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七十

译长山心庵自置食田碑记 长山心庵，是新建的庵院。它的名称取义于“新旧”，住持说：“我将借此寻求我的本心。”只是这里靠近海塘，以前山与海相接，潮汐抵达山麓，万顷桑田都在洪涛之中；如今却延绵百里，都是良田美地，茭白芦苇之外，间或生长竹木，所以靠近海塘居住，乐善好施的人便归附于此。住僧凡白曾对我说：“开山建庵的不是别人，是我的法弟慧彰师。”慧彰和凡白都是长山人，也同拜一师而出家；慧彰年长于凡白，只因佛门次第以先入门者为兄，所以凡白把慧彰当作兄长，实际上开山建庵的大事都由慧彰主持，凡白辅助他。慧彰本姓富，凡白本姓金。慧彰在俗家还有侄子，有兄弟三人，实在舍弃应得的分地，把它作为庵院基址。于是康熙甲寅年冬十一月，慧彰与凡白共同创建此庵。到现在经过二十四年，而慧彰已经去世了。只是此庵有供养僧众的产业，都是两人自己置办的，不靠布施，不经过募化，各自竭尽力量，积少成多，买置土地，播种栽培、收获耕作，按照收入供给僧众终年的用度，和两族都没有关系。既然捐出钱财和土地，就不再收回所捐之物；募钱造像，也不再剪取莲花瓣来作钱使用。何况佛教徒已经舍弃姓氏，一切亲身受用之物都不是本姓所有，哪里会有供养孤独者的余地，自己耕种、自己食用，而旁人还可以对此心怀觊觎呢？茫茫沧海已经变成桑田，却想让它很快化为劫灰，是不可能的。心庵这个名称，正说明心是不可毁坏的。凡白，法名某，自己置办沙田若干亩、沙地千亩；后来又有再次置办的土地，列在碑文末尾。重修萧山县儒学文庙碑记 汉代制度规定，诸侯王相以及郡县长吏上任后，必须先到文庙拜谒，然后才处理政务。到了隋唐确定成例，往往在春秋两季的仲月，将释奠礼交给州县办理。宋代和明代又增加了朔日、望日到庙中行香的礼仪。因此，庙学的设置起源于朝廷，而地方官仰承朝廷、延续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州县的职责。只是官员轮换如同传舍，典礼十有八九被废弃，很难一次办好。何况三征九赋，连正常税收都不足，若还要统筹会计来考核政绩，就会像秦国人自称贫瘠、越人旁观一样了。国家建立学校将近五十年，厘定典制，整饬庙学，而 皇上又亲临辟雍讲经，亲自整理帷幕，这种崇尚儒学、尊重文教的心意，可以说已经十分周备。可是郡县学校的宫舍常常容易倾圮，大抵殿宇高大宏伟，建成困难、毁坏容易；再加上官府做工程，往往轻率而不慎重审察。凡是搬运铜材、调和泥土、使用油脂胶料和灰泥涂抹，所到之处一概草率从事，所以本来是子，后来却铸成丑，反复留下三次修补的痕迹。桐城姚侯任职萧山已有多年，从庙中拜谒直到释奠、释菜，每次曲折周到地行礼，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尤其对于安置神灵的地方，更加忧虑其修缮。大约十年来，已经多次修理。如今他即将升迁，临行之际，仍然不免徘徊，警惕未雨绸缪，于是首先捐出自己的月俸，筹划工程，削减防务收入并核查支出，考察器具和设备，都制定了法度。从大殿庭院、两庑，到庙门、围墙，凡是刻桐木、画梓木、铸金饰木，都根据疏密程度加以衡量，来辨别工匠是否滥作。上面察看屋檐和楹柱，下面审视地面和台阶；朱丹与黑白涂料，依次施加彩饰，仿佛桥梁增添了弧度，池水更加清洁。计算长工和短工，经过两个月，工程告成。我于是就在祭祀之后，拜谢举觯说：“难道不应当观察学校吗？学校贵在有人补修它，所以才需要补修；学校贵在有人继承并重修它，都是为了延续下去。不过，这个道理还可以进一步说：天下因循苟且而毁坏我们学校的人，难道少吗？事情到了可以办理的时候，开始时未尝不是想赶快推行，后来却迟疑不前，再后来又认为这不是自己的事情，可以留待将来，于是退缩推诿的心情便产生了。假使姚侯政绩已经完成，他看待这件未雨绸缪的事，难道

译可以姑且等待吗？况且春秋交替，功业相互承接，我只要从容办理，留下这一成果，以等待后来继承此事的人，又有谁能非难他呢？可是他竟然奋发努力，不再瞻前顾后，立即兴办起来。这样以后才知道，面对应当做的仁义之事不能推让，见到正义之事就必须去做，本来确实有道理在其中。”后来如果有人主持国事，能够像这样对待文庙，我因此记下这件事，又为它作词。词曰：从前孔庙在鲁国，汉代两京皇帝到学校巡幸，又另行制作安置神灵、助祭的礼仪。唐代把孔庙祭祀改设在州县学校，泮宫高高耸立，上面有椽木和栋梁。从此圣人宫宇比殿阶更加隆盛，几筵、笾豆都充实其中。只是因为郑重举行祭祀、享献和荐献，有时铜槽水声淙淙直到傍晚，金色铺首开启得很迟。萧山县设置学校在文明门内，泮水从东边环绕，笔峰在南边耸立；希望它千百年都不要成为荒废而无人歌咏的地方。茂盛的野草、鸟鼠既已离去，风雨也特别少见。只有高大耸立的建筑，长久依靠修筑。拿它和学业不兴相比，等到我侯来到这里，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呢？那坐在高处的，实在是我们的老师。即使政务已经完成，也早已依赖神灵保佑，怎敢废弃对神灵的敬奉而给自己留下罪过？于是洗涤范釜，修饰颜回的居所。天空正清澄，地轴也舒展。历来的颂祷之辞，都说要除去荆棘、更新屋脊。试看屋檐楹柱，仿佛万鸟张翼；石础、石磉磨砺整治，彩绘屋梁和香木椽子都焕然一新。从今以后，泮林中只有梅花，不再有鸮鸟。在学校讲论学校之道，不用强教而自然能教化，学业没有推诿。这是纲领要旨：以往的事业值得仰视，未来的道路应当作为规范。斯文没有过失，希望它代代相传而不衰败。湘湖水利，永远禁止私自筑堤，刻石记载。【此文是县里申报藩司、臬司两司，命令刻石的；县里后来因为对自己不方便，借用其他乡绅的一篇文章刻入县志，后又改正。】萧山湘湖，是宋代县令杨公开凿的湖。杨公依据熙宁、大观年间县民殷氏等请求修筑湘湖的奏议，在下级议论尚未决定时，决意成就此事，于是开凿此湖，用来灌溉九乡田地一十四万六千八百余亩。经历南渡后的高宗、孝宗两朝，县令顾公名冲，因为九乡争水，测量地势高下，制定各乡放水的标准，计算到毫厘，斟酌水量多少，刻石立在县门，因此有划分堤界、截断堤臂、开穴放水、钉住水口等命令。后来郭公渊明在嘉定末年到此任县令，便更加疏浚；凡湖旁山脚下的土地，尺寸之处都属于湖，所谓以金线为界，就是说山脚黄土之外都算湖水。自明弘治年间，湖中豪强孙全等渐渐起来侵占，乡官致仕尚书文靖魏公竭力恢复湖产，御史何公舜宾又接着办理。不幸御史被害，孝子伏阙申诉，孝宗皇帝亲自派遣给事李举、郎中李时、大理寺曹防，会同外地镇巡官反复审理，将孙全处死，并命县令杨公铎在湖口刻石：不许侵占，不许租佃，不许私自筑堤，不许侵蚀水边，不许依靠圩堤、岸边捕鱼、割草、栽种、放牧；触犯禁令的，重者处死，轻者钉发辽东卫永远充军。这些都载在实录，流传于志书、传记之中，明明白白。如今是康熙二十八年，距离从前刻石时已经一百八十多年，大家谨慎遵守旧制，没有人敢越界。忽然因为秋季干旱、湖水干涸，湖中豪强孙凯臣等纠集铁锹、畚箕，一声号令便有千人不出声，官府没有立即压制众人，在湖西至湖东两山之间筑堤数里，横跨湖面加以拦截。县令刘君据水利衙门的报告上奏申请，却无奈阻挠的人太多。湖的职责是蓄水和泄水，并不是让人通行；况且两山之间的险隘本来就不是五路通达之处，推测他们的用心，不过是为了风水罢了。两山坟墓下面有沙土关隘，可以借此打动权势家族、豪强大族相助的心，实际上依靠圩堤栽种、汇聚山岩捕鱼，正是过去所禁止的侵占行为。湖分为三段，对于上湖、下湖来说，水利分配不免有偏曲；而且放水的早晚有严格时刻，堤坝拦截使水流缓慢，就会出现水尚未流出堤坝便到了关闸时限、不得

