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集卷五十九

译某月某日书写。题写《鸡山诸子七言诗卷》。七言律诗从唐代神龙、景龙年间直到开元、天宝年间，才像晨星一样逐渐出现；中唐、晚唐稍稍完备起来。宋代称得上极为完备，到了明代，劝勉酬答之作又不是这样了，难道是时代风气使然吗？然而过去因为少见而显得工巧，如今因为多见反而显得拙劣，又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数量多本来就不值得凭恃。鸡山诸子出版后，他们的五言律诗已经问世，又选取七言诗汇编成这一卷；虽然偶然成集，因而不能很多，但其中的工巧仍然存在。我的朋友沈子先选取弇州的七言律诗，厌恶它的浮华杂乱，说：“哪里用得着这样多呢？”后来他读到赠给戚将军的诗，才感叹说：“如果能达到这样，即使少一些又有什么妨碍？”那么，读诸位的诗，又何必担心数量少呢？题周子铉所收藏的董尚书临摹《圣教序》帖。《圣教序》终究是唐人的字画，只是与王右军清正纯真的大意相比，就像咀嚼盐而看见盐卤，妙处在于值得反复寻味。若董尚书临摹《圣教序》，又像是从豉中看见盐，越临本体便越脱离本体。然而总的说来，他不被法度所拘，不因笔迹而困窘，自然具有名马奔驰、美女卸妆那样的神态，也就算是能够临写了。从前晁美叔说，黄涪翁学习王右军书法，只取其神韵；至于戈法、波势和横画，实在不像。尚书的书法也有这种情况。我见过尚书临摹的《圣教序》共四本，只有在嵩山庙市见到的那一本与此本稍为相似。此本我幼年时在黄刺史家见过，如今又归子铉所有。子铉精通书法，得到这本帖，仿佛王右军得到了《洛神赋》、梁鹄得到了书法名迹；若还想使书法不精进，那是不可能的。我观赏此帖并题写这些话。题吴夫人评阅《明史》卷首。陈何屡次称赞吴夫人善于写文章，而且学识丰富。我与商生交游十年，却不知道他的内室还有这样的人。她即使善于隐藏自己的才华，难道称赞她的人也有过誉吗？丁未年春天，她居室左边有一株牡丹。过去我寄居时正逢花期，到了这时虽然离她的居室很近，花开时仍然借机去看一看。到了那里，只见靠近窗前铺着席褥，图书灿然。其中有半部《明史》，刚刚用朱笔、黄笔作了批点，是夫人的手笔。她前后的评议，处处可见权衡斟酌；书法婉转秀丽，很像卫栎夫。明代人物的言论和品评，长久以来还没有完全定论，而夫人以闺中女子的身份加以校阅，已经很值得感慨了。夫人名芝桢，哥哥卿桢，弟弟棠桢，都有文才，世袭司马勋。卫如逊抗之，有机云之才。过了一年，我的内兄陈何借来《明史》观看，于是题写这些话。陈何知道她的情况吗？题《身后芳名》卷子。所谓《身后芳名》卷，是丁孝子东阜君的《死孝录》。万历辛巳年腊月，孝子的父亲患肺病气喘，已经到了必死的程度。孝子向灶神祈祷，请求由自己代替父亲。岁朝时又祈祷，把祷文藏在纸钱中。按照习俗，岁朝拜神焚烧纸钱时，孝子的父亲知道自己必死，却不愿失去拜谒的礼节，于是让人抬着上前，看见纸钱中有纸，抽出来读了，愤怒地说：‘难道要让我依靠孤孙吗！’便把它扔到另一堆火里。过了十五天，到上元日，又像先前一样祈祷。距离这次祈祷十天，再过二十四天，孝子便病了。孝子起初从未患过肺病，到这时却患肺病气喘，也到了必死的程度，五天后便死了。当时孝子一共祈祷了三次，祈祷的文字都无法看到。到了小祥之祭，孝子的父亲命令几个孙子收拾父亲的书信，在旧信札中找到一份祷文稿，宽一尺，词语悲哀酸楚，字写得像大豆那么大，文稿旁还有修改删补的痕迹，这份稿子至今还保存着。我传述节妇孝子的事已经很多了。去年秋天，程孝廉拿着节母的行状来见我，说他的母亲割下手臂上的肉给婆婆吃，并且先向丈夫的灵柩祈祷，请求延长婆婆三年寿命，后来果然过了三年婆婆才去世。古来祈祷未必都能得到应验，而今却在节母身上应验一次，在孝子身上又应验一次；如果不是确实应验，就无法把它们同世间那些祈祷区别开来。并且不要让那些自以为方便的人得到借口，说这种事没有用。万历癸未年，山阴朱太常已经为他作传，当时的名公巨卿争相写文章来哀悼、凭吊、颂扬和记述，共有若干篇。本邑礼部郎孙公为他题写“身后芳名”四字，合成一卷。过了一百年，历经世代更替，几乎遭遇火灾。后裔日宣从火中抢出它，重新装裱；现在纸尾还有焦痕，正是火灾留下的。原来只有一份稿子，起初没有全部在纸钱焚烧时被烧掉，如今又没有被火灾烧毁，天意信任孝子到了什么程度啊！康熙乙卯年，我在防城遇到日宣，听他说起这件事；又过了一年，他把此卷交给我，请我洗手题写。我读完，仍像前面一样题写了这些话。题《三孝卷》。孝行未必能成就名声，却能成就人的本性。士大夫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奋发修行，而乡里一两个质朴愚直的人，知道根本所在，不加思虑，任凭本性去做，虽然未必完全合乎规范，却也不能指责。我早就听说金阊有一位沙孝子，他的先父子升，曾在前朝天启年间打击魏珰所派的缇骑，被逮捕，几乎丧命；因为罪行较轻才得以保全性命若干年。姚孝廉为沙仲昌作传，说仲昌善于娱悦双亲，近似于奉养父母的志意；这样看来，沙氏的声名已经多次兴起了。如今沙氏三位孝子又能割臂肉调入粥中，筑庐守墓，各自表现他们的志向，难道也是感念子升的大义、仲昌的孝养，因而接踵兴起的吗？前朝编定法典时，世上没有人敢拿奇异的行为仰求触犯法令，所以庐墓守丧、割股都被视为违法，也不许上报。然而居庐守墓、刺肝割骨的人到处都有。上面不因此表彰，下面做这些事的人很多；上面如果因此设置刑法，下面做这些事的人也不会因此稍有退缩，那就是既不求表彰、也不怕法律而去做了。既不求表彰、也不怕法律而去做，是人的本性。孝子显现了这种本性。我寄居金阊时，有客人带着《三孝卷》请我题写，于是写下这些话。世上那些追逐孝名的人，可以把这件事作为鉴戒。题《凫亭昙庐鸣和篇》卷首。我渡过淮河后，结识凫亭、昙庐父子最晚，然而关系最亲密。唉，我怎么能忘记凫亭和昙庐呢！凫亭占据东湖的胜景，依傍亭子建庐舍，昙庐就在这里。我寄居在一沤亭，和他们相隔不远。只是我经过亭舍，必定停留吟诗；亭舍经过我的亭子，也一定会偶尔唱和。《易经》说：‘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幼鹤应和它。’《诗经》说：‘叔啊伯啊，你先倡导，我来应和。’亭、庐之间既然有鸣和之作，亭与我之间又怎能忘记唱和呢！题《湘溪唱和诗》。从前北来的道人与支公、竺法深聚集在瓦官寺，各自谈论义理。当时，长乐也在其中。如今放公驻锡净土，蛤公也从兜率天返回湘溪。各路道人为了瞻仰平阳的灵骨，于是道场的兀公、中嵓、节公都从间道前来访问。一时天龙齐集，这个地方怎能没有吟咏呢？诸位道人都是平阳的法嗣，偶然在东土相逢，实在不减当年会稽的遗事。只有我不能随行，诸公思念我，还把我应和的诗抄录在卷末。唉，诸公这样不忘长乐。题《秉鉴图》。

译我游历巴城时，曾戏作《麻姑图》送给骆明府夫人。闇公拜访明府，私下临摹了它。回来后，人们都说闇公的笔墨秀逸出众，可他竟然画成这样，实在令人迷惑。我和武孙、公叔一起到碧峰寺拜访闇公，他强迫我作画，我推辞说不会，便拿出他所临摹的画来嘲笑他；因而大感惭愧，便又作了这幅画。闇公正要登文选楼，而且向来善于鉴赏文艺，所以把此画题赠给他，以表明秉持鉴赏之意。十天前，我正好为栎下老人戏笔，题道：‘平生没有学过绘画，偶尔戏作，也不过是第三等水准罢了。’这幅又是第四幅了。戊申十月某日。题《止园诗方》。止园占据东湖的胜景，幽静清远，水面辽阔。我从前想为它作赋，却没有做到。大宗居住在那里，他作诗如同王维的辋川、杜牧的杜曲，悠闲地每日游赏，于是领会了其中的佳妙。像‘岩根泻濑’‘浦口回桥’‘卧内山光’‘空廊人语’之类的句子，已经成为园中人的日常语言了。大宗继承兵曹的家学，又跟随西樵游学，来往的多是高人逸士。这些诗要流传，也希望得到像裴秀才那样的和诗者，共同题写它。某题。题《雪中游胜果续诗》。石公在城东的东园避居，天降大雪，他四面眺望而兴致大发，背着蓑衣渡江，登上凤凰山的绝顶，直到傍晚才在胜果寺住宿。因为胜果寺已有诗，所以续写这些诗。石公对我说：‘胜果寺果然名副其实，它的通天岩、望月岩等岩石上，大都有前人的诗句镌刻其中；在雪中洗净观看，清楚明洁。’我说：‘可以续写前人的诗了。’短至日。题《客咏》。我与天章在驿亭相遇，当时早晨的雨刚停，背着弩的人呵斥我们，我正徘徊着起身，天章却吟咏不停。后来我们一起游览春申祠下，同游的人全都因登高而疲惫，天章却挥笔构思，才思奔涌，真不知天章有怎样的才华。谢客儿有游览诗，读者说适合在作客时吟咏，所以取名为《客》；这样看来，我不适合作客已经很久了。即使如此，难道我独独不适合读《客》诗吗？题《汴梁竹枝词》。竹枝词原是巴东折竹时唱的歌，北方人不适合写它。自从杨铁崖倡导《西湖竹枝词》以后，后来吟咏地方风物的人便常常仿效，于是有了《汴梁竹枝词》。我多次经过汴城，看见车轮马蹄杂乱拥挤，都市喧闹；往往想追寻隋唐以来汴州、东京的诸多胜迹，但遗迹已经湮没，遥不可寻。读苍崖的这些词，怎能不感到声情流动而余味无穷呢？南方人喜欢刻意模仿吴声，常常想改变声调，吟作幽并一带的骑马客歌，以为豪迈痛快。南方的风气这样向北方侵入，听到竹枝词的人难道不会恍然醒悟而返回本真吗？