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五十六

译《佟国舅一等公〈周易注〉》序 《易》传有辞、象、变、占四种义理，后来的儒者解释《易》，常常据此确定五种《易》的标准。因此东汉设立学校时，首先把施、孟、梁丘以及京房四家分别立为学官。大体说来，施氏、梁丘氏同出于田王孙门下，凭小章句起家，专门主持《易》辞；孟喜、京房则另以卦候、五行、阴阳、灾异来刻画象、变，直到占。后来贾直说流行，梁丘氏与施氏在西晋时一同亡失；孟喜、京房的书也只被采入《汉书·五行志》，略存百分之一，世代相传的师承至此断绝。只是费氏解释卦辞，其中还保存一些古义，因此郑玄、王肃等学习费氏之学的人，互相彰明发挥，对于旧辞的诂训从未缺少。王弼兴起后把它们全部扫除，不仅象、占亡失，连辞也没有留下一条。宋学代兴，把四义分成二类：一类叫理，一类叫数；认为辞就是理，象、变、占就是数。程子谈理超过田王孙，而邵尧夫又在孟喜、京房之外著成图象，于是汉代《易》学的四家又焕然一新。我曾说，学术有逐步趋向，难以突然返回；经师传授，只应先就近取用当代儒者的学说，再慢慢通达其宗旨。汉代《易》学残缺，自然不如宋代《易》学完备而可考；但后来的学说仍然纷纷不一。皇舅佟公阐发精一之学的奥秘，世代承继理学，于是认为三古以来先圣历代相传的道，没有超过《易》的；便广泛考察群书，上溯源头、下究流变，从仪象到名物，没有不周遍了解其意义的；又精妙地选择各位儒者所学，专门以程氏之理、邵氏之数确定归宿。若不是亲自见到三位圣人，特别标举五种《易》，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 皇上远承伏羲、神农，汇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集中于一身；开启气运而推演《连山》，拓展地轴而继承《归藏》，把天地、人民、万物、家国、政治统摄起来，暗中同乾坤相合。坎、离、咸、恒以及既济、未济的变化，既已如此；作为辅助的人又能发明理数、剔抉幽微，表彰两经十传，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这真是自循蜚以来的一次开辟。朝廷下令搜求书籍，凡天下寒微读书人，家中有益于经学的书，都可以献给礼官，进献充入秘府；圣人出世，自然会有图书出现。四库既已开启，我一定把这部书看作河图洛书之后首先出现的重要典籍了。《来木庵诗赋集》序 好的材料不经雕琢，并不是说人工无从施展，而是因为它本来就具有天然的资质，不能勉强。我年轻时曾和来紫垣交游，见他写八股文毫不费力，削制笔管，戴在手上信意挥动，文章便光彩灿然，这难道不是天赋吗？只是他早年考中进士，从东阁判事任上出任莱州司马，却因武人狂悖而怨恨学使，受到排挤。他怀刀暗中刺向仇人，却误中紫垣。我曾感叹文人命运不济，即使站在危险的岩墙旁也无法躲避；说他有天赋，可又哪里算得到什么呢？我每每想要问天，却也无可奈何。后来他的儿子木庵因痛惜父亲去世，寄居城南桃源村，自称“桃源旅人”。他虽然已经升入俊秀之列，进入四门学，却因为祖父吏部公在崇祯末年曾受牵连而被编管，父子两代都以八股文闻名于世，却都遭遇不幸，于是断绝了仕进之意。他把考场看作牢狱，只写诗、词、赋，不再写八股文。然而他的才气纵横绝世，不经砥砺便平正，不经过滤便清澈，不用剪裁雕饰便进入精英之境。我每次诵读他的赋、阅读他的词、观看他的五言七言诗，总要把他比作六朝和盛唐的作者；但这话我自己也不敢完全相信。他曾到杭州拜访我，所以临别时把稿本留给我，也不知道这是替谁写的。盛夏我躺在竹席上，偶然取出展开他的文集，说：“这不是木庵的词赋吗？”珍珠投进市场，和毛嫱、先施混杂在乡姑、井妇之间，终究也遮掩不住光彩。木庵只是过分地隐藏自己，因伤感先人的不幸而不愿显露自己的长处。推测他的心情，其中自然也有在当时不得已的巨大苦衷。然而今文与古文未必有相同的工力，却同样可以做到不经学习而自然精工。云霞在天上，早晨展开，傍晚便可收览；东边田埂的杂花和南园的斑斓毛羽，起初并没有经过挑选修饰，但春秋递代，时节一到，文章自然显现出来。实在是天意如此，又能说什么呢？《孙肖夫诗序》诗有《防》和《革》两体：《革》每句四字，《防》每句五字；七言《革》诗押六韵，《防》诗押四韵，但人们必定遵从《防》而不遵从《革》，这是容易理解的。只是诗还有升降：升则厚重，降则卑薄；升则雅正，降则俚俗；升则博大，降则纤靡；然而人们又必定趋向下降而不趋向上升，这就难以理解了。肖夫的诗质地本来高雅，不屑于俚语俗谚，意境空阔，所到之处没有局限，而且沉浸于黄钟大吕般的音乐，从不局促地同瓦釜争响。因此无论写五言还是七言，虽然仍沿用《防》的旧体，却能随所遇之事而发为咏叹，很少有升降之别。从前我说肖夫有家学，他的父亲元襄先生在艺文方面豪迈卓异。我曾见过他的遗稿，只有论说、序文数篇，但学问的广博、器识的宏大、贯通上下千古的内容，无不具备。如今肖夫擅长杂文，又兼长诗赋等各种体裁；若只以诗来评论，也仿佛有卷帙中的气象溢于言辞之间。有人拥有巨额财富，却把门户封闭，围起藩篱，遮住屋舍，起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可观之处，但其中所藏却广大深厚，使人仰望而退步，觉得不容易窥见。若经过门前的摊市商铺，只见青黄杂陈、雕琢绚丽，尽在人眼前，寻找起来一眼便能看尽；这样才知道下降之作必定比不上上升之作，可人们为什么还要追随它呢？

译《平澹人德配陶夫人七十序》我刚束发时便和澹人交游，距今已有五十年了。当时郡城喜欢结社，每次社集编列名册，我和澹人总是联名其中，仿佛榜帖一般。因此我到了郡城，必定住在他家，也由此能够谈说他家的事情，只是并未全部了解。后来我为避嫌而藏身，澹人隔墙住了十多天才出门。那时，丘嫂陶夫人主持早晚饮食，凡是饭食酒浆的冷暖、干肉干粮的干湿，她都一一亲自尝过并记在心里，直到今天也不能忘。我如今八十一岁，回头看过去一同交游的人，百人中已没有一个留存。澹人也已经先我而去，而夫人却终于活到七十岁。我曾粗略叙述夫人的生平：她是贤德人家的年轻女子，年少柔美，嫁到我朋友家中；在夫妻关系之间，她又有什么欠缺呢？只是对于夫人，还有难以说尽的地方。澹人家世代兄弟众多而兴盛，可他所承继的是世父的家业，余下的老年女长辈和亲生舅姑，都要孝养兼顾。每逢岁时伏腊，车轿船只往来东西，像流水一般。夫人以一己之身周旋其间，事情无论繁简，都一定安排妥当才罢休。何况同族兄弟满堂，多数还要仰望长伯远游在外、广泛结交；婚姻亲族之间的盘盂器具、馈赠往来，又纷繁不断，没有一点缺憾。家中事务日益增多，叔隗之类的亲属关系尚未断绝，而戴礼等礼事又接连不断，她还勤勉地照顾下辈。像佩刀轮流传授、衣被棉絮共同使用这样的事情，她要费心经营、烦劳筹划，不知有多少。可是夫人始终以恭敬和顺来处理，内心谦逊，外表和悦。她天性很少嫉妒，孝敬长辈、慈爱晚辈，从没有一点缺失。自从她掌管家门以来，完全革除了轻佻、狭隘、浅薄的习气。世人常说石篑家世代相传的学问，历来产生贤哲；夫人在闺阁中善于承继其后，因此八荀、三薛前后相继而出，即使是门楣和宅相，也将像将来一样争相秀出。到现在才开始知道，夫人的教化恩泽是长久的。只是人的岁月能有多久，荣枯都有尽头。从前结社的那些名家，有的富有，有的困窘；过去曾高耸如丘山，几十年来却顿时夷为小土丘，这种变化是无法阻止的。我和澹人订交时，也曾自料将来未必能走到今天；没想到转眼之间彼此相顾，忽然间夫人已经老了。我精力疲惫，不能亲自进入郡城，捧着锦帨为夫人祝寿，但心中所想到的，是高门的门第声望比旧日更加宏大，膝下子弟都奋发而起，能够凭文章在远近驰名。并且将来朋友会接踵而来，所说的“到母亲庭下拜见”的人，比往昔更多；不仅名门姻亲、贵戚显宦，连酒浆、竹筐、礼物也会接连不断地送到道路上，那么日后朝廷的褒奖，也会久久不止。夫人通达事理，在这种境况中一定会有旷达的感受，所以我特意遥举一杯酒，并献上这些话。《地理心书序》《地理心书》，是张子禹臣所著的书。周官中的族师有替人相墓的说法，说古代有葬制，必须察看墓地封土，使它合乎法度，并不是说其中存在吉凶，而是应当慎重选择。自陶侃、羊祜相传以来，出现了阴阳家的说法，指着死者的墓穴，把它作为活人祸福的征验。因此，地理这一门学问，起源于东晋，到了南宋以后盛行。这样一来，在朝廷做官的楄柎想尽早使墓穴安定，就困难了。张子禹臣知道其中的道理，认为拨沙立竹、各说各话，景纯、仲祥的说法往往多有荒诞，关键还在于存心如何。于是写成地理数卷，题名为《心书》。所谓“心”有两层意思：一是世俗术士的防顽之心，本来就不灵验，凭什么能辨识土地？禹臣胸怀博通，精于名理，难道会只因山坡险阻，便不能直接探求通达的路径吗？二是心乃仁术，如果巧于模棱两可，对外迎合别人，对内迎合自己，都足以自我败坏本心。而禹臣始终以至诚行事，所以我说《心书》是禹臣通达之心与他的心术相互结合而成的书。既然如此，读这部书，即使有所收获，也只能是用本心去收获。

