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二十七

译《钱塘宋孝妇方氏记传》序 曹子卫公把钱塘宋孝妇方氏以及她的儿子割股的记传拿给我看。当时两浙督学使以下直到钱塘县令，都已经共同查验属实；四方为此写作文章诗歌、相互传诵记述的人，也汇集在一起，逐渐编成一卷。有人怀疑商周以来很少有这种事流传，只有东汉那些奇特的节行常常被标举记载，所以鄠人回答韩愈时曾斥责这种行为；到了明代，法令甚至把诡异的行为列为不孝，不许滥列在旌表典礼之中。如今方氏因为婆婆和丈夫两人，分别割伤自己的手臂，而四个儿子受到感动奋发，也相继仿效，八条手臂都受了伤，难道是因为典例不值得效法吗？我认为孝行没有平常和奇特的分别，只在于能够实行罢了。《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又说：“孝子的思念可以作为法则。”正因为孝思没有限量，所以把所能实行的做到极致，都可以作为法则。有限制的是法则，而没有穷尽的就是实际行动。过去汉代原涉任二千石官吏，曾以礼让自我修养，但一旦放纵荒诞，便流于轻薄游侠。他说过：“难道没有看见普通人家的寡妇吗？也想仿效伯姬这样的孝妇，却一旦受到盗贼污辱，终于做出淫乱失节的事。”为什么呢？是因为实际行为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晋代周处听到清河的劝说，经过一次改过便更加自我激励，很快成为忠臣孝子。如今割股的人也只是不应把这种行为作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式罢了；但孝行毕竟已经实行了。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平日的行为未必纯粹孝顺，看待父亲和婆婆也未必完全视同一体，但在呼号抢救的紧急时刻，偶然受到触动，忍受创痛而不顾惜生命，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后来家人把这件事传到乡里，众人称赞他；他又常常看着自己受伤的地方，便更加感奋，认为人本来可以做到纯粹完美的孝子所做的事，于是各种妄为也勉强自己顾忌畏惧，不敢作恶。他说：“难道有人身体受伤到这种地步，仍然还做悖逆之事吗？不只是不会悖逆，难道还会不顺从吗？”像这样的人，却说他的行为有过错，是不可以的。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平日的行为未必不纯粹孝顺，看待丈夫和婆婆也未必不能视同一体，却抱持中正之说，认为伤害生命、损害本性是不可取的，古人也不这样做；不久以后，连那些本来不必伤害生命的事，他也不去做了。岂止是不必伤生的事，过不了多久，连应当做的事也不做了。一旦遇到危难，他便没有能力急于救助君父、献出自己的生命。难道他的原则不好吗？只是实行得不够有力罢了。像这样却说他是中正，是不可以的。这样看来，人还是以能够实行最为可贵。人如果实行孝行，即使做得过度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何况他的母亲这样做，他的儿子也这样做，他的各个儿子又相继仰慕效法，都能够实行。我将用这件事来感化世间实行孝行的人，又何必责问它是否合乎典例呢？《坡山朱氏族谱》序 自从苏明允在亭中讲论族谱以来，宋代编写族谱的人，比今天更加详细。《尚书》说：“敦厚地叙述九族。”所谓谱，就是叙述宗族的意思。只是先王赐予姓氏，是为了区别宗族；后人编叙族谱，则重在合并宗族。因此谢朓称太傅，一定说“宗衮”；杜甫赠诗给杜位，也称“吾宗”，确实是非常重视宗族。坡山朱氏族谱，是宋代创始的。从宋代张侍郎、文丞相以下，都有纪述和序文；至于宗族姓氏的起源，则可以上溯到颛顼以后，按谱系考察。只是江右的这一支，由宋学士公出任洪州知州而来；又由洪州传到筠州，由筠州传到坡山。自学士公以下，经历元、明两代，凡是德业、文章、科举、仕宦谱籍，屈指可数，不能轻易删削，因此旧谱所记屡经更改，却仍然必须统摄条理、删节繁琐、分合编排，然后才能成书。这确实是椒聊枝叶绵延的深远思绪，是瓜瓞绵延不断的长久传承。朱氏近来跟随先生客游淮阴，从前因种植婴儿、秘传治痘之术，得到了一部禁方书。自漕部使以下直到县令、县丞，都迎请他并拜他为师，而且将要赴…… 内廷的亲王和各位大臣召见他，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家婴儿遭遇痘患，想寻求救治；他们认为先生凭借秘术使天下婴儿获得生存，应当使他的宗族姓氏繁盛，以享受这种报应。先生是坡山宗族的人，于是拿出坡山族谱，托我写序。我于是感叹道：美好啊！前代君王赐予姓氏，是为了区别宗族，但最终渐渐走向合并；今天的人编叙族谱，看似在合并宗族，实际上正是为了完成区别宗族。难道没有看见树木有根，水流有源吗？开始时由萌芽发展成枝条，由涓涓细流汇成沟渠，又汇成江淮。然而，远方枝条伸展，并不会因此混乱；江河分流，也各自有清浊之别。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经纬条理使它们相互联系，开始的合并本来就是条理的端绪。过去苏明允是眉山的大家族，而族谱所记并没有追溯到唐代眉州刺史，可见他所编极其周密精确。因此，黄渥可以尊奉婺州为宗，而狄青却不能附会为梁国之后。如今全天下合并编入里甲户籍，清楚明白地编纂家族族谱，这大概同国家编制户籍互为表里。读这部书，可以知道朱氏宗族的盛大；并且借此可以领会古人敦睦宗族、授予姓氏的意义：对内合乎亲情，对外区别等级。这样看来，即使先生的子孙，也一定会由此使宗族更加兴盛吧？这也是一种施政之道。

译《王甲庵〈周易图注〉》序 《易》就是变化，因变化而产生数；《易》也就是简易，由此能够得到天下的道理。所以过去研究《易》的人，大致分为理、数两派。主张数的一派说：“《易》是占筮之书，如果过多谈论义理，反而会丢失卦象和数。”朱熹的学说属于这一派。然而它的弊病是粗疏而不精密。主张理的一派说：“理之外哪里会有象呢？乾卦第二爻的德性可以通达学问，噬嗑卦初爻的道理可以推进到仁义。”程颐的学说属于这一派。然而它的弊病是杂乱而不纯粹。朱、程两种学说，各有自己的来源。伊川的学说，是王弼学说的延续。王弼以费直为宗师，喜欢谈义理，伊川继承了他。朱子的学说，是邵雍学说的延续。邵雍发展《皇极经世》的学说，把义理包摄在数之中，朱子于是暗中继承了它。然而朱子谈数，既承袭了邵氏的意旨，又没有完全贯彻他的学说，认为卜筮是《易》的本义，与幽隐精微之理没有关系；这样一来，理和数两方面都没有得到。把理包摄在数中，只是说数本来就具备理，不必另外设立一个“理”的名称罢了。如今却说数只在卜筮之中，而谈卜筮又只归结为吉凶、贞悔，随着揲蓍所得的辞语来解释；难道要让圣人俯仰观察、前后探索的数，只剩下卜筮本义，最后同筮人用蓍草指示可否一样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今天流传的《易》，都是王弼一派的《易》。费直把《彖》《象》《文言》参入各卦末尾，王弼又把《彖》《象》《文言》分开，有的置于各卦开头，有的附在各爻中间，名义上称为古文《易》，实际上就是今天流传的《易》。朱子既不愿意用义理来谈《易》，可是注释《易》时又采用谈义理的《易》，这是什么用意呢？王甲庵讲习《易》多年，他的主旨是：“理之外没有数，数之外没有理；天地的道理都从数产生，数就是卦画。我不学习朱、程的《易》，而学习文王、周公、孔子的《易》；而且不只学习文王、周公、孔子的《易》，还要学习庖牺氏的《易》；而且不只学习庖牺氏的《易》，还要学习天地自然的《易》。”庖牺氏的《易》没有文字语句而有卦画，卦画就是数。至于天地自然的《易》，则连卦画也要一并取消。达到无画的境界，而意、言、象、数不已经在这里完全呈现并显露端绪了吗？所以他的书先列出一百多幅图象，分别推演其说，旁见侧出地阐发义理，其中也有极深的道理。他把这些道理周密地融会起来，从天时、人事、世代之数、万物之候一直推演到日月、水火、山川、燥湿、道德、风俗、动植飞走以及变化无穷的数理，事物都先有形状，然后把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分为内外两编，合论动静交通、正互之体，并参照内外、虚实、存亡、进退等方面。其间凡是分策、布指、列序、定位，都穷尽深微；又旁及四时、五行、两游、八极、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干支、循端、分至、起例等内容，由象得到数，由数得到理。大体上远取京房、焦赣、孟喜、梁丘贺等儒者所传的学说，去掉其中关于灾祥、占验、讥刺的术数；近取邵氏所学，又进一步推广他关于天地开合、世代治乱的说法。浩浩荡荡，几乎没有一处不是《易》了。近世研究《易》的人，我所见到的，除蕺山刘氏、上蔡张氏【仲诚先生】之外，都能各自穷尽旨趣，自成一说，但没有谁能够超过它。即使桐城方氏世代学习《易》，已经把各家学说概括搜取，汇编成一部著作，也仍然不能包摄这部书。我曾因王甲庵的《易》而广泛观览，天地自然的《易》全都具备其中。它名为《周易》，不过是《易》的一种。夏代的《易》以艮为首，以数为用，使用三十六策；商代的《易》以坤为首，名叫《归藏》，因为坤是万物归附承载之处，使用十五策。原本不必等到《彖》《象》《十翼》以及四十九策的《易》兴起以后，才有《易》学。即使已经有了《彖》《象》《十翼》以及四十九策的《易》，凡是研究《易》的人，仍然还有汉《易》、太玄，以及确定九九之数、以赞作为爻、以测作为象的学说。还有唐《易》、元包《易》、八纯之类，有卦而无爻，有孟、仲而没有老、少。如今流传的说法，却把《易》完全限定在天地之间，认为一定要等到庖牺氏以后才有卦画，等到文王、周公、孔子、程颐、朱熹以后才有理和数；这样一来，上古圣人的道统几乎就要断绝，而后世诸儒学习大道的学说也几乎要衰败了。这正是王子甲庵所谨慎忧虑的地方。《史讷斋先生偕德配徐夫人双寿》序 过去替人祝寿，每到称颂祝愿的时候，总是絮絮叨叨地说些泛泛的套话。十年以来，我所遵循的是养气强饭、站立侍奉的道路，饮食咀嚼也都讲究先后次序，属于把他当兄长侍奉的行列。如今看着他内心惊动，就想说几句阿谀奉承的话来稍加谄媚戏谑，却做不到。何况讷斋先生又一向是我所师法依靠的人呢？今年冬天，先生六十岁了。先生如今也已经六十岁。当先生年轻时，声名飞扬于文坛，早晚应当戴进贤冠，进入长杨射熊的馆署，等待接受文书任用。后来遭逢乱离，仿佛被弃置不用；但他仍然豪放不羁，纵情驰骋，在东南文坛间成为领袖。凡是士人撰写谱录、记传等文章，没有不写到先生的名字才肯罢休的。只是先生过于简傲，不善于接待应酬，四方前来拜访请教的人，多半冷落而去。然而那些事不过发生在眼前，谁能想到岁月竟然已经过去很久，更没想到先生已经六十岁了？难道时间果真不可以凭恃吗？也只能说，我所做的只要能够流传下去就罢了。天下能够传名后世的人有几个呢？先生继承家学，以父兄为师友，曾经陪侍晋陵公谈论古今之事；他的兄长曙寅公还健在。每举出一件事，必定追溯根源，分辨支流，剖析异同而贯通始末；经书、史书中的言语，件件都能熟练背诵。

译偶尔有所遗漏，就彼此补充核对。他对近来的事情也是这样。这不是很像王彪之吗？晋陵公在家中和睦相处，先生常常承受他的教导，神情愉悦从不间断，嬉笑怒骂很像陈季方，伸手相交便可以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他。又像朱生见到利益便想到道义，不因他人的权势而趋炎附势。又像童子鸿嗜酒而疏放脱略，每次饮酒必定陶然大醉，但各种事务都不耽误。简约方面像张黄门，能够训释诸经百氏，探究深奥、推究远理，使那些挑担背书、拿着经书来求教的人不断来到门舍。即使把竹筐和箱子里的学问全部倒出，随问随答，仍然绰绰有余。事物方面像马季长，先生所欠缺的只是仕进做官罢了。如今有些人名字列入官籍，乘坐高车，穿着华服，身着朱紫青绿，洋洋自得地坐在政事堂中，但名声并不能相称，行为不能护卫自身，学问不能使自身显达，教化也不能泽及万物。这又哪里值得拿来比较长短高下呢？况且公孙弘六十岁才任博士，最终做到了通侯，先生如今还没有到老年。现在先生门下有八九十人，各自拿着浆篚，带着盛肴的食盒，登堂进献礼物。先生的德配徐夫人同他偕老，年龄相同，在绛纱之内设下两席，两人拜了两拜后起立，分排行礼、洗涤酒爵，依次进献祝酒，步履恭敬有序，正像在安昌侯府陈设食物、在南郡排列乐舞一样，这场面多么盛大啊！这样看来，甲辰年并不算衰弱，戊子年也不可轻视。至于我，还有一番私下赞颂：先生的门第声望广大久远，是南渡相公的后裔；族中那些显贵人物往来不绝，都崇尚结交，而先生却闭门谢客，独独同我成为经久不衰的朋友。当我受到谣言诬陷、仓皇出走时，交游们只是相对长叹；先生却奔走出力，从中替我解释。直到今天，谈论友谊的人还可以诵读“艰难怀友”的诗句，像这样值得流传、值得诵读。至于夫人的贤淑谨慎，能够吟咏《江汜》，与夫子共同侍奉事业。华封人不是说过吗：“多男子，多长寿。”所以早就有人为你们祝愿了。《姜侍御生日》序 上天生育人并不容易，而人能够使自己的才能显现于天下更加困难。因此，大人物出生后，必定考察他的初度，记载他的年月。他刚出生时，说某人出生了；等他长大，说某人长大了；又说某人已经多少岁了。随着年龄递进而生命延长，又说过去某年，如今又到了某年。世人因人的成就而看重他，人的声名又因时间而流传，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姜侍御凭借甲第出身，读中秘书，后来历任台省，主持纲纪，监督漕运。他如今已经两次出任行马之职。人们称颂他，一定说：“穿绣斧衣、戴鵔鸃冠，车上悬着豹尾，显赫啊，司隶校尉！”但我认为不只是这些。周代称为柱下，汉代称为兰台，都是掌管治理文史的官署，后来才有出外行马之职。所以王僧孺以乌衣子弟自负，控制南司，监察北省；北魏崔、宋二人就是因此互相讥评。公由中秘出任监察，正像恢复了古代柱下、兰台的旧事。古人说：“如果不做簪笔之臣，就应当佩戴獬豸，来治理天下。”而您已经兼有这两种身份。况且淮扬也是天下的一大都会，依傍长江、环抱大海，控制河洛，盐碱地有数百里，积蓄储备十分充足。不是极有威望的大臣，不能担任这样的职务。我听说古代中丞任职于中央时说：“京城之下没有什么可以扰乱的。” 他出外督察各州时说：“要使它们整齐有序。”如今您在朝廷内能够弹劾大将军、弹劾中书两省，以肃清百官，称为独步；出任外职时，又能使簪缨官员纷纷会聚，造成殷浩、刘惔那样的声势，使各州都震惧服从，清算商税和榷税，没有一件政务废弃不办。您的地位就是这样重要。看重一个人，也就是看重他的出生。于是人们称颂您，都说：“御史已经多少年了。”无论您在朝廷内还是在外任职，都可以这样计算：“御史某甲。”我的朋友祁子又将和越中同人一同前来为您祝寿。人的生年和穷达各有定数。过去有人任监察御史时，擦拭镜子看到鬓发斑白，尚且为年老而悲伤。如今您刚四十岁，在东堂任职已经若干年，进入台司又已经若干年；而我这个老朋友却到了暮年，还要跟在众人后面，为您计算年岁。唉！人要使自己的才能显现于世，难道容易吗？

译《河南张公生日》序 《诗经》说：“永远赐给他不老的寿命。”能够不老而又有人赐予寿命，这种权力在上天。王元之作《寿域碑》，还把寿命长短的关键归于君王，这是不知道寿命本有定数，确实有在自身而不在人力的地方。即使说在上天，也还是在那以后才能决定。张公是河内的著姓，他的先祖几代都曾任掌管禁兵的官员，被称作天子的亲军。卫侯屡次依仗权势，已经富厚，又遭逢废除科举之后的余波；他罗列交往百族，虽然屡次把利息分给亲友和乡里，但只凭眼神和额头的微动，仍然有多余的资财。张公却崇尚节约的德行，施行宽厚的恩泽，每天同世间贤良淳厚的人交游。他安闲和悦、谦冲宽广而且有容人之量，若说这些不是从自身修养中得到的，难道会有特别的原因吗？况且教育子弟，是最重要的根本。嗣君已经接受荐举，进入容台的高等职位，能够守住俸禄来奉养父亲；又曾因文章被征聘，凭借书信被征召到关中，在汧水、渭水之间高高开启龙门，当时人们称赞得到人才的，都把功劳归于张公。如今张公的子孙中已经有接连崛起的人。人各自的遭遇也都有定数，唯独张公遇上亨通嘉运而达到最盛；直到如今，老人张公设宴，少妇弹瑟，真是兴盛美好啊！他的席位承继世代如此，正是这样。光明的根基，正是千秋事业的源头。如果后继有人，那么又有伯饶开创在前，公超承继在后。众人都说这似乎是得到了上天的幸运，而我却认为，公超自有使自己获得这一切的原因。譬如山原本高大，却还必须依靠茂密的林木山峦来支撑，才不会倾塌；水原本深，却还必须凭借百川汇入低处，才不会干涸。所以深渊泉水能产出美珠，高山冈陵能蕴藏名玉。这没有别的原因，实在是积聚得宏大、培育得深厚。公的生日到了，河间各位名士都嘱托我说几句话为他祝寿。我说：“难道不是这样吗？”广施德行、恩惠众人，是自己造成的；承接前人而开启后代，也不是一日之功。因此，德行越高尚，寿命就越长，我知道该怎样为公祝寿了。若不是这样，礼制中还有为老人祝寿的典礼；自汉、唐以来，每年必设宾筵七飨，以应付宪乞犬。以我公的德行，竟只获得坐在胶堂享用酒醴，而当时颂扬公的人还认为，公所享受的一切都是君王的功劳。那么，上天依据人的才德所作的称许，以及“大德必得其寿”这句话，究竟该怎样解释呢？《双寿序》【为陈隣轩翁及其夫人作】汉代沛公与卢绾同日出生，乡里人带着牛肉和酒来祝贺。两家钟瑾与李膺同年出生，都在世上享有声名，我曾经吟诵过这些事。何况是夫妻之间呢？顾山涛与妻子韩氏一同显达，老莱子与妻子一同隐居，秦嘉与妻子徐淑一同写文章。吴兴太守沈君与妻子一同饮酒，至于同日出生，那就更值得庆贺了。平日相敬如宾，饮食起居彼此都没有高下屈伸之别，和和气气、坦荡自在，那么夫妻之间也保有朋友之道。我曾感叹，世上为祈求长寿的人，大多以富贵相互夸耀，屏风、幛子、卷轴也一定选择美文来颂扬；而当时写文章的人，极尽夸饰，即使铺陈过分，也不以为惭愧。所以我写祝寿序时，一概摒弃这些做法，而只说陈翁夫妇的不同之处：陈翁在本县属于甲等人家，喜爱读书，博通群籍，精研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曾经以金钱周济人，又善于替人排解纠纷，立身有原则，不专门追求荣华利禄，因此人们多归附于他。至于他的妻子，温婉柔顺而知礼，本性就是如此。自从选举仕进之法废除以后，聘请名士、礼敬贤者都被看作无足轻重，必须通过科举进入高官显位，才足以在乡里夸耀。然而陈翁做东西曹椽，纠察弹劾违法失职之事达数十年，已经被征召为录参，不久却又弃官离去。天下听闻陈翁的名声，争着想在庭下拜见他，彼此为他引荐、推重。乡里那些承受他的恩德、享用他的好处的人，成群倚靠陈翁，如同倚靠屏障；这就像虞翻的功曹地位高于会稽参军，孙邵受到北海人的敬重，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按乡里年齿尊长，并不以爵位和礼仪为依据。香山居士居家时，与他交游的都是年长而未做官的人，世称“九老翁”，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至于他的妻子与他同年，也合乎礼制。礼书说：“妇人依据丈夫的年龄排列齿序；夫妻即使不是同年出生，也尚且可以按丈夫的年龄来尊齿，何况是同年出生的人呢？” 《王孝廉乡居序》【孝廉名钦】从前我游历汝南，经过平舆城，想寻找戴凭、许劭居住的宅第，却没有找到。我感叹说：“只是没有那样的人罢了；如果有那样的人，我将同他交游，何况还在意他的居所吗！”后来我同王孝廉交游，他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人。我曾到孝廉家，在他的厅堂饮酒，和那些有名望、曾经来往的人交游；每天出入他所在的里门，也曾在庭下拜见他的几个儿子。于是我暗中记下他所居的坊名叫“何坊”，里名叫“是何里”，直到今天已经过了三年，仍然能够记在心里、看在眼中，说：“王孝廉居住的地方就是这样。”如今孝廉已经迁居乡里，而当时和我一同交游的人又写信嘱托我为此作序。我从前本来知道孝廉的家，现在却只知道他已经迁居了。以前我所记忆而不能忘怀的，如今甚至不能知道他乡间田地如何划分，井栏朝向何处，山林沼泽的干湿程度如何，庭堂、门槛、砖道、台阶、檐沟等怎样规划。假如千年之后有人远望孝廉而不能找到他，也不过像我今天思念孝廉一样罢了。只是像孝廉这样的人，凭借他的才干，招来天下士大夫，车马随从、冠盖相望；同本县令丞以下官员，借着握手、通名和恭敬来往，是为了在名声上显得高尚吗？应该是在县里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吗？应该是在县里成为游谈之士夸耀、竿牍请托喧嚣的对象吗？县，本来就是“俋”，各种名声、势力以及游谈、请托之事都在这里聚集。县又有“挹取”的意思，是可以汲取、攫取的地方；而孝廉却全都防备这些，不加理会。难道进入商亳的人，必定要住在莘野、耕作南冈，才可以被许子将称许吗？龙将要出现时，先伏藏于江河，使水势因积聚而停滞深沉；人将要发迹而有所作为，也必定先在行为上保持隐晦，然后才能迅速实现自己的志愿。事情大概应当是孝廉舍弃那里而来到这里吧。可是孝廉还有更高明的一层。过去齐国的市场中，晏子曾居住在那里，直到今天齐城北面还有他的别宅。柱下史老子居住在濑乡，然而谯地祭祀老子的祠庙并没有固定所在，世人也只是依赖有这样一个人罢了。古代人在国都居住，称为国宅；在乡井居住，则称为田庐。国宅和田庐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地方有袁本初，是名士；他曾从濮阳回来，车马宾从在道路上光彩夺目、前后相望，可是一进里门便全部撤去，因为不应当让许子将看见。这样看来，即使孝廉居住在县城，也一定不能凭借显赫的势势，使自己比像俋聚那样的地方更加尊贵。虽然如此，以孝廉这样的人，无论到哪里都值得思念，又何必把聚集名势看作牵累呢？