译不止水的祸患。然而九乡同时积水成灾，湖蒋棫等人争先控告。郡伯李君刚到任时，受阻挠者迷惑，多次命令召集议论，最后采用我的意见，才下令铲除堤坝、张榜示众，但豪强党羽多方竭力抗拒。官府和府衙又依据县里的申报转报给藩司、臬司两宪司，藩司、臬司两司仍然把命令下达到府县。

译于是按法律铲除堤坝，并且把禁止私筑之事永远定为禁令，刻在石上。开始创办困难，还不如守成；开湖只是一时之事，而后来争夺、守护它，却关系到万世。只是宋代的敕令和法律，都由当事官员主持，所以明代洪武年间祭祀功臣，湖滨仍有杨、赵、顾、郭四人的祠堂。进入明代以后，则借助乡官的力量坚持守护；因此弘治年间赐祠，特赐名为德惠，用来祭祀杨公、魏公，后来何氏父子也得以附祀其旁。如今乡人曲意退让，遇事多推诿，筑堤改变制度，却没有一个人出来争执。一两个州县长官如果被豪强迷惑，动辄改变法规，这便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一大祸患。宋代侵夺湘湖时，即使郡王身份尊贵、招讨官地位显赫，也只需一位丞尹主持便有余力；而孙氏一旦侵占，朝廷甚至派出尚书、御史，几代门生参与恢复，仍然不足。如今余孽再次兴起，破坏重大事业，如果到了此时还不警戒，将来何时才会停止？因此把这些事布告并刻在石上，作为禁令，如右文所载。至于禁条，详见宋淳熙十一年、嘉定六年，明正统五年、景泰四年、弘治十三年、正德十五年以及今朝的规定。大清康熙二十八年，各项禁令和处罚条例，载在《湘湖水利志》中。沈氏放生池碑记 沈氏放生池在大芝巷沈氏住宅前，池方圆五百步，宽长而纵深。西角与别的水塘相通，有一座平桥把它锁住。池南横着长林修竹，成为住宅大门前的屏障。凡经过门前的人，都停车观看，仿佛登上濠梁。崇祯七年，沈泽民先生把自己的池塘舍出作为放生池，说：“这池塘不是别的产业，而是我母亲袁宜人的陪嫁产业。先父痛惜宜人早逝，想把它归还袁氏；后来袁氏已经没有可以归还的人了，我怎么忍心据有它而伤害父母的心？请把它捐给众人所有，使这个池塘长久保存。”当时，先生亲笔写下“放生池”三个字，又抄写《金光明经》和《流水长者子》一卷，并请李次公为它绘图，全部刻在池边石上。他还说：“后人如果有人吃这里的鱼，就像吃我的肉；取走这里的价值，就像拆散我的骨头。没想到刚刚换了一代人，竟然就不能守住它。”沈八公是先生的小儿子，与客人在池边饮酒，喝醉后流泪。客人询问原因，他便把事情告诉客人。客人说：“可悲啊！不过现在抵押的价值有多少？”沈八公便以十五缗钱把池塘抵押给贵人之家。客人慨然说：“难道沈八公连十五个朋友都没有吗？” 朋友们各自带来一缗钱，把池塘赎回。康熙三十七年，重新题写池名为“放生池”，又把《金光明经》和图画抄写成册，并在册上大书“十五友”三个字：“胡氏、朱氏、郑氏、三位王氏、马氏、杜氏、又一位胡氏、陈氏、张氏、罗氏、两位刘氏、沈氏。”第二年将要刻石以永久流传，便请我写碑记。我说：“世上能够长久流传的，没有比佛教更长久的了。天下名山，从晋唐直到今天，难道有的曾经短时间改变过吗？但也有不是这样的。正因为是名山，名山一旦处在城市之中，想要占有它的人就多了。以前先生也知道佛法未必能够守住，却总是出于孝思说：‘世上谁没有父母，而世人却不顾念他们呢？’如今在世道日益衰败、朋友日渐凋零的时候，尚且还有人慷慨重义，用善行成全这两代人的孝心。这件事即使旁人听见，也会欣然感动而受到鼓舞，何况沈氏子孙亲自承受其后果呢？这样看来，这个池塘将与孝和义一同长存，又哪里还需要专门守护呢？”众人说：“好。”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碑记。方祇神应记【“祇”音“祁”】古代有方祇，就是今天的城隍；有土祇，就是今天的土地神。只是土地神的祠庙遍布乡里百姓之间，而方祇则由官府祭祀。况且行省、郡、县各级，常常以上下等级分别尊卑。因此都城的城隍神，比郡县城隍神的等级更高。何况吴山高峻，左边是江，右边是湖，尤其是神灵所凭依的地方，岂不是更加显著吗？康熙三十九年六月，天不下雨，大中丞平州张公率领各官属以及巫师、乡老登山求雨。起初推开车辆，从山麓步行；后来戒绝腥荤，从军门徒步，历经戊夜直到日上三竿，叹息祈求。这样过了几天，张公感慨地说：“我过去求雨，三天便应验；如今已经若干天了。难道是我的德行日益衰薄了吗？还是求雨不够真诚，只是徒然做做文章呢？”于是立册写文，请求减损自己的寿命来救济焦灼的百姓。第二天，巫师大声说：“请替我向军门致谢，今年夏季甲日的雨将要滋润千里土地。如今神已经鉴察到您的诚意并降雨了。”张公派官员拿签询问哪天降雨，签上有“天书猪犬”几个字【签文说：连年长久昏暗，渐渐将要分明；所用天书，自然会有成效。从今以后出门没有阻滞，相逢时以猪犬辨别枯荣。】当时是七月二十七日，过了四天是辛酉日，恰逢八月初一前后月亮将隐的壬戌日，也就是犬日。傍晚开始下雨，三天后的癸亥日正是猪日，于是大雨倾盆，昼夜不停。东边从鄞鄮，南边从新安江西北直到浙江境内所有地方，全都降下充沛的雨水，沟渠水道都灌满了。杭州人欢呼称颂张公的功德。张公说：“这是神的恩惠，我有什么功劳呢？”于是亲笔题写大匾：“有感必应”，悬挂在祠堂中，以表彰神灵。此前，仁和县学校的诸生袁枢是个贫寒士人，有一个戴黄冠、穿草衣的人来到门前，请他一同到海边去。袁生挣扎着说：“我有父母，我怎么能跟您去？”话说完，那人把他丢在塘西的市集之间，已经离家五十里了。然而袁生口不能言，十分痛苦。仁和县令考察此事后，把它报告给张公。张公召来袁生，让他具状陈述，立即根据供状写成文据，又发檄文到真人府严厉责问。真人府加盖印信，把官签递送驿站，直到江西取回覆状。真人不敢推辞，并另发公文，命袁生带到城隍祠焚烧。袁生梦见城隍神告诉他说：“这不是妖怪，请军门不要发怒。明早我当把我的话告诉军门。”袁生按照神的话到官署去，已经能够说话了。于是把梦中所言告诉张公。张公早已认为这件事神异，却还没有公开。可是杭州人早就知道了，到这时求雨果然应验。杭州人家家户户传说此事，又一齐来到我门前说：“这确实是因为张公至诚，感动了神灵。” 然而神灵感应之事不可磨灭，若不是您的文章，怎么能够流传此事呢？我说：“《尚书》说，至诚可以感动神灵。神灵的这句话，说明张公的诚意确实能够感动神灵。又说，天命会使正直者长寿。这是说张公平日有足以感动神灵的德行，那么上天必定使他长寿，不仅归还他原有的寿命，还会增加他的寿命。然而《中庸》说：‘神灵降临了。’又说：‘隐微的事显现出来。’这不是在说鬼神前来降临，却又怎么会这样显明呢？我赞美张公的诚意，也一并感叹神灵的应验，能够与人的诚意共同成就此事，而且不可掩盖。因此答应杭州人的请求，写下这篇碑记。时为八月十九日。” 都转运盐司运使李公赐

