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四十

译《慎余堂诗文集序》古代流传后世的文章与当时面世的文章没有不同。司马相如在文园，凭游梁时所作的赋得到皇帝的知遇；公孙衍揣摩诸侯长短，最终也因此被列国任用。但这三篇文章的篇目，仍然完整地列在《艺文志》中。如今却稍有不同了。熟习帖括的人不一定博学多闻，所以有人白首钻研章句，却连一韵诗也不涉及，连一句长短文也说不出来；何况一旦出仕为官，便把文章抛弃如破鞋，百城之官相互拥挤，万卷书也就随之废弃了。庐陵刘君通过考试任职来到新息，他所作的举文，已经显著流传于世。可是任职不久，又拿自己所作的诗和古文来给我看。过去八大家中，有三家出自江右；庐陵欧阳修还被推为八大家之宗。即使自明代以来，凭举文称雄的人代代不乏。然而他们最终都把经术之气贯注在时文之中，所以当时特别标为西江派，直到今天仍未衰落。这难道只是地域造成的吗？还是因为他们兼具传世与问世的才能，正如所说的司马相如之赋、公孙衍之文？抑或是欧阳修、曾巩、唐顺之等诸家先在前面开创，后代便一代代相传而不衰？为什么刘君既能凭举文显名，又能凭诗和古文显名呢？我仓促寄居，不能同刘君讨论古学，只翻阅他的文集，看他的诗和文章，深厚浩大，仿佛大禹吹奏竹管、平阳击打石磬，吐纳性灵，抑扬文气，同当时那些采摘花朵、拾取藻饰的人完全不同。而且他的文章汪洋纵恣，不可用范围限制，本应以江河作为比喻；他却把文集题名为《慎余》，由此可大概知道他不追求夸张浮艳，务求谨慎收敛，谨慎言行而求为世所用。《虎跑定慧禅寺志序》虎跑在西湖以南，凡是从湖边越过钱塘江的人，都必须穿山而行，而寺院正处在两条通道之间。相传唐元和年间有一位性空法师，从南岳迁来此地，却苦于没有泉水。忽然看见虎跑这个地方，泉水便涌出；而南岳旧居所称的童子泉，却在这一天突然干涸。于是便认为这泉是从南岳迁来的，因此名为虎跑，又叫虎移。苏轼诗中所说‘虎移泉眼趁行脚’，指的就是这件事。只是虎跑以泉水著名，而不是以寺院著名。过去大中、干符年间都曾下诏修建；以山命名的叫大慈寺，以塔命名的叫定慧寺。大概从元和以后，经历宋、元、明各代，建置不止一次，但一定要有人主持经营。因此自开山以来，代代都有继承者；凡宝洲制定寺院规制、建造慈室，以及帝王的颁赐、施主的供养、斋田、薪炭、经坛、幡幢，都分别记载下来，以便流传而不毁。明代各志却只把它附在西湖志末，缺略不详，即使想考察也无从查得。本然禅师是遮天蔽日的龙象高僧，接受大鉴的佛法，继任这座山的住持；他努力推行教化、振兴遗绪，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于是他在说法之余，唯恐山川历经劫火，久而久之磨灭，急忙防护、搜集各种实际遗迹，参照所见所闻，互相验证考核，编成这部寺志。它分门别类、设置篇部，对建置沿革、佛法传承、世代防护、佃耕、布施、樵采等，无不探究源头、分析细节。从此虎跑便有了眉目。名山的兴盛，关系到时运；此前大中、干符年间，京师距离遥远，帝王虽有颁赐，却从未亲自到过这里；后来吴越钱氏世代称王于此，然而记载湮没不清，不知他们施赐了多少。如今当今皇上南巡时，亲临泉亭，掬水而饮。皇上的声音称赞之间，泉水为之沸腾。即使井栏上所刻的金龙伸爪奋鬣，在日光摇曳中与 圣上的容颜相互映照，同样光辉闪耀；仅仅这一泉水，前有神虎奔跑，后有天龙显现，也不能说不是寺院重新兴盛的一次盛会。