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四十四

译《理学备考序》圣人门下并不是只有一种道理，却有不止一种学问。正因为道理没有不相通的，所以尧、禹、汤、文、皋、防、伊、散所做的事情虽各不相同，最终都归于同一道理。正因为学问不止一种，所以即使在圣人门下，接受的是同一传授，除四科之外，漆雕氏、南宫子、孔子的弟子容以退让作为进取，曾晳、琴子、子开以无为作为宗旨，端木公、孙子、子贡以言说辩论相互夸耀，多仲、子路、澹台灭明以游侠显名，卜商、商瞿、馯臂、子弓以讨论著述、探求学问见长，都置身于传述之列。然而道路虽不同，最终归宿相同；源头相合，支流虽异，终究没有因此开启分别门户的道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道理的根本本来没有差异。所以道理相同，学问便相通；学问虽不同，道理反而更加没有不同。到了赵宋继起，虽然同时代谈理学的人以周子为开端，二程、邵氏、张氏之间也渐有区别；向外扩展到涑水、崇安，渐渐涉入疏阔，但仍以同一道理相互学习，不分彼此。等到金溪、紫阳偶然互相诘难，学者便把这当作发生龃龉的开端，建立门户，划分界限。这岂不是要使吕尚的《阴符》排斥在皋陶的谋议之外，使卜氏《诗序》与商氏《易》彼此殊异吗？这样做可以吗？历代圣人的不同，是他们各自的行为不同；他们没有不同的地方，则是他们所遵循的道理相同。道理在天上叫作天，在人身上叫作性，在天与人所共同实行的地方叫作道。因此儒者把理称作天，又说性就是理；合乎理就叫作道，把性、天、道合起来，总称为学。学不过是学习这个道理罢了；即使所学的门径不同，也仍然是在学习这个道理。比如前往都城，可以乘船、乘车、步行、骑马，可以向东向西、向北向南、顺阴阳、取向背，但最终都是到达都城而停止。所以太阳和月亮虽然不同时运行，都附丽于天；江河虽然不流同一条水道，都显现在大地上；阴阳、寒暖、燥湿虽有不同的时令，都合于天地之气。所谓多种途径，最终归于一个结果，所以学问才值得重视。如今的学者，我对此感到疑惑。拘守支离学说的人诋毁金溪，推崇易简的人鄙薄紫阳；沿袭这种流弊，后来又转移到河津、姚江，到了我所处的新学派，纷纷彼此抵牾。朱熹、陆九渊尚且不能简单说成异同，想把朱陆之间的同异强加到其他人身上，不也很奇怪吗？彪西先生是河东的宿儒，考察道理多年，如今又以理学相传；恐怕其中有所缺略，或会导致是非、同异彼此争持而不能决断，所以辑录诸儒语录，编成《理学备考》一书。不增不减，不多不少，才叫作完备。完备，就不会有偏颇的见解存留其中；完备，就不会有遗漏的形态显露在外。沿着他的学问追溯其所依据的道理，浩浩荡荡如大海，分不清南极和北极。银河汇入其中，日月从其中升起；阴阳、寒暖、燥湿，都同它往来，并借此消长。理学虽然繁多，想舍弃此书而另行争论异同，是做不到的。不过我还有一点进言：先生与河津同乡，仿佛可以追溯昆仑之源，百川都由此汇聚；先生一定不会拘守一曲而自以为独得。如果这部书能够流传……【原文未完】圣明天子在经筵进讲时，讲到理学，并且反复告诫要消除朋党、化解同异；如果能够进呈此书，以求圣上乙览……【原文未完】即使只是语录中细微的言语，又怎么知道不会立刻同卜氏《诗序》、商氏《易》一样，被称为极其完备呢？《丁孝子身后芳名册子序》所谓《身后芳名册子》，记载的是已故明代丁东阜先生的孝行。先生是嘉靖年间的国子生，曾侍奉父亲双槐公，父亲病势将危，百般医治都不能奏效。适逢除夕，先生赤脚到城隍祠祈祷，回来后闭门哭泣。随后又到灶神处、家庙中，众人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第二天元旦清晨，双槐公转过脸来对先生说：“我不能再过这个新年了，你孝顺，把我抬到前庭，给我穿好衣冠，让我向天地和祖先行一次礼，然后就告别吧。”于是立即把他抬到堂前，先生率领诸子和族人随从拜天地、祖先完毕，焚烧纸钱，又从袖中拿出一封文书，混在纸钱中。双槐公躺着观看，看见仿佛有神物把纸钱抓走，惊讶地问先生；先生连声答应，暗自高兴说：“事情办成了。”过了五天，先生没有生病却死去；他死后一天，双槐公的病便痊愈了。几个月后，双槐公和先生的儿子一同进入先生的书房，收拾他留下的遗物，发现箱子里有一篇愿意减损自己的寿数、代替父亲去死的奏疏草稿，笔画端正清楚。双槐公拿着草稿哭泣，这才明白元旦焚纸钱时，混在其中投入的那封文书就是它；又明白所谓神物把纸钱抓走，也是因为这件事，于是告诉亲族。后来外界的人也渐渐听说此事，府县长官争相题写匾额，悬挂在他家门上；好事者又把它绘成图画，并为之歌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于是同县的内史孙公在册子开头题写“身后芳名”四字。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他的五世孙进士文龙来京参加选官，重新装裱素册，仿照旧图，在上面抄写先生留下的奏疏，请京师善于歌咏的人为之作诗。我想，孝是上天赋予的德性，谁不愿意称道它呢？何况年代久远、世代更替，而作为他的子孙，又能诵扬先人的德行，彰显那伟大的功业，那么先生的孝行不会穷尽，是可以知道的。这也正是身后的事情。我在故乡时已经为前卷题写过文字，如今又记述事情的始末，作序如此，世间歌咏它的人可以从中得到观览。

译《张澹民诗序》年轻时我和澹民的弟弟公授一起学作诗，却从未见过澹民的诗。后来见到澹民的诗，才知道澹民的诗确实胜过公授。只是公授客游在外不能回来，澹民也整天奔走四方，留在故乡的时间很少，所以我非常喜爱他的诗，想同他唱和，却十首中难有一首能够做到。如今我来到京师，澹民恰好远游；我经过宫阙，寄居在他家，因为他任都官郎，才得以把他近年所作的诗全部读完。澹民作诗不多，但寄托深隐，取法古诗，得到了曹子建的法度；他的近体诗则疏散闲适而俊逸，多有自得之句，只是铺写时富有真实境界，这是今天作诗的人所赶不上的。我年轻时喜爱宋元人的诗，后来随俗读钟伯敬的选诗，再后来把那些全都抛弃，仿效嘉靖、隆庆年间王、李、吴、谢、边、徐诸家的诗，那正是我同公授作诗的时候。如今相隔三十年，海内诗家又比过去更多，诗风变化百出，又有人转而趋向宋元；但澹民的诗仍然从嘉靖、隆庆进一步走向唐诗，像这样不受习俗诱导，实在难得。只是澹民出身世家子弟，能够继承家学；诗本是小道，尚且足以继承他的先人宫谕公，以及下至历代名集的传统。推究他的所得，应当不只在诗这一方面。澹民生长在豪奢之家，从幼年直到壮年，一向享受精美的衣服、饮食和玩好，宫台园圃、图画典籍、各种器物刀剑、金铜、锄石，以及漆饰、雕刻、琢磨、冶炼、铸造的精巧，用来承继先世遗留下来的朱轮华裀之盛；三十年来始终没有改变。公授却客死异乡，澹民突然遭遇贫困，甚至在道路间困顿狼狈，呈现饥民的脸色；可是他仍然安闲旷达，下笔作诗作文，慷慨磊落，毫无忧愁、怨愤、叹息，也没有局促困穷的情状流露在词句中。这难道不是使我合上诗卷、由此兴起深思的地方吗？《馆拟甲子科湖广乡试录序》皇上登极第二十三年，正值元旦重新开始、干支重新开端之时。礼臣按照宾兴大典，恭敬遵循成例，列出应当选任的诸臣名单，蒙受圣上明察，特命我和另一位大臣主持三楚乡试。我想到天下正处于荡平之际，东部受到教化，西部也被恩泽，海面平静；而三楚处在南方边疆，从荆门以南，远至五岭，中间数千余里，前代的草莽盗贼和奔窜骚乱没有留下任何地方不受侵扰。幸赖世祖皇帝开始进行讨伐，完成武功，江汉之间才有安宁之地；而池沼盗贼的兵乱，又正处在黔、巫的交通要冲，逐渐侵入衡山、岳阳一带。凡是部署军队，全部集中在襄、樊、谷、邓以下地区，以控制湖湘，最终……【原文未完】六军张大声势，都借助我……【原文未完】皇上以圣明的文治和神武之功，深入荆地，手持玉斧将其劈开。澜沧江以外、洞庭湖上下，再次见到天日。直到如今，文德振兴，进献贤书的人，又已经有三年了。古代使百姓生聚、教训，必须经过时日，而……【原文未完】皇上以存养精神、感化天下的力量，使百姓同新朝重新开始，仿佛风吹发声，万窍同时响应；没有几年，居住在山岩、深谷中的人，都受到教化吹拂。我虽然愚钝低劣，怎么会因为奉命作文、广泛施教，就不加以宣布呢？只是三物六行相互比较时，唯恐凭浮华文章和虚夸言辞，反而妨碍德行和才艺。因此一定要在衡量程朱之学、校阅文章之间，使言语和行为相称，才不辜负圣上的期望。圣上求贤的至诚之意，使我惴惴不安而格外谨慎。于是冒着暑雨，昼夜兼程，抵达当地后，便同二三位臣工努力办理这件事。当时负责监临的巡抚，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严谨谨慎地整饬纲纪；肃然主持考场的提调，则是布政使、按察使，筹划安排精密周详；监试的是按察司佥事，防卫周密完备。于是召集同考官，确定题目、发下策问，选取提学佥事所取的士子，再进行三场考试。我们垂帘坐在堂上，让众人共同观看、通力用心，仿佛心沉入深渊，