译御书记 古代天子赏赐大臣，多使用红色弓、卢矢、圭瓒、黑黍酒，但一定先以文辞说明赏赐的意义。比如周宣王赏赐召虎圭瓒，《诗经》称说“开始勤勉”；周平王赏赐晋文侯黑黍酒、弓箭，《尚书》称说“赐予安康”，就是这样。盐司李公由词臣出身，破格出任临江太守，考核清廉列为第一，于是升任两浙、江南都转运盐司运使。他掌管煮海制盐，盐政积弊难治，也正是用来考验他的才干。恰逢天子南巡，赞赏他的政绩，于是赐给他 皇帝亲笔书写的“惠爱”匾额悬挂在厅堂上。我快步前往行在朝见，赶紧经过厅堂，瞻仰这块匾额，私下想：“凭我公正直的操守，本来必定会以清廉忠诚表彰他，让他成为百官的榜样，可是竟然” 亲笔写下“惠爱”二字，填在绫绢匾额上赐给他，仿佛只是一个亲民官，完全没有用到我所设想的深意，于是我不禁感叹。圣人的用意深远，留下的教训也长久。如今世道治理一天比一天疏薄。执掌刑断的人把罗列细节当作能干，而矫正偏枉的人又一味尊崇农业、压抑商业。四民都是百姓；自从不学无术的人执政，只把农民看作百姓，而士、工、商都不算在内。开始时把商业政务看作皮肤表面，后来又视为赘疣。拿农业和士人比较，士人便处于劣势；拿士人、工匠同商人比较，商人又处于劣势。甚至学校、盐法和亲民官府各自分立门户，一切公文、咨文、簿册、审问，彼此都互为左右，不仅像汉代朝廷中盐铁使、大夫、文学之士在议论之间评判高下，而李公看到了其中的弊病，常常挥动兵器般的手段加以扭转，温和抚育，使四民同心，没有偏废。他体恤商人的困苦，超过体恤自己的肌肤，这难道不是深厚的惠爱吗？我曾读《月令》说：“施行庆赏，布施恩惠。”《论语》说：“节省用度而爱护人民。”恩惠施行，关系到财用；珍惜财用，正是爱护人民的起点。难道没有看到郑国的公孙侨吗？郑国是小国，却要供给强大的晋国岁赋，所规定的车甲数量超过鲁、卫六七百辆，而公孙侨以节省俭约使郑国的丘甸得到富足。孔子一处称他“惠及人民”，另一处称他为“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大概惠爱深厚，正是系于善于理财，有如此重要的关系。伟大啊！君王的言语，正是鉴察到了这一点。康熙三十九年，李公把御书刻在石上，拓印在纸上装成卷轴；我在再次瞻仰之时得到它，谨慎地把这件事记下，写在卷轴末尾，并把它告诉后来继承这一事业的人。慈云灌顶法师开堂碑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九年〕 我曾避居少林，翻阅佛教三藏经典，知道佛教有三学，本来具备禅、教、律三家；近来却尊崇禅学，只守着临济宗的一棒一喝，而教、律两家已经没有传人。考察摩腾进入中国，随身带来佛经；以及八代以来高坐讲法的人，如鸠摩罗什等，都是以阐释文字、宣讲教义作为弘扬宗旨的宗师。即使在达摩西来面壁之后，也还有圭峰宗密论说教理，舍弃天龙一指而修习十六观经的人。这样看来，三学必定要借助教理，这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两浙名山，禅、教、律三宗都齐备，如灵隐属于禅宗，上竺属于讲宗，灵芝属于律宗，类似的地方到处都是。至于慈云旧刹，初祖大休观公应李邺侯相国的请求，以讲宗开山；一代之后，次祖寰中空公，在白居易任刺史时，确实是由白居易延请来继承的，大概属于禅宗。到了三祖普济觉公，则是律宗，受到吴越国王礼聘，住在此山。因此慈云三祖，实际上是三宗相互传承；后来灌顶法师凭三藏真传兴起，统摄承继三宗。我曾经辨析儒佛异同，与法师相互质疑论难，历举历来经论与我儒学相合相离之处，娓娓而谈数万言，如烈火狂风突然发作，又如决堤洪水奔涌；听者都屏住呼吸、伸舌惊叹，不能再向前发言。若不是对三学有深厚造诣，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康熙庚戌年，杭州绅士请法师进入慈云讲堂；过了九年，到戊午年，顺天府丞戴公请法师在本寺讲解各部经论，于是开始雕刻法师所著《五教仪》《势至钞》《五祖记》以及《起信论疏记》。又过八年，到乙丑年，应兴福寺请求讲《楞伽经》；戊辰年，前往戒坛演讲《法华经》；第二年己巳年，宫詹学士邵公请法师主持上竺，开讲十期，远方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舟车不断。圣驾临幸讲堂并加以褒奖时，毗卢阁告成；上竺寺旧日烧毁的部分，也由法师使它焕然一新。又过四年，到壬申年，圣果寺请他讲《报恩盂兰盆经》，工部侍郎徐公请法师回到本院开设三坛戒法。此外，仁社诸君请他讲说瑜伽皈戒，西资寺请他讲皈戒，崇寿寺请他讲说诸经，潮音寺请他讲《般若经》，曹源寺请他讲《法华经》，莲居寺请他讲戒律；又著有《瑜伽仪》《施食仪》《疏焰口经解》以及《万佛忏》《弥陀经注》。凡三藏三学、圆通显密，无不周遍外在事相而深入内在精义，因此成为僧林佛苑中的冠首。他继承观、空、觉三祖，光大了他们的事业。法师讳续法，字伯亭，别字灌顶，是仁和亭溪人。他年少学习经书，能写文章；十九岁时喜好禅学，忽然进入净慈寺参见豁堂和尚，便有所领悟。当时他兼学律宗，受具足大戒，豁堂和尚深深契合于他。后来辞别离去，经过城山听讲，惆怅地说：“一指如昆仑，我学习阿难的教法，以此进入如来之道，真是畅达啊。”康熙五年，德水大师因为法师通晓性宗和相宗，便传授衣法；法师此后更加精进，又用三学加以研习锻炼，深入三藏奥义，使三宗的门庭都由此打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三藏，就是经、律、论；三宗，就是戒、定、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五年〕 重兴崇寿院碑记