译《宁晋邑侯去思碑记序》古代做官的人，自从登记入仕以后，每年考察政绩，三年报告一次功绩。做得好的就留任，把他的功名履历悬挂在县门上；做得不好的，人们便向他的车轿吐唾沫，喧哗着把他赶走。如今稍有不同，官员一旦任职，长子孙辈往往任职十年，不论做得好坏。起初树立长生牌，接着便修建祠堂，把牌位填入其中。等到他离任时，诅咒他、辱骂他、怨恨愤怒而喧闹的人都聚集在祠堂下，甚至烧掉他的牌位、毁掉为他修的祠堂，才感到痛快。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民心难以欺骗，而爱戴之情不能靠权势取得。邵君二峰任宁晋县令时，我并不知道他在任上究竟做得怎样。他的治理功绩人人都能谈说，我也不能一一为他列举。只计算他接受任事的时间，不过几年而已；从上任到因病请求离职，也不过转动车毂之间的短暂时间。到现在相隔已经七年，县里的人仍然能够思念他，回忆他一生的为人，吟咏赞叹他的所作所为，筹集钱财购买石碑，想把它树立在五条道路交会之处。县里的士大夫又起来共同谋划，磨石刻字，汇集各处歌咏他的诗文，合写成文章，使其流传不朽。人人都说宁晋百姓确实善于不忘旧日的官员；又说官员不要轻视士大夫，士大夫尚且能够用长久流传的话帮助他们成就事业。而我认为，这一切都是邵君有足以感动人心之处。怀念旧官的风俗，如今各地都一样；挽留、推辞、感谢的歌谣，也不必等到宁晋士大夫才会说。何况恩情久了必然减退，思念久了也会遗忘，改朝换代、变更制度，尚且不必等到事情重来；但邵君所感发的情意却越积越深，恩泽越传越久，日子越远，思念越迫切。取悦民众的办法可以维持一时，却不能长久；借来的恩惠可以维持片刻，却不能延续终年。至于苛政不必说，有时也有人假借小恩惠，起初同百姓亲热，遇到穿草衣、戴芒帽的人，言语温和，流泪相互慰劳；随后却暗中计算他们的贫富，谋取他们的财物，每件事都压榨欺凌。对贫者便轻慢，对富者便蔑视。开始时，贫者多半觉得痛快，任意产生嫉恨；最后却使人人财尽力竭，一同走向穷困，有时甚至压制士大夫来取悦愚昧之人。上下尊卑一旦丧失，强横凶暴者便往往凭恃自己的欺凌去侵害弱者，结果祸害反而不在士大夫，而在百姓。这是伤害民众的政治，是违背正道来求取百姓称誉的做法。邵君在任时坦然行事，仿佛无事可做，而士农工商都因此安宁。县中有沥城，就是滹沱水，周围数百里，放眼望去水面浩荡；蒲苇、鱼鳖、菱芡、茭菰等物产丰富，男女每天游居其中，共同享受欢乐。我曾指着那里说：“我们县令的恩泽浩荡，正像这样一座城。”这不是涓滴般的小恩小惠所能求得的。汉代史书歌颂循良官吏时说：“所到之处没有显赫声名，离任以后却常常使人思念。”宁晋百姓思念邵君，正是离任以后达到这种程度。因此我乐意题写他们的请求，用来劝勉世上的官吏。《吴母章太君寿序》我曾读《易经》读到《节卦》的六四爻，感叹节卦以三阴爻处在水泽相交之处，彼此推移，只有六四不变。因此它处在艮卦之中，虽然震动尚未停止，面临坎险，却安处于互艮，能够止而不迁，君子由此可以占知它能够安守正道。我年老了，不喜欢写寿序；只是在遇到七十岁以上的人时偶尔应承，是因为年老闭门，或许还能谈论长寿和旧日之事，仿佛仍能置身于童稚之中，勉强作些笑乐。唯独对于吴母章太君，我又有深切的感触。太君是我郡都掌谏章公的爱女。当章公触犯权相而被编管均州时，正值崇祯末年，国事大坏；庄烈皇帝虽然已经打算任用吴太常，请他下令恢复章公原职，却仓促之间未能办到。那时章公背负武器渡过长江，叩击浙江抚军的门，请求起兵勤王；太君拉着他的衣服也不能使他改变。后来她流离四方，和兄长一起寻找父亲却没有找到，只能彷徨于祖墓之间。可见太君居家时已经经历了坎险。况且太君所嫁的并非别人，正是宫允吴公的次子。吴公与宫允公本是同年同馆，又同为党人，因此订下婚姻，而 改朝换代以后，宫允公也隐居山林。从前清华显贵的声望和高门大户的盛况，完全不再是旧日模样。吴公断绝仕进之志，不再为子孙筹划。因此太君出嫁时年仅十五岁，而迎亲的公子，只能草草驾着车来迎接，还不如桓氏乘鹿车那样体面。可是公子刚到二十岁，就和他的兄长星叟都凭文章成为东南的领袖。那些小人心怀叵测，常常窥伺两家的踪迹，暗中互相煽动，以致有人因愤懑郁结而突然赴玉楼，又过了三十四年。世家门第本来显赫兴盛，乡里人仰望它如高墙深阙；一旦夷为草野，住在柴门穷巷，已经不堪承受。何况覆巢之下危卵，几乎不能保全；又仰望黄鹄而吟诵孤鸟独栖，遗留下的孤儿孤单无依，直到后来才成人立业，这种忧患又是怎样的程度？水泽浩荡，也可以说是坎险。太君以艮卦之止来承当它，既承接上天之道，又使后来重新昌盛。何况嗣君极其贤能，能够使坎、离、震、兑各自顺应时序。这就是《彖传》所说的“天地有节制，四时因此形成”。节，就是贤德；以一己之节而成就四时，就是贤德，并且由此走向长寿。今年阳气初生之时，是太君的诞辰，亲戚乡里装饰漆屏，空出右边，等待在上面题写雕琢。于是我拿着一杯酒前去应邀，并慨然答应了这件事。

译《吴静及诗序》我们越地正当 改朝换代之际，曾编作《越郡诗选》若干卷，把越地作诗的人搜罗遍了再加以选录。杭州却不是这样，限定人数为十人，称为西泠诗人，除此之外一概不录。因此我来到杭州，只同这十人唱和往来，仿佛除此之外便没有诗人。如今那件事已经过去，名家才士相互仰望，各自写出诗来，吟诵着献给别人；即使只有几行笺纸，也彼此赠送，如同赠送束帛，何况篇章相联、卷册相接的诗集呢？吴子静及喜欢作诗，所到之处便题写驿站、画壁，散作方幅。他曾托朋友把诗稿给我看，并请我作序。但我因为钻研经学，已经把诗稿丢在箱笥中很久了。盛夏我躺在床上，才得以读完，并为他的诗附写几句话。从前我经过杭州，和相识的人谈论诗歌，他们的说法完全一致；虽然号称十个人，实际上却像一个人，在彼此之间完全没有出入、进退。如今却奇特而错杂，唐、宋、元、明诗歌的平正、险侧、雅俗、浓淡，各自都有所达到。总的说来，不能没有过度之处。然而四时虽然不同，寒暖却是一致的。现在试着经过乡县，萧条的里巷千里一色；一经过都城，台城高低参差，车马纷纷出入。归根到底，它们都是百姓居住的地方，本质上没有不同。静及努力趋向大雅，本来不追逐时俗所喜爱；即使偶尔放纵笔墨，也还是舍弃旧习而趋向新变，归于正道。因此即使十个人相遇，也未尝不会欣然携手，何况我本来就没有设置选录标准呢？《钱姚三子献万寿颂序》西林有许多超逸之才，他们所作的诗、古文、词，在各郡中首屈一指。皇上万寿时，行省征召善于写文章和辞赋的官属，多作祝寿之词，合编成册进献。我曾私下读到二姚子所作的一赋一诗，赞叹其工巧华丽、体制丰富，可以称为才士。后来又得到钱子所作的《集唐三十首》，依照平水韵分为上平、下平各十五韵，流转跌宕，声调精整，对仗精密，认为声律之美没有超过它的。只是他的册子因为汇集稍迟，略有缺漏，未能收入进献之列。后来皇上因急于观河，连夜来到浙江，群臣在路上多有献颂，三人也依例录下自己的作品，捧到凤山门旁，蒙受皇上驻跸。皇帝从车辇中垂问，逐一询问他们的官衔、籍贯和名册，并且 亲自阅览片刻，命令他们的亲属携带诗册前往 行在投进，这已经是非同寻常的礼遇了；等到投进以后，消息便传开了。