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三十四

译《徐西崖诗集序》天下作诗的人很多，假如拿起笔来，没有不带着一部诗集吟诵讽咏的；但追究起来，能够在人前显著地留下姓名的，一千一百人中不过一二人。然而这少数人同世人相见，也未必像甘蝇、飞卫在道路上射箭而箭矢不会落下一样，人人都能立即辨认。多年以来我就知道西崖，过去到西崖那里，只见过他的部分诗作，没有见过全集。如今终于见到他的全部作品：从拿起笔作诗以来直到今天，合并古今各种诗体，录下那些可以与世人相见的，编成一集、二集。西崖年纪不超过三十岁，而他因诗歌成为当世所指称的人物，只是在近十年之间。然而他十年以前所作的诗，已经茂盛纷披；把收入此集的作品分类观览，正如唐代有韦应物、刘长卿，明代有边贡、徐祯卿一样。那么西崖的名声，在这十年间难道还会有超过他的吗？有人仰慕毛嫱、先施的容貌，向熟悉的人询问她们是谁；熟悉的人如果胡乱把某人说成毛嫱、先施，人们也就只会根据这个名字来认定。人们没有见过她们的容貌，却已经得到了她们的名声，可见名声并不在容貌本身。又怎么知道毛嫱、先施的容貌一定就是这样呢？于是把东邻女子打扮后让她出门，涂红嘴唇、粉饰面颊，使毛嫱、先施反而披头垢面，靠着墙偷偷观看；但人们一见到她们，仍然会争相舍弃东邻女子而转向西墙。为什么呢？因为名声本来不能假借。当西崖年轻时，凭借祖先的门第，正逢家道中落，备尝艰苦；等到长大，穿着粗陋的衣服、留着长须，落魄漂泊在江湖之间。在那种时候，他哪里有权势地位可以结交当时的荣贵，哪里有俸禄可以让人仰望他的生活，能够借此博取称誉、取得高名呢？然而一乡称道他，一个国家称道他，直到今天，在东西广阔、南北遥远的地方，人们读他的诗，看他的志趣，都为他因困穷而遭遇的处境感到悲伤。人的才华技艺各有神妙，彼此并不相上下；即使凭飞卫的技艺，一出来就可以在世上显示自己的不同，他还要在牵挺之下躺卧两三年，双眼承受织镃的锻炼，直到能够悬丝穿针、贯穿虱子，拿起弓箭站起来，随后飞虫惊蛰、鸿雁落下。西崖具有英异的资质，拿着三寸笔管，就能与当世贤豪比较长短，何况今后发展更没有限度；那么他拿自己的技艺在世途中试射，难道不会有手持棘刺从旁阻挡，使他不得不退却逃走的人吗？《贲黄理〈承闲堂集〉序》阳羡陈其年常常推许如皋贲黄理为诗中的豪杰，于是我经陈其年介绍，在慈仁寺见到了黄理。当时杂坐闲谈之际，我读到他的《望摩诃山》诗，认为写得很好。不久宗臣辅国将军又请陈其年和我约黄理相见，而黄理正要应太原之召，匆忙辞谢离去。那时为黄理送行，因而又与陈其年一起读黄理所作的诗，也认为写得很好。如今黄理从太原回来，拿出他游太原时所作的诗，我的赞赏仍和先前一样。与陈其年读他的诗，而陈其年已经去世。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居家的人、出游的人、活着的人、死去的人，来来往往，变化无常，竟然如此不可凭恃。诗对于人来说，就像烟云对于眼睛：一时之间诗作长短、工拙彼此争胜，片刻也不肯停息；但等到数十年以后，它的不可凭恃又会有多少呢？黄理的游历还没有结束，他的诗也没有写完。我哪里知道他日后作诗不会比今天更加进步呢？但就目前所见，我凡是读到几处，都认为同样好。那么，黄理作诗数十年以后，恐怕也只是如同今天所见的这样罢了。黄理未刊刻的诗作非常丰富，他所刊刻的《承闲堂集》正是我所见到的那些作品，卷末还附有若干首词。《介和堂诗钞序》年轻时我和待庵一起诵读贾长沙的文章，我读三遍便能够记住，十天以后却忘了；待庵却没有忘记，人们常常据此判定我们二人的优劣。等到我遭逢兵乱，稍稍作些诗歌，而待庵写成《权书》十篇给我看，表示自己有经世致用之才。我曾开玩笑作《璿玑诗》说：“我只作一首诗，而千百首诗都包含在其中，作诗何必斤斤计较呢？”然而有人说：“居家时看篇章书卷，出门时看簿书政务。”待庵自从升任贤能之职直到入仕，中间闲暇的日子很多，但终究不作诗。即使作诗，也极尽工丽，擅长庾信、鲍照的优长，却仍然把诗弃去不保存。等到出仕海上，后来才在事务纷乱的空闲中偶尔作诗。所谓《介和堂》，是官舍的名称。我听说，未做官时志向在做官，做官以后志向便在求学。待庵未做官时不作诗，是因为志向在做官；既然做官以后反而作诗，那么他的志向应当在求学。只是作诗这种方法，既要致力于大的方面，又不能遗漏细小之处。大的方面本来应当致力，细小方面又不能遗漏，岂不是两头都要兼顾吗？我曾看织工织锦，只有先确立经纬，之后各种细丝和五色丝组才能随处尽量施展。作诗也只是不要只看细部而忘了整体；如果能够看到整体，那么意趣闲适、下笔敏捷，即使编织经营，也不会伤于靡丽；即使雕琢，也不会流于巧饰。现在说到治理政务，也像织锦一样。我曾经过海上，看见待庵治理地方从容镇静，掌握了安抚百姓这一大原则，根基清明稳固。他曾有超过南金之坚、荆玉之洁的地方。然而即使一丝一缕，也唯恐伤害百姓；一杯水、一捆柴，也不拿来增加百姓的负担。他能够保全治理的大原则，同时又保全细节，就是这样。常常看见读书谈道的人，自夸学问有用，等到出仕后却违背所说的话。待庵能够不辜负自己的所学，那么即使他的所学本来不在诗上，单从诗歌来看，也能八体相互发扬，五色一应俱全；若以工巧论，他也可以说是眉山遗留下来的文章、长沙尚未尽说的议论。所以我选录他的诗，为它作序。

