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六十七

译重建宗慧堂记 法相寺在西湖南面高峰山下，是五代时长耳和尚的旧道场。寺旁有宗慧堂，相传建于赵宋时期，但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考察法相寺的起源，不能得到确实答案。有人说法相寺就是长耳院，又名宗慧禅院，实际上就是定光佛寺。那么定光、宗慧、长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后来查阅旧迹，找到宋代翰林侍讲范楷所撰的碑文；碑在元代毁坏，连碑文也残缺散失，不很完备。只有明嘉靖年间苏州太守徐节所立的一块碑还保存在西廊柱下，碑文是翰林庶吉士王谷祥所撰。我拂去尘土读它，大概看到了事情的轮廓，只可惜其中的年月多有不合。考察得知，长耳和尚是泉南人，生于唐昭宗景福元年。他的母亲梦见吞日而生下他；和尚出生时两耳下垂直到肩部，因而名叫长耳儿。长耳儿七岁还不会说话，忽然有一位僧人对他说：“为什么这样迟钝懒惰呢？”和尚回答：“没有遇到行家，只是白白撞破烟楼罢了。”在当时，人们早已知道他是应化而来的圣者。后来他出家剃发，在金陵瓦棺寺受戒，又遍访各方高僧；到后唐同光二年才来到杭州，看见西湖南山便喜欢上了那里，依靠山石筑室居住，用咒语祈求水源而得水，如今名为卓锡泉。自同光二年居住在这里，经过二十六年，到后汉干祐三年十一月二日，有一位圣僧永明禅师住在净慈寺。吴越王生日供养僧人，问永明：“有没有真正的高僧？”永明说：“有，南山长耳和尚就是定光佛的应化身。”吴越王立即驾车到山中礼拜长耳和尚，直接称呼他为“定光佛”。和尚没有回答，只说：“永明的话可以相信吗？”随即盘腿坐化。因此法相寺的创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也可能更早。碑文说“建于石晋时期”，石晋二主共十一年，正好处在长耳和尚居住此地二十六年之中。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和尚。况且就在这二十六年间，石晋多有战事，大梁距离这里很远；不要说当时不知道和尚，即使知道，也不可能把寺院赐建到吴越境内。即便曾把寺院赐到吴越境内，或者吴越王在石晋时期自己知道和尚而赐建，也不必说是石晋敕令所建。既然长耳的名声已经在南山显著，为什么还要等到永明之后才被人知道呢？又说宗慧堂是怎样建成的呢？过去认为，这是法相寺的开始，寺院原名长耳，到了宋代才改名法相，并赐长耳和尚为宗慧大师。这样看来，宗慧堂之名一定始于宋代，只是不知道具体是宋代哪一朝。碑文又说，长耳和尚的遗体不坏，皮肤仍然润泽，每月必有三次清洁指甲和头发；后来金人入侵境内，刀刃所伤之处都流出白血，于是到了崇宁三年，应僧司请求，才在遗体上涂漆，并赐予如今的寺名。崇宁是宋徽宗的年号。当时天下稍微安定，徽宗闲暇之时为各处题额赐名，至于这里是否如此，已经无法确定。然而在那个时候，金人还没有入侵宋境。即使说这是金人入侵以后的事，那么当时只是赐予名号，也不能说是僧人把这件事上报后才得到名号，因为所上报的本来就是金人入侵的事情。我认为，这座寺院的创始一定始于五代的后汉，宋代只是改了名称。至于宗慧堂的创建，必定在南宋，而后世误把崇宁年间的事情当成了事实。考察兴废沿革时，即使基址构筑仍然存在，也还会有许多疑点；写文章如果不谨慎，就会让后来的人把已经写成的记文指为谬误。因此，凡是兴复寺院而作记，尤其不能不审慎。