译眼睛却环顾四海。积累若干天后，取中若干人，以……【原文未完】广施恩典，扩大名额，增加若干人；又取乙卷贡入成均者若干人，附录若干人，并录下文章若干篇进献。臣恭敬拜手稽首，在文卷开头发言。我认为国家达到大治，没有什么比任用人才更重要；任用人才的关键，在于言语和行为。所以三代树立贤才，必定以言语彰显、行为举荐作为广泛求取人才的原则；周代三年选士，必定大规模考察他的德行，考问他的言语，然后升入俊士之宅，以储备为国家所用。这没有别的原因：言语是行为的表面，德行是言语的根本。西汉以来选取士人，有举荐也有考试，却把德行和言语分成两项。然而考士的条目仍然重视亲身实践，如所谓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在选拔之中仍没有失去磨炼德行的意思。所以两汉得到的人才，比后代更为兴盛。到了隋唐以后，广泛设立科目，只把天子亲自考试的称为制科，另外设立秀才、进士、明经等科，由有关部门主持考试。除了这些以外，再没有其他途径作为入仕之路。于是想从行为来求取言语，言语便显现出来；想从言语来求取行为，行为却未必能够看见。写文章的人既想借言语表现自己的所得；求取文章的人，也想借言语判断他的平生。那么先疏通他的文辞，就一定要窥察他的情意；……【原文未完】窥察他的情意，就一定要核实他的义理；核实他的义理，就一定要观察他的情意如何贯通、义理如何成立。像这样，衡量文章的困难就太大了。从前汉庭的制策，首先重视儒术；但晁错内心学习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对外却应和文学之士，即使凭汉文帝的明察，也仍不能辨别其学问的纯杂。宋代开启高雅文章，排斥诡异习气，可是刘晖私下创制新体，参加考试时却错误地伪装成方正的言辞，来试探有司；即使欧阳修聪明，也被他蒙蔽，完全没有察觉。何况如今人的文章比不上晁错，有司的见识又远逊于欧阳修，却想在尺幅之间洞察大量内容，只能坐看失败。近来我兢兢业业，耗尽精力和心思，自以为可以告慰鬼神，但最终仍不能在梦寐之间稍稍释怀，因为我认为依靠言语来求取人才，仍不如依靠言语来求取言语。大概有些言语宏伟奔放却并非夸张，终究不如醇厚谨慎而不流于固陋；有些言语绮丽而并不淫靡，终究不如清新真实而不流于浅薄；有些言语繁密曲折却并不偏僻，终究不如简洁平易而不至于一眼就能看尽。这样看来，文字虽微小，也正是维系国运、改变风俗的大道，何况高雅的文章还能使国家文采焕发、政治端正。圣明天子启发文教，这些事情难道不是所要办理的吗？文章体制虽然不同，根本归宿却是一致的。前代取士途径很多，总是按照登用选拔人才这一宗旨来实行。即使明经、明法不是同一科，三年、二年不是同一考期，两省、礼部不是同一地点，帖括、经义不是同一学业；但它们作为求取贤才的途径，却是相同的。何况如今每一家共同读一种书，每个人共同专攻一种技艺。上面据此求取，下面据此应答，正如闭门造车，出门便能合辙。使贤才显明、选拔公正，难道还会有两个标准吗？姑且不论其他，楚材晋用起于春秋，后来三楚人物又代代出现。像黄香、孟宗以孝行著名，易雄、李芾以忠义显扬，黄琼、郭翻以方正著称，胥偃、郑獬以气节闻名，庞德公、刘凝之以高尚见称，孟浩然、皮日休以旷达著称，至于善于办事的庞统、向宠，善于品评人物的孟嘉、罗友，努力学习的车胤、潘京，学识广博的黄琬、李善，擅长词翰的李邕、欧阳询，文章杰出的罗含、习凿齿、王延寿、杜审言等人，哪一个不是后来出生者应当效法的典范？他们各有所长而最终归于至一，就是这样。因此，言语和行为虽然不同，求取它们的原则却是一致的；至于文章体制的变化，还只能算次要问题。臣用

译来自己勉励、也用来勉励众士人的，就是这些。至于参与这次事务的官员，按惯例也应一并写入。

译《王文仲六十序》我和文仲参加洛水修禊的聚会时，正始年间的诸位贤人没有一个年纪比我和文仲小。后来我又和文仲的儿子一起游历河朔，河朔诸贤仍然没有一个年纪比文仲的儿子小。以阮籍的才华，旷达地看待一世之人，尚且还同长原、安丰父子先后结为好友，何况我这样愚钝的人，幸而交友于文仲，又幸而交友于文仲之子，难道不是极其快意吗？只是过去按年龄次序相交的人，如今他的儿子又继起，我还同他讲论朋友之好，那么经历的岁月也已经很多了。我中年避开世人，不知道文仲在壮年时如何自处。只看他年轻时，意气勃发，精神开朗，像初升的太阳照进树林那样明亮；他在文艺上争衡，卓然立于文坛，又何尝不曾把施展才能、推行事业当作自己的责任呢？没过多久，三豆之觞已经在乡里之间摆下。汝颍之士历经世事离乱，尚且有寄身于天地之间的感慨；柴桑人内心悲悼远役，尚且做百里小官。文仲具有麟龙般的资质，却处于困约之中而以求道为乐，平生对财物的取舍极为谦退菲薄。不论世俗滋味如何，即使他自己的生活供给，也有吃蔬菜、断绝肉食，把腌菜坛和几案杂乱放置，衣服饮食憔悴粗陋，确实有活人所不能甘受的地方。我曾经敬佩他的操行，推崇他的情谊，却没有不为他施展才华、服务世人的际遇冷淡而悲伤。今年秋天，他以六十岁生日托我作文祝贺。栎木坚硬而无才，被弃置很久，这是事物常情；只是楩木、梓木、珠玉，也会因为用途少而长久保存。长者本来各有自己的志向。李愬是西平王李晟的儿子，在淮西、蔡州建立功勋，却愿意归隐盘谷，兄弟二人志趣不同。文仲自处隐秘，而他的兄长在朝中，领受殿中执法之职，负责……【原文未完】天子的亲近之臣，各人的志向和器量，各自都有所在。只是我本来就是文仲的朋友，避开世人已经多年，如今又能够同他儿子的朋友相聚，举一杯酒寄托祝愿。天下若有像我这样能够长久交友的人，也可以拿来作颂了。《刘栎夫诗序》我每次诵读云间一派的诗，便总想到黄门当年以古学剪除丛生的荒草，夺回被楚人邪说占据的诗坛而归于正道，那是何等雄健！如今却是宛陵、涪川的诗风在世上篡夺地位。姑且不论它们所宗尚的都鄙陋猥亵、败坏不堪，不能据为凭依；即使从难易来看，才子应当去做困难的事：以成百上千人为王维、岑参，必然不能人人做到；一两个人成为圣俞、山谷，便已经在当时大为喧腾。这样看来，他们所崇尚的只是收藏疮疤、隐藏瑕疵，像逃亡者一样躲避责任，而不是大丈夫抒发才华、展示学问的本领。刘子栎夫来到长安，我重新读他的诗，感叹说：“这不是当年同黄门一起从事正道的人吗？如今正值世人讥笑云间诗风之时，栎夫却仍携带云间诗游历于世，而且他的诗还是从前游秦时所作的。”秦地的诗风刚劲，是《诗经》三百篇的变体；栎夫用正道来表现它，在泾南、渭北、萧关、瓦亭之间吟咏歌唱、笑傲山川，却仍然不失《诗经》四始六义的正统。唉，这究竟是怎样的人啊！如今……【原文未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天子喜好文章，召集天下作诗作文的人加以考试，以此昭示天下；但间或在应试者中，旧习气仍未除去，有一半趋向于狭隘鄙陋。若不是册府大臣竭力维持文教，反复申明告诫，几乎不能使昌明文教、扩大文治的事业贯彻开来。那么栎夫作诗，就像松柏一样，本来应当在众木之后凋零，如今却又反过来成为先于众木荣盛的树木，岂不是奇怪吗？《何生洛仙北游集序》人能够写唐诗，然后才可以写宋元诗。好比穿戴衣冠，先是手脚拘挛、步履局促，几乎像被刑具束缚，后来才逐渐能够敞开衣襟、袒露身体，这样才稍稍足以令人称快；否则，就只是撕裂冠帽、毁坏冕服罢了。不过，能够写唐诗的人，必定不会写宋元诗。好比琴瑟，已经能够击节歌咏、感叹而通达神明，却要偶然降格去奏街巷里的声音来取乐，便会汗流满地，而世人不懂，只会认为弦匏没有不同的声调、钟釜没有不同的鸣响罢了。我乡里写诗的不过几家，只是地方偏僻，风气浅薄，时俗习染都赶不上，所以他们写诗，全都以盛唐、中唐、晚唐三唐为准则。可是我一进入长安，反而对当时所写的宋元诗感到惊心，以为长安是全国最好的地方，一时人文荟萃，为 国家开启教化，而流俗却反而败坏到这种地步，于是只得独自支撑着，来同随波逐流的时风抗争。近来东方的风气渐渐开化，微弱的火光顿时熄灭。那么，我乡里的人写诗怎样呢？洛仙先生比我先进入长安，并且长期远游燕、齐、赵、代之间，时间既久，路途又远。唯独他所写的诗广大和平，不受时俗诱惑，这是多么铮铮有骨气啊！我门下的何卓人生员，是洛仙的大阮亲属，他写诗挺然独立。我正想写信给他看，使他知道郊庙明堂的音乐、黄钟大吕的声调。如今洛仙正在上国游观，最近可以凭这些诗倡和于南北两地，我知道《四始》《六义》并不难以恢复。这部诗集是他一时游览时所作，但从中已经能够看见他诗歌的大概，因此写序告诉他。

