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六十八

译莱阳姜忠肃祠堂碑记。莱阳两位姜公已经在虎丘建了祠堂，第二年，学者准备追溯他们的根源，便把两公的父亲忠肃公迎入祠堂的偏房奉祀。恰逢商丘宋君到吴地任藩司，元旦到祠堂拜谒，认为祠堂狭窄、偏房祭祀不够恭敬，于是重新修建，另在两公祠右边建一座祠堂，相距一百多步，题名为“忠肃公祠”，这是应从学者的请求。此前祭祀两公时，中丞汤君实主持其事，认为贞毅因在朝廷上直言谏诤获罪，被发配宣州；刚离开都城国家就灭亡了，宣州还没有发生战乱，他不得已退居吴中。他的弟弟贞文随即又因党人之祸而逃亡在句章、章安之间，回来后谋划迎接兄长，奉母亲来到吴地，并因此教授学生、讲学，学者思念他，死后在当地建祠祭祀，是合宜的。至于忠肃公，面对危难以生命相托，然而本来是莱阳人，双足从未走出城市，平生未曾来过吴地，车轮的痕迹没有到过鸡陂、鹤市之间；可是前朝既然已经赐予祠祀，如今又在这里增设祭祀，我也不免疑惑。近来我曾遥想当日：贞毅被关进诏狱，早晚将死，而忠肃公因城池沦陷仍不屈服，全家闭门殉难的有二十多人。那时御史台和省部官员纷纷上章请求释放贞毅，让他回去奔丧；贞文又上书请求以自身代兄受罪，使狱中的兄长能够东归收拾遗骨，但朝廷没有答应。后来，贞毅因以杖戍分守边地，已没有返回的道理；贞文便又以故乡难以居住为由，奉着母亲奔走于东西之间。处在人生死关头，本来就是人所难以承受的事，何况一家遭逢灾难，身上长满疮疖而又羸瘦，带着刑具的身体，被箯舆捆缚着上路；家中亲人的血肉已经漫漶，沾染在草地泥土上，尚且不能回去看望一次。又正值国亡君丧，不能像季生那样哭着返回复命，只能把尸骨埋在戍所。推究他的内心，难道不想葬在故乡的丘墓之旁吗？从诏狱中听到父亲去世的讣告，直到自己死去，难道不思念父亲吗？即使是贞文，难道不想和兄长一起回去吗？实在是不得已。那些因不得已而不能回去的人，有的或许还可以前来；那些因不得已而不能与父亲见上一面的人，父亲或许还能够使他见上一面。那么，在这里崇奉祭祀，神明往来、恍惚显现，也将在这里了。活着时彼此离散，死后仍然可以彼此相聚。所以说，祭祀忠肃公，都是为了慰藉孝子的思念。祭祀忠肃公，也就如同祭祀两位公一样。况且，最高的德行也很难继承了；人们只知道两位公的高尚节操光明显著地留在人间，却不知道忠肃公实际上正是由此得到启发。忠与孝、气节集中于一家，如果前人没有创立这些德行，后人凭什么承继发扬呢？何况忠烈之气充满天地，向下成为山河岳镇，向上成为日月星辰；凡是有血气的人，都能够瞻仰他、奉事他；至于“事之夫忠”一句，原文疑有讹误，文意未详。忠肃公难道只是莱阳人吗？在莱阳祭祀他，在吴地祭祀他，即使在天下祭祀他也可以。至于学者的心意，就像祭祀子渊还要祭祀颜无繇、祭祀贵一样，推究根本，难道没有道理吗？祠堂共有三楹，中间祭祀忠肃公，并在他的偏房祭祀蘗庵和尚。蘗庵和尚，就是前朝行人熊开元。他与贞毅一同入朝进谏，又一同被发配戍守，因为没有子嗣，便附祀于此，称为“贞烈之友”，也是为了慰藉他。后面有谏草楼，正是贞毅当年所依凭的地方。旁边有一间房，名叫“思敬”，贞毅的次子说：“这是我读书居住的斋舍。”经过庙宇而思念敬意的记载，本来就有。况且我怎敢有一天忘记敬亭山呢【敬亭山在宣州，贞毅葬在那里】？康熙二十四年祠堂落成。又过了三年，贞毅的次子上疏陈述所载之事，嘱托奇龄为此作记。记道：“公名防里，谥号忠肃，是莱阳人，于崇祯十六年王师攻破城池时殉难。这一年，登莱巡抚曾化龙上疏朝廷，追赠公为光禄寺卿，赐祭葬，并赐建祠堂。两位姜公，是公的儿子：一位是礼科给事中姜采，一位是行人姜垓。公还有两个儿子，幼子跟随公一同死难，长子受伤后也死去。于是作词说：四岳本来就是受封之地，齐地族类世代繁衍。莱公的出生远大于常人，说是以四岳为根基，也可说是星宿降临。当年张箕砥，忠孝传承礼法。诗篇有经典教化，家中却没有遗留下财物。次子姜[疑字]担任谏司官，头破血流涂在龙阶上，世人反而说他鲁莽。将要死去的弟弟，任大行官时触犯[疑字]，名字已经列入奸党碑。天地崩裂，栋梁倾颓。公坚守节操却遭逢厄运，城池既然攻破，藩篱便无法支撑。口中[疑字]衔着胸前的刀刃，刺死全家老少二十多人，成为鬼中雄杰。真人亲自师从司谏，戍守宣州治理。抢土堆厚墓，攀引长离。徒然招魂，又将归向哪里？幸有弟弟奉养老母，奔走各地同时授徒讲学。东武边陲葬其身，戍所之魂也在这里得到祭祀。这些都是建公祠的缘由，用来教人尽孝，也树立义行。瞻仰之间，令人深深思考。陈列修治的菜肴，进献明洁的黍稷，让这种精神传给后世。重建碧山禅院并创建食田碑记。姚城西北角有一座[疑字]碧山，山势高峻，呈青碧色，远望如[疑字]，因此命名为[疑字]碧。相传晋代龙骧武士追赶孙恩到这里，在山下驻兵，于是用此事命名山名；“碧”解释为“兵”，是民间流传的讹误。我族居住在姚地的人，绵延分散十里，村落之间的[疑字]火合称“十里毛村”，[疑字]碧是其中之一。从前族人中有人寄身佛门，改号石愚，在山间建造庵堂，名为“碧山庵”，作为村民祈福和休息的地方。但庵址偏僻、屋宇狭窄，道粮不足，时而兴盛，时而倾圮。泉州慈胜师曾经募化结缘，从平阳来到这里；族叔经一、大功等共十二人迎接法师到山间，商议修复，法师承担了此事。过了三年，拓展地基、扩大屋宇，环绕墙垣、修建楼阁，建厅堂、房舍、厨房和厕屋，并雕刻佛像，才告完备。客舍建成，幢幡、鼓乐设置齐全。旧有食田八亩，自己耕种、自己收获；如今又续置四十亩有余。虽然不能片刻忘记栴檀化主，但法师的力量也已经疲惫了。儒者排斥佛教，说佛门不盖房屋却居住，不耕种却进食，不劳作却游乐嬉戏。法师从割茅开土，到烧砖制陶、涂泥粉饰，其他事情也全靠自己的手脚，磨出了老茧、脚胝和裂伤。即使有人资助田地沟渠，也一定亲自用水、火、铚和镰刀劳作，安排自己的作息。况且他还发愿广行利济，准备供养远方来此停留的人，使村里的男女也都能在岁时伏腊前来游赏这里。把他同那些随意居住、苟且取食、只安于游乐嬉戏的人相比，怎么样呢？因此作记。记道：一座[疑字]微山，碧山高百丈，精美的佛寺遍布天际，可以丈量土地而使自己安居。法师主持教化，转眼便开辟净土。狮子吼般的佛音可以诵读，鸟兽也能以此为食。惭愧我仍在焚鱼，尚未归来；遥想碧山，高耸的山势宛然在眼前。登攀黄云数顷，青螺一弯。高尚的风范能够承继，千秋万代也难以磨灭。

