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四十八

译《雪园集序》。我和昌其是邻居，小时候一同在塾师沈四先生门下读书。我九岁作文，十岁便参加童子科考试；昌其比我小三岁，刚满九岁就参加考试。他曾说：“我没有什么能够超过你。”不过先父所作的应试文章，已经达到谷一熟的程度了。后来遭逢国变，燕京失守，留都相继改号而溃败，西陵的烽火一直传到瓯粤，乡里的人纷纷逃散。我当时正避居南山，和沈七、包二先生、蔡五十一子伯做四位隐士，挖掘土室，把藏书排列在其中，按日计时遍读；而昌其正逃居在山阴的马社，我们彼此没有消息。等到 王师向东攻取土地，风声鹤唳稍稍平定，我出面主持文社，考钟击鼓，召集各位名士，才得以同昌其一起主持东江的会集。我们饮酒高歌，流着眼泪谈论旧日故交。然而昌其已经参加考试，每次考试总是第一，声名显赫，成为诸场考试者中的首领。其他应试者一见到他，便自认不如，称他为先生。当时昌其间或作诗，曾拿一卷给子伯看，刊刻流传于世，世人多称赞它；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见过他的全部诗作。等到我避开世人离去，周游淮蔡，十年没有相见，而昌其已经厌弃人世，不能再赴试。我曾说昌其怀抱志向而死，遗憾没有留下可以表明他的应试文章，无法考验其一生，而他平生的吟咏也没有在当时流传。后来我请假归来，闭门十年；昌其的儿子能够发掘父亲所收藏的遗稿，校订篇什，搜寻整理缺失散佚的作品，交付刊刻，并请我作序。当我同昌其交游时，沈七早已去世，子伯和包二先生各有诗文数十卷，收藏在子弟家中。几年前，沈七遗下的儿子去世而没有后嗣；今年八月，子伯的儿子不幸已经娶妻，而上天却让他早逝，他所遗留的文集也不知道被丢弃到哪里去了。只有包二先生的孙辈已经长大，他的别集中有一部叫《虫弋编》的作品，大约三十多卷。我嘱咐他早日刊刻，但他的孙子不加戒备，被无赖子弟偷走了数卷。唯独昌其的儿子能够珍爱并保存父亲的著作，广泛收集父亲遗留下来的文泽，使它流传后世。昌其超过常人的地方，不只是应试文章已经达到谷一熟的程度而已。《袁春坊试浙纪程诗序》。我在史馆任职时，曾同袁子杜少分领起草文书的事务；每天窗纸映出日落，我们必定停笔，相对吟诵一首诗，然后骑马出东华门。计算在长安相聚以及直到如今分别的时间，南北各处异地，大约有十五六年。丙子年乡试时，大比举行，皇帝从征伐归来，准许大臣的请求，扩大乡试名额；杜少奉天子简命，主持浙江乡试。因此在发榜之后，按惯例前去拜谒致谢，在官亭见到杜少，挽着他的衣袖，却仿佛彼此不相认识；他的毛发、容貌、牙齿都比从前大为衰减，可知他因守养父母而重新入仕，劳苦已经很久了。然而他仍然四面顾盼，神情慷慨如同平时；自称身体无恙，除此之外又忙于帘内灯下写短札，每天阅看试卷，没有空闲同帘房官员作诗，仿佛嘉祐年间的旧事。只是他乘车南来，在津亭记载行程，合得绝句若干首，寄给我看。我接受诵读这些诗，觉得其风骨峻拔高上，同当年我们相对时并没有相差太远；可是他亲身走在漫长道路上，心中悬念着朝廷，对所经过的地方无不按照诏令品评，偶然有遗漏规条的地方便十分谨慎。还没有剖开蚌壳就担心能否得到珍珠，车箱中装满青玉婴珞也是理所当然。罔象进入水中，尚且不能辨认龙和鱼，何况在漆黑的屋子里探取麸金，还要称量细小的锱铢而毫厘不差，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杜少自己说：“我刚进入公署，抚军便拿扩大乡试名额的事来征询我；我于是高兴地作了一首口号诗，附在《纪程诗》的末尾。我挑选所作的诗，恰好得到七十一首，同抚军征询扩大名额的数字相合，它同神明相通竟到了如此地步。”只是我又有更深的感触。从前有人说长安的月色比乡县明亮，洛阳的花朵比其他山谷灿烂；并不是花月本身有差别，而是所处、所见的地方不同。如今杜少所奉使的身份不同于从前，而我归田已经多年，远远比不上当年骑马经过红墙、彼此相对吟咏歌唱的旧事。然而杜少作诗，同我观看杜少的诗，前后却完全一样。杜少名传千秋，难道还会把片刻分别当作今日和往昔的差别吗？既然如此，从今以后相互思念，观看杜少所作的诗，也还是这样罢了。

译《重刻杨椒山集序》。我年轻时读《王章传》，眼泪流满面，突然走出去面对客人，无法掩饰。客人惊讶地问原因，我说：“我是读了王仲卿的传记。”后来读杨椒山亲自撰写的年谱，惊讶地说：“这不就是王仲卿吗？”仲卿在长安求学，独自同妻子居住，生病时连卧被也没有，只能钻进牛衣里；这同椒山读书时没有卧被相同。仲卿任谏大夫，升任左曹，弹劾宦官石显，被免官；这同椒山任南部员外郎，升任北部，弹劾咸宁侯仇鸾，降为典史相同。仲卿从司隶校尉起任，升为京兆尹，立即弹劾皇帝的舅父、大将军、辅政王凤，被下廷尉狱，后来死去；椒山从刑部员外郎起任，调任兵部武选司，立即弹劾严嵩，被下诏狱，判处死刑；又相同。而且仲卿上封事因日食，椒山入朝上奏也因日食。仲卿获罪是因为指斥张美人，椒山获罪也是因为牵连二王。不同的是，两人的妻子都阻止他们上书，而椒山的妻子张夫人请求代替丈夫受死，仲卿却没有这种事。然而仲卿下狱时，妻子、女儿也同时被收捕系狱。女儿十二岁，夜里起来号哭说：“平时狱卒在狱上呼喊囚犯，数目常常到九人；今天却到八人就停了，先死的人一定是我的父亲。” 到了早晨，仲卿果然死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被迁徙到合浦，这样看来，他妻子遭受的惨祸比椒山更为严重。我曾进入史馆，问同馆的官员：“椒山的传记还没有撰成吗？”他说：“还没有。”我说：“这是本朝少有的几位人物之一，难道不应当特别起草传记，等待分馆审核吗？”同馆官员没有回答。后来我隐约听说史馆有人上奏说：“孝宗不是贤明的君主，阳明不是道学家，东林党人不是君子。认为儒者论事只应当用迂曲来保全自己，不应当激切直陈。东林的争论每每开始于意气，最后成为朋党；这些都由嘉靖、隆庆年间刚愎直率的习气开启。”这大概是在暗中指斥椒山。我说：“那么像汉代的王章那样的人，难道不是君子吗？”他说：“王章不懂轻重，言辞过于激烈而招致杀身，哪里称得上君子？你没有读胡氏致堂的史论吗？他对两汉人物大多斥责，认为他们不值一钱；所以朱氏传王安石为名臣，却称秦桧这个太师是最有骨力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轻易行动。即使岳忠武这样的人死了，还要讥讽他横冲直刺；他只是一味直向前厮杀，不能有所变通，其他事情也就可知了。”我气塞而离去。然而回到馆舍，查阅旧史，见赵宋两朝因关系君国而惨死的人不下十数百人，而《宋史·忠义传》中竟没有一个讲学之徒列在其中；这才知道轻视事功、同时也轻视气节，都是宋学的陋习，并不是人之常情。如今我离开史馆又十多年了。康熙丁丑年，同乡章子钰有感于椒山的为人，取椒山传记中的年谱，同他平生的诗文合编为上下两卷，准备刊刻出来给世人看，并请我作序。我读着这些文字，眼泪滴滴落下，如同从前读王章传时一样。章子虽然不讲学，却没有泯灭自己的本心；他是文艺界的豪杰，能够攻治经生所学，年纪还不到贾谊那样，就独自奋发慷慨，听到椒山的遗风而受到激励。并且又辑录他的遗文，唯恐不能流传后世，急切地公之于世，这难道不是君子所用心的地方吗？椒山是文士，他对于圣贤之学是否真正相合，我不知道；然而读他的奏疏，可以知道君臣之义；读他的告诫儿子的文章，可以知道父子之情；读张夫人代丈夫上疏，可以知道夫妻之道；读王继津的书信和弇州王氏所作的行状，可以知道朋友交往之义。至于兄弟之情，年谱中的记载也十分明显。近来谈论学问的人，动不动就轻视事功、鄙弃气节，甚至有人攻击阳明之学来显示自己的得意。阳明的事功，固然应当受到轻视；然而气节却是君子的大概和根本。椒山不幸同王章相似；两汉的儒术长期不被宋学认可，而阳明又不幸在龙场以前同椒山相似。道学既然难以谈论，而两人的气节又远远不如权相所谓的骨力；可是仍然有人愿意读他们的书、感念他们的为人，唯恐他们不能流传后世，急切地把他们的事迹公之于世，像章子这样的人就是如此。这说明人心还没有灭亡，君子之道仍然可以实行。世上有人看到这部集子而受到激发吗？如果有，那么也可以像我读仲卿传那样去读它。《郭总制观风集序》。古代总制掌管一方州郡的职任，虽然由宰相遥领，但雄藩重镇实际上专掌军事。只有幕府招纳士人时，聘任荐举的盛况，常常同公府设置属吏、王国任命官员互相配合。如今文武官员都受同一法令约束，每三年考察才俊，首先把他们的姓名列在贡士名册上。即使刚刚到任，也可以考察士人的文章，检验士习的好坏，这叫作观风。这一制度自 开国以来直到今天，已经光明显著很久了。汾阳郭公，承受了 天子宠信任用您，由直隶中丞改任闽浙总制。才一个月，就能扬清激浊、振肃纲纪，使官吏望风知所取法；循良的官员彼此劝勉，贪墨者受到告诫，也都自行洗心革面。父老歌咏思念您，说您驻守闽疆时，旌门相隔，只希望见您一面；捧着您的衣襟，如同捧着鞋子瞻仰，见您舒展眉头、抬起下巴、展颜而笑，即使得到您的叱咤也不可多得。众多士人又何等幸运，竟得以请您考试，接受您的教诲，受到您的简拔和拂拭？这样看来，四民之中最先受到重视的，莫过于士人了。于是士人也感激军门的颁赐，便借此刊刻您的文章，传播到远近各处。又因为您把撰写文辞的职事交给我，让我记述此事，便把这些话写在文集的开头。文章的盛衰，关系到国家气运；太平盛世将要开启时，文章就会昌明博大，归于雅正。浙江虽然人才很多，但一经您的指授，文教必然改变，这本来不用说。只是我听说去年秋天您北征。皇上从黑鲁仑回来，想到您的劳苦，命画苑侍从之臣在扇面上绘制《闗山堠望图》，并亲自题写。又御制《凯旋诗》一章，慰劳并赐给您。还谕告说闽地湿热，替您以清风解暑。君臣彼此喜悦，情意实在深厚；然而这也表明圣明的治理没有偏废。即使稍微间歇武备，也不忘文治。如今小丑已经荡平，荒远地区前来朝王，边关数万里，全都归入我国的车服制度。六军奏凯，正是普天下欢庆、仰贺升平的时候，而您拿出一编试义文章，铺陈弘扬文治，并且把它作为歌咏帝王功德、彰明文治的作品，那么这部选录虽然微小，似乎也可以说是从这里报答皇上以清风解暑那番谕告的开始。我知道歌颂文武之道、宪章邦国的文章，将从此兴盛起来。因此在编纂之际，谨慎地插笔作书，欢欣起舞，并附上这些话。

译《汇刻小试文卷序》唐宋时期赴试的举子，先把词业进呈给有关官署。所谓词业，就是举子一生所作的文章。明代却不是这样，士人临应科举时，便把自己的文章藏起来，不让它同主管官署相通；平日读书作文，往往结成群体，按同类聚集，在乡里之间创立文社。写作没有多少篇，就把文章刻板刊行于世。与乡试的行稿、礼部的房牍相比，声势扩大了一倍。假如不是社中文章已有名声，即使考中乡试、参加礼部会试，仍不能列入馆局侍从的选拔。如今又不同了，士子不创社，也不刻文；拿出自己的词业，不能同乡试行稿、礼部房牍一起流行于文坛。然而行稿、房牍中的文章，也都是他们自己的文章。礼部没有房本，乡试撤帘以后，行卷又不齐全，书坊便搜集未售出的文章，伪装成举业；而那些中举的人也往往到处借用他人的文章来装饰自己。它的鄙陋虽然还没有公开流行，但这种弊端已经流行完了。徐子二吉和同人作文，声气相应、志趣相求，从未带着祭祀宴饮、结盟防备的习气；然而他们所感召的声气，使众人共同兴起而作文，早早传播到远近各地。他们应试后中举离去的人，无法一一列举。于是他们不借助词业，也不依靠社中文章，只把平生参加小试时的各类文牍刊刻流传于世。试场文牍与乡试、会试的文牍本来是一样的；在乡试、礼部会试中考试，与在州县考试，也没有不同。中举的人既然可以携带两场考试的文章流行于当世，那么已经中举和尚未中举的人，也都可以借小试文章显露自己的才技。九鼎放在门外，同放在宗庙没有差别；太阿剑具有神威，既可以斩断兕虎，也可以挥击晋、郑两国的军队。因此，小试文卷自然应当同乡试、会试的朱墨文章一同流传于世，又何必纠缠于唐宋词业和明代社文的种种分别呢？《吴司教偕许太夫人八十双寿序》庚午年秋天，吴子介臣以第一名考中，成为这一科的解首，我的儿子名列其后。按照旧例，同榜中式的人要记载年龄，并记录他们的籍贯、姓氏家族以及父母是否在世；父母俱在的，题作“具庆”。当时拆开试卷，得知有两位“具庆”之人，我很羡慕他们。但我年长久居乡里，儿子又像我一样，不免怀有思念生身父母的叹息。只有介臣能在堂上奉养父母，白发之年仍没有缺憾的话。我曾读《孟子》，疑惑君子的三种快乐，上至父母，中至俯仰无愧，下至教育后代，却没有把一身出处之间的显达和隐晦分别说清。难道是轻视仕进吗？我的意思是，仕进是用来使父母快乐的手段，而不是我自己以仕进为快乐的凭借。于是介臣亲自说：“我哪里敢拿父母的年寿来求取荣华显达呢？”父母还能有多少年寿呢？幸而他们两人都随计车入京，后来没有登礼部之门，还能背米归来，穿着斑斓衣服。万一取得仕籍而显达，这个身体就是君上的身体了，那时想求得此身来侍奉父母就难了。这样在家中端居奉亲又过了六年。天子北伐归来，停止武事而修明文治，仍然按照乡试取士的年份举行考试；这时介臣的尊父先生七十九岁，第二年才满八十而杖国，许太夫人正好八十岁。亲朋谋划为他们祝寿，便来向我求写寿文。我听说先生祖籍婺源，族望甲于当地；我幼年时亲眼见到他的祖伯、太常卿，曾上疏弹劾魏珰，营救杨忠烈，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先生二十岁时接受四门博士荐贡，留都之中争相求取仕进，以不辜负门第声望，于是 明清易代以来，仅仅得到充任分水教谕的职位，便以孟安人在堂为由请求奉养父母，归回乡里。太夫人年轻时出身高贵，本是中丞的孙女，由世父大防公家抚养。那时一家人才俊并出，正处在鼎盛时期。但太夫人的兄长由副使分守蕲黄，被宪贼胁迫，因不屈服而遇害。虽然已经追赠为太仆卿，终因以一身报国的缘故，家世衰落。太夫人每每谈到此事，内心便忧痛不已，所以先生平日读书训子，从不不急切追求仕进。但他一生生活拮据，专以奉养孟安人为谨慎自持。因此兵乱刚刚平定，又接连遭遇歉收，太夫人身为珠玉锦绣之家出身，却亲自为贫家操持家务，一点也不懈怠。即便如此，她还因为先生身为幼子，不能在晚年奉养父母而感到遗憾。如今先生年近八十，耳目聪明，骨骼强健、筋力坚韧，手中不需扶持，双足还能阔步行走。他衣冠端正，常与士子谈论道理，娓娓不倦，整日不停。我曾想举荐他参加耆英之会，追随在他身后，却还要等待时机。太夫人充分具有母仪，通家子弟到堂下拜见她时，提起衣襟询问起居；她头发虽已斑白，步行饮食都同平常一样。这些都是为人子女所愿望、却不容易得到的福分。年满八十一岁，是难得的事；夫妻同年，也是难得的事；身体健康强壮，不被岁月消耗损害，是第三件难得的事。何况在举杯祝寿之年，正逢取解士的年份，介臣又同诸位士子一起登上建礼使的门第，仍然在两场考试中名列前茅吗？这样就要入仕做官了。若在京城做禁近之臣，应当在那里修建奉养父母的堂舍；假如他跟随槐省、太学中的学人，选入东馆，那么在官邸中迎养父母，也正不会废弃。除了三种快乐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使父母快乐的事情吗？我便由此进一步思考。起初我归田时，厌烦写寿辞，只选择八九十岁之间年纪最高的人偶尔答应；近来则一概不再答应。我认为，年过七十，怎么可以一次次替老朽之人拿笔讨好别人？所以绣屏锦幛上的寿辞，都任由别人来写，我只在其中署名；唯独遇到先生和太夫人，我欣然提笔。这难道是因为我的儿子与他们同榜，便迎合所爱吗？实在是因为推及古今，这样的事情很难遇到，所以能在其中落笔，深感幸运。何况又是我家人所应当祝贺的事情呢。