译我听说孝廉乡居以后，那些曾在庭下拜见他的儿子，如今已经能够博学而被举为茂才了。那么再过几年，我仍会到孝廉的庐舍去，怎么知道他所交游的人不会比居住县城时更多、更好呢？这样看来，并不是没有可以汲取的东西。《西河集》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二十八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序【五】《送余链师居升铉观序》菰城的山水甲于天下。武康的计筹山，是春秋时计倪栖居的地方。相传计大夫辅佐越国、禽灭吴国时，曾经在此山筹划谋略。等到句践返回越国，范蠡从三江入海口出发，泛海到齐国，而计大夫也回到山中隐居。山上有升铉观，据说大夫曾在这里炼金。此后二千多年间，道观屡次毁坏。然而山岩峰峦曲折幽深，适合隐居，所以此前葛稚川、杜道坚、赵文敏、姜白石等人，都曾在此山徘徊。山中人还能讲述这些事。临安的余链师从臯亭来，看到这里便喜爱上它，于是修葺废毁的道观，借此休息居住。同道各作诗赠行，并让我作序。链师长须宽额，身具仙人之骨相，又喜欢读古代奇书，阐明经国济世、谋略兵法之学；即使谈论各种玄妙，如同九种术数，大概也是身穿章甫、头戴黄冠的人吧。过去计大夫年少，却比万物更有长远见识；曾因句践询问，深入阐明治理岁时、区分阴阳、水火、甲乙、粢黍等各种方法，七年之间，成就了霸业，可以说是雄才大略。然而他的言论以修身为根本，道术以知晓事机为要，行为表现为居仁；至于功利和义理，则使自己保持嘉遁的姿态，察究秘计，掌握道德的作用，而不把一切都交付给餐黄吮白之术。当年筹划的事业尚未施行，隐居山穴又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余链师应该是看到这座山后，猛然有所感悟而思考这些事。我曾经仰慕菰城的胜景，想泛舟苕溪、霅水，同时寻访古代贤人栖息的地方，只因奔走未能成行，链师却先我一步在这里盘桓。世上如果有审察时势、交游而请教计倪的人，那么炼金之事也就可以放在后面了。这些诗限作四韵，大略就是赠送给他的。可是送行者多是越人，也有些像是不忘计大夫。某月某日甡作序。《送戴山人入道并募助衣装序》我县没有善于绘画的人。年轻时我珍藏吴人戴鹤所画的扇子，哪怕阳光烘烤、风气炎热，也不敢让它露出衣袖之外。后来知道他租住在本县，距离很近，便忽视了他。再后来我进入吴地，带着他的画扇游览东虎丘。东虎丘的人一看见所画的扇子，就叹息说：“这是我们乡里的戴山人画的，他的画已经不可再得了。”我于是询问他们，他们都说：“吴中画家有好几位，知道师叔平、道甫的人，其中同时代同乡的有陈遵、卢逸、周之冕、王中立，都享有善画之名，戴山人也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些人都已去世，山人也隐遁了。”我听了，虽然稍稍看重戴山人，却没有料到周、陈诸位竟然如此；因为距离近，又连周、陈诸人一并忽视了。人们重视远方、轻视近处，实在太厉害了。司马相如、扬子云在当时也不被人相信，尚且因为作品流传而为后世所知，何况微末技艺呢？假使山人没有租住在我县，或者虽租住过却已离去，等到距离稍远，后来得到他的画纸，收藏折枝、翎羽之作，珍爱保藏的程度未必不超过我从前。可是，他偏偏离我太近了！如今山人将要入道。山人年已七十，仍能替人画写生、画玻璃，为谋求口粮而劳作。后来他叹息说：“我已经剃去头发了，谁来帮助我置办衣装呢？”毛甡说：“山阴有位沈秘书，他的门下有一位名叫方弘的山人，是追随人师的，能够截取犀角稍作脂盒，雕琢山庄图，四周细小毫末之处，精巧不亚于曾经嘱人用玛瑙、琅玕雕镂十六个童子的人。这个人是燕地人，也剃了头发。云门秘书曾把他所需的各种物品装满车送去。”这难道不是眼前的事情吗？人离得近，就容易被忽视；但也正因为近，容易使人感动。以戴山人的画同前代相比，他对于阴阳向背、动静荣枯的表现，以及随类应物的情致，都极尽曲折周详，应当也不让于五代的贯休、北宋的吕拙。贯休和吕拙，一个受到蜀王赐朱，一个受到宋太宗赐紫，他们作为入道者的事迹可以考见。距离远就可以贵重，不必再因蜀王、宋太宗而增加其尊贵；距离近就可以轻贱，难道竟要让戴山人处在追随人师之下吗？难道没有因沈秘书而感发兴起的人吗？《张少尹七哀诗序》张少尹君曾随从祖宪副君在京洛做官，交游天下士大夫。我在那时得以见过少尹君一次。等到少尹君在浙江做官，又在我县做官，我才开始在濑上同他交游。张君奉使奔驰于燕、豫之间，转而到瓯、粤，屡次出行又屡次返回，共有五年。我县多有变故，七次更换县令；又逢战事兴起、驿路骚乱，海上的烽火台彼此相接。张君奉台使檄令，在甬东边界督造征海楼船。工程繁重，正逢大规模征发，期限又急迫；已经仓促征收赋税，又因解送运输耽误期限，材料仍然不足。督抚大将军严厉下令以战事期限责成此事，于是各县负责筹办粮饷的役夫被剥削得瘦弱困顿，狼狈程度是其他县的十倍、百倍。张君害怕因此造成重大错误，而本县被牵连、受责罚的百姓又将近万家。于是张君拍着官邸墙壁写下《七哀诗》，在浮桥上饮酒歌唱。饮完后投身波涛，两岸观看的人无法救援，只能呼喊、抢救、投掷物品。有人说像是看见他骑跨在红木上浮游水中，有人说像是有东西托着他。从浮桥到桃花渡共三里，官府发檄救援，终于使他免死。据说楼船工程也因此明显得到缓解。如今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张君的诗仍然存在。从前屈原沉入湘水，作《九歌》；王粲滞留荆州，因此有《七哀》诗篇。《七哀》其实同《九歌》一样，只是称为“七”，是因为悲哀虽只是一种情感，引发悲哀的原因却有七种。张君内心受到感触，身体也受到感触；而牵连他、使他产生感慨的，正是这万家百姓。张君因为万家百姓而感受他们的悲哀，却想让万家百姓读这首诗后不悲哀，这是不可能的。张君原有诗集，名为《赤暹集》，“赤暹”是他的字。我为它作过序，如今把这些诗附入诗集，另编为一卷，又命我作序，所以写下这篇序。

译《湘谿集序》《湘谿集》是蛤公和尚所作的诗集。蛤公生于江陵，长大后参访各方，携锡杖往来于燕、齐、吴、楚之间。后来他跟从平阳受信，器重应分宁席；只是最初避难时住在永兴。永兴有湘湖，因而取名为湘谿。我是永兴人，早已听闻蛤公在海内的名声，却不知道他曾在永兴。蛤公知道我是永兴人，又知道我因避难不能跟随他在永兴，于是让我见了他一面。等到相见时，我已经老了。蛤公很早就听闻大道，对于道的渴求，如同口渴者渴求浆水、寒冷者需要毡布。当他参访费堂头时，头发脱落、牙齿掉落，完全断绝了运用智谋的能力；后来转入报恩寺枯木堂，身体仍像枯槁的梧桐，双腿不能横放在衣襟之上，近十年之久。那时的他，心中哪里曾有写文章的念头呢？等到他跟随大觉老人再次赴京，在帝王公卿面前设问辩难。平阳仰慕他的奇异才德，还没有正式接受他，便急忙把临济宗的金缕僧伽黎衣先于大觉老人交付给他，真可以说是伟大了。蛤公本来主张不立文字，却转而写作文字；终身执掌笔砚，自鸣得意，迟疑徘徊直到老年。从文章的角度看，他已经超越前人。过去的汤休、沸大、广宣、宝月、皎然、栖一等人，从未听闻大道；而初祖以来，如大鉴、沩山、石头、守清、南岳，也都没有文章。蛤公直指本心，证得阿育菩提，只把余力用来作诗。即使历下伸纸、太仓执笔，也仍不能超越他所得之道，不能再推进他所达到的境界。那么，如果能让沩山兼有杜陵的才华，佛教的盛况，或许也是生民从未有过的吧？只是我因避难苟活，不能把安丘、吴市的诸事一一标记说明；而“湘谿”这个名称，正这样寄托着不忘故土之意。我选编蛤公的诗，并交付刊刻，又重述我的话，作为这篇序。世上如果有人责怪我只会选文章、不会选道，蛤公说过：“诗不是道，难道道就不是道吗？乌鸦鸣叫、麻雀喧噪，难道不是道吗？”我已经可以用这话回答他了。《乐生会序》自从履道九老君创立以年齿相尊的会集，后来继承这种做法的，只有睢阳、洛阳两地最为兴盛。然而参加者大多曾经入朝、建立名声，把所学施用于百姓，功成之后不居其功，退下来与乡里社群交游，直到老年还讲述往事，因此他们的人生值得喜悦。至于生逢不合时宜之世，壮年遭遇战乱离散，看着岁月不断流逝，本来并不十分爱惜，却召集乡里年龄相近的一群才士，借饮酒来寻欢作乐，题名为“乐生”，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可快乐的吗？有人把一百缗钱分别存入自己的藏处，有的取出使用，有的取出后放在无用之地。同样是一百缗钱，有的使用、有的弃置，不能说钱有幸与不幸。然而总的说来，钱因为有用而容易耗尽，因为无用反而不觉突然耗尽，这没有什么缘故。那流动的泉水像飞驰的马，出入纷繁，起初哪里容得预先计较？钱筒本来有限，直到将要用尽，才猛然醒悟九府的钱财不可依赖。只要没有什么可用之处，而钱财就在眼前，能够拿来把玩，那么同样是这百年人生，用掉它反而促短，不用它却能得到舒展，这也是值得快乐的。况且耆英会以年齿为序，一定要到年老、已经明确归于农事之后，才可以参加这种会；如今大家却能够提前为此作打算，这又是一件值得快乐的事。所以记文说：“以人生所由产生的事物为乐；如果人生不能自得其乐，岁月就会被白白耗除。”否则，五十岁并不是高寿，而且还有不到五十岁的人也参加其中。记文不是又说过吗：“生日这天如果不快乐，我又为什么要劝人击鼓弹琴呢？”

译《金母寿序》淳钧之剑锋利，不会因切割磨砺而挫损；凌厉的脚步，不会被困顿艰难所阻。南方的金属坚劲，即使百般锤炼，也不能损害它的本真；栝柏坚贞，即使遭受霜雪，也不能改变它的质地。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精神完整。精神完整的人能够长寿，所以从前所称颂的长久寿命，都是能够守持每一天的人所拥有的。能够守持一天，百年也就可以推知了。金母蔡夫人，是雷氏甲族的人。会稽金君九洲，在明代崇祯年间，随他的叔父到雷地做官。甲申年间，叔父为国殉难，于是金君便在此安家。因而娶蔡夫人为妻，生下一个男孩；金君将要回去治理旧居，于是迎接母亲同行。顺治戊子年，西南兵乱大起，震动岭南以外的地区；滇、黔以及猺、獠、溪峒等处的各类盗寇，到处蜂拥而起。蔡夫人先躲避到新城，后来又躲到旧城，接着又躲到擎雷诸山；后来又逃避海难和火灾，免于溺水，免于随潮漂流上下，免于遇到咆哮的猛虎，免于被围城，免于只能吃糠秕、土屑、桐树、桂树、桄榔、椰子、梨子等物充饥，不能吃熟食达一个多月；最危险的时候，她同姑母一起躲避到南山。当时形势动荡，有人竟想跟随不良之徒，苟且求生。金君离开雷地六千余里，久已音问断绝，不知道战乱是否已经平息；劝她同行、逼迫她改嫁的人很多。母亲仰天说：“我之所以没有自杀，只是因为还有这个孩子。”她带着孩子偷偷逃走，最终得以遇到孩子的父亲蔡翁并得到庇护，终于幸免于难。这位母亲坚持不屈，百般摧折也不能损伤她的志节，已经十多年了。如今五岭已经平定，各处堡寨也已停止战事，金君已经再次娶妻，这才迎接母亲回归，距离当初已经二十多年。那个男孩已经继承家业，能够立身成家；母亲也已经老了。癸丑年夏天，大家商量怎样为母亲设置寿筵。有人说：“辛苦啊！母亲经历险阻艰难，才得到今天这样的结果。”有人说：“贤德啊！她卖掉儿子，怜惜他、恩爱他、辛勤操持、艰苦支撑，终于越过五岭返回故居；即使家中逼仄得如同兄弟共处，也不能不说她贤德。”又有人说：“母亲的贤德，也是母亲的节操。如今她发誓终身不改嫁，正是当初预先唱言而没有毁弃的志向。”母亲的贤德贯穿终身，而她的节操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确定；二者合在一起，成就了母亲的长寿。意志刚强的人，不是早晚之间能够动摇的；精神深厚的人，不是用年龄四时可以衡量的。调和羹汤因加入辛苦而更加醇厚，盘根曲折的树木因经受屈曲而更加坚贞长久。因此，能够立即斩断的利器，不需要沉闾；能够高飞的姿态，不必借助乌鹊；绵延不绝的精神，不需要仙人历法。以贤德培植自己，以节操持守自己，以艰难磨炼自己，这就是荆南的树木。世上愿意吟诵、祝颂母亲长寿的人，怎么会改变这一点呢？《张将军七十序》【将军字亦明，文葻伯祖】我年轻时跟随家兄交游，看见家兄所结交的人，总是用心记住。因此那时我很早就知道有张将军这个人。不过张君同家兄交友时，还没有成为将军。他写文章时自视才华盖世，想凭此求取功名，但所到之处屡屡遭遇厄运，便弃去文章。后来他接受两浙观察使的征辟，任诸曹掾，纠察过失、弹劾违法之人。既已获得良好声誉，又重新整顿纲纪大事，删简文法，使观察使能够安坐清啸，认为他很有才干。于是再次推荐他到京师，进入观察、选拔之列。这是明代崇祯年间的事。当时天下多故，张君自负才干，考察地图、辨析形势，精于骑射，知道攻取的要略。他的二弟也以文章著名，正认为兄弟二人分道进取，就可以实现志愿，不应当被参幕之职限制。后来寇盗重重进犯襄阳，军需事务纷繁，他又放弃考选离去。他持杖游说都阃沈维烈将军麾下，出守鸠兹、姑孰一带，所到之处都有功劳。王师攻下江南，镇军全都溃败，而宁南侯带着叛乱军队，战船正沿江而下，张君在皖城迎击他们。既已取胜，正要控制长江上游，依次进兵袭击，溃兵却又连续到来。于是他以中军游击将军的身份归顺，被兴朝行营提拔任用。他带着两个弟弟一同前往。评论者认为，将军从此可以得到重用，可是他又一次弃官离去，回到旧居。直到今天，他居住在墙东，已经养老多年。某年三月，将军年满七十，我恰好回到乡里，在厅堂拜见他；他已经不再是从前我跟随伯兄时所见的样子。文章摆在几案之间，他同壮年持杖游说、与元帅击掌谈论时一样；而且仍然精神矍铄，快步行走，应酬顾盼，意气扬扬。年轻时喜爱读书射箭，如今已经不再射箭，却拿起丈长的笔，写下一丈多长的字。张君身材颇为矮小，所写的字却有他身高的两倍，他隐身在字中自得其乐。县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来向他请教。张君调笑此事离去后，西江水泛滥，县里因此受到利弊影响。官吏向台使推荐张君，依靠他的筑堤来安慰百姓、保全民命。张君近来逃入佛门，有一位修复庐山旧社的耆英朋友。我将为张君作寿序，他把这篇文章托付给我。毛甡甡说：张君起初轻视文学，不肯从事；后来轻视参幕之职，不肯从事；再后来又轻视将军之职，不肯从事。张君正是因为一向不肯做这些事，才得以延长如今的年寿。然而台使听闻张君的名声，给他题榜称为耆硕，而张君接受了这一称号。今天子登基之年，首先推举郡县中有隐德的人，举行乡饮酒礼。官吏以张君应选，让他坐在西北方，依礼饮酒、啐饮等礼仪都完备，尊称他为宾，而张君也安然接受。这样看来，就是把无用当作有用，把不作为当作有所作为。称他将军，他便以将军的身份应答；称他耆硕、宾客，他便以耆硕、宾客的身份应答。这些都是庄子所说的长生之道，张君已经得到了。至于五福中所说的富有、三种祝颂中所说的多生男儿，张君本来都可以得到，难道还值得专门对他说吗？《募修北京西山高井村观音寺序》燕都以西的西山，是著名的胜地，四方游历、做官的人车马往来。从前记述帝京风物的文章，总是把它列在开头。山脚下有高井村，距离城西四十里，古刹彼此相望；其中像摩腾寺、净居寺这样的寺院，不可胜数。万历年间，御马监中贵何公看中了村中的福地，创建观音寺。寺门、殿堂有好几层，金制灯具、玉制砖石，与前后各处名刹间杂的草木相互辉映，常常成为游览者休息的地方。然而岁月久远，虽然栋宇仍然高耸，却免不了在风雨、雀鸟侵扰中摇摇欲坠。住持守心对此忧心忡忡，准备求我作文，把情况遍告远近的施主。天下兴废之事多了，废而能够复兴，自古以来都是难事。只有佛教能够因无而造有，往往在最初的地基上，于劫灰之后重新扩大。因此，修梁、开道等本属于王政常法的事务，如今都被归于佛教。实在是因为以多补少，积十成百，力量虽不集中而功效容易遍及各处，广泛施舍的道理对于王政确实有重要的帮助。何况兴废本来就没有终止。经书中说：“某国有个人想兴复古寺，因为金钱不足，便入海取得贝壳，寺庙最终因此得以兴建。”这虽然是寓言，却也说明人如果真有作为，神灵将会来帮助他。