译重修得胜坝天妃宫碑记。古代所谓得胜、厌北，都是京城的城门名称【京师北门名为得胜门】；北关的坝也叫这个名字。只是京城门外向北直抵边塞，因此舟车极少；这里则北临临安，南通潞地，水陆交通都很繁忙，而且水路比陆路更重要。相传明洪武年间，在坝上建立水神祠，作为官船和商船祈祷、酬神的地方，用意很善。可是还未完成便逐渐毁坏了。成化辛丑年，镇守浙江司设监太监张君实首先捐资，扩建并加高殿宇的栋梁屋脊，又扩展围墙和廊庑，使当日捧酒献豆、灌酒荐牲的人，能够坦然地在祠旁快步行礼。然而仍然为水神立碑祝祷，按照名册刻石，命令历朝镇守、巡抚以下凡是在当地任职的人，都可以补修增益，使之流传而不废。后来祠宇又逐渐衰败，再没有人过问。防御水患的祭祀，比祭祀功臣更为紧急；如今天下河防受到灾害，内府钱财并不比往昔减少，至于官员车马往来、奉册封、赠赐、吊祭之命而出使海上的人，每天踏波涉险，出入浩瀚水域，濒临不可测的危险；这如果不是神灵保佑，怎么能算没有功劳？何况商船高大，渡过三江、横跨九河，数量无法估量。从前经营修理的费用依靠官府，所以顺利而容易完成。如今大官小吏，大多亲自勉励自己，清廉自守，朝不谋夕，却又踊跃乐于办好事，实在没有多少资金。若有宦官作为领袖，只能苟且修补；如果不集合众人的力量，怎么能够成功？因此上疏请求设立募捐，让各人略尽微薄之力，使微尘细末积累成铢两，用来修理整治，稍稍恢复旧日景观，不能说不是众人共同扶持的结果。至于神名天妃，旧传秦代李丞相斯在登封之时，于泰山之巅遇见玉女，至今祭祀时称为神州老姆。只是地祇主掌阴气，所以尊称为妃，并以所主管的河海为职司，是大地上的尊神。到了宋元祐年间，民间称莆田女子契合玄典而成为水神，这就是后人附会的说法。康熙甲子年，同官汪君曾任 册立使，封册琉球中山王时，船行急速，桅杆倾斜，险难几乎不能避免，于是向天妃祈祷；祈祷两次后，船终于渡过了海峡。神灵就是如此，于是在这里享受祭祀时续作歌辞，歌道：“翠羽制成的披帔啊，鸡翘作车驾；神灵驾着虬龙啊，渡过洪涛；青山作屏障啊，碧烟作旌旗；神灵降临啊，云旗飘扬；吹箫啊，击鼓；南塘吹来风啊，北湖下起明亮的雨；黍稷盛在豆中啊，牲肉陈在俎上；灵巫斟酒啊，醉中代神传话；船头船尾啊，互相催促；官船已经渡过啊，商船随后而来；沙虫远远避开啊，鼋鼍回身负水；桅杆连接船桨啊，鸣钲相随；巨浪不使水声喧腾啊，狂风不使声音呼啸；乌鸦不喧叫啊，百姓不受灾；神灵降下福祉啊，幸福无不相随。” 修复平山堂记。平山堂占据维扬的胜景，山冈、竹木相互掩映，树荫覆盖四野。相传六一居守扬州时，公务之余，常率宾客朋友在堂中聚会歌咏。因此过了几代，相关事迹都历历可考，但后来再没有人继承。天下事物兴废很多，考察六一离开扬州时，距离建堂之日并不久远；然而当婺川刘公来任时，六一为他送行，追忆旧迹，屈指计算年岁，留恋庭前亲手种植的树木，反复叮咛、浩叹，仿佛弹指之间，古今盛衰的感慨早已产生其中。等到东坡再次来到扬州，三次经过平山堂，又徘徊凭吊，把情思寄托在梦境中，那已经是后来的事了。大概事物盛极便衰，随着事情而兴废，沿着道理本来如此；只是等到循环递进，堂宇荒废已久，必定会有人使它复兴，而在它极盛之时，也自然会有后来者承继。平山堂夹在佛寺之间，左右有所遮蔽；起初两者未尝不是彼此依靠，后来堂毁而佛寺独存，旧址仍清楚可见，却迟迟没有恢复。我曾经过那里，为此悲伤。如今太守金君从汝南来，升任重守此邦。他到任的时间距离宋庆历年间已经很远，而且治理扬州刚满一年，便又升任江南副使，仓促离去；又恰逢当时 六军声势张扬、禁军四处出动之际，扬州疲于奔命，往来运送草料粮秣，连一天也不得空闲；他却登临感慨，毅然修复所谓平山堂。这难道只是为了建一处游览观赏的地方吗？大概也是有感于前人的作为：兴盛而后废毁，废毁而后复兴，于是急切地把它建成，唯恐落后。我家乡的兰亭，自从永和年间修禊的故事流传以来，几千年间，废弃的日子多而兴盛的日子少。当金君镇守汝南时，汝南没有著名遗迹，但他仍考察淮西旧碑，把段、韩两人的文章分别刻在碑的正反两面，又在碑上建亭加以覆盖。古今贤哲的风流相互映照，并非偶然。只是堂宇落成后设酒宴、宾朋歌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而我在访寻旧迹之余继续游览此地，不到一个月，宾主之间的来去先后便仿佛完全不同了。这正是古人登临此堂而再次产生感慨的原因。堂在某年某月落成，过了一年才开始在堂中饮酒，金君于是嘱托我作记。葛山石幢刻石记。清化广利寺的僧人买下葛氏的山地和田地，把亲人的遗骨埋葬在其中；又划出剩余的土地，全部捐作僧俗共同使用的义冢，用砖石砌筑墓道和墓穴，再用石头覆盖，命名为石幢。考察儒者厌恶佛教的说法，常常认为佛教不讲父母、没有教化意义；但我偶然窥看佛藏，却惊异于目犍连作为慈室的长者，凿穿土地寻找母亲；经典记载四恩，所要报答的首先就是父母，其次才是传法师长、国王和施主，可见佛教从未把遗弃父母当作教义。如今这位僧人因为暴露亲人的遗骨，买山背土，亲自承担丧事，用箩筐和簸箕掩埋覆盖，经过一年才完成葬礼，难道不能说是孝吗？掩埋尸骨，是王政所特别重视的事情；儒者认为古代圣王已经不再出现，往往设置义冢作为补救办法。这位僧人又从亲爱亲人推广到众人，捐出土地埋葬那些无主尸骨、暴露在道路上的遗骸，这种利济之心，或许也是亲亲而及物的意思吧？佛教把比丘称为乞士：乞求智慧以养性，乞求食物以养身，一身之内没有什么不是乞求来的。如今石幢工程繁重，他又乞钱来完成它；这就是孝敬亲人、恩泽众人，还不怕凭自身所乞之物替别人乞求。那些高谈孝悌、空说广泛救济的人，若把别人所乞求的利益据为己有，是不可以的。此地在天乐乡四十二都，所谓葛氏山，与山地、田地共若干亩，价值共若干两。康熙某年某月，僧人交付地价，安葬母亲；母亲墓地以外的土地全都作为义冢。僧人名德扬，字宗标，是广利寺住持。后来凡是继承此事的人，都应以这块石碑为准。