译《龙山祝矜删诗序》我自乙丑年归田以后，年过六十，衰老多病，不能写作文章。遇到亲友制作庆贺、吊唁的屏幛，撰写碑碣以及诗文集序，我都听任他们自己作文，只署上年月、姓名和印记便离去。甚至有人伪造我的手书刻在碑版上，我见到后也只是低头说自己不敏，不敢直接承认。这样又过了十年。祝子矜删偶然拿出他近来所作的诗，请我写序；我喜爱这些诗，留下了稿子而没有推辞，也没有叫他自己写。然而我急切于事务，不能立即答应，把它丢在案头左边，过了半年，自己想到古代书画家见到名人的遗迹，眷恋不舍；但我又不能在篇首作序、篇末作跋，替他编次佳作，于是只想署一个名字，题作“某观”。我读矜删的诗，难道可以不署一个名字厕身其中吗？近世作诗的人喜欢谈论二宋，而如今又正处在小小变化的关头：明代的旧有藩篱已经洗涤，二宋轻佻粗俗的习气也已除去。恐怕从今以后，应该有独自开辟意境、推陈出新的人来重新开创诗道，而矜删走在了前面。我从他的诗中看到了这一点。既然如此，观赏它与为它作序，不是没有区别了吗？凭矜删的才华和学问，无论写古文还是今文，都能超然独得，往往高出常人；而我都能够从中观赏并认识到这一点。何况是诗呢？《胡飞九诗词集序》学者兼有多种才华，在一方面伸展自如的，或许在另一方面反而不足。张平子没有五言佳诗；假如让梅都官和柳屯田互换所长来比较，那么诗和词便会有所缺失。何况近代科举文章另立一科，又有方圆黝垩等严格格式，必然不能彼此贯通吗？依我看，胡子飞九却不是这样。飞九出身名门，承袭世代学问，刚束发便出仕，与文坛老辈争衡。他曾自号潜九，又号飞九。至于他时而雄健鸣放、时而潜藏幽深，我不能测知他的飞腾和潜隐究竟到达何处。然而同他相对，如面对泰山、华山的奇峰，突兀高耸千尺；又见他沉静肃穆，仿佛同他一起忘却于无言的天空。至于感慨时事、赋写所见，偶然有所触发，便指爪飞扬，兴致勃发；而且构思精巧曲折，犹如纂组机织的工巧，调配青黄文采，究竟是多么神奇啊！去年冬天，飞九把他的小品、诗、词、文稿拿给我看，我留在几案上，舍不得放下。可惜年老无聊，每逢想到旧日交游，总是忧伤怀念。飞九集中那些赠答诗，全都是当年四十余年间老友们离别、生死、契阔的往事，而我不能再见到他们；如今都在这些诗中重新见到了。就连这里题名下的宇台、景宣、秦亭、野君等老友，当年在洛水之滨曲水宴饮，彼此慷慨相对的情景，仍清清楚楚如同昨日，何况其他人呢？这样看来，飞九的诗、文和词长期受到老辈称许，确实是有这样的原因。《吴中书庐墓序》古代的倚庐在中门之外，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却夜里住在外面，见到的人就会吊唁他，所以《礼》说：“父亲为众子服丧，就不在外面结庐。”这都是为了说明倚庐的次序，它必定在门外。如今门外不设置倚庐，庭院之外也不设置垩室，却有人到墓堂睡卧，便把那里当作庐墓，这并不是孝道。难道没有哭完祭就回到寝室，才算孝吗？古人不在墓旁结庐，并不是说墓地不能结庐，只是因为还有“死徙无出乡”的规定。凡是安葬父母，必定不越出乡里范围；而古代的葬法又不许妨碍田地，即使棺木距离田地只有咫尺，也还要起来耕种。正因为这样，墓地不能夯土、植树，想要开辟铺设苫草土块的地方，也没有容纳之处。如今吴子以宰相判官的身份，把母亲一品夫人的坟墓建在空山上，又在旁边结庐，人们都感到奇怪。我听说后却认为很好。这种礼制在今天已经不实行，差不多三百年了。我小时候听说先父守墓，曾说要种桐树，便借宿在墓旁盛氏家中；司空张嵿又因为喜爱枫树而自号枫丘，借徘徊在枫树之间寄托思慕。为什么这样做？是怕惊动听闻。如今 天子极其孝顺，正值 太皇太后宾天之年，曾经准备巾车、苇庐，居住在 乾清门外，臣工们也受到感化。相公李公于是回到庐江，在庐江北门的山冈结庐；我的朋友祭酒汪君则在西湖墓地之间修建垩室。如今吴子又相继起而仿效。数百年来，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结庐守墓原来可以这样。居住在乡里门内尚且厌倦，即使是山角海边，也还想张设帷幕，睡卧居处其中；何况是先人的安乐之丘，早晨在这里、晚上也在这里，它同遥望都亭、驰骋哨堡相比，意义还要超过。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安闲呢？世上如果有人说这是不孝，且读《论语》的注，其中有一句说：“人的本性只有仁，哪里曾有孝悌？”我长久以来深深厌恶这句话，却无从发泄，因此题写此篇。《西河集》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四十九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二十六） 《重修族谱序》我族以魏尚书仆射孝先公为远祖，以南渡直言敢谏、科举进士、官至侍御史的叔度公为两浙始祖，以元初处士贵诚公为余姚始祖，以明代追赠朝议大夫、福建都转运盐使司同知坦然公为萧山始祖，传到我已经十代了。从明正统以后直到今天康熙年间，共一百五十年间，族中世世代代都有登仕籍的人；但在余姚，男丁多而族人繁盛，在萧山，男丁少而族属不充。兵乱火灾以后，族谱荒废了。我小时候听族祖礼部公说：“宁七府君的坟在余姚师姑峤冬青树旁。当石阡公征讨苗族时，恰逢余姚参政公任贵州提学副使，兄弟同辈，同时在贵州做官；归来后在师姑峤冬青树下祭墓，并在山中树立旌表。等到榜眼公于嘉靖己未年任翰林编修，看墓相的人说：‘师姑峤坟后六十年，也应当有一位以鼎甲身份任翰林的人。’到了万历四十七年，又正值己未年，但他的话没有应验。至康熙己未年，我才以制科应召，凡是取中的人，依照宋代制科的旧例，全都凭上等试卷授官翰林，如同鼎甲中式者不必经过庶常馆就能授为编修、检讨。因此坟墓所预示的事情，历时长久而没有间断，就是这样。” 如今族人已经分散居住，只能借助族谱记载；但族谱又残缺脱落。我的弟弟大观于是竭力承担责任，增修族谱。我告诉他说：“古代贵在分宗，姓分开而成为氏，氏再分开而成为族，这就是古制。如今贵在合族，族合起来仍然归于氏，氏合起来仍然归于姓。萧山的五大房，本来就是一房；余姚的三大支，本来就是一支，这就是合族。合在一起，就像磐石、牙齿和下颌彼此咬合；相互联结，又像葛藤和瓜蔓，根株枝叶互相缠绕，多有所凭依。仆射公虽然相距遥远，昭明的祖德仿佛仍在眼前。族谱完成时，因此把萧山和余姚两地祖宗坟墓虽历时久远却没有隔绝的情况，写在篇首。”

译《合肥相公千首诗序》合肥夫子亲自把自己的诗从一万首删定为一千首，说：“我家有许多以文学著名的宰相，但自从明远以后，流传下来的诗大都不满一千首，大概世上没有留下万首诗的宰相集子。”我曾说，夫子有三种不朽：德行和功业早已显现在天下人面前，至于文章言论，圣人说：“能够代替我发言的人，已经很久没有了。”这样看来，文章言论只是微小的一端。宏大的言论已经施行，小的言论便可以省略；但也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当夫子以侍从身份执笔，受到天子知遇时，每天起草数百上千字；每年都计算篇章枝干，编成诗集，每年必定编诗一千首，有时多些，有时少些，这样大约十多年。我在请假时请求把夫子的诗录下带回南方，题名《还町杂录》，如今保存下来的仍有一千多首。我过去在他门下，见夫子以学士兼知政事，半夜呵令开门出去，鸡还没有鸣，直到太阳偏西才回到宅第。按照旧例，宰相轮流判定词头，等候太阳照到鸱吻，刷洗马匹出行，到了旁边不久便散去；间或也有申时入内、酉时出来的，崔相所说‘傍晚走出端门，上马吟诗’，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夫子必定夜间出驾，白昼归来；然而从正月直到十二月，几乎没有一天不值班，也没有一个时辰可以轮空；知印没有三日、五日才坐一次的间歇，砖位也没有连续十日的空闲。注门之事，从左右丞相到六部、三府，都是如此，夫子全都轮遍。只有到了任职处所，事务稍稍清闲，才脱下头巾，在小寝之后休息；门馆空闲，白天明静，便取出韵牌集字来当作饮茶游戏，遇到酬唱诗就押韵疾书，连篇累牍也不计算。应对事务的迟速，并不完全取决于劳逸；夫子天性沉默，而构思明快敏捷，既熟悉朝廷日常事务，早晚等候顾问，无所收束防碍；所押解的各项事务即使过时经年，偶然有人询问，没有不应声而答、如钟声随撞木而响、如鼓槌击鼓而鸣的。因此心境闲适而思考敏捷，文思如泉涌，即使想删得过分简略，也没有可删的地方。我曾考察，三公宰相旧时多兼任官职，却不一定亲自实际处理该职事务：周公以太宰兼太师，江左设置政府而以司徒为官，唐代以三省长官兼任左右丞相，这些都属于兼官；但他们本人又确实经历过这些职任。因此山巨源能够阅览吏部、司徒两府的政务，杜佑以检校司空身份进入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之职，世人每每加以称道；而夫子历任四部尚书，由冢宰进入东阁，虽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月、三日、五日〕 我曾考察，三公、宰相旧时多兼任其他官职，却不一定实际亲自掌管所兼之职。周公以太宰兼任太师，江左设置政府，以司徒为其官；唐代以三省长官担任左右丞相，这些都属于兼任官职而本人又亲自历任其职。于是，山巨源总理吏部、司徒两府的政务，杜佑以检校司空的身份入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世人常常因此加以称道；而夫子历任四部尚书，由冢宰进入东阁，虽然…… 皇上的知遇确实深厚，他的卓异又达到怎样的程度呢？古人说：“黑头便做宰相，说明他的年纪还没有人能够赶得上。”假使夫子到了今天这个年纪，还留心声律，仍然能够超越前人，超过常侍而上升；可是夫子没有这样做。夫子说：“诗有时会掩盖人的其他方面，李德裕就是这样。”李德裕处在庆历年间，以文章闻名，后来流传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这个人。也有宰相因诗而被人看见的，张说就是这样。燕公继承姚崇、宋璟之后，完全可以接续他们的事业，但当时人们不称说他本人，只称说他的诗。这样看来，诗也可以省略了。我从夫子任职末期开始观察他的作为，百般事务都处理得简约，而上天也立即以简约的德行回报他。正当太夫人归葬的时候。天子用酒祭奠她，题写“贞松”二字，并不夺去她应有的哀情。然而三公的职位没有补足，台司仍空缺其位，以等待夫子。三年丧服刚满，便从家中起用他。他受到天下重视，就是如此。丧车渡过谯水，船行到干胶舟处，沿途减省民夫，家中也没有伍伯随行。相国系着雉绳走在前面，一步也不肯移动。后来谯水以西水流缓缓涌动，起初竟不知它从哪里流来。我曾因公出行，亲自到墓林，见夫子结庐居住，住在旧茨屋三间，低矮而狭窄。只是治理司马公的墓地时，规划高敞的墓台，想到四周没有地方可以环绕，横冈绵延百里，外面又没有高大的树木。于是暂且移来前山的枝干，略略形成左侧遮蔽；后来树木并列繁茂，郁郁葱葱，竟长成一片修长的树林。墓地左边适宜建园，那是司马公读书的堂舍。稍加修整，建成祭享之室，不储藏蔬果，也不安置禽鸟。然而刚到春天，白燕便来筑巢；未过多久，又有南方翡翠鸟在丘陵林木间成双栖息。难道不是因为奉行简朴的品格，上天才有这样的回应吗？万是盈满的数目，夫子舍弃盈满而趋向不足，而不足也因此更加扩大。《汉志》说：“大于千，所以千人的首领称仟。”田地和钱财都用阡来计算，表示广大。编文集以一千字为标准，《史记·货殖传》中枣、橘、柴薪、茜草、羊、鱼、醋、酱等，也大都以千为数，说“千也就足够了”；这就是相公诗作的一千首。这大概就是舍弃盈满而趋向不足。然而诗的宏大，也正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译《孙绣姑表贞录序》《国风》开头是《▯▯》，而《▯▯》的开头，又用两首《柏舟》歌咏妇女的志节操行不可夺取。这样看来，妇女关系到民间风俗，已经很久了。只是表彰劝勉的责任，从前通常归监察御史承担，所以巡行地方时，每年必定上报所听见、看见的孝友贞节之事，核实后题请旌表。如今则全听任开府仪同等官员汇集上报、办理相关事务；合乎条例的，三年上报一次，其他则不在此列。据我所听说，钱塘孙绣姑有一件极为奇异的事。绣姑十五岁，只是一个幼小女子；刚刚换牙便嫁作人妇，因为家贫而举行简陋婚礼，年少时就过门。虽然同家人合屋居住，但还没有加笄，所以仍只是住在一间房里的小女孩。她的公公和丈夫到外乡贩卖斗笠，邻居却是一个狂暴男子。杭州贫巷多为连房，只隔一堵墙分成两家，早晚彼此呼唤，男女无法避开。狂夫常常侵犯女子，女子拒绝不从。一次正值暑热，关门沐浴，狂夫便凿穿墙壁骚扰她的脚。女子大声呼叫婆婆，并向邻人申诉。狂夫平素自负强横，常常盛气凌人地欺压四邻，于是带着同党前来咆哮。邻里有老人对他说：‘何必这样？一杯水就可以抵偿百般过错。过错在你，何难斟一杯水来赔罪呢？’ 狂夫拿着酒杯上前，名义上说是赔罪，实际上却借机调笑。女子便把杯子掷到他脸上，打得满脸是血。狂夫带着同党撞门进去，要揪住她侮辱；邻人解救后事情才罢休，但他仍不断辱骂，话语有些实在不堪入耳。女子于是缝住他的衣服，抓盐灌入其中。清晨给婆婆送羹时，听见辱骂声，哭着说：‘不幸遭遇这种事，我还能侍奉婆婆吗？’不久狂夫骂到门口，女子仰头吸入盐气，窒息而死。邻人聚集起来向官府告发。开府张君刚刚励精图治，把兴教化、正民俗当作自己的责任，听说这件事后核实案情，便破格将她列入旌表。告发后先行安置，并依法处置狂夫。有人说女子的棺材破劣而且裂开，没有虫蛀，也没有污秽，青蝇在四周飞舞，却没有一只靠近。开府替她置办棺材，又重新彩绘，重写祭文，派中军前往致祭。布政使赵君少防、李君按察司副使卞君，也先后前往吊唁，把祭文悬挂在棺材旁。里中老人搭起席棚覆盖棺材，凡是邮亭乡官、士大夫家居者以及郡县学官，都相继作诗歌、文赋，张贴在席棚上。里巷谣谚也纷纷传起，好事者创作弹唱本，把这件事谱成韵语，让盲妇背着弦乐器在街市上演唱，听者每人给一文钱。当时是康熙戊寅年六月十六日，过了几个月，李子完车、何子汉霞辑录各篇歌词，交付刊刻。我自伤年老，不能写一篇词，只能缀写在席棚末尾；但仍庆幸开府诸君能够砥砺民俗，使采风传统得以这样延续。因此答应他们的请求，勉强带病写下此文。《颜母朱太宜人八十寿序》《易经》以兑卦承接坎卦而为节卦，而所谓安节、甘节，反而不在兑卦喜悦的二、三爻，而在坎卦险陷的四、五爻，为什么呢？因为遇到险难仍能安处，陷入坑坎仍能甘之如饴，只有这样，坎卦的险难才会消退，而节义才能显著。只是所谓安节，就是以守节为乐；以守节为乐，即使处在节制之中也能安然。我任职京师时，适逢颜先生澹园以编修身份主持史馆，我追随他，因而在执笔办事之余，私下听说颜母朱太君是兖州镇国将军的女儿，嫁给追赠考功郎的颜公。前朝崇祯年间，河北大饥，山东及京畿以南都遭兵乱。追赠公的父亲、河间太守在守城时死于职守；颜公家住鲁东，围城的军队溃败冲入，尽数俘掠城中百姓，驱赶他们急行，还说走得慢的就用刀刺杀，走得快的便可免死。当时太君正在俘虏之中，故意不走，说：‘我这一生只需要死罢了，何必论什么快慢？’于是被刺伤于城下，幸而没有立即死去。几天后，家人有人救她回家。那时追赠公家业已经破败，但仍踉跄赶往河间，奔赴请罪。大司农倪公奏疏中所说‘忠孝节烈集中于一家’，指的就是这件事。我曾听说此事，并作诗记述。等到先生的同母弟修来君入朝任天官考功郎时，他是太君的第二个儿子。修来年幼时便负有才名，喜欢以文章结交朋友；东曹官舍车马相连。我曾随众人赴请召，吃着家乡送来的茅菹、蠃醯，拿出家乡所进的卢酒来饮，喝得尽兴而感叹，必定要同编修兄弟商议在京师修建奉养堂，以迎接太君；都说太君年纪已高，人还能有多少寿命呢？每每想到两位官员俸禄微薄，便忧思不已。如今我正归田，而太君第三子、世称学山先生的，又由检讨充任两浙主文官；他所取中的士子，大都是当时有名望的人。我哥哥的儿子有幸取得一经之冠，于是借着同馆及通家往来的关系，把书信送上。天子嘉奖他的才能，按照功令，督学院使暂时停止书坊等事务，参用贰卿等重要大臣，而先生独以史馆官员的身份破例被特选为两浙宗师。他建立仪仗、开设官署，便欣然迎养太君。张设帷帐，亲自率领门下士人扶侍太君到后堂。然而太君已经八十岁了。丙子年五月，正逢太君生日，我已经集合乡中士绅编成诗册，门下举人又同我的侄辈制作屏幛祝寿。我说：‘这就是从前史馆中所称的朱太君，也就是编修、考功郎共同商议迎养却没有做到的那位太君。’太君当年尚未出嫁时，自己认为这一生只须死去罢了。距今五十年，竟已经到了八十岁；这就是从“只须死”而延续到千秋长寿。以前面临刺杀而言，不能说不是险难；从今天八十岁的情形看，又不能说不是安宁。太君本来就是甘于守节的人，如今因守节而获得甘美，也是在守节中得到安宁；如今反而因守节而再次得到安宁。这节卦本来属于坎卦，一变化就成为艮卦。坎是险难，是百川汇聚之处；艮则是贞正、安止，既像山冈，又像丘陵，难道不都统属于节卦吗？当然是的！如今天如果没有节制，就不能形成四时；地如果没有节制，就不能形成条理；草木如果没有节制，就不能生长繁茂、达到盛大。只看那百丈高的松树，扎根山弯，凡是能够盘曲盘旋、挺拔不倒的，全都依靠树节来分理其间。由此可见，险难是安宁的基础，节制是长寿的根本。