译所以释迦说有四种梵天余福可以补助治理，寺庙因此成为二梵之福。如果实在怜悯寺庙将要废毁，大家共同出力修补，那么福德达到二梵的程度，不是又更多了吗？这样又怎么一定要说君子不期待福报呢？《余姚诸耿衣六十序》十年前我写文章为耿衣祝寿，又过十年，仍然用我的文章为耿衣祝寿。这样看来，我对耿衣真是没有停止过赞颂。可是，当我认识耿衣时，他正值盛年，胸怀宏大的谋略，天下交游遍布；天下人争着先认识耿衣，有人能够得到耿衣的知遇，更觉得幸运。我在总角晚年，也曾窥见他所写的文章，远远地表达仰慕之情，哪里知道耿衣的志气如今仍然这样委屈地处于乡居之中呢？又哪里知道三十年来，我还会像今天这样漂泊沉浮，以文章相赠于耿衣呢？如今既然长期隐居，他的出仕机会固然不必再说。同列、同道者，有的当时本来没有什么建树，只借此掩饰缺失；有的正放任自己而自我废弃，过分地沉溺于侥幸；有的又逃遁到缁衣、羽服之间；有的因贫病而衰败更替，直到今天，能够卓然可见的人已经很少了。耿衣借助忠定之后的家世，素有气节；又有理斋先生以理学开创、传续学统。大凡文章、节操、学问、经术，都已经在十亩栖居之间稍稍施展出来。鹿门夫妇从容相敬相爱，礼数周全；几个儿子每天多次击鲜进食；选择良田种植黍稷，整理剥治，酿酒烹煮，足以让人饮食；庭园中杂植花木，随意游观，获得娱乐。小妾抱着瑟登堂，日暮时分夫妻和悦亲爱。除了朋友之间以鸡黍相待之外，又能使穿粗布衣服的人来到这里，藏身于田舍之中；回想从前避世的时候，哪里知道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境地？世上本来就有得到不必庆幸、得不到也不必忧虑的事情。耿衣已经六十岁了，他阅历深厚，作为群贤领袖已经很久，退居田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然而他刚刚进入老年，从此以后仍然可以不断进步。至于从前的交游者，那些希望在文坛上立足的人，有的在朝廷受到重用，有的在杂职中小试身手；前后显贵、声势煊赫、震动天下的人很多。三十年来，也已经零落，很少有人还存在于世。这样看来，得失实在难以区分，而是否被任用也不能预先限定。况且我在十年之间流离得很厉害，尚且还能写文章赠给耿衣，何况今后更进一步呢？《西河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二十九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序【六】《诸暨邑侯朱公治行录序》浙东有二暨，是秦代分置的县。汉、魏以来，只有我的余暨屡次更改名称，而诸暨的称呼直到今天没有改变；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县地位重要，稳固自立，不随世道推移。朱公由著名进士出身，成为天子任命的官吏，出任本县县令；人们盼望朱公，如同盼望丰年，对他的要求周全详细，是其他县不能相比的。不到一年，许多士人便歌诵他，百姓也歌唱他；历来仁惠教化传播得如此迅速的，没有超过他的。然而邮亭父老编辑他的事迹，不远百里而来，彼此都不认为托我作序不合适，接连登门告诉我请我作序，原因有三：一是二暨并不隔绝；二是乡官居住在左塾，可以在里门教导百姓，因而周知各国的政事与治理；三是因为我年满八十岁，我的话可信。只是我还有更深的感触：当我避开祸乱时，出逃到维扬，维扬人纷纷称说直崖朱先生，是本朝的名贤，能够凭经术超越常人；而那时趋入鲤庭、学习《诗》《礼》的人，就是朱公。后来我进入史馆，同馆的官员丘洗马、乔侍读，屡次推重朱公为南国人伦，认为他能够统领群彦，将以学习古道进入仕途，施展澄清天下的志向。如今他到百里之地做官，以治理政绩闻名。记载功德，大多近似阿谀，似乎不是士君子所应做的，何况任职一年政绩便已成就，看起来像蚕蛾等待变化，不能没有夸大；然而这件事可以用过去来证明、用今天来验证，依据已经实现的事情，进一步观察他尚未达到的境界，那么这些话就有凭证，不只是像塾师到了老年可以高谈得失那样，正如前面所说。况且二暨虽然同属一个封域，却分为两地；编户百姓，九亲八口，都隶属于各自的分部，因此有人加以赞誉也许是应当的。但我已经老居邻县，闭门不谈政事，对长官有什么求取呢？即使把这些颂词看作谄媚，我又能得到什么利益？所以这些话的公正，即使没有父老请求，也必定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又何况古代有舆人诵读政事，便采集这些话收入乡校，用来评议执政者的善恶；古代对此有记载。那么今天这篇记录，也仍然是在实行古代的道理。即使把这种治理用于天下，只要能有这样的记录，众人也会说好，于是我记下这些话，作为序文。

译《骆叔夜诗集序》叔夜凭借诗歌和古文辞章结交天下豪俊，天下豪俊也纷纷归附叔夜；南至吴、楚，北至燕、代，都说同叔夜心神相契，四方上下彼此追逐。因此他的诗大多慷慨激昂、任性使气，自负才具，蔑视一切。看他赴京时辞别朋友、情绪激动，作五言诗，写得悲怆愤懑、情感奋发于辞句之间，其他方面也可以由此知道。不过《记》中说，诗歌的教化应当敦厚；刘勰论作诗，认为情感是文章的经线，文辞是义理的纬线。因此，情感不足以引导文辞，义理不足以铺陈文章，即使文采繁密、辞藻华丽，也无法彰显经纬、兼备文质；如果渐渐欢乐过甚，却听不到忧愁，内心没有郁结曲折的感情，外在没有忧虑谗毁、畏惧讥刺，接触事物便增长志意的感发，又凭什么抒发感情、描写事物、激越心思而显扬志气呢？这样看来，情感由处境激发，义理从遭遇中产生，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叔夜作诗时，豪放激荡、振发奋厉；心思关注事物的细微之处，志向达到天地的广大境界，正自认为纵横驰骋可以达到远方。可惜后来，上面没有太常征召他，让他歌颂祖功宗德、在明堂郊庙中作为雅乐；其次，也没有叔孙通、河间王那样的人推荐他，使《桂华》《赤雁》《秋风》《天马》等乐曲能够借他的才情而节制柔靡之风。就像万石大钟用寸长的槌子去撞击，彼此完全不相称。然而我读叔夜的诗，从在大廷应对策问、在光禄寺赐酺，一直到驱车往来于河、渭之间，在华池曲水旁种柳；其中有宴饮、登临观览、行农、参加社祭，后来外在的纪述逐渐减少，直到雄鸠怒飞、构陷者纷纷而来之后，他诗歌的工力才真正显现。韩愈说：“万物不能处在平和状态，就会发出声音。”欧阳修说：“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人困穷之后诗才写得精工。”我听说叔夜在北寺时，他所治理的官署中有年老的亲人咬指悲哀，实在担心早晚不能接济，见到他像倚闾盼子的母亲；他的忧虑化作文章，内心的痛苦难以全部听闻。等到他再次任崇仁县令，又遭受罗网般的祸患，像司马迁受缧绁拘系，几乎遭遇不测；平生交游多有人转身离去，而叔夜独自坐在请室，作杂体诗，仿佛阮籍、陶潜的作品，眷恋朋友，思念故乡，充满离别忧患和凄怆之情。我长期抱持这种感念，想写信问候、把书信报答给少卿，却一直没有做到。后来崇仁父老攀着牢栏呼号，过去三原的子弟甚至怀揣数斤白金，从函谷关以西赶到豫章狱，跋涉四千余里，流泪跪着送来食物。这样看来，天下有像叔夜这样以至情感动人的人吗？我即使说他才华有余而义理有所不足，也实在是不得已。《王文叔嵩峯楼稿序》世人厌恶我的言论，我又因为这些言论而成为世人的罪人。他们打开我的箱箧，焚烧我的书籍；无论认识我还是不认识我的人，都警告、讥讽我，认为从今以后不应再让这个家族写文章。文叔却坦然拿出《嵩峰楼稿》给我比较，使我自己感到畏惧。从今以后，我也要畏惧文叔了。虽然如此，文叔本来没有什么可怕的。文叔早晚所说的话，必定有道理；他写文章不怨恨、不责怪，写人物含蓄深厚而清澈幽深。我自愧浅薄。即使把文章拿给天下人看，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拿给我看，我只是自己感到惭愧，又哪里用得着害怕文叔呢？可是事情也不完全如此。如今因穷困忧愁而著书，是人的常情。因此，不是穷愁中所说的话，就不会急迫而发声；穷愁中想说的话如果不能尽情说出，便会因忧病而隐忍不言。人正处于穷愁之中，不得不说穷愁中的话；而凡是身达意悦的人都厌恶这些话。他们厌恶的不是穷愁中的言论，而是厌恶穷愁本身。既然厌恶的是穷愁，又何必讨论话说得尽不尽呢？为什么我的话说尽了就成为世人的罪过，文叔的话没有说尽却反而成为世人的喜爱呢？文叔是徐征君门下的士人。征君曾说：“言论不合时宜，是我从前一直告诫人的事。横议一旦发生，后来就终于导致党人之祸。” 所以苏轼也说过：“忧患虽然已经过去，仍应谨慎言语，以保全晚节。”我正以这句话作为老师，文叔本来已经熟听而牢记了。可是我反过来把这话说给文叔，是因为我悲哀地看到世人已经厌恶穷愁，而文叔在穷愁中著书却还没有停止。俗语说：“喜爱那个人，连屋上的乌鸦也喜爱；憎恶那个人，连他所蓄养的徒众也一并憎恶。”我担心文章会成为他的徒众，所以为他的篇章作序，并这样告诫他。

译《春秋自得编序》《春秋》是经世之书，意旨幽深而贯通，义例庞杂而深奥；随着所作的解释，可以由同类事物触发联想，通达作者的志意，窥见大略。然而要探究它的旨趣方向，起初却没有一种确定而不可改变的见解。因此汉初四家彼此抵牾攻讦，最后左氏传出现，各家仍然坚守师说，直到最后也不相让。即使到了刘骏通晓经义、赵匡开辟《左传》之传，也仍不足以打破墨守成规、解除积久的痼疾。胡文定一出，便把这些说法全部扫除，确实是应该的。只是文定这部书，道理在于匡正经文，志向在于使君主觉悟。在他那个时代，南北对峙的形势已经形成，往来情势可以同周代东西二周相比；因此，一方面的隐患本来就不免有传与不传、甚至有传而无经的忧虑。后来研究《春秋》的人，既修饰传文而把它当经，又割裂经文而归附传文，于是《春秋》的本义就亡失了。从前我同甲庵谈论《春秋》，常常喜爱他发明凡例新颖，创立义例开辟，曾认为他能够超出同辈的见识，必定能够阐发幽秘的义理。如今读他的书，才知道他的所得深、见识大。甲庵依据程氏的说法，认为《春秋》如同法律中的判例；又引用邵子的话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因此说《春秋》只有贬斥而没有褒扬，只有非难而没有肯定，只有惩罚而没有劝善奖赏；对此我心中一直有所疑惑。再看它的大体纲要，就是《春秋》开头先写五霸，而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经书所见到的，只是谴责他们罢了。所以齐桓公称“与人和众”而把罪责分担给众人，是为了杀掉这种罪名。晋侯就更加严重了，正与诡谲的区别，比较起来非常明白。至于其他各国有名的卿大夫，如果得到圣人的称许，《春秋》却没有涉及。管子的才能、子产的贤德，难道没有一件事可以记述吗？况且任命卿大夫主持政事，本来已经很久了。晏平仲曾同圣人交往，蘧伯玉是圣人早年所喜爱的人，舅犯因仁厚亲近而受到称誉，这又是霸业中的功臣。柳下季秉持正直而被贬斥，后世为之惋惜。凡是这些人，难道不能借用义例一并论及吗？可是这部书却一概湮没无闻，必定是因为这些人同考核事实的范围没有关系。现在我还要进一步说，甲庵所依据的只是程邵的话。然而程氏作传，把功劳和罪过分列；就是程氏以前的杜预所说五例，也把第五例作为惩恶劝善。即使范宁注《谷梁传》，还说褒贬不同，所致的赞许和贬斥各异；甲庵却完全反过来。我读过《孟子》，《孟子》有把《春秋》作为比类说明的例子，就是晋国的《乘》和楚国的《梼杌》。晋国的《乘》已经无法考见了；梼杌是恶兽，古人因此用它来称呼不才之人，而楚国的史书又以此命名，那么这部书必定本来就是整治、揭露罪恶的。所以有人说，“乘”就是治理，是记录罪责的书。《春秋》本来就是这种体例。也有人用《春秋》来比拟它的意义，譬如治服洪水、诛戮飞廉、驱逐猛兽，就是这样。洪水冲决泛滥，本来没有谁不厌恶它浩荡横流的。哪里见过驱赶虎豹犀象、把它们赶远，反而被褒奖的呢？《春秋》也是如此。古来称得上痛恨邪恶的人，没有谁超过孟子；称得上善于读《春秋》的人，也没有谁超过孟子。于是，孔子惩恶的意义表现在经书中，孟子疾恶的意义表现在读《春秋》的方法中，甲庵去恶扬善的意义表现在治学中。孟子替《春秋》作注解，他自己的心得又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呢？何况他逐句解释、逐字训释，并不是依傍他人。《文犀柜》院本序 从前我听吴人谈起《文犀柜》的事情，还说有一本院本写得很好。过了一年我到广陵，得到这部书，读后才知道原来是我的乡人张陆舟先生所作。先生喜欢远游，早晨乘船，晚上乘车；但他所熟悉的地方，尤其在秣陵、广陵、吴阊之间。每到一个坊曲，人们便争相迎请借用，先生也因此很是欢喜，屡屡置身于娼家歌乐之中。闲暇时作诗歌，又杂作填词、小令等各种体裁，还写传奇院本、杂剧、散弄，总共不下数十种。《文犀柜》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先生以滑稽隐逸来玩弄世道，文章放纵诙谐，不可作为法则。我说不是这样。稷下学士有雕龙炙毂的言论，东方朔先生不也曾驰骋诙谐文章，作《据地歌》吗？一个不能得到世用的人，至于用文章辞句来戏弄世道，那么他所说的一定是世人不敢说的；世人于是略去他的寓言，却把他正面的道理奉为老师。这样看来，先生成为世人的法式已经很久了。否则，当先生出门时，身披缁衣、头戴斗笠，向乡里故人拱手告别，其中深藏的心事，以及浩然远行的气概，也足以令人悲哀。然而他仍然流连于狭斜之地，以歌曲娱乐心意，难道内心也有不安的地方吗？《文犀柜》写的确实是事实。先生的文章虽然奇特，但先生哪里是柜中人呢？

译《送李怀岵西征序》李先生在当时不得志，想向西走到襄武，向北抵达雍、岐；关陇之间路途遥远，筹办粮食又很困难，实在没有办法，于是托言自己是星命家，以此作为前程，真可惜啊！李先生做星命家，虽说如此，可李先生本来没有必要做星命家。李先生的先世居住在台端门，出行乘十辆车，离他不过两代而已，李先生本来不应当贫穷。即使这件事确实出于不得已，既然已经贫穷，必欲借此谋生，也不应是专门从事这一行的人。璇玑玉衡的微妙光芒，偶然借以从事此业，必定不会精通；可是他每次推断都常常应验，谈论者聚集如市，个个相顾惊愕而去，仿佛到射侯那里验证箭术，又见到隐藏之物被揭露出来。过去李虚中根据日辰、干支来斟酌吉凶，这就是当代星命家所由开始的，所以昌黎韩子还常常称道李虚中而不衰。李先生何曾学习过李虚中的术法呢？凭他的才能，偶然有所寄托，又能穷究神理、通达幽微而达到极致；假如将来有一天遇到良好的时机，使他能够经理大事，他的作为难道有可以限量的吗？我知道李先生不会终身靠星命术行事。可是李先生自己说：“我不是想做这一行，我想用四端去寻求天下的士人，却没有找到。一定要寻求文章像司马相如、扬雄那样的人，学问像荀子、孟子那样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也要有豫让、聂政的肝胆，具备原宪、孟尝君的意气。” 他又说：“文章要讲求真实，不要讲求虚浮；学问要讲求精纯真实，不要只求广博。”我起初以为李先生是星命家，借日辰、干支来给人相面，他给人相面只是谋求一宿粮食罢了，没想到他还另有寻求士人的愿望。既然寻求士人，也只是用日辰、干支来寻求，没想到他又能用文章、学问、肝胆和意气来寻求士人。这样看来，李先生必定要借助的，是马、扬、荀、孟、原、尝、荆、聂；而未必不借助的，才是星命术。可是李先生贫穷，终究不能不为一宿粮食打算。己亥年冬天，他来到萧山；到庚子年春天，又要出行，托我写序为他送行。我为李先生做星命家而悲哀，又告诉他将来不会终身靠星命术行事；可是李先生却终于以星命家的身份出行了。《赠周先生九十寿序》【秋驾的尊长】我二十年来颇以诗文闻名于天下，天下人因为祝寿而请我写诗文的很多；但从四十岁到七十岁，常常有这样的事，到了八十岁就很少了，至于九十岁，则十年中难得遇到一次。过去我曾为海昌沈征君的祖父作九十寿诗【见七律卷】；去年客居商城，有一位年轻时得到我知遇的两浙开府中丞熊公，年纪已经超过九十，我想作诗歌颂他，却因事情来到而离去，直到今天才有人请我为周先生九十寿写文章。由此可见，九十岁并不容易达到。先生出身于望族，几个儿子都能用俸禄奉养他。过去二儿子迎接先生到和州奉养，正值先生八十岁，坐着板舆上路，亲朋前来祭道祝贺，观看的人都啧啧称赞。如今二儿子不幸去世，长儿子又在岭表做官，不能随侍；小儿子以文学著称，却早已放弃科举业，长期跟随兄长们做记室。先生嘱咐他到岭表去，使自己心安，因此只能远远承受父亲的欢颜笑意，把诸妇留下来料理饮食，而先生此时已经九十岁。他精神矍铄，亲自前来受贺，进退趋走从未用手杖；他之所以不让几个儿子在身边，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先生的长寿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今人们互相夸耀，动不动就说百岁；可是百岁难道可以限定吗？假使造化给人的寿命有一个限度，那么不只未必能到百岁，即使果真活到百岁，活到那时的人也将手指弯曲、心力困顿，只顾盼着将来的期限而有许多牵挂，眼睛昏花、左顾右盼，只嫌日子不够用；为什么呢？因为寿命有尽头。正因为寿命不可限定，扬乌姬、晋才都能安心度过每一天；所以德行没有可以概括的限度，德行便能成就，年寿没有可以计量的限度，年寿便能丰裕。先生的年寿，难道还可以用岁月来计量吗？否则，先生已经九十岁，看百岁也只不过相差十年；正因为不是这样，所以从今以后，前路遥远而没有尽头。我所以歌颂先生，正是这个意思；这样说来，我歌颂百岁，又哪里会有不同呢？《峡流词序》《经解》说：“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诗尚且崇尚温柔，何况词余呢？《文赋》说：“诗因情感而生，辞采绮丽。”诗尚且崇尚绮丽，何况词余呢？这样说来，词余就是温柔绮靡的余绪。它的语言轻巧婉转，声音曼妙舒缓。它把情感驰骋在华美滋润的装饰中，把寄托放在闺房幽深隐约的境界里。它像编织的丝带、彩绣的锦缎，壮夫不屑为之；可是自古以来，像龙标、辋川、青莲、香山这些才人，仍然争相创作新声，彼此以之为标准。因为词余流变为曲，而它的源头正直接出自《国风》和《离骚》。所以《离骚》称为辞，词余也称为辞。如果不是察考支流、追溯源头，淘洗浊流而退去浮沫，通达高深与浅近，谁能使涓涓细流最终归入浩荡大河呢？所以水积聚于高唐，逐渐可以观察到百里之远，水流之势就是这样。王子丹麓具有擅长铺陈天才的才华，文章四面发达；除著录、撰述之外，多作诗歌和雅骚。凡是声调相切、音律相合，调商按征，没有不能开启其中幽深锁闭、发挥细微奥妙的。于是又把词余充溢出来，写成词。我得到并读他的作品，情感多么深厚，辞采又是多么绮丽啊！温柔绮靡本来起源于诗，用来衡量词余，就像岷江的水流一样；它的源头是齐梁乐府中《羊膊》一类作品。它沿着山崖流行数百里，还没有形成水流的源头；到了王维、李白，才已经冲决堤岸而奔流下来。水声潺潺，撞击山岩，水流浸润充盈，峡谷也已经走完了。看它的气势，本来可以流到海；到了大晟以后，徘徊在元、明之间，只剩下汩汩流淌罢了。丹麓大概正处在这条峡流的交汇之处吧？唐代词从李白开始，而李白诗中说“词源倒流三峡水”，说倒流，只是说它的气势浩大、无法阻挡罢了；但它的源头仍然可以看见。我读盛弘之《荆州记》，书中说：“从三峡七百里中，春冬两季，白色急流、碧绿深潭，回旋的清波和倒映的影子，无不极其美丽。”宋玉《高唐赋》中又有“美女扬袖”的比喻。拿这些同词比较，词的温柔绮丽都具备了。读《峡流词》，我将要在黄牛山朝暮之间徘徊了。