译崇寿院，是唐至德年间慧因法师所建的寺院。它位于龙山之北、凤凰山之南，旧名龙岗。因为慧因法师曾在这里说法，尊崇无量寿佛，所以取名崇寿。经历后唐长兴、石晋天福年间，曾有讲教、观行诸师相继住持，因此吴越国王特意迎请志通住在崇寿院，与净慈寺永明大师一同担任国师。到了宋熙宁年间，道鸿、通辨实际是杭州的佥判，苏轼迎请他们住在此山；一直延续到明初，法师慧炬又把寺院大大扩建。当时崇寿院的名声冠绝各方，前庭海日楼高高耸立在江边，又有紫竹林、放光井相映；山后石洞中则有珍珠泉。相传泉石间的三个字，是苏东坡所题。院中有八景，是杭州太守王兴福为它作诗歌咏的。到了后来，这一切却荡然无存。康熙甲辰年，有个名叫照然的僧人募请他的兄长何氏捐资修复，俗称何庵。又过十九年，旭如法师来到这里驻锡，请灌顶大师在院中讲《般若经》、演说《盂兰盆经》。由于寺址比从前狭小，又买下项氏山地来扩充；仁社的钱生迎请灌顶公讲说瑜伽皈戒，并普遍施行法食五坛，于是装饰金像、雕刻木像、烧制砖瓦、修筑地基和殿堂。社中诸位君子又各自施舍钱财。丁丑年开工，韦驮殿建成。第二年阐讲《金刚经》，在一期工程中修建弥勒殿，重新开启山门，错落设置客堂、法厨、僧房，并用围墙环绕。工部侍郎徐公在院中供养僧众，人数达到一千。又过一年，重新修复朱色佛龛，装塑竹林三大士像，重讲《华严经·行愿品》《法华经·普门品》以及《阿弥陀经》。宋雍熙年间晤恩开法，曾把崇寿改名为仁寿；如今仁社诸君共同重兴此山，那么崇寿、仁寿两名可以交替使用。听说，佛寺的兴盛虽然有因缘，但也只有修行真实笃实的人才能成就。考察古代高僧，有人说：驱除邪恶、归依正道，是治理内心的实际功夫；认识果报、明白因缘，是操守践履的实际功夫；弘扬大道、接引后来者，是住持佛法的实际功夫。至于亲近贤者的实际功夫，就必须考察古今以决定可否；任用人的实际功夫，就必须综合长处和短处，使有利和不利得到均衡。旭如公从慈云受法，是亲近仁者的实际功夫；在资福传授戒法，是端正内心的实际功夫；隐藏身分在众人中宣说佛法，是操守践履的实际功夫；恢复大乘佛法的衰废，是住持佛法的实际功夫；考量才能、衡量能力，随着各人的情况使他们各尽其义，是任用人的实际功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九年〕 在丁癸这样的年份，又逢东南财力匮乏之时，旭如并没有从事劝募缘化。他从未把斋堂募捐簿传给别人，却使千年的旧业不到三年便建成。如果不是亲身修持真正笃实，绝不会达到这种地步。旭如确实超越常人。还有一件奇异的事：明洪武初年，海潮冲坏堤坝，慧炬法师为之讲说三皈戒咒，水流到的地方堤坝便停止损坏。如今江门没有关闭，洪涛浩荡，轰鸣冲荡山麓，可是每当灌顶公说法的日子，潮水便漫流而退。前后情形竟如此相同，因此答应诸位施主的请求，把这件事也一并记下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西河集卷七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年〕 钦定四库全书 西河集卷七十一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碑记【十】两浙开府中丞张公去思碑记

译古代使相这一官职，本来是为了使大臣掌握重要政务，加授开府之权，议事权与外台、御史台、翰林院相同，并统辖它们。所管辖的地区很多，起初并不缺少五州防御使、四路招讨使等名号；但要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由一位使者遍历数个地区。像李西平六次迁任大镇，柳仲郢父子九次改任名藩，都是千秋盛事。大概管辖地域越大，恩泽越多；遍历各地，恩泽就越广。大中丞张公由词翰出身，后来任御史执法、提刑观察，又升任江南行省，十多年后，才以文臣身份在闽海之间执掌节钺。不到一年便治理大成，天子想到两浙地势险要、疆域广大，必定要借助张公来安抚治理，于三十九年冬调任镇守杭州。一时间十郡七十五州县，没有不欣然接受教化的。浙东西数百万户，全都登上春台，安处于欢乐的园囿之中。天子嘉奖他，认为治理已经取得成效。只是西江土地贫瘠，若没有像张公这样能够镇抚的人，就不足以胜任此任，因此又派他驻节南昌。这说明朝廷倚重张公的功劳、依赖张公的德行，可以说深厚到了极点，却没有料到百姓的情感未必能够理解这一安排。下属服从上级，本来没有什么向着谁、背着谁，只是因为距离远近而产生亲疏。所以从前各州分别派牧，梁州只因调往汉阳，两地便相互争夺。魏地百姓挽留伯长，希望他留在秦地，即使不愿他去晋地，虽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九年、百万户〕 相隔万里、天门遥远，不能呼喊叩见，但像何武离任后百姓思念他、谢安离任后百姓感念遗爱这样的事，本来就是值得称许的。于是十郡父老都磨木板、琢石碑，号呼聚集到军门，希望有办法纪念张公；张公却推辞说：“我有什么功德，值得劳烦刻碑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父母对于子女，养育他们，顾念他们，即使子女想要报答，也永远无法报尽。如果歌颂父母的人一定逐件列举、逐项计算，说某时给了一件衣服，某天给了一顿饭，那就像把沧海缩成涓滴来计量一样。况且皇天后土，人们早晚都踩踏、顶戴，却从来没有人说早晨的露水值得称颂，春风值得歌咏，也从来没有人专门思念土地的肥沃、感念大地的恩泽。然而人们既然每天都承受天地的恩泽，何况张公办理公务能够克制自己，不求在外表上炫耀，拒绝馈赠，退却盛食的器皿，斥责以流动饮食、冰水来供奉自己，这些事百姓未必知道；他早晨停止梳洗，晚上废寝忘食，日日勤勉处理政务，百姓也未必察觉。然而百姓安居田间，商人安处市场，官吏端正、儒生贤良；农民缴纳钱粮、漕运粮食，既清除多余负担并防备兵乱关隘，又没有拦截勒索、横征暴敛的祸害，以至贪官污吏解下官印，奸诈之徒断绝，奸民离散，教化见效如此迅速，多么神奇啊！其他方面暂且不论，单就抵御灾患这一点说，浙江潮水浩荡，历来如此；如今江门没有关闭，聚集浩瀚洪水冲向城台低洼处，撞击城门、冲捣堤岸，几乎要把从前华功曹修筑、历经数千年的堤塘一朝冲毁，眼看就要全部倾塌，而张公竭力支撑它，每月耗费斗金，从自己的财物中拿出钱来，运输柴薪、搬运石块，哪里缺损便立即补上，哪里倾圮便立即修筑；不花官府的钱，不借用百姓的劳力，也不另设防堤，只用一支军队守护江岸。一位使者在一年之间便使百姓安全无恙，这是谁的力量呢？即使相隔天阊万里，无法前来叩谢，但若考察百姓为何思念武公、谢公为何留下恩爱，那么这本来就是最值得称道的事。于是十郡父老全都磨木刻板、琢石立碑，呼号着聚集到军门，希望能有一篇文字记述武公的功德；可是武公推辞说：“我有什么功劳德行，竟劳烦你们为我立碑记述呢？”我说：不是这样的。如今父母对于子女，抚养他们、养育他们、顾念他们，即使子女想要报答，恩情也没有尽头。如果一定要称颂父母，就必定逐件列举、逐项计算，说某时给过一件衣服，某日给过一顿饭，这就好比把沧海说成涓涓细流一样。况且皇天后土，人们早晚都在践履并承戴着它们，却从来没有人能说出值得称道的朝露、值得歌诵的春风，也从来没有人专门追思土地的肥沃、感念大地的恩泽。