑，肆意激起分裂，不思考应当怎样安置皇帝祭祀父亲的情感，导致皇帝极为愤怒，反而薄待所继承的宗支，重重打击两宫，以至于失礼。张璁一人稍微懂得名分义理，可惜当时已经去世，于是桂萼、霍韬、丰坊、严嵩等人一齐反对，主张称睿宗并让他入太庙、配享天地。他们对堤防失误太过急迫，终于形成大决口，一败到底，再也无法挽救。这是谁造成的呢？由此可见，国家遇到大事，任官参与议定制度，绝不能没有学问。我于是略微阅览各篇奏疏，把其中引用依据最为不合道理的地方逐条辨析如下，恳请同馆诸位官员共同考证。

译《西河集》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十三。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馆中拟判。遗弃鞋子的判词。甲控告妻子半夜遗弃鞋履，诉状说：“观灯时人多拥挤踩踏，所以丢失。” 春日科举中式者列烛而行，士女都在街上行走。半夜传递柑橘，细君又在哪里呢？天津桥遥远，星光如流，火树如林。安福门高耸，人在火炬的光影之中。大概是靠近香车时人群拥挤踩踏，才使珠履悄悄遗失。对妇人来说，不是自己失足；对甲来说，长途行走又害怕露水太多。瓜田还没有收获，为什么要踏着地面唱歌而来？莲步相连，最终却落在凌波袜底。事情本来不同于漳台卖鞋，难以像楚国那样搜寻。甲又不是东郭先生，谁来怜惜他满街寻找雪地脚印？走近西邻家时，又羞于看见月光偏偏照在地上。难道是蔡琰诉说丈夫，还是像皇甫谧那样赤脚下拜士人？虽然丢弃鞋履还没有受到官府刑罚，也应当申明闺门教训。巫女伎乐受戏弄判。颍上东北有一座庙，甲家的女子在庙中表演乐舞娱神，悬挂在盾牌上，故意装作将要坠落。乙害怕她真的掉下来，便伸手拉住并抱住她；女子责怪乙有调戏之心，乙不服。下蔡是古县，颍川是旧封地。当地人用鸡骨占卜，习俗崇尚祭祀牛王；丛坛石上陈列着三种祭品，野庙栏杆旁群巫进场起舞。将要以婆娑姿态娱神时，便把女子悬在绳索之间；她腾身应节，恍惚像濯燕衔花，撒开衣带在空中盘旋，又像晴天彩虹吸取露水。她踢着红绳忽然下降，勾住一寸之处便能停留，白鞋粘在高处，脚步倾斜，仿佛将要坠落，所以故意跳跃而脸色发颤，使观看的人顿生怜惜。伎艺临近炫耀之处，总使过目的人都为之迷醉；压轴看场的人竟然转身上前抱住她。楼前惊落脂粉，只怕珍珠落到手掌上；长裙空自忧愁仙人离去，眼见她招手却不明白其中意思。即使伸手相援，又能说明什么呢？不过是愚蠢的情意，轻率地听从了戏谑之辞。争论高粱、粟的名称判。行唐县妇女嫁给山阴县的农民，劝丈夫种高粱。丈夫坚持说应种粟，直到作物长成仍然责骂她。妻子来自一个女子家族，家在胭脂河边；于是丈夫愿意在宛委山前播种耕作，在秦氏园旁的桑树荫下劳作，在西施居住的地方分食杏粥。黑牛刚下山坡，夕阳还没有落下，正适合锄除藜草。斑鸟忽然鸣叫，林间春雨将至，正好浸润谷物。劝勉三农及时从事农作，使各种作物都均匀生长。青色秧苗虽然还没有发芽，却各自已有名称；黄色谷壳等待开放，也早已划定了种植的地方。然而乡里有句俗谚：高粱和粟叫法不同，夫妇本应唱和随从，南北却有不同的称呼。买田并不是为了做官，丈夫请求种秫，妻子请求种粳。娶妻难道是为了寻找兄长吗？先疑心是黍，再疑心是稷，只想着把问题交给自己判断，名称却任由别人添加。僧院把萱花称为平虑草，也并不算乖张；《诗经》笺注把菉草解释为王刍，又有什么值得责骂的呢？应当警戒多嘴责难的过错，暗中消除夫妻反目的过失。孝廉因为稍微弯腰而受殴辱判【旧题】。甲是孝廉，到公车署应试，回乡时在里门遇见旧友乙。乙随即作长揖，甲只是稍微弯腰便离去。乙起身回望，心中不平，拉甲回到原处，扼住甲的脖子，从里面跨骑在他身上，使甲从后面爬出。甲控告乙殴打侮辱。甲有幸登上公车，慢慢回到乡里。