何况兜率化身长久护持佛法，借此回转、发扬文字而成为贝叶经书，并以此作为龙藏的经函，用来辅助道生、法安的论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清化广利寺志序》我在横山读书时，每次渡过浦阳江，看见江水半青、突兀高耸而出的山峰，便觉得气象多么美好，草木郁郁葱葱；这就是清化山。只是想亲自到那里去一次，却始终不能如愿。等到我避居归来，有人把清化三十二景托我题咏，我便以焚砚为辞拒绝了。离开那里正是当时，听说清化山中有位普慈禅师，实际上是他开始兴复广利旧刹，使晋、宋以来双嵓七宇的盛况重新恢复；凡是佛寺中衰败的地方，都在这里重新振兴。康熙已巳年，我借归田的空闲闭足于江村，而普慈的后人竟带着《清化广利志》渡江再来请求，希望我写几句话叙述此事。我想，名山福地必定有圣僧高士在其中扶持；所谓山川的精气和辟支佛的力量相互依附而显现，只是佛寺容易毁坏，珠玉藏没、金乘湮灭，也难免随着日月而有兴有废。考察广利寺的创建，始于宋大中祥符年间，历经元、明，已经毁坏过两次。普师凭借高深的禅德入山多年，一旦发出自己的愿力，使久被淹没的净土顿时恢复旧日景象，不能说不是名山的幸运。然而兴废仍不可预料。住持宗标请求乡里的居士辑成寺志，详细记载开山、嗣法的各支源流，又附上檀木、捐助山场田荡的契券，希望流传永久；他的用意实在非常好。难道没有听说过清化这个名称的由来吗？清化并不是山名。从前龙湫石室本名灵峰，五代晋时有位纯一国师，曾在庐陵安福建院，赐名清化。后来国师回到越州，吴越文穆王赐给他紫衣，于是开辟灵峰山，创建道场；国师便把安福清化的名称用来命名自己的居所。这样看来，清化山本是安福的旧名，后来又用它重新命名这座寺院。世上通常是用山名来命名寺院，却没有用寺名来命名山的；如今清化这个名称实际始于寺院，但人们称说它时，只知道有山而不知道有寺，正如我从前所称的清化山，即使山中很久没有寺院，清化这个名称仍然存在。到了山中没有寺院却还称那座山为清化山，若说山可以没有寺院，便是错误的。将来如果能够到那里去，三十二景应当还在。我虽然老了，仍然能够为它题咏。

译《同音字解序》文字学有两种，一种研究字形，一种研究字音。研究字形的，自许慎、徐锴以后，都把篆书、隶书作为根基；到了宋、元以后，又拘泥于笔画波点，失去古代楷书体制的原貌已经很久了。至于声学，自唐代直到现在，都处于昏昧状态。我曾在修史之余写成《通韵》一书，进呈朝廷。皇帝面前说明了其中的义理，指示明确，已经下令施行；可惜还不能使家家明白、户户讲说。钱唐沈君取梁代周兴嗣所著《千字文》，辑录其中同音的字，按类别分聚，称为《同音字解》。又把每个字的四角分别标注四声，使乡里儿童读一个字时，同类字的仄声都能具备。考察两汉以前，以“均”作为韵书，所以声调并不整齐，同声的字古代没有专书。到左校李氏首先创作《声类》，以后声韵相同的字才汇为一类。到了齐、梁之间，中书周颙、少傅沈约才创制四声类谱，这实在不是三古以后、汉魏以前原有的制度。然而《声类》既然开创，于是有东、冬之部，把声音相同的字反而分开。四声既已建立，于是又有入声、无入声的区别，把有入声的十七部和无入声的十三部，有时划分，有时合并。沈君所订的书，则不论声同音异，也不拘泥于东冬、有入无入以及通合两界；仿佛认为李氏、周氏等人的学说本来就不是古法，懒得同他们争论是非、比较短长，只从学习文字的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加以考订。