译《孙氏族谱序》周代制度中，工官史官记录世系，宗祝记录昭穆，每每按照同姓之间的关系，把世代次序写在简册上，用来同宗庙中昭穆的排列相合。所以即使分支繁衍、族属分裂，姓氏多次变易，最终也不会失去本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记载它的办法。我们县孙氏起基于乐安，后来在富春发展；自从奋威将军、丹阳太守以来，长期居住在吴陵。到了赵宋南迁时，又回到江边，在本县湘湖旁租居。明世宗朝，有礼部春溪公以文章成为世人所指称的名士；他的弟弟东莞公考中嘉靖甲辰进士，当时榜上称为湖中双凤，比作云间两条龙也不过分。我曾经过湖边，慨然追慕，感叹前代贤哲的风范从未磨灭，却惋惜孙氏族谱无人可以查问。如今我的朋友尔猷歌颂先祖功业，康熙辛酉年考中乡试，赴公车后归来，便召集族人，追溯本源，按星宿分派，胡苏、马颊等支派末流都没有散失，也没有混滥；仿照工史记载的方式修成族谱，使繁杂的事情有所总领，分散的支系有所记载，远近亲疏都有统属汇合，孙氏的工史也就完成了。我每每看见时俗日益浅薄，亲近之情达到极点，便流于不逊；遇见族人不加询问，询问了也不加记录。偶尔有人问到服属关系，便说：‘工史记录世系，是替天子诸侯说的，庶人哪里配得上这种数目，值得把它登记在册呢？’我认为不对。难道没有见过《论语》中所说的那位恭敬地背着户籍版册的人吗？百姓家中的人口，和天下大治有什么关系？周官的司书却常常用邦中的版籍记录各项名数，少宰听理政事时，又取来他所稽核的版籍，检查是否相符。这就是《论语》所说的敬重民数。天子至尊，尚且要掌握下民的数目而周遍知晓，何况是同宗族人呢？《两浙布政司使蒋使君民怀集序》从前姚元崇离开荆州时，百姓拦在马前，想尽各种办法挽留他；即使折断马鞭、截断马镫，堵满门户、塞满街巷，也不能留住他，于是作歌来送他。如今行省蒋公将要离开浙江，士子叩击幕府，慷慨陈述挽留之辞；农民在田野中停止耕作，商人闭市三天，大家都包好干粮、穿着草鞋，准备到宫阙之下呼喊，请求把我们的蒋公还给我们。皇上亲自统率六军，征讨远塞不服从的部族，没有空闲开启九重关门接受清问；于是思念蒋公的百姓相互结伴作诗歌，以记下不忘他的心意。这件事同姚相离开荆州门时一样。然而蒋公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爱戴？我听说蒋公因跟随皇帝兴起而起家，出身官宦名门，出任岩郡辅佐官，后来以行军司马的身份，在东瓯重新开辟之际竭尽全力，也已经多年。朝廷命戈船出海，向南扩展到大海，攻取彭湖、高华，把一向不臣服的地方全都建立为我们的郡县。若不是素来有显著的伟略，足以安抚治理这些地方，就不容易承担这样重大的职任。蒋公承受天子特意选任，乘轩车、露冕出行，成为海外的长城。他在任期间忧虑百姓隐情、体恤百姓疾苦，时间也很长。可是这同浙江百姓有什么关系呢？等到蒋公以西江观察使分路而行，赐给朱旗绣袋，以荣耀其身，又凭借熟悉政事的才能，任行省于此地。然而承接皇恩、宣布教化，不过是兼管大纲，同百姓互相倚赖罢了。凡是琐细的政务刑狱、繁杂的诉讼，都委托给属官办理，与他本人无关。只有选拔贤能、升用秀士，谨慎办理财赋，以掌握户籍册的编成，他从未挨家挨户同百姓共食共饮，亲自与他们嘘寒问暖。可是百姓爱戴他，不忍片刻暂时离开他，就像疼痛紧贴肌肤、甘苦共同咽下，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彼此以至诚相通，而恳切深厚的诚意确实沁入人心，不能停止。百姓可以虐待，却不能欺骗，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使人欢乐的治理，并不是不能感动人；但如果没有浸润肌肤、滋养心髓，往往农夫村妇会忘记长吏的尊严，把他当作家人相待；即使面对锁链和刑杖，也不忍施加于他，哀怜流泪，交织成深厚感情。究其根本，有的人在任时名声很大，等到离去以后却茫然无可思念，大概是违背正道来求取声誉，只是求得百姓口头称誉，百姓最终还是会背弃他而离去。如今蒋公得到这样的爱戴，思念如此迫切，并不是有意求取却自然如此，不是强行造成却终于达到；这好比小孩子思慕母亲，在道路上呼喊，在里门哭叫，即使母亲因获罪离去，也不能禁止孩子满一年仍然哭泣。《尚书》说：“皋陶广泛推行德教，德行于是降临百姓，百姓怀念他。” 又说：“百姓不会永远怀念某个人，只会怀念有仁德的人。”题作《民怀纪》，正是如实记载此事。然而，他究竟为什么能得到这种爱戴呢？

译《安郡王诗集序》从前我游历大梁时，遇上大雪，经过孝王园，感叹寒士零落，不能进入平台、曼馆，执笔写作文章诗词，只能徘徊在道路旁；人们所称的邹、枚在哪里呢？于是我下马，长久地思考这件事。等到应试时，接到诏令前往 制科，得以冒昧厕身其中，亲近地听闻桂山、兰坂之间，多有藩屏宗室中的英才。龙种的诸位后代，大都能够凭借广博学问，仿效周家诸子的制度作赋写诗、和睦宗族，又同贤俊之士相互交往；同时他们身为朝廷士大夫，不敢越过典章制度，必须登门拜访一次，然后才知道际遇自有定数。一般人不是邹阳、枚乘，即使每天在东邸等候，也没有用处。如今我请假归乡，已经超过十年；一个请求闲居的下士，不妨进入日华之馆，校订评论古人，可是距离长安三千多里，麻木的身体、弯曲的脚，怎么能亲自前往呢？即使在当时休沐之日，曾经同王孙博公唱和酬答、分别担任主客的往事，也早已喋喋成为过去，无法记述了。只是想到我离开京城时，有客人把安亲王世子的一首诗写在屏障上【题为《秋江夜月用十四寒韵》】，我喜爱它，便作诗唱和；这首诗至今还保存在诗集中，但实际上从未让世子知道。近年以来，大江以南，借借有名地称说古香主人诗礼堂的书斋窗壁，常常能把他的诗句写在泥墙上，有见识的人指着说：这就是安亲王世子，即安郡王。诗篇根本温厚，而出入于《风》《雅》之泽，文辞整饬，气韵和悦，一举扫除了长安流行的偏爱南宋俚俗轻慢的习气，似乎同景运有深重联系。丁丑年嘉平月，我在杭州治腿病，租住在您仁和县羲同里，忽然有客人从长安来敲门，进来后拿出所携书稿交给我，说：这是古香主人所作的近诗。主人把近来所作的诗抄录成一卷，命我校订编次并作序评论。我叩头捧读，起身说道：这难道不是景运弘开的一大元会吗？皇上凭借神圣的资质，大大开启武功，使天下海内海外都纳入版籍；而文教也广泛施行，已经很久了。自古功业成就、音乐兴起，必定把《诗经》四始、六义作为五声八音的根本，因此宫殿台阶之间达到中和。皇上曾经厘定乐章，传播为歌咏，又向群臣昭示生声制律的方法，我曾经作诗颂扬此事。《圣上论定声律》《圣谕乐本》两书还没有人进献。如今诸王、大臣都能够起而阐明它。长声吟咏、短句歌唱，一唱三叹，可以鼓舞休明和谐之治，彰显文德，这是多么盛大啊！从前楚元王喜好诗歌，便亲自编次所学，作成《元王之诗》；汉代乐舞的文辞由此开始完备。后来河间献王进献诗歌，配合三雍之乐，解说者认为这是天地人相互协应的助力。如今主人所学习的，也正是这样。我虽然没有才德，仍能在乡居之余，奉扬 圣人的教化，成为一代文运的开端；即使让皋陶来陈述，后世典章命令来说明，也没有超过它的地方，又哪里还值得谈论邹阳、枚乘呢？《索太仆晴云集序》诗歌有性情，起初并不是把质朴直说当作性，而是把真实抒发出来当作情。当情感发作时，根源在于至性，最初在无从着落的地方显出征兆，想要说明却难以说明，贴近它又没有形状；一旦它刺刺然发作，便不能自行停止，稍有改变便立即失去，于是才显现为语言。有些情感漠然不知从何而来，却使人见到它便惊惧、感动、默然神伤，认为往昔曾有这种情状，只是困厄而不能言说，即使偶然说出，也不能委曲明白地说明。像这样充沛，而这首诗能够说出它，仿佛替我说出并使它畅达，这才叫作情。因此，作者在这里并不是故意追求奇险，不是浅薄地雕琢剜刻，而是在不失烦忧、怨愤、纷乱的节度下，组织语言、排比事物，触及一物便联想到同类。这种情形在《九辨》《怀忠》《四愁》《怨友》等作品中时时可见；不了解的人却动辄把它们同《玉台》《西昆》相比，这难道是通论吗？我的侄子季莲赴都参加会试，同太仆索君饮酒赋诗，在金台之间携手交游，带着他所作的若干篇《无题诗》回来给人看。人们见了便争相仿效，认为天下诗歌竟有这样值得思索的，为什么我不这样作呢？于是他们真的去作，反而更加显出自己不能达到；有的藏拙，有的自惭形秽，有的茫然失措。侄子把现存的作者若干人、作品若干篇汇编成一卷，准备拿到长安请论诗者评定。书已经交付刻印并装版流行，我便趁此时附上一首诗，却可惜它死在途中，不能送达。如今我租居钱湖，太仆却从远方寄诗给我，把所收藏的稿本封好，嘱托我在卷首题写序言。我于是打开诗册，反复读了几遍，更加感叹太仆实在无人能及。太仆出身于台司世家，年纪几乎赶上终、贾，早年便凭诗作得到君主赏识，能够应制创作，作品丰盛地列在诸篇之首。而且又不断唱和，艺场文苑无不涉猎。他把自己的诗写出，粘贴在屏风帷帐上，却不远行数千里，向一位请急归老的老人请教，以发扬风雅，这是多么善于谦下啊！我自从归田以后，常常打听京城的消息，近来听说长安流行高髻，转瞬间便换成车毂间的名士风尚，众人一时竞相推崇繁琐浮靡的声调，以反唇相讥为乐。只有太仆独自对此毫不顾盼，专门以肺腑真情写成缠绵之作，众人都称赞他。可惜我已经老了，不能借着美人的馈赠特意写诗酬答。往日的唱和诗，竟没有料到会随同众人的无赖之作，我也错误地附上一首，寄托思念你的意思，仿佛冥冥中彼此感通，有一种无端开启的机缘；这也是谈论情感的人所不能解释的。《柳烟词》序 年轻时读别人的词，仿佛听见清越的歌声，仿佛卫玠渡江，仿佛跟随王伯与登上茅山，心思纷繁，觉得白日茫茫，却不知此身归向何处。等到老了，幽岩寒凉，积水阻隔，早晨的太阳照在破衣上也没有温暖的颜色；麻痹的四肢浸在温泉中，病痛和瘙痒不再与寒暖相通，什么也感受不到，即使每天读新词，又有什么益处？郑君丹书把词作给我看，并请我为他的词写序。我想起魏公文靖年过八十，尚且对门人何穆之说：‘晚年读《离骚》，很能触动人的思绪。’宋词，是唐诗的余绪；齐梁的清商曲词、吴声歌词，是汉魏诗的余绪；楚辞，是《诗经》三百篇的余绪。文靖读诗的余绪尚且生出感想。难道不看看柳烟吗？春云密布凝结，柳条初黄，细长的枝条舒展铺开，柔美绵延，令人喜爱。到了秋天积水、冬日严寒，武昌官渡的柳枝都凋尽了，早晚昏暗，仍然还有蒙蒙的烟色，在舒卷之间显现；诗的余绪不也是这样吗？既然读诗的余绪可以使人产生思考，那么无论老少，时机没有不同；宋人和楚人，作词也没有不同。丹书以‘柳烟’命名词集，其中自有深意，所以我为他的词作序，并把这些话告诉他。

