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二十四

译《东嘉夏广秦诗集序》东嘉夏广秦在息县任丞，因为擅长作诗而著称，那么他不得志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从前我曾游历息县，息县的治理没有县丞，官署中的居处租给县丞，防备着县中百姓。广秦一见到我，便每天邀请我骑马出游县城，并为此赋诗。如今《莲渚续集》中所称的《松斋游防诗》，就是这些诗。当我在淮南时，淮南的许多名士常常替我谋划居所，我最终辞谢而离开。等到来到淮西，正是我想归去的时候，按形势本来就不可能在这里谋生，只好租赁县城中的房舍安身。这里又没有高山深谷、陂池丘园的胜景，没有声色、货财、珠玉、猎犬、骏马驰逐的乐趣，也没有从前戴凭、黄宪、陈蕃、周磐、袁闳诸名士来往标榜、借此成就声名的情形。然而我仍徘徊不忍离去，在淮西官舍居住了整整两年。议论我的人，有的说我的同乡难以相处，有的说淮西太守贤能，我与他互相依托而不忍舍弃，有的说我无处可归。却不知道我对广秦更有深厚的留恋；难道是广秦作诗果真有什么地方使我格外看重吗？然而我留恋到这种地步，他一定不是普通人，也不只是一个被我偶然见到的诗人。不过，广秦并不喜欢夸耀自己能作诗。子思说：‘厌恶文章显露出来。’正因为厌恶显露，所以广秦确实不愿意用文章让天下人看见自己。然而人们一旦见到广秦的文章，就会亲近广秦；正如我亲近广秦，也不是因为他的诗。不过，广秦擅长作诗，其中的情意，诗和文章确实都是不得志者所显露的端绪，而且是不能自已的吧？抑或戴凭、黄宪诸位先生，难道不是因为文章之外的原因才受到亲近吗？只是我是因为文章而亲近广秦，而我与广秦交游时，他所作的文章却几乎没有提及这些。广秦则不是这样。自从我到息县以来，他骑马游玩，在冰雪中来往，设宴饮酒、招呼宾客，没有不把相关人物逐一列出、把相关事情歌咏出来的。直到如今渡过淮河，悠然登城观览，凡是那些结伴驾车、传杯饮酒而一时令人喜悦的事情，都清清楚楚地展开在书卷中，读来便可见到。所说的《松斋游防》，不就是这样吗？这哪里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呢？那么即使说广秦未曾不得志，也可以。《长巷沈氏族谱序》黄帝、炎帝都是一姓的后裔，然而后代分别生育、分成类别；从大宗之外，有的以封地为氏，有的以居地为氏，有的以字为氏，有的以官职为氏，各自形成不同的姓氏，后来才以某一氏传承下去。于是也有姓氏相同而宗族不同的情况。秦、赵同出于嬴姓，但马服君之后的马氏，有时会与司马氏的马氏混淆。因此《唐志》记载氏族，只考察姓氏的起始，而不涉及后来形成的宗族。若不是善于编谱辨族的人，按年月考察世代，长沙的陶氏就会与浔阳的陶氏混为一谈，雁门的郭氏也会与汾水的郭氏相混。既不使近亲遭到亵渎，又不使远支被遗漏，这种情况实在太少了。本县的望族，要数长巷沈氏。他们的先祖由文昭公受封食采于沈地，后来迁居吴兴，枝繁叶茂。大体自宋熙宁年间起，其始祖兵曹公以兄弟父子相继考中进士而显名于当时，选择慈孤岵市附近居住，历经元、明两代，由武乐延续至今，凡考中甲乙科、通入仕籍的有二十余人。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及后代，世代更替而不断绝；其中同族兄弟共同荐举，伯仲相继中式，从侍御公以下，次序井然，清楚可数。世代簪缨，人才竞相出众，门第日益显大，可以说是兴盛了。沈氏族谱在明永乐年间已经辑录大概，到成化年间又续加修订，直到今天又过去若干年。度支郎沈振豪、文学沈以祉，辑录后来尚未完备的部分，溯源而疏理支流，传承谱系、表明世次，衡量校正得像用手指指点后人一样清楚，难道不就是这样吗？自沈自𡚒以来，到沈季这一代，春秋祭祀和事迹已经没有可闻之处。楚国有位姓沈的尹官，后来改为叶氏；闽人为避王审知的讳，南方的沈氏也有隐入其他姓氏的。这样一来，这个宗族虽然各有不同支派，离散也实在太严重了。如今向远处追溯吴兴的祖源，族谱亭左右难道能保证不被日渐侵蚀、流散漫漶吗？自从亲亲之道衰微，角弓诗便兴起讽刺，杜甫用‘不要嫌弃’来劝示族孙杜济，泉明赠诗给长沙从祖，甚至有人为昭穆相隔太远而慨叹彼此如同路人。本源亲情的关系，随处都可以看见。如今如果得到先人遗留下来的手迹、杯盏之类，必定感叹流泪，设法求得；得到之后便世代守护而不使失去，逢年过节开启观看，把它当作家中收藏的赤刀、琬琰。何况族人本来就是先人肢体分支而形成的呢？这样看来，看到族谱而触动追念本源的情感，也是希望后人世代传承而不至于坠失罢了。度支郎、文学先生在壬子年修订族谱，过了一年命我作序，谨作序如下。《虞氏族谱序》虞仲与泰伯同姓，但虞氏并不称吴氏。有人说，虞字去掉虍旁就是吴，江宁吴氏的根本本来就是虞氏；难道也是虞仲的后裔吗？虞氏的始祖是元代临川学士伯生公，传到第二代迁居他处；他的儿子骠骑公因明代靖难之事获罪，便把虞氏改为吴氏。在吴地隐居了若干年，到了弘治年间，有一位孝子在湖地估卖产业，想到家族的来历，慨然恢复虞姓；虞氏的衣冠世家于是延续了数代。考察邾国并入楚国后，去掉右边留下朱字；枣据因避仇而改姓棘。束晳是疏广的后代，他的曾祖因逃亡而隐去刑名；彭城左氏逃奔元魏，改姓员氏。这些人的子孙难道不能突然恢复本姓吗？只是他们迟疑隐忍，千秋万世以后，竟只在虞氏这位孝子身上见到恢复本姓之事；难道不是因为祖母哀怜他的志向，不忍心立即替他恢复虞姓吗？那么，返回自己最初的姓氏，是用来教人尽孝，同时保存其遗迹，也用来彰明节义。古来没有不曾改姓的人，然而史册谱牒记载分明，从未因此而混乱。如今同一姓氏世代相承，反而有人暗中窃取他姓为本姓。宋代争相崇尚谱牒，往往共同伪造谱籍：把一姓的始祖和前代贤人汇集在一起，却略去本姓之前的不肖者，盗取史书记载，伪造其形貌，加上黄麻紫篆、玉轴金签，又请朱熹、吕祖谦、文天祥、谢枋得等作序赞颂，著名姓氏几乎都是如此。这与奸生、亵渎之类的行为，以及冒充他人宗族而说成自己的宗族，相差有多少呢？可是如今人们买来这种谱牒，奉为世代相传的根本谱书；这就是表面上没有改姓，实际上却改了姓。都阃修订族谱，来问我应当说些什么。都阃勉励我，我也只谨慎说明哪些可以改、哪些不可以改罢了。