译《王枚臣〈西台杂吟〉序》起初我和枚臣一起作诗，每次见到他都躲避，害怕他的诗深沉精湛；枚臣后来中途放弃作诗，几十年都闭口不谈诗。等到枚臣考中进士，授任西台舍人，才开始仿效谢监吟咏红药当阶的诗，于是积存所作诗篇，久而久之编成诗集。乡里的前辈曾说：“诗和文章不同，杂文和举文又不同，所以作举文的人互相告诫不要作诗；而过去那些凭诗和杂文流传的人，都是在举文有所成就以后，放弃举文不再从事，专门作诗。像昔日信阳、济南以及近代陈黄门、吴詹事这些人，都是如此。”只是枚臣谈论诗歌，又与济南、黄门一类的人有许多不相合之处。他曾选录历代诗歌，从汉代东西两京开始，下至魏晋六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共二十代，搜集若干首诗，合成若干部，寒暑不息地勤勉工作，昼夜取舍、摘录、抟取，书签和卷帙多次改易。前一年夏天，他曾拿着宋代名家诗集经过我这里，评论比较沧浪、宛陵、眉山、涪翁诸集，分上下优劣，慨然说有明诸家的门阀气势太高，只扩大自己一门的范围，而三衢九术纵横广布、千蹄万辐多得不可胜数的诗歌，全都压抑不让流通，这就使见识狭隘了。青黄颜色各不相同，却能一同映入眼中；竽和笙音调不同，却能共同合于耳中的调；黄河水流广阔，也不会废弃支流；邓林有奇异的木材，也不会遮蔽灌木丛。若一定要执掌一种标准来规定中正之声，依据《二南》的诗来概括全部诗篇，难道是通达之人的做法吗？他的见解就是这样。所以他作诗不拘泥于唐代开元、大历的标准，也不拘泥于明代弘治、正德的标准；而当时所谓开元、大历、弘治、正德风格的作品，没有超过他的。他的思虑深沉雄健，气势博大通达，情感文辞高扬，意趣清通俊逸；虽然没有进入沧浪、宛陵的门径，却比嘉靖、隆庆年间拘守规矩、步人后尘的诗风略有变通。我过去说枚臣能够自我成就，如今他只不过吟咏红药罢了；推究他所达到的境界，将来一定能够作赋歌颂休成之功、作诗述说圣德，进献《文始五行之曲》来辅助制氏，难道是虚妄的预言吗？只是想到我和枚臣，以及任君待庵、韩君燕克，同窗多年，而三位朋友都先后入仕，在当时取得声名，然后各自拿出诗作成为世人所指称的人物；我却只是作诗、作杂文，最终没有成就一项名声，就连所作的诗文也将随时代沉浮湮没，与岁月一同消尽。这正是乡里前辈所说的值得警戒之处。《庞检讨〈家庭纪怀五律〉序》雪崖从来没有以五言律诗见长。我曾读他的五言、七言古诗，苍茫豪迈，仿佛桤树林在秋天的原野上扎根，枝柯聚集、叶片沾露，一往直前，带着刺向天空的气势。人遇到这样的诗，往往会触发感慨，心中浩荡，敞开衣襟向前，却又道路交错，难以通行；然而诗句调调刁刁，各自合于音声，和世上那些徒然歌唱、徒然吟咏的作品不同。假使雪崖处在故国孝武帝时期，同信阳、北地互相较量先后，奇崛之处虽比不上空同，但从容条达平易，也不会骤然低于康、徐二人。这些风格相互参合，一定有可观之处，只可惜了解它的人太少。古人说诗是表达志向，又说志向存在于心中，发出来就是诗。雪崖只以本心本志为根本，所以言语大多有根柢。把它比作拔起树根的树木，根入地下千寻，即使拔出地面也有千寻之高。所谓学习贵在有根本，本来就是如此。雪崖对于这一本根之地，尤其反复致意。我过去读旧史，感叹我县魏文靖公以敦厚人伦著称，仁宗赐给他《五伦之书》，如今这部书已经不存在了。我曾经仿拟此书的大略，辑录古人关于人伦的事迹，以及诗文中记载人伦关系的作品。雪崖诗作本来很多，如今先刊出他的《家庭纪怀》诸首五言律诗，刻印出来请世人评阅。这并不是故意隐藏他的长处，而是因为诗自有根本，根本就在这里，诗也就在这里；我进一步把它看作关于人伦的书。此前有潘岳叙述家风，谢灵运追述祖德，王融怀念叔父，陆景寄托对兄长的感情，秦嘉赠诗给妻子，左思、鲍照赠诗给妹妹，陶渊明哭悼堂侄，韦应物思念弟弟，杜甫回忆诸弟和妹妹，王方、柳玭等；陶潜、杜甫、卢仝、韩愈，有的作诗劝喻儿子，有的训诫子弟，这类作品往往都有。我现在可以把它们合起来观看了。《两水亭余稿序》定庵不屑于以诗闻名。除了内廷应制诗、宫门内外的赠答诗以外，感叹时事、吟咏事物的作品，都是偶然所作。于是三十年不保存一篇诗稿，别人拿诗来请教他，他也不回答。到乡里交游多年后，我才开始强迫他录下近来所作的诗；我多次见他、多次强求，他却又拖延，拖到今天，才把《两水亭稿》交给录事抄录。然而这只是剩余的作品。有人在这里求取道理，看起来微妙而能广泛洞察、由细微而知显著，起初并没有把它用于北方朔方、南方燕角的事务。然而一旦张弓持箭，即使是甘蝇的射术，也无法超过他。为什么呢？根本丰厚的人，余力自然充裕。所以魏舒擅长射箭，一定要到幕府中长期熟习；最终无人知道他能射箭，后来一箭射出，才做到没有不中的。定庵两次进入谏官之职，他的忠言直论常常借助笔札表达，又何尝把文章当作主要事务呢？只是那些治理国家的言论，他把余力放在文辞笔墨上罢了。永兴五首绝句中，常有置词翰而不谈的地方；我偶尔考察定庵的家谱，从太仆公以下，光禄、宗伯世代承继文名，凡是他们的诗和书法，哪怕片纸残字，也争相为世人珍藏。可是列代以后，家中没有收藏文章。定庵长久拖延、不肯录诗，大概也是有所承受、有所缘由的。夜光之珠，箱笥也遮掩不住它的光彩；鸡斯所乘的骏马，不必展示奔驰的踪迹。我过去疑惑谢榛题称李北地为诗人，而近代娄东学士反而嘱咐弟子以诗人来称许自己。这虽然是自视不足，但或许偶然显露了诗句之外的才能，并不需要靠诗来表现自己。定庵可见的才能很多，即使只以诗论诗也已经不少，于是我题作“余余者余也”。然而定庵说：“我仅凭这些就已经有余了，难道还要更多吗？”