译始宁陈璞庵《言志集》序 诗没有固定的成法，只是自己说出志向并歌咏出来，所以说‘诗言志’，又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志向的发露；但往往有志之士，文章反而不显著。《诗经》三百篇，大抵是贤人君子在当时不得志时所作。陈子璞庵，是始宁名门之后，寄居杭州。他为人慷慨卓异，不随俗浮沉，却同世间那些冷漠的人交往。我曾到过他的住处，只见柴门草窗，庭外车辙很多，而高堂上和乐愉悦，家人和睦。有时他同一两个朋友讨论古今得失，我曾听到他的话而敬重他。如今看他的诗，感情能够贯通万物，文辞足以表现质实；铺陈语言，触及事物，取来作为歌咏的材料。虽然古今体制不同，却各自达到极致，这不正是所谓风雅并行、长短体兼备吗？又不是那种心性明敏周密，所以发言便能通达；平居端正诚实，所以轻浮之气全都迸除的人吗？有人说：陈子不得志，而诗却自得；即使有时得志，诗也不会因为不得志而受到影响。对此我说不对，陈子自号璞庵。最初被砍去璞石，也不因璞石受伤而悲伤；最终璞石被收取，也不因璞石得用而庆幸。他说：‘我的志向自有所在，失意是志，得意也同样是志。’ 他又曾把自己比作‘摽梅’。松竹有坚劲的节操，即使岁寒时枝叶凋败，荣枯也不显露；只有梅花有枯有荣，却不以芳华时节的凋落为厌。于是他说：‘我的志向就在这里，得志是志，不得志也同样是志。’那么，陈子作诗，只是陈子的志使他这样作，其他还有什么关系呢？《西河集》卷四十九。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五十。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序（二十七）。《新纂兰亭孤山二志》序。康熙丙子。皇上在处理万机之余，偶然书写《兰亭序》和《舞鹤赋》两篇，当朝有臣子请求说：《兰亭序》本是右军王羲之修禊时所记，应当恭奉御书，在绍兴山阴的兰亭勒石，而把《舞鹤赋》刻在杭州孤山之间，因为宋代林处士曾有放鹤亭，旧址就在孤山山麓。当时，兰亭、孤山等名胜古迹早已湮没堵塞，而皇上的亲笔忽然涉及这些山川，光彩焕发，使观看的人都有登临慷慨之思。我朋友王君草堂亲眼看见这一胜景，于是编作《兰亭志》《孤山志》二书，以备考察。两志编纂成书，已经三年了。岁在己卯，恭逢圣驾巡幸河南，巡驻杭州。三月二十五日，在籍诸臣到行在朝见完毕，各自准备进献赋颂册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皇帝命令黄门官收取，而草堂作为草野之臣，也得以把两志抄写成册，随队呈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二十五日〕 进献赋颂册子。这实在是非常特殊的恩遇，是古今史册中罕见的事。过了两天，掌管校阅的官员急忙索要草堂的姓名，等了很久仍未到，正好我前去拜访。值遇我前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扈从营垒中的大学士张公传召我到行在。在行在朝门传达。传谕嘉奖慰劳，并拿出草堂所进的书。所进献的书。皇帝命令他改动编排，说既然名为‘志’，自然应当先写事迹，后写题咏，何况两位人物的文集只应附在后面，并不是本志正文。于是把这件事交给我转达传授。传谕删改其中的。皇帝谕旨中的‘宛委昭晰，至于如此’。草野之人的浅陋言论，能够上达天听，已经是奇事；天子的目光已经看到这些，实在奇异。在褒奖嘉许之外，又加以训导。穷困居陋巷的士人，一旦受到皇帝都俞之盛的恩遇，俨然如严父老师教诲弟子。后世听到这件事，尚且会感动仰慕，认为实在难得，何况亲身遇到这种时刻的人呢？草堂从此可以自我安慰了。当我捧着书册回到草堂那里时，稍微问及缘故，草堂说：‘我编纂二志时，想仿照常璩作《刘先主志》，所以把两人的世系和文字列在前面；后来改名为《兰亭志》《孤山志》，却仍然没有改正。’ 皇上的明察如雷电一样，早已照察到这里，我怎敢不叩首改正，以此报答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从前的明诏说，东瓯初次开辟时，和硕康亲王在江边收兵回师，因草堂文章和品行卓异，蒙赐蟒衣。草堂恭敬地把它收藏在箱笥中，不拿来炫耀；如今又被天子看见，知道这是特别赐予的嘉奖，将使他的著作得以完成，流传而不朽，这是多么庆幸啊！我曾看过草堂所著的书，还有《四书疏解》《圣贤儒史》《朱陆异同》以及《大学》《孝经》的若干辨证，都有关于儒学之处，可以传给后世，怎么能不全部献上呢？面对皇帝而为他加以校正。李生试文序。李生白山怀有父亲去世的悲痛，仿效楚人作《哀子词》，我读了很喜欢，便请求同他交游。于是见到他本人，仪表非凡，言谈多有惊人之处，却还困顿于有司阻塞、下士难以应试的处境。每次见到他，我都必然惊讶，心想：他或许长于古文，却未必不屈于今文吧？等到看了他的试卷，才知道伯乐难遇，也明白盐车下的骏马为什么会哭泣。主持衡文的人一天比一天衰败，主事者把眼光寄托在别人身上，却以肥己为利。有时借着采访的名义，甚至访求寒门俊才，结果常常滥用舆台皂隶。公乘、姑布的后代，栾、郤的后人，尚且未必回头一顾，又怎么知道世间有锦心绣肠、下笔如翻花，而像龙潜蠖屈一样仍然屈居等待、如白山这样的人呢？白山出自名门，世代承继学术。其王祖我存先生，以太仆卿成为启祯年间的名臣，著书数百卷，所流传的乾象、舆地、礼乐、算数诸书，成为天下宗法。其王父工部公早年登上建礼之堂，科场文章流布海内。如今白山奋起承继，即使陆机没有入洛，难道也敢说世代德业和功烈一定无人称颂吗？何况春天郊野的虫并不会永远蛰伏。钱先生，是白山的九方皋，怜惜他的才华，惋惜他的遭遇，把他的试文刻印出来，向世人介绍。这样看来，天下也还是有像钱先生这样的知己。书刻成后，我高兴地为它作序。李白山续刻试草序。先前白山刻成试草，我喜爱它，曾为之作序，并且以他没有遇到知己为遗憾。不久，都运李公了解了他的才华，在筹商之堂三次考察他的文章，选取第一名。又过不久，把他的姓名上报学使；学使也了解他，取为民籍第一。还没有结束，又在商籍中取为第一。都运公本是侍从出身的名臣，当初以第一名解送南宫，后来学使对策，又以胪唱第一论定。若以衣钵相传来说，白山的第一名或许不止于此。只看这次小试，也就可以看出他的才华。苏氏子对淳于髡说：‘有人在市场卖骏马，市场上的人不知道它是骏马。伯乐忽然看见，回头一看，它的价格便增加十倍。如今不是已经见到伯乐了吗？那么它的价值怎么能估量呢！’续刻完成后，我高兴地又为之作序。卢树侯诗集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三代以来，古诗和古文一同流传。汉代的制科没有诗，唐代三朝则兼用诗。宋初遵循唐制，不久便废去了诗。当时争论此事的人，如苏轼一类，只说：‘唐代以诗取士，而贤人君子并不曾缺少。’他们的话也只到这里而已，但至少还有文章。到了明代，不仅废除诗歌，而且在文章之外，又另有所谓文章，于是诗与文都亡失了。如果诗可以亡失，诗就不应列为经书，也不应凭它设置学官、选取士人。既然凭诗设置学官、选取士人，又说士人不可以作诗，难道可以吗？可惜当时议论贡举的人没有谈到这一点。至于文章，上自朝廷宗庙，下至民间里巷，凡钟磬旌旗、碑版竹册，直到移文告示、契券、书信、簿牒这些细务，全都没有学习。于是取得仕籍以后，便全都请人代作记室文章，明明是雇佣，却不以为惭愧，说：‘我所学的不过如此。’卢树侯以此为耻，自己从庭前受教起，一直到出城背着书箱求学，作今文、诗、赋、古文、杂文，没有不穿越其外郭而深入其奥妙的；不诡诈随俗，不任意粗略，不喜欢务求通脱而趋赴一时。他的寄托深长，比喻广远，灿然有文采，也有质实。我入翰林馆时，每天步行趋访西宁先生，把他当作楷模。我曾说，能够写高雅文章和典册，又能替国家承担职掌记载之事的，只有先生一人；树侯后来兴起，正如汉人以诗流传韦氏一样。唐代以诗兼擅文章的，是张氏、苏氏父子。若再上溯三代古文，树侯的成就就更不可估量了。树侯必定不只凭今文得到世人称誉，这是可以知道的。我即使不敢用宋代以后的诗文来衡量树侯，又怎么敢把汉唐流传下来的成就作为树侯的限度呢？重修北渡桥募捐序。北渡是重要渡口，扼守南北交通的险要，用来疏导往来。船车所依靠的有桥，就像腹部和口所依靠的是咽喉一样。如今咽喉也渐渐梗塞了。历来国家有大工程，必定由地方大夫主持，地方贤者辅佐，乡里百姓群起奔走办理。如今本县有贤明的父母官执政，荐绅先生又共同协助治理，还怕大工程不能很快完成吗？还有一点可以说明：从前泉州濒临大海，城东洛阳江冲毁了道路，太守蔡襄修建大桥让人通行，后来所称的洛阳桥就是它。当时上奏请求水衡拨款，又捐出每月的进奉，并联合平海诸县共同救助；然而官府钱和募捐钱仍各占一半。如今桥柱上还刻着僧众的姓名，以表示奖赏和劝勉，记载清楚可见。既然如此，这项工程的重大，就有赖于募捐了。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西泠唱和诗序。年老了不能作诗，何况还能读别人的诗吗？只是唱和诗却不同。唱和中有兴致，唱和时无论词句和韵脚，都可以相互比较，从而看出长短。老年寂寞，遇到有兴致的事情，便应当趋近，何况比较评量诗的长短，尤其是我平生愿意听到的呢？司成汪先生与我同官同籍，从前我曾同他唱和，却因为害怕而躲避他。如今暂时停留乡邑，门庭冷落，每天同他的门生和儿子作唱和诗，我收到诗后读了起来。后来合上诗卷，不敢再读下去，原因有两个：一是唱和这种体裁起于中唐晚唐，到了宋代泛滥，如今世人难道不是争着作宋人诗吗？我害怕它从皮日休、陆龟蒙的滥觞一直流到苏轼、黄庭坚。二是比较长短，迟疑不能决定。我既然已经躲避司成，可是同他唱和的并不是别人，露湑、山仑都是当代有名的寒士，而他趋庭受教的两个儿子，诗又争相超过前人。我曾见杨侍郎和作他的《十寒诗》，感叹自己不能企及。万一在长短之间仍然说司成的诗最好，了解我的人会说我亲昵偏袒，不了解我的人便说我谄媚。亲昵和谄媚，我怎么敢承担？然而读了他的诗，才发现它是多么超越中晚唐而更上一层，又是多么彼此相看而少有短处！儿子未必一定恭敬胜过父亲，弟弟也未必一定谦让于老师。有时棋子般置于高下，彼此完全相同；有时进入平林长松之间，长短栝木也没有参差。幸亏我老了，不能作诗；不然要躲避的地方该有多少啊！《嗣音轩诗集》序。古来谈论闺门之盛，没有超过班、谢两家的。然而班昭继承父兄撰续史书，她的丈夫曹寿却完全没有文章；曹寿还跟随儿子曹毂作《陈留长曾赋》东征，但作为这个儿子的人却没有一个字流传世间。谢道蕴同堂兄弟唱和，等到嫁给江州王家，面对天地之间的王郎，世人本来就应当为她惋惜。这样看来，班、谢两家的盛美，固然是班家、谢家本身的盛美，却不是班昭和谢道蕴个人所造成的盛美。人的大乐没有超过家庭之乐，而家庭之乐又没有超过父母、舅姑、夫妻、子妇彼此欢聚。因此《内则》讲侍奉扶持的礼节，在饮食方面，肉羹、烤肉、醢和炙肉都必求精美；在衣服、枕席方面，衣带、冠缨、包裹、床榻、被褥等都必求完备。甚至乐府所歌的三妇，有的擅长美容装饰，有的精于织作，有的拿筝操瑟，在丈夫的父亲面前娱乐，最终也没有人出来谈论文章技艺。假如她们在北堂几案之间、长帷短榻之旁，抽取书籍授受文牍，承接长辈的笑容和咳嗽，同寝食相伴周旋，那么即使三位媳妇、三位儿子都佩绾银印黄绶、身拖绣紫衣服，又怎么能超过这种情形呢？所以我说，班氏一家若以叔皮为父、孟坚为子，又得到惠姬、道蕴一类人作姑母和媳妇，那么作为一家人的文章必定更加奇异；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译《嗣音轩诗集》序 自古以来谈论闺门盛事的，没有超过班、谢两家的。然而，班昭续写父亲和兄长的史书，她的丈夫曹夀却完全没有文章；她又随同儿子毂东征，作了《陈留长曽赋》，但作为他们的儿子，却没有一个字流传于世。谢道蕴和同族兄弟姐妹相互唱和，等到她嫁给江州王氏，便有了“天地间的王郎”之叹，世人本应为此惋惜。这样看来，班、谢两家的显盛，固然是班、谢家族的显盛，却不是班昭和谢道蕴个人所造成的显盛。人所拥有的，没有比家庭欢乐更大的；而家庭的欢乐，又没有比父母、舅姑、夫妻、子妇彼此和睦更大的。因此，《内则》讲述侍奉扶持长辈的礼节：在饮食方面，臐、膮、醢、炙等食物都一定要精心准备；在衣服、枕席方面，衿、缨、縏、袠以及床、枕、被、襡等也一定要准备齐全。甚至乐府所说的三位妇人，有的擅长美容打扮，有的精于纺织，有的拿筝弹瑟，在公婆面前侍奉取乐，最终也没有谁站出来谈论文学艺术。假如她们在北堂的几案前、长帏短榻之间，取出书籍，递上文牍，承接长辈的面容和咳嗽，与其睡眠、饮食相互周旋，那么即使是三个儿媳、三个儿子，都佩带银黄印绶、身拖绣紫服饰，又怎么能超过这种情形呢？所以我说，假如班氏一家以叔皮为父、孟坚为子，又得到惠姬、道蕴这一类人为姑母和媳妇，那么这一家所产生的文章一定会更加奇异；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胡国期诗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千里〕 会作诗的人未必能作文，但能作文的人一定能作诗。李白、杜甫没有传世的古文，而韩愈、苏轼的诗却也同样为世人称道。大概铭、颂、赋、诔都是以辞藻为文，所以古代善于作文的人往往在散文中写有韵语。何况八股举文尤其把对偶作为章法呢？胡国期跟随我游学，每次看他的举文，都是刻心凿肾般深思，寄托自身于渺漠无形的境地，再由幽深曲折达到高明之处。浅显的地方使它深厚，直率的地方使它曲折，疏朗通达的地方借助幽深来加以绵密，使平常的路径为之一变开阔。用这种方法作诗，宏大处深入杜陵诗的奥妙；偶然构思成篇，也常常以盱眙、昌谷为法。他钩取幽隐，剔除精微，却不屑于停留在任华、彭伉那一类末流。曾作长律一百一十韵，推挽顿挫，世上那些舍弃单行诗、只在对偶步韵上用力的人，没有谁敢走在他前面。从前有人弹瑟经过齐国宫门，守门人斥责他说，齐王所喜欢的是竽，你弹的是瑟。瑟虽然弹得好，却不是齐王所喜欢的；那人便踌躇退步，抱着瑟离开。我认为这也因为他的瑟弹得还不够好。假如瑟弹得精妙，即使在洞庭湖边张弦，也能通达嶰谷。那样，五均、七始、九歌、十二管，各自按照类别相互应和；即使不用峄山的梧桐、云门的竹子制成乐器，也一定会使鸟惊鱼骇，感动神灵和人，与天地上下相和。如果听师旷弹琴，还要怀疑他遗漏了某种乐器，那一定不是知音；那么读国期的文章，还要怀疑他遗漏了诗才，可以称为懂文章的人吗？回答说：还不能。《读书堂诗集》序。我起初租居杭州时，同汪司成君在钱湖边谈论礼经，主客相得。那时汪次公无已常常提出疑难，夹杂在讨论中。因为司成君结庐守墓并读礼，他的儿子也跟随结庐讲习，用来抒发早晚侍奉的感情，这些都是孝思。如今司成服丧期满回京，他的长子无亢扶持侍奉，住在官邸；无已却独自留在家中。像所谓读书堂这样，凡是继承家业、守持门户的人，责任比从前更重。然而他在应试之余，又拿出所作的诗给我看，请我指正，说：‘诗和礼，总是读书人所应做的事。’我听说孔子教伯鱼说：‘学诗，学礼。’这也是因为读书所重，首先就在诗和礼。只是学习有不同：学礼只需讲习，并没有自己制作礼的事；诗却可以自己创作。因此孔子又说：‘你对于《周南》《召南》，如果不能作，我就不知道如今作诗同古人作诗是否相合了。’然而从《周南》《召南》到《诗经》三百篇，从汉魏六代，到唐宋元明，时代固然不同，作诗的方法也早已不同。三十年前，我选录越地人的诗，杭州作诗的人并不止一家；那时重视标榜，声名显赫，但仍然守着云间、历下等旧有模式，把它们定为成法，说进入这种模式就是对的，超出它便不是。

译假如把今人所作的诗拿给古人看，他们一定会瞪眼伸舌，惊异地认为是怪事；观看的人便据此判定今古诗歌的优劣。但是，假如把古代最好的诗突然拿给今人看，他们也一定会惭愧地相互顾视而起身叹服。为什么呢？气质和志趣没有相通，旧有模式便不能相接。外氏说，活人从小到老，形貌各不相同，但内心并没有改变。所以善于作诗的人，不必问他在前代还是后代，只要读他的诗，便能使作者的内心亲切相接。这样，即使让王勃起来读《琵琶行》，也一定会认为它写得好；假使履道坊的人各自仰头读《滕王阁诗》，谁敢不低头称赞它无可匹敌？我初读司成的诗而心有所动，如今读无已的诗又心有所动；这说明他们的诗必然有不随世俗进退的地方。《礼记》说：‘没有固定形体的礼，气志不能相违。’以气志作为礼，同以气志作诗，外在模式虽不同，而内心却是一致的。无亢、无已身处南北，却没有违背孝道；从前学习礼，如今学习诗，也没有违背学习之道；司成父子各自作诗，却不违背气志相合的根本，不过是读书罢了。话虽如此，读书并不只是诗，但诗也足以用来观察。《啸隐偶吟录》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 奕公在受戒出家的年纪，接受平阳的记莂，成为乘门的高足弟子。我羡慕他这么早便闻道，常把他比作圣门的颜渊。平阳对他的期望极其远大，曾招他继承天童的法席，在东方垂手弘法，演说弥天大业；奕公却多方推辞，栖迟在钱湖的啸隐之中，已经若干年了。我到防城求医，常常拜访他的居室，只见房屋高耸空旷，破椽稍加修葺，柱子支撑多年，仍然四壁空空。哪里看得出所谓一坞白云、三间茅屋的景象？而奕公安然处之，还闭门不出，甚至停止进食而只吃柏叶，如同休粮僧人；但饥饿消瘦并不显现，面色润泽，精神融和，仿佛太虚之气就在自身之中，浩浩荡荡，空空明明，难道不是我儒家所说的战胜物欲而能使身体丰肥吗？自从少林以不二法门直指心印以来，将一向十六观禅全部扫除，认为一真尚且无可建立，何况文字？然而平阳却常常以神通游戏，偶然拈取句子；跟从他的人也仿效他，于是有人竟拿汤休的佛门文章冒犯圭峰，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奕公却把一切所有都看作尘土，偏偏要在一切空无之处求得真实，也把文字当作游戏。凭奕公的才华，假如当初读的是儒书，他的智慧一定高于自身，才力也会多于头发；用来从事学问、作为世代事业，或在儒门经术和技艺方面求取成就，不知同郑玄、卢植一类人相比会达到什么程度。然而他勤心于佛法而屏迹于儒门，仍能把在不二法门之外剩余的才力拿出来，将偈语回转为诗，将梵字写成师宜官小楷。世上作诗、写小楷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这样看来，奕公所达到的境界，哪里有可以限量的呢？奕公居住在啸隐，编录《偶吟》一卷，给我看了若干首诗；这只是佛家所谓大海中的一滴水。奕公请我作序，所以作序。《西湖蹋灯词》序。从前我作京师蹋灯词时，京师其实没有灯会，只有一百多家廊房各自在两檐之间点灯，街道上并没有山棚、露台、棘盆、防竿之类的设置；但九座城门喧闹不已，蹋灯整夜不停，于是好事者各自作词来记述这一盛事。如今杭州灯市不比从前少，唯独西湖没有灯会；马君逸千却作《西湖蹋灯词》六十首流传人间，难道也是继承京师蹋灯的意思吗？孔子告诉子夏，有无形的诗、无声的乐，意思是心中存有礼乐，就不必依靠声容的表现，也能领会它的意义。西湖本来就是胜地，又正逢灯节，那么楼头的红烛、塔心的佛火，以及渔火、炊烟、岩灶、船灯、堤月彼此映照，都足以抵得上九枝灯、百支火炬，而逸千一一加以描摹。东边触发一点，西边触发一点，满眼都是情思；这难道是南渡以来记载上元节景象的作品所能相比的吗？我小时候住在湖边，三座城门都不关闭，笙歌灯火内外相接，如今已经无法再见了。近来 圣驾南巡，宫车前后随从而行。从三竺回来时，苏堤、白堤都笼罩在灯火之中，树木之间明亮如白昼。即使京师安福门观灯迎接车驾，也没有超过这里的。这正是西湖应当踏歌的景象。逸千也会再进献诗作加以补写吗？何氏二童子拟应制诗序。何氏两个童子，是何曾园东部的小儿子。东部世代擅长学问，他的长子慎言，已经以文章才艺闻名当时；晚年又得到两个儿子，先后都才华出众。观看的人说，这是三颗明珠的祥瑞。只是东部任桂东县令时，曾带两个儿子跟随我；我以前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却还没有见过本人。康熙己卯。