译《徐氏印谱序》开基在用毛笔书写之余，偶尔作铁笔篆刻，充分施展他刚劲、深博、奥妙的才华，同时完全遵循法度。论者说徐氏有两种传承：用毛笔书写的，传自熊瑞；用铁笔篆刻的，传自开基。过去我曾听隰西万年少论铁笔篆刻，大意说：晋代有楷书，汉代有篆书；晋人用楷书法改变六书，点画有所增减，即使仓颉也不会顾及这些。汉人用篆书铜器文字改变鼎彝漆器文字，勾曲变化，即使周公旦也无法参与其中。因此铁笔篆刻宗法汉代铜器文字，犹如毛笔书写取法晋人法帖。凡是《说文》中的六书，均没有实际用途；但其中填朱、琢白，以及正、变、偏、满、益、减、争、让等方法，确实有程式和尺度。唐宋以后就没有听闻了。如今开基对于古法没有不理解的地方，又常常显露自己的才华；譬如虞世南、褚遂良临摹王羲之的作品，虽然形体仿效、廓填摹写，但两家的意趣仍然明显可见。我以前见到开基的篆书，说他的才华超过学问；如今则看见他的才华已经融入学问。我为万年少早死而悲伤，来不及看见开基的篆谱；又惋惜熊瑞比开基先出生，最终不能使铁笔书与毛笔书并传于世。《施愚山诗集序》我经过湖西，和施愚山讨论当代能够写诗并传之后世的人，共计得到十二人，愚山是其中之一。于是比较愚山的诗，竟然用了五天，感叹说：“真是能传之后世的人啊！如今人们最难写出的只是情感。情感有七种，而悲哀和喜爱分别表现它们。喜爱能够歌唱，悲哀能够叹息。歌唱有声音，叹息又有眼泪。除此之外，便只是外在的裁剪；进入其中，深邃而微妙。”虽然如此，喜爱辛辣的人会忘记辛辣，习惯勤劳的人会安于勤劳。我还担心自己已经习惯并喜爱这种滋味了。于是又用了一整天，仿佛居住在瓯地的人观看汧水、沔水；又仿佛千百世以后，远方的人含泪追寻，来考察它的大概。你们所比较的，只怕已经没有现成的说法了。即使有现成的说法，也还要先从少量的书传中寻找，等学识增长以后再进一步探究。”于是我又更加感叹说：“真是能传之后世的人啊！真是能传之后世的人啊！” 不用说愚山所传下来的，有学问、有才术，有名声和实际，有操守和行为；即使愚山像宋玉那样轻浮，像司马长卿那样浅薄卑劣，像陈琳、阮瑀一类人那样随波迁就、漫无足道，也一定能够传下去。像宋玉、陈琳，刘向、司马相如，成都都可以说是文章的园林。何况愚山的学问、才术、名声、实际和操守行为达到这样的程度呢？愚山刻印《谷音》二卷，作序的是江右陈士业。他说：“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不以诗为诗。”又说：“仁义忠孝，对于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有什么不好？然而写作高、岑、王、孟那样诗歌的人却一定忌讳谈它。”假如屈原、杜甫都是忠孝之人，那么屈原歌咏齐桓公，叙述帝喾；如今杜甫诗中所称颂的，也都可以考察得到。如果确实像士业所说，那么屈原的歌、杜甫的诗，都应当是诚实明白、体现人性教化的文章。可是屈原把帝妃、简狄写成淫乱的辞句，杜甫把仲尼、原宪写成排斥讥刺的话，读者最终却不认为这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寄托的意义幽微。如今那些写高、岑、王、孟风格诗歌的人，哪里知道自己所作的就是诗呢？难道其中的幽微意义不也另有所在吗？如果一定说：“说诚实就是诚实，说明白就是明白”，那么这难道真是在作诗吗？这不只是屈平和杜甫如此，上古的姬旦、召奭，他们所表现的仁义忠孝超过屈原和杜甫；可是姬旦作《南风》，他歌咏后妃又是怎样呢？假使他只说仁义忠孝的话，一定会说“德行有四种，顺从有三种”，但姬旦并没有这样做。愚山是仁义忠孝之人，也作仁义忠孝的言论；然而他所说的仁义忠孝也不过如此。假如说不把诗当作诗而能够流传，那么为什么不说不把仁当作仁而仁也能流传呢？世上说这种话的人比士业更多，而那些高谈仁义忠孝的人又超过愚山。所以我评论愚山的诗，特意举出士业的话来加以衡量。世上评论愚山诗的人，可以由此看出道理了。《景文沙门诗集序》景文断乳后就出家为僧，从未诵读儒者的书，却能够作诗。作诗也有规律，不读书就不能精工，就像结茧一样，把蛾子放在箔席上，哪里能立刻等到它吐丝结缕、摇头经营呢？一定要经过枝叶的隐蔽，仰伏蛰居，然后时机到来，才能因此变化。所以桑树不参与结茧，茧却由桑叶而成；学习不直接参与作诗，诗却因学习而显著。如今景文没有学习书本，即使学习书本，也只是借以记住字形罢了，从未引导他进入门径，探究曲折，发挥贯通变化；可是他张口便作诗，诗作成后，有人说：“前身是无相和尚，后身是无著童子。”这个人是前世修行的人。因此他下笔像秀美的草，像散发香气的树木，像有文采的锦缎和细毛织物；即使捻断胡须、呕心沥血，早早擅长作出妙句，也无法超过他。我说景文不适宜作诗，正如我不适宜参禅一样。我幼年学习儒书，长大后作诗，作诗本来不应有什么值得惭愧的地方；可是我也曾忏悔把它当作口业，急忙想舍弃。景文正在学禅，为什么反而急着写艳丽辞藻、华美言语，使自己陷入支离呢？只是我学习禅而始终不能入禅，景文不学诗却能作诗，景文的才华超过常人竟到了这种程度；假使景文转而学禅，他精锐进取的能力应当有十倍于我学习儒书而作诗的能力，那么我想不为他作诗而忏悔也不可能了。景文是平阳孙本师破堂的弟子，如今来到湘溪。湘溪是破堂的弟弟，如今能作诗，就是家中所称的蛤公和尚。

译《稽县志总论序》以前修撰《稽县志》的，是山阴张宫谕先生。先生把这件事交给徐渭编纂修订，于是把徐渭的各篇论说载在卷首，一直没有更改。康熙壬子年再次修志时，正逢知县调任更替，没有按时主持修志的人各不相同，能够博雅而掌握掌故的人又有谁呢？各位弟子分别游散、滞留在四方，于是不能有一个人参与校勘核对。等到他们稍稍归来而志书已经完成，也已经无可奈何了。只是卷首分门列出凡例，各有论说以统纪全书，但语言颇多沿袭旧说而且不完备。知县于是把各篇论说交给俞子赓修订，他因文势而加以改易，删削剔除刻版旧文并补刻，又另行汇编成一帙，仿佛徐渭文集中所载的样子。我翻阅阅读它，觉得掌故制度写得多么详尽啊！山川形胜、户赋徭役，详尽到治理的方法；议论必从开头安排材料，简约而有裁制，峭拔而又波澜起伏，很像战国时期流传的文章。虽然受篇幅限制，却把反复曲折、周详委婉的论述本领发挥尽了。俞子赓凭借纵横不拘的才华，出于稽县令门下，得到荐举后又被罢免；因而落拓失意，接受督学使的聘用，在苴兰、叶榆之间徘徊。他胸中有天下疆域的规模，足以承受高位而自然显露。我浪游十年，所到之处耳目心志都很贫乏，即使有人问我山丘原野、灌溉水利、成年男子和赋税器物的数目，我也茫然无知，没有记下一件。而且我们县的县志在各县中最差，越修订反而越差；幸好还没有能力谋划请人来补救。即使有人谋划补救，想要有像徐渭、俞子赓这样著述的人，也实在少见。《西河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三十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七】《历法天在》序 万物生成都有形象，而数理也随之具备。何况上天把天象显示在眼前，眼睛却不能看见，心中也不能考察核验。幸好可以借口说“我是读儒书的人”。假使把博士们召集到清台之下，让他们考察五纪、制定六历、钩稽比较历法的成绩，又能依靠他们什么呢？过去观察天象的人，大多只是把天象分列为洞穴，推占隐秘的事物和怪异现象，同臯唐、甘石等人相比，不过大略相当。因而直到天地多变故之时，也只是仰头窥察彗星，辨别日旁的云气，自以为有所收获；一旦涉及孟陬、渝次、摄提、方位失当等事，全都不能研究清楚。所以仍把这些事务留给司历；至于大的法则、重大的纲目，以及可以记录出入、考察扰乱和正常的事情，也只能仰头沉默，叹息伸腰罢了。天象不能明察，是观测者的过失。天体旋转、天道运行不可以作为法则，九宫之数也许还没有讲明。朱先生曾任少参，分守我郡，留心于天文家的学说；他的著作有《坤干》《阴阳》《奇门》《太乙》，都有成书，尤其对于分天转历之术，被称为极其精密。这大概是他从家传以及往来游历中探索所得，已经穷尽而且完备了。我观察井宿多年，却不能辨别早晚；先生不以我固陋，寄信来让我捆束书册、携带礼物，立即取我的一句话作为序。我曾经考察旧历，和本郡士大夫追论三代、五代的历法，大家都说西历精良。元代西域有《万年历》，很早就在北方流行，郭守敬的《授时历》私下采用了它的学说，大概精密周详，所以它的仪器和天象都说地球圆转，竟然彼此相合。明初灵台也有回回历，和《大统历》互相参验。如今的《保章》《时宪》，就是西洋历法。先生的著作虽然有一半是先世传授的指示，但随处都加以参订，不遗漏一点所得。《三统历》多取自儒者，《五部》多取自史书，合、散、盈、缩多取自博士所传，伏、见、存、亡、短、长、先、后多取自司天官；至于图象的奇异、推步的精密、邪正宽窄的异同，以及发敛、清浊的得失，则多取自西历旧传和钧台的时宪。书名叫“天在苍苍者”，其中自有意义。只是我有疑问：古历简易，而西历繁重。宾日指日在卯时，饯日指日在酉时，时序是相同的；如今却不依据太阳升起的时刻，而依据人们看见它的时刻；不依据它升起所在的时序，而依据人们看见它所在的时序。若认为燕、齐、吴、楚各地太阳升起的时间不同，那么假使经过峡中之地的人在正午看见太阳，难道可以说太阳在午时升起吗？那么为什么不分别记载各地的方位，而说“这里不是太阳升起的乡地”呢？而且太阳落下的时间也各有不同，历书又不记载，这是为什么呢？至于候气到来的时间，必定要穿透地面向上达到；石头无论厚薄，却说它随各地分别到达，实在迂曲。儒生不学习历法，而先王协调四时，首先在于校正日。况且西历所安排的，比起太阳升起和候气到来的记录更加详细；正因为读了《天在》，才敢这样向先生质疑。

译《钱塘吴元符游仙录序》我和元符在姜京兆的席间相遇，元符认识我，我却不认识元符。当时我为躲避人而悄悄回到住处；京兆的尊父是工部君，元符参加礼部试，出自京兆门下，亲自渡江为工部君祝寿，因此得以相见。元符私下想来，元符姿态容貌清秀洁净，如同面对冰壶，是有道之人。后来知道他和宗友稚黄住在同一条巷子里，更知道元符有道，擅长文章，砥砺品行而不负所学。起初见他像见普通人，后来屡屡听说元符善于写制义，却始终没有见过。况且制义怎么能称作文章呢？等我再次归来，又遇到元符的弟弟瑹符，和元符很相像。然而元符已经死了；又想到以元符的文章和行为来看，他堂堂正正，具有人与天相合的气色，却这样不幸地早死。形貌本来不足凭恃，文章和品行又凭借什么呢？等我停留在乡里，瑹符抄录他兄长的《游仙记传》，并汇集元符赠给我的文章送来，请我作序。我查考他的事状，大略是元符曾在炼室中降神，书写方术来治病，又说明趋吉避凶的方法。他的话质朴而可信，而且用竹子捆缚、画灰作记，踪迹与左氏所说相合。他面对乡人故旧，除了问候安否之外，常常得到隐秘的符券，因而传授其中秘密，仿佛另有所作为。三华、一元等诸位主管仙界文书的人，我过去游历过道、佛二家，却特别对老子之道有所怀疑；认为鼎湖烧药、崆峒受书的故事没有证验，而人们求取仙道直到死亡，便渐渐有人借此托言。至于脱去形体、卸下肉眼，光明不堕落而自行解脱的人，所以王辅嗣只剩朽骨却在墓中谈玄，嵇康脱离形体而在海上弹琴，长久以来都不足以使人相信。近来听说海昌吕先生死后鬼魂还能著书，吴江叶琼章凭借扶乩作成诗篇，自称是璇宫侍书女；这样看来，颜氏之子成为修文郎，宋康王的舍人成为水官、骑鱼，也不必都说是虚妄。至于人难以成仙，是因为成仙意味着背离群体、遗弃同党，披风乘云、吸食云气，修炼黄鹄飞升之术；然而最终仍不脱离如虫蛰伏于泥土的本性，所以有人不屑于此。倘若修饰自己的言行，自然能够达到道的境界，那么即使说是成仙，实际也同做人没有不同。我以前见到元符，却不知道他是仙人。假使我见到元符时知道他是仙人，那么私下庆幸能够一见，也许会比当日更深。然而即使元符能成仙而没有死，他见到我，我对元符的认识仍不过在于他的一言一行；那么元符即使成仙，我所见到的仍然只是作为人的元符。瑹符擅长文章，他游仙的事启发瑹符写下这篇序。《赠陈别驾迁淮安司马序》自古有郡守，就有郡佐，所以辅佐郡守掌管军队，称为上佐。只是历代设置名称大体相同，品秩却没有差别。治中、别驾、长史、司马，原本是同一类职官。后来把司马、别驾分为两种，以司马为六百石，职位在别驾之上。概括来说，它们作为郡佐，也略有不同。三韩陈君由掌管奏章起家，任淮西别驾；他作为上佐，已经多年了。今年秋天，天子特意选拔各郡佐中有政绩的人，想到淮西别驾能够升任淮阴郡司马，掌管军队，辅佐郡政并兼筹海防，在射阳、盐渎之间开设官署。淮西太守以下以及各县县令，在郡城东门外设宴饯行，并请我说几句话作为赠言。郡中有太守和郡佐，也如同大地上有长江、淮河。淮河在四渎中属于南方的一条；长江、汉水汇合后，淮河便承接它们，到了东江渐渐向东，淮河也随之东流，独自注入大海。陈君起初辅佐淮西，后来又辅佐淮阴，虽然同样都是郡佐，但始终在淮水流域，这难道不正像百川朝宗，上下之间彼此需要吗？况且郡佐也不能轻视。郡守承受王化而向外施行，辅佐他的只有郡佐。因此太守以牧养百姓为职，郡佐以辅佐太守为职；郡守按察各县，而郡佐反而足以监督一郡。《礼记》说：“四渎的地位相当于诸侯，诸侯就是守；以郡佐辅佐诸侯而参与其政，那么以郡佐辅佐四渎而列于四渎，理道也是相同的。”如今陈君出行时，手执圭瓒在前面举扬的，是郡守；捧着酒尊酒罍、弯腰跟在后面的，是各县县令；拿着钱、夹带食物，提抱物品，匍匐在左右的，是百姓。百姓说：“您的功劳在于辅佐郡政，您的德行在于百姓；百姓思念您的德行，就是郡中记载您的功劳。” 然而陈君的功劳实在数不胜数。凭借您光明显著、享有崇高声望，官场的流品因此得以澄清；凭借您公正忠诚、勤勉谨慎、能够团结众人，国家便不会空虚；凭借您廉洁清正而不奢侈，正所谓一床被褥也能自己携带；凭借您削减烦琐、裁断繁剧，刚强果断而能成事，您又是遇事能够决断的人。澄清流品而又勤勉，清正严明而又果断，能够鉴别流品、团结国家而又务实，出入机要事务时令人敬畏。淮西如此，淮阴也可以推知。您的兄弟都仕途显达，您的二哥掌管枢曹和司校之事，建立了许多功业；而您如今以辅佐淮西而等待升迁。将来转任别处，所辅佐的或是国家、或是名郡，虽然都称为郡佐，但所辅佐的对象又不同。那么三公、五岳之中，彼此相较而更高的位置，难道仅仅是淮海之间的职任吗？《丁大声〈迂吟〉二刻序》大声作《迂吟》，既迂曲又吟咏。后来默然不再吟咏，大概在呼号、徘徊之后，只有咿唔之声，哪里还能成调呢？去年三月，他在西郊灌园，才拿出从前所作的《迂吟》来读；看着它泪流不止，稍微吟诵便悲哀动人。而且在锄地、担土的空闲，抬头看落日，也就多有惋惜叹息，于是再次俯仰取出箱中的筑衣，那是过去所穿的衣服，仍然坐在上座。我私下高兴能够得到大声的一句话，而当时思念大声的人，也希望再一次读到大声的诗。这就是刻印《迂吟》二集的原因。至于谈论诗歌的人纷纷议论世人，然而近世谈诗仍然推重大声，只遗憾如今他们所说的，不能全都像我大声所说的那样。大声说：诗本来有六义，后来又增加了八种体裁。他又说：诗以善于变化为上，拘泥限制次之，因袭模仿最下。大声所说的，直接取本于《国风》诗人，只是近来还没有做到罢了。过去有人怀疑《迂吟》并不迂曲；它忧虑时局、愤恨疾病，多有激越悲凉的声调，对于柔和婉转、和平舒缓的节奏，可以说完全不同。然而它在急迫艰难之间迂回，在惶恐不安之际瞻前顾后；面对人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只借文章表现志向；面对事情必然不能做到的地方，故意反复低吟，曲折舒缓地加以讽谏；而且有时遇到难以直说的事情，仍然盘曲词句，仿佛说的是这一件事而心意并不在这一件事上。凡是这些，都是所谓的迂曲。如今作为善于言说的人，却松弛退让，仿佛一定要迟疑迂回、曲折不前到无法停止之后，才幽然间或透露出自己想说的话；这不是从容闲适、荒诞空远而不切合事情的人，必定不会这样。我所以说，大声的《迂吟》，是因为迂曲而作吟咏；它又迂曲，是因为它在吟咏。然而大声在这里为什么又会有默然不吟的时候呢？

译《闺秀王玉映〈留箧集〉序》汇聚山林川泽的精气来生成才华，人才本来就不是容易谈论的。经历千里才偶然遇到一个，经过一百年、几百年才偶尔见到一两个，何况闺房女子呢？只是上天既然爱惜人才，所以也不急于生育人才；可是人才生成后，人们反而抛弃她们。山林川泽长久以来就不如人意。我的家乡有闺秀，从谢道韫开始。可是谢道韫当时还没有离开闺门，只有王江州因孙恩之乱受害，谢道韫也抽刀携婢登车去杀贼。到了寡居以后，也不过偶尔隔着帷幔和士大夫谈论义理罢了。如今我乡的闺秀比从前多十倍，但最早受到称誉的是王玉映。玉映是季重先生的小女儿，先生的文章传遍海内，玉映又继承了他的才华。中郎有女，什么安慰能比得上这个呢？七八年前我也曾读到她所作的《吟红集》，当时先生还在世，通家子弟争相传诵称道。后来声势渐渐衰落，她遭逢家庭离散；即使从前听闻她歌咏声名的人，在我选编越地诗歌时登载玉映的作品，也仍然群起责骂，而且各自有所辩说。如今玉映因饥寒而轻装离开故乡，跟随她的外舅丁君牵车出门，将要漂泊在道路上，靠炫示自己的书画笔札来谋生。去年秋天乡间田地被烧毁，从山阴沿江走一百里，河渠干涸龟裂，衣襟相结而又没有来得及收税；风雨突然来临，县城、集市、街道、巷子全都涨水，牛马遭受暴雨严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我听说这件事以后，正好有一位抱着三弦琴的客人寄居在屋下；他悲哀的弹奏和风雨一同迸发出来，于是我作了一首长诗，既为闺中女子行路而悲伤，又借箜篌寄托情怀，作讽谏以表达不要渡江的意思，那首诗至今还在【见《濑中集》七古卷】。如今渡江已经很久，丁君又带着玉映的诗来给我，请我作序。玉映固然是季重先生的女儿，丁君也不是外人；他的尊长难道不是文忠公所称、以词官身份死于魏忠贤之手的人吗？文忠公是东林祭酒，又能够表现气节，他同王、谢两家正可以说没有遗憾；可是丁君如今以三衢法曹的身份到处乞食，玉映也不能再在人前享受隔幔谈义的欢乐，这情形又怎么样呢？《吟红集》的诗文多激切，而《留箧集》与之相反，只有诗歌。不过它的诗已经可以和刘禹锡、韩翃相比，是闺秀中无人能及的。《留箧》这个名字，是我替它取的。《杜诗分韵序》辑录诗歌的人，通常有按时代、按体裁、按类别、按韵部分列四种方法。杜诗本来按时代编排，近来有人刻成按体裁编排的本子，名为《杜诗通》。至于按类别、按韵部编排，直到今天还没有。这就是西樵创作《分韵》的原因。古文没有不押韵到结尾的，有《易经》就是例子。诗歌没有不押韵到结尾的，也有《颂》中的《桓》和《般》为例。因此汉代以前的文章间杂韵句，东方朔先生作《据地歌》。后汉灵帝中平年间，京都的歌谣明明是诗，却反而没有韵。自从魏代李左较开始著《声类》，齐代中郎周颙作《四声韵谱》，此后沈约、陆法言、孙愐等人相继兴起，创立韵学；诗歌于是以韵为准，所以唐代三百年用韵比过去更加完备。何况杜甫精通声律，他的押韵合律，尤其成为唐代前后人们观察、仿效的对象呢？西樵是沈约、陆法言一派中优秀的人，他书法精工，名重一时；凡是六书、四体，都已经深得根本，而对于韵的起收、呼吸、变化、通转，也总能分析细微差别，确定幽微之处。因此他和门生黄大宗把杜甫诗集分开，并按声韵区域编排，曾说：“韵本来严密，而杜甫能以广博达到严密；韵本来放纵，而杜甫能以拘束达到放纵。真是高明的言论啊！”只是我有一件没有辨明的事：如今的韵书不是已经把佳韵和麻韵分开了吗？佳韵没有“嘉”的读音，可是唐代刘禹锡《送蕲州李郎中赴任》诗以佳韵间押麻韵，而公乘亿《赋得秋菊有佳色》却以佳韵起头、麻韵承接。如今杜甫《柴门一章》押佳、麻两韵的，竟有五组。这难道是佳韵就等同于嘉韵吗？还是唐韵本来就把佳、麻两韵通用呢？况且唐韵把真、文、殷分成三个韵部，如今却把殷并入文韵。假如不合并也就罢了，既然合并，殷韵就应当归入真而不应归入文，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唐人把殷归在真韵，李山甫《赋秋》、戴叔伦《咏江干》、陆鲁望《怀润卿博士》等律诗都是这样。杜甫虽然没有律诗，却在崔氏《东山草堂》拗体和《赠王二十四侍御长律》中，把“斤”与“勤”等字相杂押；这说明真、文二韵在今天与唐韵完全不同，只是人们习惯看待而没有察觉。至于东韵本来和蒸韵相通，所以《翘翘车乘》一诗中“弓”“朋”一押，后来就不再这样。然而东韵转为屋韵，蒸韵转为职韵，都是入声韵。现在还不知道东和蒸在唐韵中能否相通，但诗集中《别赞上人》以职通屋，《三川观水涨》以屋通职。其他如《南池》《若客堂》《若天边行》《桃竹杖引》等篇，把屋韵和职韵相通使用的更是数不胜数。韵的问题值得怀疑的很多，我想拿来质问这部诗集的，又不止这些。如果把我的疑问拿来质问杜甫所确定的韵，西樵、黄大宗，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剖析明白。我哪里敢用细小的草茎去撞击洪钟呢？