译《张芍房摩青集》序 每天见到成百上千的人，也不足以抵得上真正值得见的人。真正值得见的人，有时几年见不到一个，有时一天能见一两个；然而所见也不一样，有的人见过一两次，有的人见过一次便再也见不到。能够见到自己最想见的人，却只见一次便不能再见，那么，这个所见之人就太值得思念了。我与张芍房先生在汝南的南亭相见，彼此十分投契；只是从此以后便没有再见。康熙乙丑年，他的侄子举人随计车来到京城，距我们上次相见已经十八年，我才收到他的书信问候，间或看到他近来所作的诗词，但始终没有见到他本人。古人能够任意而行，不被事务屈服，也不被环境阻滞，所以每当想到一个人，便可驱车千里去访友。我却凭一官微禄，滞留在京城，即使回去，也只能在乡里谋食，不能带着干粮徒步访友，那么什么时候能够相见，终究无法确定。不得已，只好在他的诗词中见他；而他的诗词又是何等地四面开阔、磊落慷慨、深沉真挚，声情相应，仿佛芍房就在眼前同我交谈。好友久别之后，其间寒暑阴阳已经反复更替，即使活人的牙齿、头发和精力也渐渐衰减，但他的文章却仍然如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那么，今天看后来的人，也同样如此。芍房有一位从父广文君，我在息县见过他，和见到芍房是同一时期；他的侄子举人则是在今天的京师见到的。今后能否再相见，都还无法知道。听说芍房建造园居，名叫“陟园”，取《陟岵》《陟屺》思念父母之意；园中建有高阁，名叫“摩青”，就是李白登华山时所说“峰顶摩青穹”的意思。登陟园思念双亲，已经不能再见；登高四望而思念远方的人，那么芍房也只是在君主、父亲和朋友之间思念并希望相见。登得越高，看得越远，于是他不怕抵触苍天、拂拭昊天，以求实现自己的心愿；那么，他所思念、希望见到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在向北眺望恒山时，更增添这种心意呢？《西河集》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四十六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二十三】《冯司寇见闻随笔》序 《见闻随笔》是司寇冯先生所著的书，另一个名称是《两渠传》。大体记载李自成、张献忠的始末，并分别列述这两个贼寇；尤其详细记载张献忠入蜀以及后来防守东部、割据一方的情况。大概在那个时候，神州沉沦，天下能够说清这些事情的人很少。恰逢天子开设史馆，修撰前代史书。诏令征求献贤所记载的史料，在京城无论朝官大小，竟没有一个人响应，唯独先生所著的书搜集丰富，成捆成车，是当时前所未有的。西南的变乱已经极其严重：自茶陵战败、蚕丛失守以来，南方万里之地，流血数十年；而先生历任官职，恰好都在这些地方，从推官做到巡抚，其间所经历的澜沧道路、山川风物，以及旁及古今兴亡得失的原因，没有不搜集前人见闻并用自己近来的见闻加以验证的。即使是附在记载之后的材料，也必定经过考核辨定，以求传信。因此先生这部书能够为前史提供参考的材料，聚集无数，而本书便是其中之一。我承乏担任史职，奉命题写、发给文书，恰好得到土司和盗贼诸传，于是得以把先生所著的书全部读完，知道先生关心国事，所到之处都考察详审。凡是朝廷谋略的是非、军法的长短、地势的平险、武技的疏密、征发修缮的坚脆、传递文书的缓急，无不明白得如同指掌。至于民间野史的讹误、评论的偏颇，又是多么不怕烦琐地考察分析啊！自汉、唐直到明代，盗贼起初不过贩盐撒豆、呼狐盗驴，如刁子都、瓜田仪、许生、吕母，直到青犊、白骑、长垣、寃句一类人，最终发展到窃取土地、僭越称号，给数代留下祸患，也已经很严重了；然而从未有像这样残害国家、毒害万民、割取血肉、屠杀胎卵，如同禽兽草木一并杀尽，焚烧山林、使湖泽枯竭那样严重的。这本是自循蜚以来的一场大混乱，而朝廷缺乏防备，边疆将帅失去控制，一切文书稽考、兵器弓矢和奋勇作战的力量，都没有及早用来扑灭乱事，终于导致局势达到极点。可是朝廷内外、上下大小官员，又共同沉溺于一时的八股之士，早晚只顾门户争斗，互相叫嚷，直到国家败亡，只使有志君子执笔流连、叹息感慨，却终究无可奈何。后来读到这部书的人，可以从中看见这些情况了。

译《张迩可蕉园诗》序 隋唐选拔士人，把经学问答、诗赋合为一体。宋代熙宁年间议论废除诗赋，只凭经学问答和大义考试，此后诗赋与经义才明确分开。然而仍有二场考诗赋、四场考诸子史书，旁及经义、论策，并不能说明代制度把它们全都去除了。苏轼曾说：“杨亿凭诗赋入仕；假如杨亿还活着，他会是忠诚清廉、刚正耿直的人。孙复、石介通晓经学，却迂腐空疏、荒诞漫无边际，不可作为规范。自唐至今，凭诗赋成为名臣的人比比皆是。诗赋对天下有什么负面影响，为什么一定要废除它？这话说得难道不对吗！”我与张迩可因经义相投，已经二十年了。迩可写经义，常常高踞首位，卓然没有同辈可比。他的试文流传天下，天下人仰慕并仿效。我曾说，假使孔子以经义设科取士，那么迩可进入孔门内室，当不会在颜回、闵子骞、曾参、仲由之下，只是以后取得仕进仍有待时机。如今迩可忽然回头写诗赋，取来一册唐人诗遍读，随后又遍读宋、元、明的诗，落笔写五言、七言律诗和古诗，广泛酬答，都达到精妙境界。同室居住的人不知道他竟然能够协调声律、押韵；同他一同学习文章二十年，也从未见他把歌咏讽诵表现在笔墨之间，然而一旦任情挥写，便聚成了这样一部诗集。乡里的老师和老儒都惊讶地落在他后面，拱手甘愿让位给迩可；而迩可直接追溯我乡先哲，如秦系、张经等人，并且还居于他们之上。迩可真是文章中的雄杰。迩可说：“我早年领取廪米，虽然受到年限限制，也将要被贡举到朝廷了。我不能再以经义同诸位较量长短，明年就在公车门下等我吧。您何不评论我的诗，并替我作序呢？”我想，明经与进士都凭文章求取功名，有时这一方面受挫，便在另一方面伸展，各有时运，但总归都是经义罢了。如今却只剩下这两条道路。至于制科，是用来对待非同寻常的人才的，既然不能再三举行，迩可怎能只满足于一条道路呢？哪一样不是文章的验证？只是迩可的意思，以为经义的品第终究不如诗赋通达。因为经义的品第在内，诗赋的品第在外；经义的品第取决于一个人，诗赋的品第取决于众人。品第取决于众人便公正，取决于一人便不公；在外便公正，在内便不公。迩可舍弃经义而写诗赋，也是想求得众人的公评。于是迩可想前往京师施展他的诗才。我赴制科时，迩可作诗送我，其中重提我像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那样多病，无法为你歌颂。这只是徒然嘱托罢了。我本来浅陋鄙俗，不能替贤哲宣扬；即使能够宣扬，既然参加制举，诗赋与经义的取舍也一视同仁，难道前面没有金玉般的人才吗？两只眼睛有所不同，朝廷赏识贤能的人，也难道没有像劣马那样受到偏见的人吗？他们的到来各有时机，襄阳诗篇的声誉既然有所定数，难道没有众人仍旧把一个在外的人看作如同在内的人吗？迩可也只能信赖天下通达之人的公论，以及后世传扬他的评价罢了。《江上吹箫阁集》序 《江上吹箫阁集》是真州汪君学先所作。学先出身名门，年轻时以文章作为见面礼，得到了一位美人。扬州的绮罗珠玉，与这两者交相辉映。四方来往的人，于是都有赠诗，今天收入集中的就是这些诗。只是美人与才士，不容易长久相处，即使能够相处，也一定有造化在其中嫉妒他们。何况用千金买笑，价钱随着时日而昂贵；在成都赊酒，也不必典当衣裘来取乐，这种适意满足不同于寻常十倍百倍，于是为此作赋，本来就是应当的。只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学先来到明湖，重新拿出他的文集，请我作序。我看学先的年华正好，才照映着头巾服饰，而这些事情已经在十多年前；文集中所写的许多老友，一半已经凋零。展卷读过一遍，不觉三次叹息。何况我在长安时，也曾因丰台芍药而哭泣，感叹云彩消散；如今颓然将老，忽然看到这部集子，触动心中旧情，这就像在雾中看园中花朵，连日大雨后看见初升的太阳从树林间出来。病后起身泛舟，老人相对谈论年轻时的事情。在盛夏酷热之中，望见清泉上方长林郁郁葱葱，即使想不看猎物，心也被触动，不能不看。《何氏宗谱》序 萧山有两个何氏家族，一个居住在芹泥桥，一个居住在城西崇化里。两家都是庐江何氏的后代，源流相同而支派分开。明代时，两家都有御史世代出于其门，所以民间都称作“何御史家”；但真正配得上这个称呼的，只有城西何氏。我从祖父教谕公，是芹泥何氏的入赘女婿；我的祖母则是城西御史公的孙女。小时候，祖母曾向我讲御史公恢复湖泊的事情，感动得流泪。等我稍稍长大，写《萧山三先生传》，御史公的儿子孝子公便是其中之一。只是他家后来衰微，人口减少、福祚衰薄，过了几代之后，降为穿草衣的平民。我归田以来，偶然因访旧经过他家，询问从前的世系，已经全都模糊得无法考察，只得惆怅返回。如今他的后裔长仁搜集先代遗留下来的族谱，努力修复，比较其中的缺漏和散失，补上尚未完备之处，汇成一部完整的谱集，请我作序。我想，城西何氏自宋室南渡以后，经历绍圣、咸淳等朝代，显达仕宦延续六代，都凭科举名次和官爵俸禄荣耀于当时。即使到了元代，仍有以俸禄奉养父母而世代闻名的人。可是进入明代不过三世，御史公父子又以非凡的名声事迹振动乡里；然而后来继承发扬的人寥寥无几，很快便衰落了。我当初避开世人归来，早已替孝子公争取乡贤祭祀，直接揭示台使送其主入学宫的事，把它当作盛事。等我进入史馆，又查阅孝宗实录，考察其中记载的孝子事迹，为他立传。不久，我乡里的无赖仍然跨越湖塘企图侵占土地，我因为景仰御史公的事迹，挺身争辩，终于恢复旧有界址。虽然何氏是我世代出自的家族，但也因为本县有这样的前贤，后世子孙应当观摩他的行为、表彰他的事迹，所以我才这样做。何况作为他的子孙，却任凭他的事迹沉没湮灭而不加过问，难道合乎人情吗？后来编修族谱的人，也应当把这件事作为鉴戒，不能停止。