然而人们承受天地的恩泽尚且如此，何况武公办理公务时克制自己，并不希望向外炫耀；他断绝馈赠，拒收礼器财物，呵斥那些流连饮酒之人，甚至饮冰自持，而百姓未必知道。他早晨因政务而停止洗沐，晚上因政务而废寝，每天勤勉不懈地治理政事，而百姓有时还没有察觉。然而百姓安居于田间沟渠，商贾安稳地在市场经营，官吏端正，儒生贤良；农民缴纳钱粮、运输漕粮，既杜绝了他们的余利，又防止兵役关隶之类的侵扰；此外再没有拦截勒索、横征暴敛的祸害，以至于贪官污吏解下官印弃职，奸诈狡猾之徒断绝踪迹，奸民也四散离去。教化成效如此迅速，是多么神奇啊！其他方面暂且不详细论述，单就防御灾患这一点来说，浙江潮水汹涌泛滥，由来已久。如今江门没有关闭，浩荡的水流汇集起来冲向城台低洼之处，撞击城门、冲捣城垣，将从前华功曹修筑、历经数千年的塘堤，一旦就要倾毁；武公竭尽力量支撑它，每月耗费斗金，防护堤岸，运送柴薪、搬转石块，哪里缺损就立即补上，哪里坍塌就立即修筑；不花费官府的钱，不借用百姓的劳力，也不另行设置防堤，只凭一支军队守护江防，一位使者治理其事，在一年之间便使全境平安无恙。这是谁的力量呢？既然如此，那么公不说而亲自实行，也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圣明的天子鉴察到公的劳绩，将要传播公的功劳、扩大公的业绩，必定要让公遍历天南的各大省份才肯罢休，这难道是没有要瞻仰、称述公德行的言辞，便仓促来到这里吗？所以说，百姓的歌诵和太常的记载因此相继而来，不要以为岘山上的一块石碑是没有凭据的。公讳志栋，号青樵，是山东潍县人。康熙癸丑年中进士，由庶吉士授官监察御史，巡察两淮，分守冀宁道，升任福建按察司使、江南江苏布政司使，进而任福建巡抚，调任为现职。客堂冬夜说经记 康熙丁丑年，我卧病在杭州的客堂中，正好太阳将要南至，漫漫长夜仿佛一年那么长。每次上床，都苦于魂梦容易惊醒，只好睁着双眼熬到天亮。侍者说，黄昏时稍微喝些酒，再邀客人谈一会儿，入更后闭眼，也许可以防止一觉即醒。适逢我的儿子远宗和兄长的儿子文辉落第，从京师回来；文辉的儿子诗十岁便通晓经书，正好经过江南，也在座。我于是叫诗到面前，让他讲经。我说：“高子说：‘禹的钟声胜过文王的钟声，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说：‘因为追蠡。’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是说禹的钟声，他的钟悬垂处磨损得像蠡一样。’这是使用它的时间长的缘故。城门下车辙的深浅，难道是两匹马的力量所造成的吗？回答说：‘道路上的车辙浅，城门下的车辙深，并不是城门处的马特别有力。’这是使用它的时间长的缘故。又说：‘难道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道路上的车辙浅，是因为马力小；城门下的车辙独自深，是因为马力大。假如把三座城门合起来、九条车辙上的马力作为比较，那就真像几个人一起撞击钟杵了。所以在同一天之内，九条车辙走过一条门下车辙三次，九条车辙走过三座门下车辙九次。文王得到的是十分之一，禹得到的是十分之九。谁能说禹的钟声不值得胜过文王的钟声呢？” 以禹的时代同文王的时代相比，相隔超过八百年，这也可以说是时间长短的极端了。可是竟然拿同一时代、同样行走的事物来作比较，还说“使用它的时间长”。那么，城门下的车辙又怎么会形成得深呢？匠人营建国都，刚修成三座城门，便修成九条道路。城门下的车辙和大路上的车辙，从来没有哪一天有先后之分。即使在车辆行驶的片刻，国中的马匹整治好关隘，公家的马匹交纳赋用；两种马走完道路后，便都经过城门，它们相继留下的车辙，也从未有片刻错乱。然而一处如此深，一处却那样浅。高子的话若得到这个解释，儒者不善于说经就更加明显了。远宗、文辉都惊讶地说：“竟然是这样吗？夫子对于经书的解释，儒者天天在说，却天天糊里糊涂。”【远宗说：详察这两句话，孟子只是解释“追蠡”不是敲击造成的，就像城门下的车辙不是马力造成的，使人慢慢领悟年代深远、积久形成的意思，并没有比较九条车辙和门下车辙使用次数的多少。一旦稍作比较，便知门下车辙使用多，九条车辙使用少，高子的说法就成立了。】我说：“虽然如此，经书只是显示其中的意思，并没有明说时间的长短。儒者的解释虽然不善，但经文本来就不是切近的譬喻。古人启示学习，有委婉的讽谏，也有少见的譬喻。” 所谓少见的譬喻，就是切近的譬喻。经书只作委婉的讽谏，而我们用切近的譬喻来把它说明白，可以吗？”大家都说：“好。”过了一会儿，远宗说：“旧谷先腐，是舂捣得多的缘故吗？”又过了一会儿，文辉说：“早晨的屋檐水先裂损，是滴水更多的缘故。”随后我说：“旧井容易干涸，是因为绳子和水罐使用得多，而且时间已经很久了。”更深以后，我便命孙子诗把这些话合写下来。第二天，远宗列举说明其中的道理，于是我为此写了这篇记。

译重修余姚县学文昌楼碑记 《隋志》认为文昌是天府，是科举人才由此产生的地方，所以凡是与科举有关的人家大多祭祀文昌；尤其这是幽冥神灵所享用的祭祀，确实必须借助重重飞檐、层层屋宇，使幽暗的神灵因而显现在人间。何况文昌魁星在南方第四位，更是文命所昭著、所融会的地方呢？我们姚县的学宫在县治东边，过去巽方原有一座文昌楼，高出宫墙，因为旧城低矮狭窄，所以楼必定要高高挺立，足以标志文山的秀美。这样，前面有新城，也就没有遮蔽；可惜楼址局促，而且濒临倾圮。如今韩君、邵君等人打算扩建旧殿，架起重楼，在楼顶供奉司命神，使文光四面照射，空旷遥远而没有阻碍。凡是都讲以下、同属学籍的人，各自捐出灯火费用，共同成就这项光明盛举，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有人说，文昌宫中的星神尚未列入祭祀典章，而且也不是学校官祭必定涉及的对象。然而《周礼》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王制》的祭法也都把司命列为五祀之一。五祀是士大夫都要祭祀的，难道没有读过《九歌》吗？‘登上九天啊，为百姓主持正道’，既然想借助登进来开启崇高之路，却不把司命九天所主的登进之意加以重视，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因此趁楼宇落成之时，写下这件事并刻在石上。行在东朝并赐 御书睿笔记 康熙四十二年 皇上南巡到浙江，驻跸杭州。我作为在籍的乡官，跟随总督、巡抚等大臣，在行在朝门等候问安。在行在朝门谬防 皇上亲自垂询，曲加慰劳，并且 命我与侍讲学士徐倬、诰封侍读学士陈之闇三人因年老，命我们起立奏对。我谢绝说不敢，并且 命在旁边的同馆官员扶我起身。当天各位当事大臣和在籍臣民中求赐御书的人，都争相写了一份折子启奏，唯独我没有。皇上派侍卫出来传谕说，毛奇龄也应当一体 赐书，命他等候。后来到了太阳偏西，众人各自退朝，赐书仍未颁发。