译《任千之〈行稿〉序》古代选取士人，先考察他的品行和文章，然后才按甲乙等第授予名次。所以李华的《战场文》、杜牧的《阿房宫赋》，早已流行于世；一旦得到主考者称许，就会被录取。因此省试各体文章，流行于世的作品在考取功名之前。古人说：“不能遇到时机，就带着蓬蔂出行，也要说明蓬蔂仍然有流行的价值。”如今行文专门属于应试者；只要乡试中有了名次，没有不带着一卷文章来求见的，这称为行卷。至于落第的人，便被看作藏匿义理而遭排斥，不能流行。唉，能不能流行还不可知呢。任千之在将要成年时，就把自己所作的行卷刻印流传，世人都嘲笑他。到了今天，才终于能够称为《行稿》。千之才华惊人、姿质奇异，年少时就显露头角；进入乡塾，惊动乡中少年。偶尔在社学考试中应试，社学先生往往不敢立即同他较量长短。他和我一同在我兄长门下学习，我却压倒了他，这件事直到今天仍令我心惊。可是千之非常贫困，明朝灭亡之际不肯苟且随顺世俗，多年在山泽间披荆斩棘、拾取橡实为生。后来转而学习古学，避开世人，写诗歌和古文，又过了多年。即使后来收敛心志从事科举业，仍然萧条寂寞，经历风雨霜露、明暗干湿的不同处境，幽然同人世隔绝；人世也彼此把他忘却了。后来他一举便辨明曲折，再举便通晓方圆。假使千之没有在自己的行稿流行之时把它拿给世人看，人们一定会说：“这是局促浅陋、不能流行的文章。”即使不这样，认为它可以流行，也会在心里暗自疑惑：“它应当有某些细微之处不同于流行的文章。”这样，不能流行的文章最终却没有一直不能流行；本来不能不流行的文章，也未必一开始就显出它能够流行。那么从前所谓不能流行的文章，怎么知道不正是如今能够流行的文章呢？《宝应王孙晋南游诗序》我在淮安市遇见王生，他举止翩翩，是王谢两家的子弟。后来看见王生弹棋、击鞠、驰马、射猎，才知道他是幽州、并州一带的儿郎。又后来与他秉烛对榻，纵谈古今学术，文思绵密而纵横，挥笔作诗，立刻就能写出仿效少陵、令人惊叹的句子，真是个才士。天下有像王生这样难以测度的人吗？只是王生与我交游友好，我写诗，他以健笔仿效我；而我也喜爱他的健笔。我们二人的诗，在淮安市吟咏歌唱，淮安市看见的人都笑我们。天下了解我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王生；而了解王生的人，则是我。然而我最终还是难以理解，他为什么又爱射猎而且善于博击。王生并不只是王谢家的子弟。他跟随尊大人在七闽做官，后来尊大人去世，便寄居在故旧任职于瓯、粤的地方，孤独而贫穷。他有时游走于军营之间，有时混迹于市井之中；他徘徊慷慨，迫不得已出入于侠游子弟之间。直到今天读他的诗，我仍不免惋惜他命运奇特而遭遇坎坷。王生凭才士身份立身处世，所到之处纵横自如，后来渐渐与歌伎戏子之流较量才艺，这也是有缘故的。有人因为难以测度而怀疑王生，我请他同我读一读《南游之诗》。《淮隂马西樵诗集》序 诗本不分地域，但齐风、秦风、唐风、郑风因国家不同而各有名称，于是有人说吴地的声调浮靡夸张、楚地的声调接近边鄙，这都是不对的。淮南王招来八公写作流淫之章，枚皋生于淮地，难道不曾与梁园诸君写作华丽的赋吗？西樵主持淮隂风雅之事，几近二十年；他的诗是雅正之诗，只是间或写歌行，颇有些像楚骚，而骚本来也是雅正之作。难道可以说雅与骚，竟然限定为楚地之物吗？诗分时代而不分地域。为什么说分时代呢？古人把雕饰看作朴拙，就像器物追求雕琢繁重，是先代礼器的样式；今人把俚俗看作质朴，就像冠冕崇尚俭约纯朴，这是时代风尚。文章也是如此。上古文章多加修饰，称为《尔雅》；今天文章多质朴，于是有人为《尔雅》作解释。所谓《尔雅》，是修饰文辞；解释《尔雅》，则是质朴的文辞。既然修饰被称为雅，把修饰改成质朴，难道就不成为俚俗了吗？这样还算古吗？我看见有人知道说古，却不知道说雅。西樵一向喜爱古风，他做人、作文、作诗，没有一样不古；他的古，是因为质朴。然而我喜爱他能够雅正，也正因为他的雅正。所谓古器，就是以雕饰显出朴拙。至于声律风格的变化，本来也有主宰它的规律。我认识西樵多年了，如今在枚皋故里见到西樵，他神色淡泊；况且他家中也贫穷，却还滤酒招待我，击鼓为我助兴。西樵是贫士，却能陈设钟、鼓、簠、簋来宴饮，岂不是由朴拙而达到雅正了吗？如今吴、楚已经是一家，声气相通，我将推举西樵的诗作为东南诗坛的倡导者；西樵与楚人西之并称“二西”，又何必一定要称为西呢？南朝有宫体诗，是徐氏的诗，却和北方的庾氏并称“庾徐”；江南的艳丽诗歌以江总为推重，但他又与北方的夷狄宇文道衡齐名。江总、薛道衡的诗难道浮靡夸张吗？即使如此，又何必不能称为南方之作呢？《南士七律》序 我年轻时就与南士一起学习作诗，那时天下作诗的人有成百上千家。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作诗的人并没有比从前少；可是从前那些作诗之家，真正卓然可称、可以留名的，百家中还找不到一家。这样看来，后来的诗人也仍将和前人一样。南士把我当作弟弟来爱护，迎合我所喜爱的事物，常常带着我的诗游历万里之外，即使到了西边的雁门、南边的儋耳，也独自带着，不曾离身；而我很少徇私偏爱地看待他的诗，所以南士的诗在我眼中，与读其他诗家的作品没有不同。然而我曾在高会中称赞南士作诗超过前人：高的可以比岑参，低的也可以比刘长卿。听到的人纷纷响应，各自发表赞同之言。这难道是天下人了解南士，竟然还比不上我了解他吗？南士将要北游时，有客人刻印了南士的七律。我说：“四始、五际，各有演变，就像四时一样。时代一到，汉魏的四言诗便衰落了，五言诗兴盛起来；到了六代，唐代没有五言古诗而七言诗兴盛；从宋代直到今天，还没有衰减。如今又没有什么比七言诗更盛行的了。”有人读五言古诗，不辨优劣；偶然看见七律，尚未读完，便像淄水、渑水骤然分明，如同刀劈一般。大概七律振起声势、显得明丽，不取雄壮惊骇；驱遣文辞，显出华美，不借孤立奇崛的句子；顺着兴致感情所到之处，蕴含文采而极尽情貌。只要具有格调，即使删去雕饰，也不是那种调音如车辗、稍有艰涩便陷入泥淖的作品。它虽然名为一种体裁，实际上却是各种诗体趋向汇合的结果。南士的诗不是容易说尽的。我曾经出游，南士思念我，必定来寻找我；他奔走四方，在旅舍中烦闷无聊时，便关起门来与我联句。有时因眼前环境而联想事物，笔势一动便毫无阻碍；有时比较声韵、切合事物，彼此触发，争相跃起。我每完成一个韵，常常因自己赶不上他而嫉妒，直到如今，他偶然传诵于世、成为人们口头谈资的作品，看起来还要超过七律十倍百倍。天下了解南士的人本来就比了解我的人多；可是如果他们因为我的话而幸而把他流传下去，那么后来的作诗者只要能够留名，怎么知道不会又把我的话当作有力的响应呢？

译《傅生行稿》序 山阴傅德孚与沈孚先同以诗文名闻天下，人称“江园二子”。当二人居住在江园时，喜欢谈论大节，常说：“仰慕义行如皇甫规，文章如贾谊，也就可以了。”因此二人都小心谨慎，勤学力行，作文去掉雕饰，一时自重的士人都归附他们。我曾题诗赞他们说：“两条龙跃入云津，双颗珍珠生于浦源。”难道这是诬妄吗？可惜孚先去世了，如今德孚又被举荐。德孚凭年轻的才华，遇上了好的时代，一定会有所建树，得到君主的知遇，成为像贾生那样的人。只是德孚刚刚考中乡试，唱过《鹿鸣》，便立即写信问我，索求为孚先作志铭，可见他如此不忘孚先。假如孚先还在世，看到德孚被举荐，再看到德孚的文章，他的踊跃欢喜一定要超过我十倍百倍，那将会是什么情景呢？我起初曾与叔夜、武孙比较孚先和德孚的社义，后来又与茂伦、丽京、世臣、朗诣、木弟比较他们二人的诗，如今只比较德孚的文章。我知道德孚心中一定有不愉快的地方，所以在为他的文章作序时特意说到这些。《西河集》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三十一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序【八】《乐天堂集说》序 孔子作《易传》，把顺势而行、不滞不流看作乐天的实质。所谓顺势而行，就是曲折地成就事情。士君子读书谈艺，本来希望施展所学，以道义救济天下；但形势有时难以施为，于是必定顺势迂回，以曲折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志意。这大概本来就是天道如此。崔子遗山以文章闻名于世，却接连不得志，于是漫游人间，往往任性自娱，并给自己的堂屋题名“乐天”，好像是借安居来等待命运。我说并不是这样。古代游仕于诸侯之国的人，往往借助朋友来教导士大夫，作为进入仕途的先导；所以东汉诸贤虽然离古代已经稍远，仍然接受郡国征聘，一展筹划才略。如今遗山久以文章辞赋著名，又富有经世济民之才，只要偶然举步，四方就会有人执缟纻来访，实在不亚于当年颍川羔雁塞满门巷的情景。他从容谈笑，讨论治理之术，这正是顺势而行而不滞不流、以道济天下的正理。否则，乐天知命与安土敦仁，岂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吗？既然志在四方，借浮家泛宅作为漫游的计策，却反而与安土重迁者同样歌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年老了，想行道济世而未能实现志愿；若还能借得些岁月，我还希望登上他的堂屋，与他一同享受这种乐趣。《童炜行稿》序 古代没有专门传授经义墨义的人，所以世人说制科所作的文章与古文辞不同。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平津、江都所作的策论也就不可能流传到今天了。然而，难道可以贸然说帖括章句就是古文辞吗？若这样说，诗就不应当不同，赋也不应当不同，策与论也不应当不同。只是世上攻习制举业的人，惯于燕乌揣摩之说，认为除了墨义之外，必须互相告诫，不可再涉及一个字；即使二三场的策、论、表、判，也不许和墨义同等看待，更何况其他文章呢？一定要有一个精研古学的人出来，洗雪这种说法。童炜自甲午年参加公车考试以来，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其他所藏书籍，别人一见到他就掩口离去。己亥年他已经在礼闱考试中夺魁，却因写错字仍被黜落；后来又在康熙庚戌年于礼部经房对策中夺冠。他回到故乡，与我在淮西客舍偶然相遇，拿出自己所写的文章给我读；我这才知道，过去所希望的那种兼通古学而又能写经义帖括、足以洗雪世人说法的人，就是童炜。童炜作文并不废弃揣摩之法，仍然讲究绳墨规矩，但其中自有浑厚圆融的气势，充满全文。譬如把长沙、江都的文章压缩改写成李程式的赋，五彩斑斓依然具备，万物本元也一并呈现，多么雄壮啊！人苦于没有才华，有了才华，又苦于没有学问；有了学问，又苦于没有时机；甚至有人既有时机，却反而没有才华和学问。我不知道没有才学的人，是否能够和没有时机的人相比。正因为童炜能够凭此不愧于适逢盛年，我替他高兴，也把振兴制义看作天下的庆幸。《易经》说：“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既然如此，天下将来所能达到的治理境界，我可以从童炜身上预见。程子说：“辞藻华丽而不浮夸，是应世之文；编次诗书而无愧，安置天地而不疑，是传世之文。”既然如此，经义墨义能够流传后世，也可以从童炜身上预见。《傅生时义一刻》序 我跟随兄长大干在傅元升的草堂读书时，刚刚成年而已。元升每次考试，常常抱着孩子出来，四处奔走，吟唱古人的诗。我见到他，私下说：“这位仪态端庄的人，莫非是后来的俊秀之才吗？”却没料到他后来竟能像今天这样跟随我游学。自从世道变迁以来，我焚毁、丢弃笔墨已经八九年了。从前攻习举子业，也早已停止。即使郡县中还有从事举子业的人，也说：“这家人已经被废弃，不再甘心作时文。”我认为作时文也没有什么不好。每当遇到元升考试，看见他的头发渐渐变白，他却仍然劳苦奔波，谈起平生的欢乐。他退下后，虽然对别人说：“我的儿子能作文，应当让他跟从大可游学。”我听到这些，心中惊讶：这就是当年考试饮酒出来、拜客吟诗的人吗？但我又为自己惭愧：故人了解我，我恐怕因为不能写时文而辜负故人。今年春天，因为乡里多有变故，我到横山躲避，于是又进入元升的草堂。看那从前的桃、李、梨、栗园、鱼池、竹林，都还有留存。元升于是带着儿子到我的堂下拜见我。我起身看看他，叹息说：“当初我二十岁左右时，假如有人说这个孩子聪明，将来会跟随我游学，我一定会遗憾，认为哪里能得到这样长久相处的人呢？”如今既然已经长久相处，本来没有什么企求；可是听到这句话，仍然遗憾自己为什么七八年后还这样郁郁不得志、心中没有别的寄托。如今怎么样了呢？你此前所跟从游学的人，是史宪臣。我的时文写不好，而宪臣能够写时文；我不能写时文，宪臣却还能够凭自己的时文，使你也能写时文。宪臣做昌黎，我做籍，孩子你做湜，彼此传持各自的教法，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所遗憾的是，故人的子弟一天天长大；我如果长久困居不得志，我恐怕七八年以后，他拜客吟诗时，所写的又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了。

译《傅生时义二刻》序 车匠制造车子，如果因此获得车匠之名，就一定要让天下看见他的车，然后关门也觉得无愧。假如车轮无法观看，车辐无法检验，辀、輢、较等部件也无法察看，我看这车匠必定是无能的。从前写高明文章的人，大都能把文章拿出来让天下人看；所以文章尚未流行时，世人已经能够指着它说这是某人的文章；等到流行后果然没有错误，这才可以把他视为一家之言。如今作文的人不求作品可供人看，穿着鞋也不走出门户，好像认为自己晦暗而没有什么可以示人；一时的塾师、乡里朋友，也都不允许以求学来互相劝勉，反而把销磨、晦藏、压抑命名为揣摩。文章未流行时，默默无闻；流行之后，仍然默默无闻。自称车匠，却终身不让车轮、车辐显现于天下，终身钻研一项技艺，最终一无所成。唉，太可惜了！这就像贪取上天的工巧，把侥幸获得当作幸运；有凭借而求取功名，和没有凭借而求取功名相比，差别究竟有多大？不坚持正直而去追求博杂，博杂即使胜过别人，也和没有博杂一样。然而还说：“我将要遇到时机。”如果斑鸠没有在春天出现便能知道春天，霜没有在秋天下降便能知道秋天，那么让夏天没有皴榎、秋天没有皴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十七岁时与傅子元升在横山草堂读书，又过了十七年，再与元升的儿子四如在白石读书。如今朱颜已经衰老，时机也来迟了，于是又蒙头涂面，选择研习科举子弟的学业。既然已经为四如的一部文集作序使它流行于世，便又把他的近作编次为续集。有人终身制造车子，削治衡木、规、辐，合计二十多年却没有一个人回头看；如今又让他的弟子怀抱作品自我欣赏，这和世上那些隐闭、掩抑、默默等待机会的人，难道没有区别吗？春花尚未开放时，幽兰自然散发芬芳；秋水退落之后，源泉才开始显现。我不致力于使作品能够流行，而致力于使它经得起检验；即使车匠终日闭门，他的学问也会自然显现在门外。若有人一定要上前询问：“你是闭门了吗？你造的车究竟能不能行驶？”我不会告诉他。《傅生时义三刻》序 射箭不一定要成为羿，重要的是能够把弓拉满。驾车不一定要成为王良、造父，重要的是能够驾驭车马。作文不一定要成为王唐、瞿、薛、归、胡、许、汤，重要的是文章能够流行于世。若一定说文章的好坏多半取决于时运，这难道是通行的道理吗？然而，颜色美丽，必定能被眼睛辨识；声音美妙，必定能被耳朵听出。只有文章没有声色，所以不能直接看见或听见它。有时青黄不能分辨，粗细混杂而模糊。假使颜色和声音也都有命运，那么未必青色不会混同为黄色，洪声不会改变成纤声。因此说：事物如果凭借于人，事物本身就不能独自拥有它的天性。文章有自己的天性，所以虽然依赖人为，也确实仿佛有天命存在。我与四如在溪山草堂读书已经两年了。前一年都是早晚刻苦攻读；除了洗手饮水、吃饭之外，必定质疑问难，穷究幽微。凡是当时的人有凭借文章而取得富贵，却最终不能在字画行墨之间稍有所得的，我都能使他们有所领会。后一年则饮酒谈义，把作文当作游戏。他的叔父是揣摩家，常常拿出奇特的构思与他较量。正因为如此，二人悠然度过春秋，修学游息各占一半，然而未尝不自得其乐。当他们相对较量技艺时，两人回头大声呼喊，常常使池中的鱼夜里跃起，林中的鸟惊骇飞散，近村的百姓甚至有的戴好帽子赶来观看。后来他们迟疑着渡过江去，一同到达彼岸。这是为什么呢？今年冬天，我已经辞别草堂，将要回到旧居；四如叹息，唯恐像薛谭学歌那样还没有学尽老师的技艺，于是请求我选编他的文章，并为它作序。我想，文章虽有天命，但技艺达到一定程度，天命便会确立；人的才力尽到极处，天性便会显现。所以杜少陵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正因为文章关涉千古，所以文章的得失，内心知道，命运的得失，文章也能知道。假如王良执着马缰，遇到颜泰父来乘车，那么一定不会有赵简子那样的殷勤，也不会有被宠幸者那样的斥退。可是伯昏无人站在高崖上，俯视千仞深渊，从容地取箭、射箭，怒目直视霄汉，那么御寇即使善于射箭，也一定会匍匐不敢前进，碰地而退，像丧失了什么一样。文章所担心的，只是技艺不精罢了。假如技艺达到高深境界，王唐虽然相隔遥远，也可以接踵而至；又何必担心射箭不能中靶、驾车不能合乎法度呢？《朱母史太君七十寿》序 称赞爱护百姓的人，必定说他像慈母。但慈爱并不是从自己开始的。儿子有善行，便把功劳归给他的母亲。何况杜诗称颂母亲，而东海人家又把郝夫人的作为反过来称作女师，难道不是因为她的慈爱值得效法吗？朱子揆叙担任楚州知州已经三年了。太夫人史太君在官舍中，正逢七十岁。楚州百姓各自起来为她祝寿。我想，太君出身名门，门阀盛大超过崔、卢两家。她从出嫁到成为妇人，其中能够勤勉、能够柔顺的事，姑且不一一说了。只是想到揆叙凭天下才华被任用为良吏，难道不是因为母亲在家庭中的教导先行吗？而且揆叙的声誉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当他刚离开北堂、尚未从南方游历归来时，太君勉励、磨炼他，使他成就名声，真是说不尽；等到他捧着檄书来到母亲面前，乘坐板舆去任职，使揆叙成就政绩的地方，也更是数说不尽。一般人给亲人祝寿，不过是能够供养罢了。农民、商人赶着牛车，只能用丰盛的食物来奉养；即使得到一命之官，也不过借官帽官带来亲近母亲，进献饮食、熏炙之物。哪里有像揆叙这样以善政侍奉母亲的呢？况且他统率楚州万户，举酒祝寿，歌舞娱亲，这又是历来孝养中未曾有过的事。揆叙爱护百姓，其实都是太君教成的。如今揆叙已经报政回任。如果他在报政时驾驭百姓没有方法，培养士人没有策略，明辨刑罚、辅助教化没有根本，安抚百姓、催收赋税各自都没有成效，以至于城郭、沟渠、水旱、盗贼等事，都不足以顺应天时、安定民俗，那么人们就会说：“母亲的慈爱没有实际作用。”可是如果他使百姓休养而百姓安宁，人们说：“全靠我的母亲”；培养士人而士人奋发，人们说：“全靠我的母亲”；征收粮食、役使民力宽平而有制度，人们说：“全靠我的母亲”；处理狱讼、刑罚和赦免轻重有法，人们说：“全靠我的母亲”；以至于虫鸟按时而来，城郊没有营垒，雈苻之类都收敛潜伏，盗贼不再发生，人们说：“全靠我的母亲。”如果到了这种地步还说“杜母的慈爱，不如他的母亲的慈爱”，那我也不相信。揆叙正值壮年，能够侍奉母亲，也就能够爱护百姓。太君七十岁，又因为慈爱儿子而使儿子也能慈爱百姓。我知道，太君的寿命和揆叙的善政都将没有穷尽。楚州百姓请我写祝辞，当时揆叙正好报政归来，于是我便采集百姓的舆论，把它作为献礼的内容，依照这些话写在寿幛上。