侍卫又引他们到中堂见驾，张公与同仁、和王锡等五人一同受到奖劳。这是多么 至尊对文士的优厚看待，竟到了这种地步啊！我曾感叹桓荥穿戴服饰，夸耀自己稽考古事的功力；而经学之士年纪轻轻，便能亲自承受圣颜，在咫尺之间当面受赐。皇帝用温和的言语加以褒奖，使文典册籍也增添光彩；在考究古学方面，他们难道还有什么欠缺吗？我年近衰老，租居杭州，只闭门穷究经书，没有工夫写一个字的诗文。钱子升岩、姚子立方，都曾多次以经学同我往来。如今钱子景舒，是升岩的儿子；鲁思彦晖，则是立方的侄子。三人都有家学，又住在同一条巷子里。古代圣王见到佳美的赋篇，便喜欢同当时的才士相交；将来他们也会因同学而同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升〕 公如今朝见皇上，成为同榜之人，又献上赋篇，难道还会相距很远吗？《邵时来先生七十序》人生以一百年为期限，活到七十岁已经很少见了。何况夫妻德行相合，内外年龄相当；前面有声名显赫的父亲，后面又有孝顺的儿子和贤能的孙子相随。这即使是孟子所说的三种快乐、周诗所说的九种祝福，也比不上这里；而先生却亲身遇到了这些。亲朋姻亲中托我写几句话来称颂庆贺的，鞋子都快挤满门槛了。我曾跟随他的嗣子在门外，看到他编纂的《邵氏世谱》，感叹其门第显赫，是东江望族中最盛的一支。先生父子都因学问广博而成为艺文界的领袖，却又高尚自守，不肯出仕。先生还曾游历京城洛阳，受到王公巨卿敬重礼遇，争相请他居住宴饮；最终因为奉养父母的缘故，辞谢他们而南归。他的德配孙太孺人，则是南台之后，世代拥有余裕的家族，却舍弃珠玉锦绣，挽着鹿车嫁来。她每天主持家中饮食，辅助先生奉养老人；又从小便和难兄孝廉君同窗读书，讲诗说礼，直到如今，膝下子弟都奋发有为，很早便能凭文章使家中欢娱。这两代人的成就，都是太孺人教导的结果。先生七十岁，不敢说自己老，上面还有忘年相交的老前辈，庄严地坐在堂上；下面有不能不知年岁的嗣子，正端酒在庭下祝寿。且不说亲朋姻亲的祝颂无穷无尽，单是这一堂雍容和乐、三代内外亲属会聚的景象，就足以成为先生难得的庆事。还有什么庆贺能比这更盛大呢？因此我就题写在所制的寿幛上。《西河集》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五十七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译序（三十四） 《两浙开府中丞张公生日贺屏序》【为武科新榜举人作】宋元丰年间，文潞公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恰逢司徒富韩公在洛阳营造宅第，于是召集洛阳的公卿举行耆英会。一时仰慕效法的人都奔赴而来。这一定是天下处于太平时期，又有天子重臣出任外藩长官，使人们屈指相庆，说：“天下像今天这样安宁，已经有若干年了。”能够在这里长久任职、使万家得到安居的人，已经任职若干年了。人们深深庆幸的是，这个人年富力强，足以有所作为。何况善人长寿百年，王者的治绩要经过一代才形成，又是天下人按月考核、按年计算的事情吗？平州张公由行省仪同身份出任两浙东南十道的开府长官，成为当地依靠的长城。父老子弟常常在他巡行各部之时，彼此远望并举手加额说：“相公正当盛年，到如今相公治理我们这里已经足足三年了。”苍龙星向东转移，计算皇上观览水利、系上弓弦的年数，已经三次了。只是这三年考察人才，各国进献贤能之书并将其升送礼部，其中宾兴三物、接续供给、上报计簿，都是方州使相的职责；如今则由监临锁院办理，相比宗伯主持会试，只负责总揽主文阅卷的成效，不干预细节。古代节度使的制度，是分授旌麾和兵符，设坛拜任，以便仰承 天子的宠命，称为军门。虽然文武官员共同负责法令，但如今正推行海防、整治军务，这尤其是开府长官专门掌管的事务。因此，无论是翘关、车骑、立期门等武士选拔，三班入试，亲自到军营校射，还是摩盾献策、绘图上奏方略，都要当面供给并亲自考核。由于武科榜单发布，两浙欢呼庆贺的人全都聚集在榜下，说：“像廉颇、赵奢这样的名将都已入选了。”又说：“衡量是多么精确，选拔是多么公正！”如果不是天地无私、日月无蔽，内含星辰、外包万物，又怎能做到这样？夹钟之月，门下省发给文书，前往夏官的人都感恩伏地，愿意举杯为张公祝寿。我说：“公的寿命，难道只有这些吗？古代圣人开辟长寿之域，并不是用土木筑墙，不用热水作护城河，不用金属筑城；白天不设置锁钥，关市便清静；夜间不等待聚集守备，四方边境便安宁。山岳没有增高，大海没有加深，但凭借城墙、沟壕便能获得安定和平，所以能够向上体现……” 圣明君主无为而治的德化；向下则把它施加于我们十一州七十五城，使之享有无事而安的教化。张公每天坐在政事堂，发布号令，却寂静安宁，仿佛没有什么声息。如果不是旌旗仪门大开，笳声鼓声在栅栏旁铿锵作响，几乎不知道中丞公正在其中居守、镇抚这一方土地。《论语》说：“仁者静。”又说：“仁者寿。”大概正因为安静，所以长寿；这本来就是我公以自身之寿来同两浙百姓共享的长寿，不必再说了。现在再从取士来说，《诗经》不是说：“周王长寿，难道不是因为能够造就人才吗？”周文王知人明察，光耀如银河，使人才在天地间显现光彩，照耀四海；他得到人才之盛，是有商数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然而这同长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祝辞呢？实在因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周王培育众多士人，作为王国的栋梁，而济济多士又能使成周享有百年之治，这就是所谓长寿。既然如此，张公以自身之寿使人长寿，也正是这个道理。只是从前留守创办耆英会，凡是在籍的乡官，都带着鼓乐到军门献酒；好事者还把图像送到资圣寺院，留给后人观览仿效。即使司马温公把它改成真率会，准备五行酒食，也一定召集乡老共同进餐，把它当作盛事。然而如今军门事务繁忙，没有时间饮宴；而且张公清廉自守，发誓不接受乡官一杯酒、一勺羹。因此我到了接近七十岁的年纪，仍不能参加真率会，追随众人举杯，这又是时势所造成的无可奈何。《东阳李紫翔诗集序》当今有文人，却没有学人。所谓文人，并不是说学习延祐年间的科举业，能够提笔写应试文章。能够铺陈辞赋、吟咏诗歌，并把它们发挥为碑版、书札、文牍等各种杂体文字，即使千百人中偶尔有一个，也算幸运。何况经学昏昧，有谁能打开幽闭、揭开覆藏，探究五学的精微，穷尽六籍的奥秘，使《易》《象》《春秋》《诗》《书》《礼》《乐》都能明白呈现在天地之间，像七十弟子那样呢？我早就知道东阳有位李子紫翔，因八股文而受到当时人的知赏，当时诵读他文章的人都称许他，唯独我认为他具有古学。我曾私下读过他论《春秋》的文章，他考察史书、按时度物，对于三家《传》的是非多有考订驳正；即使像我这样妄自附会谬说的人，他也能一一订正。这不能不说是当今有学问的一人。后来相见时，他带着礼物来拜访，只把所作的诗篇若干卷给我看。我读后赞叹，这难道不是学人吗？过去论诗的人说：“诗有别才，不关学术。”这并不是懂诗人的话。诗起于汉代，衰于六朝，盛于唐代，到宋代衰落。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可如今的诗人却偏偏舍弃盛唐而趋向衰宋，为什么呢？因为不学习。天下事只有雅正之作需要学习，鄙俗之作不必学习；只有典雅规范之作需要学习，鄙陋浅狭之作不必学习；只有使眼界高远、扩大见闻、出入于黄钟大吕之声的创作需要学习；至于袒露身体、像蚯蚓呻吟、像瓦釜碰撞那样的东西，便不必学习。这样看来，如今写宋人诗的人，不过借文人的名声来掩饰自己不学习的事实，并没有别的原因。紫翔以学问来作文，也以学问来作诗，温柔敦厚，全部依据经术发抒出来；风雅翩翩，上可以追及汉魏，下也不失三唐的法度。至于宾主往来、彼此唱和，仿拟苏武、李陵的遗风，而情意亲切，用来笃厚友情、砥砺薄俗，无不是把《诗经》三百篇的深意贯彻其中。这难道能同世上的普通文人并肩争胜吗？四海虽然遥远，声名却不会隔绝；文人虽然少，总会有识货的人。譬如在河边看见华山，在邓林中拔取冲天大树，在侏儒之乡遇到像兄弟一样的贤者，即使成百上千，也不会错过一个；唯独对于学人，终究遗憾难得相见。如今终于见到一位，这说明我对高山乔木和出群之人的期望，当然不只在这几卷诗篇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步〕