译《太仓张庆余诗集序》人与人相见却不能使人欢喜，不见也不能使人思念，这本来就不必说了。相见即能相互投合，一旦不见便产生思念，难道不是在普通人中也应当有超出常人的地方吗？而唯独对于尚未见过的古人，先有思念，思念到彼此投合才停止；这样才知道，不相见却能够相互思念的，这个人一定不在今人的行列之中。太仓张庆余从未见过我，却思念我。我的朋友南士曾带着我的诗游历岭外，庆余见到我的诗，更加认为我值得思念，于是挑选他刻印的《张子近诗》和《张子游草》两本寄给我，并且托我作序。我本来就思念庆余，等见到他的诗，更加想到庆余值得思念，正是如此。后来南士已经回来，庆余又写信给南士，反复恳切地请我作序。于是我感叹，庆余是不愿意把我当作普通今人来看待啊。庆余的诗，用经文作骨架而质朴，用万物作经纬而表明志趣；上可雕琢瑶玉，下可刻削梓杞，能够兼有潘安仁、谢灵运、陆士衡以及矜卓之作的优长。从前他游历淮西，常常带着自己的诗给人看，见到的人都以为是嘉靖、隆庆年间的作品。那么他的诗难道不是很容易超越今人的诗、接近南士所推重的古人吗？南士称说我同宗的名士，首先指的就是庆余。我看太仓吴学士的《晚记》，其中说在梁溪遇到吴学士饮酒，偶然品评人物，吴学士便说起他的乡里有像庆余这样好学的人。今人自视必定胜过古人，等到把他人拿来比较，又认为别人比今人高出十倍，仍觉得距离古人很远；贵远贱近，桓谭不是说过吗？南士和吴学士不愧为古人，而称赞庆余，则说他超过今人。我虽然没有见过庆余，但我思念庆余，正如我没有见过古人却思念古人一样；既然思念他而且达到彼此投合的程度，那么即使想不以庆余看待我的方式来看待庆余，又怎么可能呢？《何伯兴北游瞻云二草序》起初，伯兴拿出三个人的诗作，其中一人是徐君伯调，另一人就是我。我自己后悔文章粗疏草率而漫无条理，看到鬷蔑赎回已经流传之作，便惭愧得汗流满面。伯调的诗保存和毁失各半，而伯兴的诗直到今天仍可观，这说明他的才力还在不断增长。如今我长久避开世人，已经沉默模糊，与时俗相游，而伯兴也寄身于隐晦的行迹之中，二十年来不以诗文相互酬答。伯兴于是驾车南北奔走，在金台徘徊；回来之后，又慢慢放松缰绳，游于乌聊、白岳之间，凡是所感所见，便写成诗歌，取来讽诵。是什么境遇和时代使他的作品有了这样的进步呢？开元、大历以后，诗体周备而格调变化；即使才力所到之处不必有所增损，按照从前形成的基础，验证如今的新得，也会发现风气每天都在迁变。我长久以来自负有寻丈之才，近来比较自己达到的境界，却已经瞠目追赶不上了。伯兴有丘园隐居的乐趣，他的几个儿子都才华出众。我正与他的幼子名叫倬炎的作阿戎之游，而伯兴反而奔波南北，把志趣寄托在诗篇中，似乎也有不得已的缘故。可惜倬炎正在学习史学，没有空闲作韵语，而伯调已经去世，于是不能像从前那样共同谈论他的诗了。《淮阴蔡母徐太君八十寿序》淮阴蔡子是名士。老夫人在堂上，被称为贤德守节。过去我曾乘船渡淮，拜见蔡母，堂下的人纷纷传说道：蔡母以及蔡母的儿子，母亲贤德在于守节，儿子贤德在于善于奉养母亲。守节的人一定疼爱儿子，疼爱就容易产生骄纵，骄纵便不能侍奉母亲。况且蔡子是幼子，长兄和嫂嫂相继去世。假使按常情处置这种情况，能够有一个儿子已经是幸运了，又有什么必要不疼爱他？即使疼爱，又哪里一定能像蔡子这样贤能？至于母亲疼爱蔡子，我就不知道了。我曾看见蔡子奉养母亲，饮酒登高，每每低头察看日影，就像咬指而心有所感的人一样，踉踉跄跄辞别归去，而家中侍奉晚餐的人已经在帷幕之内等候了。每逢宴会歌唱，一定唱道：‘枯鱼衔着绳索，过不了多久就会腐烂；家贫亲老，不能选择官职，什么官都要出来做。’我曾听到这歌而感到悲伤。如今母亲以八十岁举办寿辰，我也拿着一杯酒，随着淮阴诸名士，在后面拜了两拜进献，恍然说道：‘这难道也是蔡子奉养母亲的一种方式吗？’人们只知道以显贵使双亲荣耀罢了。蔡子成年时便负有管仲、乐毅般的声望，天下贤士、豪杰、长者都愿意来拜见他的母亲；而且一时之间，人物品评都归于我平子，甚至有河汾之学的传授，有人到玄亭来求教文字。如今宾客们登阶趋走、来往纷至，盛况如此。人的长处并不会凭空增加，短处也不会凭空减少，关键在于自己。大风在千仞高空中摇荡，巨大的羽翼能够承载它；在浮游的水波上舒展浩然之气，大船也可以运行。说到利益和禄位由上天赐予，只有母亲贤德，才足以获得长寿；只有蔡子的孝行，才足以使亲人长寿；在这里似乎又有上天保全成全之处。凡是母亲享有这样的年寿，都是母亲爱护儿子的年月，而如今也成为蔡子奉养母亲的年月。奉养母亲的年月能有多少呢？从前有人愿意做长子，为什么？回答说：‘因为侍奉双亲的日子较长。’如今蔡子只是幼子，但蔡子以幼子的身份做了长子侍奉母亲的事；而幼子竟能以长子之道侍奉母亲，并且长久如此，难道不是上天安排吗？既然说是上天安排，那么上天用来报答、施与贤德之人的东西，难道会有穷尽吗？不过，如今人们称赞蔡母贤德守节，已经进一步称她为长寿的母亲了。