译《兖州赵司理生日》序 自后唐把两使节度推官分别隶属各路以后，后来又有各州推官，但大体不过是纠察吏治、审理和通达受压抑的案件，和判官、录事相同而已。如今司理专门掌管刑狱，弹劾违法、纠举奸邪，把这种权力一概寄托于外台，所以狱讼琐碎，众人都变得烦扰苛刻。如今天下刑法公平，哪里有不首先归功于司理的人呢？堇溪的铜，加上新磨的刀刃，我知道它一定锋利。赵君治理兖州，不仅政务有才干；他的操守如玉壶般清洁，正直如朱丝绳般端直，胸中有冰镜般的明察，凛然如芙蓉在塘水中淬炼。他对待外物的喜怒，如春风吹入厅堂，又如夏日照进窗户。我曾游历黄河，看到他的政绩，常常想到这些。如今兖州人因赵君生日制作寿幛为他祝寿，不怕跋涉千里，请我写文章替他们祝愿。祝愿本来没有固定内容，只是希望他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罢了。我不以未达到的境界祝他，而是推想他将达到的境界。兖州人从前就传诵赵君的政绩，如今他来到这里，又把他的政绩写在碑版上。处在提纲肃纪的职位上，如果再凭借刚正严厉的资质来施政，那么当时那些坐着消磨、虚与委蛇的人，不是操守不足，便是裁断不当。否则，就只是增加苛刻考核，事务虽总括处理却毫无头绪，只知道刻削搜求罢了。再不然，或许是他的五种过失造成的，但确实还不足以与他一起改革。像这样深沉而清明、仁惠而公平，刚健而有所成就，豁然而明察昭著，难道不是因为世俗随波逐流，而只有我一人严峻清洁吗？难道不是世俗与人圆融通达，而只有我一人坚持原则吗？登上琴台的人，会追想父亲般治理的风范；经过于公门前的人，会追想公平刑法的恩德。如今兖州的名贤，不仅不亚于于公；他所治理的二十七州县，凡是他的政绩都值得记载，岂止家家有碑、县县有谱呢？仰望赵君所登之台、扩大赵君门庭声誉的人，多得很。我有幸与赵君相识，而兖州人对赵君更实在有爱戴欢悦之情，所以前来请我作文。我也赶来敬他一杯酒，对兖州人说：人谁没有感情？将来赵君告老还乡，是因为他的政绩；今日为赵君祝寿，是因为感情。政绩存在于人情之中，人情感念他的贤能而愿意为他祝寿，那么这种祝愿怎么会不灵验呢？如果有人请我为他预祝前程，那么兖州本来就是黄河、济水之间的大都会，难道你们看不见济水的清澈和黄河的绵长吗？《付雪词》第二刻序 东海何良俊为《草堂词》作序，说词是乐府的余绪，而不是诗的余绪。我起初也对此有所怀疑，等详细考察他的说法，原来是因为汉代乐府郊庙歌词以及晋代乐府所演奏的相和、清平等调，都归入乐录，与后来的大晟所制定的乐调相近；而汉魏以后五言诗，即使高明如苏、枚，也没有听说由乐官掌领，所以他才这样说。我则认为，乐府诗与词本来是一回事，只是歌唱方式有所不同。如果用词来配合歌唱，那么词不受三百篇章句声调的限制，所以会有参差；如果用歌来配合词，那么词既受诵读一遍的限制，又受歌唱叹咏的限制。因而张衡的《四愁》、张载的作品可以作为词来配唱，徐陵的《长相思》、萧淳的作品也可以作为词来配唱，都依照句子缀合文字，宛转地铺陈填补；梁简文帝的《春情曲》像《瑞鹧鸪》，陈、陆琼的《饮酒乐》以及后周王裒的《高句丽曲》像《破阵子》。其他如《迎客》《送客》《夜饮》《朝眠》等，像填词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可见，用歌来配词，所以乐府近似词；用词来配歌，所以词不像诗，这是大体的情况。况且诗本来没有固定的名称，《关雎》以后，诗不都以《关雎》为名；而乐府所演奏的作品，则有铙歌、横吹、《雉子》《蜨蝶》等各自的名称，限定为歌的类别，这难道不是和《调笑》《郁轮袍》等词调相同吗？这也是大体的道理。陆子荩想写乐府歌词，气势可以驾齐梁；他创作曲子，则纵横于元、明之间，理应称为词：上可以压倒温庭筠、韦庄，下可以超过欧阳修、柳永，把《尊前集》和《草堂词》合而为一，历来词家没有超过他的。只是我认为词是诗的余绪，不必再说是乐府的余绪。陆子荩以诗文雄居海内数十年，他作诗时穷尽古今诗体的精工妙处，然后才作词。开始作词时题为《颜巢青》，后来题为《付雪》；如今《付雪》又刻了第二集。陆子荩只是把诗写到穷极精妙，而词作却浩荡奔涌，无法遏止，既然如此，那么乐府也好，词也好，都只是他的余绪罢了。

译《画赋》序 会稽董子长偶然游历京师，因为不合时宜，写作《画赋》来自我娱乐。上自庖牺，下至今日，穷尽搜寻探究，旁及无形之物。他分门考察繁多事类，并作深奥譬喻；遣词多有迁变，而寄托意义又十分简约，概括各种事物，最终都归于一致。于是我四面张望、徘徊不定，把这篇文章托付给河西客子无名濑中的毛甡，请他为之作序。至于文辞所表现的志意深微、感情幼弱，思考很多却未能通达，想要追寻叩问却仿佛失去了踪迹；形体受到羁绊，而精神却萦绕在空旷之中。即使有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也能从形体中得到，通过揣摩在恍惚之间与它相遇。于是略加搜求，考察并综合工巧，看了以后心中喜悦。这也是书籍图画必须考察、丹青黑白都要凭借的地方。那些只拘泥于实际的人，把眼睛雕镂成虚空；那些只抱守景象的人，描画空无也不算明智。因此，惊骇苍龙却不能驾驭它，是子高浮泛的情思；斥责毛嫱却看不见她，是世上君主庸常的见识。所以萧何的屏风只因看一眼便产生光彩，浮云也因偶然一望而显出色泽。为什么呢？三漏的形体从未得到验证；司空图所说九苞之羽，也没有人能真正看清凤凰飞翔。因此，志意有所偏向，可以使西施变成无盐；观察有所凭借，可以使劣马成为良骥。这些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说：按照图画来相马，君子认为这是不懂马；按照图画来观察兵势，君子认为这是不懂兵法。为什么呢？只修饰外形、审察表象，并不合乎广大明通的道理。所以霍光观看负扆之图，却不明白复辟之事；崇伯考察九畴，却遗漏了治水之道；秦王审视督亢地图，却忽略了临机应变；汉代大臣瞻望太丘，却不明白功德。何况经营筹划不如前人，只凭图样构思，反而失之于近世；力量耗尽在毫毛之末，精神疲惫于方寸画幅。按道理说，哪里能认为这样是对的呢？况且应当沿着感情使情意明白地显现，体察事物使形象流动明亮，推远考察比兴，使之合乎大道。借耳目所见为非真实，却能把万物表现出幻化之相；把礼让比作黼黻的施彩，把辩讼等同于黑黄的色泽。即使运用千只眼睛的精微，调动十指的技巧，发挥八彩的光华，穷尽万物形态的差异，也不算过分。难道没有见过宋人作画吗？他从容缓步向前，却把技巧蕴藏其中；舒缓地退后，却充分发挥神明。不是因为衣冠庄严，而是因为裸袒舒适；不是因为快步、疾坐、起立等勤苦动作，而是因为从容俯仰而得到神韵。由此看来，他已经超过一般技艺了。更何况还能进一步探究精微，以简淡为归宿，体察形神而妙用转移呢？这样说来，精通六法的人，不必拘泥于三祖的称号；挥动三支画笔的人，也未必就能排除百家之目。鄙视博望难以命名，嘲笑东方朔傲视世俗。承认丘壑可以超越，认为云霞还没有遮蔽；在一望之间转换寒暑，在晦明之际幻化昼夜。用辞藻比类情感，触及事物而增长志意。即使这样，哪怕有展子虔、郑道昭的工巧，顾恺之、陆探微的妙悟，曹不兴、吴道子的绝技，又哪里能比拟它的精灵、通达它的变化呢？

译《会稽倪孝子记传》序 会稽富盛人倪孝子仙溪君，曾经寻找木心石来治疗母亲的心疾。于是同乡王大参、陶侍读、赵文学等人争相为他作记传，但世上听说这件事的人仍然没有得到大概情形。按照事情梗概，孝子仙溪君的母亲姓沈，患有心疾和心毒，痛苦呼号而无法解除；于是母亲的痛苦深深沉入儿子的心中，孝子仿佛因此魂魄精气幽闭飞越，耳目失常，似乎有所见闻。当时有一位戴鹿头巾的男子能够诊察人的五色，登门望气，告诉他说，只有木心石可以治疗这种时病。所谓木心石，是树木感受月华而孕育成魄，树木灌注精气而成，世上难以得到。于是孝子心思锐利，竭尽力量，睁目奔走，穷尽冬春，跋涉山谷，后来才在山林伐木者那里得到它。此后母亲的疾病便平复了，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山阴骆子叔夜，是倪氏请来作文的人，曾把记传给我看，说应当由我作序，但我没有答应。我到巴山避居，恰逢叔夜任巴山县令；孝子的孙子赤子也因为拜访巴山县令的缘故先我到达巴山。他一见到我，便再次郑重请求我作序。我最终仍未答应，所以在送赤子归去时作诗来抒发他的心情，往来徘徊，悲凉感伤，也略略表现了事情梗概，最终还是没有作序。如今骆子因为担任县令获罪，可能遭遇不测，我估计自己没有能力救他；但我想到骆子其实没有罪，只是横遭流言，万一真的遭遇不测，我便无法报答骆子的性命。而且骆子是孝子，他侍奉母亲俞贤节，如同孝子侍奉母亲沈氏；他想为贤节母亲修饰墓志、歌颂母德，世上愿意这样做的人不只是大参、侍读等人。如果凡是与孝子谈论孝道的人，都有可以流传的事，而骆子谈论孝子，我却不替他传述，世人便无法知道，那就太严重了。骆子所说的话值得思考，我不能不为他作序。骆子对我说：“以前并没有木心石，孝子的心因为长久的疾病而忧苦；方士想要解除孝子的忧苦，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然而叹息之声渐渐充满耳中，为什么呢？心，是作为神明之主而处在火德正位的。火应当炎上，聚集在太陵；热气凝结，气机闭塞，而胸中不平。用汤药、熨法攻治腠理，用金石攻治脏腑，这是精确的理论。调和阴阳水火之剂，阴性药石柔和，阳性药石刚硬，这又是已经确立的要领。听说毒邪深重的，汤液不能奏效；疾病到了极处，草木也不足以救治。只有孝子的眼泪像水从檐沟流下，泛滥而与睫毛相接；五种石药的强力通达五输，酒酪之物清润，金铁之物朴实猛烈，草木气味辛烈，血肉交杂，与五石相比，这些都薄弱低劣。所以爪甲、皮肤不能割开，帷幕也不能挡住；如果不是石英发挥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啜泣呢？” 所以石，是木华盘旋凝聚、土气呼吸聚散而成的。细微时成为砂砾，散开时成为矾、汞；根部云气形成母体，升腾的气息像彩虹。它的乳液化为卤，变柔而得刚；星辰陨落、雷电下降，静止之物也能产生运动。你没有观察过月华吗？月是水的精气，水漫溢而生出光华；木则是火的母体。火的母体藏于形质之中，于是感受水的精气；火水交合，阴阳由此形成。阴阳不形成，大宝就不能产生。所以木胚存在于水中，石孕育于木中；木石舍弃它们体内的腠理，于是显现出来：外部含有黄色，内部融成真正的白色，中间得到水而成为水之母，外部泄出火而又成为火之子。它的味道不毒，气息也不燥烈；火得到水便调和，火成土又变得甘美。用甘味攻治毒邪郁结，用和气平息燥烈；土泄去猛烈之性，水沉降烧焦之气，便能治疗心中焦灼的疾病。于是疾病就痊愈了。珠玉生于山海，也都必定有所感应，因而显现神明；明亮的月光照映蛤蜊，珍珠便由此产生；承接水木的滋润，砂砾便成为玉。为什么呢？因为芬芳光华积聚而成。所以海水泡沫壅积草叶而成为石，得到水木交接之气，因此水木交接之处多生成石。由此看来，难道不是十分明白吗？可是孝子忽然跃然而起，又忧伤地思考，这又是为什么呢？邓林中的树木未必能够感应，即使有所感应，人的眼睛也不能彻底明白其中的道理，视线也不能看清它的深处。身体所经过的地方不能周遍，伐木工人的脚步也不足以穷尽劈柴的山隈。而树木因石而有所感，孝子因心而有所感；感应于树木是浅层的，感应于神明则是深层的。因此，木心之石的关键正在于孝子的心，而不在于伐木者所砍的朴木之中。这就是骆子所说的大意。《西河集》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三十二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序【九】《砚邻偶存》序 韩退之说作文务必去掉陈旧之言，而柳州在《龙门文》中题作“赋”。《龙门文》也很繁多，却只以“赋”称文，难道在于铺陈夸饰吗？西昌萧孟昉以豪放奇诞自得，其意气卓异，交游遍天下，又披阅万家之书，每日刊刻先人秘藏的书籍流传于世。我猜想他作文一定恢奇浩漫，冲破羁绳格套之外；没想到他的文章却萧疏高远，峻拔简削而清正严肃，好像唯恐一点浮词墨迹会牵累自己，多么简约啊！我与孟昉交往多年。过去我在庐陵讲堂见到孟昉时，彼此相视慷慨，觉得天下之事哪一件值得成为我们所做的呢？如今相隔十多年，沉沦往来，又在长干、雨花之间重逢柴车，互相慰问安好，却又觉得天下之事都不是我们能够做成的。天下厌弃烦难而归向简淡的人，难道还少吗？云霞灿烂，最终归于太虚；百川向下流泄，根本自然显现。孟昉家有别业，他的先人在那里任奉常时著书，名叫春浮园；亭台花竹冠绝江南，可惜如今荡然无存。孟昉却在通德旧门另行营造，命名为“砚邻”。如今砚邻偶然保存下来的，便是他所作的文章。天下广大，四方边远之地渺漫无际；一个人所能到达的不过万里，即使到了万里尽头，车马纷纭、驰骋纵横、奔走喧闹，最终栖止之处仍然只在一室之中。如果所谓“砚邻”，并不是说面对天下之大、四方之广，穷尽驰骋奔走的繁忙，而最终保存下来的只是砚邻；那么，砚邻所保存的这些文章，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

译《青门文稿》序 从前我在兰陵《文选》中读到邵青门的文章，感叹它豪迈高超而意味深长，光彩熠熠而富有气势，贯串融合他所学的一切；其意境深厚宏大，荟萃于文辞之中，超然于近世文章之外。今年秋天我到吴市避人，便远远题写他寄来的画像，所谓《青门五真图》，画中有五种容貌，他这个人或许也可以由此看见。后来吕子弦绩带着他的文稿来，说：“这是青门先生的文章，何不为它作序？”青门，难道不就是他的先人邵平隐居种瓜的地方吗？天下作文的人并不少；当他们拿起笔来卓然自立，与世俗相互抑扬时，必定争相容饰夸耀，求得与时代相合。等到文章与时代相遇，大的可以显现于朝廷宗庙，小的也可以传播到乡国闾巷之间，使观看的人能够考察他的文辞而评论他的时代，这正是文章可贵之处。若不是这样，必定是文章不足以乘合时运；或者虽然有文章，却接连遭遇偶然阻碍而无法传播，那也只能善于收藏罢了。哪里会有从小学习笔墨，已经在人前很有声望，却轻率地抛弃它，游遨于四方，回来后又隐遁在园圃之人中间，以此自我寄托，而这就是所谓青门呢？我正读他的文章，也为他的情怀有难以沟通之处而悲哀。所以有人说：“丰厚的际遇，往往导致文辞吝啬；文章有求通达之处，时代却往往有违逆之处。”因此，同样是文章，能够应合世俗的，便把文章看作时文；不能应合世俗的，便不把它看作时文。然而长期习染时文之后，即使未曾真正应合世俗，也仿佛有了时代的面貌；改变其中内容的，并没有别的原因，实在是因为今天所作的古文，实际上全都是今天所作的时文。文章本来没有固定的法则，随处都可以显现；时文却用成规把文章框定起来，不给文章以文章本身，而给文章以固定的法度。还说：“符合这种法度就是对的，超出这种法度就是错的。”一定要先立意来造句，剖析篇章来建立体制，安排起首和结尾，牵连首尾使之相应；这些是其他文章都能通行的做法，却成了帖括文所谨守的规矩。因此文章可以千变万化，帖括文却只居其一；那些迎合时俗的人专守这一种办法，于是拘泥于文辞、牵强附会地解释意义，检束行为、收摄笔墨，只凭自己浅陋的胸襟，也竟可以把自己列入古代大家之中。这正是应当超越世俗、纵情抒志的人所不肯做的事，世人却争相称许它。邵子所谓“青门”，难道是自己居处其中而有遗世独立的想法吗？天下没有难以应付的时代，只有不肯应付时代的志向。邵子正值盛年，正逢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若凭借他的才能和学问出仕以应世，即使向南说服瓯蛮，向北平定大夏，又有什么难处，何必急于表现自己，反而甩手不屑一顾呢？这样看来，他的时代闭塞而文章通达，也就很自然了。有人又说：“文章有法度，就像文章有体裁一样，文章不能舍弃体裁；既然用传记、铭文、诵文作为体裁，也不能舍弃规矩、摹拟和各种法度作为文章的规则。不过，法度和体裁也有不能限定的地方。《周书》的诰辞可以通用于誓辞，《史迁》的传记和序文像是纵谈杂说。张衡的《思元赋》就是《离骚》一类的作品。阮嗣宗的奏记同笺启有什么不同？任昉作《王文宪集序》，有人把它看作传，有人把它看作志。韩退之作《诤臣论》，仿佛答难、解嘲一类文章；东坡的《赋赤壁》则略近于记。大概把歌行、引、曲、吟、叹、篇、诵、谣、辞、盐咏等合在一起，总而言之都是古诗，也都是传、记、铭、诵一类的古文。汉、魏、唐、宋的文章纵横出入，总而言之也都是古文。园圃本来没有天然的界限，却用沟渠田埂来分隔；瓜并不需要装饰青黄颜色，却自然呈现出五色的区别。人不必有两种形貌，但反复描摹，就能反复相似而成为画像。青门的文章，正是这样随处都可以看见。” 《友胜集序》《兑》的卦辞说：君子因此与朋友讲习。兑卦象征相连的泽地，这不就是文章的意思吗？然而它所借重的是讲习，这说明朋友之间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君子交友，是先谋求共同事业而后交游；小人交友，是先游乐而后谋事。大概只有志趣相合、技艺相同，彼此并立而又互相谦下，必定相互考察对方的贤能，相互看取对方的善行，然后同心之言才可以铺陈成华美的文章，形成相互滋益的泽地。否则就像种树不选择土地，只会徒然蔓延罢了。我年轻时就羡慕结交朋友，刚刚束发便希望结交天下的善士。那时正承接启、祯之后，门户之间遗留下来的习气，每有一次集会，便有成百上千人成群而来，有时甚至召集十五国的人；有声望、响应号召的人，按名册登记姓名，舟车像群蜂一样聚集，山边水涯都挤满了人。所到之处饮酒吃肉，堆积如丘、填满沟壑；分设场地、排列帷幕的人，敲钟击鼓的声音震动远近。追究其最初，本来是为了求友；后来渐渐泛滥，事物盛极而衰，直到今天因天下的防禁法令而受到禁锢和祸害，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真正能够相互切磋、补益长短的人，本来就没有多少。从前所谓四友、七贤、三君、八达，人数都可以考察；推究到极盛之时，梁园、邺下、绿池、素盖等处自夸盛大，究竟也不过是连榻而坐罢了。广泛交游的人追逐虚名，审慎交友的人要求实际，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如今何生、卓人等读书作文，确实有共同的雅好，准备把乡里朋友联合起来，作为彼此砥砺的“他山之石”；他们抽取文辞、编成篇章，每月有所比较，时时有所防范，磨砺真实恳切，不涉浮华浅薄，大概是要彻底洗刷从前结社的旧事，另行编成这部集子。您曾经说过：“以文章来考察朋友。”又有一天对门弟子说：“赐啊，喜欢那些胜过自己的人。”我听说诸位所考察的朋友，都是论文作文之事；他们所辑录的，又是从中选取最优秀的。因此从前西园的才士，不称为社而称为集。如今把众人的精华汇集起来，才成就这部《胜集》。邴原与卢植交友，陈蕃因此德行彰显；郭林宗与王宪、符伟明交友，声名显著；王元之与寇莱公、王文正、马公枢密交友，声誉和声望因此显扬。诸位难道不是继承了他们的遗风吗？至于党人遗留下来的我，年老之后被放逐废弃，那些与我交游的人，已经不能没有时过境迁、难以攀附之感；如今却又替诸位作这篇序来称颂“胜友”，想要不被善士讥笑，难道做得到吗？