译《会稽章晋云寿言录序》唐代以前没有祈年祝寿的文章，而如今世人崇尚浮华辞藻。每隔十年一轮，便预先装饰屏幛，把祝寿赠言写在上面。我起初很鄙视这种做法，即使有人请求也不答应。有人却说：“这也是做人子女的一片心意。”那些做子女的认为，父母年岁一天比一天老，即使有鼎食在前，子孙捧着酒杯，也常常没有什么能使父母心情愉快；只有这几行赠言，父母便欣然接受，而他们尤其担心写赠言的人不合适。我和章子泰占交游，很清楚泰占的为人：他经学博通，善于操守办事；他作古今文章，早已成为世人尊崇的楷模，更尤其谨慎于家庭中的行为。这不是从义方之教中有所获得，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后来听说他的父亲晋云先生，凭借世代门阀的余荫，远离仕途而自得；早年因孝友著称于宗族，后来又因亲族和睦、乐于救济而受到乡里称道。改朝换代以后，他不喜欢追求仕进，有人因此把他看作隐遁之人，他便谦逊地说：“不敢说人各有志罢了。”难道曾经门门都成为高墙，在东君和几亩田地之间，就没有一个像诸葛亮那样亲自耕作的人吗？因此他北走燕台，南游吴楚之间，只是不断遨游，并不追逐浮名。他曾追念先人北渠公，砥砺名节，请蕺山刘先生为其墓表明志；又仰慕北渠公的兄弟，效法丁兰刻木侍奉父母的故事，请陶半村先生为他们立传，并把这两篇文章间隔写在厅堂上，让子孙观看。今年八月，先生正好六十岁，泰占想求我写几句话来安慰父亲的心，却羁留白门，到了日期才得以归来。知道他父亲年岁的，在故乡无论远近亲朋，都预先写诗作歌，表达祈祝之情；而在长江以南，凡是同泰占交游的人，听闻先生的声望，也都愿意写一句话来记载这件盛事。这些人本来就珍爱自己的文章，凡是金钱、粮食、布帛可以推让出去的，他们都愿意推让；却一定不肯写无情的言辞，胡乱附和，以免给自己留下惭愧污点。可是如今竟连篇累幅，无论相识与否，都愿意附写一句，借此相互成就声名。如果不是先生贤德、泰占有名声共同造成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假使唐代以前早有这种风气，那么庾信铺陈辞藻、杜甫执笔，也一定会像今天这样留下赠寿之言。既然如此，世上那些用屏幛娱悦耳目的人，请看看其中的诗写得怎样吧。《素园试文序》过去万历、崇祯年间，社课与房书并行；如今房选文章和行卷公文，大多都是书坊人伪造的，而社刻已经没有了。只有把学使以下以及各司考校的文章刻印发行到书坊，才还保留着社课的一点遗意。金子素亭早已凭八股文闻名，人们前来求教的日益增多。于是他和到庭受教、讲学的同辈们，各自拿出平生所写、为人所知的文章汇编，拿给世人看。因为人们敬重素亭，便把他居住的园子命名为素园，于是称他的文章为“素园之文”。素亭多才多艺，对于古今文章还有什么不能写的呢？朝廷正殿没有栋梁，却只取考试房中的椽木来装饰，难道不会留下遗憾吗？然而高妙的文章本来就存在。间或我曾选录唐人的试帖诗，感叹都堂考试选士之外，国子监、京兆府以及州县荐送的试帖也多得数不清。隋唐考试制度中，只有省试最为重要；考中便成为士人，不中仍只是道路上的普通人，没有举人、诸生这些名目可以暂且立足。没有流行的行卷社课，便不会成为四方书商借以牟利的工具，而试帖诗的流传却大小体制都完备。难道真正懂诗的人，只能在“行不由径”“湘灵鼓瑟”之间争论得失吗？

译《金华杜见山悔言录序》我当时在龙山讲学，看到《刘忠端证人社谱》，怀疑其中黑白两种说法出自《禅源诠集》。蔡子伯说：“难道只有这一个道理吗？周茂叔窗前的草不除，和庭前的柏树子又有什么不同呢？”程子问颜子所乐的是什么，僧人便接着说：“什么是受用的地方呢？”朱文公论太极，把一阴一阳说成形而下的器，于是便是即心即物；等到注《论语》，又说“洒扫应对便有个入神的道理”，于是又成为即物即心。世人只把禅学归于阳明，却不知道宋学其实早已由此得到启发。圣道受到天下人的怀疑，并不是一天造成的。东阳有许多名儒，过去最受推重的是杜见山先生。相传松岩卢子曾向五峰先生讲学，五峰先生乍听便惊问：“有这种说法吗？”于是跟从他学习，彼此相依不归，经过了四年。后来他回到故乡，与人事隔绝，悔恨自己荒废太久，便每天记下自己不足之处，题为《悔言录》。他一生治学所得，大抵只在以主静立极为宗旨，直接承本于濂溪；至于自我阐发的要旨，又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工夫，同阳明当日在天泉的传授正好相互表里。因此见到这部书的人，便因此怀疑它接近禅学。我曾游历嵩阳，得到贺凌台先生关于“知本”的教诲，认为圣学切实地说只有诚意，而意念要做到诚，只需止于至善；去除不善、穷究万物之理和致良知，并不是两条道路，可以在其中反复转变。然而“良知”二字出自《孟子》，“致”字加在阳明那里；即使不借此解释《大学》，也只须慢慢思考这三个字。所谓“致良知”，不是说把虚灵的认识推到觉悟，而是说把知和能本有的善性推展开来，使它达到无所不善。因为说到“知”，没有比孩童爱亲、敬长的知更善的了。先生以爱亲敬长来教导，后来的继承者也就以爱亲敬长承接他的教诲。我听说杜君雍玉一向以孝著称，于是怜惜先人的《悔言录》散失，竭力搜集残篇，仔细校辑，重新付梓，使先人的学问再次流传于世。这就是致良知，不必搬出佛教所谓四恩，把父母之亲拿来同方丈、国王争论先后。世上读这部《悔言录》的人，只要从亲亲、长长上求圣学，又有什么可疑的呢？《甘州行省朝勿斋先生松岑集序》《松岑集》，是朝勿斋先生所作的诗。先生的诗早已在海内流传。我曾为东阳李紫翔诗集作序，每当看到先生的唱和诗，心中便仰慕已久。后来先生因三辅分巡刺史的身份兼理河务，受到天子嘉奖，遂由参知行省出巡边卫，在酒泉、张掖之间开设行署。而我弟弟的儿子任甘州军司马，是他的属官。于是他拿出所作的诗，不远万里通过驿站送给我，命我为之作序。我反复读了三遍，感叹先生勤劳于王事，出行任职而尽心竭力。其余大抵都是随从车驾扈从，获得赐衣、赐膳、赐器物、珍宝雕琢品等。圣上的诗篇御制之文，各种赏赐纷纷颁下；先生也感动至深，常常记载这些事情，并用诗歌传播它们，正如唐人所称的应制诗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此句疑有残缺，原文所列“属车扈从、赐衣、赐膳、赐什器、珍琢”等内容承接上文。） 诗学的流变已经很久了，长安妇女梳着高髻，根本不计尺寸；而世上的儒生没有学问，竟用草野俚语的习气来改变我朝高雅的文典，以此掩饰自己的低劣。先生却始终用庙堂文章的体制来创作，趋向正大而合于《雅》《颂》，他所作的美化国家的文章，足以挽回衰败的风气，本来就是他的职责。只是想到“乔松”这个名号。皇上曾把它赐给大臣，认为它同“天寿平格贞松”相似。从前圣主贤臣的颂辞说：“万年长久，超过高大的松树。”说的就是这个。如今 皇上亲笔写下“松岑”二字赐给他，先生于是奉此题名为自己的文集。不只是徂徕山高达千仞、汇聚成高峻的山峰；疾风中劲草般的志节，也由此得到了验证。高高挺立在山上的松树，自有它的本性，这正是尽瘁王事的节操；内心悬念魏阙，树枝向西倾斜，是怀念君主的忠心。有这样的臣子，对于圣明君主得到贤臣来说，又有什么惭愧的呢？既然如此，先生虽然正当盛年，刚刚鬓生斑白，但将来长寿的称誉，以及诗篇长久流传而不可磨灭的声名，难道不都已经从这个名称中显现出来了吗？