第二天一早我赶去等候，侍卫先捧出 御书一道，呼唤奇龄拜受赐书完毕，然后一同拿出昨天所开折子中各有姓名者的 御书十多道，一一颁赐。适逢皇太子随行。行在东禁也召徐倬、陈之闇和我三人入内慰问。过了很久，而且不让我们行礼，各自赐给睿笔一道、屏联两条。我们拜谢捧持着快步退出。这是专门赐给我们三人的，凡内外大小臣工都没有得到。皇上的御书、皇太子的睿笔，是世间罕见之物。【奇龄】我是多么幸运，年老衰微之时还能遇到圣明的君主，滥受这样的特殊恩赐？这本来就应当珍藏，世世代代瞻仰而不厌，不必再说。只是我另有感触：平生因为躲避战乱而流离道路，遇到天晴便高兴，阴云密布便忧愁。到了晚年衰老、太阳接近阴霾的时候，便更加盼望晴天。所以刚归田时，自号“初晴”；后来又说：‘唉，我已经晚年了！’于是改为‘晚晴’。凡是碑版、屏障、书册、笺牍等应当署名的地方，往往把“初晴”“晚晴”二号混杂署在其中。然而世人知道这件事。皇上和东朝并不知道这些。如今展开阅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御笔，原来是为初夏登楼而作，其中有“处处晴花风拂起”一句，已经有“初晴”二字；而东朝所赐的对联则分明写着：“晴香邀步涧，花发晚影逼帘溪，鸟回。”公然以“晚晴”二字题写其上，这对联仿佛笔下有神，暗中照见了臣下内心的愿望。一篇出自圣上，一篇出自睿笔，所赐文字涉及我的两种称号，竟能在无意之间暗暗相合，这难道不是偶然形成的真诚契合吗？那么我身患大病而没有死，得以苟延残喘看到晴朗的光明，正是上天赐予的。于是我拜手稽首，恭谨地记下这件事。以此殊异的恩典流传不朽。翰林院检讨【臣】毛奇龄恭敬记。新建黄山云谷寺蘗庵和尚塔院碑记 蘗庵和尚塔院，是前朝熊鱼山先生埋葬遗骨的地方。先生名开元，是湖

译广人。天启五年中进士，由知县被行取，考授吏科给事中。因上疏弹劾权相而被罢官归乡。九年，即崇祯壬午年，朝廷下诏寻求敢于直言进谏的人，起用先生，改任行人司司副。召至中左门应对，又因再次弹劾权相而被关进锦衣卫狱，在午门杖打一百下，没有死。于是第二年八月，被贬戍杭州。正在这时，贼兵骑兵进入都城，先生刚到戍所，国家已经灭亡，于是面向北方号哭，逃到匡山东林寺。听说他已经做了和尚，但还没有确切考察。几年后，相传西南有僭号的人，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职位礼待先生，先生辞去，逃到阿迷，在提塘官处登记。忽然在某月某日，有个名叫熊开元的僧人行脚从阿迷回来，到偏沅军门叩见，把这件事报告了。于是湖广人纷纷传说先生已经剃发回到故乡，住在祝融峰。后来苏州灵岩山有一位做杂务的头陀，苦行到了极端艰苦的地步。从顺治癸巳到康熙癸卯，共经历十个谷熟之年，中间忽然有所省悟。三峰继公考验他，于是击鼓告知众人，授给他衣钵，他就是先生。有人说，先生出家本来就是有所寄托而逃避，并非事实。有人说，先生性情诚实笃厚，每做一件事必定务求探究根本，不肯姑且尝试，所以进境加倍迅速。究竟如何，我无法知道。先生既然开坛说法，因为平素修行很苦，便自号蘗庵。蘗庵居住在吴中时，曾接受丞相源云谷监院的邀请，在那里住了三年。吴中人多次挽留他，不忍让他离开，并且让人在当地修筑石函，指着它说：“蘗庵埋在这里就足够了。”后来他在吴中去世，遗骨送回三峰左山安葬；黄山的学人争着要迎回遗骨，说师父已有成命，怎么能反悔，而且石函还在这里，空置它又是什么道理，于是写信送到吴中。吴中人无法回应。此前师父住在黄山时，金太史子骏是他的师友，有个名叫道超的女子，保持童身前来求学，已经得法离去。到了这时，她挺身而出，暗中准备资粮，跋涉数千里，乘船又乘车迎回舍利，将其归来，藏入原先修筑的石函中，并在前面立碑，至今已经二十四年了。康熙己卯年，平阳铁夫大师从焦孝然山来，在这座寺院建立旛幢，看见蘗师的塔，不禁叹息，说石幢高高露立在烟云之间，没有栋梁、没有屋檐，便急忙同监院吉等、慧正、悦正、受正谋划覆盖它的方法，但迟疑未能实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九年、八月〕 第二年，铁师于是发愿，随即动工，估量所需的木石，在山中砍取木材，在山谷烧制陶瓦。建造三间屋舍，中间覆盖所藏遗骨，左边的柱子旁供养师父的塑像，并把他生平遗留的笺奏、语录，连同瓦罐、瓢、锡杖等杂物，一起放在里面。正面悬挂琉璃灯，昼夜燃烧，就是旧时所称的光明幢。设置负责香火的行者主持其事。辛巳年春天开始此事，到壬午年冬天才落成，于是请我写文章。我想蘗师是三峰的法孙，铁师是平阳的嫡传弟子，归根结底都属于天童第四代。他们前后相继主持寺院，彼此辉映，虽有先后，实际不分伯仲；而且道法高峻，各自显露才华，为这座山开创宏大的事业，像一盏灯传递照耀，真可以说是难得相遇。只是我修撰《明史》时，深深痛惜蘗师与莱阳姜贞毅公一同触犯权相，又一同受杖刑、一同被发配；只是一个戍守宣州，一个戍守杭州。贞毅葬在宣州敬亭山，而我居住在杭州，不能把蘗师的遗骨夺来葬在杭州吴山。虽说我们这些人的力量微弱，但这也关系到地灵的幸与不幸，不能强求。蘗师为国捐躯，在前朝壬午年；直到癸未年，直到如今塔院建成，仍然是在这一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千里、廿四年〕 即使像我这样感情淡薄的人，也不能不相互顾念而兴起感慨，何况山川陵谷转眼就发生变化。就在这六十年之间，先前称为鱼山，后来又称为蘗庵。这里所藏的遗骨，究竟属于官员还是僧人呢？也许已经

译无法分辨了。那么巍然耸立的云谷，与杭州有什么不同？蘗师如果有灵，大概也可以借此自慰了。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月某日，萧山毛某恭敬拜手记。西河集卷七十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年、四十二年、五月〕