译《茅夫人生日序》《关雎》讲妇人的德行，史克歌颂鲁僖公，也把根本归于能够相配的夫人：一方面是贤良的妻子，另一方面是长寿的母亲。一定要像《戴记》所说的‘内言不出’那样，实在是迂腐的说法。茅夫人，是朱子揆叙的配偶。揆叙与我是朋友，我了解揆叙，因此也由此知道夫人的贤德。只是我私下认为，揆叙虽然做官已久，但面貌年轻秀美，还只是壮年罢了。到如今夫人说自己四十岁了，那么由此可知揆叙已经超过强仕之年。揆叙并不是生来就显贵的人。他虽是世家子弟，家门显赫，却年少时生活贫困，犬人也曾在其中辛勤操劳。不仅如此，揆叙才华出众、学问深厚，却在仕进方面屡受挫折，身穿牛衣哭泣也不止一次。夫人安慰勉励他，使揆叙终于忘却困顿，并且发愤取得功名。能够安慰人便能引导其情志，能够勉励人便能激发其志向，夫人是多么贤德啊！世人记述妇女的闺门德行，若说容貌，便说她有‘蝤蛴、瓠犀’般的姿态；若说功业，便说她有织锦刺绣的奇巧。又吟咏柳絮来夸扬才华，歌咏《鸡鸣》来铺陈德行。然而这些说法往往并不符合实际，哪里有像夫人这样真正具备美好仪态和高尚德行的呢？对她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称颂她也正有可称颂之处。况且揆叙是个孝顺兄长、友爱弟弟的人，年轻时外出求学，长大后又外出做官；他能够往来交游、自得其乐，不必为早晚侍奉双亲而忧虑，这正是夫人的孝行。揆叙孝敬母亲，夫人便孝敬婆母；揆叙友爱兄弟，夫人便与伯伯、叔叔和妯娌们协调相处，使长幼前后都和睦。我曾在山阳官舍见过夫人，她亲自过问柴米盐酱等家务，心里忧虑，而家人却不能体谅，每每使她叹息变色，就像乡间田野中的长幼彼此安处而不以为怪。她本是世家子弟闺房中的秀美妇人，又处在官舍蓬岛般的环境中，却仍然不忘这些琐碎劳作，竟能如此。如今揆叙已经任吏部官员了。从前山涛还穿布衣时，和妻子韩氏共同过贫困生活，所以直到今天称赞贤妇人，必定说‘山妻’。揆叙不愧于山涛，我也不愧于嵇康、阮籍一类的人，夫人难道会愧于山妻吗？只是山涛四十岁才任郡主簿、功曹，而揆叙已经先任吏部官员，那么他四十岁以后所担任的官职，也就可以想见了。《吴母黄太君寿序》本县称为贤母的，要推吴母黄太君。今年太君七十岁。太君既贤德，又长寿。年轻时我与太君的嗣子西美订交，曾在庭下拜见他的先父鸿胪公，因此得以拜见太君。我私下感叹，太君性情柔顺和婉，容貌和悦温厚；侍奉长辈合乎礼法，管理下人充满慈爱，即使抚养奴仆和幼童，也都有法度。真是贤德啊！大地凭借柔顺而获得安宁，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西美又善于侍奉太君，无论洗涤、膳食还是供给厚薄，他的奉养一向如此。后来他曾在艺林中徘徊，希望得到任用，却又像江革背母那样随母亲居住山中；等到从容回到乡里，也不忍割断衣袖离去。直到如今，他的弟弟君国在国学读书，接受公府征辟，仍然留恋北堂，兄弟二人都在母亲身旁。我听说李司隶是刚强坚毅的人，他所敬重的三位君子是定陵陈稚叔、颍阴苟淑、长社钟皓，都是以淳厚谨慎著称。吴氏家世淳厚谨慎，作为衣冠世族已经延续百年。树木不能滋养树木，水却能滋养树木，这是逐渐滋长；金不能熔化金，火却能熔化金，这是积聚到一定程度便显现力量。太君以贤德辅佐并承继忠厚的家风，西美兄弟又能退处守居，承接太君的志意，滋长日渐有序，又加上积累深厚的力量，正如金属在炉中跃动、树木在庭院中繁茂。有些人家声暗昧沉滞，没有人能够自行使它光大；即使稍稍凭借前代的余绪，有时又遇上兵乱，也不能安享和谐富裕的生活。如今太君设寿宴于堂上，陈列酒浆、馈赠和礼篚，宾客、朋友、姻亲、戚属驾车而来，车马络绎如流水。观看的人啧啧称赞，转相说道：‘哪里能得到像太君这样贤德的人？即使只求像太君这样长寿，又哪里能得到？更何况像太君这样使前代丰盛、后代富裕而美好呢？’正因为贤德，所以长寿；正因为长寿，所以所享有的福泽完整，所创立的家业深厚。这样看来，贤德是长寿的根本，长寿是贤德的验证。我甡生得晚，不能了解太君全部事迹，但能称述太君的人，没有谁比我更合适。所以当时的亲朋都把姓名列在寿幛上，请我来书写。至于贤母的盛德，宋代早已有所称述；尹和靖的母亲希望儿子善于奉养，而不希望只靠俸禄奉养，太君也具备这种德行。只是太君的几个孙子已经有超群出众、奋发兴起的人，将来他们或许会成为陈群、荀彧那样的人，以功名报答太君，这就不是我现在能够知道的了。《新安王太君八十寿序》上天把德行赐给人，也把名声赐给人，又不吝惜把长寿赐给人。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报偿。有德之人，如果没有长寿，就没有办法享有这种名声；那些窃取名声的人，如果不能长寿，又凭什么同有德之人区别开来？所以说：假使周公只是居留在东边，而新莽没有最终摄政，那么周公就会成为小人，而新莽终究会被认为是元圣。新安贞孝王太君，是张氏的母亲。她本姓王，嫁给张氏后守寡。当时她居住在王家十九年，嫁入张家才四年。过了五十年，才把婆母的神主祔祭于堂上，在内室抚养继子。崇祯十六年，朝廷旌表她为贞孝。直到今天，她的嗣子已经在乡试中举，又过去十多年了。未亡人如今八十岁，在堂上设置寿宴，持杯祝寿的人在前，称颂祝福的人在后，可以说是幸运了。然而仍有人为她惋惜，认为太君不容易活到这个年纪。如今那些通宵游乐的人，厌恶早晨的鸡鸣；那些哀叹白昼短暂的人，悲伤寒蝉的鸣叫。其情怀各不相同。