古代天子、世子、公卿的嫡子在宫中学习，保氏教他们六书的方法，这叫作小学。如今这种学说不明白已经很久了。如果让进入乡里的儿童打开书卷诵读，就由此得到保氏的教导，不必远考《说文》，近取《广韵》，只要随便举出一个字，凡是齿音、腭音的齐齿以及喉舌音的转变，都能周遍知道它们的规律，并类推而穷尽其余，这也算是兴复小学的一条途径。这样，又何必担心形声不能统一呢？《俞可庵文集序》顺治辛卯年，浙江举行三场乡试。这一科的解试文章，往往把第四名作为一乡之冠，说他的文章峻拔警策。恒等选本一出，各家便争相仿效，家家取法，户户推重，仿佛风从青萍之末兴起，片刻便吹遍大地。询问这个人是谁，原来是可庵俞先生。后来先生成为进士，我曾在文会中见过他一两次。然而除应试文章外，没有见到他写过别的文章。又过了一段时间，先生的儿子和我的侄子一同参加乡试。他常说先生有诗集数卷藏在家中，已经托他的儿子和我的侄子请我校点评定。我因出游离开，未曾答应。等我在长安做官时，距他请我这件事已经八九年。到我归来，先生的儿子才捧着先生的文集来，恭敬地拿给我看，原来都是先生的遗文。先生的应试文章如风起雷应，很快流行当时；唯独诗和古文词，孤零零地像难以示人，迟迟不能流传，仿佛杯棬的余泽，必待孝子加以搜剔，才能传到身后。似乎在那方面有余，在这方面不足，这是什么缘故？但有人说：先生做诸生时，每天尽心于古学，讲求汉、魏以来的乐府歌词。有人劝他停止，认为这会妨碍应试文章，先生却不理会，并且说：应试文章是用来阐明名理的，没有根基的言论正是名理所摒弃的。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学习古人，是因为古学有根基罢了。这样看来，先生的应试文章都从古学根本中产生，难道会有根本反而不足、末流反而伸展的道理吗？先生认为古学实在艰难，不用一生的功力不能接近；又厌恶世人浅尝辄止便以为有所收获，所以每每郑重对待，不轻易动笔。即使写成，也不大保存；即使保存，也任其流散而不很惋惜。直到今天，如果不是后人怀着孝思竭力搜辑，几乎不能流传后世。所谓超出世俗的珍宝，因为求全反而少见，并不是想胜过应试文章却故意压低诗文。诗文自汉、魏以来，历代都有流传，其中并没有邪僻的风气混杂其间。如今从启祯以来，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先流行竟陵派，而现在又渐渐想以南渡以来的卑弱文风来压倒汉、唐。唯独先生的诗文恰好处在这两次变化之间，前面可以成为钟惺、谭元春那一路，后面也足以被宋、元风气所迷惑；可是他的诗文全都归于正道，难道不是因为先生治学谨慎而不随波逐流，持重而不立即被流俗转变吗？如果学问有根基，便都足以传之后世。先生的应试文章由其子承继，很快已经见到成效。至于作诗，听说是谢氏闲庭能够吟咏柳絮，即使康成家的婢女，也偶尔有起身歌咏泥中的作品。东山、北海之间，流传的才人很多。【此句疑为上句“谢氏闲庭……”的残缺续文，原文层次不完整。】