我再次到法相寺，寻找所谓宗慧堂，却没有找到。于是考察那块旧碑，重新辨析并确定其事实。像这样的应化遗迹，还有天台文殊、囊山辟支佛、佛池金地藏、鹤林布袋和尚、灵岩智积菩萨等，都有显著的灵验。长耳和尚在世时，杭州人因水旱、疾病、疫灾而祈祷，或祈求生子，牵着他的长耳礼拜，无不立即得到回应。如今他的遗体仍然高高存在，尚且能够吸引四方人士前来。碑文不是说过吗：“苏州徐使君因为祈祷而得子，后来三次表达谢意，并用碑石报答。”世上有事于宗慧堂的人，其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康熙己巳年，住持僧人正谋求复兴宗慧堂，于是请求我写这篇文章，作为劝募缘资的文辞。过了一年，宗慧堂建成，寺僧请我书写碑文，我便把这篇文章写在石上。某月某日。两浙提督学政、右春坊王公试士碑文。从前没有学使制度，明代才开始从曹郎中选任提督学政，分别隶属于各道；又以两京为首善之地，特意派遣有声望的侍御史升任院使，赐给笳鼓，开辕建纛，设置丞令等属官，规格同三巡抚、巡按相等，只是从来没有选拔词臣来充任并提升这一职务。大清兴起后，专门任用直隶地区的院使；盛京则只命令京兆官兼任。于是下诏命词臣中自讲读以下、编检以上者充任直隶督学；至于盛京及其他各道的使者，则不在其列。乙丑年，天子考虑到学使责任重大，不是词臣不能胜任；而江南、两浙人文兴盛，应当破格把道员提升为院使。群臣按照惯例纷纷列名上奏。天子独自慎重选择，选定先生，认为先生品德声誉很高，应当从各方人才中拔擢出来，不拘资格和俸禄，任命他主持两浙。凡是幕府的一切事务，都同直隶相等，可以说待遇很隆重了。从乙丑到丁卯三年之间，每年主持一类考试，汇集八十个郡县的文人学士，分列甲乙等第而排列次序，无不俯首仰望、屏息注视，狂喜欢呼，认为衡量精确、取舍公正，真是 本朝四十多年从未有过的事情。唉！这究竟凭什么做到的呢？读书人一生刻苦学习，只希望得到主考官的赏识；一旦能够施展自己的学问，选拔人才，网罗一时英俊，使他们都成为自己的门生，这已经足够痛快了。可是先生还要陶铸、搜求、剔选人才，一定要使美玉、宝金等各种珍品都收入筐篚，然后才肯罢休。因此有人说，国家广泛搜求人才，即使百次也不如学政考取人才来得重要，而先生正是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曾看见先生两次主持我们越地的考试，每次榜单发布，士人争相前来观看，常常互相指着说：“这是贫寒的读书人，这是有名的才士，这是年华已晚的读书人。”开始时惊讶，接着庆贺，再接着感慨叹息，甚至有人流泪不止。自从战争接连不断，诵读之声减少，户口又多贫弱凋敝。

译法令规定了名额，入学人数每年很少，读书人的志气逐渐灰败，有些人便放弃这条路而改做别的行业。那一两个不得志的学究，以教书为生，自视没有光彩；主管官员又习惯于旧俗，更有人彼此勾连，替人请托。因此真正杰出通达的人很少。如今情况忽然反过来，大家都说：“世间竟然有这样极其公正的人。”事情本来确实难以预料。于是又说：“人只怕不学习罢了，学习就能有所成就。”如今这件事正好可以验证这句话。又说：“古语有言，辛勤耕田不如遇到丰年。”这不就是丰年吗？即便如此，我仍担心这样的丰年不容易遇到。于是我们越地的士人进献三个字来赞颂先生，称他为“穷通翁”。什么叫穷通翁？回答说：“先生选取的都是困穷之士，然而他们全都是通达之人。”文章到了今天变化非常大，纵横之家的文章纷纷兴起，而先生一概用规矩法度来约束它们，使文章涵容醇厚、俊逸深长，全都合乎尺度，难道不是通达吗？然而先生年纪也渐渐增长了。