太君以八十年独居守寡之身，经历了八十年春秋更替的漫长岁月。《诗经》说：‘夏日漫长，冬夜漫长’，是说时间长久。太君也是不幸而被上天赐予贞节，又被赐予寿命。然而假使太君当时怀有这样的大节，即使立即随从夫君于地下，天下又怎会知道有像太君这样的贞孝之人并不如此呢？而且她的大节已经彰明，并不需要借助寿命来证明。一个有德的人没有得到旌表，或者得到旌表却不能长久流传，又怎么知道凭德行得到名声、凭名声得到长寿，能够像太君这样彰显而显赫呢？周公确实是圣人，即使留在东边尚未返回，也不妨碍他成为圣人；新莽确实是伪诈之人，即使摄政而未能实行其事，也不能掩盖他的虚伪。然而上天一定会明白地使真伪显现到这种地步，这是行德之人必然得到验证的道理。这样又有什么可怀疑太君能够长寿的呢？《西河集》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二十六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三）

译《沈肯斋典试江南序》今天子在位十一年，朝廷大臣请求确定各省主持乡试的官员。天子想到东阁、制诰等内廷史官携带笔墨、辛劳工作，应当参与预先选拔任命；这一年又因为各位内史正在纂修书籍。先皇帝实录已经修成，于是在慰劳赏赐之后，按照惯例分派沈子肯斋，获得江南乡试主考官之职，这实在是格外的任命。此前接受简命时，他拜受诏命便上路，既然已经引嫌避讳，而交游亲密的人又有设宴送行、馈赠礼物、作歌赋诗来记述这件事的。肯斋一概屏退，匆忙乘驿车上路。事情办完后，江南士人聚集欢呼，纷纷称赞公正明察，都说天子任用了合适的人。庆贺之后，内外远近的人立刻起而诵述，准备汇集他的文章，并推举我作序。我想，大丈夫一生不能做到宰执，能够担任主持考试、评定文章的官员，也就幸运了。手持衡量文章的标准，眼观天下士子，取天下文章而升降评定，如同斧头衡量木材、权衡器校准物品，这已经够快意了。何况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像在舂山搜寻美玉，所得无非上等人才；而且考取与落第都有事实根据，足以洗刷从前时运反复、贤才屡遭埋没的说法，这不是太能说明问题了吗？有人说：肯斋能得到这个职位，并不容易。肯斋的祖父曾在故明万历丁酉年凭应天乡试榜，作为国子监生入选；他的外祖父姜大宗伯则在万历甲子年曾任江南主考官。肯斋认为这是先人发迹之地，更应当勤勉谨慎；况且外祖父也担任过这一官职，自己一定不能辜负才学和选拔，希望前后两代相互辉映，称得上接踵而来；何况鬼神也时常会有所安排。文运将要兴盛，确实有造物主在其中运行，仿佛开启他的心胸，扩大他的视野和听闻；而我唯独认为，他一生有这样的厚幸，天下的事情难道会是偶然的吗？从前刘真长任丹阳尹时，曾在防事前种柳树；他的孙子刘瓛后来又来到丹阳，袁粲指着防事前的柳树，认为这是再次见到清德之人的证据，因而感叹不已。汲长孺与外孙司马安一同任洗马，世代相继而有清亮的节操，肯斋又怎么样呢？肯斋把录取的文章捆扎起来带回京师，将在朝廷上公布，用来作为典范；又要把祖父祭祀于棠邑，亲自渡江到祠堂下撰文浇奠。姜司谏曾对我说：‘当年先宗伯主持考试时，肯斋还未满月，尚未命名。宗伯替他命名，赐给他一只银鹅，并且说：“如果有人继承我主持文章考试的事业，那就是这个孩子了。”唉，他早就预言到了。’ 《送夏少尹迁西和令序》从前子游任武城宰，结交澹台子羽，那里的人情风俗便受到教化。汉代颍川太守韩延寿召集郡中长老，设置酒食，常常同他们讲论政事，百姓便争相爱戴他。士人出仕于某地，看到当地贤能的士大夫，就不会同他们疏远；家家户户的老人、男子、女子和孩子，也不会与他们结怨发怒，那么当地政治如何，也就可以知道了。广秦夏君以司刑官的身份来任息县少尹，他做少尹实在是不得已。少尹没有别的事务，又加上是不得已而来，每天同县中的士大夫交游饮酒就足够了，哪里还用问什么治理政事呢？可是广秦本来并没有刻意治理，而政绩却成就了。县中应当兴办的事情，他尽力兴办，即使像剜自己的肉、损伤自己的肌肤，也不顾惜。客人来到却没有酒可买，他便典当衣服。县中应当裁断的事情，只要不是必须由县令亲自裁决的，他都全部裁断；即使对自己没有好处，也仍然裁断。他只知道百姓的需要，从不考虑自己的后来。庚戌年，考察选拔小吏中有政绩声名的人，于是认为广秦能干，升任巩昌府西和县令。他将要出行时，县中贤能的士大夫和家家户户的百姓都出城，在朝阳门外设宴送行；有人挑着酒瓶、提着酒壶，攀着车子相送，好像都不忍心让他离去。我漫游汝南，在路上为他送行，看见各位士君子和附近百姓都在那里。我回头说道：‘这就是广秦治理政事的方式吗？’古代著名人物和通达之士很多，他们出仕时往往不愿意以守令为满足，所以凡是出来做官，大多饮酒作诗，登高临下，尽情享受游览娱乐的乐趣；即使所到之处不得意，最终也不会荒废政事。怀县有诗，高阳有酒，下至武丘的歌伎、环滁的亭台，都是这样。这是因为没有故乡亲友那种使胸怀空旷的情趣，必定就不能再次为事务烦扰。事务不烦扰，所以百姓和睦；百姓和睦，所以政事清明。这不必说县中的贤士大夫以及长年父老、有见识有操行的人，都能有所资助；正因为胸襟浩荡洒脱，所到之处没有阻滞，自然足以承担大事而不致混乱。广秦以宽阔疏放的胸怀，处在无事可扰的地方，又有贤大夫、士人同他游乐，更有淮闾、汝濮的山林陂泽来助长游赏之胜，难怪他的政绩能够成就，百姓能够和睦。如今广秦要出发了，西和县的山中有仇池，山路曲折盘绕，几里便转一个弯，是氐、羌人聚居的胜地。下面有飞龙峡，从前杜甫曾寄居在那里。我这个厌倦游历的客人，不能再越过秦陇去求取一处筑屋之地，但华山、渭水之间，难道没有像这里一样可以让良民秀士从容游饮的地方吗？将来政绩完成而离任时，他应当知道人们为他设宴送行的情形，不会超过当年朝阳门外的场面。