译《杨母九十寿诗文集序》从前阳城任国子司业时，询问诸生中哪些人有父母，叫他们回家奉养。每个人都有父母，当他们群居在讲舍时，难道曾认为贤圣的学业可以坐等一生便取得成就吗？起初揣摩学问不过是求取俸禄的工具，然而有父母却不顾，非要等别人遣送自己回去；更何况亲自担任优厚的官职，利禄就在眼前，要不到割断衣襟也不过如此。康熙已酉年，我从淮西归来，同人争相作诗，为介璜先生的母亲太君祝寿。那时先生任府谷县令，还没有回来。我说太君七十岁，先生应当迎来奉养，否则也应请求终养而归，不宜留在府谷。有人却说不是这样：先生刚赴任县令，就把太君迎到官舍，住了三年，因天气苦寒才送她回来。府谷任期将满，怎么知道调任之处一定还是府谷，而不会是等待奉养的地方？等到调任晋阳司马，先生这才匆忙辞官离去，认为五原寒坂绝不能在那里置办奉养堂；后来太君八十岁祝寿时，先生还亲自起舞助兴。如今太君九十岁了，先生也已经白发苍苍；在家居住二十年，剔去黄发、剪去白发，亲自穿上彩衣，仍然每天以承欢侍奉为事。即使他的长子长防，都已经出仕，并且有人在滇地辅佐郡政，先生还是安居在儿子家中，以奉母为乐。捧着任命文书而面露喜色，是进入官府求取俸禄；在京城为亲人祝寿，却把母亲迎到军屯，是以做官奉养母亲。先生起初也是为了俸禄做官，后来既然不能靠仕途奉养母亲，那么显贵优厚的官职摆在面前，也把它看得如破鞋一样。到了归来之时，便慨然决定终身住在儿子家中。假如请求终养时能够预料以后的岁月还很长，那么稍微等待时日也不算晚；即使孝心恳切，不能暂缓，而太君身体尚能进食，稍作迟疑，又何必一定要经历所有寒苦之地而先生却不这样做呢？先生有这样的志愿，必定要太夫人活到这个年纪，才能完全慰藉先生的心；先生既有这样的心愿，上天也必定让太夫人长寿，才能充分彰显先生的孝行。这样说来，太君的寿命全是先生的寿福所招致，而先生的孝行又必须借助太君的高寿来成就。那么太君的高寿为何竟然还没有结束呢？人生九十并不容易遇到，先生在将近白头之年还能在膝下举杯祝寿，更加难得。先生辑录诗文来承欢，而诗文又怎么能只吟诵一百零一篇呢？《忠义录序》传记说：“忠是美好的德行。”又说：“忠，是臣下的高尚行为。”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王蠋死于昼邑，都被称为义士。所以古人又说：有生命的人最看重的是自身；能够轻易舍弃自身的，便是忠和义。颜杲卿奔赴洛阳时，曾自称：“我世代都是唐朝臣子，守的是忠义。”这样看来，忠义也是最贵重的。经书记载比干，史书记录荀息、仇牧；汉代以后，又多次记述龚胜、鲍宣、张巡、许远以及王堪、温序等人，他们都显赫地载入史册，却始终没有听说有人汇编成一部专书。云间朱先生是一位义士，又擅长文章。他曾读《汉书》，撰写释义，竭力表彰其中的法则，用来教导后辈。我亲眼看他的文章，往往近似司马迁的笔法，振迅跌宕、鼓荡有力，仿佛云气在前方蒸腾、海水在后方溃决。即使在世的人已经死亡，尸骨和血肉已经模糊，尘土也已经覆盖，声音容貌完全消失，他笔墨挥洒所到之处，仍能使死者的衣裳、胡须头发鲜明如生，仿佛就在眼前。这些人生活在启祯年间，亲眼见到国家的变故，南北遭受战乱，有些人相继为自己的事业而死；先生每每回忆他们，便把事迹写下来。久而久之，编成一册，于是题名为《忠义录》。我曾偶然在史馆任职，编纂前代史文，奉 天子的明命行事，没有什么顾忌，于是得以从远处求取先生所写的书，作为蓝本；同馆前辈中还有曾请先生到家中的人，他们曾叙述先生的苦心，耗尽年岁和月日，希望把这部书藏入名山并使先生传名。辉煌的国史已经采择了这些材料，千秋之事也已经确定，而先生仍然谨慎小心，拿出稿本给人看，前后反复校核；一篇之中兼有删改，有时涂抹删削甚至超过版格，还说：“这是什么事情，怎么可以姑且忽略呢？”因此，这部书的完成，虽有赖诸位先贤的英灵，实际上也凭借了他们的精神；而先生的文章也因此明白显著。古人称忠臣义士，升天便是日月星辰，在地便是河流山岳；先生又用明白显著的文章使他们不朽，前贤虽然已经逝去，却可以前进与他们接踵而行。