题淮阴郭氏《有筠亭诗卷子》。郭子锦伯以‘有筠’为亭名。甲辰年十月，毛甡登上他的亭子，为他设酒。众人杂坐其中，在竹林间迎接风日。风息日光流转，郭子看着同游者，为此作诗。淮南是招隐之地，深林丛生，自古就受到推重；如今远望却空旷无物，仿佛已经不存在了。区区一座有筠亭，又有什么值得引起人们吟咏和思考的呢？我却不这样认为。我曾经在这条路上劳顿，车子遥遥长途行进，有时冻僵，有时中暑。眼前不一定要有珍贵的园囿，身旁也不一定要有平台；只要有一座亭子可以停下来，仍然宛如坐在席褥之上。如今淮流虽然平旷，只是在淮上市集低洼之处，正值南北车马交错之际，偶然登上这座亭子，若不触动山中的情思而愿意停留，那就很少见了。锦伯是楚地的人才；‘我处幽篁’是招隐的诗句；‘道路险难而后来者’是游子的悲哀。让楚地人才处在招隐之地，又把他和道路险难、后来而行的游子放在一起，即使想不在这里作诗，也要为它题写，怎么可以呢？题罗坤所收藏的吕潜山水册子。壬子年秋天，我在蒋侯祠下遇到罗坤，算来我们在东昌坊分别已经五年了。他的新诗已经达到刘河间的水平，可以平视近代的边贡、徐祯卿一类人；只是他的文章大多记叙游览，即使是小品，也善于摹写图画。每读一首，就像展开一幅画。等到酒喝得尽兴后，他从袋中取出所携带的吕潜画作，竟然也很相似。吕潜的画精妙，世间无法说出它从何处来。罗坤收藏它，就像收藏自己的文章一样。罗坤说：‘我与您在东昌坊分别后，南行经过苕霅，北行经过燕代，见到许多山水，才知道名画的妙处。它正如司马迁作文章，必须有丰富的阅历，才能精深确切。这样说来，我的文章也不过如此罢了。’ 题词。《托园集》题词。自从律文兴起，古文便衰绝了；书义兴起，小品文章也衰绝了。王氏成为典范，不能低下身来取法殷源，已经很久了。托园盛君凭借书义起家，每次考试都名列高等，享受下士的俸禄，又特地由司成推荐。早年在天安门应策，立即成为执掌讲席而头戴介帻的人。调任槐署二十年以后，所到之处都慷慨挥笔成文，尤其倾心于小品。过去所称的长篇，本来就写得很好；短篇尤其超逸，不是这样吗？庾肩吾的笺奏只有数行，却超过了骈丽之作；眉山的杂文则又不能没有率直的讥评。能够因循性情、体察事物，不刻意经营回环，而句句雕琢、字字剔抉，仍然声势流动如御风而行，那么即使托园只有几亩土地，也可以说其中具有千岩万壑的胜景，谁能说不是这样呢？孙天骧试文题词。天子以大赉之典选拔天下士人，贡士从公车门入朝。孙子天骧在仁和县考试中名列第一，入选后将从长安出发。他所作的试文拿来给人评阅，我读后很赞赏。天骧年少便有声名，曾作《五经七艺补》，作为博士弟子屡次考试名列高等，享受下士的俸禄。他继承先世御史台的家业，以及龙山、十洲诸公的学问，尚且每天勤学而唯恐时间不够，那么对这次选拔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否则，天骧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敦厚诚实仁慈谨慎，对同师同学深厚诚挚，又得到乡里长者和闾尹中贤者的信任；在下层乡里，这种品德已经十分纯厚了。朝廷重视实学，六德的奖赏必定首先施行。京师是首善之地，天骧能够在那里游学。我知道，见到他的人，即使还没有读到他的文章，也会起身把他当作楷模，何况已经读到他的文章呢？《江园二子诗集》题词。

译自从《春秋》的诗亡失，雅诗颂诗已经衰微。到陈灵公时，变风也停止了，但其中仍然可以寻求赋、比、兴的义例。所以《离骚》属于赋，却接近比；《子虚赋》属于比，却接近赋；枚叔为东方朔作答的文章属于赋，却夹杂着比兴。因此，郡都尉的辛苦之作、婕妤的哀怨之声，无不以《国风》《离骚》为根本，感发而归于六义。它们摇荡性情，形之于舞歌；指陈事物，塑造形象，穷尽神理、描写万物。若不是因情而喻志，就无法显现端绪；如果只是寄托言语、书写思绪，又怎能使全篇贯通呢？所以钟嵘评论古诗时，仍说建安以后、元嘉以前的诗，弘扬这三义，斟酌采用。专用比兴，弊病在于意义深奥；只用赋体，弊病在于意义浮泛。殷璠选录近代诗作，也说自大同至天宝，虽然义理不足称道，却常有余味；完全没有比兴，只崇尚轻柔艳丽。比兴赋，是意旨产生的方式，也是义理建立的方式。意旨产生，文采就明盛；义理建立，声调就兴起。庸俗的声音和杂乱的体裁，都会被高明的听者抛弃；提着空瓶只得到皮毛，最终仍会流于平庸。根本原因在于情感和文采散乱烦杂，六义没有充分发挥。所以说，赋、比、兴是《风》诗的法则。江园二子正值终军、贾谊的年纪，具有班固、扬雄那样的才质，能够织经纬于文质之间，留下精纯雅正的情思。从上古到今天，各自都擅长树立优胜之处。譬如歌者依着长声歌唱而成就声调，舞者循着乐声踏着节拍。于是寄托言辞，描写事物，以比喻辨析、联类发挥；深于观察的人不作直露的抒情，沉于思索的人也不作浅近的询问。怀抱景物的光彩而弹奏寂寞，怀有声响而招来鲜明。嘉会等人像南皮宴集那样怀念友人，胜过栗里隐居者远望故乡。模拟霜闺之作，写将要离去的罪臣之辞，流连于世事。北方客人吹奏哀曲，感慨于乱亡；衰老伶人泪流已尽，这已经足以追踪楚歌、接续夏咏了。这确实是寄托感情的特殊途径，也是兴发观感的高明技艺。所谓江园，是二子居住的地方。二人的言谈如同簠簋相合，行动又像车辙并行。朋友相聚的快乐充溢流溢，兄弟间高谈、感叹、兴怀、愤懑所到之处，也有时彼此响应，如拾取草芥一般容易，如合拢竹片一般契合。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偶尔编次在一起，已经像两条龙蜿蜒在云间、两颗明珠隐约在合浦。我的话虽然轻微，却一定不会错误。至于根据才能评定文辞，立刻许其进入深奥境界，我看见的只是沉沦平庸，他们却把警策华美看作全部；挥写万物，只求自己华丽，把六义置于不顾，暗中凭借余波，彼此夸耀。人多我少，谁能裁定呢？记室所说的膏粱子弟，把淄水、渑水混在一起泛滥；殷璠所说的依靠权势贿赂，彼此以轻薄之作相取。这些本来就是品评者羞于称道、选录者不愿谈论的东西。黄皆令《越游草》题词。吴门人黄皆令以女士身份来到明湖，已经有好几年，后来进入越地，作有《越游诗》。她的丈夫杨子云说，皆令渡江时，西陵下起了雨，沙滩上的水流温润混浊，回头已经看不见她；她斜着衣领，便在驿亭之间徘徊，书箱和绣帙有一半被丢弃在旁边的屋舍中。在这种时候，即使想仿效扶风人携笔，撰写东征之作，也不可能了。等进入越地，举止稍稍安定下来，才慨然生出悲怀；离开旧地而前往新处，叹息感情自相违背，只得斟酒排遣思绪，于是写下许多遣怀诗，不过其中唱和、酬赠、答诗占了十分之八九。我说：‘我乡里的闺秀，以梅市最为出色。凭借客居之美，千里之外彼此相当，交替唱和，这是一件盛事。应当另行把梅市唱和的诗编为一集，其余的保存下来，才成为这一卷。’所谓越游，就是游览越地。越地有许多名山名水，如云门、若耶；以皆令的才华来面对它们，必定会有不凡的作品。可是她因为贫困流离，不得已寄身于书画之间。既然已经善于面对病苦与药铛，清冷地减损美好，这也是一种讽意。又更加成为名家闺阁中的谈资，白白荒废日子，辜负乡国。皆令居住明湖多年，往来吴越之间，不让琐碎事务扰乱心情，能够因物感发而怡悦性情，放开意志去作深远的观览。唉，她所撰写的作品，我怎么知道永初年间的‘七’不是黄氏的赋呢？《续本事诗》题词。自从《祈招》止于王左丘记墓门、负子屈氏另起端绪，韩婴有记实之文，刘向有征验情由的序，这就是后人编撰本事的开端了。只是汉魏以来，历代都有遗迹可寻，旁征曲述，却始终没有汇成一部完整的书。都尉的《录别》附见于史文，郡掾的赠言彰显于《诗品》；晋乐府记载《桃叶》之词，吴调列有《明君》之曲。从来没有把所见所闻汇集起来编成一部书，像唐代孟启所传的那样。大概唐人作诗还接近《风》诗的讽谏，有的表面说此事，实际意在彼处；有题材却很少直接抒情，文章实际上多有寄托。如果不辨明它们的来源并加以标识，那么《绿珠》之篇便无法与左司的诗相联系，《息妫》的吟咏只歌咏楚国故事，又怎能不与《白华》诗的疑问、《采唐》诗的诉讼混淆呢？切合类别来指陈事物，是为了附会义理、兴起物象；模拟事物来构思，是为了建立情感。因此诗是乐歌的体制，事是诗所记的志意；没有疾病却呻吟，听者会说他不能吟咏；没有所指却怨刺，明白的人会说那不是他所要刺讥的对象。大概外物触发，义理便贯通；事物显现，志意便兴起。只是记载事迹的文章藏在篇章中，原始本末已经散失，只留下讽刺和感叹；近世以来，大雅之作不再出现，记载和叙述也无人听闻。吴江徐子电发因此选编《续本事诗》，用来完备辑录题序，和记事之作相配。我只是想到近代以来时移物换，景物与风俗迁变，其中的阅历遭逢、感慨，都有南皮痛饮而不废盘桓、西塞流离而自伤羁绁的意味。王粲兴起了登楼之作，陈琳写成了记室之文。塞外姑妇昨日还在都城，难以归去，驿骑明日便要追赶逐臣离开。然而世道正处于因革变迁之际，遇到兴盛或衰亡，顺着高声说出所听到的事情，改变声调，难道没有可以开启心扉的地方吗？牛渚的歌声采用莎草，持人在彭城道上相逢，播掿之曲断绝，弦声悲苦，仍然怀念五月初五；当年破镜的光芒分散，虚度上元子夜。何况才人沉沦失意，意气慷慨高逸未能实现，于是怨愤由此产生。汾阴没有西顾的悲哀，银河反而增添北门的讥诮；帘前烛影依旧，岁月照常流逝；北阙书信写成，故人不要登上天门。天下有事，岁月流转，坐在忧患中感叹，像今天这样的人，即使没有这部编录，也一定会把它作为序传承下去；从前的向、婴也可以接续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刻印姜左翊文稿题词。