译钦定四库全书 西河集卷七十二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碑记【十一】浙江三郡望 幸图记 古代天子巡视诸侯国，每年周行四岳，借此朝见诸侯、考察制度。凡是颁赐圭璧、汇集瑞玉、彰明礼仪、整饬法令，都在此时进行。因为建立四方辅弼、分封服属之国，需要划分许多事务；如果不借巡视来振作威摄，就无法总摄事权、彰显大一统。如今天下成为一家，车轨书文相同，三年举行一次朝觐，协调音律、校准度量、审察权衡、谨慎法度，在这些方面已经没有彼此参差了。圣明的天子又励精图治，万事亲自过问，周遍了解吏治的贤能与否，如同明烛照见细数。凡是一黜一陟，必定有明确的考核。皇上巡幸，不过是省察地方、询问风俗，顺便慰劳百姓疾苦，本来不必周行四岳、一年之内全部走遍。即使有时到这里、有时到那里，也只是按照意向而行；然而东边的人埋怨西边，南方的人盼望北方，山角海边没有不希望见到皇帝车驾扬起的尘土，把它看作洗涤百姓愿望的甘霖。君子如同盼望丰年一样，曾考察《周官》，其中说治理天下、经历劳苦而不忘劳作，往往因军旅之事而巡视九州。至于所说登临禹的遗迹、在天下四方巡行的事，就是我所说的。皇上拓展疆域、开辟土地，向南开拓叶榆，向东扩展到溟渤，把日出和日落所及之地都纳入我国版籍，各地都愿意以新归附的土地，仰承皇上的庇护。过去彭岛刚刚收复，高华逃窜踪迹。皇帝车驾向东巡狩，登上苗山眺望蓬海。凡是军队行进所到之处，人们全都伸长脖子翘首等待，只怕车驾所指之处不能到达。那里接近西羌属国，偶尔动用兵器，七校亲自出兵，越过大漠以北，扫平敌人的庭院，把战功刻在伊吾、望乡之间。这样以后，罕东、哈密等地依次用竹筐盛饭迎接，三秦之地也捧着皇帝车驾迎奉。如今三苗刚刚归服，洞庭再次安定，凡马、王、鱼复等地的军民都得到宣慰，并同他们共同治理。因此荆门以南、夜郎以北，不久便有山海之间的百姓欢欣鼓舞，等待着我皇上到来。后来流传在民间的歌谣，是非常盛大的事情。然而盼望 皇帝巡幸的愿望也从此产生了。考察帝喾，向东封禅并不推辞；虞廷的里禾，四次巡行仅仅依礼执玉。即使禹征伐有苗、向东巡视会稽，除治理水患之外，又沿着自己的足迹遍行天下。《夏书》所说“向东渐及、向西覆盖，北方南方都达到”，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也未曾见有捐出珍珠、赏赐布帛之事记载在史书中。等读到《孟子》，便看到夏后留下的谚语，公然把耕作和收获作为补助天下的法则。所谓“不游不休，何豫何助”，由此才知道古代君王出游并非没有恩泽，只是记事的人有时遗漏了。我 皇上的车驾所到之处，慰劳百姓疾苦，观察风俗的厚薄，察看寒暖以比较丰歉；市集贸易不停止，耕作也不耽误。父老扶杖前来观看的，皇上加以慰问；年高的人赐给粮食、布帛；在籍和离职的官员，都恢复原职。况且减免租税的诏令多次下达，甚至一再、再三颁布。两浙已经受到赏赐，如今又特别把四十四年应缴的正供额全部赐予蠲免。这同古代君王给予的补助相比，更加优厚。因为 天子的尊贵，加上父母般的亲爱，本来就是把天下看作一家，把六合八荒看作一顶帷帐。皇上早晚出入，使老幼男女能够时时望见圣颜，欢欣踊跃，难道不是非常畅快吗？又何必推辞！我开始撰写这篇文字时，何况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四年〕 皇上的神灵，圣驾所经过的地方，山因而增高，水因而加深，雨水和阳光都按时而来，鸡犬不受灾害，庄稼丰收，市门之间从事贸易的人比过去多了一倍。皇上给百姓的恩惠，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在此前从未有过。皇驾来到东浙，神鱼浮上江门，麒麟夜间出现在鄮山，民居所在的凤凰山南面降下甘露，草木上如冰凌挂在屋瓦上，太阳一出便收敛起来；这是上天也想把我 皇上的到来作为庆贺啊。如今 恩诏刚刚下达，两浙七十二州县一路都在歌咏，制作迎接 皇驾的赋和颂；浙东三郡的父老子弟又接连来到县门，拜谢圣恩完毕，便重新走到西陵渡口，向北眺望，舞蹈欢呼，希望 皇上回顾眷念，如同重新哺乳他们。因此有人绘制成图，让观览者传看。【臣】谨进言说：古代君王因政事而出行，称为“巡”。“巡”是政事的准则。如今君主因恩惠而出行，称为“幸”。“幸”是恩德的显现。“巡”尊严，而“幸”亲近；“巡”严肃，而“幸”宽厚。幸可以盼望，巡却不可以盼望。如今皇上巡幸，百姓便可以盼望了。恩德到达的地方，也正是盼望达到的地方。因此题名为《望》。《幸图》并为它作记。【臣奇龄】诚心欢悦，稽首顿首，谨慎记下。新开吴淞闸碑记

译新开吴淞闸碑记 天子登极十年时，三吴发生水灾，台使上奏请求疏通吴淞故道，调发水衡钱十万，从五渡一直到上海，百姓又搬土又挖掘，共七十多里；靠赈粮和服役来求得活命的饥民，以万计数，不到一个月便告成功。六郡的圩田由盐碱地变成肥沃土壤，已经逐渐可以使用犁锄耕作了。然而早潮晚汐夹带泥沙奔涌而来，挑一担水、挖一斗泥，时间一久就容易再次淤塞。从前范文正公首先谋划修建水闸，在江海交界处设置闸门，用木板阻挡，使浑浊的水先过滤后进入闸门，再把泥滓随着水流排出；即使这样，还要雇人捺压，制造铁帚形的橹，因此整个宋代始终没有完全堵塞。到了明代以来，夏忠靖公先行开浚，海忠介公随后疏通，起初没有不尽心修复的；但闸门制度没有完善，刚开便塞，于是又在上海县北的黄龙口修建水闸，横截海浦，却无奈海浪冲撞，容易倾圮。康熙十五年秋，大中丞慕公在这里开幕办公，看见这座闸，忧心不已。此前议论修葺的人，都仿照治理河道的方法，用柳枝防坝截断水流，汲水使河道干涸，然后用木石筑成闸坊。估计每道柳枝防坝约需费用四五十缗，总计十分巨大；而且每天汲水需要役夫千人，所需日期也难以限定。又因为工程要在农闲时进行，寒冷时百姓赤身入水，北风吹动水波冲击防坝，水下石穴的动荡也难以预料。慕公过去任钱塘县令时，听说浙江地方有许多修水坝的工匠，便先在陆地上制成石坝模型，记下甲乙次序，再依次把它们沉入水中，派善于游水的人跟随治理，完全按照陆地模型安置，既省力又功效加倍，而且能够经久耐用。于是公任命上海县令，让浙江人负责此事，招募浙江工匠中的能手，采用这种方法，先层层堆筑作成堤埂，横贯闸址，像拾级而上；在上面加板纵向覆盖，使水没有滞留而容易下泄；又在堤埂末端打入木桩，使它免于坍塌冲决；然后设置三道闸门，用梁连接，在左右扩大防堤，约束水流归入河道，使它不能泛滥。具文申报约定，全部按照规划施工。从乙卯年腊月开始，到丙辰年阳月结束，工程竣工。百姓不知道自己被役使，国库不知道花费了钱，胥吏没有按户籍派发夫役，工程估算也没有超过界限来运送薪柴和石料。三吴平坦的土地得以登记耕作，六州百姓都受到灌溉之利。于是本郡人士请求刻石记载此事。根本上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十五年、千人〕 国家的和谐安定，能够传播到百姓，使士人因此急于为公事出力、奉行命令，不能说不是各位有司的力量。只是疆域水利这样的重大事务，难在倡议开始；既然已经计算工程、按法施工，扼守关键，直到工程将成时，所需财政转运仍然必须上报省察。国家的赋税下达以后，还要爱惜民力，使有关人员昼夜筹划，务必达到万全才肯罢休。这样清澈而宏大的功业，正可以用来慰藉 圣明天子南顾操劳之意，以及三吴数千里长久治理的计划。同范文正、忠靖等前代功臣相比，又哪里有惭愧呢？宋、元、明以来，时而兴修、时而停废，经历数代仍始终不能复兴；如今一旦从容兴起并重新修成，也实在伟大！后来有志兴修的人，希望也能从这篇文字中得到鉴戒。重修萧山县学碑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古代凡有兴建都一定记载。