译《赠汝宁金太守补任扬州序》我离开汝宁的第二年，汝宁太守金君按照任满俸满的惯例升任诸道副史。他的弟弟方伯任藩司，河南方面的金君因避嫌请求辞职，于是到第二年十月补任扬州太守，算起来他担任太守已经十六年了。太史公说：‘做官，是为了使子孙长久受益。’这说的是世代相承的优厚安逸。后世铨选制度迟缓滞塞，郡县官员遍布四方，升迁次序层层积压，既没有增加品秩的荣耀，也没有高车大盖、加金赐紫的特殊待遇；反而吹毛求疵、寻找瑕疵，务必要淘汰，以稍稍疏通壅塞。能够不至于早上升迁、晚上便离去，就已经幸运了，哪里还敢问任职十六年之久呢？然而有人长久处在这种职位上，仍把官署当作传舍，只因陋就简，做些应付朝夕的修补工作，能够从容谋求长久治理的，也很少。我不知道金君守扬州会怎样。只看他治理汝宁时，汝宁本来已经疲敝，而金君以仁惠的政令使百姓休养生息，家家户户都把百姓视为天下最仁厚的长者。他自己说：‘治理政事，只是去掉过分的弊端罢了。’然而纲纪、条目中废弛的，他都加以整顿；不设置城府般的隔阂，不故作深沉，柴米盐酱等琐事也亲自处理；向属下询问利害，属官、曹吏和办事人员中有通达治理的人，便按次序召来询问。我曾在夜半跟随他进去，看到他退食办公的厅堂，烛光映照着窗户，重帘自然垂下，金君亲手核对文书，专心不懈。有人说：‘开垦荒废的土地、招抚流亡百姓，是金君的政绩。’他兴办小学，便供养贫寒而有经学才艺的人，在其中教授学生；客人投奔他的治所，就像来到同舍居住一样受到接待。然而凡是陂塘、桥梁、城郭、馆舍、公廨，逐渐都加以修筑；又不另设畚箕、担运之类的费用；按照旧例本应收入羡余、繁琐细碎的事项，也全都停止而不追问。人们所看到的他治理汝宁的政绩，只不过是其中十分之一罢了。这样看来，他守汝宁十六年，却仍然像只任职一朝一夕那样精勤振作，正是如此。不忽视事情的最后，也就不会遗漏事情的开端。补任扬州虽然只是暂时的，但他对待这件事，就像早晚都如此已经十六年一样。从前太守政绩优异，可以不受任期限制而升擢，所以能够安然久任。如今不论早晚便被罢免，即使像金君这样迟久任职，所升迁的也不过是诸道副史罢了，可是他仍然磨砺洗濯自己，保持这样的勤勉。扬州是东南都会，古来称为重镇，没有哪里超过它。如今军务纷繁，常常担心在盘根错节的事务中没有时间休息。从前有人任汴州刺史，发河南诸道兵去征讨河朔盗寇，往来奔走，却仍没有失去抚慰百姓的职责。《礼记》不是说过吗：‘一张一弛，是文王、武王治国的道理。’如果能够在紧张之后使它舒缓、在舒缓之后重新振作，那么即使把天下的长者转化为神明般的治理者，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来氏论表策世业序》韩退之自己说，参加礼部考试时，勉强振作精神作文，文辞像优伶和俳优所作的文章。欧阳永叔给人写信说，自己年轻时参加进士考试，常常钻研被虫蛀坏的经传，把那里的文字移来补到这里；可见后来经历了许多改变，才终于有所成就。凭他们二人强劲的才力和深邃的思想，按照自己所学的发挥，本来应当没有不能得到主管官员认可的地方。可是他们却违背本心、拂逆志向，把平生所学大加贬低，只求有一次符合制举文章的要求，这实在说明制举很难应付。虽然如此，必定是因为上面的主考官不按照所学来选取下士，而下士也不按照所学来应答上官，所以才会这样。假使韩子做主考官，而欧阳子参加进士考试，他们二人就早已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近年来，我的同乡三峰先生凭借家学出身，从童子科到乡试解额，大体没有不以自己所学应对主考官的，而主考官最终也确实凭他的所学录取了他。我曾退下来反省自己，在参加考试时，未尝不是认为自己的学问足以取得功名。后来又说：‘这是因为我年轻，涉世未深，不足以成为法式；或者稍稍自我删削琢磨，希望能更加合乎要求。’又说：‘这也未免太迁就了吧？何必如此！’我正是因为这种想法而被拒绝，已经多次了。三峰先生每次作文，都无所顾忌。唉！大丈夫贵在自得。董仲舒没有用天人之学来自我陈说，他流传下来的，不过是《玉杯》罢了。司马长卿如果不是在受到召见时为天子作赋，那么《子虚赋》中的言辞几乎不能自我成全。他一时应世而作的文章，又何尝不是平生所珍重的呢？如今三峰先生的曾孙元成，也凭家学出身，在乡试中举，并以进士之名闻于天下。他得到主考官认可，是因为符合自己的所学，而主考官也终于没有因他的学问而错失他。现在他准备把三峰先生的制举文章与自己所著文章汇编在一起，形成一家之言，题名为《论表策世业》。元成是我的朋友，所以托我作序。因而想到，我读三峰先生文章时，曾感叹韩子、欧阳子都不幸而没有遇到知己的主考官；等读到元成的文章，又认为从今以后，再不会有韩子、欧阳子所感叹的事情了。如今制举已经废弃很久了，只应当说董仲舒、司马长卿能够在当时充分表现自己，这就是从制举中获得成功的明显证明；至于成为韩子、欧阳子所感叹的对象，那只是没有从制举中获得成功者的个人心情。天下的事情，又哪里用得着考虑我的个人心情呢？乡里的前辈曾说：‘先生参加诸生考试时曾经考取，后来又失去机会，而他最后竟然以乡试中式的身份终老。’元成从小便命运乖蹇，参加考试就常常受到主考官困厄，得失反复多次；但他终于坚忍不拔，成就了自己的名声。他的制举文章究竟怎么样呢？