译至高的节操和高妙的歌唱，凡俗的耳朵无法感受其中的悲哀；端正华美的辞藻，平庸的眼光也不会欣赏。明智的人把心意隐藏在曲折深微之处，愚笨的人却在朦胧昏暗中粉饰感情。譬如仰望千仞高空中飞翔的禽鸟，才思细密得能辨析毫芒；俯看三涔水中游动的鱼鳞，却只能坐失水沫。端木赐得到平坦的林地，颜回游于深谷，原因就在这里。然而志趣微妙而思虑深沉，逐渐达到娱乐之境。怀抱景物的人抚触形体而嬉游，心怀声响的人循着声音远行；起初在篱墙之间徘徊，最终在辽阔天空中翱翔。桃花已经落尽，忽然看见桑麻；莲叶刚刚舒展，便通向箭栝。把龙门开凿在天上，把鸟道开辟在云间，使耳目所及穷尽、心神几乎断绝。工匠挥动斧头而不自知，屠夫收起刀来仿佛有所遗失；越过行云般诡奇的境界，宛如驾风而逍遥。这些即使穷尽年岁、头发雪白，竭尽智力精力，扬雄的思绪在《太玄》中穷尽，周子作韵而头发斑白，也仍然像织女七次往返却不能报答牵牛，五色丝带难以调和乘马一样。左翊凭借绝代的才华，创作出超越时俗的文章，左边圆转、右边方正，不烦劳多余的手指；内含深赤而外呈素白，不袭用前人的旧衣。字里行间开启巴蜀，纸上泛起蓬莱；在东面高屋上与士龙并迹，在西京典籍中追踪司马相如。枚皋的辞赋，与古人并列而称雄；叔宝的风流，到今天也没有衰落。黄绢上写着曹娥的字，红花绽放出江令的辞章。因此即使偶然提笔，也能飘逸地写成文章。这本来就是谢家的凤羽、王氏的龙骧。只是我惭愧于学问残缺，何况如今才思已经耗尽？在南皮的兴致已经减少，又在北海面前感到惭愧。粗俗的竽笙混杂耳朵，惊闻嶰谷的美妙笛声；粗葛贴身，羞于看锦江的洗濯。于是妄想希求珠玉，徒然倚靠蒹葭。刚刚捧读新编，顿时生出旧日的感慨。就像鲁门杂县，听到钟鼓而悲伤；洛水中的鲂鲕，借助风云而形成气势。难道不是在嫏嬛仙境中拜手致敬，在板桐之地神游吗？《阿莲琼枝集》题词。至于苹生的曲调舒缓，还不如《折杨柳》那样声势急促；原声已经失传，本来就不是续写《竹枝》，于是宫房中兴起送远的曲调，封疆内也流露出归来者的怨情。即使南朝学士杂然称道曼妙辞藻，洛阳宫人踏歌而创作新体，仍然在五引中普遍改变声调，在八阕中转变海山之曲，这也是风气所趋、淫靡逐渐到来的结果。翰林追忆秦地，司马怀念汴梁，是六朝遗意；故主呈诗，相公留下曲调，是三唐遗响。到了大晟府增加宫调而体制松弛，政和年间翻制新谱而节拍改变，追溯其沿革，确有升降变化。讽刺叹息所能涉及的，受到宫调限制；歌咏形成之后，区别在于弦管演奏。从前汉宫近调，编入府丞之乐；秦楼旧词，填给河卒歌唱。所以柳绵借婢女的歌声增加哀情，松菊只有儿童歌唱才感到快乐。自从顺郎失去叶底传唱的曲谱，乐世亡失桂株之歌；江南花落，不再遇见故人；塞下霜多，只能徒然怜惜送客。然而不用伊、羊旧调的叶韵，借助字句争创新意，偶然抒发感慨，自然形成章法格律。凡是属于推想怀念的内容，难道不能加以填缀吗？至于依节拍调宫调，协调丝弦、疏理管笛，是乐人的成就；辨别声体高低，观察风俗正变，是学士的功劳。当美人已经离去，荔草便引起思念；孝子将要归来，稷苗便生出感慨。鬰孤台下，产生江流不尽的悲哀；长乐宫前，形成春去人间的痛苦。有情之人又能怎样，谁能够自行排遣呢？于是按照声调的高低来确定体制，依照正声和变声来形成曲调，借用《玉树》的哀情，传写《金荃》的靡丽韵味。晴日郊外带着残酒，用来排斥酸涩的词调；太液池中翻动波浪，驱除险僻的字句。摩诃曲惊动了皱水之风，沙岸边重新唤回潮汐之梦。难道没有琼楼玉宇，可以因宫廷内苑而感怀；没有桂子秋香，可以怀念异乡吗？这样说来，即便自身惭愧不如大阮，又有谁能当得起防云佳婿的称誉？你超过潘尼，又何必减损花影郎中的美名呢？《陆荩思新曲》题词。新声刚刚兴起时，只有黄华的余欢还没有消失，于是开始歌唱《白纻》；所以故议郎保存了协和音律的思考，主簿创立了表达情意的准则。三洲将要变迁，阿子徒然听见一曲迎接之歌；姑且说姑母平安无恙，这难道不是感情自然如此，谁能思念而不止吗？我曾间或吟诵南粤的新语，想象云间的华美才子。东吴名胜，首先指向横云；入洛的风流人物，众人推重如海。于是甘泉尚未作赋，绵竹已经成歌；梁甫长吟，分桃之事令人感到知己稀少。怀抱临邛的瑰伟资质，心中又有沅浦离别的忧愁。即使听见歌声便召唤，王子也值得怜惜；即使爱好音乐而多情，周郎自然神妙。然而还把巴东激切直率的歌声看作过滥，把江南调笑的歌辞看作变声。宫人被抬出来后，不再属于霓裳弟子部中，谁还精通它呢？阿鹊于是又寄托手指，寻找杂技，编织感情，舞动柘枝。捣麋香气渐减，记述摩支散曲的辞句；折竹歌声流传，仿佛纥那的闲雅韵调。秦川一半，独自思念怜爱之人；江上三台，总说客人到来。自古以来声律彼此相通，根本关涉人的本性，歌唱吟咏相互嬗变。雅称才子，所以鱼家旧谱讥议其节拍不合；才华成就的女子创作新歌，每每说典范法式仍然存在。何况五言只唱一遍，调韵很是遒劲；几次重复六么，管弦声便急促起来。其中的沿革屡有不同，长短彼此遮掩。于是凭我微小的思绪细细翻检宫调，难道只是龟年创制新乐、传唱李白的宫词吗？难道只值得像旧人那样吟诵王维的绝句而已吗？《姜肩吾效金元乐府》题词。大晟府的乐调既已改变，于是开创升平之乐，歌舞接连不断，与欿叚相比也不逊色。这些虽然拘泥于科条、拖拽棒杖，却另有本家面目。然而考按音律、调配宫调，总归要靠作者。因此乐府继承康衢歌谣的遥远声韵，儿童也成为梨园中散曲《摸鱼恋蝶》的创作者，于是创作出俳优之声。白马王睢争先创制新体。至于解元失去弦鞉的曲谱，花郎亡失板拍的传授，大概瓯海仍有许多乖戾辞调，宣城、临川难道没有低劣曲调吗？姜子肩吾想到舒缓的声调应当有人续作，便借美丽的歌唱彼此宣扬。即使不能创作《郁轮袍》，纵然以不如王维为耻；即使没有流传《醉蓬莱》，也仍然怀念柳七。于是听风听水，辨识声调的来源；在散序、歌序之中，详述它的沿革。司马相如有许多别制的曲调，全都属于高妙文章；荀奉倩有深沉情怀，本来不是妄想。他仿效感甄的善赋，几乎想慕宓妃可供赠答。熊湘奏乐，将寄托洞庭青草的思念；帝渚吹笙，希望发为澧浦红兰的歌咏。于是使空舲峡中两次听见歌声，岳麓山前一时出现奇异的言语。羁旅之臣善于讽咏，唱出巴人之歌，已经明白审察声律；沉冤的妇人急切呼喊都城，已经发扬美妙节拍。只是因为周公瑾通晓曲调、方法多样，所以李煜制乐有根本依据。肩吾辨别审定钟律，另有成书，厘清宫调，彻底打破沿袭的说法。

译解下赵人的牛铎来调和钟声，取蜀中的鱼桐来击鼓。这样自然可以寻求声调、按合节拍，穷尽幽微精妙。何况学问充满辞山，才华通达曲海。边城描画李益的诗，宫廷绣出元稹的句子；机边红锦，长久借鲛人织成；酒肆乌衣，已经随着龙女传来。既然这样，高唐荐枕的故事，何必借房中太傅的名义；玉笥用来作歌，谁能把它列入曲子相公的品目呢？本来已经驰骋于星渚的幽欢，登临妃岩而尽情交会了。题端。为吴君卿、桢合诸君集聚滕王阁赋诗咏怀，写下题端。至于登临，可以抒发好古的情思；羁旅，可以写出将要归去的诗篇。于是黄陵峡下极目远望而生出悲哀，白岸亭边吟诗歌唱而自觉美好。何况南州高士已经拜访陈蕃，北去的孝廉往日曾留宿陶尉之处。这难道还只是六军驻节时偶然登楼赋诗，九日设宴时故意夸耀胜景吗？登临滕王阁，俯视章江而怀愁感，怎么能不兴起叹息呢？为诸君秋日登北山怀念友人并寄诗作答，写下题端。此时正值深秋，许多士人聚集在这里，登高远望，触景而增添怀思。淮南人思慕同类，援引丛树而停留；江边怀念友人，手持芳椒而长叹。刘长卿迁谪时遗留白社，当时传来云气烟霭般的声名。应璩作三章诗，离开西园后到哪里去相见？只有明月照耀千里。为张骠骑君朔游赠诗并重新题写题端。一江新雨，时时令人怀念清波；南浦送别之词，万里远行，于是有了吴地马匹迎着北风的歌咏。男子成年后分别，多半是在战乱之中；在马上相逢，很难凭借纸笔互通音问。从前河桥日暮时，故人各自拿着马鞭赠言；如今塞北春天归来，游子又听见胡笳而流泪。既然这样，射取上林苑中的雁，应该会有书信传来；听见白下乌鸦啼叫，难道不会肝肠寸断吗？为商景徽闺秀诗题端。【景徽字嗣音，是商太宰的幼女，徐大司马次子咸清的妻子。】因此她能编织绣床上的五彩丝线，落笔之处便能写文章；扫取黛砚中残余的青色，画出来便成为文字。她的才名超过谢道韫，不羡慕谢道韫因风起而作柳絮之辞。她的丈夫是刘臻，曾亲自作《元日椒花》赋。《西河集》卷五十九。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六十。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跋。新刻《五浮山人诗》卷跋。欧阳永叔读《班氏艺文志》和《唐四库书目》，计算其中所列书籍，认为从秦汉以来直到今天，那些著作有的失传、磨灭、散失、湮没，已经无法考核比较；文章不能凭恃，言语也没有办法长久流传。我说：‘也只是依靠有人传承罢了。假使汉代没有编写《艺文志》，唐代没有编纂四库藏书目录，又怎么知道古人曾有过这样的著作呢？’