译《余澹心娥江吟卷序》澹心游历越地时，我正进入蔡地。澹心扶杖、命船，登高临深，和越人在盘盂鼓钟之间相遇，这些事我无从知道。后来我读澹心的诗，这才知道了。果真如此，那么我进入蔡地时默默无言，后世的人又怎么能知道我出入广柳，和羊圈牛蹄之间的淮蔡人无名者相见过一次呢？这样说来，无言必定不如有言。有人泛游江海而归，询问他在江海上见到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他行走时拘挛在楼船和防护之中，眼睛没有接触到水波；即使接触到了，也只是水流反复而已。因此终究无话可说，有人却超过了他，凭借所见而触发感兴，详细记下山川云物的奇异、古今事迹的不同，以及鳅、虫、蟹、鱼、鼋、鼍、兕、▯等水族的浩荡变化，然后才知道先前不说话是不对的。澹心每到一处就有诗，诗积累到上万首，又按照所到之处分别编成篇帙；读这些诗，便可以考见他游历过的地方和所吟咏的事物。澹心进入越地时，没有来得及和我一起作诗；等到我进入吴地，才开始嘱托我为他的诗作序。越人给越地的诗作序，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我进入吴地，仍不能像澹心进入越地那样；我只读他的诗，便觉得光明峻拔、凌厉脱落，能够隐没百千人的才华，胸中恢宏而笔下游刃有余。那么，假如我进入蔡地时也有诗，能像澹心这样吗？吟咏江海的人看见木华、郭璞的赋，便为自己的作品后悔，认为即使有言语，也仍然等同于没有言语。既然有言语尚且等同于无言，何况竟然没有言语呢？娥江，是越地的一个名称。《王宪隣游草序》我和王宪隣分别已经多年，听说他要到东边来，只怕自己的头发突然变白，见面时彼此认不出来。先照镜自我审视，又回想他的谈笑、顾盼以及往日慰劳我的情状，然后才驾船去跟随他。至于他的诗文传来，早先我在暗中就能辨认出来，不必等到分辨。等我见到宪隣，他的容貌清纯，仍然像城北徐公一样；只是新诗之美，比从前更胜。突然读到，几乎到了辨认不出的地步。假使我没有见到宪隣时，只见到他的诗，岂不是反而会失去我的宪隣吗？宪隣作诗已经很久了。那时我为了躲避人事渡过淮河，宪隣来慰劳我。只是当时他在淮上市集卖饼，我没有来得及出门和宪隣一起唱和。后来渐渐听说宪隣的诗流传于东南，偶尔看到他赠给我的诗篇，心中的敬意更加深厚。他的文辞含蓄、委婉、秀丽而有法度，我私下感叹：淮地自枚生以来，代代更替，才华藻丽的人很多；我所见到的宪隣，是其中的一位。如今宪隣来到越地，我又渡过长江，而宪隣往来游览东西各处，不能忘怀所到之地，于是为它们作诗。难道我从前没有渡过淮河吗？江畔的酒浆历经遮掩而不肯显露；从长江溯流而上到淮河，淮地人士因为哀怜我的困穷而接济我，前后相接。宪隣漫游于吴山越水之间，我不能跟随；他住在客馆、接受饮食，一切都有缺憾，只能用山川的清幽空灵来供他观赏，这可以说是很薄待他了。然而胜地没有多少，供人观赏的景物也终究有限；他却流连不舍，又多次借助题咏来使这些地方增添光彩。宪隣对于此地有如此深厚的情意，那么即使我没有见到宪隣的诗，只见到宪隣本人，而宪隣的诗又用来进一步描绘景物、称颂胜地，难道会有穷尽吗？《淮阴戴龙质诗稿序》我为了躲避仇人到了淮阴，淮阴的朋友争相邀请我，把我接到家中，拿出食物供我食用。我曾写信给朋友说：“韩王孙不过得到漂母的一饭，而给我做漂母的人却数不清，我正是指这些人。”只是我同龙质十年未见，幸而得以相见，感动从精神中生出，喜悦显露在脸上。景大夫见宋玉时说：“没想到又见到故人，没想到又见到楚山的青碧。”我也说：“没想到又见到我的龙质，更没想到又见到我的龙质所作的诗竟这样美。”大概欢乐喜悦到了极点，急切之间无法转述，于是把感情全都倾注出来，也没有别的办法。虽然如此，俗语说：“爱那个人，也连带喜爱他屋上的乌鸦。”我既然爱龙质，就应当爱他的诗，不问诗作得当不得当，一概因为爱他而爱它。但我对于龙质的诗，反而不断推求，不能停止，说道：“这正是我爱他的缘故。”悬黎这样的美玉极为罕见；一旦发现它的美，就必定反复追摩、擦拭，仿佛唯恐粗石和瑕疵被看见；排除粗劣之处，先寻找它的瑕疵，再指出它的缺陷，然后才确实相信它独特而卓异，拿出来让天下的英才美玉都退居其后。如今天下有谁不喜欢指点别人的诗，并且非要从无可指点之处挑出问题来呢？而后世的人喜欢或不喜欢，也往往一见便正好符合自己的爱好；到这时，才真正看见它的美。龙质自己并不以诗为意，但作诗已经很久了，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是出游时所作的诗。当我在淮地时，龙质喜爱我的诗，曾经编录我的诗作，教导他的子弟。等我离开淮地，龙质索求我的一卷书，放在怀袖中，还赠信说：“每天诵读《毛诗》，宛如面对面相见。”他喜爱我的诗就是如此。那么我喜爱龙质的诗，难道是为了报答他吗？我吃了漂母给的饭，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报答她，难道还能报答他的诗吗？

译《东昌倪天章遗集序》当我躲避仇敌时，击鼓吹管渡过淮河。淮地的君子争相带着饭来给我吃，有人用车载我，有人把我藏在墙壁之中；至于倪天章，也是这样。天章是东昌的名士，也因为不得志而居住在淮地。惊飞的鸟儿一同栖集在浅滩上，彼此意气相投，哪里还顾得询问呢？只是我们不曾以文章之事互相切磋。过去赵太常躲避安丘，在那里注释《孟子》七篇；他自己作的诗大约三十三章，而安丘孙生完全没有看到。不过两人都得以流传。如今我在淮地，本来没有能够写出什么著作，天章只赠给我几首诗。千秋万世以后，谁能知道我和天章意气相投，又有谁能像过去的赵太常和安丘那样呢？后来天章因为在家中不得意，返回东昌；不久又迁往彭城，忧郁而死在云龙蜿蜒之间。我在路上听到消息，徘徊哀哭，认为天章既然客死异乡，一生的意气也就完了；而且家产散落，身后空空荡荡，没有留下遗物，也可以想见。只是遗憾他平时所写的文章，我不能早日替他编定，使它们得以流传后世。淮安的刘勃安，是一位君子。他和天章交往早于我，而且彼此意气相投，和我完全相同。我在淮地时，曾和他在天章的亭子里饮酒。亭子前有薜荔墙，高达数仞，经霜之后叶子变红。每次饮酒，我一定洒酒祭奠说：“我怎敢忘记这薜荔墙呢！”后来天章居住在勃安那里，我作诗思念他，却没有寄出。如今勃安辑录《天章集》赠给我，嘱托我作序。勃安替天章做这件事，已经做得很好；我享受他编成此集的成果，又加上这篇序，难道敢不作序吗？大概有些文章是借序而显著的：王仲宝留下若干篇文章，又加上他所撰写的《七志》等书；直到今天人们所诵读的，却只有彦升的序。这说明文章有赖于序而显扬。也有些序是借文章而显著的：滕王辑录子山的文集，亲自为它作序，所以子山集中有《谢滕王集序启》；当时流传的不是那篇序，而是被序的文集，这说明序又有赖于文章而流传。天章难道是要借这篇序来使文章显扬吗？只是前代贤人受到恩惠，已经在当时报答；死去千年后，还唯恐书史遗漏自己的姓名，甚至把希望托付给梦寐。至于我以贫贱之身突然死去，不能借良友之力使自己流传，又没有文章替他传述，这正是执笔时心中疼痛的地方。《戒定寺乞米饭僧防簿序》戒定寺的僧人元公修复戒定寺，工程完成后，便拿着钵到四方乞求米粮，用来供养僧众，并以集满一千石为愿。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僧人，是以无生为生的人，所以一般不置办养生的资具，只以禅悦为滋味。因此佛最初入山时，只吃一麻一菽，没有向人求取施舍。经书却说：“僧家虽然饮食，但真正的滋味在禅悦。”如今早晨经营、晚上准备饮食，春天募取、夏天供养，这就是把饮食当作负累了。况且儒者不是说过“不耕作却吃饭”吗？这正是佛教被正道排斥的原因。然而元公如今乞食是有道理的，也就可以。元公说：“不是这样。僧人本来就必须耕作而食，但有寺田便耕作，没有寺田便乞食。寺院正因为没有田地，才有这种乞食。因此僧人从别人那里得到食物，就像普通人从农夫那里得到食物一样。况且我曾见过得到食物却私自占有的人：一年到头辛勤耕田，遇到丰年也从不不吃自己种的粮食；然而对内不孝敬父母，对外不周济他人，近处不能顾及寡妇，远处也不顾念那些因饥饿而死于道路上的人，那么有这样的食物又有什么用呢？也有一种人，高谈阔论、广泛施舍，穿着宽大的衣服四处游走，难道不曾借用别人的食物？然而他取用时不苛刻，施与时不吝惜，拾取沟壑中残余的米粒，供给鼯鼠那样微小的肚腹，而且得到食物后随手就分给别人；既不耗尽人的劳力，又不把所得私自据为己有。有这样的人，且不论乞食的迦叶太子已经实行过；循城托钵的阿难也不能避免这种事，仍然属于不耕作而吃饭的一类，只不过是把大官的俸禄借来，选择六百石以上、二千石以下的俸禄，用来滋养身体、豢养钱袋，然后分给别人，这也算是秀民中的善人。”我笑着说：“真会辩说啊！”元公将要前往吴地，而吴地有旧日朋友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于是我把它写在簿册中作为劝勉。至于儒者乞食，那是饥饿来了便驱使我去求食；我曾在浅滩中乞食，只是不敢说出来罢了。《甘露亭募序》西陵位于渐江东岸，长长的水波浩荡奔涌，过去常有惊涛冲击。谢惠连诗中所说的“西陵阻风”，就是这里。只是此地向西通向钱唐，海水两面夹着水岸，有时冲刷，有时汇聚，彼此交替变化。我听说梁开平年间，钱氏武肃王曾在候潮通江的入口修筑捍塘，于是潮汐从东面涌来，全都奔向西陵。我小时候听父老说，八月十八日在望京门楼观潮，跳动的水花能够沾湿衣襟。如今却只剩平坦的沙滩和盐碱地，放眼望去没有尽头。地方辽阔，就要间隔设置亭子，使往来的人和车马可以借此停脚。这就是古代长亭、短亭遗留下来的制度。官府的使者背负弓弩，估客的骑从前导仪仗，典章制度对此有所忽略，而佛门出于便利他人的心愿，便承担起这件事。那长江浩荡，风雨从四面而来；驾船的人困厄于汹涌波涛，提壶牵车的人又在提衣登岸、望崖前行时颠沛不安，如果没有茅屋覆盖，凭什么能够渡过这些困难？这样说来，亭子对于行人，就像崇伯筑九仞之城，也像大夫的一辆车。可是为什么命名为“甘露”呢？如今施舍饮水，是便利他人的一种方式。从前有人因饮吴地的苦水而把饮水称为水厄。同样是给人饮水，在人急需时就是甘露，不在急需时便成了水厄。如今那些高高耸立、像鸟翼一样的亭子，难道还少吗？登临游览还没有结束，便匆匆舍弃离去，不再回头；唯独在这座亭子里徘徊不去。不是秋天连绵的雨水使道路难行，就是春天江水上涨难以渡过；不是因为乘坐障车想要停留，就是太阳已经落到地面；登上亭子四面远望时，浪头甚至高过山。离开了所受的苦难，正好处在急需之中，一座亭子的休息，确实不只是像中暑者得到阴凉、口渴者得到饮水那样有益。那么“甘露”这个名称，确实有很大的利益，何况它还可以在夏天供人避水、冬天供人避寒呢？我停留在这座亭子时，僧人清源请我题写幛子，用来劝勉行路的人。我希望行路者想到人们的急需，来成就便利他们的功德，于是写下这篇文字，时间是某月某日。

译《杨园艺菊诗序》古代的菊花没有不同的颜色，《月令》说菊有黄色的花；《周官》记载王后的六种服饰，其中有“鞠衣”，就是黄色的衣服。紫色的菊，只是名叫马蔺罢了。陶隐居说白菊可以治头晕，抱璞的炼丹方法也使用白菊；不过大体说来，甘菊入药，和今天的菊花品种不同。只有唐人所作的白菊诗，描摹细致秀丽，似乎像今天的品种；而宋人编作菊谱时说：有因香气得名的，如麝菊；有因颜色得名的，如锦菊；有因形象得名的，如所谓孩儿菊；有因叶子得名的，如金丝菊。因此洛阳刘氏的菊谱收录菊花三十五种，吴门范村、东阳各园也都夸说自己所种的品种，大约有七十多种；逐渐推广，发展到一百种，才算齐备。如今杨子云士喜爱培植菊花，他的品种不过几十种，却选择株形优美、颜色奇异的，又分区种植得法，灌溉、摘采，年年劳作，日日憔悴。凉秋时节花朵开放，丛生繁茂，满堂都是；观赏者从几百里外争相来到他的园中，一次又一次前来，全都流连把玩而不肯离去。于是有人赠诗吟咏，来记载这种胜景，久而久之汇成一集，便请我作序。咏菊也实在困难。描写事物要清楚明快，是古人所重视的；如今却习惯使用泛泛铺陈的词语，很少有形神相似的语句。试着同我一起看看杨氏的园子：成丛的花朵像屏风，聚集的花卉超过锦绣；双重纹理、百般姿态，高低层层叠叠。不必说菊花品种繁多混杂，难以一一描写；即使只从眼前所见来看，纵使让元亮构思，安仁安排篇章，恐怕也不能穷尽它们形态之美，反而只会使吟咏菊花的烦难超过培植菊花本身，那也算是种菊人的胜处了。有人说：菊花等同于兰、杜，不应和普通草木混在一起；云士所种的菊花，大概是用来寄托自况的，所以品种不以多为贵，而以佳美为贵。我常想辨别其中不同于俗品的品种，续作一部菊谱，再用诗附在后面，可是又觉得困难。《茹大来诗序》山阴茹氏兄弟二人，都以古今文章、诗词著名，能够胜过许多人。我曾和小茹子交游，他屡次称赞他的兄长大来的今文，说是自己所不能及的。小茹子凭今文取得科第已经很久了，尚且说不如大来，那么大来的文章，难道不是连小茹子所屈居的地方也仍然胜过他吗？何况他本来就是更优异的人呢？先施并不因为没有出嫁就没有美貌，何况美好的内心能使人幽美，美好的妆饰能使人娴雅，并不只是作为新房中的装饰；就像工匠进山寻找木材，手中没有预先造好的器具，虽然隐藏在深山而未曾炫耀，有时不被看见的人称许，但内心从容，涵养自己的精神气韵，足以自我显现，然后削制成器，一出现便使人惊叹如神。我不知道大来的文章究竟能超过别人到什么程度，但只看他的诗，四始六义的学养已有根基；他的思绪幽深微妙，仿佛栖息在得意忘言之境，又像善于解牛的人不必试刀便能顺着筋骨间的空隙解剖；文思随着触发之处圆转自如，登临、酬酢都能成为咏歌。这难道是大来的诗不急于显露自己的长处，而他的长处最终反而没有超过别人吗？我曾沿大江上溯，经过浔阳、蠡浦，想到向西登临滟滪，向南窥望昭潭，想尽情观览平生所向往的地方；却在中途徘徊，最终使战事充满眼前，竟不能到达。大来访友到浏阳，乘船返回夏口，途中作《大堤赋》并凭吊苍梧；他所说的青苹、紫兰，都是触景生情，讽咏叹息而成篇帙。把这些同小茹子游宦儋耳、在海上行吟相比，究竟谁高谁低，还不能断定。公输般、墨子这两个人，果真能够使一方进攻而另一方退却吗？《陈德宣山堂近体诗序》本县能作诗的人，在郡中很是稀少；然而自唐代贺监以后，便没有流传下来的人了。即使明朝初年的诸位君子，如任处士、张助教、魏尚书等，前后偶尔出现，各自擅有当时的声誉，但想要和高、张、何、李并列相遇，也根本做不到，何况其他人呢？我年轻时读到曹文学体升的诗，私下认为他的五言、七言律诗应当可以和宋之问、孙逖、王维相抗衡；可是后来他的诗集没有完整本子，后人不能保存司马长卿的作品，即便有，也只是徒然书空而已。至于包淳博、沈七，他们和我同时争相上进，成为著名文人，却相继去世；如今人世间连他们的一首诗也没有流传，诗又哪里是容易说的呢？德宣和何卓人交游，卓人屡次称赞德宣的才华无人能及；他正准备参加制举，却把作诗当作余事，但已经大体能够达到郎士元、刘禹锡等人的水平。我读后感叹说：“确实如此！”明月之璧在魏野得到，驔鱼之驾在郊外取得；然而到鲁郊求马，到大梁搜玉，世上却再也见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天生的才材本来没有固定的地方。因此神奇之物的产生，随处都可以看见；如果一定说苎萝都出美女、恶溪之中便没有潜藏的鱼，难道合乎道理吗？本县过去确实缺少流传后世的人才，但在多才之士接连兴起的时候，难道不会有奇文特出，超越前人，甚至超过贺监吗？假如上天借给我足够的年岁，我一定能看到德宣以文章成名。德宣喜爱贾山的《至言》，所以用“至言”命名自己的堂；既然如此，山堂的意义就不仅在于诗了。《西河集》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三十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序【十】《重修万寿慈禅寺募序》山阴等慈寺创建于石晋天福年间，赐名天长。到了宋真宗朝，在相墅之西改建寺院，于是把天长改名为万寿等慈；此事上报朝廷，朝廷赐给今天的匾额。此后在熙宁、淳熙年间屡有兴废，到了元代末年天历年间，寺院毁于灾祸，慈室多年没有修缮。明洪武初年，才借助施主护持的力量，竭尽劝募结缘之力，重新恢复旧日面貌。如今又摇摇欲坠了。我听说佛教兼爱，从王公贵卿以下直到车夫仆役，没有不受到温暖抚育的；把万物视为同一，称为平等慈悲。如今山阴县西面方圆一百多里之间，所说的天乐、相墅一带，承受慈悲的护佑，并不是一天了。佛把众生平等看待，而我们使施舍公平；把万物视为一体，用这个来报答佛，可以吗？何况自宋、明以来，这里一直是劝募结缘、实行平等慈悲的地方。众人说好，于是我写下这篇序。