译通玄观崔府君祠祷嗣记。礼部丁君六十七岁时生了一个儿子，前一年也曾生过孩子，却没有养活。他哭着说：“我已经六十六岁了，今后还能再生吗？”夜里梦见乘轿前行，从巷子进入一座门，拾级而上，在中庭看见神像，庭中排列着火炬。询问后得知：“这是崔府君祠。”他拜了神站起身，看见盘中托着一个孩子，放在神案之间。他暗自想：如果有人把这孩子抱来给我，我一定接受。过了一会儿，有一位穿盛服在下面拜见的人，正是他的小妻。他欢喜醒来，询问身边的人，身边人说：“有这样的地方，附近崔家巷有崔府君祠，应当就是那里。”等到了巷子里，既没有进入那座门，也没有登上那座庭院，庭中所见的神像也都不是；他拜了两拜便出来。不久因其他事情到了通玄观，观旁有神祠，原来就是崔府君祠。他从巷子到道观，眼睛刚一接触，心中便记起了梦境；从道观到门、到庭院、到神像，历历都与梦中所见相同。神案上果然放着一个盘子，盘中还坐着一个孩子，于是祈祷后回去。他的妻子果然怀孕，足月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所谓六十七岁生子。我刚回家沐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前一年生了一个女儿，而且养活了她；如今年老，很难再生育。礼部丁君说：“崔府君的神灵可以祈祷。”于是把梦境告诉我，并说：“在壬子日向府君祈祷，应当会得到回应；不过也应该有所酬报。”我说：“我准备写文章记载这件事，作为酬报，可以吗？”他说：“可以。”于是他向神祈祷，足月后也生了一个儿子，仿佛是神灵赐予的。我想到古代祈求子嗣的文辞，原有释氏、道教神灵降生，以及宣尼抱送孩子的说法。只是三代祭祀常常称高禖，我不知道高禖究竟是什么神；后来祈求子嗣，有的祭祀子母神，例如唐代皇甫观察祭祀九子魔母而生下一个男孩；有的祭祀神妪，例如齐国张敬儿拜三公为妾，在新林庙向神妪祈子，就是这种情况。母神和神妪主管孕育，所以祭祀她们；崔府君究竟是什么神，为什么也主管此事？考察可知，府君名珏，是彭城人，曾任唐代磁州刺史。年轻时曾被举为孝廉，任淇县令，能够防御水灾，因为生前政绩非凡，死后成为神。相传安史之乱平定时，实有神灵保佑，因此唐代早已封他为护国威灵之神，在河边建祠祭祀。到了宋高宗南渡，曾在他的旧祠下祈祷，神灵赐给他一匹马，这就是民间所说的泥马渡康王。因此宋代祭祀府君，先建显应神观，位于西湖旁；又在吴山脚下建白马庙，认为白马显应，在两座祠庙名胜之地祭祀他，以此报答神恩。杭州有府君祠，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至于崔府君巷，则是后来辗转分建的祠堂，虽然后来以巷名命名，却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了。然而为什么要向府君祈求子嗣呢？考察《通玄观志》，府君的父亲名让，五十岁仍无子，便向北岳祈求子嗣，梦见上帝赐给他两块玉，于是给府君取名“珏”，取字“子玉”；这是隋开皇三年六月六日的事【神在这一天出生】。到南宋渡江以后，在这里建祠，宋高宗的张皇后梦见府君送羊，宋孝宗于丁未年出生，于是把府君作为历朝祈求子嗣之神，屡次加封为护国显应昭惠王。到元代继承统治，又封为齐圣广佑王，下诏天下普遍建祠，礼制待遇相当于五岳。到了明代，钱塘少宰李旻五十岁仍无子，向府君祈祷，梦见神赐给他一个“棊”字，后来生子，便取名棊，因而厚报府君，另建祠堂祭祀；如今通玄观中的祠就是这座。祠堂靠近白马庙，道观地势高敞，适宜供奉神灵。少宰李君把此事告诉杭州太守、滁州人孙君，太守孙君又告诉参政蔡君，于是在嘉靖壬子年于道观东边建三楹祠堂；大鸿胪钱塘张君也因为祈求子嗣的缘故，亲自刻制神像供奉其中。既然祈求子嗣能够得到回应，本来就是府君神灵由来已久的职掌；礼部丁君所说在壬子日祈祷，是因为祠堂在壬子年建成，而不是在其他祠堂、不是在通玄观以外的地方；又因为通玄观的这座祠本来就是为祈求子嗣而设，所以应当在这里而不在别处祈祷。既然如此，府君的神迹难道只应验在礼部丁君一人身上吗？自宋、明以来直到今天，凡是祈祷祭祀的人无不得到回应。康熙庚午年五月某日记。

译重修卧龙山越望亭记。越望亭在龙山的山顶，相传前任太守汤君曾于明嘉靖年间修复这座亭子，因而命名为越望亭。历经八十多年，到崇祯末年，海风猛烈，便震裂石柱而使椽檩倾覆，直到现在又过去三十年了。山阳何公在任越地太守的第二年，登山四面观望，在丛生荆棘间隐约看见砖瓦，于是从井仪右侧拾级而上，找到亭子的旧址，再次考虑修复。但郡中多事，四邻露出锋芒、震动边境的警报每天再三传来；山泽间逃亡者和饥民又萌生乱意，借助草莽势力，正暗中图谋解散，而百姓的力量尚未稳固，恐怕兴工作业会加重骚扰，因此犹豫了很久。军队往来，他安抚平定；百姓无处申诉，他加以慰问。于是拿出俸禄开始营建，百姓像儿子归父母一样前来，不用大鼓催促，集合工匠、限定工期。材料很快依照旧有格局备齐，在墙间筑基，修补被侵蚀的柱脚和柱头，层层加建重檐，使屋檐像鸟翼一样展开。亭子建成后，便召集属官在亭中饮酒。酒过半巡，他说：“你们也知道修建亭子的用意吗？从前越国大臣范伯用生聚教训来安抚国都，并建楼远望吴地，题名‘飞翼’，那当然是有用途的。然而汉、唐以后，元、明以前，亭楼的沿革已经不同，时而毁坏，时而恢复，难道它们真只是装饰游乐、任意观赏风景吗？抬头观察云气物候，低头考察土地形势，本来只是心中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亲自实践过。偶尔曾在处理政务的空闲，登上这座亭子一次，慨然生起居高临下的感想。何况山川风物自古至今仍然存在，而官署居处如同寄寓之所，想要凭一时留下的事迹，继承往昔，并等待后来的来者。这不正是从前羊公登上岘山时所由以怆然悲伤的原因吗？况且我听说种山居于城中，它的山顶对应南斗星，山下临近井宿的天区；凡是宫门的广阔、街市的幽深，都可以一览无余。如今试着远望四郊，近看五条通达的道路，有时台城宫室烟火相连，鸡鸣狗吠，远近都能听见；那么百姓熙熙攘攘，望去令人欣喜。