所以司马长卿没有著书，黄宪没有著书【《相如传》说司马相如已经死了，家中没有书；《天禄阁外史》为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吴地人所作】，可是世人能够传诵长卿的文章，直到今天仍然思念叔度，说他像子渊；这难道是前人可以在千秋万世之前把话授给后人、后人可以在千秋万世之后接到耳中吗？凭文章传布德行，凭文章传布功业，也凭文章传布文章本身。不能传世的文章很多。吴江钮鳬溪先生生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隐居湖山之间，与山人孙太初一起吟咏游赏，号五浮山人，著有《五浮山人诗》。如今他的诗已经散佚，他的孙子孝廉君曾在万历年间刻印遗稿，但没有广泛流传。四世孙斯来与人谋划此事，恰逢子茂伦编撰《明诗乘》，于是把《五浮山人诗》列为《明诗乘》的一部分，又辑录各种记载和评语作为引证。唉，茂伦大概就是那个传承它的人吧？世上不缺少像茂伦这样凭文章传文章的人，只是前人的幽微光辉，要靠子孙来发扬。我本来没有能够读到先世的书，然而难道没有像山人诗这样、可以交给茂伦传承的先人遗集吗？听到斯来说这些，我已经感到惭愧，可以想见了。《史书岩犹奕堂诗》跋。住在山中以藿叶为食很苦，▯▯非时一行作吏，便会匆忙处理簿书，口中断绝吟咏。书巗还能够作四言、五言、七言诗吗？即使如此，书巗天性真挚，为了亲人捧着檄书赴任；即使路途遥远、靠俸禄奉养双亲，仍然怀有欧阳闽人的遗憾，所以曾把情意发之于辞章。一时驱逐蝗虫、储藏粮食、供养饥民，治理土地之外，潘枝、陶柳都在长啸高歌。心情闲适，所以政务有余暇；政务有余暇，所以文章丰富，不也像下棋一样吗？游览歌咏，自得其乐，已经胜过专心用力，那是他的谦辞。我曾间或向往全齐之地，说如果登上泰山，下望历下，便可以俯瞰如今所谓的白雪楼；他即使吃着藿食，也没有书巗所处境遇那样丰厚，然而看着自己经历过的地方，仍然神色自得。如今既然在齐地任官，就进一步翱翔于天地四方，即使一唱三叹，只吟咏黄金、白雪之句，难道还有限量吗？《相溪外集》跋。相溪参公在湘湖水边演说佛法，众人一起听他的教法。我起初经过那里，为此感到惋惜：佛法有什么必要演说呢？后来我与暨公辞别湘湖，他拿出所著《山居别记》和《古本大学一贯》等书，请我作序。我认为公既然以不二为门，就不应当建立文字；即使建立文字，也不应当立刻涉及我们儒家的格物致知，以及孔门曾氏一贯的学说。这与演说佛法又有不同，而公却津津乐道，不能停止。公曾经是儒生，年轻时家居苕水的相溪。相溪的文章闻名天下，而他一旦在兵乱之后离开家舍、舍弃文饰，便进入证悟无上菩提的境界，接受宝寿师的教法。这样看来，公的求学，是由绘饰返回素朴，而不是用素朴来绘饰。既然用绘饰归于素朴，却想让绘饰一点也不保存，怎么能够做到呢？那么公居于不二之门而只演说佛法，仍然不是公的本心。此集原名《宝寿外录》，因他名相溪，我替他改了这个名字。《韩灿璇玑图》跋。璇玑是圆形运转的图式，做成方形就会受到阻碍。自从苏蕙把锦方流传于世，五代直到现在，只有人伪造圆图，说它是西方传来的；韩灿又增加了许多字数，把它的妙处发挥到极致。这样看来，韩灿难道不是继承苏蕙而兴起的吗？苏蕙的锦图有若干字，能够得到若干首诗，但因为有阻隔，始终不能全部读懂。韩灿的图有若干字，诗有若干首，读起来却可以全部读通。字数有繁有简，句子有通有涩；圆图简约而方图繁复，圆图通畅而方图阻塞，这是道理本来如此。我曾说：苏蕙如果没有遭逢防碍，即使她遭逢防碍，也没有不能在其中实现志愿的地方，就不会有这幅锦图。假使韩灿没有遭受压抑，即使鬼神确实喜欢作好事，也不能借韩灿而有这幅图。

译《何归三赠遗草》跋。唐人以诗文应制科考试；然而游览眺望、赠送寄托、书信酬答，都是有具体事物可写的。文章却不是这样，终年勤苦钻研，即使独居一室，也仿佛有刮磨、考核文章的人守在身旁，何况往来赠答，又有什么可用呢？唉！假使杜陵一定要凭省试诗体流传，昌黎诸公也一定要把礼部各试的文章示给天下人看，那么三唐以后早就没有文章了。我读了归三的文章，自愧不如；不只是我，天下人偶然见到他的作品，谁又不会再三叹息，称说自己赶不上他呢？大概他的文章，譬如钱体书法：圆转钩曲，聚集心思机巧而呈现出蒸腾变化；因此构思像连绵的丝线，遣词仿佛繁密的露珠，近看可以代替缟纻，远看则将被当作英瑶金错般的珍品使用。文章虽不是诗，却有诗的情致。如今世上作诗的人一定归宗杜陵，作文的人一定归宗昌黎，却终年勤苦而不知道昌黎、杜陵应制科的文章竟然达到这种境界。《诗经》说：“将要把它赠给远方的人，我想把它取来。”这是我为归三诵读此文的原因。《籋云集》跋 《籋云文类》是一部有道之人的文章。他的言语，精神气韵向上舒展而进入义理，空旷清远，不习染于世俗，也不喜欢迎合世俗，世人无法给它下定义。我听说籋云居住吴门时，曾在文文起先生门下求教，一时的名士，如管园雪、杨维斗等，都先后争相胜出。如今那些人都已长久离世，而籋云还迟徊在人间，穿布袍、着草鞋，意兴已经消尽了。不过籋云年轻时，曾用稗官小说家的笔法作《齐谐》小说，当时盛行一时。后来他悔悟，把过去的习气全部抛弃，彻底改变了风格，不再施展那种拍掌谈笑的技巧。所以他的文章孤高自立，很少有人能接近。一个原本以谈天说笑、诙谐自娱的人，竟转而进入萧条闲淡的境界；这就像游侠少年不经营家产，转而从事囤积货物、等待时机以牟取什一之利。这样的获利，难道还有超过它的吗？《阳坡诗》跋 阳坡的诗多写游览，似乎不是诗就不能游览，这也是他的习惯。不过我游西湖没有写诗，至多只是夜里同阳坡聚集在湖西的幕府。阳坡刻烛计时，授我诗笺；这好比梁园有邹阳，游览若没有诗也就没有豪气，有才能的人哪里曾受习惯限制呢？从前战国时游士很多，担着伞、伏在车轼上出行；但那时诗道衰亡，学士都带着辩说游行。然而孟轲、荀卿推尊古道、称述先王，虽然习惯于辩说，却不受辩说的习气支配。阳坡是汪文节公的后人，兄弟都考中进士；阳坡任宣州治中，那里是名胜之地。《寄庵诗》跋 道人没有固定的居所和执着，认为世间万物都只是暂寄。张子生寄托心意的说法尚且如此，何况他的诗呢？所以诗便是寄托中尤其寄托的东西。虽然如此，道人开启不二法门，以树立文字为可耻。既然说是寄托，就不应寄托在诗里。为什么还要拈取五言、七言的字句来吟咏、讽诵呢？回答说：“你没有看见草枝寄托在瓶罐中的情形吗？不论直径一寸、枯萎还是茂盛，陶器工匠都不去过问。”慧公的诗不逊于休上人。我过去曾在天衣寺遇到他，如今他寄居灵隐寺。近来读他的诗，他跋涉丘山、泛游江海的作品多得无穷。诗集题名《寄庵》，那么慧公所寄托的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陈老莲诗》跋 古代有以诗配画的作品，也有题写画面的诗。颜真卿赠给张志和五首诗，张志和依照这些诗画出人物、舟船、烟波、鸟鱼来答谢。唐人说李十郎的诗就是画，人人争相把它画出来，正是如此。元代以后题画诗很多，沈隐居另有一集题画诗。老莲作画大多不题诗，偶尔题诗的也交给别人处理，同样没有稿本。姜绮季是老莲的老朋友，早晚相处，遇到题诗便记下，长久积得若干首，汇成一卷。老莲见后很高兴，并为它作序。从我选编越诗并交给他这份稿子算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老莲去世已有二十二年，绮季和我各自出游，也已经十四五年没有停止。有人请求刊刻老莲的诗，我仍把这件事交给后世，只是世人知道老莲的画，不知道他的诗。陆机、陆云即使没有诗也能流传，何况老莲本来就有诗呢？可惜我与老莲结交太晚，见到他五年他便去世了，来不及为他写诗，使老莲的画也像张志和那样配有诗。《姜价人文稿》跋 岁在九月，我同姜生渡江。姜生拿出自己所作的文章稿，请我写在卷首。我看它清空澄澈，凛然肃然，和秋天的气象多么相似啊！回想我在暮春时于山阴修禊，和姜生早晚吟咏歌唱，欢乐极了。他的文章大多也是当时所作；如今秋粮成熟而天气转衰，登山临水，文章也因此带有寒意。我所作的文章，大约多是在岁寒时于道路奔走之余得到的。以后若有一天冻僵了，呵气取暖，不是寒风吹动、车辆奔驰，也许还能改变观感，如同春日照耀的大道。天下的事情，哪里可以预料呢？《朱参藩文集》跋 自古以来以文章专门著称的人，大多不凭借别人，自立门户，所以也有门户区别的说法。实际上，体裁虽然不同，关键并没有两样。从前人们说汉文像矩，唐文像规，大概有些道理。假使屈原、贾谊、晁错只把游览文章写好，完全可以写出《西山》《钴鉧》一类的佳作；假使韩愈、柳宗元天天接受咨询，难道就不能谈论积贮和陈兵之事吗？介庵朱先生分守我郡，在办理政务的闲暇，偶尔作诗作文。他在古人那里没有专门仿效谁，却一举一动都与古人相合；作文也是如此。我曾吟诵他的作品，仿佛日月悬照于天、江河运行于地，灿烂而分明，浩浩荡荡，无所区划却曲折通达。假如先生天天在承明殿侍奉，那么他因时而发的议论，一定会同西京诸子争论高下先后。即使不是这样，在天禄阁、石渠阁之间著书立说，龙门、扶风这样的学者也许会转而成为稷下之士；又或者亲自出任西北使者、埋轮劾奏，前往东南登车执辔，同天下百姓谋划治安之事。这难道是因为功业奇异，就要同文章分出高低位置吗？功业与文章类别不同而道理相同，汉魏与唐宋的文章不同，而文章的关键相同。先生以功业兼有文章，不作古文却自然成为古文，也只是因为兵事、积贮之类，姑且等待时机，使自己显现出来罢了。先生难道在贾谊、晁错面前有什么不足吗？