译皇上巡视河南，驻跸杭州，东部君因为奉诏入朝、等待任用，已经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江边迎驾。迎驾之后，他们随父老到行在朝贺。在行在朝贺。两个孩子因此得以跟随父老前往观看，仿作应制诗。他们作了若干首拟应制诗，想怀揣进献，却因年幼不能上呈，只好踌躇作罢。我于是拜访两个孩子，拿出诗来读。文章典雅高妙，远远超出同辈。杜甫说：‘往昔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读者常常感叹我早慧。’后来他又有诗说：‘回想从前十五岁，心还像孩子，强健如小黄牛奔走往来。’那么，一个还保有童心的孩子，能够以翰墨驰骋，难道杜甫所说的不是真实记录吗？如今弦石十五岁，韦江十四岁，确实能够提笔展纸，在座客面前挥洒顾盼，文思浩荡涌出。而且长篇短章全都合乎规范，羽翼已经长成，文采也已完备。这不是健壮小牛往来奔跑所能达到的境界。从前天子巡狩，赐给高龄老人粟帛；对于童圣、儿哲，也有时召来比作鹓雏、鸑鷟，用来表现国家的祥瑞。可惜两个孩子踌躇不前，没能有人先替他们出使。皇上听到这件事后，即使夜光明珠也终究不能被遮掩。杜甫不是说过吗：‘大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名位岂肯卑微。’啊，我将把这些诗句拿来赠给两个孩子，难道会有什么过分之处吗？《就正篇》序。我的侄子远公随同计车出行，已经十七年；两次成为南省首先选拔的人才，却意外地得到又失去，于是拿起笔作歌，游荡在饮酒之人的圈子里，出入王侯门下，几乎不能回家。等到回来后悔了，才又低头作举文，刻苦用心，剖析肺腑，一定经过多次顿挫，直到文章畅快地写出才满意。所以他的文章幽深而深刻，又旷达而通解。世上谋篇布局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捕鸟的人捉到鸟便丢弃弓缴，心思不在弓缴上；捕鱼的人取到鱼后便漂走柴筏，不再顾它，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求的并不在柴筏。如今有入林、临渊的闲暇，进取没有所得，退下来修治器具，却还要同旁人比较器具的利钝，仿佛沾沾自喜于弓缴和柴筏而不忍放下，这也是因为弓缴虽细小，旁观者看得极其清楚；大概一定要鱼鸟亲自接近，旁观者才能看出弓缴和柴筏的利钝。结网的人会忘记捕鱼工具，这是早已有的道理。《丹井山房诗集》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篇〕 我以残年居住杭州，希望找到旧日好友同住，于是租住竹竿巷，同老友顾侍御君做邻居；只是侍御君离开我已经七年了。我早就知道侍御君有后代，杭州人无论老少都能称说顾十八郎，只是他年纪太小，不能同他交游。偶尔经过他的住所，看见门外的鞋子日益增多，他先人收藏的书也日益增加，榻案之间瓦、漆、铜、竹等器物日益齐备精美，他吟咏的诗篇和书写的卷轴也日益丰富。七年之间，我仍然能够安居竹竿巷，在其中游乐消遣，如果不是东邻有这样的人，也不会有今日。从前人说阮籍同王凉州交游，后来又同他的儿子安丰成为文章和饮酒的朋友；世人所称林下诸贤中有阿戎，十八郎难道不是这一类人吗？今年秋天，他因文章考试获胜，将带着文章游历长安，并把所著《丹井山房诗》给我看。恰好我二十年没有作诗，所以也不能阅读别人的诗；然而诗好诗坏，内心还是知道的。年轻时出游，必定带着自己所作的诗同世人唱和，回来时一定要捆载满车满箱才返回。那时使我心中仰慕的人难道少吗？然而五十年间，真正流传下来的越来越少。诗本来就难以流传，但这些旧作也已经陈旧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年〕 《丹井诗》上承初唐，以中晚唐为门户；即使资州、枣强、松陵、东野等诗人，也只是窥见它的门墙而闯入其奥妙。然而它又能推陈出新，仿佛唯恐尘俗的语言滞塞笔锋。我曾说，文章是千古之事，本来不应随意追逐一时的爱好，但人的性情往往喜欢新奇；老年滋味减退，鸡、猪、鱼、羊每天混杂在眼前，也会令人厌闻。明代末年白门有种盒子菜，每月节勋坊的贵官便用新鲜滋味相赠，有沙菘、土藕、银饼、法鲫等物，每次想起便馋得口水直流，恨不得置身其中而不忍离去，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新鲜。我读《丹井山房诗》，也因它新鲜而喜爱，不能厌倦，于是随意取出其中篇章为它写下这些话。《丹井山房》是侍御的别业，在葛洪井旁，并不是竹竿巷的住宅。《铁庵诗》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廿年、五十年〕 古文中没有专门写时令和景物的文章；日记、游览记，都是汉代以后才有的作品。古文中也没有专门抒情的文章；书信、赠答、序言，都是近代才形成的体制。专门写时令、景物和感情的，在三代古文以来，只有诗。因此，作诗而能静静领会节令时序，体察境地，终日闲观性情，以此同世间往来，应该是佛教徒擅长的事。可是从唐代到如今，流传下来的诗很多，能够在一时显著，与李白、杜甫、王维、岑参争先后的，最终也很少。这是因为描写景物如果过于仓促，便会流于粗疏浅俗；营造感情如果过于浅露粗朴，反而会成为鄙陋狭窄。铁庵和尚是平阳传法的弟子，落笔作诗，却像汤休、灵一、贾浪仙一样，辞意情致相联，韵句贯串成篇；就这些诗体而言，都能得到抒情写景的妙趣。刘梦得说：‘片言可以说明百类，坐在一处可以役使万种景物。’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铁公住在平阳，同越地人交游；越地人没有谈论宋诗的。如今他将回淮南，行脚道路已经确定，不会让粗陋浅俗的习气污染我的念诵。只是淮南是旧日游历之地，且有许多胜景，其中士人也常常同我有往日交情。以后他们如果想起我，难免会产生感情，大概还会记下游览所见，拿来给我读。《日南和尚增释感应篇》序。无所求取却去行善，不必有所求取；即使不行善，也不应去作恶。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做不到，却只用有所作为的学说来分别善恶，那么即使孔子也不会回答南宫括。佛教说因果，这已经是较低的法门；但总的说来，福善祸淫以及三缘五觉的说法，可以彼此并行。只有道教所说的太上之道，反而还达不到这一层。自从赵宋理学祖述老氏以来，濂洛大儒都把华山道士作为宗主。于是谈道教的人稍稍改变旧习，避讳说是我家之学，而讲求天下大同。由此有《感应篇》一篇流传人间，《宋史》的编纂者便把它收入《艺文志》。直到今天，天下舍弃因果而谈感应的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越州日南和尚继承弁山的法席，向各方阐明佛法，想以不二法门断绝一切因缘，却又评说《感应篇》给世世代代的人看。于是有人怀疑，西来的心印降格成了无赖道士，改变说法来谈祸福；但我不这样认为。我年轻时听到儒、释、道两家的学说，常常便产生攻讦之心；后来受到教诲，才知道三教本来不同，却同样归于行善。即使道教所谓的善，有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善，但作为感应之善，却没有不同。《易经》不是说过吗？

译《日南和尚增释〈感应篇〉序》不带任何目的去行善，也不必非要有某种目的才不去作恶。世上有几个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如果达不到，却只凭有意作为的学说来分别善恶，即使孔夫子也没有回答南宫括。佛教所说的因果，不过是下乘之说；但总的说来，善得福、淫得祸，以及“三缘五觉”的说法，彼此都可以并行不悖。只有道教所说的“太上”之说，反而达不到这一点。自赵宋以来，理学追述并承袭老氏，濂洛一带的大儒都把华山道士奉为宗主。于是谈论道教的人稍稍改变了原来的习气，忌讳说这是自己的学说，却转而讲“大同”。因此有一篇《感应》流传于世，《宋史》的编纂者编写《艺文志》时，便把它收入其中。直到今天，天下舍弃因果而只谈感应的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越州日南和尚继承弁山的法席，向各方阐明教法、加以引导，想要用不二法门断绝一切因缘，却反而考辨论述《感应篇》来示教后世。于是人们便怀疑，西方传来的佛心印法已经降格成了无赖道士，把它改说成关于祸福由来的学说；对此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年轻时听到这两家的学说，总是立即加以攻击；后来受到教诲，才明白三教本来各不相同，却都归于劝人为善。即使道教所谓的善，有时并不是我所认为的善，但作为感应之善，却没有不相同的。《易经》不是这样说过吗？积善之家必定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定有余殃，这是从阴阳的道理来说的。人的本性本来如此，继承并发挥它的就是善。《中庸》不是说过吗：“祸福将要到来时，善人必先知道，不善的人也必先知道。”这是从至诚的道理来说的。道就是明白善，从而使自身诚实。《伊训》不是说过吗：“做善事，天就降下各种祥瑞；做不善事，天就降下各种灾殃。”这是专门对凡是做君主的人说的。治，就是使天下合而为一，共同归于善。既然如此，三教并没有什么不同，道术也没有大小之别；用这个来认识本性，用这个来使自身诚实，也就用这个来治理天下。善的作用，实在太大了。日南作《百善图》，认为修养一善之心，就能破除百种恶；修养百种善，恶就消亡了。凭借本来有善无恶的本性，修成行善去恶的自身，进而治理一个尽善尽美、没有不善的天下。我没有见过把善当作事业会成为祸事的，也没有见过以善为言论却还说不是吉人的言语的。既然如此，道书又有什么害处呢？《西河集》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五十一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二十八） 《勤郡王诗集》序 诗，是文章的一种体裁。世人虽然喜爱文章，却未必能按照各种体裁都写出来；唯独诗，写诗的人却十有八九。难道是因为篇幅短、容易写成，还是因为爱好它的人多、趋附它的人众多呢？大概也是因为诗能够传达景象，无论本人亲身遇到还是未曾遇到，都能让人看见；诗能够转移情意，不必思虑所能达到或不能达到，只要讽咏它，就都能有所感受。况且人的遭遇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因悲伤而离别，有的因欢乐而聚合。凡是登临游览、感触寄托、触景生情，事情各不相同，而情感也屡屡变化。可是展开诗卷，竟没有什么不能得到，于是才感叹诗实在不可废止。我归田以来，年老不能作诗，每天专心于《书》《易》《春秋》《礼》《乐》，看门外的世事仿佛与自己隔着黄泉。忽然有客人从长安来，把《红兰主人之诗》赠给我。我拜受后读它，仿佛盲人忽然复明，聋人重新听见，哑人忽然能清楚说话，既流利又明白。那些我没有亲身遇到的景色，因为诗而遇到了；那些意思上不能贯通的地方，因为诗而贯通了，仿佛把我放置在两山之间、平台旁边、西园车马冠盖聚集的地方。唉，真是多么畅快啊！我思念主人，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红兰’这个名声遍及京城内外，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够亲见他的美好、目睹他的盛况。年轻时为了躲避人事而奔走道路，在劳累困苦之余，每当想到长安，总认为天上人间相隔遥远，根本无法到达；即使登上 朝廷以来亲近禁宫、居于禁近之地，竟然进入蓬山瀛岛之间，而一旦落入江湖，便与梦寐完全隔绝，却又使崦嵫隐去余晖，重新登上扶桑；若不是笔墨有神，怎么能达到这种境地？如今朋友往来，偶然不能相遇，起初还以为云散雨停、缘分已断，忽然有使者相通，越过数千里道路送来几句话，尚且必定感奋流连，把它视为难得；何况是天潢贵胄的后裔、桂山兰坂间的英才，带着天上的话语来振兴我这蠮螉呦嘤的幽穴，难道能不令人长叹、长久思念而慷慨激昂，并发出兴叹吗？如今圣人统治天下，文教遍及海外，天子文章如云汉般光明，昭然显现在世人面前。我虽已老去，本来就有诵读宣扬它、唯恐落后的心愿；只是丁仪的文章由陈思王编定，庾兰成的文集则由滕王亲自作序。我年轻时还曾从事辞赋，临老却弃置不作，终于不能编定自己的文集，以求主人看顾一眼；读到主人的诗而感到惭愧，也就可想而知了。《静念堂稿》序 从前，我的侄子骥联拜谒建礼，回来后告诉我，他曾游历诸王府第，平台曼馆之间，常常在那里曳衣长袖，感叹长安的风雅总归于此。帝室中旧日所称道的好学贤德宗室，被世人指名称道的，实在数不胜数。我深深感慨他的话，又自伤年老，连想像当年退朝回来，经过积善坊边偶然停马片刻，也已经做不到了。如今侄子骥联已经去世，我也更加衰老，华胥之梦，料想永远不能再做。而静念主人忽然把近年所作的诗送给我，请我校订。我想《国风》与《大雅》《小雅》之所以不同，都是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地方不同而区分的。王朝之诗称为雅，列国之诗称为风，并不是故意要作这种区别，实在是因为风雅各有体制；诗虽然表达志意，但高下的体制便显现在其中。如今若谈论京城和国家的政事，却不以大体来衡量，可以吗？高文典册，自然属于朝廷；何况《鹿鸣》《四牡》《皇华》《杕杜》，无不是介弟姬旦、分子召奭所作。正如书中所说，每因一件事而记一首诗，目录有二十二篇；这不是闾巷老人所能说出的。静念主人凝神构思，顺着心意所到之处，指点裁定，辞采充分发扬，只是出于性情而止于礼义，于是使闾巷中人不能说的事情得以说出，使普通人的内心隐情得以显露。这就不只是像前人论诗那样，仅仅以时代和地域来区分正变而已。十年以来我不能作诗，只能读诗；如今连读诗也不能了。我接受主人的诗，深有感触，所以替他校订篇章，并作了这篇序。至于五王宅旁，问候往来早已断绝，即使勉强遇到冠盖人物，也一定不能写出一句话来记载它的盛况，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风》诗人呢？