日暮而道路遥远，将要老死在窗下，每天同枯萤、蛀虫相伴为缘，先生却突然振作起来，为他们洗濯尘垢；就像断根的树木重新生长，蛰伏的虫子重新振动。老人啊，真是精神矍铄！天下没有穷困而不能通达的人；能够通达，即使年老也仍然通达。到了称作“翁”的年纪而仍然公正，所谓“翁”，就是公正之人。因此天下人也渐渐相传称先生为“穷通翁”。我在史馆任职，惭愧地同先生有先后之交；后来请求急切归乡，正好赶上先生主持考试。县里的人士谋划刻石颂扬先生的德行，来请我作文，于是我根据所见写下这些话来回应他们。先生名掞，字藻儒。日讲官起居注、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奉使后任今官，世代都是江南太仓人。自曾祖文肃公以后，历代都显达入仕。传到先生，共三代，都凭文章和声望闻名于当时。创建羊山石佛寺大悲殿碑记。越地有两尊石佛，一尊在柯山，一尊在羊山。两山都出产石料，石工取石时，把四周的石块剥去、堆垒起来，环绕四面凿空，只在中间留下石柱，顺着石头的形状，抚平凸起处并雕刻成佛像，高五丈六尺。相传隋朝开皇年间，有个石工发愿建造这尊佛像，终其一生石像仍未完成；于是传给他的禅师之子，儿子又传给禅师之孙，共历三代才完工。有人说，石工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后再生，凭着坚固的愿力，借胎投生在这里，已经三世了；于是就在石窟周围扩建延伸，盖上屋脊、筑起房舍，命名为石佛寺。康熙二十三年，大树禅师从京师回来，把锡杖卓立在这座寺中，募捐建造大悲大殿于旧寺旁边，殿基在树木之上，烧制砖瓦铺在下方，减少木料而增加油漆，塑成大悲像，请我写碑记。我于是拱手执笔作偈，并吟诵道：如此广大的慈悲，到处都如祇陀园一样，于是暂且寄居在这里，与这些石块同在，这就是大悲之力。千手千眼的佛目照察这一方，没有福分的人也都飞翔般得到护佑。我今天作庆赞之偈，劝告十方众生。至于石龙龛、石幢、石钟磬，以及凿石和镂木，它们的妙相并没有两样。说石头就是大悲，说大悲就是石头；这座殿就是石龛，借助的正是大悲之力。冯太傅适志堂记。太傅到了告老退休的年纪时。天子顾念元老重臣，复辟之后没有什么官职可以授予他，便宁愿让他按自己的意愿离去。御制五言诗题写下来。御笔中有“元臣适志”一句，当时便是如此。颁赐之物中有一方螭龙纹饰的文石，上面又刻着“适志东山”四篆字。太傅对此很感动，于是趁归田闲暇筑室收藏，便用“适志”二字题作堂名，并请宫詹学士沈君书写记文。这都是圣恩。人人各有自己的志向。当他入居槐署、担任执政时，志向在于辅佐君主；等到他总领百官、参与谋划军国大事，出而同世人建立太平成就功业时，志向在于安定百姓。如今他闭门谢客，逍遥于桑苎之间，每天只和那些剖瓢、荐菱的人悠然出入，用来表明自己的志趣。这样看来，其中哪一件事不是自得其适，而事情却也有并非如此的情况。处在优裕安逸的环境中，只是做自己能够做、也愿意做的事罢了。有时内心仍未平静，在当日机务纷杂时自己没有察觉，等到习静思考，便无法安然自处。又有些人穿着朱绶绣衣，只是求取尊荣；一旦退居闲暇，明亮日光下的眼睛却难以看清幽暗之处，乡人中有从集市回来而神情沮丧、仿佛失去自己的，也正是这个缘故。为什么呢？因为处在寂静和喧扰中的情势不同。况且人的欲望没有穷尽：富贵已经达到，还要进一步企求未曾得到的东西；服食芝草花蕊不能立即奏效，便又转而觊觎人世间的宠荣。有的特意建造房舍以保存名位，有的起家之后再次入仕，免不了产生元纁、白璧、安车蒲轮之类的幻想，这些都足以扰乱心志，而太傅全都没有这样做。