译《李侍读卧象山人集》序 过去我来到京城时，仰慕诸城李渔村的为人；后来跟随李学士到老师家中，诵读渔村所著《卧象山人诗》，很喜爱它，又已经 天子考察各郡国荐举的文学之士，渔村被选中，因此得以同渔村交往，又同渔村接受馆职，一同进入柱下担任史官，这才感叹渔村不是寻常人。如今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渔村。他为人慷慨而厌弃世俗，若非必要，便以疏薄自守、以庞达自居。他同人交往不沾染激烈执着，往来者多是平民朋友。他把得到一个官职看作身体上附着的赘瘤，唯独把文章和山水看作终身职守。曾经有一次，他想到卧象山却不能去，面对酒踱步说：“我从前进入卧象山，把它看得像自己的房屋，每走一步都要回头看几次，仿佛在向家人告别一样。如今被羁留在这里多年，惘惘然使我成为无家可归的客人，这是为什么呢？”过去元稹在长庆年间与白居易齐名，他的文章并没有比当时的人高出多少，可当时从王公大臣直到妾妇、牛童，没有不诵读学习的；甚至还有人假借他的文章到市场上出售。渔村的文章超过常人，人们也因此认识渔村。然而彼此相互称许为豪杰，最终却没有人能把他从众人中拔擢出来，使他的特殊才能得到伸展，超出通常人的见识之外。这难道是今天的人善于嫉妒吗？或者只是平日相见太多，习惯之后便轻视忽略他，实在不知道他的文章究竟能够流传后世、超越今人到什么程度吗？我听说卧象山是诸城的胜地，分承九仙山的支脉，又同岑扈、琅琊诸山相互映衬。然而自远古以来一直没有经过开凿发掘，渔村实际上开辟了它。那山仿佛是巨灵神劈开的，又像五丁力士凿成的，所以他自题为“卧象山人”。山水长久存在于天地之间，山势高峻相望，同人的居处从来没有多少阻隔；可是荒僻蒙昧，经历百千万劫也未曾有人开发，忽然间却被开发出来。文章为什么偏偏不能如此呢？过去的文章不过是章法格局、推量揣摩，另外没有能够超出规范的；而渔村纵横驰骋、卓异不凡，以平常事物达到开辟新境的效果。他的诗歌婉转附丽，具备《诗经》作者的风格；文章激越高亢，不可降低；至于记事，则完全去掉回避隐曲，语言核实而指意直截。然而文采灿烂，就像巨商掌握优质金属，废置举起、周游五都，而龙海蛮窟中的珍藏全都陈列在眼前。古人所说的记载之文，必须通晓五志，史文也是如此。这难道是平常人容易达到的吗？文章有境界，就像山有冈峦；文章因通达广见而著称，就像山因奇特而得名。请看卧象山，从宾日门直到元潭，中间经过雷轨、太极、防霖柱、三天井，以及扶云、珑塔等处，凡是丘陵沟涧迢递相连、山峰屏障层层叠叠的景象，手指都数不完。至于山体束立如烟，筑起石块形成若干道险隘，引水使它夹在关阙之间，来改变瀑布倾泻的气势，其奇特如此，能见到几次呢？山泽高峻不平，出产万物、布散云气，具备神奇变化的端倪，却仍然能够被鸿蒙混沌遮蔽。读文章的人，可以由此明白这个道理。

译《沈客子诗集》序 我评论客子的诗，把他看作才子，并且预期他的成就应当在王维、钱起之间；只是彼此困顿离散，约有十年没有见面。我认识客子时，他的父亲西平公治理西平，很有声名；我作为蔡州的宾客，同西平君遥相往来，也曾读过西平君的诗，怀疑他才华惊人、艳丽绝伦，不像循规蹈矩的良吏；但西平君最终竟然因劳于吏治而死在任上。我很高兴客子能够继承他的文章和品行，足以延续世家学业，因此因为同西平公交往，便同客子交往。大概我之所以期望客子，另有原因。如今客子在京师，恰逢他的岳父与我是同年出生，客子住在他岳父的寓所，仍然同我往来，谈说平生的欢情。我急忙索取他的诗来读，觉得他的诗略有变化，仿佛转向北楼一派的笔法，写成宫体；降低了辋川诗的格调，却写成了西昆体。美人不需要平庸的装饰，良马不会迈出劣步。李丞相斯偶然同师宜官、次仲写得像戈波颇牧，老成之气或许稍有降低，但同韦虎、吕姥之流在军中周旋，又怎么会让韩非子有借口呢？唯独客子凭不世出的才能，承担继承先业的重任；我对他的期望确实很高，而他的成就也确实应当很大。不过，单就诗律这一方面说，本来不足以比较长短；即使只论诗，西平君也曾以妍丽的词句在文坛争雄。可是考察他的政绩，正当沈守躬任职时，他还因办理事务而受到牵连，收集民间的捆麻和担草来代替两税，亲自比较多少盈亏，像佣工和商贩一样；同妻子儿女在案几之间嘈杂忙碌，还要督促搓麻、传授纺绩，剁草准备饲料来补充，把这些用于典卖麻布、设置驿站的事务，使西平这个数百年来荒凉残破的县邑，逐渐达到人口聚集、生产发展的状态。世上有不必读《舂陵行》却也可以寄托给元结的人，西平就是这样。客子可以好好想一想了。赵象九先生，品德与金太君相称，贤惠孝顺；现请我为册子征求诗文作序。自从刘向作《列女传》，范氏仿照它作为史传的一类，后来写史的人沿袭它成为惯例，如今。天子下令修撰前代史书，开设东华馆，命令词臣编纂遗闻旧事。我常常惋惜《明史》史官记事不足：其中记载列女，只采集题名、旌表一类的姓名；而各朝实录又各自体例不同。顺治、成化、弘治年间有时还记载事迹，到嘉靖、隆庆以下却只写姓名和人数，甚至有只写姓名而没有人数、只写人数而没有姓名的。唉，遗漏残缺竟到了什么程度啊！我年轻时早就听说山阴赵先生的名声，叹息先生以文章和品行立身，却不得志于当时；家中有年老的亲人，想求得微薄俸禄来奉养，便进入太学成均，学习四门的课程。后来在京城秋试中，因《礼经》误列为乙科第一，终于郁闷地死在京城【明代副榜属于乙科，今人把举人称为乙榜，是错误的】。当时，先生的同榜举人都是东林后辈，同先生并肩组成文社，一时争鸣，而且都凭这一科考中。如今列入仕籍、世人所称的姜侍御滙思、何吏部昭侯、金观察幼镳、姜京兆二濵、叶清丰蕃、鲜明等人，都是如此。活人中最艰难的，只有儒生；当他努力求学，本来想借科举进取作为建功立业的道路时，家中白发亲长已经在堂，自己像枯鱼衔索一样，早晚忧虑奉养。好不容易已经在当时获得声名，却突然被黜落，而同时争雄的人都先行飞腾离去。不幸又冒犯霜露，身体羁留在旅舍，离家乡更加遥远，从此恐怕永远不能到儿子的住处去了。即使幼儿抱在怀中，也不知道能否成长成人；这时对妻子的期望，是想从妻子那里得到却不能得到的；如果竟然能够得到，那么即使把她称颂为姜诗之妻那样奉养亲人、苏武那样守节、程婴和公孙杵臼那样保存孤儿，也都没有超过她的。于是金太君以名门幼女的身份嫁给先生，备尝劳苦；她侍奉公婆，比先生在世时更加谨慎，又更加和顺。虽然她家教一向严肃，不借假笑取悦人，却总是低声下气、面色和悦，一定要委婉地博得他们的欢心才罢休，说是唯恐他们思念亡人。她抚育孩子的慈爱，从襁褓之时直到入学受业，中间种种温柔爱护无不做到；等孩子长大后，她督促课业极其严格，一定要他们诵读经书，继承先人的事业，曾哭着说：“你们的先人所未完成的志向是什么，难道可以懈怠吗？”恰逢闽海地区刚刚平定。朝廷正命令将领整顿军务，声张讨伐，太君立即派她的次子又裕随军出征海上，稍稍施展所学，以慰藉亡父地下的遗志。最终瓯粤恢复，武功告成，又裕得以亲身接受一项官命，很早取得仕籍，没有辜负母亲派遣他的期望。至于太君纺织缝制、筹办饮食、侍候疾病、割股煮粥，以及办理丧葬、哺育子女的诚信艰辛，更不必说了。割断手臂、刺伤鼻子，是闺中的异常行为；而平常的贞节志行、奉养双亲、教育子女，则又平平无奇，最终不能自比于女中宗师和寻常善行之列。然而由此看来，太君虽然死于近年，本来没有必要载入前代史书，而 本朝的旌表典制也只是由郡国汇总举荐，尚且迟疑等待；但她的事迹大致可以看见。孝子又裕担心母亲的烈行不能彰显，史书又有所遗漏，于是请我作序，并请求当代善于诗文的人歌咏记载，以便传述。唉！太君和先生都不会死去了。先生临终时，曾托梦给太君说：“我病了，来同你诀别。”两人相对流泪，没有说一句话。太君醒来后对此感到疑惑，过了一个月，先生的讣告果然传来。这说明先生即使身后也不能忘记太君。既然不能忘记身后的太君，便寄望于她；然而既然寄望于她，却始终不说一句话，等待太君自己醒悟，竟是这样吗？太君承接先生遗志、继承先生的人格，竟然到了无法言说的程度。像太君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列入《列女传》。先生字象九，世代有显达仕宦，是宋理宗的后裔，详细情况见太君的行实和志传。