《奇姓类考序》黄帝、炎帝本来同出一姓，但父子兄弟各自不相沿袭，实在不知道当时仍沿用这个姓的究竟限于哪些人。到了中古以后，只有占有土地的君主能够沿用它，其他人都改姓。因此，天子、诸侯必定把弟弟分立出去作为大宗，又分氏别族作为姓，情况并不相同。改姓的方法，有因官职的，有因赐予的，有因字的，有因谥号的，有因居住地的，有因采邑的，有因伯仲排行的，有因长幼伦序的，也有因所听闻、所看见、所交接遇合之事而随意立氏的。所以说，姓分化为族，族分化为氏，氏又分化为庶姓、庶族。除天子、诸侯以外，人人都有姓，远不止一万种。自从天地开辟、万物产生、人类创造事物以来，直到古代帝王创制文字、设置书学之后，凡是物、事、字，都可以成为姓，又不知分为多少门、多少部。过去我的朋友蔡伯将要辑录古今氏族谱，已经形成自己的见解，听了我的话便立即停止了。如今吴门徐子南沙把奇特的姓编分类别，分列门部，题作《类考》。世上的姓不可能全部列尽，姓也不可能涵盖所有人；即使穷搜极讨，也总限于类别。读者打开书，耳目所接触的内容仿佛豁然一新，观看的人难道不会说这是一部奇异的书吗？读书深广的人，所说的话往往多有奇异之处。只拿氏谱来说，《公羊传》说：“古代以王父的字作为氏。”我曾经批评这句话，别人多觉得奇怪。这不仅是鲁国的季氏、孟氏，郑国的罕氏、驷氏，都以自己的字和父亲的字为氏，而且没有以孙氏而用王父之字的。从这句话流传开以后，东门襄仲一门三代都把儿子的字当作孙辈，把兄长的字当作父辈，整个家族的伦序都因此遭受惨烈祸患，这不是小事。可是朱子论说氏，又只知道“王父之字可以作为氏”这一句话，却不知道谥号也可以作为氏，反而说“谥号怎么可以作为氏”。这一定是误把“王父之字”的“字”读成了“谥”字，于是把谥号作为氏。这样一来，不仅桓、庄、武、穆这些明显见于经传的谥号都没有认识到，即使他注释《论语》《孟子》，难道会不知道三桓是鲁桓公的谥号、戴不胜是宋戴公的谥号吗？他却认为谥号不能作为氏，难怪《论语》《孟子》中十多处姓氏都误作了注释。这也不是小事。

译重修祗园寺募捐序 祗园寺在县治西面，实在不知道创建于何时。相传晋咸和年间，高阳许询客居永兴境内，便舍弃自己的寓宅作为寺院，地方志中有记载，但无法考证。只有在明代盛世，它确实是江南第一山【“江南第一山”五字是当时的匾额】；周围有若干亩，寺院高大壮丽。凡是官府举行万寿、元旦等重大庆贺节日，县令、县丞等人都在这里演习礼仪、合奏音乐，并刻入法令作为常典。四方来此的人，船车刚刚停下，蜂台、鹫室往往就成了游览观赏之处，这是多么兴盛啊！自从江东失守，战马践踏蹂躏，此后田野荒芜，已经将近六十年了。国家休养生息，开辟补陀后山作为祈祝 圣明之人的场所 皇帝命令禅师便庵在那里开堂，其间止住的僧人，是他的嗣法弟子。僧人看见祗园寺倾圮而怜悯它，于是发愿修复，登记募捐名册后请求我作序。我想，事物有兴有废，本来就是循环的规律；何况珍珠藏在地下、金刚乘等佛法，神灵实际上会护持它，本来不必担心它长久埋没。只是这里地方不过三里见方，百姓四业艰难，似乎时机还在等待，而幸好正逢 天子神圣，官吏贤能仁厚，城乡呈现一片兴盛景象，似乎已经有了起色。用如芥子般微小的捐施，成就丘山般宏大的事业，想来也是全县老幼彼此顾念而欣喜的事吧？城中有三座古刹：一座是竹林，一座是觉苑，一座是祗园。竹林寺已经很久没有复兴，觉苑寺刚刚兴起，势必要接着复兴祗园寺。这是天时、人事以及官吏、僧俗共同汇聚而来，不能说不是这座山寺焕然一新的助力。因此我同意他的请求，并用这些话来劝募。先正小题选序 历来应试的文章，开始是制策，后来是词赋，再后来是经义、帖括，到此也就停止了。自元仁宗朝起，实际上创立了八股文的格式，废去帖括，首先以四书文取士，改名为书义，又另行制定体制，称为破题、接题、小讲、官题、中比、后比、原经、结尾。于是自文字和契约产生以来，世间便有了八股这一文法。然而主持考试的人出题，多半用小签题目。相传延祐年间考选士人，题目用“子曰”二字，开头解释破题，袭用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文章作为能事。明朝初年，这件事还记载在《元文矜式》中，过去的老成人还能讲述它。可是选文家没有学问，把八股文称为制艺。制科取士，都是天子亲自在朝廷考试，八股考试由主管官署主持，并不是制科。又有人认为八股始于宋代，伪造王荆公、曾子固、苏子瞻、苏子由等人的文章，来欺骗迷惑世人。八股文的《矜式》，元代其实已经开始了；宋代的书义尚未实行，所得文章只是预先采用了八股形式而已。人们天天沿着墙走，却不知道这是序文，已经很久了。我的朋友高介石先生，学问广博、才力强健，年轻时主持文坛，凭举业文章在当时称雄；近来才选编古文流行于世，间或涉及书义，于是精选先正的小题文章作为开端。我想到当世书义屡经变化，学人茫然无所适从，而先生胸中自有标准，考察八股文的源流，追溯到《矜式》，并且广泛搜集成化、弘治、嘉靖、庆历、隆庆、崇祯等年间遗留下来的文章，探究其根本。他阅读广博，选取精审，不轻易评论优劣，也不滥加圈点、评定甲乙，使学习的人一看便有严整的尺度。这不就是近代的《矜式》吗？先正的文章多用小题，一仍元代延祐的旧法；先生也用小签题目作为开头，虽然说是为了便于学习和课试，也用来表明元、明以来有关科举文书的记载另有深意。应和堂试文序 我曾在杭州学使何泗音江臯的草堂中补录诸生，跟从学习的有十人，其中补录了七人，认为这是盛事。他们请求我为这些文章作序。如今我回到城东，邻近几步之内，又有三人补录：一人叫莫东怡，一人叫张南服，另一人是我的宗族晚辈来初。三人都有声望，考试必定同列，而且都出自莫子蕙先与英仲的应和堂门下；东怡是英仲的儿子，并且中了第一名。《易经》说：“同声相应。”《诗经》说：“倡予和汝。”说的就是彼此相合。莫氏兄弟以文章成为群彦的领袖，一时之间应和相从，门生和儿子都聚集在一堂。竹箭同出一丛，冀野的马成群，千里马同槽，这种彼此相合的盛况，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遗憾我年老了，不能减少年岁来追随他们；但还有我宗族的一人能够附列其中，也不能说不是幸事。因此我又披阅他们的文章，为他们作了这篇序。石艇诗集序 天下有几个人能负有盛名？这如同在天空看见恒星、在地图上数高山大川，千人中未必有一个，但也从来不会漏掉真正有名的人。然而人的寿命有限，我年纪才八十，四处环顾已经茫然。回想同时成名的人，有的比我年长，有的比我年轻，最后没有不先于我去世的。只有石艇李先生，比我小四五岁，却巍然独存。我曾说，真正的朋友相隔千里，也宛如同处一室，但要见面实在困难。我一生避开人群奔走四方，足迹漫无边际，即使南到闽海，也没能乘车经过东阳，去访问所谓石艇堰的地方。而先生又高尚自守，不肯出仕；即使打算互通姓名，也常因天晚路远，担心回到山中彼此不相识，受到猿鹤的讥笑。先生的儿子也是当世名士，就是如今所说的东阳李凤雏。他经过我这里讲授《春秋》，我因而得以询问先生所著的书。先生竟不以我为不肖，寄来《石艇诗》，嘱托我评定。我读完之后，才知道先生远远超过常人。先生是文苑中的豪杰，世代继承家学；一旦遭逢丧乱，便闭门谢绝外物。他所居住的地方本在山水之间，又生性爱好吟咏，往往脱口便成诗句。古人说山人的诗多得像山中的树叶，实在不必多说。只是可惜人的一生实在容易度过，而山中的日月反而显得漫长；用绳子系住时间，也不过是早晨和傍晚，而朝霞夕晖交相错杂，冬夏早晚随着光景迁变，谁能一一传写下来？何况山川长存，风物如故，吟咏并不只在一朝一夕，而是随着感触而发，千姿万态，仿佛云霞也有性情，山峰沟壑也有面目。即使写的是同一件眼前之事，前后也仿佛处在不同地方。人们常说辋川、杜陵长于描写，千年以后必定再没有第二个，难道他们也曾读过先生的诗吗？我年老返回故乡，钻研经书还没有空闲，屏弃一切词句；即使破箱子中还有些残存的书稿，也一定不敢拿出一个字来展示，那么只拿诗来比较，我对先生感到惭愧的地方，难道不是很多吗？