太傅曾经自述说：七十岁的老人，平生没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示人的心事；但仍然淡泊宁静，出仕或退处始终如一。圣天子既然已经准许他以明农自处，那么优游度日，这些岁月都足以使他自得其适。浩浩荡荡，大概正是乐天知命、先忧后乐，他的志向另有所在，外在处境本来就不能限制他。因此，他清寂高逸，往往在执政时便把心意寄托在东田西塞之间，以致 圣天子赐诗，仍以平泉、绿野为辞，而太傅依然故我。太傅所得到的适意，不过是这一座堂罢了。堂宽五[疑字]，加倍便是十，共有两层；旁边没有夹庑，每层左右各以两[疑字]作为藏书处，左边又另建重屋，像书楼一样。堂前广阔，铺砌整齐，都是用有纹理的砖依次排列；高敞、干燥、洁净，可以坐下千人。高轩经过的人，往往想进去暂住片刻，却不能如愿。有掌事者来扫门，拒绝他们进入，太傅说：“何不把这件事记下来？”于是谨慎地记述。

译重建宣城徐烈妇祠碑记。宣城徐烈妇出生时，便许配给同乡施氏的儿子。稍稍长大后，县中豪强汤一泰看中了她的美色，倚仗其堂弟官居翰林、声势显赫，便谋划夺取她。徐家一个无赖之徒把她交给了禽兽般的汤氏。烈妇的父亲拒绝接受，然而担心发生变故，立即催促施家娶女，把她带走。豪强大怒。汤氏家族住在洪林，只有那位翰林因为显贵而居住郡城。一天，翰林从郡城回来，汤氏在路上呵斥他。汤族中一个向豪强传话的人，假装听见此事，吐唾沫说：“自己家里有妇女却不能庇护，反而只呵斥族人，这是为什么？”翰林起初不明白，询问得知后也怒了，便让人到郡府控告。郡太守张君判施家有理，汤氏又向台使者申诉。台使者下令郡府重新审理。当时双方都到县里接受解送。豪强气焰嚣张，指使仆人揪打施家。徐家的人在解送处，浑身血肉狼藉，甚至劫走她的媒人，藏起来不让其接受审问。到审理时，施家的父亲是诸生。诸生中有不平者喧哗而起，各自拿着诉词到郡府的厅堂。豪强也贿赂诸生，双方相持不下。太守看出诸生各有道理，但还没有分出曲直。于是命令说：“认为施家有理的诸生站在台阶左边，认为汤家有理的站在右边。”结果大多数人站在左边，豪强更加愤怒，指使仆人在郡府厅堂伺机殴打站在左边的人。烈妇当时前往解送处，已经十分恐惧，到了这时甚至哭着说：“汤家横暴到这种地步，我终究不能做施家的妻子了。万一他们暴力劫夺我，那该怎么办？”她的婆婆听见这话，没有醒悟其中的意思，夜里与祖母同睡。到天亮时，忽然发现烈妇不见了。当时是四月晦日，雨后。循迹寻找，只在青鱼塘旁发现她遗下的一只鞋。天亮后找到她的尸体，报告太守。太守正坐在公堂，听说后仰头说：“竟有这样的事吗？真是贤烈，得到了合宜的死所。”立即驾车亲自验看，只见她自己用领巾，以及内衣、襦衣、缣袜连缀缝合在一起，无法解开。太守和几百名围观者都掩面哭泣。随后商议停放棺木的地方，塘边有张睢阳祠。众人想把棺木停在祠中，祝官不同意。于是请神占卜，卜得吉兆，祝官仍然为难。众人说：“既然如此，就只让祝官来占卜吧。”民间占卜时剖开蓍草以判断向背，若卦象横拂神意便纵掷。祝官掷出纵象。于是众人喧闹着拥入祠中。万历二十七年，郡太守张君德明向督学御史陈君子贞请示，又由操江都御史耿君定力表彰她，建立烈女祠。不久，督学御史熊君廷弼到任，他是那位翰林的门生。巡按宣城时，竟将前事全部推翻，毁掉祠堂，剥夺那些支持施家、徐家的诸生功名，并杖打相关人员，共六次换杖【汉制中“棰令”就是今天的竹板；受杖者打臀部，每打五下算一换】，杖打结束后把他们关进狱中，有人因受刑而死。后来督学御史贾君继善接踵而来，又把前案全部翻转，表彰因受刑而死的人，给尚未死去的诸生题授官职并发给廪饩，使他们能够按年参加贡举；贡期从受害之日开始计算。