译《淮安周母靳太君七十寿》序 淮河一带有许多名士，其中最著名的没有谁比得上周左台先生。我因为游历淮地较晚，没能见到他；但还来得及见到先生的儿子乔岳，同他结交，并拜见他的母亲。庾衮兄弟不肯登陈准家的堂，说因为拜母就同儿子一样，这个道义很重大；至于邻居褚德闭门奉养双亲，庾衮每次登门拜访他也毫不感到惭愧，为什么呢？因为他贤德。乔岳兄弟可以同伯仁、仲智相比，而他们的母亲也可以同伯仁、仲智的母亲相比。我曾说，乔岳不只是因为父亲贤明，他的母亲也是贤母。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偶尔替别人称颂母亲的贤德，一定称赞她善于教育；称赞善教的，一定说她知书，但这只是空话。唯独周母，七岁诵读《孝经》，八岁诵读《论语》《毛诗》，九岁同她的哥哥茶坡先生学习写文章。茶坡先生是淮地名士，同先生并称，当时所说的靳、周二先生就是他们。只是先生设置讲席，多接受别人聘请，曾把各家子弟留在自己家中，使他们接受母亲的教导；所以周母教子，确实能够教授文辞、训释义理，同老师一样，而诸子接受母亲教导，也如同人人接受老师的教育。这件事，在我游历淮地时就已经知道了。我自从游历淮地直到现在，所结交的人虽然很少而且谨慎，也不下二三十人；其中仕途升沉、得失不免各不相同，而乔岳兄弟却日益以文章和品行为人所知。一个人能够侍奉双亲、友爱兄弟，即使像褚德那样闭门奉养双亲，也足以招来庾衮的拜访；何况他们文章灿烂，足以传之后世，声名足以震动天下，江左的高雅名流必定屈指称伯仲第一，那么天下谁不想望他们的风采，以为这样的母亲和儿子是自己所愿意见到的，只怕落在别人后面。何况母亲年高而身体无恙。我曾数说淮上君子：孝顺友爱、淳厚谨慎，我不如二丘；奇伟卓绝，我不如杨简霖；高亢挺拔、富有经术、风流传承四代，我不如蔡子子构。而诸位先生都出自周先生门下，登堂接受母亲教诲，至今还能讲述先生在世时同母亲讲论文章、互相发明，使诸子和门人分别叙述自己的学说，作为学习的准则，他的教育就是这样。今年初冬是母亲七十岁生日，亲友都举杯祝寿；大丘学士担任廷尉在京城，小丘是我的同年，和蔡子子构一起写信托我说几句话。我曾登堂拜见母亲，有幸列在她同子女一样的行列中。听说淮上君子仰慕母亲的贤德，想要援引韦母设绛帐教子的故事，把她的事迹上报朝廷，树立闺门的典范；学使胡君又准备在里门张榜表彰她。明年，乔岳将赴公车考试，如果能够设立养堂，京师中像王茂弘那样的丞相望见她也会下拜，那么我就把这些话送给他。重修庾衮友好之事，固然是三十年前的旧事；进一步说，三十年后仍然如此。何况那些接受母亲教诲的人呢？《瑜珈皈戒放生仪》序 《皈戒放生二仪》是柏亭法师撰写的仪文。其中一仪用于祭祀先人并超度孤魂，另一仪用于放生。大体上依据瑜伽教法，以密部真言作为利益众生的精微方法，可以接通鬼神，并且明白地通达于虫鱼蠕动之类。依此使神、天、魔罗以及下至怨鬼，都能够依三皈五戒接受我们的普遍超度，胎、卵、脂、膏也一并得到解脱。这就是贤首宗所说以自我证悟来利益他人的方法。只是此前没有这样的仪文，而且这种教法也中断很久了。慈云柏亭本来推究不二法门，后来忽然感到不平，说：阿难、迦叶同受佛师教诲，而少室山一系因为不立文字，直接继承迦叶，导致白马寺翻译的经典被抛弃，如同遗鞋上的丝绳，只怕佛法不断绝。所依靠的是隋唐以来，贤首、澄观以华严宗义理，广泛设置义疏，稍稍得以继承马鸣、龙树诸法，以及所谓五教、十六观等。如今情况怎样呢？于是他历遍各藏经，天天记录十万言，把群经层层堆叠，像车轮旋转一样反复观览，并且在其中加写义疏。经过十年，工程完成。他曾用它来改变太极之说，考问后秦僧肇的论述，随问随答。从晋、唐以后到赵宋以前，凡是华严疏义中略微涉及儒书字句的，无不张口成诵，如同数珠成串，这已经很奇异了。至于瑜伽密谛，其中的语言支离破碎，如“防苏诃喇”，本来就不是通常梵译所能通晓的；一旦发生讹错，便无法指证，而法师却能够一一订正，考察幽微、分析细小之处，凭此召请神明、沟通幽冥、赞叹佛法；如果不是毗卢遮那佛化身，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从前教谕同僚钱君向，曾倡议建立仁社，本来有祭祀圣人、掩埋尸骨、施药、放生、收拾字纸、赎救灾难、荐祖、超度孤魂等条目。我在归田闲暇时，再次请求法师主持此事。法师特意替我撰写这两种仪文，并创作了这篇序文。我曾考察唐代法师澄观是华严宗第四祖，生于开宝初年，历经九朝七帝，都被尊为国师。到贞元末年，皇帝派河东节度使迎他进京，开罽宾般若三藏，请求他翻译乌茶国进献的《华严》梵夹；这同法师翻译真言也没有不同。澄观年长时，正值长庆、宝历年间，曾为相国齐抗撰写《华严纲要》，为南康王韦皋撰写《法界观》，为仆射高崇文撰写《灯鉴说文》，为节度使薛华、遗臣白居易撰写《七处九会华藏界图心鉴》。而法师常常时运不济，不能遇到像唐代七帝以及韦皋、齐抗、白居易等那样的帝王、宰相、名人、学士，却仅仅替我撰写《瑜伽》二仪，这正是我每次受到称誉时感到惭愧的地方。仪文总共有两卷。仁社中的诸位成员，如钱君向若、徐君圣修、沈君辉、东周君云子、鲁君民怀，都重视法师所撰的仪文，合并钱君的文字刊刻成书，并嘱托我作序，因此我直接依据事实写成了这篇序。《西河集》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四十七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二十四】

译《送潜丘阎征君归淮安》序 我因躲避仇家来到淮安，同淮河上下的人没有不交往的。阎潜丘君就在其中。到梁、宋一带时，不能继续前进，又回到淮安，于是渐渐有了些名声。潜丘君年高而学问多，我于是亲自去拜访他，同他登上城东程将军墓题名后离开。只是我当时改换姓名，唯独在淮安有认识我的人，知道我是毛生，我便随口应答说：“毛甡。”于是留下了“毛甡与潜丘君游墓”的题名。当时淮安、徐州之间能够谈论江东毛生事迹的，这就是其中一件。等我回到故乡，恰逢 天子开设制科，征召士人的车驾四处出发。在淮安，潜丘君首先响应。我在京师同他相见，看到他所著的书，内容丰博宏大，言辞洋洋洒洒，于是感叹不已；但他没有考中，便停止应试。正逢司寇徐公修撰全国地志，尚未完成，聘请潜丘君掌管此局，潜丘君有许多论著。后来他辞去职务，拿出他考辨《尚书》的二十五篇，扩展成文字简约却有数十卷的著作，带着它游历钱塘。当时潜丘头发已经斑白，而我归田已有多年，超过七十岁，身体衰老。于是我取出他所写的文章阅读，对他说：“我不知道你同汉代北海君相比究竟怎样；如果同唐代的孔仲远、宋代的深宁叟相比，那你已经远远超过他们了。”潜丘说：“真正了解我的是你！何不替我说一说呢？”我想，元、明以来已经没有真正的学者，学术人才的断绝大概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读书人做举子，文章志向都低下了，见识也一同浅陋；前面没有师承，后面又少有能够驳正他的人。小时候我同四位朋友学习古学，我文章中常常提到的沈七、包先生、蔡子子伯，就是那些人中的几位；其中两人早死，包先生号称“书簏”，有杂著四十卷，如今他的儿子不能守护，我去索取也没有得到；子伯因为文章不够纯粹，不肯拿给世人看。我则未到壮年便在世间逃避仇人，过了四十岁才归来，不能成为闭门读书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我天性鲁钝，又不能遍阅市肆中的书籍，靠记忆来观察世间学者，把他们的著作当作枕席来凭借、像渔人一样广泛搜取；至于那种能够飞起一片羽毛便穿入五层甲胄、剖开腹部而透入脊髓、只看肌理便验出骨结的人，又哪里还有呢？而潜丘疏通事物的外表，又极尽探究其内里；从竹木、番页直到金石、砖瓦、佛塔的椽梁柱础，无不搜求其刻文，向上考察它在天时中的运行，向下认识它在地上的表现，向人考察它的道理。从疏理事物的起始到后来，可以得到当时人的容貌、言辞和声气，根据日影判断时刻，根据亲族判别关系；无论远近，都一定分析其母亲、妻子、儿女的姓名，把婢女、仆役和养子记载在篇章中，完整列入编次，还摘录辨析字形的分合、戈波笔画的数目。他曾对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学者；即使想求得依附于学者，也有两个缺点和一个优点。