译《家副使〈秦中诗〉序》作诗来记叙事情，又因所处的地方而采撷诗材。不做士大夫的人，大多横握长矛吟咏，仿效王粲《从军》、杜甫《出塞》等作品；于是编录诗歌的人便把这些记作本事诗的一类。不过，流连感叹，各有其相应的地方。假使乌兰、上郡距离五原很近，即使军队还没有到达、羽檄还没有传来，当感情寄托触及这些地方时，仍然会彼此遥望、叹息，起身作凭吊之诗；但如果不在那些地方，即使淮蔡、泽潞天天发生战争，也只是吟咏者所不会涉及的内容。我家菉园凭借金门之才，担任平凉司马。平凉就是古代的萧关地区，靠近边塞。过去那里被称为“第一城”，是因为防备王师西征、讨伐泾原叛帅。菉园本来任司马，在高平驻军，于是每天捧着羽檄，北到贺兰，南越关陇；但还要入内安抚降兵，出外在剑门、栈阁之间督运粮饷，慷慨奔驰，是多么壮盛啊！菉园的文章还不足以献于朝廷、光耀典册，却投身军旅，只凭刻盾铭铜的技艺，上马杀贼，下马起草露布；那么他的感情所触及的地方，发而为诗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今菉园已经凭文章显达，身任望郎。天子特意选拔他，主持黔南的校文工作；刚刚办完此事，随即又有出任滇南学使的命令。他衡量鉴别文章，声名震动远近，于是在临行前，辑录过去所作的诗并按次编排。这些诗悲凉磊落，刚直拔俗，足以偿所称许的杜子美《出塞》诗作。读它们，能够使壮烈的情怀郁积而迸发，使军士受到感动激励，不是这样吗？滇南也是用兵之地，昆弥万里，新近归附。既然是王命，而菉园又有像长卿那样的赋才，除了传达诏谕之外，还可以施行教化；这样一来，冉駹、僰、笮之地也会有更多歌咏，成为本事诗。我将因泉明重视宗族情谊，进一步吟诵长沙的篇章。《张宾门〈游西山记〉序》记游的弊病有三种：描写形势，摩写险峻狭窄，过于琐碎，类似稗官小说，这是第一种；贪图叙述旧事，夹杂沿革，类似地理方志，这是第二种；自我诉说起居琐事，鄙陋猥亵，类似书信、簿册的记载，这是第三种。因此白居易经过洞庭没有作诗，韩愈登华山也未曾作游记，并不是没有原因。京师以西的西山是著名胜地，四方来到京师的人，一定把游览西山当作快事。当车轮马蹄在尘埃中奔驰，忽然得到青山碧水，耳目为之开朗清洗，确实非常好。只是此前没有优秀文章来记载这一胜地，游览那里的人不过吟咏几首诗，便称为能事。即使偶尔有游记，也只是像前面所说的书信、簿册记载那样，鄙陋猥琐，不可形容。我曾走出东华门，骑马向西眺望，总恨不能亲自到那里去。即使去了，也必定不能写出可以流传后世的文章；尘俗污浊的胸襟，使我自知与它隔绝。读宾门的游记，所到之处总是明朗开阔，常常引人进入胜境，正是达到这种境界。我和宾门在申江岸边相遇，诗文唱和时，常常感叹宾门因为山川辽阔而拓展胸襟，所以作诗作文都极其高远旷达，能够自行开辟境界。他和那些寄居屋檐之下、跟随车后的人有分别，难怪遇到胜地便会兴发情感。只是宾门游览时曾经登上避…… 在道路上遇到警跸，亲自承受…… 圣天子在千乘万骑之间的询问和慰劳；在风发雷动之际，他踉跄俯伏，迟疑引退。相如、扬雄从未见过天子，而是天子先读他们的文章，然后才知道他们这个人。宾门具有作赋的才华，却突然见到…… 天子。天子已经见到了他的本人，却还没有知道他的文章。还是同一个人、同一篇文章，亲自见人和读到文章竟有这样的不同。只是可惜他身为侍从，不能带着笔墨从容周旋，陈述文辞、作诗颂扬，徘徊在射熊、甘泉之间；又不能随时荐举贤能、效忠直谏，长期任郎官，使圣天子清楚看见相如、扬雄的为人和文章；反而只因为没有游览西山，便私下诵读宾门的游记来代替游览，那么他的鄙陋猥琐，就比世上写书信和簿册的人更严重了，又有什么文章值得称说呢？

译《资治文字序》自从文字产生，典籍便兴起；文字，是典籍产生以前的基础。不要说典谟、誓诰、诗、史、铭、颂等所借助的文字很多，即使文书簿册、札牍券契，直到农夫、商贩、车夫、奴仆，以及僧人、方士一类人的传述记注，有哪一样不依靠文字呢？假使古代没有文字，那么从今天以前的历史都会像梦境一样，我们又怎么知道谁是虞舜、周人，谁是汉、唐，谁是圣人、愚人、贤者、不肖之人，以及天时人事、古今气运、兴亡得失的纷繁变化呢？这样说来，文字能够资助治理，是本来如此的。只是自古以来字书不止一种，但归纳其旨趣，大体不超出形、声两端。探究造字的开始，是先有声音而后有形体；传授文字以后，则先辨形体而后辨声音。所以先儒说“形是母、声是子，声是母、形是子”，其实不必细加辨析；总的来说，六书所称的象形、谐声，已经略可见到。只是古文、今文的字形既然不同，辞赋、歌咢的韵律又各有差异。过去扬雄采集篆书、籀文等文字，著成《训纂》；东汉许慎沿用它，撰成《说文》。到了梁代，顾野王增补为《玉篇》，辑录偏旁相同的字，全部按类别聚集。此后唐代有李阳冰，修订《说文》；宋初徐铉采用陆词的切韵，增加反切。到了金章宗时期，王氏与袐依据《说文》《玉篇》二书，汇集编成《篇海》，此前的《省篇》《川篇》《类篇》等书都因此废弃。这就是字形相互传承变化的大概。至于字音的著录，则从魏代左校令李登创作《声类》开始；齐代中郎周颙作《四声韵略》，梁代沈约沿用它，于是有了《韵谱》一卷。后来隋朝开皇年间，陆法言与刘臻等共同编成《切韵》；唐代陈州司法孙愐略作订正，改称《唐韵》。到了宋代祥符年间增补为《广韵》，景祐年间又增补为《集韵》。理宗时期，有平水人刘渊，开始把二百零六韵合并为一百零七韵，题名为《壬子新刊礼部韵略》，这就是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韵书；而此前的《韵英》《韵集》《礼部韵略》等书又因此废弃。这就是字音相互传承变化的大概。不过，记载字形必然兼顾字音，记载字音也必然兼顾字形。所以校订《玉篇》的书必定增加音切，校订《广韵》的书又限定笔画分段。