译《海宁吕觉我先生传序》我年少时学习《四书》的训解，老师说：‘这是海宁吕先生的书。’长大后学习制义，赴考时，因而得以跟随兄长学习海宁吕雍时所编录的行卷。兄长说：‘雍时，是吕觉我先生的曾孙。而在此以前，本来没有行卷这种东西。坊间刊刻的只有闱卷，把乡试和礼部会试合在一起；礼部参照小试官分帘二十房的制度，各自记录所选士人平生所作的文章，每房二十篇。先生仿照这种体例，又加上乡试名行卷，并且把各次试卷仿照闱卷一并收录。所以如今有试卷、有行卷，是先生创立的。’我起初接受乡试解额时，认为先生一定属于新安一派；听到这番话后，又认为先生兼有石篑、震川诸位先生通过制义取得进身的长处，却没有想到先生并不是这样。兄长说：‘这怎么能知道呢？李唐以六韵诗取士，和八股文取士相类似。然而擅长六韵诗的，有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其中最优秀的也是他们。唐代以六韵取士，却偏偏错过了孟浩然、李白和杜甫；如今以八股文取士，反而错过了先生。这难道是先生的八股文还不够精工，而李白、杜甫的六韵诗还不够好吗？只是得失的命数不同罢了。’所以先生每次考试都多次在县中名列第一，曾经两次成为十县之冠；被推荐参加乡试，却又落第。他三次接受使学的聘任，主持各直省的衡文考试，先后到过南直隶、楚、豫、豫章、齐鲁、东西两粤、八闽，共计天下八处。凡诵读过他所录取的文章的人，都佩服他的教导。从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直到现在，年数大约五六十年，他才艰难地考中一个进士。然而，既然他艰难地考中一个进士，而天下谈论六韵诗的首先推重李白、杜甫；天下诵读八股文的，仍然首先推重先生。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有所获得的人未必不会失去，而有所失去的人也未必终究不能获得。癸丑年冬天，我远游归来，距离当年接受先生教诲已经三十多年了，而雍时送来了先生的传记，嘱托我写序。雍时手持笔墨，继先生之后在文坛崛起，他所写的制举文，又怎么会比先生差呢？然而他仍然抱着遗志直到老年，认真编辑先生的遗书，以补足其中的缺失。我到这时才知道，先生本来应该得到却没有得到功名，大概正是常有的事。先生的门生遍布天下，当时在浙江做官的人，从三台使君以下直到郡守、县令，都是先生的门下之士。因此，这篇传文是黄公石斋所作。石斋，就是先生在八闽主持考试时首先录取的人。只是先生自己珍惜所著的书，除《四书五经笺解》以外，他所著的书并不止《四书五经笺解》这一部。然而先生尤其留意疏解。传记说：“先生去世以后，有个叫许生的方士接受了许旌阳的符箓，扶乩降神，把坛场藏在紫防山中。先生凭借扶乩降临并停留在那里。这样扶乩三年，先生后悔过去所作的疏解不恰当，借助乩笔每天修改十多篇。过去所接受的《四书》疏解，就是他修改过的书。胡匡嵓说：‘苏东坡说，他曾梦见杜甫，杜甫亲自解释自己一生所作的诗。诗人如果能够流传后世，就不必因为违逆时俗而把自己的作品藏起来；而替他传播著作的人，也不因其中有违时之处而为他避讳。这样一来，这个人的神明就终于与所流传的书始终相随了。难道只有先生如此吗？’” 《榕台集》诗序 自从宋代有人创作集句诗，选取前人的成语，把三句拼接成四句，改换组织安排，后来盲目模仿的人很多。这就像建造凌云高楼，椽、柱、梁、桷各有规定的尺寸，于是按部就班地取材，合起来作为一家建筑之用。掌管欧冶铸剑的人，在堇山购买金，在耶溪开采铜，融合阴阳燥湿的精气，经过变化呼吸，然后铸造成莲鈲、花锷一类的器物。大概凭借自己的敏捷，取用他人的材料而综合贯通，要做到这种境界是很难说清的。榕台李都官的诗和文章，往往都写得精工，集句诗是其中一种。即使谈论集句，偶然有所感触，有所记忆，杂取组合而成，也不过是暂时的创作罢了。榕台所集唐诗达到千首，已经很令人惊异了；又搜集新奇巧妙的句子，配合得精当卓绝，即使让子瞻执笔，而鲁直、介甫在旁边编纂辑录，也没有超过他的地方。榕台究竟凭什么能做到这样呢？有人说：集诗有两条道路，一是诗学，二是诗心。榕台的学力精深，近来没有人能比；对于唐诗，就像黄昏时分对于食物、清晨对于衣服一样不可缺少。这种所谓学问，同仅仅爱好学习、苦心思考而真正懂得其中意义，是截然不同的。难道不可以从各种文集中看出来吗？把经史和诸子汇集起来写成文章，有的作传，有的作记，有的作铭，有的作诵，必定要贯通于心思，通达于志气，这才叫作集。况且做买卖的人，闾巷之间只是勤勉交易，争执不休罢了。推而广之，在三条大道、五都的街道以及四通八达的道路之间，都有条理和贯通的规则，然后商贩往来奔走，各自拿出盈余来交易财物，繁盛热闹，仿佛有王府的关石替他们制定公平的标准。直到今天，北方人仍然把这种地方叫作“集”。这样看来，所谓“集”，也不过是把学问中由心而发的东西汇集起来罢了。凭榕台的学问和胸襟，即使不写诗作文，他写诗作文，即使不作集句诗，我仍会认为他编纂安排的技巧、拿奇异多余的材料来游刃有余地运用，是不可估量的。何况他所集的诗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