译《臆言》序 世俗儒生学习八股文，却不通一部经书；即使能够稍稍窥见六经之学，也还很难做到。至于亲身实践的人，更是千家之中难遇一人。况且圣人教化衰微，行为和方向万般偏离正道，能够收束身心、敦厚实践的人，已经被称为罕见了。假如进一步从身心性命之间探求，而能够说出自己所见所悟的，便是万家之中也难遇一人。我不知道吴子殷写这部书时，他的为人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他却托人把书送给我，说：‘《臆言》大体上阐发三易，以象数为根本，虽旁涉《珠林》《玉阙》等许多内容，最终仍归于陈抟、邵雍之学，是一部好学者的书。’后来从他的言行、日常出入、教家治世来看，处处都有准则，并且勤于勉励风俗，急于劝导众人，是笃实行道的人。至于推究事物的本始、人的本性，则都说得切实，好像内心确有所得。我的童年曾讲习经学，稍长便放弃了；等到游历嵩山、少室山，才从医闾先生那里接受圣人教诲。此后只是追随其影响，每每想自己疏理所见，却始终未能做到。《臆言》却能把这些说出来，这难道不是豪杰之士吗？有人说：‘无极、太极，是先生所怀疑的；《道德经》五千言，是文先生所斥退、不予采纳的；陈抟、邵雍之学，虽然新安人所遵奉，但先生却逐条辨析，从未认可。’ 如今却一举而把这些说法全都反过来了。他说：‘难道没有见过卖油脂的人吗？盗跖卖油脂，是为了制作濩枢；曾参卖油脂，却是为了奉养老人。黍稷、醍醐、曲蘖，妺邦用它们来寻欢作乐、通宵宴饮，文王却用它们来准备洗腆、供奉祭祀。道理本来只有一个。’ 《映雪堂剩篇》序 西河曾说：‘我一生有三件幸事：第一，不做继子；第二，作文不采用宋人论体；第三，没有郭外田地，不靠收取衣租食税过日子。’做男子汉大丈夫，宋人的论体对作文又有什么妨害，他为什么厌恶到这种程度呢？他认为这种文体喜欢挑人的过错，吹毛求疵，有害于心术；因此颠倒案情，混淆黑白，有害于是非；摇唇鼓舌，拍掌谈论时事，有害于文笔。自三唐以前，本来没有这种文体，是宋人倡导出来的，危害不可胜说。有人拿论文章给我看，我总是随手退还并谢绝说：‘不是我所喜好的。’后来一看到元襄先生的文章，却大为惊异，读了三遍、叹了三遍，说：‘这难道不是天地间最高妙的文章吗？’他的议论不偏离正道，却能切中人的要害；浮薄之人既不是他所谈论的对象，迂腐儒生的条条框框又往往使人感到腻烦，不敢接近。他发挥自己的见识，实在可以纵论上下千百年的历史，只可惜他的著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先生若在明朝末年参加考试，一定会领袖群伦，早已享受优待士人的俸禄。吴越间的士人仰望而归附他的，像影子随形一样多；但他最终因为避人而隐居当湖，于是不屑以文章显露自己。如今幸而我同先生的儿子交游，赶紧搜集他的文章，但完整文集已经亡佚；即使剩下的论体文章，也零散残缺、不成完整篇章。这样一来，我既后悔前面那番话说得过分，又感叹名山中的大篇文章，在这个时代湮没而无法考察的，将不仅仅是这一篇文章而已。因此把这些篇章刊刻出来，又作了这篇序。《沈瑶岑集千家诗》序 自从汇集诗歌的方法兴起以后，先后有集古诗、集唐诗、集《三百篇》、集陶诗、杜诗，集乐府、诗余、长短句，却偏偏没有汇集宋人诗的。因为能够记诵宋诗的人太少。不能记诵就无法汇集，不能记诵，读者也不会认为汇集者巧妙。因此汇集万首诗，莫过于泗上施助教；但除了他所记得的之外，其他便茫茫无知了。这样一来，和自己创作又有什么区别呢？如今人们喜爱宋诗，却都不能记诵，读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的诗，合上书便茫然。我曾拿《千家诗》给人看，说：‘一团茅草乱蓬蓬，这就是宋诗。’沈子瑶岑于是取这些诗加以汇集。初读时惊讶，后来眉目舒展，继而心胸开阔、神思清明，拍桌叫好。内容还是儿童所诵读的那些诗，原本熟悉于心、熟练于口，却忽然把白的拖来配黑的，把子移去换成午，耳目竟然变幻到这种程度。如今人们喜爱锋利的刀，以各种金属锻造成百般器物，难道会有奇特的制法吗？不过是杂取庄山之铜、历山之金，熔炼百种材料而合为一体，顿时如冰消解，又灿烂如芙蓉从池塘中开放。如今人们也喜爱用豹皮制成车帷，用狸皮制成衣袖，再缀上千只羊的皮做成三英五紽；浮光集翠、千纯百结等名称，价格便贵了十倍。既然如此，汇集诗歌虽是小道，也足以由此看出它的皮革、看出它的冶炼，竟然有这样的作用。

译《张介眉八十》序 当湖有一片蒹葭围，许多家族聚居在水乡之中。菰、蒲、茭、菱从四面环绕着它，因此成为名人高士集中居住的地方。诗人所说‘蒹葭苍苍，在水一方’，仿佛正是为这个乡里吟咏的。只是这首诗本来是招致隐士的篇章，而给它作序的人说，秦襄公继承霸业，却不能取得岐西的土地以恢复周朝基业，于是感慨道路阻隔而且漫长，借此引发怀念故国的思绪，难道真是这样吗？介眉张君是当湖的望族，举家居住在围中；围中也有许多其他望族，而张氏住在围中则位居第一。雅坪学士说：‘我家南陆，世世代代与张氏通婚。介眉是我的亲家，他的儿子子益是我的女婿。’面对蒹葭苍苍的景色，我每每想沿着水流逆行而上，却始终不能做到；偶尔到那里一次，又惭愧自己不如他。雅坪是贤德君子，出仕退处从不苟且，一生有许多大节，在世间没有一件事可以惭愧，却还怀着谦逊惭怍之心，那么一定是因为他的品行奇伟、操守异于常人，反而屈身居住在这里。因此我每次逆流而上，都叹息自己无法跟从。如今介眉已经八十岁了；他七十岁时，学士曾赠给他一篇文章，收在《雅坪集》中。不到十年，学士却先我返归真境；我与介眉相交七十八年，未能沿水逆流去跟随他一次，也赠给他一篇文章。我曾感叹，长期替人作祝寿序，回头检点自己的文章，寿至八十岁的才八人，九十岁的四人，百岁的只有一人。可见高寿是多么难得。学士的文章说：‘张氏一族，接近百岁的有两人，超过九十岁的有两人，接近九十岁的有三人。’从前那些接近百岁和超过九十岁的人，如今已经超过百岁了；即使接近九十岁的，也已经接近百岁了。这暂且不论他们是否都还在世，单说高寿容易取得，又是如此。这难道是隐士多长寿，还是因为身居蒹葭之间，逍遥游息，天便把仙人的岁月赐给了他们呢？文献之重要，已经很久了。老成之人的典范，应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四人〕 在改朝换代之后，更容易放任散佚；而介眉凭借退隐自守的身躯，经历世事长久，把一年年所见所闻、兴衰得失都保存下来，足以鉴戒过去、警示后来；加上他熟悉前朝大小掌故，默默铭记在心，这些在 圣明天子下诏体恤高年时，也还应当亲自登门；而 宪臣请求他来，何况子孙后代入朝为官，朝廷赐鸠杖、赐玉的恩典，正方兴未艾吗？年轻时听说乡里有长寿老人，我常到他那里听百年间的旧事，往往听到神庙太平、贵家往来的各种遗迹，便以此感叹。而今到了康熙、雍正之间，能够谈说这些事情的人已经很少了。鼎、鼐、簠、簋、奁、匜、舟、刀，只要是宣德、成化、靖难、弘治年间所制作的，即使包裹十层、反复拂拭，也要尊为珍宝秘藏。何况人总是喜爱旧物，果真像《蒹葭》诗所说的那样，怀念故都而感叹兴衰，那么只要老成者还在世，百里之内接连前来举杯祝寿，唯恐落后，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竟说‘十年以后，谁来作赠寿文章’，那又会使我像吟咏逆流而上那样，茫然无所适从了。如今，朝廷给老人赐鸠杖、赐玉的风气，正方兴未艾吧？我年轻时听说乡里有长寿老人，常常去拜访他们，听他们讲述百年间的事情；过去还听说过神庙、太平年间以及贵族人家往来的种种遗迹，常常为之感叹。如今到了启祯年间，能够讲述这些往事的人已经很少了。鼎、鼐、簠、簋、奁、匜、舟、刀之类器物，只要是雕刻、陶制、冶铸或髹漆而成，出自宣、成、靖、庆年间的制作，便会层层包裹、反复拂拭，尊奉为珍宝而秘密收藏。何况人们本来就喜爱旧物，果真有像《蒹葭》诗中所说那样，怀念故都而感叹兴亡的人，那么只要老成之士还在，百里之内便会有人接连前来举杯致敬；恐怕后世也不会是另一回事吧？但如果说“十年以后，还有谁来写赠文”，那又会使我吟咏“溯洄”之句，茫然不知所向了。《高云和尚四居诗》序 佛家有偈而没有诗。所谓偈，就是揭示、显明佛理罢了，并不是诗。自从中峰把诗当作偈，偈才发生变化；然而所要揭示的佛理仍然存在。高云善于作诗，后来接受佛法，成为平阳的弟子，便放弃诗而作偈。后来他居住在山中、水边、城市以及船上，又重新仿照中峰的《四居诗》，把诗当作偈。作诗和作偈，究竟有什么分别？在我看来，认为其中具备《诗经》的四始、六义，没有一项不完备；但明眼人看了，又会说其中具备三门八正道，没有丝毫欠缺。佛教弃绝文字已经很久了，天童一脉以直指相传，到三峰时才旁及言语。然而平阳与三峰，终究把彼此看作江汉两地；虽然同宗于大海，岷山、嶓冢山的区别也从未消失。如今平阳一脉传下以后，文字的兴盛竟成为古今所未有。我并不排斥佛法，晚年却注经，因此厌倦辞赋；这大概是宿世罪业。高云寄信给我，说在葛洪井旁应当邀我谈论三生之事，大概是前世旧缘。假如我不是坡公，而高云却能应合现实，像源泽悟得三身而获得化身一样，那么他的智慧功业和旧日习气，本来就有过去难以忘怀的因缘。我读了《四居诗》，所以一并说到这些。《鲁缃城诗》序 我为了避开人事回到真州时，遇到山阴沈九康臣，他以丞相判官身份主持江南文事，把我藏在秦淮的夹墙中。那时润州司马鲁君谦庵在江边建造戈船，与康臣既是同学又是同僚，常常以文章和酒相互唱和，我却不敢参加。等我回到故乡，在杭州遇见谦庵，他慰问我，而康臣已经以都官郎的身份赴玉楼去了。我正悲叹旧交沦落乡里，后辈再也没有像从前艺苑中那样擅长词章的人，便与谦庵相对三叹。后来江东同道无不盛赞谦庵的几个儿子有学问，其中次子缃城尤其擅长词赋，过去常以五言、七言诗的长城与当时诗人争雄，当时唱和的人都相顾叹息，认为无人能及。这是为什么平陵的后代竟有这么多才士呢？世家名门难道会缺少贤能俊杰吗？然而他们凭借自己的成就，大多以仕进相互夸耀；要找一两个有学问的人，最终也非常少。如今谦庵由粤西观察升任副知行省，在五岭以南开设藩府；缃城赴京朝见，与诸位同学登临感慨，聚散离合，往来之间，写了许多篇章。我七十岁以后已经不能执笔作诗，原因有三：一是江淹才思用尽，笔锋脱落；二是扬子云正在起草《太玄》，后悔没有早日钻研实学，于是把一切都放弃；三是钟子期已经去世，虽然高山依旧，知音之声却断绝了。康臣去世以后，便不能不产生黄公垆下的感慨；近来读缃城的诗，又不禁技痒，仿佛酒佣之技重新发作。只是暮年将尽，仍像当年藏在避人的夹墙中一样，即使想与他唱和，也依然不能。

译《萧山令郑侯生日》序 越过浙江向东出去，有一处叫萧山。那里地处丁句余山、瓯海的要冲，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治理那里的人，如果没有管仲、乐毅那样的才干，不能持有伯夷、叔齐那样的操守，便都相继辞职离去。开府对此忧虑，天子南巡时，选拔负责供应和接待的官员。兰溪的郑侯以能干闻名，被征召掌管太仆寺铃、銮等事，随军前往考察。修治道路的人在大路上搭设帐幕，数十里道路按期限完成，而且没有耗费百姓一文钱。开府记载他的功劳，恰逢萧山缺员；东曹按选任资格已经另有人选。开府说：‘此地事务繁重，非您不能胜任，破例请求调郑侯任萧山令。’部臣受限于成例，没有批准。天子看到了郑侯的名声，特地下达中旨说：‘可以命令浙省萧山各驿亭、乡官一齐渡江。’郑侯到开府军门辞行，兰溪百姓大为怨恨聚集起来，父老子弟数千人喧哗说：‘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官员？’他们在两座军营之间擂鼓。开府起初安抚他们，随后出示皇上的谕旨说：‘难道你们敢抗命吗？’兰溪百姓不得已，都悻悻离去；他们阻断江面、扼守官渡，想尽办法挽留郑侯，却没有成功，于是又有几百人送他到萧山，脱下他的官袍和靴子，在路上号哭后返回。郑侯奉调以后，询问百姓疾苦，首先除去那些为害百姓的人，大体以实行无为而治作为休息之道；根除催科之外，讼堂白天关闭，监狱和市场不得发生骚乱；但考察下来，官府并没有废弃事务，百姓都感到便利。然而他过分坚持操守，断绝馈赠，拒绝馈问，辞谢宴饮，一概不接受；乡官以下送来的一蔬一果也不收，而柴米的进出都按官价高于民间价格。当地没有闲田和剩余赋税可以暗中资助日常用度，于是各种耗羡全被堵绝，几乎有饿蝉枯蚓般的困苦。士人百姓听说后无不悲伤，只是对他的思念也无可奈何。至于尊重文教、礼敬贤者，恭敬谦下地对待士人，他在考试事务上毫不苟且，这些还只是他的余事。所谓四民，就是士、农、工、商；四民都应受到重视，而士与商各居其二，本来不应在其中有所偏重。可是近来的弊病，是重农而抑士，甚至重士、农、工而抑商，名义上说是抑制末业，实际上对根本没有任何益处。萧山本来是产盐的地方，煮海制盐，私盐盗贩充斥，成为祸害。国家的祸害和商人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连累主管官员的考核成绩；有些人对此却漠不相关，还用曲折荒谬的说法故意加以阻挠，而郑侯竭力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对四民的轻重安排没有偏颇。仲秋时节，县人因为郑侯生日，制作寿幛称颂祝贺，并请求我写一篇文章。我在幛上写道：‘《中庸》推重至诚，总是把不停息、不懈怠看作悠远博厚的征验。说使百姓和睦有根基，正是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开始。然而上面取得君主信任，下面治理百姓，中间诚信对待朋友，都必须以诚实自身为根本，并以明辨善恶为极致；它从近处发端，却在远处显现，功业在这里建立，而效果在那里完成，能够长久的事业，确实有其来源。您的治理百姓，已经在各处取得成效。因此上至天子，其次开府仪同、分守知行省、提刑、观察以下各级官员，没有不受到您的影响并有所收获的。况且私塾门中的老人所称的驿亭乡官，就是朋友。朋友即使关系很疏远，偶然成为宾客，也会把事情详细说出，一经往来便可以信任。这难道是朝夕之间的事情吗？千秋百岁以后，也将在这里得到证明。’只是我所担心的是，郑侯的俸禄资历已经 皇帝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声，而使相以下的官员又一定会用实际政绩来考察他。既然有人荐举引进，只怕 黄麻诏书一下来，就要召集父老子弟，像兰溪百姓挽留郑侯那样，又哪里还能办得到呢？《西河集》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五十二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二十九） 《唐人试帖》序 当我出走时，从顾茂伦家得到一本唐人试帖，便带着它同行。每逢旅途烦闷，就仿作其中的诗，有时也邀请别人一同仿作。如今我的诗卷中还保存着试律诗和各种联句，都是这些作品。归田十年以后，我每天研究经学的得失，年老将至，哪里还有工夫顾及声律？有门客拿诗卷来请我指教，我竭力推辞。康熙庚辰年，士子落第后，互相夸耀作诗说：‘我只是没有在考试中取中罢了，怎么能说除此之外就没有足以表达我的志向的东西呢？’他们一定要来询问声律是否合适，我不得已拿出先前携带的那本唐人试帖，删去一半，与同学共同订正，间或拿给别人看。诗是有源流的。今天所说的诗，不是《风》《雅》《颂》，也不是汉魏六朝所谓的乐府古诗，而是律诗。律诗专门为考试设置。唐代以前的诗，哪里有什么四韵、六韵、八韵之类的限制？这些都是考试才有的。唐代以前的诗，哪里曾限制三声、四声、三十部、一百七部的官韵？也是考试才开始限制的。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诗律，也就是试诗。可是人们每天作律诗，每天讲究官韵，一旦考试问到唐代的试诗，却茫然不懂。连这种诗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声律？况且世人知道试文八股是从哪里来的吗？汉武帝以经义来对策，江都王、平津侯以及太子家令等人都起来应对，这就是试文的起源。然而那时都是散文。天下文章中，只有唐代考试选士，把散文重新分句、加重对偶语句、将两层话语排列成对。它有破题、承题、颔比、颈比、腹比、后比，最后再用结语收束。六韵的首尾就是起、结，中间四韵就是八比。因此试文的八比，可以从这里看出。今天作试文，也称为八比，但一旦问八比从哪里开始，便茫然不懂。连试文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作诗？人有牙齿头发却不知道自己是活人，不可以；知道自己是活人，却不知道活人有心，更加不可以。作诗作文，又哪一样不是心所作的？可是有了心，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诗有性情，人们实际并不理解；到了八股文，只是铺陈辞藻、贴合字面，连一点心思也不能在其中运行。即便不谈试诗，严格说来它有命题的方法、押韵的方法、起承开合以及颔、颈、腹、尾的章法；单从用心来说，也是在无何有之乡穷尽神思，构思幽深缥缈，即使极尽精巧奇幻，具有搜罗幽微的长处，读者看见它便眉头舒展、心领神会，眼睛一接触，仿佛就有触动心灵的地方，直接呈现在面前。这才是所谓的诗吗？既然一心作诗，即使终日饱食无事，也没有别的追求；即使身在道路、忧患之中，也还要借诗来抒发胸怀。何况文心纷披，又怎么能够停止呢？旧本杂乱排列，没有次序，而且科年、爵里大多无法考察。适逢先兄教谕有一本唐人试题的抄本，略可看出次第，于是依照它所列的顺序重新编排，并把这些试帖分为四卷，把旅途中拟作的诗附在诗集后面。