译《文社》跋 文社之所以称为“文社”，是因为以文章结社；但世上的结社，却不以文章为本。邺下的冠盖聚会、梁苑的游宴集会，不过是放纵游乐罢了。文社其实不是古代原有的形式。国家设有六乡，乡中有五社，是用来兴起德行的。如今把德行改成文章，已经不是古制，何况有德行又有文章，文章却变成放纵游乐呢？江河浩浩荡荡，难道会有穷尽吗？然而考察《周礼》司徒的职掌，族师在春秋祭祀、饮酒时，要记录族人的孝悌、姻睦以及有文才者。文社虽然不是古制，但既然族师以社事敦促人们，甚至把文艺同孝悌、姻睦并列记录，那么文章虽不是德行，仍然可以兴起德行。以此命名为社，也算是遵行古人的道理吧？里中有八个孩子结社，取字时以“文”为名。我已经推究其中的意义，并一并记下这些话。《秋唫》跋 《江园二子诗》已经流行海内，其中一位沈君，是大远先生的侄孙。过去我从冠山寺的墙壁间读到先生的诗，当时小阮已经在人们中间声名大噪，到这时才感叹先生家的学问传承原来有根基。诗虽是小道，不经过传授学习就不能精工。于是又感叹先生胸怀才华，文章方面无所不备，却仍然自行隐藏，不让它流传于世。今年秋天，他才编集自己的诗作，坚决请我作序。我说：“这正是先生的志向啊。”王褒说：“蟋蟀等待秋天而吟叫。”春天正阳气初生，不能按时鸣叫，到了秋天才啁啾悲鸣。西堂听见它的人，常常因此深怀惆怅。先生有可以济世的才华，却不能乘时出仕、为世所用，到了秋天又逐渐衰败，在这种时候，能不吟咏吗？况且先生教侄孙作诗，却让侄孙先把诗流传出去，难道不是有所等待吗？《秋唫》原本是两集，如今合在一起刊行。某年某月某日跋。《西寺语录》跋 居住在石头城多年却不知道路滑的人很多，何况还要找到不滑的路吗？世间传说，道林在西寺时，王、许二人辩论，曾经争辩到彼此困苦，而道林从容为他们调解，因此得以不屈服。如今至公所居的地方，正是西寺。至公的言语同林公相比，天空般开阔灿烂，像聚集鲜花而降雨，怎么会有苟子、元度那样不可解释的地方呢？可惜世上没有王、许那样的人，所以不能不说话；但也幸好世上没有王、许，虽有争论，也不至于像当日西寺那样彼此困苦。那么我虽然喜欢辩论，听老师的话就像听无言一样，语言和沉默相同，并不知道沉默会使石头城的路不滑。老师说：“滑。”我最终认为说不滑也可以。《北牕诗》跋 避开世俗而边走边唱，同避开曝晒是一样的。所以蒋生作诗，题名《北牕诗》，是有所逃避。过去祖士少伸脚坐在北窗下，得到仰望天际真人的想象。蒋生并不是真正喜爱闲淡的人。我同蒋生相交多年，却很少见到他；知道他浪游人间，能够睥睨一切王侯贵人。按理本应借助他没有用尽的才华，让他飞驰书信到巴蜀，进言于南粤，然而这两件事都没有实现。他独自怀抱穷巷中的寂寞，低声吟咏《北牕诗》中的篇章。难道他真是在违背时势、寄托志向吗？他平生仰慕班仲升，不专门读父兄的书，却想凭驰骋建功来成名。在这样的时代却不急于驰骋，只徘徊吟唱，宁可固守，也不肯超然远去。我知道他是有所逃避。至于诗的工巧，则新颖的构思幽微奇幻，纵横绎理而清正，外表似乎简约峭刻，内心却融和畅达。近世喜欢谈诗的人，应当知道这一点。《皖游诗》跋 我去拜访梁溪的钱征君，征君也出门访友尚未回来。他的门下有一位吴州人程爚，曾经前往守候他的居所。我经过那里，见到了程生。征君向北访友，离开自己的居所已经若干年了；程生曾去守候，不忍离开，那么程生的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了。从前有个吴州人程棅，是我的朋友，我常常想见他。等到我奔走在濑上，匿名一共三次经过吴州，却一次也没有停留。即使偶尔停留，也说“我是王彦”，因此终于没有见到他。这就不用说没有见到了，即使见到，也终究不能说出姓名，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而程爚是程棅的侄子。如今我能够亲自说出他的姓名，光明正大地游历世间，却没有见到征君。然而我见到了征君的弟子，没有见到程棅；但见到了程棅的侄子，所以既见到了程生，也见到了征君，还见到了程棅。程生年轻而具有非凡才华，曾往来访友，所作的诗装满箱笥。这次来守候征君的居所，是从皖江来的。于是编集他近来的诗，题名《皖游诗》。程生也是访友，浮沉往来，却如此不忘征君的居所。《传》说：“温柔敦厚，是诗教。” 又说：“诗用来引导人的性情。”不忘旧交，是敦厚；使性情敦厚，也是敦厚；敦厚本来就体现于性情之中。程生只要不作诗就罢了；既然作诗，他的性情便可由此知道了。【西河出游时，大敬指着墙间王烈的姓名说：“你名叫王彦，字士方。日后在天涯相互问候的人，就是王士方。”】《马生诗》跋 诗，是艺文的一种体裁；然而能够真正配得上这个名称的人，很少。《诗经》三百篇没有超过《国风》的；汉魏以来，只有谢客的诗流传到今天，其他人都没有听闻。马生的诗同谢客不相似，却慷慨激昂，光明磊落而富有气势，难道还遗留着乌鸢采蕺之类的风骨吗？我为躲避仇敌而乞食，正想奔赴庄浪、嘉峪之间，却困顿不能到达。马生的尊大人带着奇策归入河西军，凡是敦煌幕府开辟边疆、攻取土地，一定让马生下马草拟檄文；马生以少年之身趋庭受教，万里往来如同平地。这是有强健力量的人也难以做到的，而马生能够做到，那么他的诗难道仍是寻常的拾取拼凑吗？《梵公书辑》跋 古今没有相互因袭的事，不只是书法如此，书法本身也是如此。王羲之不因袭钟繇，钟繇不因袭中郎，甚至王羲之也不因袭王羲之自己。兰亭、曹娥两帖已经截然不同。颜真卿的《家庙碑》同《麻姑坛》《恒山》笔迹判然有别；即使草书家如怀素上人，哪几种书能见到千篇一律、因循不变的呢？我曾惋惜董宗伯的书法似乎不能转变，分别写出形态，却把万种笔意合成一种。至于临摹旧书，又何必勉强呢？鹰变成鸠，并不是要成为鸠。乐工拍掌仿效楚相，也终究不像楚相。弦匏因为不改变而显得拙劣，染夏因为失去染色本性而被弃，两者都没有所得。临清倪之煌说：“从前没有合编诸家书法的帖本，宋人《淳化帖》只是伪造而成，不如考订金石文字、汇集成编更为恰当。”我曾经怀疑他的话，现在相信了。梵公编集近代书法，正合乎这个原则，所以在他的文集编成后，记在卷首。

译《苹书》第三集跋 少年时我同元公在溪山草堂读书，那时元公已经作诗，我正学习唱和，还没有完成。到甲申以后，我才废弃举子业，稍稍仿效作诗呻吟；但遗憾不能同杜甫同时，亲眼见他作诗，如今又渐渐放弃了。元公此时拿出自己所作的诗给我看，并且让我作序，我才知道当年在溪山读书的时光多么难得。过去不是曾作过《溪山吟》吗？前池游鱼，深林鸟鸣，正值杂花初开、碧草环桥之时，我们常常作舒缓平易的歌声，彼此唱和。如今这些吟咏，声音却多么焦急，气势又多么衰减啊！杜甫喜欢写愁，描摹悱恻之情；元公把杜甫的诗作为自己的诗来写，我见到元公，就像亲自见到了杜甫。有人说：“苹书的意思在于寄托，就像苹草一样。”元公远游同我相同，而作文超过了我。《周秋驾闽游咏》跋 在山水中寻求诗而得不到，反过来在诗中寻求山水却能得到。得到山水容易，得到诗却难。在诗中寻求山水而得到山水，在山水本身中寻求山水却得不到。山水难以得到诗，诗又难以得到山水。因而我说：陇地人出生在陇上，却不知道所谓《陇上曲》。即使远行的人经过那里，见到陇水流离而生出悲意，想在诗中寻求一句记写，却也不能得到。世上见过山水的人很多，只是因为没有真正得到山水，所以始终没有诗。然而有时虽然有诗，世人看见它，反而得不到山水；所以终究仍没有诗。周子游闽归来，作《闽游咏》，我读到它，便得到了闽地的山水。但周子是先得到了闽地山水的人，才得到了这部诗；否则，东南极远之地全是闽人，世上游闽的人又很多，为什么唯独有他这样的诗呢？《来式如易占》跋 贫人卖浆，正逢天气转凉；读书数十年，却遇到乱离，二者的处境是相同的。在这种时候，想把浆倒掉也不可能，想拿到市场上炫售又做不到。所以他所说的话昏乱不明、没有条理，大概也是因为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取什么。可是我曾见前人有选择居处的人，心烦情困，不能自行决断，因此把言辞说尽；后人读他的言辞，探求其中的旨趣，那么他要舍弃什么、选择什么，仍然清楚明白，不失分寸。式如在乱世中躲避兵祸，住在野外祠庙；有来求占的人，他便为之解释并占卜，因为把所得卦象解释成《易》的义理，所以题名《易占》。追究它的起因，是由于不知道该舍弃什么、选择什么，心神昏乱，于是放肆说出平生所见尽的人情物态，奇异错杂，纷纷杂陈。从世人的角度看，其中吉凶得失却清楚地显现在言辞之间，凡以此决定取舍的人，也就有了归依。《易占》初成时合计一百章，后来完成续篇二十八章，以六十四卦推演，因而内外篇偶数齐备。自跋一篇，共一百二十九篇。时为顺治丙戍，过了两年才来给我看，题跋日期为己丑五月某日。《顾侍御合集》跋 汉阳顾西巘先生的声名传遍天下，天下推许诗歌古文大家，一定会推许顾先生。先生凭借学问进入兰台，曾戴獬豸冠按察广汉，如今又按察我浙江。除白笔奏疏之外，还有诗卷留存。我于是逐篇考察：清亮明快的，是先生的《涉园集》吗？是《槆书》吗？苍然而深沉的，是《山中吟》吗？空阔开朗的，是用来抒写什么的呢？营营奔忙而后归于平和，是已经戒除草率了吗？金声铿锵、鼓革震响，巍巍然应制而作，是他的《燕台手钞》吗？在浮山横水之间挥弦吟咏。清润如水的，先生是在探梅吗？还是喜爱《健鹅城咏》？在承明殿庭中光明灿烂，是内廷征召时所作的草稿吗？用华美文章晓谕卭笮，驱逐碧鸡的喧杂之声，是入蜀诗、出蜀诗吗？宫闱、省闼、山亭、驿店之间，搜集残篇、拾取余作，是录遗吗？我感叹说：唉！到如今我才认识顾先生。先生的襟怀像峨嵋白雪一样高洁，萧疏清远而意气自然流露；又像蜀江春水四面奔流。即使身在执笔台端、铺陈宏大景象，殷切地补益进献之心也从未放下。所以他遇到外物，就像和风在青萍间徐徐吹拂而后放入海谷，触物生感，宏大而丰富。古代谈论诗歌的人，没有比舜告诫后稷更好的了。其中说：诗是表达志向的，所以涉及人的性情；歌是使言语悠长，所以涉及声音、调式、气势和格调。如今谈性情的人，常常遗漏气、调、格；谈格调和调式的人，却说性情只是尖利嘹亮。先生难道也是这样吗？从前有人由雍州参军升为侍御史，说：“御史在赤墀下面供职，接连着登临龙门的脚步。”先生以御史的职任继承这种称颂来谈诗。唉，盛大极了！先生对我说：“不能住在我的属官中，却不为我的全部诗作一篇总序。”因此我又郑重地为它作跋。某年某月某日跋。