《春秋》二百多年间，凡城郭、宫庙、门台、马厩、园囿，或兴建或修作，没有不一一记在册中的，唯独没有涉及学校。然而《子衿》一诗讽刺学校荒废，认为学校和粮仓不修，是求学者的耻辱；由此可见，建立学校的重要性等同于建立国家，本来不必把它类比写入史册，但一旦有所间断，就必须用教化来修补它。这说明兴建有赖于修缮。因此唐宋时期记载学校，是记载建立学校，因为当时乡里的学校尚未稳定，祭祀孔子的礼制也未统一，本来就有倡导兴建的人。如今这篇记学，是记载修缮学校，因为庙宇已经建成，学校也已经合成，只须修缮，事情便完成了。只是兴建容易，修缮困难；兴建简略，修缮细密；兴建在一日之间，修缮却要靠百年维护。古人说“努力学习贵在自我修养”，难道是空话吗？本县修学是在二十年前，当时县令姚君把记文托付给我，寄信到京师，我为此应承写作。如今我刚刚回到乡里，听说文庙的椽桷有被虫蚀鼠咬而缺损的地方，两廊的瓦也有破洞，可以仰头看见星星和太阳；泮宫的环门像田间的土墙、陆地上的圆桥一样，已经荒废很久了。完石徐先生和昌亭谢先生在这里执掌教务，能够用文章教化启迪才士；一时担任都讲的才士，各自发奋办事，出材料、出力量，考察器物、核定尺度，各自承担相应事务而完成工程。缺损的补上，倒塌的扶立，阻塞的疏通。从殿到堂、到两廊、到门、到池、到附祠，凡是历任官员的遗迹、地方贤人以及圣人由此产生的遗迹，都一一整理，各自依照法式。等到学使按部巡视，年终已经过去了。按惯例，深冬兴工，不妨碍农事；只是因为白昼将尽、日影短促，从亥月一直做到寅月，称为“下功”。就在下功最后十天刚刚颁发工程簿册，不久便宣布完工，到了二月上丁日就可以举行灌瓒礼。若不是两位老师率先兴作，诸位都讲同心协力，不可能达到这样。既然如此，这次修缮也确实费力了；只是参与办事的人很多，不能全部记载，若比较其中最显著的，便有吴子升、金子书、何子西、堰王子锡、晋赵子昂、发来子赓、虞孙子曰、发家从孙端，都是都讲中能够任事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百年、二十年〕 山阳毕家沟勒石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

译山阳城南五十里有个地方叫毕家沟，横跨漕河，分支向西，承接高堰、洪泽等湖泊的水，但仍然属于漕河水系。漕河原本南北流动，沟环抱西湖向北，与漕河汇合，称为新漕，其实本来就是一条沟。东面承受漕河之水，西面承受各湖之水，中间沿着漕堤抵挡湖田；虽说是田间堤坝，实际上与漕渠始终相连。康熙四年夏天，久旱之后接着久雨，整整五昼夜，各处水势暴涨，漕河和湖水汹涌溢出，冲向各条沟渠，冲决堤坝奔流而下。漕运使因为另有事情，无暇查看，急忙发檄文命山阳县令朱君禹锡办理。朱君顾不上吃饭就出发，雇用各类治水工人，来到将要溃决的堤坝旁，先打入木桩；水势泛滥不能下泄，又继续打桩。他亲自背柴在先，轿夫、隶卒各自用筐搬运土石，戴着斗笠踏入漏洞和坑洼，填实被水冲荡的地方，稳固堤身。共用了五昼夜，筑成两道堤：一道是旧堤，一道是防护堤。堤长共三十九丈，防护堤略短一些。堤坝筑成后，朱君告诉众人说：“你们知道都府为什么急于办理这件事吗？淮河有漕运，漕运有沟渠，沟渠有堤坝；即使只有一尺土地，也关系到漕运和田间堤坝的完整。都府急切地保护漕运，于是来不及选择人选而派我来办。我虽然不擅长水工之事，但终究把它看作保护田地的事情，所以不估量自己能不能做到，急忙接受都府的使命而不推辞。” 诗说：“想到只有我独自操心，我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希望后来治理这条水的人，不要因为事情繁多就推辞阻挠。”众人说：“好。”于是把他的话记下来，刻在石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里、四年、九丈〕 西河集卷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西河集卷七十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传【一——一名《萧山三先生传》】明南京吏部尚书、荣禄大夫、谥文靖魏公传 公名骥，字仲房，是萧山人。先世是光州固始人，五世祖文昌任宋江淮总制司制干，随驾来到临安，于是定居在那里。高祖有声，任宋承直郎、常德路判官。曾祖应元，任临平务副使。祖父毅，任元广东盐课司提举；因公显贵，追赠正议大夫、资治尹，南京吏部左侍郎。父亲希哲，任明承事郎、上高县知县。从文昌到毅五代都居住在临安，只有希哲因为萧山风俗淳厚，洪武庚戌年从临安迁居萧山。公是他的次子。此前，希哲有个哥哥伯雅，元代任录事判官，入明后被征召，历任官职至宝钞提举司都监。如今追赠的官职与毅相同；伯雅死在任上，没有子嗣，希哲很悲痛地思念他。希哲的长子骐，按理应当承嗣伯雅；因为疼爱公，便舍弃长子骐而让公承嗣。公生来端庄稳重，嗜好学习。九岁时生母李氏去世，他能够像成年人一样哭泣跺脚。二十岁通晓五经，第一次参加乡试时，听说父亲生病，便没有考完就回去。【公七岁时伯雅去世，此人是他的生父。】永乐甲申年，他的哥哥骐考中甲科，已经授官翰林院庶吉士【骐后来由庶吉士升刑部主事，县志漏载，记载有误】；公在第二年乙酉年乡试中举，丙戌年会试中乙科【甲、乙科都是进士科，文集称乙科进士；这一年是永乐四年，府志、县志把乡试中举记为乙科，因而误称永乐三年】，授松江学训导。公到学宫后，以真知和实践教导学生，督促诸生夜间诵读；不是诸生全都睡下，他就不去睡觉。到了甲夜听见诵读，便供给一器茶；丙夜又听见诵读，便供给一器粥。与诸生相遇时，即使在丙夜，也从来没有不戴冠的。后来奉召参与编修《永乐大典》。甲午年任江右同考官【县志作“典试”，有误】，第二年任满九年，诸生杨珙等到宫阙请求挽留；当时仁宗监国，命令留任三年。丁酉年再次任江右同考官。十七年己亥【《签宰纪要》作十四年，有误】，因吏部尚书师逵推荐，升任太常寺博士。朝见太宗时，太宗对他说【一作“对师逵说”，有误】：“刘履节做御史九年，高皇帝才授给他这个官职，不要轻视这个职位。”这一年随侍皇太子北上，留在行在太常署任事。第二年营建工程完工，才开始举行郊坛、宗庙等大典礼，并充任导驾官。屡次获得金帛赏赐。甲辰年随军征讨到榆木川，适逢太宗驾崩，参与商议丧仪。仁宗改元后，召公到御前，告诉他说：“很久没有见到卿了，朕思念卿。朕将要建造弘文馆，一定要由卿和杨溥共同负责。”赐给他太乙金丹六锭，御书封签写着“魏仲房收”。他受到重视就是如此。公擅长书法，于是又派修撰曹曼龄带着亲笔诏书说：“写‘澹然’二字。”交给曼龄带来，并用东宫图书覆盖在上面。宣宗即位后，逐渐升任吏部考功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