如果愁苦叹息的声音传到上面，困苦流离的神色显现在下面，那么凭栏远望便会忧思不安，各种感触都会产生。这也是为官者应当用来考察和借鉴的事情。至于亭子的名称，随着时代更替而改变，从前曾把飞翼亭称作望海亭。唐代观察使常常作诗，这座亭子都称为望海亭。到了宋代又改名为五桂亭，或许是因为种植桂树而得名；后来亭子废毁，桂树也消失了，于是有人建楼仍称飞翼楼，嘉定年间的汪纲就是这样。也有人建亭仍称望海亭，嘉祐年间的刁约就是这样。前任太守经历了这座亭子兴废的种种事情以后，才越过望海亭来传述其事。大概这座亭子是全郡所仰望的地方，而太守守护这个地方，正是在这里遥望越地。至于这种遥望有时得到、有时失去，姑且不论，正如前面所说。只拿汤君来看，他的治绩和操行流传下来，他对越地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呢？登上这座亭子而思考它名称的含义，也正是景仰前贤的一端。众人说：“好。”于是请我把这些话写在石上，这就是这篇记。严禁开山烧石——郡南诸山碑记 古代建立邦国、设置社稷，一定要审察地势和地脉，把它作为经营都城、占卜居处的根本。比如定都洛阳的，要观察伊阙；建都渭水流域的，要考察太乙山。何况我们越地是计倪、范蠡考察规划过的地方，它的阴阳向背，必定更加值得信赖。相传郡治是勾践建立国都的地方，山脉以鹅鼻山为祖山，以朱华山为宗山，从陈伽岭穿过茅阳，凭借诸山，蜿蜒盘旋，分出支脉，舒展主干，延续形成今天的郡治。其间飞禽走兽，回旋俯仰，很像一条真龙，所以以卧龙为山名，记载在志书中。凡是府、州、县署，城隍祠庙，直到乡绅的宅第、士民的房屋，都确实依凭并受其保护。因此，越地做官的人和本地贤者，比其他郡多而出色，并不是没有缘故。明末崇祯年间，居民没有遭受灾害时，有人开凿陈伽岭的山，烧石取灰，用作灰和白垩，百姓多受灾受伤。郡守王君和推官陈君立即立令严禁，又担心山籍中的奸民贪图利益而再次开凿，便把登记在册的兰字号地段从十二号至二十六号，共若干号，出公帑估价赎回，再追由官府收管，以杜绝奸邪。这种事先预防，可以说十分周密了。到了 本朝初年，旧有禁令逐渐松弛，只因修葺禹庙的缘故，偶尔借口开山烧石；一时间道、府、州、县相继卸任，土寇蔓延，潜伏的盗匪突然蜂起，抢掠杀害村镇，使之成为废墟；征兆与祸患如此准确地相应。于是奸民乘机在前面开凿，后来逐利的土豪又大肆开采，火势蔓延而不能收拾，甚至烧毁房屋。本朝曾三次申明禁令：一次在顺治十一年，当时盗贼偶然开凿，主管官员察觉后，立即下令禁止；一次在康熙十年，当时因公家工程需要，致使乡绅士民一同上书请求，几个月后便很快报告停止。如今却有人盘踞开采，火势炽烈，并非为了公家工程。盗占官山谋取私利，是盗贼；挖坟掘土、抢掠攻击、挖掘藏物、毁坏道路隧道，是大恶。如今把大盗视为大恶，而他们所做的民间盗贼之害，又不只是祸害一家一室，却仍彼此观望，洋洋自得，不加严厉查办。砍断树木的主干，却想让枝叶延伸；割开人的颈背，却想让他背负府库财物而活，这都是不可能的道理。何况盗取官府所有而擅自获利，与铸山取铜相比，它所应受的官刑难道不是更重吗？文学某等把这件事报告给县，县报告给府，府又报告给道使君。道使君命令刻石，永远禁止，以垂示久远，并且告知后来守护这片土地的官员。石碑共有两块，一块立在府治，一块立在盛塘的上埠。县令高君、郡太守何君、道使许君，都把姓名刻在禁令末尾。

译张水部雷琴记 琴是乐器的一种。只是琴的品德和地位很高，它的形制并不完全列入乐官所掌管的范围。因此，从三弦到九弦，虽然大乐器具备了，师延弹奏一弦琴，京房制作十三弦琴来确定七均，但这些琴只是收藏在内府，考察击奏的次数并不列入乐官制度。幼年时我在杭州拜见明代诸王，看见潞王北迁时，取出庄烈皇帝所赐的琴交给北方使者带走；琴衣灿烂，好像雷锦。潞王哭着指着它说：“这是雷琴，所以宫人用雷纹刺绣琴衣而珍惜它，只是当时没有来得及打开查看。”水部张君在燕地集市得到一张琴，琴的上部光洁、下部平整，琴齿、额部以及长短尺寸，全都符合中古的法式。琴池中有宣和印记，我曾怀疑它是汴京的旧物。等到琴胶败坏、木质裂开，姑苏琴工剖析它的纹理，窥见内部，才发现琴腹刻着‘大唐雷氏制’，下面紧接着还有宣和年间‘养正’的收藏印记。这样才知道水部所得确实是唐代雷琴，而宣和印记则是收藏者后来所加的款识。神奇之物的显现与隐没，也各有命数，只是不会归于不配拥有它的人。水部君有古人的情怀，所以古器归于他；风云聚合、蛟龙随从，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雷氏制琴时，在蜀山松雪之间寻找琴材，苦心经营，然后砍削成器，传到宣和年间已有五六百年；其中层层包裹、珍重收藏，不知经历了怎样的岁月。后来它有时保存，有时亡失，直到如今又过了五六百年，一次是天子不能据为己有、诸王不能保全，另一次却归水部所有。这种际遇，难道是小事吗？古人用琴伴着歌唱，就像用弦鼗伴奏一样。《虞书》所谓‘击拊琴瑟来歌咏’，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即使学士操弄琴弦而不用吟唱叹息，但也都是自己作歌，比如舜歌咏《南风》，孔子歌咏《龟山》《猗兰》，都不像近代尊师端坐挥手，只把无词有声当作绝妙的曲调。水部所作的《雷琴诗》已经传遍人间，假如以后取他的诗来配入琴曲，一人长歌，一人弹弦，像弦鼗伴奏歌曲一样，既有声音又有歌词，彼此相应，那么这张琴就有了神韵。知道它不能奏出如堂上乐器那样的古音，那么即使说雷氏琴就是乐官所掌的琴，也未尝不可。琴，就是乐器。《西河集》卷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六十九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碑记【八】两浙布政使司政事堂歌咏刻石记。政事堂，就是布政使司的正堂。它仿照宰相的副职设置，称为使相【俗称方伯、连帅，不是这样】。