到了金代韩允中把二者合编为《篇韵》，便兼收形、声两类书籍，并取《说文》的笔画、《唐韵》的五音、《韵会》的七音、荆璞的三十六字母，汇成一部书。然而字义也贯穿其中。明初大力校订字学，又沿袭金、元旧制，改易前代文字，另作改并，命名为《洪武正韵》，于是字形、字义都没有考核清楚，韵学也失去了原貌。到了万历年间，宣城梅氏编成《字汇》，于是又兼收形、声，统摄字义。世上所谓金科玉律，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我的朋友徐仲山精通字学，对于《三苍》《尔雅》等书，以及李程以下的字形正变、沿革，他都对源流了然于心；又广泛研读典籍，任意考核。于是他遍览字书，忧虑而感伤，认为：哪有千百年以来著书相承，接续不断，却错误荒疏到这种地步的呢？不仅过去的篇韵类书偏颇而不完整，就连总汇其成的《字汇》，仍然错乱乖谬，漏洞百出。即使有所增订，仍旧错误混乱。我有时和仲山讨论文字，仲山对每一个字都要分析其笔势、波磔、点画，纵横牵引，细微之处都分辨清楚；而我则不问古今，任意增删。我曾极力指责《正韵》和吴江赵氏所著《长笺》的见解浅陋，认为楷书应当具备楷书的法则，不应拘泥于古代字法。曾经写过《答王进士辨字三书》，在世上颇为流传。然而同仲山谈论时，竟不知道自己的言语已经窘迫了。仲山对于古文、篆书、隶书，无不竭尽精力研究，却不以篆书的标准来规范楷书，也不拿古代文字来责求今天的文字。他认为，考核古字，是为了看见文字的本源；辑录今字，是为了考察文字的变化。他曾替我翻阅那部书的编排体例，观察它的凡例，大致有端正字形、端正字音、端正字义三项。所谓正字，就是端正所谓的字形。殳、支的用途不同，因意义而分别字形；雥、佳相互随从，因字形相合而同归一类。所以牵、放稍有疏漏，虽然只差丝缕，仍会形成寻丈般的差别。自从四种书体相互沿袭，文字源流逐渐疏远分散，就必须先确定笔画的规范，然后按照时代先后，逐渐考察沿袭和变异。例如分析‘允允’，必然涉及‘允□’而改变文字；为了辨明‘明、钺、鐬’的区别，推究到‘鐬、哕’，诗句的意义才开始明白。至于正音，就是前面所说的字音，大概本音、转音、通音、借音原本各有区别。世人把借音当作转音，把转音当作正音，这种情况往往存在。并且‘谭、谈’最终相合，‘清、青’转而分开，其中正音和变音各有来源。何况宫声、宫字，徴声、徴字，字随声音而造，再用韵母来规范，那么宫、角、徴、商反而成了混乱的声音。而这部书特别严格地区分正音、借音、转音，谨慎使用反切。对于见、溪等声母，只是因《集韵》姑且作为标识，并不沿袭它的学说。然而字是随着意义产生的，又要通过字来探求意义，那么天地人物、姓氏州县、草木鸟虫以及日常使用的事物，各自都有最确切的意义。如果一个字有几种解释，就把正义列为本义，把兼义列为从义，把通借义另列一端，把辨析异说作为附着义。即使到了▯合数殊、睍睆说法各异的地方，也一定要穷究其中的差别，判定究竟是否正确。他对于字义的严谨就是如此。至于依照韵部分部，部下分画，画下分母；前面列正体，后面列俗体；开头列古字，结尾列今字。他考订证实得准确，引证材料极为广博，先是经、史、子、集，继而九流百家，又搜集裨官小说，穷尽偏远资料，贯通山海，真是天地之间一大壮观。他曾考察这部书的由来：幼年时跟随尊长大司马公学习《洪武正韵》，刚一学习就能指出其中的错误。后来读《说文》而喜爱它，继而有所领悟，发现人物的形体面貌都形成了字形。到了甲申以后，他放弃举子业，讲习姚江之学，研习经术，准备撰写《理学经济合一》一书，占筮得到《屯》卦九五爻辞：“屯其膏，小贞吉，大贞防。”于是专心研究文字学，明白处和昏暗处都不停止，经历了好几番冰雪，才完成初稿，共若干卷，题名为《资治文字》，大概是准备把它献给朝廷，以辅佐一代统一文字的治理，难道仅仅是为典籍提供先决资料吗？

译然而我又听说：仲山撰写这部书，虽然根本在于学力，但实际上确实有早年的领悟。他的母亲俞夫人，因为识字稍微迟钝，便发愿爱惜文字，请求买来一个善于识字的孩子。她尚未出嫁直到年老，看见地上有剩余的字纸必定拾起，出入都带着竹筥。后来拾字纸已久，遇到空地，字的影子从眼前掠过就能认识。拾来后洗净焚烧，把灰装入袋中投入清流。仲山出生后，她收集仲山满月时所得的馈赠钱财，雇人拾取剩余字纸。仲山出生才一岁多，就已经识字。当时楹联中间被虫蛀了两边，只留下波戾的痕迹。太君抱着仲山指给他看并询问，他应声便指出，立即认出了那个字。稍稍长大，学习书法，往往能自己写出笔画的起止。学习篆书也是这样，他早年的领悟就是如此。既然这样，凭借李程的资质，扩充沈、顾的事业，假如古学能够流行，我一定把这部书看作百川归海之作。《西河集》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三十五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十二】《西湖三太守诗》序 在杭州做太守的人很多，但唯独白居易和苏轼一同流传后世，难道不是因为两人都能写诗吗？只是白乐天在唐代，处于元和、长庆年间，距离宋代苏东坡时已经二百四十多年。其间沙陀、邢、涿、易六姓相继为守，后来这两人才开始流传。好像肩膀相连、脚跟相接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写诗并不容易。我租住在西湖，正逢在园刘君以括仓良守的身份暂代杭州，便借此地写诗。西江聂晋人曾选编《在园诗》，我替他校订，曾说：‘像在园这样的人，可以做西湖的长官了。’后来苍石魏君来了，他是我的朋友。