译《王自牧集杜诗》序 从前我孤身游历，无事可排遣，曾经创制过翻诗的方法：取前人的一首诗，把字拆开，从其中挑出可以押韵的字，调节平仄使之相合，使各句辐辏相接；已经相连的就不再重复相连，已经成对的就不再重复成对。否则就再取前人的长律诗，把句子划分上下，上句由我应答，下句由我呼应。只是我最终没有真正写成集诗的人，因为一向善于排遣心情的人，大多集取前人的诗，穷尽对偶和骈俪，回环往复，各自把技巧发挥到极致。不但我不能仿效，即使仿效了，也必定不能与他们并肩，所以便彻底放弃不做。等到读了自牧所集的诗，才感叹从来集诗的人远远不如他。自牧的遭遇大体像杜甫，所以喜欢集杜甫的诗。当他眼睛有所接触、心意有所感发，或者朋友有所譬喻，登临山川道路、园林楼台有所观览时，我想说的话，杜甫已经说过了。只是担心杜甫的话太单一，于是再加以重复；已经重复的，又继续改换重复。就着他的意思而得到他的句子，句子存在于意思之间；就着他的句子而又得到他的意思，那么意思还同时存在于句子之外。难道不会有时代、地点、人物以及来往眺望相互符合的时候吗？即使时代、地点、人物以及来往眺望并不相符，也可以把那一方比配这一方，把这一方配合那一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不懂的人会惊叹杜陵的诗内容广博，认为人所应有的内容，他未必没有，却不知道其中剪裁编纂的妙处。这就好比工匠把楩、楠、杞、梓等杂木制成器物，经过浸润、洗涤、磨砺；不会有人因为寻找器物，仍然回到山林泽地去找工匠所用的木材。又像刺绣的女子倚着绣床，抽取青、黄配以紫、绿，把丝线穿联在五色丝组之间，有时绣成规矩圆方，有时织出图案文字，把天地的技能、心智的巧妙发挥到极致；若还说只有亲自采桑的妇女，才有能力经营蚕茧、缫丝和驾驭织机，并且可以据此争得声誉，那就不合道理了。只是自牧虽然远游，也未必有事情需要排遣；前人借排遣心情而作集诗，今人即使无所排遣，也可以超过他们。假如将来我所创制的各种翻诗方法有幸流传人间，那么世上难道不会有相互学习、不断超过前人，像集诗者那样的人吗？那样的话，我又有什么需要排遣的呢？《中州吴孙庵词集》序 今人未必不能胜过古人；但现在的人若有说自己胜过古人的，世人便讥笑他，不只是讥笑，还要跟着嘲弄、责让他。即使幸运地遇到理解自己的人，认为这个人确实能够赶上古人，世人看待他仍然与看待一般今人没有两样，都把我当作闾巷中的普通人看待；由此可知，我本来确实不能赶上古人。而我看待今天的人，也不敢认为自己超过他们。这难道是我的见识不能超越今人中那些庸常浅陋的人吗？还是天下果真没有人能够配得上古人的贤名呢？像我看见吴君，却不是这样。我初见吴君时，只觉得他是个普通人；后来知道他不是普通人；再后来又赞叹他可以赶上古人。只是成为古人容易，成为今人却难。古人只传一种文体，如今却必须在各方面具备古人的长处；具备形式却不具备优点还不行，如今必须既具备形式又具备优点。古代有诗而没有词；唐代既有诗也有词，但有些诗人没有词；宋代则有词而没有诗。如今有诗的人必定也有词，即使不一定样样都好，却也未曾不以达到优秀为目标。吴君擅长作诗，又用余力作词，词也写得好，因此我替他写这篇序，并记下我能够遇到古人的缘由，就是这样。至于以词流传后世的宋人，如张先、秦观、周邦彦、柳永、晏同叔，都不擅长其他文体。欧阳永叔、苏子瞻，就已经擅长其他文体了。欧阳修的词不比张先差，而小孙不如秦观；苏轼则竟有人站出来讥刺他。吴君虽然选择了更难的道路，但怎么能断定难的就一定不能胜过容易的呢？《云间蒋曾策诗集》序 从前作诗的人，曾经有人提出正风、变风的说法。正风占十分之一，变风占十分之九。大概记述太平治世的诗少，而忧患离乱的诗多。因此，幽王、平王以后作诗的很多。可是论说者又说，自陈灵公以后，变风就停止了。陈灵公时的政治，比古代更为混乱；然而却又没有诗，这是为什么呢？从前天下作诗，向来就很少。崇祯末年，谈论帖括的人很多，诗却写得不好；但也没有人正正经经地谈诗。华亭陈卧子先生于是和他的同党谈论诗歌。当时先生在我们的郡漳州任职。黄宗伯经过那里，和本郡士人一起登会稽山。只是座中没有一个人能作诗，即使后来另行索取，座外也没有能作诗的人。当时我私下观察，先生座中有一个所谓“杜陵生”的人，先生常常指着他，称赞他能作诗。不到十年，郡中因为诗歌而同人争论长短、高下，互相诟骂、攻击、辨析，像市场上的争吵一样喋喋不休。到现在，又过了不下十五年，郡中谈诗的人仍然很少；即使从前不停争吵辩论的人，也渐渐承认自己不敏而退去了。诗这种语言，开始于心志，发而成为言辞；心中有所存在而不能表达，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内心郁结而不得不发泄出来。这就像水气蒸发于锅中，又像火焰被压抑在陶器里；然后才发为言辞，而且又担心它被才华损害。否则，就担心它违背事物的本性。再否则，所防范的就不是文章，所表现的也不是意义。它所防范和表现的，是意义由文章产生，文章凭意义运行。过去所作的不违背事物的诗，衡量事物、类别和事情，没有诡诈谋算，不足以称为风诗。既然足以称风诗，就要如锥角般精刻，如绳悬般连缀；这并不是温和平正的教化，也不是宽容美好的气量。到了这种程度，也就可以了；再追求就超过了限度。又有人认为它还没有达到宫调、征调的极致，于是琴弦不能歌唱，磬石不能应和；调子粗劣，声音讹误。由此，天下能够做到这种境界的人就很少了。我过去结交杜陵，喜爱他说诗，但彼此不相见已经将近十年。如今既见到杜陵，又读了杜陵的诗，称赞其好；等到读完之后，又读杜陵之子曾策的诗，又称赞其好。天下盼望太平已经很久了。政治发展到极治时反而陷入混乱，却没有诗；有时混乱渐渐转向治理，又会有诗。然而，天下人必定不能做到的事，杜陵父子却独能做到。这难道是华亭一地的文物风气本来就特别吗？还是陈先生的教导从未改变呢？还是杜陵生的家学本来就有深厚所得，所以才使他这样呢？我听说《离骚》的兴起，与《风诗》相去很远。论说者又认为，变风停止以后，实际是《离骚》继承了它。《离骚》的文辞幽深诡奇，但旨趣并不淫邪；文章奇特，而才情可以用来抒发怨愤。过去杜陵称赞我的诗，说情感和文辞流丽，有些像《离骚》。我也认为杜陵父子寄托于事物、纵情抒志，大的方面得到正道，那么次一等的也不会失于王褒、刘向一类人的水平。《离骚》是变体诗，但变化而不失其正，所以正风的变体后来诗亡，变风的变体后来《离骚》也亡了。这样说来，曾策也只是守住了那不变的正道罢了。