前代没有这种官职，明初设置中书行省，由参知政事掌管其职务，也就是元代所称的中书参知政事行省【晋、唐以中书监、令为宰相，以参知政事、同平章事作为副职。明洪武初年设置中书行省，出任参知政事为大使，到洪武九年才改为布政使司，布政使】。因此把道路称为省，把正堂称为紫薇，把官职称为参知政事。后来虽改称布政使，但官名、省名、堂名和参政之名仍旧如此【如今司官仍有参政之名，地位低于大使一级】。只是汉代制度中，外郡官员最高到刺史，认为这是亲近百姓的官职，应当长期任职，使上下关系充分融洽，然后观察其长期勤劳的政绩，以便破格任用；不应早晨调任、傍晚升迁，把官职当作传舍。因此刺史以上另无其他使职，后来便有由刺史升为三公的人。自隋唐以来，朝廷使者四处出巡，凡是采访、转运等使职，都可以加在大府官员之上；后来提刑、观察也与外地镇守相当。元代设置行省，明代改为布政使，于是使官的尊贵达到了极点。所以从大府升到行省，就像刺史升为三公一样；但其升迁阶次曲折，晋升缓慢，任职反而不能长久，唯独我们浙江不是这样。上郡马公从尚书郎出任使者，来管理杭州的榷务，刚刚任职一次，便又留任守护此地。天子南巡时，表彰他的才干，命他提督全浙江刑狱事务，分掌外镇，执赤色旗帜、乘曲柄伞盖，以宣示使者的命令。不久又升任浙江行省，析圭持节，成为外台长官，颇像刺史升为三公；后来仍历任各类使职，升到副相。他的升迁阶次虽然曲折，速度却很快；任事仍未算长久，却越过大府而到达大臬，不能说不直接。几年之间，由分管一部进而统辖全境，不能说不迅速。从出任榷务使者乘驿车来到这里，不久便到达此地，历任各州大臣，却始终没有离开这里，不能说不长久。这难道是上天特别善于爱护马公，所以他的职位越曲折，晋升反而越迅速吗？难道是皇上特别关怀百姓，表面上看似调动，实际上让他长久治理这里吗？难道是这里的百姓与我公另有冥冥中的私情，从父辈到祖辈都承受他的庇护，长久抚养子孙，仿佛藩镇分封在此地，他统治这个国家、抚养这些百姓吗？名郡的长官升任都君，其间亲近百姓、惠及万物的事情数不胜数；即使偶尔担任提刑，也清白无瑕，坐镇赤棘于五都的道路之间。他安定族众、使百姓欢悦的事情，又哪里能数尽，而这些都由我公做到了。既然如此，却想禁止百姓爱戴他、歌咏他，是做不到的。大府有政绩，政绩可以歌颂；大臬也有政绩，政绩同样可以歌颂。如今马公高高地施行政令，和开府大臣相当；在朝廷内升任执政，在地方外任掌管仪同，不过是近在咫尺的事。于是四民歌颂他，百城歌颂他，各州各县万户百姓都歌颂他。凡是整饬纲纪、陈明法度、举荐善者、黜退恶人、发布政令、整顿祥瑞文书、宾兴考试、评定优秀人才，以及水旱灾荒、关卡桥梁、刑狱市场、租税户籍、陂塘亭障、巡行观风、造就人才、延请教师、整顿礼乐、核定契券和平抑物价、抚育婴儿、保护赤子、拒绝请托、拒收馈赠、掩埋暴露的尸骨等，各种事情都包括在内。《尚书》说：‘你有了政绩，就把它记载在太常。’ 唉，太常记载政绩的事情，从这里开始了。这就是记。康熙辛未年十月某日。

译赵使君补山阁刻石记 管亭赵使君以良二千石的身份出任松江太守，回到乡里后，在住宅西侧建阁。刚落成时，他在湘潭的门人陈君鹏年登阁而喜爱它，于是拾取宋人‘又补青山入座来’的诗句，题名为‘补山’，以记下所见。管亭所居处在山水之间，柯亭在前，瓜渚环绕左侧；没有建阁时，山并未减少，建阁以后山也没有增多，却说补了山。萧山毛生说：‘凡是所谓补，都是为了弥补使君没有做到的事情。’使君并非缺少山水，而是二十岁时便推辞文职，拄杖出门，正值东瓯用兵、贤王入粤之际，在军旅之间磨砺，终于通过考试开启东南的治理。等到调任潭州司马，又正赶上滇南刚刚平定，运输车辆和随行人员在道路上不断经过。我曾说，管亭天赋才华，生在屈原作《橘颂》的地方，却因公务逼迫，直到做官以后才有词章，正是这个意思。等到他治理吴淞时，国家严整吏治，州郡大臣大多粗食敝衣，寅时起身、酉时休息，处理文书簿册如同搬运钧石。他们还要劝善黜恶，观察农业，选拔俊才，在乡里门前宣讲法令，在政厅处理争讼，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他平生所感到遗憾的，只是不能支颐观山的兴致，而今后终于可以补偿这一缺憾。阁中所见仍然是原来的山水，但使君所见却独有增加。时势有不足，正要依靠补救；人也应当思考一生中有什么不足，等待补救的事情又哪里有限呢？而使君所补的只是这一点，其中的意义是可以思考的。康熙壬申年，我和同馆的查君、庶常前后登上此阁。庶常说：‘《传》说：“进则想着竭尽忠诚，退则想着弥补过失。”这就是使君今天的事情。然而《诗经》又说：“君王职事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这又是后来者应当努力的事。’我说：‘好。’于是采用他的话作为记文，并请庶常把它书写在石上，以示后来登临这座阁的人。笑隐庵碑记 笑隐庵，是笑和尚隐居的庵。庵址在杭州清波门外，旧名法喜院，中途被毁废。大▯陈氏买下并恢复它，邀请照福笑鲁和尚住持。因为‘笑’字接近‘喜’字，于是把这座庵命名为笑隐。康熙二十二年，奕是和尚从平阳来到灵岩，正值笑和尚将要退院，而奕公曾在这座庵中剃度，于是檀越和僧众共同请求，希望为奕公划定一块土地，奕公答应了。如今已经十个法腊。我听说佛教以退藏隐晦为名，虽手持蜡烛破除黑暗，却从不自我炫耀；即使勤奋精进，最终也不把自己置于人前。这才是所谓隐。有些佛教徒虽然身在佛门，却还没有达到隐的境界，不能一概而论。有人断绝尘世，却仍不能称为处士。一个人平生自恃特异，本来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为世所用；即使不被外物看见，外物又何必看见他呢？这就像田更、市井佣工那样袒露臂膀、屈臂作枕，难道是傲慢地轻视外物吗？只是礼数不足罢了。只有我本来拥有繁华装饰的资具，却认为它们无益，亲自改变自己，为什么还要舍弃它们呢？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墙堞说：何必拘拘守着这些东西？如今天下僧人有成百上千，个个颈项枯槁、面色憔悴，东奔西走，哪里还谈得上出仕或隐居？至于禅法中的杰出人物，像龙、像象一样，既然已经披上僧伽黎衣，高视人世，将要把自己的学问建立成大宝幢，向四方宣示，却仍然屈身居处，如同面壁，这才可以称为隐。奕公年轻时通晓儒家经典，一出家便参访各方，立即接受大鉴的法脉；年纪还不到子渊，便早早听闻大道，理应高坐名山，神态庄严地挥动麈尾，进退三皈的众人，然而他却退居一室，吟咏歌唱来自我娱乐。我曾读他的诗，观看他所写的文章，深深仰慕他的才华和道术的广大。可以任用却不任用，这叫作才；本来可以有所不及，却没有什么不能达到，这叫作道术广大；本来可以不居处于此，却仍然居处于此，这叫作隐。奕公不正是这样的人吗？至于‘笑’，是他旧有的名号，如今仍然沿用它。我说：由此知道灵山的微笑另有深意。奕公笑着说：‘把这些记下来。’于是写成这篇记。