张凭成为孝廉，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平津侯做博士，便遇见了旧友。因为胸襟全然卑下，所以看见别人便显得格外威严。他在车前盘旋作势，却不想自己以贫贱自我骄矜；在道路旁迎接别人，妄称将军向宾客作揖。第一次任命时弯腰，第二次任命时更加低头，叩首实在很难做到。佩带下垂就是我的佩带，弯腰低头又何必让自己惭愧？庞德公也曾使人望着尘土下拜；豪杰难道是任城王吗，竟然捧手走到前面？如果不是郦生游说，成事一定会招来灌夫的愤怒。乙若能起来，虽然可称性情粗鲁，实际上却大快舆论人心。官吏果真强项，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人如果挺直身体，怎么会难以从胯下出来？簳篨不善于俯身，那就倒着走、反着施行他的臀部礼。尾巴也能翘高，为什么先前傲慢而后来恭敬？自己侮辱自己，也就该受人侮辱；打他是应当的。悖逆而出，悖逆而入，这点羞辱又有什么值得说的？蔡邕遗弃妻子判【旧题】。大昌县令出身进士，判决属民遗弃妻子，援引蔡邕被属吏告发的旧事比拟，不能让属吏承担责任，属吏不服【原稿没有“系进士出身”五字，今据旧题补入八字】。面对巫娥所在的邻县，不禁感叹女子遭受离异。拉车离去没有阻拦，只能白白把枣树留在东邻家。曾经吐唾沫在井中，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只能在山下采蘼芜草。夫妻分开后打碎了宝镜，银瓶也坠入井绳之间。野鹤独自飞翔，人正倚着门户；江鱼成双跃起，妻子却还没有回家。确实有些像鲍永那样迂腐疏阔，也应当辨明秋胡那样的轻薄。甲早已取得仕籍，曾经授有文林郎的资格，所学文章可以研习揣摩；已经成为进士，公文簿册也能阅览，并非不能入仕，只是可惜用季路的一句话毁坏了中郎一生的名声。把当场的傀儡拖走，像鲍老那样无情；在孤馆弹琵琶，蔡邕却成了不孝之人。以致功曹坐着长啸，反而追究属吏行为违失。太白星进入东井，实在只是因为口渴；班固没有入选赋才，难道是因为愚蠢吗？既然属吏理直，面前又有词令，甲就应当谦退自省。井田判【旧题】。县中申报说，岁十月有八人，里胥跟随妇女们夜间纺绩，每月考核四十五功，听任她们歌咏，过路人认为很好，便在路上宣扬；按察使禁止此事，太师认为按察使失职而作词申斥。推究闾师的职责，以及古代女工制度中有关妇功的记载，妇女纺织在井田制度中本来就有明确规定，地官对此负有重要职责。因此遒人手持木铎巡行，不避深夜；掌管籥管的人吹奏豳歌，响应夜间劳作。此时凉风刚起，篱边传来促织声，洁白的月亮初升，门外有人搓绳；陈旧的麻线缠成麻总，却没有拿到三条道上去。齐女的灯光曾经照亮四面墙壁，和同巷纺纑的妇女相比，考察这个乡里的纺绩功课，一里之内也有期限。只是担心美好时光流逝，所以各位里胥承担率先劳作的责任，整夜往来不息。红花染红指甲，剥去花瓣便留下纹理；白苎麻装满筐子，远远看去像雪。每个月限定二十九日，计算起来应有四十五功。然而陶家独居的女子尚且有哀歌，漆室相逢的女子难道没有长叹？怜悯孤独寡妇劳作艰苦，不敢弹琴；悲伤寒门女子多愁善感，于是停下织机。借这穷屋中的欢笑，调和漫长夜晚的娱乐。乡中负责监察的人本来不是偷听的狂夫，路上的行人正是采集民歌的使者。听到歌咏便劝止她们不要败坏风俗，这难道不是善意吗？如果把燕乐称为淫乐而禁止它，那就是失职了。应当记住太师鼓舞民众的本意，不要借按察之名制造纷扰。《西河集》卷十三。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十四。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