译《严中丞集》跋 天下没有不奇异的名山大川，也没有不奇异的神物；推究起来，也没有不奇异的大文章。山以华山为奇，水以黄河为奇，人以神禹为奇，文章则以《坟》《典》以下的作品为奇。然而以奇遇奇，奇异便更加产生，如神禹疏导山川、制作金简玉字就是这样。中丞是襄地的奇士，年轻时就有奇异的品行；听说他抚治赣南时有奇异的政绩，如今归到东陵，又有奇异的操守。他怀有这样的奇才，所以遇到奇异的山水、奇异的人物，便产生奇异的文章。古人说奇文可以共同欣赏，又说文章不能惊动人便不肯停笔；那么奇文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令人欣喜，也在于令人惊异。中丞的文章，难道不会使同我相同的人见到便欣赏，使同我不同的人见到便惊异吗？而遇到赞赏不更加欣喜，受到惊异也不更加恐惧，这就是中丞的为人。【集刻者误将他人作文收入】少年时我读《汉中记》，读到鸿都坂的奇险，书中说山崖高峻、重叠千层，要踩着万寻高的峭壁攀登，已经越过险峰登上去了，私下以为一定会越过陇山、华山；回头再看前面的山岭，却又高出一倍，这才是真会说奇险。我读中丞集，心中便想到这段话。修缮柏叶桥募捐簿跋 《春秋左氏传》说：“水涸时修成桥，是王政。”佛教则把修桥列为八种福田之一。因此宋代蔡忠惠建造万安渡桥，把它夸为奇功；桥间还刻石记名，连僧人也参与其中。由此以下的道理就可知道了。崇仁有柏叶桥，历史已久。它南通丰淦，北达闽粤，以木梯、木桥相接。然而桥从前建成，如今却毁坏，辎车徘徊，提起衣裳也不敢前进。假如鼋鼍不能架桥，乌鹊虽飞来衔尾相接也无用，那么即使周穆王也不足以渡过荆地，天孙再巧，她的技艺又能施展在哪里呢？这是佛教徒所做的事，难道看着这座桥便会忧虑由此产生吗？佛教同儒教不同，也不过是对祸福的说法有所差异罢了。祸福没有固定不变的，佛教徒在祸福未发生时祈求福报，儒者则在祸害已经发生后才看见祸患。这且不论修路造桥本来就是先王的政令，即使按福田的说法推求，我也没有见过平坦通行不是福、桥梁倾倒反而是福的道理。何况往来的车辆行人，或以绳牵引，或背负木材，利害十分分明；人们濒临祸害，却不能接近便利。古代先王说福善祸淫，假如这种道理能在当时实行，我一定把这看作把祸害倾倒进深池了。崇仁县令是儒者，喜欢谈王道；修缮柏叶桥，县令确实是在实行王道政治。所以我在叙述募捐簿时写下这些话，告诫世上以积福为务的人共同传播这篇文章。重修镇潢桥跋 光州两座城跨在潢河两岸，南北以石桥贯通，名叫镇潢，是一处狭窄的渡口。戊申年夏天，淮西发生水灾，潢河水势狭急，桥被洪水冲坏。在此以前，桥本来用并列的船只和竹索连接来渡人，名为浮桥，费用多而渡行缓慢，并且有不可预料的危险。明朝万历年间，守此州者才改建成砌石桥。如今桥毁坏，守州者实在忧虑此事。两座城依赖这座桥已经很久：百姓以城为屏蔽，城以桥相互贯通；桥一倾塌，两城隔绝，筋骨四肢便不能相通。况且古代君王不是曾说要设置险阻吗？先前流寇到来，正是合两城共同防守，依靠这座桥而没有恐惧。如今还没有下雨便不加戒备，烽火台相互望见，面对河流而分隔两方；万一废弛状态不能恢复，一旦遇到阻隔，仓促间相互观望，靠什么渡过难关？这不是秦始皇能够鞭策使其修成的地方，也不是公孙能够占据的险要。只是从前守州者在丰足安乐的年景创建它，而如今守州者将在灾荒之时修复它；修复比新建更艰难，这也是主持工程的人应当想到的。守州者已经捐出俸禄倡导，监州以下官员以及绅士也都出资相助。于是把簿册载录下来，将用来记事，并嘱托我写下如上的跋文。《任王备诗集》跋 王俌有三种绝技：一种是诗，一种是书法，另一种是刻镌摹写的技艺。他能够握住三寸铁器，在石上写出八种书体，笔势精妙，结体严整，即使李程以下的人也没有超过他的。然而王俌常常隐藏自己的才能，自甲申以后才偶尔给人看他的书法，却没有人见过他的诗；至于刻镌摹写的技艺，他折铁弯指，严密地保守不传。我从临川回来，王俌忽然赠诗给我，请我作序。我得到诗后高兴地说：“这又是一种绝技吗？”等我翻阅考校，才看出其中有《漫忆》，是出游时所作的诗。他的诗多得自荆山、笠泽之间，因为由回忆而写成，所以题名“忆”。另有《愁吟》，是东园诗。王俌居住在东园，幽愁忧思从早到晚积聚，因有所感而郁结成吟，所以题名“愁吟”。到现在我才知道，王俌不愿显露他的绝技，是有原因的。我出游没有作诗，回到旧居，心中的愁苦超过了王俌。王俌的东园在城郭东面，距离我的庐舍不过百步，只是其中一半早已被耕作者毁坏的野墙所占。园中有池塘，杂花覆盖在屋柱之间；如果我长久住在那里，每天跟随他在其中吟咏，王俌肯把他的技艺全部示给我吗？我将买一块石头，让他书写这篇文章并刻镌摹刻，使它同这些诗合为三种绝技。《浦东诗》跋 我曾读唐人所选的唐诗，除《极玄集》《又玄集》以外，私下感叹今人推尊李白、杜甫为最高标准，而唐人并不是这样。唐人也未必把神韵景象、开阔宏大看作诗的必然准则。既然如此，世人却一定要追求神韵景象、开阔宏大，一定要学李、杜，实在可惭愧。浦东全君作诗，是作唐诗的人；但作唐诗并不一定要作神韵景象、开阔宏大的诗，所以他的诗清新而深远，意味隽永而情致丰富，有些像《极玄集》《又玄集》中的诗。虽然如此，《极玄集》《又玄集》中的诗，是中唐、晚唐人的诗；中唐、晚唐作诗，正因为如此才远离神韵景象，远离开阔宏大。中唐、晚唐作诗于是远离神韵景象和开阔宏大，那么生在中唐、晚唐之后千百年，却一定要作神韵景象、开阔宏大的诗，实在可惭愧。建大悲阁募捐跋 佛家把乞求财物看作施惠积德的功行，因此以财物施给众人，财物便没有不发挥利益的。假使如来披着偏袒右肩的衣服，却不施舍一文钱，想要建造祇洹精舍、开启利益众生的门径，岂不是困难吗？吴淞庭柏渡过胥江，到明年已经六十年了。他平生的宏大愿望，只希望建造大悲阁，在其中礼佛忏悔；但拖延很久没有完成，于是请我写一句话，用来劝勉善信。我想，大悲忏就是既乞求福报，也乞求智慧。集合施主的金钱，再分别以福、慧报答他们，即使愚昧而贫穷的人，也应当没有不踊跃捐助、唯恐落后的。何况以富足增益富足，以智慧增益智慧；人们只知道向别人乞求财物，却不知道财物也有求于大悲阁，我没有见过有求而不应验的。何况所求的只是金钱吗？不然，庭柏年纪已经老了，即使建成楼阁，他还能居住多久？难道能说庭柏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做这件事吗？这样的看法岂不是太没有智慧了？

译为何氏册子题字自跋 我不擅长书法，却好像擅长书法，因为我能谈论古人作书的道理；而且也认识如今以书法著名的人。癸巳年我寄居何氏，何氏自己作铭，请我题字，于是又拿出上好的纸和墨，一边请我题字，一边祝我长寿。我说：“这是认为我的字配得上用在这些纸墨上了。”韦仲将说：“得到伯英的笔、得到我的墨，再得到我的手，才可以大笔写龙、细笔写蝇。”我却没有这样的手艺。假如说是用珍贵纸墨来祝寿我的书法，苏轼尚且说鲁直的字不好、功力不精，却还要取得别人的精纸良墨，藏在锦袋中，一定会抢取，何况我呢？我何不舍弃自己的字，借当今擅长书法的人来偿还这份情谊，人们会怎样说呢？何氏说：“即使这样，还是请您题跋。”我说：“我正要舍弃自己的字，您却又让我写字。”虽然如此，我担心别人题写会像把陶土淘洗、汰除那样改变原意，于是还是写了。《周雪山集》跋 登上高山的人，面对穹隆盘曲的山势，攀登时战栗，多么艰难啊！等到习惯之后，便能轻快地驾风而行，俯视险峻的山崖，如同俯视回旋的波涛；回到平地，反而觉得平滑融和，不再觉得崎岖险阻。习惯平夷的会忘记低洼，习惯高处的会忘记危险，不过如此。周子作古文辞，大都聚集繁密险峻的境地，一眼望去便是万里。虽然想按着地面一步步前行，云门却已在眼前，忽然断绝了攀登经历；于是三次休息，倒映日影，突然接触平夷开阔之境，浩然如长风任意运行，仿佛羽翼从肘部生出，轻快自如。他的文章虽然自辟境界，却时时取法于左丘明、盲史以下和腐史以上的文章。左边抚摸高耸险峻之处，右边截断浩瀚奔涌之势。这好比登天台山的人，幽深观照万象，同自然成为一体。古人说：“光明洁白的人，独自挺立。”说的就是雪山吧？