译《毛稚黄东苑诗钞》序 《东苑诗钞》是稚黄诗集中的一编。稚黄编纂文章并不只用一种体例，时间也不完全相同，大都各自表现不同的旨趣；这篇以“苑”为名，是为了标明居住的地方。稚黄在东园读书。东园就是宋代的东苑。东苑的诗中有“城东东苑，潮鸣寺”这样的句子；那里风物萧疏淡远，人习性朴实，可以寄托怀古之情。稚黄喜欢那里，所以他的诗并不全是描写东苑；但凡是为东苑创作的诗，就以东苑为名。稚黄通达诗学，能够精细地考辨《风》《雅》，深入分析细微之处；总的说来，他的才分卓绝，足以神妙地运用各种法度，并凌驾于成法之上。因此，他随着境遇所得，驱遣各种题材，虽然体裁并不一致，情感却都能安顿妥帖。沈约称王筠的诗“像弹丸一样脱手而出”，并不过分。古文耐于创新，不喜欢沿袭；每有寄托，必定因事物而造设情感，依时势而安排防范，不随人曲从，也用心斟酌增损，使读者能够进一步看到他所存的志意。只是前人多说苦心吟咏，即使偶尔著书，也常常闭门深思，连庆贺、吊唁、应酬等事都搁置一旁，笔墨所写不过裁成数篇罢了。如今稚黄卧病多年，经历盛夏仍穿着厚皮裘，口中说话低哑，而他集中各编分班列部，早晨完成、晚上便能遍及各处的作品，竟然清楚整齐地呈现出来。如今的人不如古人，难道他们也曾诵读过我稚黄的诗吗？《历下张童子集》序 我和张黼在淮河一带相遇。张黼是世家子弟，他的祖先曾任相国，且有文名。张黼的文章足以继承这种家世，并不辱没世家子弟的身份。然而我这里只为张黼所作的文章写序。等读到张黼之子童子的文章，才知道张黼又是能创作这些文章的人。童子也继承并发扬了这种传统，更加不辱没世家子弟的身份。奇异啊，他们相继而能写文章竟然达到如此程度！古人说过：“醴泉没有源头，芝草没有根。”难道真是这样吗？我同杜陵生友善，他的次子就是圣童，如今已经长大了。我常常想起这个人，也想询问他的文章。张子是杜陵的朋友，张子的儿子也正是杜陵儿子的朋友。读童子的文章，就像见到了杜陵之子；如同见到杜陵之子的文章。奇异啊，他们朋友之间相互契合而又都能作文，竟然也达到这种程度！童子几个月就能认识字，几乎没有几年便能作对属文。将近十多岁时，文集便编成了。这些方面，都和杜陵之子相继相同。照这样发展下去，便不敢估量了。奇怪啊，我不能用估量张子的标准去估量他的儿子，又怎么敢用不能估量杜陵之子的标准去估量童子呢？《西河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二十七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四】《道墟十八图咏》序 我年轻时和章君含可一起在小试中受到王雪于老师的赏识，后来我在国朝初年被仇家构陷。顺治辛卯年，章君考中乡试，便在填亲供时替我向部使、军门申诉冤屈。当时听到的人争相称颂他说：“道墟君，道墟君！”等到我进入史馆，撰写崇祯朝都给谏章格庵先生的史传，见他气节凛然，不禁感叹道墟这个地方灵秀，能够产生奇士，是东江之冠；可惜后来继起的人再也没有听说过。近来得到章泰占宗之的诗来读，诗风豪壮奔放，跳跃纵横，摆脱各种拘束；至于古今杂文，又挺拔自成一家，不寄托于他人的藩篱之下，苟且求得栖身之处。至于他的为人，又是多么磊落，超越近来的人啊！楩木、楠木生在深山，天下人都惊叹它们的名声；骐骥产于渥洼，人们争相求取它们。为什么呢？因为事物不受地域限制。宗之说家中有十个人，地方有十八处胜境，以十个人分置于十八处景地之间，往来游息，歌咏之声就显现在其中。他创作了《道墟十八图咏》，我接受后展开阅读，只见内容纷纭丰富，实在美好！我一生所厌恶的志趣，书中多称作八景；过去为《天依》作过十一迹诗，为《汝宁西平》作过九胜诗，只要心有所感，便没有不作诗回应的。如今我年老了，早已断绝唱和；读他的诗，才知道那里的盛况。然而十个人之中，篛轩最年轻，实际上绘制了十八幅图，足以超过王右丞所作的《山庄图》。这样看来，道墟的地灵，难道从古以来就是如此吗？赵都尉弟纪 《恩诗》序 我的舅父大宗公在乡试中考取第一名，却突然遭逢阳九之厄。表弟润庵继而崭露头角，年纪还不到终贾之年，便以殿试唱名第三名的身份，越过虎闱进入宫禁侍奉，可以说像天马一样没有局促的步伐了。后来我赴京时，正值润庵出镇宣府，守卫京畿西部的门户；如今则在海外建立功勋，在湘沅水滨开设幕府。虽然心中牵挂朝廷，仍不能没有对殿西头炉烟扇影的思念，因此写下这篇纪。《恩诗》用来表达心志，其中忠诚爱国、发誓报效的私心，在一篇之中三次表达。过去宋人编写《唐史》，常常从元稹的诗集中搜寻史实；如今诗句虽然不多，但读它仍然可以看见这些内容。关于兴朝的掌故，以及宫廷内庭记注中的各种琐事，即使拿它同张籍、王建的诗相比，难道又有什么不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