苍石把《石屋》《丹崖》等诗集交给我编定，恰好晋人也来了，于是我把他的两部诗集列入《百家诗钞》之中。并且在离任以后，和作东坡任杭州太守时的诗来寄托心意。后来黄守苏君小眉代替苍石，我说：‘这才是真正的东坡。’当初为他取字时，已经把他比作东坡了，没想到他正好来任这个郡的太守。相传小眉写诗，提笔便有千首，即使纸用尽、墨干了，笔还没有停止。晋人在湖边住了很久，将要离开时又回头说：‘我对西湖没有终止之情，我应当为西湖留下佳话。’于是离去，便选取三位太守的诗并列在一起，题名为《西湖三太守诗》。自从有杭州以来，就有这个湖，也就有在这里任职的太守。能写诗的太守，也从未在世间断绝，只是彼此相遇十分罕见。如今一时之间恰好遇到盛况，在两年之内汇集前后任职的三位太守，而聂君晋人又能够逐一搜取他们的诗，为他们选编。于是使过去苏轼、白居易相隔五百年才仅仅遇到一次的盛事，如今竟然车马相连、衣袖相结，在沧浪之滨接连出现。这不能说不是千秋以来最大的胜事；而我只是租居此地的一名老者，却亲自承受这个际遇，观看他们赋诗，又是多么深厚的幸运啊。《来子心声》序 所谓《来子心声》，是来子哭悼母亲所写的作品。来子所哭悼的人不止一个，有哭侄子的，有哭儿子的，但总的都是用哭母亲的悲哭来哭他们。哭母亲为什么要写成文章呢？回答说：这大概正是它所以称为‘心声’的原因吧。悲哀感发有七种，只是内心没有修饰，所以有的因义理而悲哀，有的因感情而悲哀，有的因耳目所听见、看见而悲哀，有的因口中叹息而悲哀；而内心所到之处，百般悲哀全都具备。因此，《乌啼》七章超过《九叹》；祭侄、悼儿的文章，也很类似昌黎所写的文章、顾况所作的诗，确实是心灵深处的号哭啊。来子年轻时跟随倘湖先生交游，感叹先生凭借深厚真挚的性情流露为文章，真所谓淳厚的情意发而成为高妙的文章；而他在家庭教育中承继父辈，又能把孝友的天性表现为哀叹，不必刻意把文章写成文章，却能写成这样。听说来子喜爱老氏之学，放任性情，旷达自处，把自己置身于逍遥之外，凡是一切触动心性、稍有眷恋的事，便急忙把它送入无何有之乡，认为这是缘于精神受到感动，恐怕会伤害自然；唯独面对天伦亲情的逼切，却像要以身相殉一样，不顾一切。况且对于收束内心的人，我可以用通达的心来为他解释；对于沉溺感情的人，我可以用疏解感情的道理来启发他。可是由于来子放任感情、旷达自处，而感情逼切到极点，最终反而纠结缠绕、乖戾难解，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既然如此，即使想用原氏的歌来宽解他，用曾防的瑟来安慰他，又哪里能够做到呢？

译《龙眠风雅》序 自古以来，国家的贤能和各地推荐的人才，大多出自雍、豫、燕、齐等地，而吴、楚以南流传下来的逐渐减少。可是他们能够被看见的事迹，即使只有一句话、一个行动，已经足以称述，又何尝一定要靠文章才能成为本地的前辈高贤而流传呢？所以战国七国的文人、东汉的名士，本来没有爵位、官职、家世可以用来撰写和征引，然而他们的恩泽并未普及于人，言辞也未显著于世，他们的姓名却仍然被人传诵而显赫。如今若没有文章就不足以使人流传，而史馆的文章又繁多，不能加以甄别提升；若不是本人所作的文章足以传给后世，那么即使其言行中原本有值得称述之处，这个人也不能流传。然而今天的吴、楚，就像古代的燕、齐、雍、豫一样，而高贤前辈往往不及古人，致使观看的人产生古今盛衰升降的感慨。这不是他们的文章不足以流传，而是其中可以流传的文章，有时不能使它流传到天下而被人看见。▯城是战国时楚地，枞阳入汉以后便成为名县，其间高贤前辈历代不乏其人；何况近代以来，名士接连出现，凡是言行、文章足以称述的人，前后相互推重，彼此辉映，可以说是盛况了。于是潘子木厓又感慨地想到：自宋元以来，从武、乐、洪、宣以下直到今天，有些人的姓名和文章长久流传于世间，却因风雨、兵革的侵蚀而流散，渐渐湮没得无法考查。他将先把他们的诗辑成一集，因而广泛采集国志，旁搜家乘；凡是故老遗留下来的传闻、民间熟识的说法，务必排除可疑之处而考证可信之处，不浮泛、不迫窄，做到全面而审慎，题名为《龙眠风雅》。他又不嫌我没有文才，嘱托我为此书撰写序文。我想，江左谈论诗歌，首先推重云间；而云间又首先推重陈氏。当黄门陈氏突然兴起，与海内文人争雄时，一扫启祯末年的狡黠浮薄习气，而当时能够与他并驾齐驱的，就是龙眠。因此‘云龙’的声名，双方并峙。当时熟悉旧事的人，对于江东一带的前代正人，能够逐一称举，且都有次序等级，足以编入谱牒。然而结党同类、攻击异己，任意妄加评论，大概是门户习气，所以似乎对彼方详尽而对此方简略；这正是木厓生在其后的原因，也是他辑录遗诗而愤然兴起的原因。乡里的门第必须行礼，故乡的桑梓必须敬重，这是本乡人自然如此，何况文章这种大事，更应当辨明地域。过去有人看见羊酪便夸耀莼羹，遇到水边嬉游便歌咏河女，他们偏私于自己的处所，夸耀自己所隐藏的东西，即使偶然取得一时捷径，世人还要夸作盛事，何况南方声调应当演奏，地方风俗可以传播呢？木厓所著之书等身高，他的诗早已为海内传诵赞扬，却仍然小心谨慎，不忘前代先烈。而且亲自搜集考察；今天所做的后人之事，就是后人将来所做的先人之事。我生为越人，偏居海隅，本地的文献本来就无法同中原相抗衡。然而我曾考察遗留下来的记载，也有乡先生的诗共若干卷，自明代直到今天，分成两集，已经刻版流传到远近各地，但几百年之间，几乎没有一部保存下来。即使是旧日世家的收藏，连同底本和副本，也很少有人见到。大抵时代相近时，彼此相形便多有嫉妒；时代久远后，又因循疏忽，容易导致散佚。我过去想辑录它们，却觉得很困难。