译两浙公建育婴堂碑记 帝王有慈爱幼少的制度，顺应时令施行恩惠，春天养育幼儿，秋天供养老人，往往一同载在《明堂月令》中，这就是后世设置漏泽园等制度的由来。救养无所依靠的人，首先从孤儿开始。但从前抚育孤儿，大多是在他们已经能够由人抱持以后，正如孟子所说‘年幼而失去父亲的人’；至于胎儿出生以后，刚刚脱离胎衣，从前却还没有顾及到。自从本朝定都京师，经历战争焚毁以后，道路上到处有遗弃的婴儿。益都相公曾经倡议兴办此事。章皇帝先在崇文门外设置育婴堂，京畿以南数百里之内，用车拉、用担挑，口中哺乳、手里包裹的婴儿，每天接踵而来。等到益都相公退休回乡，宛平相公又继承办理，于是这种制度遍及天下。我们浙江原有的育婴堂在吴山脚下，地处偏僻，房屋狭窄，所收的资财粮食常常不足以供给日用；乳母又各自散居，没有办法考察管理。巡抚张公看到后怜悯它，在处理公事的空暇，常常询问此事，布政使马公于是竭力承担起来。恰好城内四通八达之处有皇华旧驿，原来是使者驻扎的地方，已经荒废成茂草地很久了；于是清理地基、修筑墙垣，建造三间正堂，又在旁边排列甲乙两舍，分隔房间、另设窗户，设置床铺并铺砌砖地，冬天置炉，夏天备婴儿用品，把乳母安排在舍内；有丈夫的乳母让她们同住，使她们免除牵挂家中的忧虑。凡是竹车、絮褥等供婴儿坐卧的物品，无不准备周全；又延请医术高明的医生来防治疾病。他在保育婴儿方面的用心，可以说达到了极致。然而又担心时间久了难以维持，便购买数百亩田地作为储备开支，又设置主管事务的乡官，按月稽查、每日核验。曾读《周书·康诰》，武王圣明、康叔贤能，治理妹邦那样广大的土地；当时寒暖、燥湿、饥渴、劳逸等情况，嘴不能说、心不能通达，而作为君上的人要用自己的心意替他们宣达和安排，喜欢什么便施行什么，厌恶什么便去除什么，就像对待婴儿一样。这样才符合帝王保育天下的心意，然后才可以养育一个婴儿。要有极都伯和重臣上下共同经营的全部力量，然后才可以保全一个婴儿。推及万民，也是同样的道理。康熙壬申年三月开始记载此事，五月工程完成。主管官员请我作文章刻在石上，使后来继承此事的人有所取法，因此写下这篇记。某日某人记。两浙布政使司布政使调任江西巡抚都察院政绩碑记 圣天子登极第三十一年，上郡熊公由两浙使相晋升为大中丞，开府西江，成为外台官署的长官。建立军门，树立大旗，设置胡笳、鼓乐、节杖和斧钺，一时士大夫都拱手称颂。天子称赞得到了人才，朝廷庆贺，而下面的百姓却哀号，说这是夺走了我们的熊公；他们拉住车子，躺在车辙中挽留，实在没有办法，于是逐条列举熊公的政绩若干项，刻石涂朱，立在行省门前，仰望碑文流泪，像羊开府在襄阳时一样，实在是旷世难逢的事情。善政在于得到百姓，得到百姓在于获得君上的赏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这两者常常不能兼得：在京城任职的官员虽然日日亲近宫廷，恩泽却不能下达；在专城镇守的官员，离君门万里，即使说皇帝屏风上记载了他的政绩，也只是空话。唯独我公从一名使者出任榷务官，便很快得到百姓共同的称颂。皇上南巡，驻跸此地，亲眼看见熊公办事勤勉敏捷，所到之处没有荒废的事务，百姓爱戴他，街巷中到处歌唱呼喊，无不说‘我公贤明，我公贤明’。因此熊公三次晋升官秩，都没有离开这里，以慰藉百姓的愿望，最终才调任重要的省府，以彰显皇上的重用。从来地方州郡的大臣，没有像我公这样既得到君主信任、又得到百姓爱戴的。这样看来，调任他，是君主的恩德；思念他，则是百姓的情感。考察夏、商、周三代，分封建国、设置官职虽然不同，但郡县制度相承，大体上沿袭两汉官制而逐步变化。汉代法制中最尊贵的官职，没有超过执掌法令的宰相和郡国的相、守，所以凡有重大举动，一定让丞相、御史、列侯和中二千石来统领。今天的大府，就是汉代的二千石。再上一级的布政使司，布政使就是宰相的副职，即后来所称的参知政事。再上一级的巡抚都御史，就是汉代的御史大夫。汉代把丞相、御史置于京朝，历代重视使臣，往往从京朝大臣中出任外台长官，所以使臣如果达到执掌法令的地位，就是使职的极致。熊公从大府到观察使、行省，再到御史中丞，以一身兼任各种使职，而且能够长期留在当地；他获得君主专任、深得民心，就是这样。只是民心虽同，所涉及的对象却有四类。对于官属，也就是士人一类，凡是承接皇恩、宣扬教化、整饬纲纪，以及整顿法令、明察计簿、杜绝请托等，都是用来整肃官常、警戒士人的。至于士人，除了讲学、读书、考核之外，还有主持乡试、兴建义学等事项；至于农民和普通百姓，则有举荐孝子、奖赏善行、赈济孤儿、供养老人、救济灾害、抵御祸患、调解争讼、减免差役，以及革除耗羡、设置常平仓等。至于工匠和商估，则有整治漕运、平定关税、修筑城隍、疏浚沟渠，以及裁减行户必须承担的费用、减少承应必须缴纳的负担、整顿牙行码头、减轻高利贷利息、平抑物价等，处处都是。于是根据实际事迹写成若干条，只把条目留在下面，以便后来治理此地的人有所取法，并且说：这就是百姓的意愿。至于熊公的德行，大体都可以从他的政绩中看出，还有一些不是这块石碑所能记载的。皇华使馆瞻仰