我早就仰慕天台，虽然同它相距只有三四百里，却从未登临，所以也不想谈天台的奇异。等读到孙兴公的赋，才知道孙兴公任永嘉太守时，起初也没有登天台，只是画出天台的形状，作了一篇赋来描写它。我于是叹道：“假如世人知道天台，恐怕没有超过我的了。”我到海陵时，还没有见过雪山，虽然相距只有六七百里，也从未经过那里。然而读了《雪山集》，我又叹道：“假如世人知道雪山，也恐怕没有超过我的了。”所以有人问雪山是什么样子，我一定说：“幽深曲折，冥奥难测，仿佛荒忽而不可接近。”因此孙兴公也说：“全天下很少有人能够登临，连王者也无法前往祭祀。”然而一旦解脱对世间的留恋，获得超然的情怀，既在幽暗难明处真正契合，又能脚踏重重险阻而视若平地。天台虽然奇异，难道不也是同自然一体了吗？这就是我所认识的雪山。《王石庵墨园小草》跋 苎萝有美好的山水，居住在那里的人大多能够写出对偶词句，以吟咏自娱。石庵就是其中之一。石庵同我交好，曾来北沙游览。北沙过去指着苎萝对我说，这片草木丛杂的地方幽静清新、少有争胜者，就像石庵的诗。如今我读《墨园草》，北沙难道欺骗了我吗？作家遍布天下，源流浩荡；能够顺着支流追溯源头，即使涓滴不断，也不会被波澜堵塞。石庵的才华正是在他的著作中显现出来的；这部《小草》只是文章尚有不足。就其不足之处而极力观察，苎萝便是那绵延不断的网。《采山堂古乐府》跋 魏代以后仿作汉代铙歌的人，都改变它的义类，改写它的词句，转变它的声调，所保留的只有名称。如今却沿袭它的意义而配比它的文辞，依照长短来摹拟，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的乐府；即使有，也只是把古乐府当作乐府，实际上仍然没有乐府。诗是快乐之心的表现，声音是快乐的形体；能够通达内心的是君子，考察声律的是乐工。所以只要能够通达内心，言辞或急促或舒缓，都能形成声音，何必一定说平仄高低必须有法度、三言七言必须有节拍？这是迎合乐工，反而抛弃我们通达内心的言辞，使汉唐以后的乐府变成填词，难道不可叹息吗？而且乐府变成填词，还可以说只是发生了一次变化；如今直接称为乐府，却仍然只是填词。乐录说：“铙歌有数曲，文辞互相杂混，已经不能再分辨。”如今却偏要连这种杂混也一起仿作。假使晋人的书札一定像如今碑碣上摩刻的文字，那么这个人把书信寄给那个人，对方一定无法理解；这仍然像结绳记事的时代。乐府本源于《楚辞》，《楚辞》本源于《诗经》；诗的义理情感曲折，而文辞明白清晰，大概一定是内心有所遭遇，借助文辞来表达，所以它的篇幅有长有短，辞句参差不齐，播入声音便形成歌唱。汉代乐工能够唱长短句，魏代乐工难道不能唱三言、七言吗？“采山”是沈舍人居所的名称。舍人作乐府，同我所说的有契合之处，所以他把作品交给我，请我作跋；我便为它作跋。《杨童子稿》跋 维则以童子身份跟随父母游历四方。他的父亲喜欢结交宾客，车马装载的赋税一到，门户下便挤满了宾客；他的母亲又以书画歌咏应付求购者，忙得供应不及。有人说童子失学，年幼时没有入塾，后来又没有进入学校，即使想在都亭稍稍有闲暇从容地执经求学，也做不到。然而童子的诗作华美秀丽，很有母亲的风格；又不时表现出少年人争强上进、勇往直前的气概。他偶尔作赋、七言诗，作歌辞、记、序，随意抒写玩赏，都能写成篇章。古人没有不学习而能成功的，但童子确实做到了；童子难道是早慧的人吗？汉代曹世叔的妻子随儿子曹真任陈留长，因而作《东征赋》，但她儿子的文章至今没有流传。如今童子的母亲就是黄皆令，皆令能作文，童子又能作文，见到他的人都说童子超过陈留长。凭童子的才华，虽然没有经过学问训练，只要再增加些年岁，凭他的文章、歌咏和游历四方，应该足以自我显现。四方的人常见童子从未刻苦诵读，却往往凭文章成为世代知名的文士；可见确有完全凭天赋也能有成就的人。天赋尚且不能这样自我抛弃，何况再加以学习呢？

译《九莲山弥陀寺募造佛像疏》跋 金刹是佛居住的地方。因此布施五金，佛像教法便由此兴起。假使青莲花从藻井下垂，承托住它，但中间没有华鬘的形象和装饰，能行得通吗？山阴天乐乡旧有九莲山弥陀古寺，荒废已久。一听说行僧发心重建寺院，青色宫殿、梵宇殿堂、钟鼓铃铎都重新恢复旧貌；但如来的佛像还缺少，于是又为此募捐。有人说：“佛难道在佛像中吗？况且哪里不是佛，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造像？”我说：“不是这样。从前西域的佛，肉身高一丈六尺，呈黄金色。所以后汉明帝梦见高一丈六尺的金人飞到殿庭，后来才迎请佛法。可见佛进入中国，本来就是凭借佛像。”这就如同太阳天然悬照，天下哪里不是太阳照耀的地方？但人们建造房屋，一定要开门凿窗，使各处得到阳光，把它当作室内的太阳。这样说来，有人每天见太阳，却好像没有见到太阳，难道是因为眼睛不能看见吗？也可以说，生发于心的东西，接触到眼睛；看见与否本来不只在眼睛。既然生发于心而又能接触眼睛，那么接触眼睛，难道不会更加生发于心吗？一听说他是行脚僧，专心于佛像教法，似乎也值得相信。况且他的同伴静修同我交游，所以请我为此说几句话。至于九莲山山川的美丽，群山万壑之间，一定有弘忍、镜台那样的人物生长其中。假如能够略去佛像的形迹而看见内心，那么我又何必执着于佛像教法来教导他们呢？《西河集》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六十一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书后 《书张司狱卷册子后》【沈舍人请我作】古人敬重狱讼，周公说：“不要在众多狱讼中出错，狱讼难道不重要吗？”但所谓重视狱讼，是说都官、作士等官员明察刑法、掌司法，能够公平审理、简择考核罢了。至于司狱，职位低微，只负责监狱门的开闭、囚犯因灾疫而死活，以及竹舆押解、杖笞拷掠的数目，每日检察、每月核对；该平反的案件不能开启审查，该占问和参与裁决的也不能预先参与。然而世人还重视他们，难道不是因为狱吏地位尊严而权势又容易用来虐待人吗？既然如此，要使他们不出错，就很难了。江宁张司狱，世代传说他有隐秘的德行。从方侍御、吴学士、魏督学、季司谏以下，都借助他在御史台供事，平时多有周旋往来；侍御、学士也都写文章记述他。我到江宁，江宁人告诉我：“康熙辛亥年，江宁郡发生火灾，火势已经蔓延。狱君估量囚犯中没有依法应当处死的人，便释放他们回家；又把若干死囚锁起来，叫来同坐饮酒，亲自穿戴好衣冠，拿着酒面对火势，叹息说：‘唉！释放的囚犯会死，被火围困的囚犯也会死，宁可释放他们，不要让火烧死他们；按死罪处死、被火烧死，都是死，宁可让火烧死，也不要依法处死。’后来火灭了，张君同死囚都没有死，但先前释放的人却无法召回。于是他又到狱中检查登记，请求依法处死；从卯时一直到酉时，被释放的囚犯纷纷赶来，其中还有走到半路返回、没有到家的。” 等到清点人数，少了一个人，原来他正是替张君向讼台申诉的人。张君说：“你们这是做什么？难道我释放你们时，正好感动了你们的内心吗？”众人都叩头说：“不是。刚才君上释放我们时，即使是出于好生之心，难道没有先受到面对灾难、害怕变化的情绪影响吗？况且囚犯们各自向东西逃散。假使因为被释放而偶然触动内心，即使有人回来，难道能一个个约定好而没有遗漏吗？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实在是不忍心让您平生哀怜体恤、悲悯恻隐的仁心，突然要替我们而死。”张君说：“好。”张君汇集人们赠送的言辞编成册子，请我题写，于是我为它题写，并且用来告诫世上主持狱讼的人。《书任叔连遗墨后》这是叔连君留下的墨迹。年幼时我听说叔连的名声，因为出生得晚，没能在他的几席之间陪侍谈笑；听说他的书法最为精妙，也没能亲眼见到。康熙癸丑年，我回到旧居，他的侄孙青巗君拾得几番遗墨，都是平日所书的《南华》两篇和《试岕》一歌，全部取闽中竹纸，随意抄录。书法清雅质朴，颇具气韵；锋芒藏在笔画内部，神采运于形迹之外，似乎仿效钟元常而又进一步学习王氏父子，真是楷书中的雄杰。古人评论书学，说金铸的注本不如瓦制的注本；挥洒自如、纵笔振刷，矜持卓异之态全都表现出来，所以偶然标写，平生蕴藏的奥妙借此流露成形，心意并不在书法本身。青岩对我说：“我所得到的《南华》本是完整抄录的遗佚，流散之后只找到这一番，那么他平时勤勉精细地从事书法，又达到这种程度。”唐代武后曾向王方庆家索取王氏遗迹，方庆便把九代三从伯祖的各种书法纸本献给她。青巗可以由此观看了。毛甡记。题任氏家藏《刘诚意札记》卷子书后。我跟随澹生孝廉观看他所收藏的东西，见到先人元礼公同已故明代刘诚意往来的书信，以及诚意投赠的卷子，深深感叹元礼公以处士身份受到元、明各路征召，摆手不出，超然于世俗之上，却独自同天下豪俊中那些一时应运而起、辅佐帝王的人周旋交往，起居相与，意气周密。他的声望和实际才能一定有大大超出常人的地方。又感叹前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后人守护它并不容易，而这一家却能把它完整保存得这样好。等看到青岩收藏的卷子，更加验证了元公的贤能和后人能够世代守护的能力，这两方面都值得称道。卷中列有青田的札记，以及学士苏伯衡、助教张经等人的跋文。