译《家防侯选本诗》序 防侯以举文成为世人的楷模；世间已有甲乙等第的举文，在防侯以前的，防侯也不肯退让。古文也是这样，唯独在诗方面，世间的楷模依旧如此，防侯却反而自谦不足。我过去曾与防侯一同被召到京师，在馆舍中唱和，曾说您的诗高峻警拔，洗涤了上面无故沿袭的朝廷馆阁习气，下面又排斥当时鄙陋浅薄的风俗；恐怕这样的文章不是真正改变世道又是什么呢？只可惜我没有读到您的全部诗作。等我归田以后，年老不能作诗，防侯也把诗泛泛置之。有人拿诗来请他作，他偶尔应酬一下，也不很在意。间或问起旧作，他说早已毁于火灾。康熙四十年，有门客请求刻印防侯的诗，却没有得到；不得已，只取他从前入选的诗，选有一篇邓孝威的诗选本、一篇王景州的《离珠集》，收集其中入选的作品，合为一卷，请我裁定。选诗并不是容易的事。孔子编定《三百篇》，尚且遗失《狸首》《新宫》等篇；昭明太子编录建安诗，后来也有许多人议论说其中遗漏了许多美作。两家的选本又怎么足以分出高下呢？我面对防侯的完整诗篇，却只能在全诗亡佚之后搜求旧章，好像从群书注释中看见真正的《越绝书》，从《洪范》《五行》《春秋》两类著作中辑出伏生、夏侯建散佚的传记，因此比看到完整诗集更加珍惜。而且喜爱他的诗的人，必定会由此更加思念他的全部诗作；这样，即使说他的全诗并没有亡佚，也可以了。《寿昌禅堂刻〈周鄮山文集〉募簿》序 甬东周鄮山以擅长文章著称，海宁的奎孝廉曾经向我说起他。当时我想求得他的文章却未能得到，后来我出走四方，与他没有相见他便去世了，实在不知道他的学问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寿昌菊禅师与鄮山是旧交，想向人募化，并把他的文集刻印流传于世。佛门一向空空，每每想减损已有的东西来补益所无有的东西；不过是用空虚改变执着，用福利改变仁爱，说佛家因缘业报就是这样而已。从来没有人为儒门作布施。我们儒者作文，呕心沥血，本来与佛门苦心攻治、锤炼炉烙相去不远；可是篇章残缺、简册脱落，便常常一同烧成草灰。它一旦灭亡，即使是慈悲如海、息止争竞的人，也会一并生出怜悯之心；何况同处一方、行为同伦，他一生所受到鄮山的恩惠，恐怕不会只有查氏一位孝廉而已。菊师居住寿昌，曾得到天童开山塔，并重新修葺它；他为佛门树立旌幢，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又办理这件事，我正庆幸我所学的穷尽之处，还有一片旃檀香海。《重修示农亭合赋册》序 示农亭，是用来告诫、指导农事的地方。按照旧例，孟春时节祈求丰收，随后大力布置农事，并加以训诫和教导，于是设置了这座亭子。萧山县城东门外几十步，过去有三间亭屋，合着两重门房，又以夹室辅助。每年春天前一天，迎接句芒神和土牛，停留在亭中；随后县长率领属官，穿着吉服，演奏盛乐，带着卤簿仪仗到亭中迎接，把春花送往东营房，也就是俗称的东营房，然后回来在县城东边的东司宴饮。第二天便在亭西劝导农事，再次申明训诫，并加以劳酒，这就叫示农。这是先王的制度；这座亭子是为了重视农业而设，作为县城的重要官署，已经不必再问了。何况亭子的用途并不止于此。我们县处在浙东交通要冲，上级官员来往不断，曾经在亭中设置饮食、发放亭火，让上级官员坐在正中一楹休息，伍伯则站在门的两旁。因此人们称亭前的水阶为东马埠，门左刻着一块石碑，写着‘舆隶息肩’。它用于迎春、示农只有一两天，但用作驿站，每天要接待三次。既然如此，就不能废弃。近年以来，这座亭子屡次倾圮。民间又多加侵占侵蚀，县长吝惜修缮费用，国库也缺少钱财；对于迎春仪式又崇尚简略，而且把劝农看作多余的事务，于是任其荒废，不加管理。至于上级官员的送迎，又因为过分谦谨，认为马埠逼近城墙，每次越过百步，直到武安庙前，于是亭子便倾圮了。不过它的地基仍然存在。自从修志者不肖，接受侵蚀者的财货和贿赂，便在官修志书中暗暗删去它的名称，使它渐渐湮灭；于是告朔这一礼，也没有主管官员来供羊祭祀了。康熙四十年，县长郑君来到本县，兴办了许多废弛的事务。城东士人百姓认为，废弃的事务中应当恢复的，没有比这座亭子更合适的了，于是共同议论恢复它，并把议案报给县里。太守宋君立即答应，发檄文到县；士民中首先负责的人踊跃前往办理，先立了一册文书，又请我作序。我说：‘唉！没想到我活到七十九岁，还能见到这件事兴办，直到闭眼也无憾了。过去城郭、房屋都由官府修筑，而如今官吏逃避事务，凡有兴建修作，都只责成民间；百姓又无力承担。十室九空之时，即使喜欢任事的人，也很少有能够办成的。考察古代修筑房屋的方法，不过是赋和力两方面：赋，是征收财物；力，是承担劳役。因此《召诰》记载营建洛邑，周公一定把征集财力、分派劳役写入法令；这就是《左传》所说向诸侯征发劳役赋税的办法。承担劳役之前必须先行赋税征收；如果不预先征收赋税，就一定不能承担劳力而使工程发挥作用。’ 况且如今所谓的力，必定应当合力；如今所谓的赋，也必定应当合赋。所谓合，就是众人共同承担。示农是公共事务，不是东城一地可以私自完成的。东城士民既然首先倡议，就应当请求全县士民共同出赋，共同完成它。不要说公家的大事有多有少，只要下令便立即去办。即使按最少的数目计算，能够捐出一金，比起修志之徒只贪一金、甘愿删削旧有典章来湮灭遗迹，他们的贤与不肖究竟如何，难道还不清楚吗？首先负责这件事的是谁？就是四门国子、莫时蕚诸位君子。

译《淮安袁监州七十寿》序 自从六十岁归田以后，我后悔经学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便闭门讲解《书》《易》《论语》《大学》以及三《礼》《春秋》。我说：‘晚了，只怕不能完成学业。天色已晚而道路还远，还是放下笔札和酬酢吧。’有客人拿诗文来请我作，我只是拜谢说自己没有才干。因此碑、版、铭、诔以及屏幛上的各种文字，大多由别人替我作成，只署上我的官衔。即使辞意有好有坏，也不必计较了。唯独对于淮阴的旧交，我总会想起，精神立即警醒；一谈到他们，便清醒过来。有人在我面前谈淮阴人的事情，我的心和眼睛都会惊动。即使醉了也会醒，做梦也会觉察。即使仓促匆忙，也一定要慢慢理清其中的道理才罢休。何况只是把文章委托给我呢？如果只是说文章，哪里值得看重，不如不写，也就算了；难道敢说没有文章吗？我的儿子远宗从淮安回来，说监州袁君今年六十九岁，明年就是七十岁。戴子西、洮刘子嵩藩等人筹划给监州祝寿，远宗托我写几句话。我当时正卧病，手里拿着一卷《素问》，急忙起身回忆我当日与监州相遇，曾经往来于什么地方、什么年月，他替我核算过什么事情，以及他的须发是什么样子；只可惜分别太久，临老的容貌没有来得及见到。然而这份情意实在深厚。人在天涯如浮萍断梗，彼此遇合也不过是偶然之事；但当身处忧患之日，对人的盼望便格外迫切。监州当年待我，仿佛对自己的事情一样用心。对别人感到切己关心，就是仁；切己关心而且厚待别人，就不是薄情。嘉美的树木以厚实成就仁厚，石头薄了就会露出磷光。因此《论语》说：‘仁者长寿。’《中庸》谈诚，也总是从博厚而进到悠久。监州厚待我，是三十年前的事；他能活到今天，我一定认为这是积累厚德的结果。只是不知道这三十年中，他厚待别人、应当获得报偿的事情，又有多少呢？刘勃安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十年前他替监州作序，说：‘老人是个经历坎坷的人，对取舍很谨慎，暗自鄙弃世俗浇薄的习气，从不苟且答应别人。他对待人，一定使人得到合乎情理的对待，而远离不合情理的待遇。况且在财贿追逐、权力炽盛的时代，人们眼中只有金钱。老人却在义与利之间辨别得非常清楚，宁可使别人获利，也不以此谋求自己的利益。因此福泽在自身兴起，又流布到后人。譬如梓树之材，老人培土筑基，而他的儿子还将为它施加丹雘。所谓长久，就是这样。’这样看来，我的文章不足为重，而勃安的文章却有如此值得流传的价值。我曾常常思念淮阴的旧交，每每伸长脖子却不能见到他们，只能庆幸自己还能跻身其中。早年长期追随相交的，有李君太常、丘君洗马、张君检讨、吴君中允，以至刘氏兄弟，如吏部选郎、山东督学使，无不曾并马行走在长街上，谈论往日的交情。而勃安、昭华，只是在天安门下拉过手，一同观看对策，随后便分别离去。到如今又十多年了。勃安八十岁，我也七十八岁；虽然不能追随耆英、参与至道之会，但如老人星一颗，我们彼此同受照耀。然而还有像监州这样扶杖相忆的人，那么再过十年以后，假如我有幸还活着、能够提笔，我仍愿与勃安先生先后致辞，更何况是现在呢？《铁庵游黄山诗》序 我平生缺少登临名山的条件，经过泰山也不敢继续前行，望见匡山却不能登临；即使登上太室山，也走到半途便返回，从来没有越过几座山峰继续向上。既然如此，本来应该借助游记来代替亲身游历，可是我的书箱里没有山水经籍，并且曾经对人说：‘我最不喜欢看近人的游记。’于是有人讥笑我没有登山游览的情怀。但我年轻时读《汉官仪》而惊动心神，偶然读到谢灵运进入康王谷的诗，常常手拿诗卷，只怕它很快读完；这样看来，善于描写山水的人也未必不喜欢山水。铁公在焦山居住数年后才进入黄山，已经穷尽了黄山的胜景，后来又退居云谷寺，做黄山的主人，因此作了《游黄山诗》，越过千里送给我。铁公是有道之人。从前他在无何有之境中，不知见到了什么，太白山人却认为他已经见道而称许他；这就像使如来本来无形的东西忽然显现为有形。何况山的形貌庄严，穷尽人世变幻的形态，看它如同手指螺纹、掌中沟壑一样，当下便可以相信；而且他见得真实，说得切实，把所见的一切展示给人，人必不会认为那是不可见的事情。这样一来，即使说谢灵运的诗、应劭的记载全都陈列在我面前，也不会有人非难；可是如果因为我不善游览，就把世上谈论游览的人全都屏弃，难道会是这样吗？

译《经义考》序 《经义考》，是诸位儒者解说经书的书目。古代经书定为六部，春秋以前只有《易》《书》《诗》《礼》《乐》《春秋》六个名称见于经解；当时孔子传授《易》，子夏作《诗序》，虞卿论说《春秋》，各有经说流行其中。到了焚书以后，还有《古五子》十八篇、《周官传》四篇，列在《汉书·艺文志》中。此后，诸儒解说经书的著作便纷纷出现。宋人提出这样的说法：“秦人焚烧经书而经学保存，汉人穷究经书而经学灭亡。”后来伪托为文中子的人，更直截了当地说：“九师兴起而《易》道衰微，三传出现而《春秋》衰落。”于是谈论经书的人各自大肆扫除儒者的经说，经学也就无人过问了。我考察汉武帝倡行制科考试，以经义作为对策的首要内容；汉代以后解释经书的文章，都称作“经义”。如今贡举家仍以“经义”称举子文章，可以作为证明。只是我解释经书，一定用经书解释经书，不自行创立说法。如果解释经书而坐实与经书相违，那么即使与汉、唐、宋诸儒的说法都相合，我也不赞同。一定要拿这部经书来核验那部经书，两者都无法解释，然后才旁及儒者的学说。即使在儒者学说中，汉代的取十三，宋代的取十一；这并不是偏爱汉儒而排斥宋儒。汉代儒者相信经书，必定以经书本身作为义理依据，凡是所立的说法，只怕稍稍违背经义；宋人却不是这样。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尚书》可信吗？我所相信的只是义理罢了。只是先确立一种义理，使各部经书的解释都来迁就这种义理，符合的便是，不符合的便不是。虽名为经义，实际上却不是以经书为义。有的人怀疑《文言》不是《十翼》的文字，有的人怀疑《顾命》不是周公所制定的礼，有的人怀疑《春秋》不是孔子所作，有的人怀疑《春秋传》不是左丘明的书，有的人怀疑《孝经》是六代以后增改的，并非七十子旧日传授的；至于《士礼》，便加以废弃；《周官经》，则明确斥责；《王制》《月令》《明堂位》等篇，则直接排除、贬低。甚至还有人误读《隋书·经籍志》，说《尚书》是伪书；误读刘歆《让博士书》，说今天流传的《国风》是伪诗。这是没有经书，没有经书哪里会有经义？我大声疾呼来挽救经书，也挽救经义，不理解我的人却说我尊奉汉儒而厌恶宋儒，难道不是太冤枉了吗？然而儒者不解释经书，就不知道书中有经；经说不完备，也就不知道应当以经书为义，更不知道什么叫不以经书为义。朱子、竹垞知道这一点，先确定哪些书属于经书；在前人增加的七经、十经、十三经之外，又扩大收入一部《大戴礼记》，说：“这些全都是经书。”确定它们为经书后，凡是以经书为义和不以经书为义的说法，既然已经存在，也一并详细列出，说：“这也属于义理。”有说法，义理便得以显明；有不合义理的说法，义理反而更加显明。我正担心世上那些扫除儒家学说的人，嘴上说穷究经书，实际上却故意轻视经义，以图自己方便，又哪里有闲暇去分辨取舍？于是竭尽搜集考察之力，拿出家中所藏八万余卷书，把其中可靠的儒家经说辑录出来，标明经名，分别系在经名之下；有些只保存篇帙而不判断是非，使穷究经书的人一看便知道可以考察什么。内容浩瀚，真是大观啊！我曾考察《周礼·春官》，其中说外史掌管五帝、三皇的书，并记录书名，这就是历代史志著录书籍的起源。后来汉武帝收藏书籍，称为“藏书”；汉成帝向天下征求书籍，命人总汇各种书籍，编成《七略》，其中关于经义的部分，就是所说的《六艺略》。到了后汉以四部命名，把经部列为甲部；历经魏、晋、六朝，有时称《新簿》，有时称《旧簿》，但总的说都是按部分类记录的名称。这就是赵宋三馆所以直接称为书目而没有别的名称的原因。然而，官府所编纂的，有刘歆的《七略》奏本、班固所著的经部、王俭编撰的《经典志》，以及唐代儒者郑覃等人修订的《经书》《四库》；个人自行编纂的，则有谢康乐编的《经目》、阮孝绪分类编的《经典录》，各自都有编纂的体例，竹垞也曾在馆中任职。内廷是 天子掌管秘书图书的地方，只是当时正出兵征讨滇、黔，再次开馆一事还来不及校勘书籍、编排签帙。后来又下诏征求书籍。诏令天下凡在学官以外的经义书籍，都可以全部送入秘府，于是解说经书的著作在这里极为兴盛。然而这些书还没有编定甲乙次序。如今竹垞退居田园以后，才根据过去所见所闻，汇合古今的书目记载，编成这部书，题名为《经义考》。这真正可以说是古文旧书内外相互呼应的一部书。至于它所分的部类：敕撰一卷，是为了尊崇王室；十四经经义共二百六十三卷，是为了扩大经学；逸经三卷，是唯恐经书稍有遗漏，所以一字一句都收录；秘纬五卷，纬书虽然是隐秘的经说；纬书尚且不废，何况经书？拟经十二卷，这些不仅是自行创立义理，甚至是自行创作经书；但看起来似乎也颇值得警惕。它与经书相合吗？若相合，就像塑造人形而加以使用；否则便是虚妄。又有师承三卷，记录各家经义都有自己的传承；广誉一卷，立学一卷，刊石五卷，书壁一卷，镂版著录一卷，通说四卷，这些都同经学有微妙的联系。然而，如果不是博览群书，不能有这样的成果。家学一卷，自序一卷，补遗一卷，共三百零五卷。书编成后拿给我看，我说：唉！我年轻时稍稍研究经学，年老了却没有完成，也来不及读见这些书，而年纪已经七十九岁了。孟子说：“看过大海的人，难以再被水吸引；游学于圣人门下的人，难以再被一般言语打动。”荀子也说：“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不听闻圣人的言论，就不知道学问有多么广大。”如今经学这部大著问世，圣人的言论全都在世上显现，后来出生的人又能从这里有所考察和鉴别，那么既然珍视这部书作为 盛世的庆幸，又应当感到高兴，因为天下后世既知道有经书，也知道有经义。于是我读完此书，谨慎地为它作序。