崇祯元年，巡按御史田君惟嘉把此事上报朝廷，恢复祠名，使香火不灭。祠堂在迎春巷东面。到康熙二十年，侍读施君闰章嘱托我写记。记道：“我到宣城后，宣城人中有许多人能够讲述烈妇的事，说道：烈妇名叫领姑，她的父亲子仁和诸生施大德同住一个里巷，两家相亲相爱不能自已，于是结为婚姻。汤氏本是名门，然而施家、徐家也并不低于他。那时徐家还有一位名叫元太的司寇君，居住乡里。烈妇死时正值盛暑，桐木棺材像草席一样简陋，但苍蝇不敢靠近，众人感到奇异。前来吊唁的人堆积香火，路旁多得像丘山。司寇君也戴着粗布冠，在祠堂下接受吊唁，当时人们以此为荣。然而汤、徐两家的争斗，形势竟然如此不相匹敌。建祠祭祀她的人，可以从中得到鉴戒。”于是重新作词说：这座祠堂是因烈节而闻名，难道要同权势争斗吗？祠堂毁了，名声反而再次建立；即使不毁祠堂，这个名字也将世世代代流传。创建古越乡祠碑记。古代人很难走出乡土，并不是说五方土地的风土不同，迁到别处就不能生活得好。既然各自奉自己的国君为君，那么百里以内、百里以外，也就产生了划分疆界、区别族类的观念。何况传送饮食、储备物资、修建亭馆，都是统治国家者的事情，身份低于此者便没有这些便利。如今天下成为一家，道路四通八达，百姓乘舟乘车来到并停留的地方，到处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然而上面没有慰劳赠送，下面很少有资助供给，即使往来时携带书箱，仍然瞪目茫然、彷徨于通衢之中，能够扶救跌倒者、收留被遗弃者的，实在很少。我居住在京师，私下奇怪各州到京任职的人，都设有会馆作为栖宿沐浴之地，唯独我们乡里没有。每每想倡议兴建，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有人从大梁来，告诉我汴渠北岸的乡祠已经落成，将把事情书写在石碑上，并请我写文章。大梁本来是畿辅以南的一大都会，乡人聚集在那里，在京朝官员以外，以此地为最多。由他们筹集规划、共同居住于此，本来也是合宜的。只是这件事究竟是谁记载下来，才逐渐做到如此呢？此前姚江王君任中州观察的记室，他的同乡余君曾经以长桑君的医术悬壶行医于市门，却突然长逝。他的妻子既寡又贫，又没有子嗣；然而她立定的志向不可改变。王君怜悯她，为她设立募捐簿，在我们乡里做官、任职于此地的人中募捐，约募得若干金，准备用来设置官舍、置办园田，并让她住在那里，使她得以抚养、安居。事情将要完成时，她却推辞了，认为众人的恩惠太多、宠爱太过，不是自己所能接受的。房屋众多、楼阁杂陈，她也不肯居住休息。王君嘉许她的志向，便分开安置她，让她自己依靠劳动生活；又把已经募得的钱，自己捐出若干，全部置办成乡祠义田，并且把义地扩展到埋葬无主尸骸的地方。按照募捐簿核查，从别驾、大尹直到丞、簿、尉、幕僚，没有不列出姓名并记载数额的。即使是其他省份到这里做官的人，以及那些开始承担远方差役、经营获利的人，也都积少成多，各有记载。于是就在东城外划出一顷多田地的一半，在中间建造房屋，以便掩埋尸骨；又在城中济渎庙街购买一座带有[疑字]事的宅院，共三楹，把乡神供奉在其中。随后增设屏门，修置两旁廊屋，可以让来到这里的乡人居住。王君对乡人厚重而好义，乐于成就善事；而余君之妻立志坚定，又能坚持苦节，不接受过分的宠恤，从而促成此事，这些都令人感动。因此应乡人的请求，作记如下。王君名安夫，字复古，是余姚人。余君的妻子胡氏，与他同为余姚人。