译《王草堂诗序》春秋时期士人相见，必定用古诗作为赠答；后来这种风气渐渐衰落，但仍有中郎因为访友而吟咏《招隐》，殷东阳送外甥时诵读曹颜远所作诗。如今却不是这样：只要有人作诗，不论彼此官爵乡里是否相通，便动辄送上一卷古今长短诗；不用说木李、琼玖这类赠答物本有高下等级，却只要乘着轻车出游，必定有人装满车箱前来归赠。因此我对近人的诗一概没有时间阅读，唯独对草堂的诗能降心相从。这难道是我偏爱草堂吗？草堂本来就具有修处士的品行，又擅长大夫的才华。天下结交已经很久了，云间、日下从未相见，但白绢、黑色细葛等礼物往来；凡是知道草堂和不知道草堂的人，都想得到草堂的诗来作赋咏。因此草堂居家不出门，侧身四望；他得到那些珍贵赠品，又以诗报答，如同以诗歌歌咏零露、诵读《草虫》一样。我曾经浪游人间，感叹当今没有诸侯王虚心礼贤，能够追继古代稷下、碣石的故事；而草堂以山野岩穴之人的身份，使贤王忘记尊卑之分，常常以诗文互相倾倒，横槊之后从容唱和。淮南的八公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他们的姓氏，而梁园宾客中邹阳因文章流传，临川门下则只有明远特别著名。人只要能够自立，青云就在眼前；一定会有能够依附并使他更加显赫的人。草堂难道仅仅是替河间王诵诗的人吗？《田子相诗序》过去我到汾阳为胡东岩饯行，估计他赠行的诗，读到了田子相的七言律诗，惊叹它像嘉靖、隆庆年间的诗人所作。后来随我同邑的王子文叔见到子相所刻的诗幅，才发现竟然完全是唐诗的风格。可惜我见到子相时相处很少，不能完全了解他一生所作诗文的高下次序。如今子相自己辑录诗集，按次序编选，准备拿给人看，又把作序的任务交给我。诗是由思绪生成的，必须穷尽神思、幽微精妙，达到合乎法度；因此即使流连咏叹，也从来不是没有止境，其中自有节制。只是如果过分自我矜夸，超卓的境界反而会减少。诗有气势和声调，气势高扬，声调便振作；如果不是像葭灰应节那样相互发动，元气完备，能够调和声音、播布律吕的诗就很少。子相的诗达到嘉靖、隆庆而还没有进入唐人境界，是因为他尚未忘掉自我矜持和卓异。然而他终究有所进步，是因为他的意气能够开放，兴致和情感日益增长。所以杜少陵晚年作诗衰落，是因为兴致减弱了。我躲避人事已经多年，文词不能显扬，气势还没有充足。从前在姜京兆那里见到子相的父亲骠骑君，他击掌谈论侠烈之事，纵谈天下时事；拿他同陈同甫见辛幼安相比，意气勃发，使一向持重沉默的京兆，也受到激发，彼此气势激越。等我在蠡城的龙山见到子相时，他飞扬跋扈，满座的人都被压倒了。如今骠骑君的戈船南下，在瓯、余、姑蔑之间冲击敌阵，横槊慷慨赋诗而击退敌人，他的意气具有实际效力，就是这样。田子相正值终军那样的年纪，怀抱请缨出征的志向，又加上雄健强悍、博大通达、慷慨激越的意气，难道只是用诗句向人展示自己而已吗？《朱斯佩五律遗稿序》我去拜访朱斯佩，斯佩拿出一百多首五言律诗给我看。当时正值盛暑，他在树林下铺床让我坐下，请我为他的诗校订。到了下午才分别，分别数日后斯佩便去世了。如今斯佩所著的书没有一部保存下来，唯独这些诗因为我曾经校订，特意编选后才得以留存。既然如此，斯佩所写的作品本来都可以流传，只可惜我没有全部替他校订。斯佩起初并不喜欢作诗，开始作诗不过近年；而他和我谈论诗，却是在今年一二月间。我漫游多年，等到回来，亲朋中还在世的已经没有几个了。他们所作的诗和文，有的经过十年，有的经过二十年；从前一起唱和、共同吟叹的人，如今有的活着，有的死了，都无法考察。几个月之内，作品存亡的痛苦、生死的感慨，也就是这样。何况四海如此广大，朋友如此众多，又相隔遥远而无法指认呢？我悲痛斯佩去世而一生蹉跎，车经过时无人挽留，没有诔文，没有虞殡，没有哀词，没有铭状志述，只有这一部诗稿，留下我们两人的手迹；打开诗卷，仿佛还能亲切地听他娓娓而谈。悲哉！我曾说天下没有完整无缺的“文”，近世那些被称为古文的作品，都不是我所说的古文。只有诗，应该各自取其长处，合编为一集。过去我想得到像大敬那样的乐府，模拟梁、陈以后诗风的像吴汉槎，七言诗像梅村，七言律诗像药园、禹峰、南士，五言长律像杜陵生，以此作为精善的范本，但始终没有定下来。假如斯佩的诗有幸最终保存下来，也可以算作五言诗的选本。至于斯佩笃实的品行，我正准备效法他，不敢借这篇序来作传记叙述。辑录他的诗的人，是何自铭。《蔡子佩诗序》作诗和作帖括文章，本来同样没有实际用处；然而宁可作诗，难道不是因为诗本源于志，内可以看见人的性情，外也可以窥见人的学问吗？只是如今作诗，大多只是专心于帖括，把剩余的才力拿来卖弄，拼凑文辞、摘取句子；对于诗的精神凭依以及典籍学问的作用，实在还不了解。蔡子佩具有超出常人的姿态，不依靠苦学，便能写文章、词赋、歌咏、论议；下至书法、算数、绘画，以及博塞游娱等细小技艺，无不随着心意所到，手眼都能充分表现。尤其是他所作的诗，仿佛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想要通达博观、取胜于人，不甘以自己的才分限制自己。考察时令、顺应气息，本来和宫悬有什么关系？穿越疆域、蹴鞠、跳跃上车、投掷长距，同横行转战的事情相去甚远；然而吹奏铜器、排列管乐，携带轻装越过大漠，乐人常常借此校正音律；当时行军布阵，反而也有借这些游戏进行训练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道理彼此相因，先前的事物正是从这里发生。因此种树虽然不是制作衣服，衣服却由树木提供材料而制成；衔龟虽不是筑城，城墙却由此得到准备。一定说调养性情的是空虚器物，旁搜博采的不是雅正人才，难道是通达之人的见解吗？诗害怕直说性情，是怕流于荒诞欺妄；诗忌讳堆砌典故，是厌恶它们造成拘束牵连。但也有从内心获得根本、从外在学问得到资助的情形：在心中就是志，发言便成为辞。子佩才华很多，我料想他的思想能够成就，学问也能够坚固。子佩过去作诗，颇受茂秦影响，而近来的诗已有进步。有人说：茂秦的诗有性情，但学问也少。又有人说：性情是我本来就有的。至于学问，老子不是说过吗？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资助。人只是不喜欢学习罢了；人如果喜欢学习，那么到哪里不能取得资助呢？

译《胡氏东冈琐言序》从前《汉书·艺文志》记载，杂说家有书一千多部，如今没有一部保存下来。即使世上流传的《齐谐》《洞冥》《搜神》《博物》《西京》《越绝》等记，也全都是后人袭用旧名而伪造的。因此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和史传所征引的以及其他书记、注释所引用的，完全不相符合。这就是杂说难以流传的原因吗？然而自唐、宋、元、明以来，人有外集，集中有别记，篇帙多得如山中草木、海中水草一般；人们却厌恶而不愿观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胡光禄在东冈著书，有《东冈琐言》。从六经、九家直到街谈巷议，共有多少卷，每卷又有多少部；天文五行、书诗礼乐、竺干柱下、神蛇鬼豕，一一排列出来，简直如同探取石匮、汲取冢土，纷纷然是对杂说的广泛搜览。世人常说杂说家不可为，其理由有二：一是怕妨碍大文章，消耗自己的力量；二是怕混淆大事，不能成为要旨。文章有大小，本来可以不论。至于杂说家喜好辨析旧文，其中所载的借字、句读、考证得失，关系还浅。只有搜集遗闻逸事时，往往把世间流传的说法拿来颠倒，指称混杂，真伪是非无法辨别。我从前以微末之身，借平反之名来考核事实，这本来也不妨碍文章宏大；但有时对于端方正直、细密无瑕的人，也会偶尔摘取几件事情加以渲染。我曾读宋人的小记，读到范公文正、欧阳文忠的隐逸轶事，没有一次不惋惜野史杂说的随意流传，也没有一次不认为立论必须谨慎。如今《琐言》所涉及的只有通常的记载，并没有偏颇驳杂；它听闻的必定取其真实，所见的必定重视确凿。将来史馆中若有贤者，一定会搜求此书作为采集资料之用，难道只说它能够补缀史书而已吗？起初我躲避战乱时，曾记录明朝末年的遗事，共四卷，拿给沈七七看。他认为文章写得好，却怀疑其中的事实。后来拿给大敬看，大敬说：“箭是经过参订才制成的；一支箭如果校订得不详细，即使拉满强弓，难道还能够追得回来吗？”我于是领悟了他的意思，烧掉了那部书；《琐言》没有这种弊病。《采山堂诗二集序》我和康臣作诗时，和我们志同道合的是伯调、木弟、桐音、奕喜四人。木弟早逝，没有文集；这四人各自都有刻印流行于世的诗集。他们的集子都以堂名命名：伯调的堂名叫岁星，桐音的堂名叫芳树斋，奕喜的堂名叫东书；采山则是康臣所居之堂。只是康臣刻印《采山诗》时，正赶上我因户籍案件被捕，连夜逃往吴下，没有时间替他校勘；康臣多次嘱托我作序，我也不能答应。等康臣赴京，在淮地遇到我，后来读到他的诗，我们相对流泪。如今集中的绝句有“湿尽征衫”一句，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后来康臣考中进士，在廷对策时以对策著称，被擢升为高等，入阁办理事务，进入中秘书之职。他作诗时，心境澄澈而自得，不再顾及脂粉般的修饰和药笼般的束缚。他曾寄信给我说：“我正和同舍郎汪君一起作诗；我畏惧他的刚健激烈，正努力追赶他。我将凭此诗改变天下，可是不知情的人一定会说我们两人是在效法宋人扬波、沧浪、宛陵、清江所作的诗，这该怎么办呢？”后来他在白门邀请我，拿出十年来所作的诗，嘱托我校订。我私下很喜欢他的五言古诗雄健博大，虽然峭拔险劲，不像具茨；七言古诗有开合纵横之势，意趣豪迈不羁，超越常轨，步伐奇异，即使这样，仍然不足以踏入都官、长史的门墙。”}], 但他的近体诗已经疏略，不能与欧阳修、黄庭坚相比。这就像身居明堂的人，厌倦了只朝一个方向看，而让左右侍从杂然进言，改变自己的向背；虽然向西荡漾、向东澹泊，合并宫室、重叠楼屋，随着步履不断转换，但归根到底仍没有离开殿陛之间。这又像先让西施、毛嫱脱去华美衣服，洗去眉黛，而她们的心意深密、形体严整，神采明灭离合，却没有丝毫不同。大概绚丽到了极点，平淡就由此产生了。可惜康臣已经去世，他的这种说法没有及早流传于世。如今康臣的遗集，由他的同舍郎汪君校订，因为不忘旧情，仍题名为《采山》，并嘱托我作序。诗实在难以流传，康臣幸而曾与同舍相交，汪、沈二人的名声已经流行于世；伯调去世以后，他的《岁星》二集，世人多有褒贬；芳树之后，家贫不能印纸刻板；东书这位少年又战死塞外，唯恐不能把他所作的诗毁弃殆尽。唯独我在五人相继去世之后，独自一人重新取出《采山》诗为它作序，即使想要相对垂泪，仿佛还在淮地相逢时那样，又哪里能够呢？《俞石眉诗序》诗是六经之一，却说穷究经学的人不谈诗，这不是把作诗看得太浅了吗？只是，穷究经学实在困难。孩子刚入私塾，长大后又从师求学，广泛考察、博览学习，尚且不足以窥见经学的门户；天将破晓时吟咏露水，露水还没有干，诗已经写成，这并不是诗容易作。大概要穷究经学多年，然后才能在一天之内放声歌咏。所以，古代的诗人，是学士所作的诗人。胡东嵓先生多次称赞石眉是仲高、小阮一流的诗文能手。去年我在防城遇到他，看他解释义理而赞叹唐宋八大家，传授文章而不废弃试论，才艺良好的人没有什么技艺是不能采用的。后来读他的诗，风格警拔高上，内容梗概多有气势；虽然纵横睥睨、倚天拔地，但归根到底仍属于大雅。东嵓不是欺骗我的人，只是石眉年纪还轻，正在穷究经术；考察他所积蓄的学问，已经足以使人下巴受挫、使人的额角折损，却降低身份写成押韵的诗语，名声震动士大夫。于是人们便有人怀疑，诗句不如经学坚韧。儒术如果真正实行，即使天下广大，也尚且没有卑陋的事业，何况言辞咏叹本来就出于问学；能够种田、治园，就能够锄地；能够削治竹简，就能够编组。有人拿着瑟却不会击鞉，世人都说他不能击鞉；等到换上琴弦、蒙上革面，按照尺度合于音律试奏，竟然就以击鞉闻名了。击鞉尚且能够因此得名，何况他的瑟呢！

译《怀许堂续集序》《怀许堂续集诗》是蔡子闻仿效祖父所取的书名。子闻的祖父青莲君，曾因诗闻名，著有《怀许堂集》，因为东晋许掾曾经寄居此地，所以用“怀许”来纪念他。许掾没有文章，过去曾被孙楚讥笑，而史书又把他列入隐逸，未予传记。玄度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值得系念之处，竟用来题作诗集名称呢？难道也是喜爱萧条之意吗【许掾有“萧条北干园”诗句】？原来子闻悲痛祖父的德业已经亡佚，想要瞻仰前代先人的遗烈，于是又取“怀许”为名，称作续集。自古以来没有人续录祖父的诗集，续录之事从子闻开始；然而他的志向值得称念。过去陆机因为发扬祖父陆逊的美德，姚珽因为继承祖父姚察的训诫和义行，都受到世人称赞。子闻有这样的志向，暂且不论诗作优劣，也足以系联祖业、继承先述；只要删去浮华浓艳，独存高尚的情致，像许掾那样的人，也应当不会辜负中领军的后代，何况甫的诗作又有些像审言呢？子闻参加制举，在当时以声名著称，将要特别拿出自己的著作来作为经世之用；玄度续录诗集，并不是他的本意。我只是惋惜著述和传述的困难：从《汉书·艺文志》到唐代书库所载的书名，如今很少有流传下来的。我听说曾祖父任司刑时，曾经改撰《册府元龟》等书，雇用胥吏史官抄录了若干卷，而祖父所著的书不止《怀许堂集》。我曾读过祖父的志状，其中还有《左氏荟》《周礼钞》《百子樷》《语尚书射覆》《四书摹》《空翠楼稿》《聊尔集》《三一言》《石室筹》《黾陼唫》《甘厐而三》《解酲嗑言》《忘身堇无无説》《蠙衣偶占》《清影轩杂爼》共十六种书名。如今经历兵火之后，这些书还能有保存下来的吗？所以我说，子闻怎么能不把它们续录下来呢？《王紫凝〈干山集〉序》我曾随同诸位先生组成举文社，在洛思山的耆阇中讲学；当时挥笔作文的不下一二百人，我是第一名，其中一人是选郎朱君，一人是荥阳丞章君，一人就是紫凝。后来朱君担任选郎，历任文选、考功、稽勲等司的职务，掌管选任多次，却因为贫穷不能修饰自己；履丞大概被贬谪，几乎死去；紫凝三十年穿着麻衣，不能脱下。可见举文与富贵并没有关系。不过，也正因为举文能成为取得富贵的工具，所以富贵反而能够压制它。假如文章的成就不再依附于贵显，文章没有成就也不至于因此沦落，那么即使庆封、宣孟天天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又怎能操纵我文章的成败呢？由今天回想过去，当年那一二百人，有的隐没，有的显达，但归根到底能够作诗、作古文的，不超过三四人。紫凝认为，既然我在世上没有什么可以显现，就一定要有可以凭借的东西来表现自己。芍药花如果不能生长在宫禁之中、訏水之外，就退下来把它藏好，另取它的材质与兰桂相配，以香料调和它，用来形成五味、调和五脏。横江的鳣鱼、鲸鱼不能进献宗庙、供奉祭礼，就把它们制成干腊，发挥其余下的用途：用鱼鳞装饰刀，用鱼目装饰耳饰，用鱼鳍、鱼鳃膜装饰韎韐、旂弁、车巾、箭袋等物；可见他所凭恃的本来就有所在。只是紫凝作诗卓异自得，往往不拘泥于规矩格式；但他的感情深厚、意味悠长，拿起纸笔便自然合乎诗体，所以随着所居之地分别命名篇章，所说的《螺峰》《浮峰》和如今的《干山集》，正好是三集。遍记所游之地，却仍不离桑梓，像这样，我听说章丞喜爱作诗，自从在山东开始做官，后来又被贬到中州，近来还随军出征于荆门、夏口之间；他所作的诗集应当不止这些。然而他的幽愁忧思有超过常人的地方，那么文人的穷困与显达又怎么能够预先确定呢？《吴应辰诗序》应辰擅长作举义。过去学习举义的人，告诫自己不要作诗；而作诗的人，又认为擅长举义的人家一定不会擅长诗文。应辰同时代擅长举义的人，如张远、陈至言等，已经能够在律赋、比体方面擅长，考功盈川，而应辰突然也作起这些来，彼此争相驰骋。因此自从应辰的诗出现，学习举义的人便不能妄自告诫别人不要作诗；即使终年作诗、自夸有所收获的人，也不能傲视举义。把自己所不擅长的事做到极致，是才人的绝技。古人说诗有难以达到的境界，如辘轳相互往来，并不容易整齐对偶。元稹作《工部志》，说杜工部独步一时，在于排比声韵、安排对偶、合乎律切。唐代三朝取士，全都采用排比体；而散体诗自鲍照、谢灵运以后逐渐趋向对偶，所以能够作律诗就能够作诗，而能够作长律，然后才算真正能作律诗。然而那些宿儒老学者，终年勤勉苦学，也未必能够做到；有的人却一旦就能做到，如颜光禄忽然听到张镜和客人谈话，如鲁肃与吕子明谈论，如石季伦作豆糜给人吃，呼吸之间仓促完成；又如孟达听说司马公的军队到了城下，没想到一千二百里路竟八天就赶到。才华大的人，没有什么不能贯通。应辰正可以作为验证。若说擅长举义的人未必就擅长作诗，那么世上固然有已经入仕却不会作诗的人；但既然入仕，就一定是擅长举义的人，那么入仕的人为什么又未必擅长举义呢？

译《王鸿资〈客中杂咏〉序》如今作诗的人，大多是在战乱兴起以后，被夺去了制举之路，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于是才把情怀寄托在诗中。只有鸿资不是这样，他年轻时作诗数百首，亲自抄写下来并交给刻工雕刻。人们读他的诗，也欣赏他的书法，认为二者都是绝技。我入私塾时，还把它珍藏着。等到鸿资漫游四方，正赶上天下开始动乱，中州群盗大起，鸿资独自拿剑带弓，希望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施展所学，最终却没有实现。归来后刊刻他的诗，这些诗都是他壮游时因愤懑郁结而不得已寄托于咏叹、求得一时痛快的作品。如今他老了，所作的诗，都是为了奔走谋生，寄身诸侯幕府，为别人挥笔起草檄文、奔驰传递书信奏章，在劳心费力之后暂时休息，情绪感发，又重新作诗。因此作得不多，即使多作，也散失而没有收拾起来，于是只把剩下的作品录入诗篇。过去从事书记的人，有职位而没有具体事务；士君子尚未显达时，先接受征召，随后才到一般属官任职，所以陈琳、鲍照、崔融、高适都是从掌书记起家，而实际上文章书札奏议从来没有被责成一定要由本人承担。如今职位与事务相互重合，凡是幕府中的文章，全都一概交给幕僚；只是跟随车驾，没有机会在外界显名，不仅没有官位，也没有名声。鸿资一生大致有三种作诗情况：一种是揣摩制举文章，旁及诗歌；一种是带着弓箭，希望有所用，借诗来抒发情怀；至于今天，则都是在吃苹、饮酒的岁月中所作。然而他作诗，仿佛剖割心灵、钻凿精神，穷究幽深、通达微妙而成篇，沉雄老健，不遗余力。画家如果没有所得，即使五日画一座山、十日画一片水，经营迟缓，逐步描摹一丘一壑，画面一望便可穷尽。假如王维、李公麟兴致所至、气势磅礴，即使偶然落笔，迅疾如风雨，手指还没有落到，气势已经先行，纵横流动、充沛漫溢，都很值得观赏。鸿资的诗不也是这样吗？像我三次读他的诗，三次都喜欢，虽然每次阅读时的心境或许不同，但又何尝没有共同的爱好呢？《募装韦陀金身序》祇洹寺没有金城汤池那样的险固，也没有兵器甲士的守卫，所凭借来维持防护的，是韦陀。姑且不论韦陀信仰的起源，他以七世童真的身份、坚固刚毅的力量，成为佛法的干城；就凭他昂然强立、历经劫难而不去，这难道也是弱门中的铮铮之士吗？天宁寺的韦陀还没有装饰金身，已经头戴铠胄、手执杵，雄伟地站立在殿堂中；但还没有施漆，雕琢也没有完成。即使让黄金铺满地面，满眼光彩，在丈八佛像之间也仍然黯然失色。即使说这是像教，也还不成其为像。只是装饰金身实在困难，虽然佛像本身有限，费用却不少。估计雕刻、镂缀、填灰、涂抹等工序，大约需要一千名工匠。佛以韦陀为墙垣，韦陀以施主为箱箧。所以韦陀被称为护法，施主也被称为护法。只是韦陀的护法作用远在三洲，而施主只凭一己之身却不替他加以护卫，就不是护法。况且韦陀只是幻化的形象，何必从事装饰？他用佛像来装饰，难道也是教导人装饰活人的瞻视吗？募捐者请我作序，用来劝人布施、结下善因，所以为此作序。至于一人资助一身，还是千百人资助一身，多少多寡本来没有定数，也只要看各人能够资助多少，能够资助便资助罢了。《募装北岭王天君减像序》北岭崇真道院，是我们县中福地之一。因为它位于北方，所以祭祀玄武和协方神。祭祀玄武，又必先祭祀火德，取水火相济之义。火德最为神异，道家称他为灵官。有人说，道书所说的灵官，本来姓王名善，就是王天君；他能够驱除邪恶、照察奸伪、揭开冤屈、剖析蒙蔽。他以善治理不善，又不枉屈善人，所以取名为善。于是世上那些愤懑怨抑、无处申诉的人，都可以借助他的神力来证明自己。因此当时民间向神诉讼的，比向官府诉讼的还多。可是，这样奔波劳碌、疲于奔命，对神又有什么好处呢？假使神是天生的金铁之身、坚不可毁，也尚且会因长久贤劳而需要休息，何况外面用香尘、泥屑塑成，再加上彩绘，虽然披着铠胄，也不过是土偶罢了。住院的道士怜悯神像忙碌奔走，打算用减薄神像的方法，代替不断增加灰泥、磨砺和涂漆，使它保持庄严而不轻佻，并让抬轿的人能够把它移离原位。这也是尊敬神明、去除轻慢的用意。人若有诉讼而反过来亵渎官员，官员一定会更加恼怒；假使尊重他的等级威仪，张扬他的容貌声色，到公堂上申诉辩白，这也是听讼者所乐意的。灵官如果果真灵验，福报一定会有所归属。我愿世人尊重他的神明，以聚集福报，于是写下这些话。《西河集》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三十四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序【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