译御书记 康熙三十五年 皇帝派刑部员外郎【臣】宋骏业亲手捧持 御书将要到达绍兴山阴的兰亭，车驾经过杭州。在籍兵部左侍郎【臣】杨雍建、詹事府少詹事【臣】邵远平、国子监祭酒【臣】汪霦、翰林院检讨【臣】毛奇龄、翰林院编修【臣】凌绍雯、中书科中书【臣】顾之璿等，来到皇华馆叩头请问。皇帝起居问安完毕，他们跪下再次请求瞻仰御书。宋骏业不敢答应，说：‘这不是臣等敢擅自作主的事。’ 皇上从未下旨让你们观看，也从未以书法教导天下臣民。皇上认为，自古以来帝王巡幸，都有祭祀古代帝王和贤臣的典制，记载在史册中。因此汉帝曾在桥山祭祀黄帝，祭祀魏国信陵君，封赏乐毅的后代；东汉建初年间，甚至还祭祀本朝臣子桓谭的坟墓。我巡行河南时祭祀神禹，却唯独没有访问当地前代贤臣的遗迹，我对此深感遗憾。于是趁万机之暇，曾想到晋代臣子留下的兰亭旧迹，在禹井东西，湮没不显，便亲手书写《兰亭记》一通，准备刻在石上，借此补行对当地贤人的祭祀。你们却误以为 皇上文武神圣，难道会屈尊同右军将军比较书法吗？【臣】杨雍建等都伏在地上说：‘哪里敢这样想？哪里敢这样想！’只是 圣人治理天下，行动从来没有过失；在国家施行，就成为典礼；在臣民眼中看见，就成为法式。譬如天然之物存在于苍穹，只是自然舒展阴阳运行的功用；而对天下人来说，人们仰望它，视为金轮、玉波、凤翘、华盖，种种形状难以名状。如今景星、庆云出现在天空，四海之内外，哪里有不争先恐后想看一眼的呢？有醴泉从山中涌出，甘露降在树林，乡村城邑中的老幼，哪里会不扶杖、背负婴儿，希望暂且不要死去，以求得到一见呢？如今 皇上施恩于东浙，龙文远远颁布下来，【臣】等身居浙西，本来私下里怨望，认为独独落后于人，而瞻望上天、仰慕圣德之心还被遮蔽，难道还要迟疑不前吗？恐怕这也是皇华使者所不忍看到的。宋骏业于是仰头禀告，俯身祝祷说：只愿 皇上施恩，命人设置几案。叩头行礼完毕，刚刚展开卷轴，天气便清朗起来，阳光相互照耀，庭前的草木、鸡犬都灿然有光，仿佛看见黄帝垂衣而治、仓颉铺陈文字，字势如龙腾虎跃，又如鸾鸟惊飞、鸿鹄挺立；满庭人都踊跃欢欣，叩头呼喊万岁，久久不能起身。臣下伏地看见，三代以前极其重视书学，所以《中庸》说‘书同文’，又说‘不是天子不能考订文字’。大概古代凡是入学，天子都把书写法式颁给学官，使天子的胄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都学习这种书法。因此《大戴礼记·保傅篇》反复记载书学之事，《汉书·艺文志》也说：‘周代制度，八岁入学，保氏便教以六书。’可见书法受到天下重视，已经很久了。如今 皇上的书法，前面超过千古，后面足以垂范万年。即使神禹亲书岣嵝碑，武王亲自铭刻几杖，也都比不上它。自然应当把皇上的书法颁行天下，使后世臣民永远奉为法式。今日这次瞻仰，就是百代规仿的开始。众人都说是这样，于是以【臣】奇龄原任史官的身份，应当详细记载此事，以待后世。采择诸事，因而略述始末，记载如上。【臣】奇龄叩头再拜，谨慎记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赵开府六事图记 两浙巡抚中丞赵公开府杭州时，我和同乡官员在朝阳门外为他饯行。等到我请假回乡，赵公已经移镇江南，不久又回到台省，调往部堂。他治理浙江时的政绩，我在京城无法得知。然而杭州人常常思念赵公，凡是心中有所收获，必定说：‘这是赵公的恩泽。’凡是心中有所不满，必定说：‘赵公在哪里呢？’又说：‘假使赵公还在，不至于这样。’因此范公把赵公的像和政绩刻在庙中、碑上，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如今仍有人绘制赵公六事图，嘱托我作记，说六事是：开河，筑十观台，惩治奸恶，代百姓偿还营钱，讲授道学，移镇。赵公所做的不止六件，而且移镇也不是真实政绩，只是用来记载朝廷的倚重和浙江人挽留赵公的心意；但重要的事情都包含在其中。开府任官没有小事，做一地的长官，应当使这里的山更高、水更深。杭州过去苦于河道淤塞，前代贤者开凿八井仍然不够；穿城的水关虽有渠道却已堵塞。赵公开通中河十余里，西小河十里，南边从庆封关起，北边通到清湖，限定期限，工程便告完成。又修筑城中十座门的观台，高度、广度各若干丈，墙楼高低错落，并且增修毁坏的障隧，使城中士女一同观看；巡抚登临城墙，沿着墙边游览，像这样持续三天。如今图中所绘的城墙端头一一相连，就是这些景象。东南四民以经营末业为生，卖浆、挑糖的人借营钱作本，十天后连本带息加倍偿还；如果遇上风雨、疾病或不幸，货物卖不出去，便会被捆绑、敲打，甚至卖掉妻子儿女，直到死亡，这种事处处可见。赵公代百姓偿还了数以万计的债务，并且禁止今后再这样放贷。至于作奸犯科的土豪，便依法查办杀掉，说：‘我只是除掉危害百姓的害马之徒。’他又想到没有理由与士大夫往来请益，于是借讲堂讨论政务得失。我看世上那些治理政务的人，抬高仪仗，扩充卫队，每天和下级官吏在门前等候的人折腰询问，一坐就是半天，而士大夫的车迹却稀少得像冬雷一样。对违法暴乱的百姓反而怜悯，把这当作恩惠；遇到大事大役便战战兢兢不敢承担，听任它荒废，说是‘清静’，说是‘以不治理来治理’；有时万不得已承担下来，却动不动就搜刮聚敛，说是‘设法’；甚至提出重农、驱逐懒惰、抑制奢侈、崇尚节俭，却不致力于认识大势，只概括地采取排斥末业的看法，任意催逼割取，即使贤能如汤斌，治理吴阊时也不免有这样的六件事。难道还可以说赵公所做的不足以砥砺世道吗？我记下这些事，也仍然思念着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十里、三日〕 海竺庵食田碑记