写《吴都赋》的人夸耀灌注的才能，宣扬薮泽园囿的广大，把荒僻边远、奇异险怪之事铺陈罗列，自以为已经穷尽智慧、计谋和辞说，有益于自己的乡土。忽然有人纵横引述、承接广远，遍历广大无边之境，聚集蛟鲛、鲻鱼以及繁茂的草木，把别人凭空夸谈、得意宣告的事情，全都切实地写出来。那么，按着‘绿竹’的诗去寻求卫地产物，诵读《板屋》之章来验证秦地风俗，尚且还说不足以抒发怀旧之念、激发思古之情，又怎么能停止呢？《大山稿》序 我同沪上的两位朱先生交游，并不曾只是因为文章。只是长兄周望，年轻时以制艺文章在毛诗北闱中夺冠，他的文章早已为远近所称；而弟弟大山，又凭《娱清楼诗》流传于世。既然他们的文章已经如此了。大山说：‘我希望乐府诗能达到参军的水平，五言诗能达到陈思、仲宣的水平，律诗的高雅藻饰能达到考功、工部一类人的水平，但长久以来一直不能达到，所以写诗稍不称心便放下不写。不能放下的，只有游历西江前后的那些诗罢了。’我偶然游历沪上，住在周望家中，因而得以私下读到大山保存的稿本，感叹大山先前对自己的期许，都确实做到了。他的乐府足以比得上古代三调，词和五言诗追及建安以前，律诗则有近似随州、嘉州的地方。只是他的稿本所保存的不过十分之三，而我又删去了其中一半，似乎删得过于简约了。然而我见到过去的乡里前辈名士，沿袭隆庆、万历年间的遗风，堆积许多卷帙，自夸博大，即使彼此互相赠答，也一定说‘著作等身’。可是人死以后书也不能流传，即使藏书家偶然把它作为充数之物，或者子孙后代善于守护，也不过使书板不至于不断腐烂罢了。至于作品保存和毁灭的数目，本来就无法知道。朱氏从九世前后起，所传下来的文集共有十四部，如今刻板还保存着。所以地方志称乡里前辈名士有文集传世的，没有比云间朱氏更盛的。然而考察他们实际流传下来的，不过是静庵公《麒麟颂》、邦宪公《江南感事诗》等几册而已。那么后世要继承前代名士、使文章流传，难道只在作品多吗？

译《柯亭词》序 从前我同苍崖作集字诗，平仄、单复都能在片刻之间裁定押韵。我早就知道他能填词，等他游历大梁，写了若干首《大梁竹枝》，文辞雅正而隽永亲切，得到了填词家的遗法。《竹枝》是填词中的一种体裁。苍崖才华很多，对于学问没有什么不曾窥探的，却从未专门学习这种体裁，稍稍涉猎便掌握了，所以他写词时本来不知道自己是在写词，而词已经写得很工巧了。何况我早已见到他能够把甲类作品写好，再写乙类作品又有什么可疑呢？只是作为词的语言，如果一定要仿效隋唐遗风，刻意组织安排，以便同元、庆年间的庸俗和嘉、隆年间的轻佻滑稽相区别，那么失误就在于尖锐而不锋利。作为词的气势，必须蓄积志意以蕴蓄气势，使气势不横行泄露；同诗歌相比，也许可以避免苏轼、黄庭坚的傲慢粗劣和辛弃疾、蒋捷的顽硬诞妄，但失误又在于委婉而不舒展。苍崖刚一动笔，便避开了这两种弊病。词就像衣服一样，要合身裁制，不减少也不浮夸，这样即使是越布单衣，也都可以看作好衣服。士人的气势就像笛管一样，要依照声调高低，不高亢过度，也不低落失势；这样，即使是街谈巷谚，也能传播为雅正的声音而没有缺陷。柯亭二词，不就是这样吗？中郎看见竹子便知道它是可用之材，我看见他写其他诗便知道他能写词，雅正的衡量确实相同。至于学习仕进的人也写词，古代有以君子身份写词的人，是晦翁。晦翁尚且写词，何况其他人呢？有以大人身份写词的人，是希文。希文尚且写词，何况其他人呢？有以闻名天下的才华写词的人，是蕲王和鄂王。蕲王、鄂王尚且写词，何况其他人呢？《王西园偶言集》序 从前云间同东乡讨论文章，援引《大易》中修饰文辞的原则，从六经、诸子以下，直到汉、魏、晋、宋、齐、梁各代的文章家，分别指出体制要领，给予正确的标准。东乡无法驳难，于是云间的学说便流行天下。后来吴中的前辈互相争论，只推崇庐陵为鼻祖，把濂溪、震川等前辈看作宗派相承、支流相接，依次附会，一时的制举文人便以此为便。即使能够写汉魏文章，也仍不足以同当今制举文人争高下，何况六朝呢？虽然如此，也只是六朝文章不正确罢了。假如庾信、徐陵、沈约、鲍照仍然流行于世，那么庐陵、南丰未必不会望风退避。如此微小的差别，难道敢同他们计较多少、比较大小吗？那么今天不写六朝文章，并不是写它的人少，而是写了它却能写好的人少。我同西园王子交游，赞叹他所作诗词工整华丽、超凡脱俗，以为是云间遗留下来的声响，或许没有失传。近来读他的文章，骈偶的情思和对偶的句子都极其高妙，而且回环往复、盘曲转折，能够创新立意，另出机杼，往往在其中摇曳变换。如果不是有才华横溢、能辞采凌云的人来铺陈文辞，又怎么能见到像连珠、繁露那样回旋交错、相互缠绕到这种程度呢？这难道不是已经得到母所谓的庾、徐、沈、鲍的成就了吗？自初唐诸人擅长诗律以来，虽然文章仍采用骈偶体，格调却完全低下。如今名义上称作四六文，究其实不过是堆砌辞藻，实际像表章判牍一样破烂罢了。把制举中的表、判称为六朝文体，六朝文体衰微也就不足为怪了。司马迁、班固并不废弃骈偶辞藻，昌黎、柳州也多使用整齐的字句。如今不要说伏羲画一，即使一件事，也必然要借助对偶来完成；钟吕之间相互生成，婚配也要有妃相配。试看天地之间，日月、寒暑，动静、往复，凡是花叶并生、鸟禽成双的翅膀，以至人事往来、冠带衣履，又哪一样不是奇偶相环呢？在这种文体方面，西园凭借文笔的巧妙，夺取造物主的能耐；心思敏捷，笔指聪慧，编织组合而形成气势，即使让嫘女缠丝、天孙织锦，也不能专擅其文而改变它的文采和色泽。人们即使想夸奖唐宋八大家而抑制六朝文体，却一定要说丝麻不如管蒯、珠玉不如砂石，这难道又有谁能使人昏昧而不明白呢？《募建天衣干公骨塔疏》序 从前我为了躲避世人，天衣干公把我带到大悲阁前，鸣钟燃烛，命我皈依佛法。