天上的日月更加明亮，地上的河流更加广大；意象仿佛清晰可见，连毛发也似乎活动起来，精英神采重新焕发。有人心中仰慕比干，眷恋常山舌，但不能见到他们的形貌和神似，读这部书，大概就可以满足了。《沈又京行稿序》庚午年，两浙举行乡试。皇上命编修张君和户部尚书郎同时主持考试，而主持在前的是编修君。张君在乙丑年省试中任《春秋》房考官，首先录取了我。按照旧例，凡是榜上名次恰好相应的，便比作佛教中传授衣钵；如果所治经书相同，又同为这一经的第一名，那么即使名次不相符，追溯师承源流的人也一定把这看作传衣钵。沈又京以乡试第三名中举，他所取得第一的经书正是《春秋》。我平日读又京的文章，感叹他在名次之下，历年小试都多次冠绝众人，他的文章成为远近取法的标准。把他比作曹溪衣钵的传人，或许不负历来知贡举者的期望。士人中有许多养成抛砖取巧的习气，每次发榜，必定讥笑诋毁，挑剔毛病，甚至张贴榜文于街巷，以发泄自己的愤懑不平。唯独这次榜单公布，见到又京的名字，没有人不唯唯称道，说录取了真正的人才。如今又京的行稿出版，纸张又要因此昂贵了。三年揣摩，他去掉了雕琢生硬的陋习，一归于淳厚；世人即使把它奉为科场法式，并且用来革除历科积累的妨害文章的习气。只是后唐清泰年间正值战事纷乱，知贡举者还能够在发榜以后，立即带领诸生到主考官宅邸追溯师承源流。我作为归田之人，在文运昌盛的时代，也得以借重高门的末席，参与这种交往。所以吟咏裴皞的诗，内心深感惭愧。

译《东皋诗集序》崇祯已卯年秋天，我年少时参加临安乡试，早就知道临安有许多名士，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张先生。当时东南士人因社事相争，高自太仓、金坛开启端绪，渐渐蔓延全国，最后以临安最为兴盛。我曾读先生的社义，感叹他用排比等小技构造高远、穷尽深意，应当是三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可惜突然遭逢乱离，先生在东皋之间灌园度日；从前那些讲人伦、长才学，各自竞相以华美文章争雄的人，后来都把文章秘藏起来，仿佛唯恐销毁刻落得不彻底。唉，先生的文章很久以来就难以轻易见于世了。我从前奉诏入都时，同乡徐征君和何子毅庵拄杖来拜访我，在官亭为我送行。我当时左右环顾，说老成之士已经没有几个了，也不知道后来还能再见几面。等我归来，旧交已经荡然无存，四处望去都无所归依。唯独先生年过八十，仍能与顾君侍御、丁君礼部等讲德论道，学者奉他为东皋先生。先生还拿出自己所作的诗，托我校点评定。可是我因为故乡衰落，准备租住临安，这同少年时赴试、借临安作为求取功名之地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何况先生的文章深深地自我隐晦，只偶尔把行吟所得的余作随意给学者看；这样，今天诵读先生的诗与当年读先生的文章相比，盛衰今昔也完全不同。我听说王通在隋代隐居河汾之间著书，正逢改朝换代，刻意把著作收藏起来；他的弟子后来在唐朝做官，如钜鹿、河南京、兆、代郡等地的人，都能够把一代的宰相事业发扬出来，并把老师的文章作为典范。何况先生的学问历久而更加显著，他的门生、儿子自然能够相互传述，不会使它阻塞失传。只是我已经七十岁，徘徊于故乡，正如魏文帝所说“邺宫旧游零落殆尽”；而我仍然能够在暮年归来，从容地从高年老友手中亲自接受他的诗，为他校订并作序，这正是我执笔时惆怅的心情。