《西河集》卷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五十八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引 《回文集》引 回文是诗的一种体式。我小时候创作《双带子》《喜迁莺》词，喜欢采用回文体，借此显示自己的机巧。后来又后悔了。然而才人的技艺，哪里会没有呢？璇玑图虽然不能再现，但在五言、七言之间偶尔颠倒字句，也算是文心纵横变化所能做到的事。张子东亭常常用这种体式互相唱和，动不动就写满一卷。听说旧刻已经毁于火灾，近来又把合乎格律的两首诗，以及乐府、绝句汇编成一部书，才人的才情哪里可以估量呢？山阴闺秀张楚纕擅长这种体式。她曾到始宁徐大司马传是斋中，提笔创作回文古诗。我门下的徐昭华，就是司马公的孙女；我为她的诗篇题写道：“曲江比下笔，流水作回文书”十个字写完，便停笔了。旁观者惊讶地说：“这是讽刺的话，为什么不置可否？”原来他们不疑心这也是回文。我遗憾年老以后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作词，题字也很艰难，没有来得及立即应答，只能远远叙述旧闻，留在这部集中作为一段佳话。旁观的人也许能够谅解我。陶簠指头书画引 凡是用手指书写、绘画，必定要有工具。古代用刀，现在用笔，都是工具。自从“心书意画”的说法兴起，有人用腹部作画，有人在墙上扫写字，有人把手指戴成虎爪的形状来写字，有人蘸墨用头写草书，有人用脚踢、用手摸，画成泼墨画，于是工具就没有了。陶簠说：“我哪里还用什么工具呢？得到鱼便忘掉筌，行走千里的人便丢弃绑腿。我请求用指头来完成它。”天下有夺取工倕削木之刀的人，有折断逄蒙之弓的人，他们在中原相遇，用指甲触碰白土，用飞蓬互相投掷，却还要借助工具。这难道不是一指头禅吗？我见到这件事，十分欢喜，便为它写下这些话。徐克家《涉江草》引 毛甡游历江南，是不得已而为之。徐子也不得已游历江南，于是把十年来无法相逢的故国，每天在荆关楚水之间相遇；登临游览，互相唱和，积累所作诗篇，题名为《涉江》。徐子大概有继承屈原之志吧？当徐子居住在越地时，在文坛上如鹰飞扬，与天下贤豪争雄竞长。假使魏太子仍然开设邺园，徐子难道不是徐干吗？过了二十多年仍未被知遇，太子戴着切云冠，迟迟南行荒远之地。《涉江》中说：“水流回旋而凝滞啊，难道不是这种凝滞本身很值得悲哀吗？”建安诸位君子一起兴起，文辞藻饰繁盛，曾自认为能够追随《离骚》《诗经》，后来却中途衰落，以至于陈孔璋想比拟司马相如也未能做到。流传下来的，只有徐伟长一家之言。毛甡在劳苦忧患之余，减少自己的创作，心中只怕思绪烦乱、情感疲敝，突然导致精神陨落，所以遇到感兴便随即舍弃；这就像醉中听苍蝇声、在水波间玩赏花色，茫然无所得而已。唯独徐子在感情所到之处流连兴会，文章也随之而来，虽然仍是徐伟长那种忧思世事的情怀吧？然而以此继承《离骚》，又有什么遗憾呢！季跪小品制文引 韩愈作《毛颖传》，人人都嘲笑它，只有柳州刺史感叹为奇文；这就是梓人、槖驼之类文章的由来。只是今天写文章的人喜欢执守大体，动不动便根据语句的偏全来区分大小。他们心思质朴呆滞，辗转折挫而没有形态，遇到高峻的言论和端正的举止，尚且犹豫结巴，格格不入。即使一旦两颊和下巴将要承接，牙齿还没有完全长成，脚想迈步经过，眼睛已经奔驰却仿佛停留，涓涓细流刚刚流出，江河便全都涌来；鳞爪尚未完整，风云顿时兴起，那么即便一向被称作明智的工匠，穷尽幽深微妙之处，谁不会相顾叹息，拱手告退呢？这样看来，文章有大小，也如同心思有敏锐和迟钝。季跪写大文章，早已流传于世，偶尔也降格写小品。我曾见他座中谈论义理，锋芒像齐谐一样突发，变化多端，私下感叹他是庄子、淳于髡那样善于诙谐的杰出人物。等到进一步看他的著作，却一向诡谲怪异，直到今天读《西游续记》，舌头仍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小技艺并不是才大的人就不能精通；假如季跪所作的不是四书题文，而是当时人所习作的文章，只像他以前续写《西游》那样，那么怎么知道世上不会有人看见《毛颖传》而笑呢？重修息县协天祠右厢观音阁募捐引。息县县治东南有协天祠，历史很久了。祠旁立有石碑，记载明万历年间重修之事，却没有详细说明它的起始。后来搜寻廊庑下的断石，找到宋元祐辛卯年雷迹碑记；碑文关于雷车的记载已经剥蚀，只隐约可见，这才知道它的来历很远。但祠中原有左右两厢，后来中遭兵火，左厢先建成三间，右厢却空缺。观看它的人，觉得左右两臂不齐，就像偏瘫一样。住持开悟，是一位受戒僧人。他向协天神祷告，先谋划修建右厢，又在下面供奉火神，在上面建观音阁。供奉火神，是因为戒慎；供奉观音，是为了感应而使它与息县相连。连年歉收，土地荒芜没有治理，百姓善良却苦于贫瘠，即使将要乐善好施，又把财物安置在哪里呢？然而俗话说：“聚集黍粒可以成为尺，堆积泥土可以成为房屋。”明万历年间有一位长吏郑君，曾经率先修建，士大夫也共同成就了此事。如今主管这片土地的长吏和居住在本地的士大夫，不论是善于兴办事情的人，还是善于感发人心的人，看见这种偏瘫的样子，难道会没有兴起针灸医治的想法吗？那就从积累一粒黍、堆积一抔土开始吧。正好我游历息县，和息县的士大夫交往，又因此结交息县的长吏，知道他们都是贤能而好施舍的人，并且暂时借住在这座祠中，共三十天。我知道住持也是贤能而可以施助的人，因此答应住持的请求，替他如此向大家劝募。《怀山书言》引 怀山相对而坐时，好像处在深山中，道路断绝，听不到一点声音；等到他发言，却洋洋洒洒，仿佛晋代清谈，能够写成几十万字。怀山口授，僧人开手记录，自己不知道他的手已经熟习到把旧版续写下去了。过去曾见怀山有《书言录》，后来又看到了他记录历次游历的文字，排列棋局、推测物象，议论如堤坝决口般奔涌。再后来看到他的装订本，才发现篇章遥长、册页绵延，都是穿孔编联的。于是怀山汇集这些册页，请我为它作序。我曾经疑惑，步兵、中散既然沦落到鉴识被埋没，以沉默作为道行，似乎不能寄托言辞、托物讽谏，以致与外物相抵触。后来看到他夜里不能入睡，起身坐着弹琴，在安乐、利贞之间流连；又因时代更替、命运差驰而慷慨，把话寄托在蓬池，眷恋着山阿，这才知道他的感情十分深厚。怀山心怀天下之事，能够说的便说出来，不能说的，只是用手指画、用心领会罢了。于是他在道路上蹒跚行走，把感情发泄在谈论天象、指点日月之间，这难道就一定不必与外物相触犯吗？可是为什么竟然处处言辞艰涩闭塞，最终和庙中的金人一起把铭文刻在背上呢？《闻人山人印章谱》引

译杜预作岘山碑，既希望碑树立在山顶，又希望碑文沉入深渊，唯恐不能流传。因此山鸡看见自己的影子便高兴，缑山的雉也一定要留下自己的痕迹才离去。回道人经过巴陵，便让巴陵市场上的人画下自己的形貌。大概擅长某种技艺的人，都会遗忘雕琢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闻人山人擅长篆刻，从鼎钟、秦汉直到唐宋的印章，都能用心记忆并亲手追摹，而且还把所刻的作品编成谱，流传于世。这就像古人编纂韵书、汇集姓氏一样，未免太过珍惜了吧？世人喜好古文，往往想改变隶书而杂用篆籀，我对此十分怀疑。山人却都慷慨而冷眼相看，弃置不谈。至于他手握铁凿，像柱子一样用力，呼喊着纵横挥凿，恍惚面前有岣嵝山，身后有石鼓，极尽离奇诡怪而不违背法度。凭他的技艺，应该无论雕刻什么都能在世上得到认可；如今却又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序引，也就是说，没有我的话，或许不足以打动巴陵市场上的人。合置社头张十一郎官二祀田引 《月令》说要选择日期、命令社神，是为了祈求；而《良耜》诗写秋天报答社神的功劳。如今社祀已经没有春祈秋报了。临近社日，只选择一年中的吉日，不分春秋，设置社祀。我们县最先举行的社祀仍在元夕早晨，吹笙、设置燔祭，婆娑起舞来享祀它。这难道是上古选择元辰祭社的遗风吗？只是八蜡与社祀互为表里，田坊、水庸曾经列在八蜡之神的六七项之中。如今没有八蜡，也没有田坊、水庸。