喜好宏大却苦于烦琐，这是第一个缺点；见到一个便不能忍耐，还要再考求一两个，这是第二个缺点。至于优点，别人博学却不贯通的地方，我不博学却能贯通；别人有学问却有时没有见识的地方，我没有广泛学习却有见识。就是这样而已。”潜丘没有那两个缺点，却有一个优点。世人常说北方人的学问像在明亮处看月亮，虽然看得大，却不够清晰；南方人的学问像从窗户缝里窥看太阳，能看见细节，没有什么不能照见。潜丘却兼有两者。我在礼堂写定传记，交给潜丘和有关的人；我虽然不是桓谭，也已经看见潜丘能够传之后世了。他归去时，于是把这些话写成序来送他。也想使淮安、徐州之间那些知道江东毛生同潜丘讨论文章的人，也知道这样的事情。《浙江乡试锁院中秋倡和诗》康熙癸酉年，浙江举行乡试，巡抚御史张公监督考院事务。旧例是八月十五夜，给考场席舍供应蜡烛；监临同提调、监试五位官员一起坐席，在明远楼上设置酒食，列席祭月。张公于是遵循旧例，同共事诸公带着茶和器具。虽然楼已经改制，减去了重叠的屋层，但仍然像雁行一样坐在宽敞的廊檐下。张公口头即兴作三首律诗，诸公相继唱和。就连帘外各司负责柴薪、膳食、封存、记录的人，也有许多唱和的。撤去帘子后，主文两位官员也依韵作成三首，合在一起刊刻，命名为《倡和诗》。我曾读唐人的诗话，记载主持科举的人作赋，只留下《井亭梧叶》一篇，其他并没有。只有宋代嘉祐年间，欧阳学士同知贡举者在锁院中五十天，作诗若干首；但《嘉祐倡和诗》都是主文、参详官所作，并不是监院所作。如今锁院日期缩短，而且试卷繁多，主文和小试官连批阅试卷都来不及，哪里有空闲顾及吟咏呢？而监临张公在主持事务之时，仍能从容赋诗，一洗前人所说“三条烛尽，拥枕高卧”的情形，这又增加了圣明时代锁院中的一件盛事。因此我通读这些诗，恭敬地在卷首题写。任职在籍的史官某顿首。

译《张禹臣诗集》序 诗歌有性情，并不是说它的语言一定真实，也不是说它多抒发少描写。写诗时，必定有某种缘由和感触投入其中；如果内心没有情绪意绪，就不能发抒，于是兴致和情感便由此产生。等到兴致和情感所到之处，抽引思绪、连接考虑，进行了许多安排构思，然后才通过咏叹表现出来。在这个时候，诵读它而悠然自得，反复念它而内心激动，这些全都是性情。张禹臣年少时就写诗，我曾同陈老莲交游；酒喝到兴浓，陈老莲醉意颓然，必定诵读禹臣赠给他的诗，泪水顿时流下。如今五言律诗卷中有《赠章侯》一首，就是那首诗。等我远游归来，每次见到禹臣，都有人把诗人比作罗昭谏；而禹臣当时正在攻习科举文章，我也北上了，彼此没有相见。如今我年过七十，又老又病，到黔城求医，禹臣也已经老了，头发和牙齿都改变了；他却不因为我没有学问，拿出自己的诗请我作序。我读他的诗，共十卷，每卷若干首，其中乐府诗、古体诗和近体诗都明白清润，动辄合乎法度；即使是庄重的言辞、奇异的容貌，也多有纵横变化，而性情都贯穿在其中。至于所谓“情是文章的经，词是义理的纬”，正是禹臣自己所说的写诗并没有别的原因：贫穷而无事可做，触景便产生感慨；年老将暮，作为生员却不得志，胸中郁垒积结。又被其他技艺所役使，替人从事占察阴阳、延请翰墨之类的事情，既劳苦，而且除眼前之外，往后也没有可以用来排遣玩赏的东西。既然这样，就不得不借诗来忘却这些事情，以陶冶、抒写自己的心情。像我这样遭逢如此，贫穷衰老如此，困苦如此，却还能在心中感慨，发之于言，在内心排遣抒写，而不在外表上显出颓丧，这就是性情所起的作用。世上没有诗人了，却说唐代举子作诗能够成为诗人；如今举子研习经文，却不能作诗。看看唐代没有经学注解而如今却能把经文写成文章的情况，就可以验证这一点。把经文写成文章，难道还可以称作解经吗？唐代举子研习诗歌所以能作诗，如今不研习诗歌却仍能作诗，也还是性情的缘故，只是世人反而没有察觉。我因给禹臣的诗作序，便顺带说到这些。《慈云寺新翻大悲准提二梵咒解序》。佛教典籍有显教和密教：显教是经，密教是咒。自从少林传授心印、不立文字以来，便连显教也一并归入密教，认为阿难所说的佛法最终归于耳根宗，必然还要返归迦叶以心传度的密法；于是，一指的指示胜过十六观。年轻时我搜阅佛藏，看见《瑜伽仪法》，却没有音注；即使各部经中的梵咒，也都没有释义流行其中，便妄自认为密部不可解释，解释了就不灵验，于是彼此传授，辗转讹误，梵音没有固定的字形；后来甚至连声音也改成口语，这种支离而毫无凭证的情况已经很久了。伯亭法师通晓四部大藏经，把马鸣以来佛法海中的各种观法修习得如日月灯火显现在口目之间。凡是显教、密教各部，他无不洞察本源，穷究内里；于是阐发《焰口施食仪》，使千古聋瞽之人得以听见看见；在解释经法之外，也涉及各咒以及防司天。鹤亭邵君归田已有多年，从前曾得到西方僧人的秘密传授，广泛通晓四种译语，常与法师考订辨论，补充了许多未备之处；每有所得，便超出各种著名义理的集录之外。因此，他先为世人习诵的大悲咒、准提咒作解释注释。听说，大悲是观音的心体，准提就是诸佛的觉性。大悲咒翻译自尊法，而准提咒则是龙树所辑集的。这两种咒语的深奥义理从未有人翻译解释，如今忽然加以解释，难道不会泄露密法的禁忌吗？有人或许会说这是触犯禁忌，但我不这样认为。瑜伽通达四法，咒字具备四种成就，这些道理人人都知道。然而，一指禅从未不曾泄露，观经也从未不被每日诵读，却仍然是秘密。如今所谓密法，不过在于字音和字形罢了。尧对舜说“允执其中”，执守中道这句话及其字面，哪里不是显明的？可是舜接受了它，禹也接受了它，其他人却没有接受。古代大德说：“诸佛的秘密言语，只有圣人才能知晓。”如今所翻译的内容，虽说一切乘的境界、修行和果位，无不与咒语相应，犹如仙陀婆这个名称可以指盐、器皿和水一样，无不彼此称合。但它的深奥之处，若能使人诵读文字时当下了悟，本来就是我们的愿望；即使不能如此，而能在心中猛然警醒，在耳目间清楚领会，纵然还没有达到深层内涵，却从此有所省悟，疑义由此产生而信心由此生起，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冯使君钱湖倡和诗序》【使君就是冯躬暨世兄】。我曾读《西江倡和诗》，感叹使君身为郡国长官，忙于文书簿册，尚且能够同座中宾客贤豪竞相写出清新诗句，彼此赠答。我归田已经多年，是在籍的闲人，出门与使君以及主宾相见，却没有一次不是到了某处而读不出一字、感到惭愧的。如今使君离开郡任而尚未补授新职，携带行囊来到钱湖，又同二三位友朋摆开酒食，叙说往日的交情，往来纷至沓来，于是又有唱和诗篇流传人间。以使君的才华，面对二三位旧日贤豪友朋，即使没有钱湖这个地方，他们登临吟咏，也必然会抽取新意、摘取警句，争相写出前人未有之作；那么这些诗的工巧不减于《西江倡和诗》，本来就不用说了。只是我租住在钱唐，距离湖堤不过数里，也将要同饮酒之人前往拜访，握手慰劳，可仍然没有一字能够赠答，只能拿着这一卷诗为之吟诵，惭愧就更加深了。听说古代友朋聚会，往往有许多赠答，如郑侨、晋肸一类人物，见于《春秋》，只是他们并不作诗，只诵读别人的诗。即使有良辰盛会，宾朋满座，如庾公在武昌欢饮直到天亮，也不过说“理咏”；所谓理咏，就是诵读诗歌。我虽然年老才尽而牙齿还在，心力衰弱而口舌尚且健全，即使不能作诗，读诸位先生的诗也如同出自自己之手；口中所读，心里认为美好，那么就请诵读诸诗来代替赋诗吟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译《三韩张氏家谱序》。编辑宗族的办法，是先分后合。所谓先分，是什么呢？就是从姓中分出氏，从氏中再分出族。国君把同一姓氏分封下去，卿大夫以下各自接受氏号，又按族分开。所谓后合，又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姓之中的各氏合在一起，把一氏之中的各族再合在一起。国君以一姓统摄宗族，大宗、小宗又以一氏相统，一氏又统摄各族。所以《礼记·大传》说：“国君有合族之道。”又说：“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大宗；敬重大宗，所以收合族人。”有时分、有时合，各自都有条理，但关键一定要有人建立书册加以考核。《国语》所说“工史记录世系，宗祝记录昭穆”，全都要依靠这个。自从封建制度不再实行，氏族不再分明，后世编写世系，只是把古代的一个氏族合并起来，却不辨明其源头；就像嶓水是源头，岷水也被说成源头一样。有的把今天分出的支流拆开，却不知道应当归入哪里；就像只知道潜水，却不知道它属于长江，知道沱水，却也不知道它属于长江一样。三韩张侍御凭科举起家，遍历三曹，任尚书郎，随军征讨滇南，辅佐 王师征伐，立有功劳，随即因上书论事，得以调任杭州幕府。他滞留在录参任上已经多年了。他平生孝顺友爱，敦厚和睦，每当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就希望自己没有辱没他们。