我约定一年之内做到，却没有兑现。后来我送干公到灵隐寺住持，之后又送干公到扬州天宁寺住持。当时兵戈就在眼前，他把锡杖立在西陵路旁，从容地同我告别。谁知分别一年，干公便去世了；他去世后把遗骨归葬天衣寺，又已经一年了。干公生前，曾经观察天衣寺前面大坞中的名茶园，指着那里说：‘我火化以后，应当把骨灰塔建在这里。’然而骨塔久久没有建成，他的法嗣寄庵便以行脚僧身份募捐，并嘱托我叙述此事。从前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听道有早有晚，本来同死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竟说可以死呢？大概是担心年岁不会姑且等待，而庆幸自己能够得到这个道理。如今干公早已听道，因而可以安然去死，死后还可以在茶园建立骨塔而不感到惭愧。唯独我这个濒临死亡的人，归依投奔干公，起初以为从此努力学习，早晚都可以有所成就。谁知没有过多久，干公先住灵隐寺，又住天宁寺，接着又去世，仍然归葬天衣寺，而我还要以茫然无所归依的身份替他叙述此事。唉，人的生死哪里能够等待呢！干公是天童寺第四世，大概是三峰的孙徒、灵隐的法嗣。灵隐曾说：‘自五宗衰落以后，必定要像干公这样的人，才能继承三峰的学说。’丁巳年秋月，将要兴建骨塔，于是我写下募捐簿的序文，并且告诉世上能够相助的人。

译《钱唐吴清来诗》序 我读《翦霞词》，觉得它像嫩笛簧刚刚调好，像生丝系在桐木上，像金窗下的女子把它做成佩巾，像家人的日常言语，又像幼鸾还未展翅，在铜屏的缝隙间发出哕哕之声。我料想作者一定年少而善于抒写爱情。可是又担心他也许才高而意趣偏僻，兴致高过英俊之士，亲近幽静的闺阁而疏远交游。何况若让他承担离散之人的身份，就像翠鸟尾羽拖曳而天上赤霄受到阻隔，显然不足以相称于他婉转缠绵的情思。可是我从未见过这个人。读他的词，又读他寄来的书信，只觉得谦抑、和蔼，仿佛可以亲近。后来又读他的诗，并读他和作我的诗，这才知道他对我的交情深厚，而我对他的情意也真挚。古人不是有诵读作品而彼此思念的吗？我读《翦霞词》而思念清来，清来读我的诗而思念我；他们彼此精神相契，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我长期失意，本来不想让诗流传人间。从前我在淮地时，有王孙晋能够回笔仿效我写杂体诗；近来始宁徐媛喜爱我的长句，便辗转摹仿，世上流传的徐氏《昭华诗》，就是师法我所作的。我正告诫自己不要再说，但人们并不把我的话看作不祥，那么在缄默隐藏之外，也还应当慷慨地吐露一番，发泄胸中的蕴蓄。何况清来的才华很高，他所作的诗词，难道又是我所不及、甘愿退让的吗？如今清来的诗超越凡俗近作，即使直抒所见，不借助修饰，意态也横溢流动，渐渐有神驹纵横不羁的气势。他和作我的诗不下十百余首，只是都不是原诗所得以比拟的。可惜我已经年老，不能同他相互唱和，宣扬风雅，成就所谓诵读而相思的情谊。只是他在垂髫之年便传写抒发感情的诗句，那么从此继续发展，他的感情深厚而文采显明，又会有多么无穷呢？我没有见过感情深厚的人，在对君主和父亲的时候却冷漠无情。何况忘年交友，彼此爱好必然深厚；读《翦霞词》，还担心身处赤霄上下的双方只能往来猜疑而不能心心相契吗？为什么不取出他所作的诗来诵读呢？《丁少君四十寿》序 礼制重视记载年岁，从三十岁开始，推到期颐之年，每十年更换一个名称，只是唯独没有涉及闺阁女子，难道不是因为闺阁女子没有可以称作君子的称号吗？恰好我有一位朋友任君待庵，初次出仕便任上海县令；他的夫人丁少君年满四十，正当君子强仕的年岁。以君子开始做官之年，夫人用自己的年龄来相配，也值得庆贺。如今庭中贤能的子嗣接连不断，举杯列坐祝寿，嘱托我说几句话作为祝酒，我于是想到夫人年轻时出身于高门世族，她的父亲枢曹君名满天下，虽然最终没有充分施展才能，但意气高远豪迈，务求做豪杰之事。况且夫人又是他特别疼爱的女儿，珠襕绣褓，娇养在内室，年少时姻亲戚友来往不绝，车马如流水。待庵出身名门，在家产破败、投身军旅之后，生活贫困得像司马相如家徒四壁，恐怕难以使她欢乐；可是夫人处之泰然，又能在闺中勤俭持家，向上侍奉长辈，向下接待亲属，在妯娌长幼之间周旋，难道不能说是贤德吗？况且富贵显盛很难长久保持，一人一旦加冠受封、名望显赫，宾客就会盈门；夫人从出嫁到今天，其间所经历的境遇变化，就像鲍宣接受征召、秦嘉入京任职一样，在宗族内外的得失之间，境遇悬殊，自然不免有欢乐和忧戚相互映照的感受。待庵的声望和处境越久越盛，而夫人始终一意谦抑，几十年来平静地对待这一切；如今任职于事务繁剧的县邑，对治理也有所辅助，夫人却不因此自我夸耀。若不是以淑慎修养德行、以婉顺成为本性，那么像《葛覃》所说的节俭勤劳、像采苹那样知晓礼法，我没有见过有人能够兼备。闺中女子的寿命长短难以预料，如今不必说夫人安静美好、理应享有长久寿命；即使按照记年推算，从三十岁开始，早晚戴笄束发，仍然只像住在父母家中。没有过多久，庭中子嗣众多，岁月迅速流逝，一如当年诵读‘休洗红’的情景。那么从强仕之年开始服官直到传授政务，她将由君子的年岁而继续增加，又哪里能计算得尽呢？我同待庵年轻时便结交，争相希望凭借才艺文章在天下称雄；后来一会儿腾达、一会儿困顿，在官舍相逢，待庵便回转他在鹿门所用的文笔，使辋川内外传播美名、诵扬美德；即使想过分加以谀词，我也不敢。