县境靠近海边，接近鱼产和庄稼，这是人们所忧虑、考察的事情。县中有防堤。张十一郎官侯，在吴越王时，他的父亲张亮任刑部尚书，侯因父荫出仕。宋景祐年间，钱塘水势泛滥，侯由工部郎率领捍江五指挥使，修筑防堤有功；后来防堤因侯而沉没，于是祭祀他。如今俗称张六五侯，是“十一”的互文说法。祭祀的典制规定，能够抵御大患便祭祀他，何况侯死后在当地显灵，使后代生活富足，这种礼仪也用来明确报答。社祀在初春十五日，侯祀在暮春六日。乡里有人安排祭文、确定典例，预先合并钱财来置办祭田，这仍然是把报答与祈求相贯通：春天有空闲可以举行，秋冬则没有空闲而不能举行。把司谷神作为社祀的对象，把侯防堤的功劳比作八蜡中的两项，只举行春天的祈祷，却仿佛完全忘记了秋天报答的意义。神明的恩惠广大，人们乞求它的施予，却不敢自行命名；那么应该用什么来报答呢？因此把两种祭祀合并起来，用田产供给它们，难道没有道理吗？《何孝子传奇》引 人们不知道申包胥，却知道伍子胥；不知道京兆三王，却知道包待制；不知道孙宾石、王成，却知道公孙杵臼。这是因为用戏曲演出的事容易流传。古来正史没有详细记载的事情，多借助稗官野史；而稗官野史又缺少文人骚士的吟咏感叹来使它流传。所说的鼓子词，不就是这样吗？如今这些词也无法流传下来。传奇杂剧登台演出，比起吟咏感叹的传播、发扬和感动人心，作用尤其明显。因此我常想把近代逸事中有益于世、却没有完全流传下来的事情，都借这种方法传布出去，只是一直没有做到。乡里从前有一位何孝子，他的事迹已经见于明孝庙旧实录和府县志，只担心新史没有采录，时间久了便失去真实。我从前已经为他作传，又打算编写长短歌句，记录事情的始末；有的像歌谣，有的像谚语，仿佛古代《焦仲卿妻》，用来代替夫妇调笑和鼓子词一类的曲调。近来读到谢氏所作传奇，才知道还有人在我之前作了这种事。即使人们不愿意把何孝子比作伍子胥，把曹大理比作包待制，把王鼎参政比作公孙杵臼，也无法阻止这种比拟。戏曲演出的感染力实在太强了！如今有人在家不孝顺父母，出外不友善待人，衣冠行为邪僻，天性嫉妒狠毒，似乎不是保惠、诰诫一类说教所能引导激发的。可是他们一旦经过勾栏，看见忠孝节义的遗事，眼睛一接触，内心便悲伤起来；眼泪先在眼眶中闪动，继而溢到眼睫，后来又流泪流涕，垂到下巴，沾湿前襟，同时观看、议论、在心中申诉，好像亲身处在故事之中，一定要替其中人物评判是非，不能停止。难道这些人本来就善于改变吗？实在是触动他们的事物不同，而受到的感动也不同。如今写传奇的人，只求极尽离合；正史所记载的，又怕用演义会失去真实，导致掩盖本事，哪里有像这样核实而详明的作品呢？从前元代以十二科取士，本来就有忠臣、烈士、孝义、廉节等条目，并不全是崔徽丽情之类。读《孝子传奇》却不知道它有益于世，那么就请到勾栏去观看便是了。修建十种功德募捐引 佛乘有许多名目，如四流、五衍、六度、八正等，不可胜数。其中最接近人情而可以实行的，只有十种功德最好。有人说功德以十种计算，合在一起已经细密，分开来说又很繁琐。然而九功、三德，先王早已在佛教之前说过。所以佛门并非空无所有，所建立的功德虽然以空为本，却实行于现实。比如说实行不舍弃任何人的布施，宣扬没有条件的财施，可以资助万物、利益百类，这就是积蓄守藏。恒公是佛门中的贤者，发愿修建十种功德。我考察它们的条目：福国，是报答国家根本；修桥补桥、修路，是整治道路、修成桥梁；接待行旅，是像郊里储积粮食以等待宾客；放生不杀，是不使蛰虫受惊、不使幼小夭折；施助老弱孤儿，是救济首先无所依靠的人；给狱中人饭食，是体恤囚狱；赈济饥饿、救助口渴、医治疾病，其中一项是防治荒年，一项是救济中暑，另一项是掌管医政，以治疗六种疫病；设置棺材掩埋尸骨，清除腐骸并供给所需器物。以上哪一项不是王政的大事？只是君王没有实行，而佛教徒实行了。佛教徒未必一定要实行，但恒公依据佛教的用意确实实行了。人们不了解佛教，难道连王政也不了解吗？大功不能独自成就，大德不能独自兴举。学士喜欢谈论大同，但王政的施行必定要由上面掌握。只有佛家主动求助，即使在地上凿出水来、打开钵盂指出米粮，仍然要借助他人。给孤独长者的布施、波斯匿王的施舍，君子尚且以独自去做为可耻。九功、三德有什么困难，不能分别把它们记载下来，并各自承担一半呢？《东亭文稿选》引

译叔氏御先和我在城东的东亭读书，起初没有不想着有所作为，后来却都没有被任用。于是我把没有声名、抛弃笔墨看得如同丢弃破鞋，而叔氏则避开人群藏在山中，不忍因为没有被任用便完全抛弃自己的技艺，于是辑录平日所作的文章，选成一卷。我接受此书，心中很悲伤。古代有些人未必已经被任用，却预先为将来发挥作用作准备，伊尹、吕尚就是这样。他们把天下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起初哪里有可以任用或舍弃的分别？被任用时便实行，不被任用时便磨炼自己等待时机。这种人即使独自住在一间屋里，仍然谋划国家，考虑君民之事；这又是怎样的文章技艺，可以用来排遣自己，却不敢仿效。也有人不被任用便甘心成为无用之人，嵇康、阮籍就是这样。他们轻视世俗、放纵心志，唯恐文章使自己显耀，务求闭口沉默以度过一生，茫然昏默，舍弃雕饰而删去华采，所说的顺应生命，不就是这样吗？但这也不是我愿意处身的状态。农夫因为劳作而谈论往事，学士因为无用而摆弄笔墨，就像猎取鸟兽的人，武官张弓用力射击既无处施展，又不忍心自行抛弃自己的强弩之能，于是拿起丝弦和箭，在林野间徘徊，仰望飞鸿，向左右射击。旁人见了尚且不能没有沉沦的感慨和孤寂的思绪，何况是与他们一同经历、又一同被弃置的人呢？既然如此，那么世上嫉妒他的才技、却不早早任用他的人，又究竟是什么心思呢？《殉难录》引【崇祯甲申年】石介说：“人有死亡，万物有终尽，但那刚烈的气节却长久存在，延续万古，这不就是殉难诸公的情形吗？”死就是消散，谁人不会死？死后便消散的，只有诸位先生光明地存在于天地之间，气氛悲凄肃穆；即使只是竹册所记述，彼此相对也仍然神采奕奕。即使想要同天地一起开合、同日月一起显晦、同江河一起通塞，也不可能做到。年轻时我与两位徐先生交游，每次听他们口述诸位殉难者的事迹，心中总会惊动。如今二十年来，我失足陷入浊淖污泥之中，中途获罪受挫多次。读小徐先生所辑的记录，又得以重新听到从前所称颂的诸位君子，心中顿时悲伤震动。唉，诸位君子不会朽灭，小徐先生也不会朽灭。石介不是说过吗：“在晋代，是董史的笔；在汉代成帝朝，是朱云的槛；在唐代，是段太尉击打朱泚的笏；是韩愈论佛骨的上表。”我说，在宋代，是文丞相的《正气歌》；在今天，就是小徐先生的《殉难录》罢了。小徐先生努力吧，竹册所记述的事，神灵都凭依在其中，千万不要轻易增删，务必要使它流传真实。重修文昌祠引 自从文昌这一星位于天枢之上，登上三阶而排在太一星旁，宣布经纬之事，后来写文章的人便一定称它为文章之主。然而考察其他书籍，蜀地梓潼有一位神，名叫北郭生，实际上掌管文昌的职务、贡举和司录之事，因此又改称文昌为梓潼君。文昌化录又称他为张氏孝仲，张弓挟弹，仿佛古代高禖氏；而“弹”与“诞”同音，祈求生子的人便向他祷告。总之，这个神就是文昌。那么文昌作为神已经很久了。城东有文昌祠，旧时在汉前将军祠的右边，因为世间祭祀将军的地方必定偶尔配祀文神，道家又常说将军奉皇帝命令监掌科举，而文昌主管桂籍，二者正好相辅相成，所以士人凭乡举、里选而以文章进身的，常常一并祭祀。后来祠庙被兵火焚毁，近年以来时势变迁、事情改变，所有所见所闻都不是旧日情形；可是高台已经倾倒、曲池已经平毁之后，如果还能重新看见神祠庙貌，幸而恢复旧观，仅在这时便不能没有留恋今昔的感慨，何况祭祀高禖、祈求禄位更是活人片刻不能停止的愿望呢？祠中旧时题榜为梓潼，但梓潼在西蜀灭亡时失去依凭，于是神游崆峒，飘荡而没有回来。如今萧山虽然狭小，但神灵降临最为灵验；崆峒遥远，并不是神灵安居的地方。况且文昌位于天枢之上，即使天街灿烂，仰头便可接近明星，又哪里比得上整理衣襟亲自承受神恩更好呢？县里修建祠庙的人已经立下簿册，嘱托我作这篇引。某月某日某人作引。百步寺募斋板引 埭的南面有一座山叫笔峰，山腰南面有一座深青色的高大宫殿，叫百步寺。