他用诗书的恩泽教导子弟，于是又续编家谱，请我作序。我想到辽东诸族，都属于从龙功臣的后裔，世代显贵、土地广大，巍然处在丰沛、宛、邓一带那样的地方。他们世代兴起而成为通侯，头戴金貂、获赐登殿用履的人，多得数不清。然而侍御家族声望灿然，他独自感慨追念先烈，向上追溯，从千里之侯、百里之长开始，以彰明自己的来历。他所编的家规，又把砥砺品行、整饬法度、勤学务业作为谨慎遵守的准则。这是怎样的承受宠荣而追思远祖、身居显贵而重视根本，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啊！家谱图系和传述，仿照史官体例，认为家与国虽然不同，记载的方法却是一致的。近来编谱的人，只是以唐代的氏族志和宋代的族谱为准则，制定成固定条例，却不知道支派的分合应当遵循古法。清河、曲江世代显赫，凡是同属天下著姓的，谁不把它们看作昆仑山？但侍御全都摒弃这些说法，只把家族根基追溯到医巫之丘，这是分开的不能轻易合并。然而莱子国东面接近营州，明代迁来青州、齐地的大族，充实辽海四郡；这些族姓虽然很大，究竟仍以胶莱为细小源流，这是合并之后终究不能再分。因此，工史记录世系、宗祝记录昭穆，都应当以这些道理为准。侍御凭借经世致用的才干，却没有最终用于国家，只在家门之内经营筹划，实在可惜。然而，工史、宗祝所记录的内容，与太常所记载的相比，并没有什么不足。如果就凭这一部书把它颁行于国门，永远成为凡有家族者取法的范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梅中诗存序》。世上并非没有甘蝇，并不是说辞去金仆姑而拒绝铣珧，也不是说河中没有弓，封父那里没有繁弱。一个人起初居家时，只在床架之间悬挂虮虱，闭塞耳目，忘却筋骨，起初又哪里敢说天下射箭的人必定没有超过自己的？等到一出手便能射中朔方的飞蓬，所向无敌，这才知道射箭者的技艺远远超过常人。诗也是这样。手里拿着一本平水韵，又购得剑南、石湖的一两卷诗，意气沸腾，挥笔便想压倒天下；把诗拿出去便作为武器，处在家中便作为凭证，把它当作傲视他人的工具，别人一见到他也会退避回顾，没有人敢与之抗衡。然而十多年间，从都市直到偏远角落，屈指计算、苦心寻求，真正能达到这种水平的，大多局促琐屑，彼此相看如同不存在；这难道是拿笔作诗的人果真没有一个，还是唱和之事已经在世上断绝了呢？是因为他们所作的不是诗，正如他们所射的不是射箭。我很早就知道蒋子梅中，他和兄长嵩臣都能凭诗文闻名于世，每次看见他们的赠诗，便心中思念。后来得到他编纂的律韵一书，感叹他深于诗道，并且涉及诗之所以用押韵来统摄四始；即使极其完备，也一定会有人起来接续。如今读梅中的诗作，不禁说：“甘蝇啊！世上已经没有善射者，如今忽然有了；世上已经没有诗人，如今竟又能见到一个。”在这样的时代出现这样的人，是诗歌的幸运；这样的诗在这样的时代出现，又是这个时代的幸运。江河一天天向下流了，有人袒露臂膊作为仪容，以辱骂作为言语，把尿沟粪土当作居处和所处环境；而梅中凭借典雅的才华，施展挥戈般的技艺，去掉鄙俗而接近史笔，去掉驳杂而趋于醇厚，去掉污秽恶臭而增进芬芳馨香，去掉近世习气而趋近上古；他的语言字字精警，格律句句精妙，这难道不是鉏之的强大力量所能达到的吗？这难道不是吴太史的神臂所能达到的吗？世上即使有许多诗人，我也一定会认为，自叔田之后，已经没有人饮酒了。诗名可以保存，诗中的言语也可以保存；但我认为，所保存的还不止这些。《倚玉词序》。词产生于宋代，离开宋代便没有所谓词了。然而人们喜爱宋诗，却不把宋代作为词来写的作品当作词，反而把宋代作为诗来写的作品当作词；这样一来，宋代既没有诗，也连词都没有了。词虽然具有宋代的体式，但自唐代以后，乐府把四十八调减为二十四调；后来所谓诗余、曲子，从大晟府一直到金元时期所使用的九宫十三调，都只是二十四调的遗存。因此，上自齐梁，下至金元，没有不把它当作悬钟击磬、制作乐调的基础，原本并非北宋一代所能限定。所以，我乡从前有人创作西蜀、南唐声调的，是华亭蒋大鸿。他的方法以《花间》为宗旨，而世人作《草堂》体的却退避不前。又有人创作德祐、景炎声调的，是禾中朱竹垞。竹垞客居我郡，寻访我郡景炎年间处士所称的菊山唐珏、苹洲周密、后村仇远等人，仿效他们唱和，接连写成急促逼仄、剥落峭拔的词，世人最终却局促不前，不敢继续。到如今又过去三十年了。杜陵梅中以风雅之宗的身份领袖篇章，于是写出我乡的《倚玉词》，请我说几句话。倚玉词，是许君又文所作。乡里作词的人早就以雪舫著称，而又文接踵而起，标举新意，领会俊美，汇聚《草堂》的精华，并且一概遵循正声。其中有接近晚唐的，也有类似德祐、景炎的；总的说来，都是大晟府的声调。越中缺少词坛宗师，前有华亭，后有禾中，如今得到梅中，正好成为三人。宋人的词到这里才有了真正面目。我年老以后不能作词，居住在钱湖岸边，遥望西陵，所谓青骢马、油壁车，都仿佛惘然隔世。读到又文词中“细犊车回，小蛮人去”，即使到了老年，仍然能够想见当时情景。

译《长生殿院本序》。才人不得志于当时，所到之处受到压抑，往往借鼓子、调笑等曲调抒发放遣之音。推究它的起初，本来不过是抒发自己的性情，并未曾怨恨责怪别人；但嫉妒他的人却把它看作不平之鸣，有时反而因他的词而进一步压抑他。然而他的词往往因此流传下来。洪君昉思喜欢作词，以四门弟子的身份在京师游历，起初作《西蜀吟》，后来作《大晟乐府》，再后来又作金元之间流行的曲子。从散套、杂剧直到院本，常常用来作为往来长安时歌咏唱和、互相赠答的工具。他曾因不能侍奉父母而作《天涯泪》剧，以寄托思念双亲的情怀。我正为他的志向感到悲伤，于是为此作序。等到我离开国都，听说他应庄亲王世子的请求，取唐人《长恨歌》的故事写成《长生殿》院本，一时之间，勾栏中多有演出。过了一年，有人谈论“日下新闻”，说长安各王公府第常常因为演唱《长生殿》曲子，而被看戏的人厌恶。国家有丧事而停止音乐，京朝官员中穿大红、小红服已经满了十天，丧服却还没有除去，言官说遏密期间还在阅读曲本，是极大的不敬；幸亏 圣明宽宥了他，只褫夺了他的四门弟子名额，没有加以治罪。然而京朝中的各位官员，从此有人被罢免离职。有人说：“牛生周秦，这是他自取其祸。”有人说：“沧浪并没有罪过，子美的用意并不在子美自己。”如今这件事又过去六七年了。康熙乙亥年，我因治疗痹病在杭州，在钱湖岸边遇到昉思。寒暄问候无恙之后，他便拿出院本，坚决请我作序，说：“我哪里敢作序呢？”不过，圣明本来已经宽宥他了。我年轻时选编越人诗歌，越人憎恨我，便把我告到官府。捕役拿着器械来到我家，把我所作的诗捆起来，烧毁了。姜黄门赠给我的序中说：“膏油因为发光而自我煎熬，所煎熬的固然就在膏油本身；然而大象有牙齿而招致焚身，却没有听说连它的牙齿也一起烧尽。”昉思的“牙齿”还没有被焚毁。唐人喜爱小说，争相编造乌有之事，史官没有学问，往往拾取这些内容写入正史；唯独词不是这样，凡是诬妄、污秽、亵渎的内容，一概摒弃而不提。它同世间所作的淫词艳曲很不相同。只是世人喜欢听闻新奇之事，于是由他的词牵连到他的事，也就又因他的事而一并寻求他的词。那么他的词虽然有幸保存下来，但或美或差，任凭人们各自好恶。我又怎么能够预先替它作出定论呢？《左季折衷序》。《左季折衷》是当时贤者的著作。明代嘉靖年间，山阴季本，字彭山，作书驳斥《左传》，书名叫《私考》；他的后人又加以驳论，把左氏的文章同季氏的驳论相互比较辨析，题名为《左季折衷》。但不知道是谁作的。这部书原本杂论经史中可疑的地方，仿照王仲壬《论衡》、徐伟长《中论》的体例，把这篇文章杂入其中。只是行文宽博，才气稍稍涉及宋人的论辨习气，然而议论却很精工。如今这部书已经亡佚，无法考察。亡友徐伯调的孙子是位文士，对我说：“故祖父岁星堂所藏书中，有抄本六册，说是从祁氏东书楼藏书中得到的。不知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抢走了？过了十年，听说这部书已经刻印而署上别人的名字。又过了五年，听说刻书的人已经死了。又听说他临死时，每晚睡觉都有一个男子占据寝室，多次驱赶也不离去。后来他死了，直到死也无法证明这部书究竟是谁作的；而且此书没有副本，毫无凭据可查。”又过了一年，岁星堂迁居，搬运祖父遗书时，在废旧书帙中发现《左季折衷》十三篇，正是窃刻本中所有的内容，而且是祖父亲手抄写的，不是从刻本之后再抄录的；这样应当可以作为依据，却没有署明作者姓名。虽然想刊刻校正它，却仍然不知道被抑压的作者是谁。先生把它冠以序文，希望保存下来，以等待将来为自己洗雪冤屈，怎么样？我说：“竟有这样的事吗！晋代向秀注《庄子》，郭象却据为己有。《南史》说郗绍著《晋中兴书》，何法盛欺骗世人说没有副本，窃取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两件事，听说的人都深感痛恨。