译曼殊回生记。曼殊于壬戌年十月十一日死去。死后仍有气息，但身体僵硬、牙关紧闭，不能灌药，眼睛和鼻子里都迸出血来。医生说这是中死法，无法医治。到十五日入朝时，同朝官员啧啧称道高邮葛先生，说他是国手，正在孙黄门家，何不请他诊治。诊察后他说：“这是气厥，肝气上冲逆行，因为极度愤怒而不能发泄，周身的涎液和血液壅塞在肺俞之间，所以气不能下行相接，孔窍不能向上开通，五脏六腑都结滞不通，这不是汤药所能攻治的。然而，这病是怎样造成的呢？先前我来到京城，相国冯公是我的老师，怜悯我没有儿子，选择曼殊作我的小妻。等我的正室从南方来到后，因房屋狭窄，便把曼殊迁居到右安门；冯公怜惜她，唯恐她最终无所归宿，嘱咐我遣送曼殊，并把曼殊接到他家中，亲自劝她离开我，曼殊坚持不肯。座中有一位旗下妇女，梳着辫发，反复晓谕劝解，曼殊向她道谢并哭泣，冯公也哭了。随后冯公推案站起说：‘贤德啊！我每月送米一石、柴菜银五金，来补助她的不足。’曼殊回去后屈膝跪地，哀求不要遣走她，我安慰她。后来我的一位亲戚老妇住在京城，借我的话把她遣走；她不相信，便再次强迫她离开，还说：‘你的去留有什么值得挂心的，为什么竟这样固执？’ 曼殊听了这话非常愤怒，又误以为这果真是我的意思，号啕大哭说：“我的命运难道就到了这种地步吗！”便把身体[疑字]地摔下去，她的婢女想扶救也来不及，她徘徊挣扎，气息断绝。曼殊就是因此而死。葛先生说：“竟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而我不赶紧救治她，就是辜负了我的医术。”于是准备匜钵，整理锜鬲，清洗木器、烧热石块，亲手研磨，亲自调配。先用东西擦拭她的眉间，把桑皮拧成绳蘸药末，探入鼻孔；在盆中烧炭，浇上醋，用巾覆盖她的头部，接近盆边，使酸臭之气沸腾上升进入鼻中。起初毫无反应，过了很久眉毛稍稍皱动，随后打喷嚏，说：“可以救治了。”于是用酸梅擦她的牙齿，用锥子撬开牙缝，研成丸药让她吞下；她没有咽进去，便再次让她吞，又拔取鸡翎尖端探入喉间，忽然涎液如泄水般涌出，便煎煮药物灌入。涎液流尽了，但血仍然没有下行。这时病人握拳、眼睛睁裂，渐渐能够睁开并活动，太阳已经过了正午。葛先生饿了，便到邻居家买不托来吃。然后调和配齐市上的各种香药，混合煎煮让她咽下；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他说：“我离开后，只要把药渣煎煮给她吃，她应当就能说话。”预先储备茶汁，调和其他丸药等待。听到邻庙钟声，仿佛有抽泣声从床上传来，急忙取火查看，竟大哭起来。不久她服下胸中之药，果然能够说话。起初曼殊多病，曾梦见奶奶叫她离开，她不肯，说：“等你三年。”奶奶，是对大士的称呼。到这时她又见奶奶来到面前说：“我怜悯你，给你喝葛婆水，一口便醒了。”所谓葛婆，疑是“葛陂”的讹误。然而葛先生确实姓葛；方先生下朝时曾在前门武安王祠占卜，卜辞中有“碧玉生来”一句，名叫“碧玉”的正是小妻，“生来”就是使她生还。又说“正是人间第一仙”，可见在武安王祠中已经称葛先生为仙人了。我曾读《仓公传》，感叹古代有圣贤儒者，能够使死人起死回生，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葛先生难道不是吗？先生名天廕，是国子生，字淑承。他的父亲寅谷，凭医术成仙而去。十月二十日记。《西河集》卷六十七。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六十八。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碑记【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