译海竺庵，是我们家族秘密修行的地方。向来为了报答四重恩、报答佛恩，各自称为檀海。如今利用海边的空地，建立经幡、丈量地界，作为众生修习觉悟的场所，因此虽是小庵，也以‘海’来命名。此前族弟尹俦和他的妻子周防，一向喜好施舍救济，曾经建造数间房屋，供人歇脚、喝茶、避暑，已经有些年了。如今尹俦夫妇将近老年而没有子嗣，于是扩建为庵，并把这里作为将来的安葬之所：生前在前面砍茅修整，在后面营造龛室，活着时焚香诵经，百年以后归葬其中。这本来就是在钟声停止、漏刻寂静之时突然彻悟的一个大机缘。因为族叔遐伯、从弟镇还夫妇都有同样的志向，那么由此推广，将来一定会有继承这件事而使它更加壮丽的人。因此特地请禅僧高修担任住持，作为开山之师，并以尹俦夫妇为山主。于是叙述这件事并作记。此庵坐落在祖宅南面，相距约一里，后面有若干亩田，是尹俦夫妇将来归葬之地；另有若干亩田作为常住僧众的食田，都是尹俦、周防亲自施舍的。族人不许占有这些田地。某月某日。祁夫人易服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一里〕 姜桐音先生因病去世，他的妻子祁夫人服满三年丧期，却不更换丧服。起先，先生临终更换寿衣时，几个儿子环绕在旁，先生指着他们对夫人说：‘把他们托付给你。’因此儿子们无论年长年幼，都由夫人教养。到了丧期已满，儿子们请求她更换服装，她不答应；家人到祠堂请示，她也不答应。少京兆定庵先生，是她的侄子，来到庭中行礼，陈述大义，说这不合先王制度，而且先人也没有这样做；他反复劝说，夫人始终不答应。本朝定都以后，郡中以世家大族保全家门声望的人日益兴盛；姜先生声望隆盛，位列卿大夫之后，却独自安守家业，不出仕。于是几个儿子中有人请求参加科举，托京兆君为他们向夫人请求，夫人才答应。康熙辛酉年，次子在乡试中取得贡生资格；到癸酉年，长子考中贤书。此时距离先生去世已经十六年，榜帖送到，家人仍有人请求夫人更换丧服，便请我到她家中，把这件事告诉夫人。夫人愤然说：‘难道这些小事就足以改变我的心吗？’我说：‘不是这样。我和先生交往，已经将近四十年。起初我们一同经历患难，后来以文章相互比肩，再后来音容断绝，茫茫然仿佛隔了一世。而夫人也不是普通人，她是巡抚苏松、殉难后追赠太傅、谥忠敏公的长女。我年轻时到东书堂，夫人跟随母亲商夫人学习诗歌；因为我是通家之子，她每次从闺中拿出诗稿，都嘱托我校订，所以我每次读到夫人的诗，都为她赞赏。后来她和先生唱和的诗，题名为《静好集》，就是这部。如今商夫人已经去世，东书堂也已经毁坏，当时校订的诗篇全都散失，《静好集》也随棺材埋葬了。就连夫人传授给四个儿子的经书、经义和诸子书，卖掉以后，也已经破旧昏暗，快要丢到床下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随着时间变迁？高门华屋改成蓬草茅舍，沧海的波涛转移而成为干涸的土地；只有这丝线和麻缕一丝一缕地存在而不改变，而且从没有听说换了丧服就能改变内心。世间可以改变，内心不可以改变。’夫人于是欣然脱去丧服，说：‘可以更换了。’我便整理编次她所说的话，请我为这件事作记。虽然如此，《离骚》说：‘在朝进言不能被接受而招致责难啊，退处就重新穿上我原来的服装。’如果进仕而不招致责难，退处而不恢复旧服，便是君子的过失。原来的服装究竟在哪里？我写《易服记》，又郑重地思考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六年、四十年〕 重修临安县学明伦堂碑记 明伦堂，是学宫中的一座厅堂。古代学校和孔庙分为两处，祭祀先圣时，设置神主和帛帛来举行仪式。学宫范围很广，有围墙、门、厅堂、房室、馆舍和园林；凡是读书、养老、兴师、贡士，以及考核功劳、尊尚年长、按次序饮酒、按次序射箭，都在其中举行，因此称作学校。自隋唐以来，偶尔在学校中设置周公、孔子庙；到了元、明两代改变制度，便把孔子庙作为学校，另建一座厅堂，题名为明伦。这里没有米廪，没有瞽宗，也没有讲论、射箭的庭院和园圃，没有两馆三舍，只有一座圜桥和一片泮林，也排列在孔庙前面，而与明伦堂无关。那么这座厅堂，本来是合并整个学校、用来办理各种事务而存在的。如果还任凭这座厅堂倾圮，整个学校也就荒废了。郇阳郭侯存斋乡试考中第一名，经过拣选任临安县知县。他初次到任时，看见圣庙高高矗立，启圣宫却已毁坏，便捐出俸禄修缮。工程尚未完成，他召集众多士子到明伦堂，准备学习讲诵，却发现厅堂原有五楹，已经坍塌三楹，梁栋倾斜，满是瓦砾，便慨然伤感。他想到本县是西吴的腹地，世代产生伟人，如今士人众多、科名接连兴起，却使根本之地荒废到这种地步。古人不是说过吗，学习开始于认识不足，完成于能够奋发。如果能够奋发振作，即使经费不足，又有什么妨碍？于是命令诸生邹伟元等先完成启圣宫的工程，再慢慢商议明伦堂的事情。康熙三十八年夏六月望日，候补首领捐出每月收入仍不足，便请求士绅捐输；还不足，就用赎金补助。凡是烧制陶土、雕刻木材、背绳运送、测量规划，一切所需材料和劳力，都听任各人选择方便的方式，不苛刻，也不过度。于是请许君、胡君、骆君、盛君等练达事务的士绅主管出入，县尉任君监督。过了五个月工程完成，郭侯于是召集诸生到堂中，以文章考课他们，又举行乡饮酒礼，并宣读法令。等到郭侯将要因病请求辞职，还来不及记载这件事。又过了两年，诸生磨治碑石，请我作记。学校依靠修缮而成事，已经很久了。君陈说：‘简略对待修缮，也就简略对待不修缮的后果。’《学记》说：‘凡是入学的人，七年小有成就，九年取得大成。’假使任其毁坏而不修缮，不必说这座厅堂已经荒废；即使汉唐国学，过去也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多间屋舍，后来各馆的门却被开垦成菜畦；甚至初次授予广文一职时，也有遇到雨淋屋塌而不能进入的。何况官员任期相继，如同驿站传递，郭侯在这里任职才五年。最初任职时的志愿，本来就出于他平日的抱负；短短几年之间，难道不能暂且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设法筹划直到成功吗？况且临行之际仍然念念不忘。这项工程终于完成，许、胡诸位贡士，郭侯还再三向他们致意。他如此不使事情有所缺漏，就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八年、六月、五月、二年、七年、九年、五年〕 圣明的天子崇尚儒学、重视文教，将要通过考察士子的成就来考察官员的成就，一切都要看这里。于是作此文曰：【正文缺失】《西河集》卷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