《周千仞八十寿序》我与千仞先生是亲戚，又是朋友。年轻时在杭州应试，他是千仞的兄长，平山是他的弟弟。《礼记》说：“年长我十岁的人，应当像兄长一样侍奉。”先生和平山的兄长，我都按这个礼数对待。十年以前，我曾为他们的尊长举行期颐之寿。那时先生任显要官职。我自知已经不是盛年，而高居显要的先生正值应当杖国的年纪，却长期滞留岭南，我常常在祝寿之后拜谢并思念他。如今我请假归乡，先生已经巍然成为八十岁的老寿星，在庭院中张弧设宴。从前香山居士举行九老会，东都的旧友已经没有人存留；司马温国在洛阳会集耆英，却只叙述官职门第，未曾做官的旧友又不能参加。我年近七十，旧交还在故乡，幸好诸位贤者不以出仕或退隐相隔，而且以年齿相推重；这样的聚会至今还没有实现。先生与平山兄弟携手入林，早已和乡里的年高有德者时时在干山脚下相聚，以享受长寿。这样看来，他们的寿数哪里能够估量呢？我将带一杯酒，自己置身于诸位贤者之间。《西河集》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四十一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序【十八】《张御史奏疏稿序》三韩张御史因进言论事获罪，被外放为杭州府录事参军。杭州人从达官长者到士人百姓，没有不称他为御史的。然而御史深深贬抑自己，任官时极其拘谨检点，甘愿处于卑下地位。每次相见谈论，脸色神态中始终没有显露出一丝傲岸之气。只是公事办完后，私下取出平生上呈的奏疏，闭门思过。他的嗣子怀着孝心，私自按次序编排他的稿本，并经过我这里，请我作序。古代谏官要焚毁谏草，如今御史离开台省，必定刻印一部奏疏，以夸耀自己平日提出的嘉谋，近乎自我炫耀。何况御史凭科举起家，世祖皇帝曾把他列入侍卫，又历任各曹属官，而 皇上又给他非同寻常的名目，提拔他置于南床之首；那么他上奏的内容必定大大不同于如今那些喁喁私语，为什么反而编次残文，与庸常众人相同呢？这是御史用来弥补过失的做法。御史认为圣朝没有缺失，身处皇帝左右，哪里值得容许我来拜颂夸扬？既然自己所到之处没有什么可隐讳的言论，何况前代的奏疏还可以藏在怀袖中，不让近侍听见；如今每一篇奏疏下发，立即由科抄刊布，传遍天下，即使我不说，天下也没有不知道的。况且历代君主厌烦亲自阅览章奏，即使五日一次来到宫门，也不过让女官轮流值班，宣读奏疏开头罢了；在其中挑选核验黄封的，百篇中也没有一两篇，而 皇上如今每天面向屏风而坐，甲件纳入、乙件发出，大小奏折全都亲自过目。皇上的明察如此，而且每天向左右近臣询问，仿佛已经能够背诵，那么哪一件事情不是经过圣上裁断的呢？即使圣上有裁断而仍予以容纳，也会因出纳奏疏而有嫌疑，过分加以保密。不仅如此，御史之所以一再毁弃、不敢给人看的奏疏，也只是因为其中有得罪人的言论。好的事情归于君主，不能擅自把美名归给自己；过失归于自己，又担心推卸罪责。以前把奏疏藏在袖中、焚毁奏草，谨慎自我整饬，只是害怕从容上奏时不能顺应外在形势。即使有内降，也只说“若不是我，没人能办成”。至于得罪人的话，正是为了纠正过失。过失应当归于自己，而御史不隐讳自己的过失，以保存自己的言论；他的嗣子又不隐讳父亲的言论，以善意承当父亲的过失。这样，一部稿本中，既有御史弥补过失的忠诚，也有御史之子不隐瞒父过的孝心，全都在这里，又岂是时俗所能相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