译《张中丞勤雨录》序 这一年六月没有下雨，一直到了秋天七月，中丞张公和行省观察以下的官员，以及郡县各部门官员，一同举行祈祷祭祀。虽然祈雨坛有许多处所，但总要归到城隍那里。因为城隍实际是五方五岳所分别主管的神灵。于是从六月下旬到七月初一，也已经见到细雨蒙蒙，但祈祷祭祀仍未停止。当时我正患痢疾，僵卧在西溪僧舍中，并不知道这些事。到了七月十五日以后，天气更加干燥，祈祷祭祀的人也更加急切。一天两次到祈雨坛，撤去车盖，屏退左右随从；伍伯关闭诉讼，停止审狱，市中禁止并戒止屠杀鱼兽。我病势已经转重，不能随行，而爱戴张公的坊民各自出丁，迎请土龙，十座城门喧闹起来，认为这样张公就可以暂时卸下肩上的责任了。张公却反而制止他们说：“这是我的事，为什么要废弃百姓的生业？况且这样让众人祈雨，难道不需要费用吗？”他晓谕坊民让他们回去，百姓才散去。他曲意体恤百姓的隐忧，又是如此。不久张公留在坛上，向师巫和里老致谢，说：“我平生呼吸之间便可上达天庭，很受神灵回应。如今遇到这种情况，于是写奏书说：‘宁可损减我的寿命，也不要没有年成。’奏完后，占卜得到的答复说：‘天书已经有成，狗和猪的日子应当有雨。’”后来壬戌、癸亥日果然下了雨，于是乡官同士民在城隍祠中修筑祭坛，为张公祝福祈寿三天；还有人愿意减损自己的寿命来归还张公的寿命。于是合起来编成《勤雨录》，并附上诗篇，大概是取意于鲁僖公勤于求雨的意义。甘霖突然充沛降下，过去常常属于防御性的颂词；御史随车而行，沿袭成为旧例，何况以里门乡官的身份来歌颂当政者的贤能勤劳，如果不是虚假，就是谄媚；唯独对于张公，这是真心实意，感动了上天，也感动了人。作为普通百姓，即使合两浙千万户人家的心血，也哪里足以酬答张公的恩德？只是借着区区口舌和文字来诵扬张公，情谊已经很浅薄；何况明明白白流传于民间的口碑，反而因为避嫌而加以隐讳，那就各人各有心思，必不会这样做。《壶山草堂诗集》序 我在杭州租屋居住，凡是诗人文士，没有不与我携手交游、修好往来的，唯独同吴君介庵生前从未亲近。等到我避开尘世之后，他才把《壶山草堂诗集》托给我，请我作序；我问其中缘故，原来是因为他喜爱吴地的美好，便筑草堂居住，十年来未曾返回樟林旧居，因此踪迹过于稀少，彼此音信也不相闻。他本来每天在钱江、柳浦搜访景物还来不及，却舍弃那里而前往吴地，在东武旁边与山丘相伴为乐，仿佛子真居于吴市、童子鸿请求葬在要离墓旁一样，这个人本来就很不寻常。于是我翻阅他的诗，登临游览的约占十分之二，赠答的约占十分之三，宴饮酬酢以及感怀寄托、触景生情的约占十分之四，而父子唱和之作反而只占十分之一。然而他直抒自己的所得，孤高自守，不曲意随人，几乎不知道世间还有唐、宋、元、明的诗风。这个人身为朱轮贵族的后裔，衣食玩好都习惯于安逸，未能拔擢而超越常人；何况他俨然是本地名士，文名传布艺林，却如龟解壳、蝉蜕皮一般，舍弃榆枋之间的束缚，安于一壶之乐，文辞灿然，谦退从容，同朝廷中的贤士鹤鸣子和相应和唱，这种旷达胸怀该是怎样啊！他的侄子尺鳬是我的小友，带着他的诗来，于是我率意题写此序，也借此告诉他。《朱氏易韦》序 世人都说人人谈《易》而《易》道反而灭亡，然而只有《易》可以让天下人共同谈论。假如舍弃《易》而谈《诗》，那么▯▯、唐桧至今尚且没有人能解释它们的名称；舍弃《易》而谈《礼》，那么只剩下“为人后”一节，而定陶濮国积累了一千六百年的、必定无法解释的冤狱，何况其他问题呢？只是《易》虽然广大，任谁都可以谈论，而《易》之所以成为《易》，最终却没有人谈到。我曾说谈《易》有三条：一是《易》辞有具体着落；二是同《左氏》及史书中的占卜相合；三是包牺氏、文王、孔子所面对的是同一个《易》，并没有两个不同的《易》。然而世上谈《易》的人都不是这样，名义上说在谈《易》，实际上是在谈自己的《易》；不仅谈自己的《易》，而且自己创作《易》。《易林》自行创作爻辞，司马潜虚、阮氏洞极自行创作卦画，扬子太圜、卫元嵩、元包、蔡沈、洪范皇极自行创作筮数、蓍数、揲扐之数，这可以称为《易》吗？这样还想使《易》不灭亡，哪里还需要等待呢？朱子称赞皇作《易》，韦氏不必说《易》，也只是说自己的《易》罢了。但他的《易》可以看见，也从未在《易》之外另造一个《易》，仍然只是依据《易》谈《易》罢了。而他自己所造的《易》，也可以看见。皇曾经同我讲论伶州鸠七律的学说，内容广博无穷；他的好学善于辨析，有些地方不是寻常范围所能窥见的。如今他谈《易》，那种广博浩瀚仍然如此。口头可以说出的，道理可以指出并画出的，都把《易》的广大归纳其中，处在“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境界里。他平生搜求秘藏，每每遗憾史氏、苏氏灵台、无名氏、翠羽、玉阙等书没有流传于世，认为《易》学虽然繁多，却也有不少缺漏。世上既然有这样的书，怎么能不赶快一睹呢？

译《湖州府志》序 天下有三类不可信的东西：一是道经所记载的黄帝君臣之事；二是姑布子家关于人的相貌吉凶祸福的说法；三是天下志书所记载的山川疆域、人物居处。这三类都不可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周官》的职方氏掌管天下地图和典籍，还辨明百姓、财赋、牲畜的数目，这正是编作志书的起源。即使当时还不完备，又怎么会像方术、形法一类那样一概斥为不可信，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呢？小技艺荒疏简略，不值得取信，这也就罢了。倘若公然编写讲解方域形势的书，那么凡是疆场远近、道路里程、险要关塞，都关系到居守和驾驭的形势。何况风土的记载、四方的传闻，都是王朝所采集的；观察事物的新旧、掌握典故，也都同这些有关。若这些都不可信，那么天下便没有可信的书了。从前我考察浙江各地的志书，感叹其中错误。就连《职方》开头记载九州，东南方属于我们这里的部分，也有一处会稽大镇却不知道所在；有一条三江大河，却不知道在浙东、浙西分别属于哪里，哪里还谈得上三男五女、牲畜谷稻等琐碎事情呢？因此过去的记载，如顾夷吾记山川，刘道真记钱唐，郦元注《水经》，孔灵符著地志，以及唐代《元和郡县志》、宋代《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的记载，都误读《禹贡》《史记》以及两汉地理、郡国诸书：把秦始皇第一次东渡说成取道余杭，把汉西部都尉治所说成在武林山，把晋咸宁年间开凿临平湖说成浦阳，把西钱江说成以东，把刘宋泰始年间从海宁进军趋向萧山、回浦说成从海盐进军趋向钱唐同浦。我在萧山作《萧志刊误》，在杭州作《杭志刊误》，又何尝没有逐条置辩？只是错误驳杂到了极点，无法用一条一条的理由争论。《湖志》也是如此。湖州之地从秦汉开始见于记载，在南北六朝之间大为显著。三国以后，湖州人物的盛况在浙西首屈一指；但其中记载失实，从明万历一直到今天，编志者并不少，讹误、脱漏、谬误却前后如出一辙。郑子芷畦是博雅之士，胸中藏有许多书，曾读二十一史并加以概括，进而发挥余力，辑录湖州人见于史书的事迹。从本纪、列传到表、考，分别设置门类，同时区别义类，先把仕宦、寓居和本地人物合在一起，再汇编成书。然后遍及天文、山川、郡县、田赋、户口、徭役，直到食货的繁杂、谷物牲畜的细节；共有图记十二篇、表八篇、考八篇、列传十五篇、艺文十二篇，共一百二十卷。志书最难编的是人物，山川次之，其他内容又次之。我从前接受宁绍分巡的聘请，修撰越地人物志，却推辞不得，直到凿坏逃走。为什么呢？因为人物的取舍，是恩怨聚集之处。如今湖州的人物数量是越地的十倍，而在前世家大族中，那些卓然有名、无须再分甲乙的人物，也有越地的十倍。虽然芷畦受到郡守再三恳切的嘱托，仍不怕由自己一人承担，竭尽心力搜集新旧碑版，汇聚编成此书。至于三代以来正直的道路明白而不改变，也可以看出他的才力敏捷充裕、志意高峻清洁。至于山川、户口以及兴废沿革，又考核得精确，不再令人怀疑。正如前面所说，旧《明一统志》起于洪武，成于景泰，其间历经文臣学士共同纂辑，却仍然不可信。如今 国家的文治大为兴盛，已经下诏命诸位儒臣开馆编撰一代的志书，赐名《一统》，这必定同前代有很大不同。王师北伐尚未最终成功，假如进呈芷畦的书并加以参照考核，那么用可靠的材料来验证可靠的材料，必定很少有可以争议的地方。即使把它作为天下可信的事情，也从志书开始，未尝不可。《隖里张氏族谱》序 宋人编立族谱，稍稍符合先生收族的情谊，所以世人常常遵循它。只是作者最初的意图，务求详尽记录近世，唯恐族亲叙次有所遗漏，于是建造谱亭，以防后来活着的人沿袭这件事时，只夸耀氏族的盛大，只汇集一姓之人的名字；对于显贵者，记下他的官职门第并考察其事迹，却不问九河与九洛各自有不同的流派，只画图立谱系置于卷首，因此难免有“遥遥华胄”的讥讽。我们县的张姓都是名门大族，但源流并不相同；隖里这一支，世代有显贵簪缨，自宋、元直到今天，诗书传统不曾中断，可以说很兴盛了。只是年代久远，难以考据；即使他们的先祖中有一位神异之人，在北宋初年担任工官，因守护江堤而死于勤事，正如《祭法》所说的“勤劳其职而死于水”，历代依据报答功劳的典章，把他列在祭祀名册中；这也是我们县的一位大人物，但县志甚至没有记载他的始末，没有注明爵位和籍里，甚至有避讳而没有名字，有使职的称号而没有授予的品秩，史书和家谱都茫然无所考。后裔二监搜集元代所撰族谱，得到残缺的若干简篇，竭力承担修补工作，同他的弟弟南服一起，仿照所见所闻的体例，合并远近资料并有所增删。只是远古的不加详述，近世的也不过分铺陈；有确实依据的便保存，对有疑问的便空缺；不苟且考察，也不过度罗列。即使像神祖这样显著的人物，也还斟酌拟议，不在其中妄加杜撰，这是多么谨慎啊。我年老了，不再执笔，也不作序颂；族谱的画像纷纷送来，更不敢随意附上一字，唯独对于张氏这部族谱有些谆谆告诫。世上少有才士，以二监兄弟的才华，将来必定会以文章在当世大放光彩；后人建立言论，正应当同前人建立功业相互需要。这对于我们县来说尚且值得嘉许和依赖，哪里只是郑穆七族有公孙、羊舌十一族有叔誉氏而已呢？

译《东阳杜雍玉诗》序 当今有文人却没有学人，如今甚至连文人也没有了。我避居山中以前，过去各地来访求教的人很多，拿五言、七言诗来抵作借用乘韦之礼，近来却寥寥无几。只是晚年相互交往的人，除同乡旧游之外，只有东阳学者王虎文父子以及卢子远等人，偶尔以学术相互问答。而卢子远极力推举他的同乡杜君雍玉为文章雄杰。我曾为他的先人杜见山先生作《悔言录》序，感叹这个家族有学问，后来一定有继起者；雍玉果然以文章闻名，并把所著《枫庄诗》远道托我评论裁定。诗歌的升降变化，不是一天形成的。汉魏以后不再有佳作，降到三唐，随后又渐渐降到宋元，每况愈下，而世人却争相趋附，为什么呢？因为这便于不学习的人。起初还说诗有别样的情感，不完全取决于学力；如今反而把学问看成负担，只说抒发情意罢了，致使市井间袒露浅陋，争相喋喋不休。而雍玉以学问和品行作为根本，从六义中的三类追溯《风》《雅》的本源，向下直到两汉的安世、三代的相和，以及黄门鼓吹、军中短箫等乐录，都能就其歌词大体仿佛其风貌；而且古体排律、绝句各自都有所归属。他每天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唱和，内在修饰情感和文辞，外在遵循诗体的制度，在吟咏之间条理井然。有人说：“您研究经学多年，客人把文章序言托付给您，您一定会闭目摇手说：‘我研究经学，哪里有空闲？’为什么唯独对这件事如此娓娓不倦呢？”我说：“你难道不知道，这篇文章中有一个学人吗？” 《西河集》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五十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序【三十】《陆孝山诗集》序 我避居湖西时，因为久留在那里难以安定，打算到岭表去投奔在韶州做官的故人，但故人并不愿意。正好孝山任南雄太守，招我前去。当时我已经接受崇仁的聘请，虽然最终没有前往，却听说此事后赞叹说：“真是孝山啊，真是丈夫啊！”后来我同他的弟弟义山一同在京师做官，距离他当初招我已经十三年。孝山因补授思州太守来到京城寓所，我每次见到他，总要同义山相互叹息，说思州难以赴任；孝山却慨然上路，说：“难道没听说王尊经过九折坂的故事吗？”我挥手同他告别，回来后感叹道：“真是丈夫啊，孝山啊！”直到如今，义山做了东阁学士，以参知军国政事的身份归田游历，而孝山最终死在任上。义山所著《雅埤集》早已流行于世，孝山的儿子才开始拿他所作的诗托我评论订定。孝山兄弟凭借世家遗业，竞相读父亲的书，各自都能做到地位通达显贵，以功名和文章互相争胜。孝山又有许多忧虑百姓、体恤民俗的诗文；自从到任治理地方，询问方域、咨询民情，对外接触古今，无非为百姓请命。即使遇到水旱灾害、祈雨祭祀，也长吁短叹、吟咏感慨，言语中悲哀，气息中忧伤；读者知道他志向直达九重天阙，感情通向万里之外。这些足以传扬他的政治作为、足以收录于文章，本来不必多说。只是我年轻时作诗，必定竭力排除基础狭窄的弊病，先扩大诗作所能达到的境界，然后再谈论裁剪布局的方法：格调要取其高峻，排斥喧闹卑下；气势要取其雄壮，绝不软弱萎靡；声调要取其宏大响亮，不能细碎低微；音律要取其浑厚含蓄而周密安静，去掉纤巧而使气势舒展；意旨要取其刻画精核而深沉，又要留有余味，担心思虑容易疏浅，讽咏叹息又容易枯竭。至于文辞要高雅，韵律要和平，这样才能使诵读者不以自己的口为羞，歌唱者不因声调而失误。假使起田更写《三豳》，学士一定会感到惭愧；假使进株离讲解《五均》的方法，乐工歌者一定会张口而不能合上。人人都应当懂得这个道理。然而不学习的人厌恶常规而喜爱新奇，一变而成为京师叫卖般的腔调，村言市语，动不动以猥亵轻慢相互应答。后来又厌弃这些，便拿那些形体短小局促的作品，替它擦拭嘴唇、修饰眉宇，改变它如山如河的气象，假借修饰容貌；又把其中琐碎絮叨的言语加工得机巧俊俏，把黄钟大吕改成瓦釜之声，这是多么琐细啊！人生在世作为男子，必定应当有昂藏七尺的气概，在世间行走。所以司马相如雕琢文章、扬雄编织辞藻，尚且以此为壮盛；如果不这样做，难道反而要像涂擦衣服、胶固鬓发、收取货郎担吗？把这些玩弄并视为珍宝，秘密珍藏，似乎不是士君子应当做的事；拿来同孝山相比，他正处在风气屡次变化之际，却独自堂堂正正、坦荡平直，直接抒写自己的言论，不诡诈、不随俗，俨然成为正始时代的正音。他的声调高峻，气势博大，雄健深沉而广大；文辞虽简洁，意义却十分深长。他那种浩然自得的气度是怎样的呢？他不随时代迁移，抒写自己的言论而高明爽朗，昂然自立于天地之间，这又是怎样的丈夫啊！像孝山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文章、政事方面的大丈夫吗？唉！孝山同我年岁相差不多，而我到了日落西山仍未进入仕途，还厚着脸皮为他的诗作序；只是如今年老力衰、意气消耗，四望一片苍茫。孝山曾经招我，而我在积蓄悲哀之后，距离孝山去世又过了许多年；即使想向西南荒远之地作招魂之辞，也已经做不到了。在迷惘悲痛之中，我辜负这位良友已经很久了。孝山的几个儿子也相继以文章闻名，所以我既叙述他的诗，也一并把这些话告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