寺院始建于何时无法考查。僧人说：“旧寺藏在山谷之间，后来中途废弃，迁到道路左边，离开了原来的地址。近年以来，又在原处重建寺院，聚集弟子居住。”又说：“我的旧处在哪里呢？我难道只能徒然居住在这里，坐看面壁的学问变成面墙一样的学问吗？”于是关闭白板，独自炼修五门并把它们封闭起来，至今已经三年了。寒岩幽谷本来就寂静冷落，又把它封闭成只能独自叩问玄关的地方；他到底有什么所得，我无法知道。只是事情方圆俱备，愿望已经满足，那么便由功德证验功德，本来将要阐明八正道以穷究三乘。假使摩竭陀国打开房门，聚集弟子来利益引导他们，但香积佛的饭不施舍，伊蒲塞的斋食不设置，即使有般若智慧，又凭什么救济他们呢？从前祗陀的旧林中，如来接受供养，凡是无漏果位以下的人都能吃波斯匿王施舍的饭，只有阿难没有分，于是有了沿城托钵的遗憾。如今弟子聚集在这里，未必都已达到无漏果位；拿着钵来到面前，难道不会有人因为没有分到食物而产生悲伤吗？我曾暂住埭上，去过一次那座寺，知道其中的僧人大多有道行；居士黄君又有《金刚》讲义，曾请我为它作序，如今又因为募斋再次请求我作引。所以我既为它写下引文开头，也把它写在募斋木板上。弁首 姜尚父行书续刻弁首 尚父再次带着书策随计车出行，奔走到鲁地和齐地，住宿在清泉水边，写成若干篇文章。其心思精要深邃，能够穿土达石；随着所到之处，可以使清浮之物下沉、山陵之气下降，又使风暴向上腾举，这是制义文章中极其卓异的成就。从前尚父的闱牍和行书并行，都受到天下人的称赞。那些得到他所传授尚书一经的人，又私下彼此倾倒，认为那是秘本。我想到他一生的经历，每每感叹文章贵在独自流行，刻意揣摩并没有用处。揣摩而得到机遇，还不失为楚人权衡、测度人情的方法；如果不得机遇，也不过是皮裘破旧罢了。尚父的文章不正是这种验证吗？如今尚父在计车前徘徊，却更加倔强，又作了这次续刻。古人说，啾啾的声音投合曲调，只是使耳朵受到感触的声响；顺应形势而求变化，只是偶然迎合时机的技巧。宫商音调虽然善于迁移，时序变化却不改变它的声调；审慎修饰虽然容易更改，工匠多次迁移却不改变他的器具。这难道不是黄门的佳妙技艺、英雄的奇特本领吗？王阮亭诗集弁首

译从前我在湖西，和施少参讨论辑录天下各名家的诗，指点其中一人，认为是新城王阮亭。已经买到阮亭刻印的诗集，关闭石溪佛寺的大门，花了五天时间，逐篇选择、抄录、标置，大略将要完成时，却因为其他事情离开湖西，终于没有完成。等到我暂时回到临安，又和丁仪曹商量继续这件事，却仍未能实现。今年春天，我从汝南回来，取道吴江，在停船之际访问顾茂伦，因而又读到阮亭所作的诗。原来茂伦正在辑录山左四家诗集，并把阮亭的诗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过去读阮亭的诗，常常感叹他的诗气势超逸凌厉，胸襟旷达而超脱世俗，文采环绕、光辉灿烂，像云聚雾散；采撷枚乘、司马相如的华丽辞藻，抒写曹植、曹丕的风流情致，既上可比拟安史以前，下可凌驾开元、天宝，当代诗坛很少有能与他匹敌的。如今才知道，他内心郁积的感情深厚，集中表现在文章中的内容也很完备。世人所说感情超过文辞，是指文章显露质朴而没有华饰，思路浅薄、内涵很少，经过流露的情绪色彩写入诗赋，只从一线之中探索幽微，挥写万物却视为无事，仗恃自己的才力，少有章法。也有人文辞赶不上感情，便一定修饰辞藻而柔靡，没有切中体要；哀伤艳丽都很工巧，却难以合乎中正；夸耀过去的功烈有余，修饰今日的思想却不足，只是卖弄美文，反而陷入义理困顿。哪里会有才华高、意趣广，整篇流畅优美，感情深厚婉约，而辞采又明亮有力，兼能把哀怨和雅正发挥到极致，崇高与卑下的情致都表现出来的人，还可以说潘岳、陆机并美而无人能超过，陆机与颜延之、谢灵运同称而不必推让，甚至谢灵运也不敢出其右呢？顾茂伦是鉴别人物的高雅明察者，也是品评文章的善于裁断者。他评论阮亭的诗，就像翰林学士评陆机、上人评谢灵运一样。将来如果沿着山左诸家的诗继续广泛推选，应当再次标举新城王阮亭，使他的声名传扬海内。把江西诗派编成谱，并不等于诗就是江西的诗。《吹香词》弁首 屈平、宋玉不写散文；假如写散文，一定能写出司马迁那样的史文、贾谊那样的策论。陆机、谢灵运不作词；假如作词，一定能写出温庭筠、韦庄那样的小曲，周邦彦、秦观那样的曼妙曲调。大概才华不必样样兼通，却也不会只偏向一端。东方不责难西方，方圆也不互相排斥。如今天下有许多偏执的嗜好：学习散文的人排斥骈文，喜好诗歌的人厌恶词曲。自己已经有所不足，却常常讥讽别人有所长，就像吃惯辛辣椒味的人反而嫌芍药没有滋味；习惯和着蕡麻粗食的人，一定说织锦彩绣没有用处。有这样的道理吗？吴子伯憩擅长骈文，已经能够发扬雄壮的文采，与《文心雕龙》《绣虎》一类的作品相抗衡，后来又舍弃刚健的文采，写起低回细语的词曲。刚健与柔弱虽然不同，却都以艳丽为共同标准。这难道不正像挖空凿山来雕琢脂膏、倾倒陆海而流出油脂吗？唐代温庭筠、韦庄被称为才子，而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反而不在其中，是因为他们独能写艳丽之作。伯憩铺陈华采、披露藻饰，艳丽才华尤其超过世人，有人却因为他的低回细语而轻视他。我认为伯憩真正欠缺的并不是这个。伯憩世代承袭功勋爵位，志向在于有所作为；陆机以没有继承兄长陆云而又逊色于陆抗为遗憾，谢灵运因祖德未能彰显而感叹一生的曲折郁结，他们内心自然各有根由。至于舍弃柔情而谈论正理，这并不是谢灵运、陆机所难以做到的。闺房中的粉黛、贤豪之士寄托的感慨，难道不是有望见暮云而生出京国之思、吟咏琼楼而兴起宫闱之叹的吗？《西河集》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五十九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题 题王文叔诗页子 文叔本人隐居，而他的文章在吴、楚诸侯之间纵横游历。吴、楚诸侯争相想要传布他的诗，于是刻印那些诗人们能够看到的作品，认为它近似襄阳。年轻时我曾和文叔一起研习写作，后来各自游散，彼此没有唱和，已经二十年了。襄阳少写七律，文叔偶然用七律向世人展示，并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从前我选编文叔的诗，世人争相诵读他的一百韵排律。近来文叔创作乐府诗一卷，凌驾汉魏。文叔并不缺少其他诗体，就像襄阳也未必少写七律一样。文叔难道仅仅是仿效安阳城楼诗吗？题宋拓《圣教序》帖 宋拓《圣教碑》，天下能够收藏的人极少，大概稍有残断便算佳本了。这一本钩画清秀锋利，风骨朗然，实在是神奇之物。使君是北平赵君赠送的。赵君说：“曾经从刘帅的幕府得到它；刘帅平定豫章，得到金虎符军，救活了两位儒生，儒生便把它珍藏起来作为报答。”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功德，活下来的儒生没有随军一同覆没，刘帅也没有让他们最终沉沦于幕府，都是有神灵相助。乙巳年二月某日。题《鸡山诸子五言诗卷》《越绝书》记载，鸡山是句践养鸡、豢养士人、谋划攻伐吴国的地方。徐生正我、王生子懐，曾与两个童君一起在这里读书，因而作诗抒发感慨。正我是我的故友伯调长君子，子懐也曾跟随我的故友来君，在北沙门下游学。童君在公明府任职，骏君止于进士，每每称赞他的族人二童君善于作诗，说他的诗文妍美可爱，确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近来士人相见，常常取诗文作为赠礼，全部诗卷太多，因此先录下五言律诗，权当粗布细绢之类的赠品。只是古人说五言古诗不可有律诗的气息，五言律诗也不应有古诗的气息，这种说法实在荒谬。五言诗起源于汉魏，逐渐发展到三唐，虽然称作律诗，实际上仍是古诗的归宿。能够写好五言律诗，其他诗体也就可以推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