译《张二先生八十》序 人能够达到高寿的很少；即使有人年岁很高却不能享受安乐，或者地位显达、俸禄丰厚，仍然早晚忧惧，竭尽心力，急于办好公事、经营私事，想要在日常生活中悠闲自得、和乐安适，也不可得。何况比这更差的人，想要一生遭遇顺遂、享有终身声誉，就更加困难。所以《诗经》说：‘既多受祉。’大概是说得到福禄并不容易。我年轻时刚进入学校，便知道张二先生因年长而在学宫中受到尊敬，凡是后学初入学的人，都赶紧跟随他学习规矩礼法，称他为祭酒。而我因为旧日亲戚黄小叙的缘故，同他的辈分关系更加亲近，也更加敬重。如今我也已年老，而先生的儿子又因学问品行在学宫中受到重视。人们见到先生的儿子，就像过去见到先生一样。先生今年仲春八十岁，悬弧庆生，姻亲内外各自捧酒举觞、陈列幛额，为先生祝寿。考察本县张氏，总共有几个宗族，都能凭借门第科第在当时显扬；先生的先祖从曲江迁来，经过安成、新淦、永兴，代代都有通达显贵的人。先生由儒学起家，年轻时学习孔氏之学，咿唔诵读相传已有数代。先生性情朴实简略，胸襟开阔而毫无拘束，坦然地对待外物。从年轻直到老年，他喜欢节制俭省、自我持守，不追求文饰雕琢；穿皮衣、骑马、使用盘匜等生活方式都很简朴，曾经拄着杖走在市中，迈着禹步，像山岳一样挺立，直到如今已经八十岁了，仍然耳聪目明，行动敏捷有力，像少年一样。因此我说先生的长寿有几个原因。长寿叫作保全天性，因为没有什么需要装饰的；先生凭借任真率直的性情保存他的天良，这是第一种长寿。老子说：‘侍奉天、治理人，没有比节俭更好的。’节俭便能早早安定，节俭便能厚积德行。如今先生以节俭自我持守，这是把精力牢牢保存而没有消耗，这是第二种长寿。丹经把太和称作一元之气，先生同万物相处没有抵触，处处和谐，因此得到了元气，这是第三种长寿。况且长寿就是恒久的道路，所以《诗经》说：‘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说的是长久不衰。先生从年轻到老年，始终长久不变，这是第四种长寿。人们又说，松柏的姿态经历霜雪反而更加茂盛；世上有像先生这样体魄强健、质性坚实的人，难道不就是松柏一类吗？这是第五种长寿。只是人们要获得长寿，常常吃苦受难，未必都是称心如意的岁月；先生进退都没有受到伤害，在乡里自由舒展地生活了八十年，享受甘美，披着温暖衣服。他庭中的贤能子嗣，又能够以孝心奉养他，清洁丰盛地准备饮食，开园池、灌花草来使他享受晚年，计算他的享受，大致就是这样。太平时代的百姓多和乐，乱世的百姓多愁苦，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先生出生在神庙太平的日子，街道巷陌清平安宁，城门夜间也不关闭。那时全县父老头发将白的人，都没有见过披甲的战马奔驰；后来却突然遭遇流贼之变，天下骚乱。前明余烬又起兵抗命，距离钱塘十里，兵马密集如猬毛。乡人因战争而离散的，多得不可胜数。如今承平局面渐渐开启，田地耕作，家家纺织，但瓯、闽一带的烽火仍未完全平息。先生最终能够保全天年而处在这些变乱之中，始终如一，不能说不是所遭遇的环境有幸。人活到七十岁称为古稀，八十岁就更加稀少。如今以稀有的年岁，遭逢难以保全生命的时局，今后还要继续增加寿数，那么他享有高寿、获得众多福祉，难道仅仅止于八十岁吗？《叶氏分书诗韵》序 所谓《叶氏分书诗韵》，是慈溪叶天乐用八分书写近世通行诗韵的作品。从前叶此君先生擅长八分书，凡是郡县碑碣、榜额、屏障，以及铸金、琢玉、范土、摩石、雕梨、剜枣等事，都请先生书写。如今叶天乐是先生的后人，既能读他遗留下来的书法，又继承他的书法事业，打算专门编集字书；除《千文》之外，没有比诗韵更合适的，于是书写诗韵五卷，共计一万一千三百五十八字。把韵目大字书写出来，用小楷作注；间有字形互异的，又在注字左边另写一个小字，并且偶尔删去今韵中不可用的字，增加正韵中可用的字，题名为《分书诗韵》，真可谓偃波书的神妙风采。王氏父子以书法并称，即使唐代大小欧阳，也曾以文字学相互传授，这叫善于继承。天乐对于先人遗留下来的成就，即使只是一处优美之处，也不忘继承发扬；那么历代以来，那些文章名节需要后人继承、追踪前贤的人，衣钵相传、声闻相接，又有多少呢？只是这部书中，书法与诗韵相互表里：书法就是字形，韵就是字音。字形到了近代发生了一次变化，明代楷书、隶书都严格用篆书、籀书的法则来规范，戈、波等笔画的增减都必须以《说文》为准；而天乐在篆书、隶书之间取法，使人知道篆、隶分属不同书体，不可以混杂出现。何况韵学的衰落，自从周颙、沈约创制韵谱以来，已经遥远而断绝；即使隋唐诗韵所称的《切韵》《唐韵》等书，也大都无法看见，如今只凭宋人所限定的礼部试韵流传到今天。即使宋代礼部韵，也并不是咸平、景祐年间所制定的韵本，而只是从南渡以后壬子年刊刻、合并的残本中得到，竟然公然流行了三四百年，没有人能够辨别。天乐这部书，难道也有考察古代的用心吗？天乐说：‘我姑且写这部书作为开端，将来如果能够重新订正它，加以论辨，我还应当再写一本来显示有所进步。因为字形、字音应当相互参照、推求的地方，还没有穷尽。’至于书法笔势的美妙，像蛟龙盘绕擒拿，鸾鸟惊飞、鹊鸟挺立，如星辰罗列、云气铺布，把先生遗留下来的书法全都表现出来，仿佛没有留下余力。若说欧阳询的书法险峻劲健，确实不是孤弱后学所能赶上的，谁会相信呢？《西河集》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三十六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 序【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