然而向秀和郗绍的名声并没有因此消亡。如今竟盗取他的文章，而原作者本人反倒湮灭了。东阳卢元夫曾说：‘著书的人汇集别人的言论却不署其名，比起盗窃别人没有不同。’因为诸位儒者终老一生著书，也希望有所传给后人；后来的儒者转述他们的话却不写明姓名，那么千秋万世之后，又有谁知道某种说法是谁说的呢？即使把这种行为比作盗窃，也不过分，何况实际上真是盗窃呢？”有人说：“盗书和盗取财物罪等不同，何况并不是像抢劫杀人那样索取性命，已经超过尺度了，还能有什么遗憾？”我说不是这样。那些经营家业的人，平生流汗流血积攒细微钱财，一旦有人攻入抢劫、撬箱夺走他们的所有财物，甚至还杀害本人、堵住其口，使子孙不能知道，邻里也来不及听闻。易姓禅代之后，竟始终不能知道他的生死起居，人们一定会说：真是残忍的人啊！” 即使杀了他，也哪里足以抵偿；如今竟还要刺伤他的心、剜穿他的骨、剖开他的肾肠，销毁他一生的岁月寒暑、精力魂魄以及欢喜忧戚、宴饮聚会中所忘却饮食男女之事，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全都夺走；于是那个人也随即幽暗沉寂、断绝无踪，如同蠛蠓的影子和声响，再也看不见了。这种事旁人听说，尚且震动心神、惨痛刺耳，何况亲身承受它的人呢？鬼神若有知觉，必将加倍替他洗雪冤屈，也加倍把失去的归还给他。所以我特意记下此事，以等待后世替他洗雪冤屈并归还其名作的人。此次抄录的目录是：《左季折衷》；《乱臣贼子》说；《编年》辨；《三传学官》辨；《晋文公》；《隐公》；《秦穆公》；《卫成公》；《公子叔牙》；《首止之会》；《王子虎》；《赵盾》；《武子来求赙》。

译《道源田氏族谱序》。道源田氏是萧山的右族，居里位于东南近郊，水流环绕着篱墙，分设灶厨而道路相通，前有坊门、后有房舍，没有三家亲眷各自分立的差别，也没有丞相、司空增建住宅、削减住宅之类的弊病。我每年按时行礼，经过他家一次，总要向东西两边眺望，不能马上离去。自改朝换代以来，世家大族大都彼此冷落；从前所谓太傅的恩泽，尚且不能庇护五亩之地，何况其他人家呢？只是宗族事务也稍稍荒废了。我的外甥三上，是中宪公的嫡系后裔，经过多代而服属关系还没有断绝，慨然把因敦睦而合族视为自己的责任。他说，宗族大，要用礼来维系；礼能使人相合，要靠次序来维系。譬如衣裳，以冠来区分，以纯色相望而产生仪表；譬如宫室，用栋宇和门闾作标志，用门第等级来区分，走进去便因朋党亲疏而辨别。于是仿照宋代各家族谱，编成一部书，追溯本源，条理支流，有表、有序、有谱、有传。来往考核，经过若干年才完成，可以说很辛劳了。一个县有世族，县就显得重要；一个族有闻人，宗族就更加重要。我们萧山在晋朝尚且有望计、望孝等家族可以同会稽相匹敌；唐代宗正寺检正世谱，合计九百二十三姓时，我们县的夏、郭二氏公然位居前列。如今户籍和版籍衰减，门第声望寥落冷清，而作为后嗣的人还能叙述祖先的恩泽，并由此联结族属，这难道不是能继承家业者所应做的事吗？我曾查阅县志，那是前朝嘉靖、隆庆年间东源先生同芝亭张君、龙泓钱君共同编纂的。东源先生就是中宪公。中宪公在前朝以文章显名；到了崇祯末年，我正是垂髫小儿，还能见到中宪公的几位孙子，他们衣冠整齐方正，像所称的楚府典仪、上林监正、内殿中书，以及明经、岁荐、司教、司训等职，前后不断有人担任；人们都说：“这就是田氏的闻人。”谁知转眼之间，已经相隔五十年，老成的典范一个也没有留下，而我的外甥以诸生身份继起，大都能够继承遗志、叙述前人的事业，完成先人未能完成的事。这样看来，唉！我看见田氏的后代又要兴盛了。《西河集》卷四十七。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四十八。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序【二十五】。《重刻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序》。六经之学和史学，失去传承已经很久了。皇上搜求经学中不在章句训诂范围内的内容，侍卫成君响应诏令。皇上下诏刊刻经解数十上百卷，但隋唐以前的抄本搜罗殆尽，只有一部《子夏易传》，而侍卫在原序中还再三叹息，认为它是宋元之间人的伪书；那么其他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襄平蒋萝邨、梅中兄弟感叹史学的缺失，说自司马氏晋朝以后，原有八部史书，南北朝合起来成为十史；而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十国五十多年间，史书寥寥几种，只流传欧阳修的史书，实在是有所得也有失。伯将准备把扈氏、卢氏所作以及梁、汉、周三史中没有流传的部分，和十国编年诸书合在一起，以补足五代诸史；于是先刊行马令、陆游的两部《南唐书》，却认为还不够，又向上追溯，从二汉《纪》、旧唐一直到宋、辽、金、元失传史书的全部，准备依次编纂补辑，汇成一部宏大的史书。可惜因其他事情阻碍而没有完成。我曾向萝邨、梅中听取他们的议论，他们说两汉的两部史书明白如日月，远非两部《纪》所能相比，但各自又有所发明补充。荀悦的前《纪》写于汉献帝初平、兴平年间，当时已经见过班固成书，于是响应诏令加以删省，创立五志，以补《春秋考纪》所未备。至于袁宏的后《纪》，则比范晔所作的《后汉书》早五十多年，其中有许多是范晔删取而没有全部收入的内容。这两部《纪》应当具备，正如《易经》有荀爽九家注、《礼记》有熊氏、皇氏注一样，应当重新标举这些书，把它们作为逸史的先导，所以不怕急忙刊刻出来。至于校勘工作，起初从吴门购买善本，宋开府署中得到明代嘉靖年间姬水黄氏刊刻的本子，后来又从项侍郎家得到宋版前《纪》，再后来从吴宫允家得到明代南监本后《纪》，彼此参照比对，补足脱漏，改正讹误疑字；即使有缺文，也不妄自填补一个字。工作从乙亥年冬十一月开始，到丙子年夏六月结束。适逢尊大人由两浙行省左迁为参知，因而从杭州寄居吴门，中间多有数月荒废，前后共阅八个月，才把工作完成。自古以来学术沦丧失传，士子只熟习一部经书，竞相写作应试文章，茫然不懂典籍究竟是什么；即使一两个有名的士人，满载笔墨文牍，每天以文章辞赋相互夸耀，却把书箱中的五经藏起来视为珍宝，一遇到史事，即使司马光《稽古录》中的内容，也往往张口结舌，不能略加辨析。而萝邨、梅中年纪还不到终、贾那样的高龄，胸中却有万卷书，能够如此网罗古今、包举百家，难道不是古学将要兴盛，有人应时而生、率先开路吗？我愿上天赐给他们时间，使他们能够完成并继续他们所立下的志业。《五云唱和篇序》。《易经》说：“同类的事物按类别聚集。”《诗经》传说：“才人处在叔伯之间，我赐给你以兴起。”所以白居易任杭州太守，元稹任越州观察使，开始制作诗筒；而涪翁、眉山分别以著作才华担任翰林词臣，于是有了苏轼、黄庭坚唱和的作品。大概如同吹奏律管要用相同的音调，挥舞宝剑也应当合乎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浣庐彭君，是襄平的奇才，还没有取得仕籍时，就已经能读下与身高相等的书，拿出自己的诗作，同京城的贤豪争胜，在诗坛上已经多年了。只是他往往取法最高境界，采撷汉、魏、晋、唐的作品而登临高处，睥睨宋元以下，把它们看作蛙鸣鸱叫，吐唾鄙弃而不屑一顾。我曾听说其人，一直想见他一面。后来他被授官缙云，寄身于山野僻地，我本来知道庞公不是治理百里的才具，然而一旦出仕，文书事务繁忙，即使才华很大而不挑拣，种花、种黍，究竟同邺宫酬唱的事情也稍有不同。可是他到任不久，刑罚清简，诉讼减少，仍然以吟咏歌唱来宣扬风雅，正合于挥弦奏乐的道理。正逢我的朋友蕉园主掌此地，诸贤如珪联璧合，叔伯相应，于是写成唱和诗，编录下来流传于世。我听说东瓯的山水，以括苍为胜；而括苍的山水，又以仙都、蓬莱占尽全郡的胜景。道教典籍所说的十八洞天，其中之一就在这里。天地所钟爱的灵秀之地，必定产生杰出人物。可是考察前代，自赵宋王伯厚之后，终于很少有文学之士；近代则有刘君在园，以括州刺史之名声超过北海太守；如今彭君又凭缙云县令的身份，超过李阳冰而更进一步。蕉园在尾檡山之后，也将同他们一起留名不朽；我觉得一时名士共同聚集在这里，不能不说是山川的盛事。我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寄托几句话题在篇首。延津的飞剑，千里之外也必定会合；世人见到这种情形，难道仅仅是占验《易经》中同类聚集的卦象、吟咏《芣苢》一类诗篇而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