考察其中的语句同史书不合，似乎青田在至正癸巳年，本来是以行军参谋的身份响应江浙行省左丞特哩特穆尔的征召，征讨海寇失败，便自行投劾辞职，奉养老母避居越地，住在元礼的庐舍中；这封信是他离去后致谢的信。另一封信有“奉别两载，山寇渐平”等话，则又是在至正丙申年，青田再次接受江浙丞相达实特穆尔的聘请，前往劝谕他乡里青田、遂昌、缙云等地的寇盗，迟迟未见成效，而这一年枢密院诸使将要对他们用兵，所以信中这样说。那么，古来那些承当世运的人，在尚未遇合时，起初本来没有一定的道路，竟这样随世浮沉，何况以平庸才能面对末世的艰难呢？既然时势尚不可作为，却责备居处的人必须有所作为，这是不可以的。我听说任氏还收藏着《山堂记》的稿本，就是如今《青田集》所载的萧山任氏《山堂记》。又有《送元礼东归序》的稿本，似乎是从龙之后，招元礼到京师将授给他官职，而元礼又摆手归去；那卷中有高启、王伟等诸公送行的诗，我从前在乡里曾经见过。至于那幅《画长江风雨图》，在画卷前端题写诗文赠给元礼，我却没有见过。名家卷轴要保存，有三种困难：兵乱、燥湿以及搜掠等意外，第一；亲友因为喜爱而传观，逐渐漫漶，第二；彼此分拆，渐渐零落，第三。前两种困难，任氏已经知道；至于第三种困难，即使一家有几处收藏，恐怕也未必能够避免。我把这些话告诉孝廉，希望他也把卷轴合并保存，世世代代流传而不要废弃。同乡后学毛甡谨记。

译题《张司空传》后。您既然答应张君的请求，撰写《张司空传》，凡是其中互相不同的地方，我已经加以参酌选择；文献不足的，保留可以查证的部分，又担心读者不能衡量其中的是非。况且我所说的谨慎言说的余意，再陈述一些自己的见解，随手写如下：左公起初任刑部郎时，隆平没有继承人，有人争夺承袭之位，并向刘瑾行贿，公拒绝不准。到了正德戊辰年，出任兴化知府，刘瑾又想夺取戴君的妻子，而那女子是戴君弟弟的女儿，公再次拒绝，于是刘瑾便以其他事情诬陷他，使他罢官归乡。这是各郡县志和传记共同的说法。但考察公归乡的文状，仍只涉及隆平一事，没有其他事情。刘瑾在正德丙寅改元时才进入司礼监，专擅大权，至庚午年被诛，前后不过五年。隆平之事发生在弘治乙丑年，当时刘瑾还没有横暴，所以只记恨公而不能发作，后来才集中发泄在这件事上。这就像户部答复李东阳的奏疏，只提到粮饷，刘瑾却突然把韩文、谢迁也一并按同样的罪名责罚。至于公任江西左布政使，同逆濠发生冲突，史书所载几件事，同他的行状、志传互有差异。唯独在城东南角创建阳春书院、压制天子气一事，发生在正德八年癸酉四月，而公在正德八年七月才由南雄知府升任江西右布政使；在此时公还没有到江西。年谱既然列有这件事，费文宪撰写行状时又没有仔细考核，竟说：“濠想扩建府第来仿拟大内，创建阳春书院来招纳逆党，夺取官池来贿赂谋害主公，都被公拒绝。”这就错了。丙子年秋天，公从科举考场出来，濠派承奉送来四样果品，公打开一看，原来是枣、梨、生姜和芥菜。公说：“这是想让我早早离开江西境界。”史书对此记载得很清楚，但他家传又说：“濠谋害公，他的妃子娄氏担心此事，便把四样果品送给公的夫人戴氏，暗中让公离去。”这两说稍有抵牾，但还不能确定哪一种正确。至于公离任，史书以及郡县志的各篇传记都说：“濠害怕公妨碍自己，便贿赂使他升任南京光禄卿，以此把他远远调开。”这就大不对了。公多次考核为第一，直到任江西右布政使期间，朝廷又加以表彰，派使者慰劳询问；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待遇。等到他转任左布政使，又一次考核第一，并且赐宴时列在首席，位居各方面大员之前，那么超越常规升迁便已确定。濠这才大为害怕，担心公将被破格提拔而妨碍自己，于是贿赂钱宁，嘱托吏部把公调任南京光禄卿这样的闲散职位来压制他。这是因为公已经处于上等考核，本来应当受到重用，形势已经无可奈何，所以才用贿赂把他安置在闲散职位上。这也像是挥戈挽回败势，哪里有厌恶一个人，反而行贿让他升官的道理？不然，濠所厌恶的胡世宁、范辂等人，他是怎样排挤打击的，为什么唯独对公行贿使其升迁呢？后来公升任副都御史巡抚，因保定同彬宁相抗，又被罢免。等到彬宁被诛杀，公才再次起用，任右都御史、总督两广；那么公的再次起用，实在是由于彬宁被诛杀。可是行状只专门记载南京巡江都御史刘玉上疏荐举，而不提彬宁被诛。其他志传则记载诛杀彬宁，同时仍提到刘玉的奏荐。考察刘玉的奏疏在己卯年，公重新起官在辛巳年，正是彬宁被诛杀的那一年。中间相隔已经三年；既然己卯年的一封奏疏被武宗完全没有理会，传记作者却一定把它当作公起官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公任两广总督时，讨伐上思州土官黄镠；当时公暗中揭发田州太守岑猛的罪恶，岑猛听说后非常愤怒，便每天寻找公的漏洞，想要陷害他。等岑猛反叛被诛，兵部论定公的功劳，特意赐给他银币。后来已经推举公总制三边，公却突然退休，这一定是岑猛党羽的谗言起了作用。至于凭公的功德却不掌握枢要职位，凭公的爵位声望却没有获得谥号，这些事情也都有缘由。这样看来，岑猛党羽从中离间，正是公仕途兴衰的一个关键，而记载传记的文字却没有详细说明。考察史料，《重地开府大臣表序》说：“正德年间，韩雍以右都御史总督兼巡抚驻于梧州，开设总府。正德十一年改总督为提督，至隆庆四年下诏改回总督两广。”那么公是在正德辛巳年夏天，以都察院右都御史起任，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事务，获准便宜行事；这应当是在正德十一年以后。家乘已经有很多未经核实的地方，而俨然把它命名为史书，又前后错乱、没有可以凭据之处，这又是为什么呢？至于公任上饶知县六年，行状和县志都说是三年。公在三十三岁时任上饶知县，行状却说己酉年三十二岁。公在丁亥年获准退休，年谱却说七十岁请求退休而没有获准，这又是错误到了极点。世间没有可信的史书，谁来补正那些缺文呢？我撰写《司空传》，因而对后世记事的人有所感慨，所以把这些写下来。己酉年书。题《越绝书》后。《越绝春秋》是一本作者姓名已经亡佚的书。文辞高古，记载和叙述颇为荒诞铺衍，大概是先秦末年附近的作品。文章从篇首便隐去作者是谁，后人故意推求，有人认为是子贡所作，又有人认为是伍子胥所作。因此从汉代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能够确定作者。曾读它的末篇，篇中全是隐语，其中说：“记载陈述这件事，大略有那个人；以‘去’为姓，得到衣服才构成他的名字。”上面有“米”字覆盖，以庚禹来到东方，东征时死在这里并葬于此，大概说的是会稽袁康。又说：“文章连接词句而确定，是出于邦贤；以‘口’为姓，接着用‘天’字。楚国丞相屈原与他同名。”那个撰写文章的人，大概是同县的吴平。从前王充说过“会稽吴君高”，又说有《君高之越纽录》，那么“君高”难道就是吴平的字吗？《越纽》本来就是《越绝》，所以前人偶尔也有指吴平为作者的。到了明代杨慎为这部书作跋，推断袁康、吴平的姓名，自以为独得真相。大概从汉代直到今天，糊里糊涂的人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徐受之注《吴越春秋》，前后反复引证，对于这部书尚且犹豫，必须等到升庵才解开它，实在很奇怪。不过升庵仍然没有完全考察清楚，似乎没有遍览其中的文字。升庵说：“东汉末年喜欢制作隐语，《黄绢碑》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种。”又有孔融作《离合诗》，用隐语显示郡望；魏伯阳作《参同契》，也隐去了自己的姓名。这必定是因为作者同当时的人在一起。可是考察这部书的末篇，明明说“从句践以来直到更始元年，五百多年”；又记载《吴地传》说“句践迁徙到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共五百六十七年”，那么这应该是东汉初年的书。把它说成东汉末年，仍然近于粗疏，所以特意补充说明这一点。题《三辅黄图》后。

译《三辅黄图》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著书的人多引用它作为依据。我曾读《汉书》到《元帝纪》，见书中说元帝喜欢按曲调唱歌，私下感叹：“作为天子却有这样的技艺，汉朝在元、成时期衰落，确实是事实。”等看到《三辅黄图》，却说：“宣帝也能按曲调唱歌。”又说：“宣曲宫在昆明池西面，孝宣帝晓得音律，曾在这里按曲调作歌，因此得名。”我又私下感叹：“元帝的这种技艺，确实是宣帝启发的。汉朝在昭帝、宣帝时期极为强盛，但这些天子都有技艺。像梁、陈和五代时期，难道汉朝的衰落不在哀帝、平帝而在元帝、成帝，或者又在昭帝、宣帝吗？”于是又遗憾《汉书》没有详细记载宣帝能按曲调作歌的事，班固的史书多有缺失，失去了史官的体例；只这一句话，就使汉朝数代君主、臣子的史书都出现了缺漏。后来再次阅读《汉书》，才知道《黄图》的说法是错误的。《汉书·东方朔传》说：“武帝曾在宣曲宫以南的十二处宫馆中休息。”又说：“长杨、五柞、萯阳、宣曲尤其受到宠幸。”而且百官表中还有长水、宣曲校尉。不幸的是“宣曲”二字恰好同孝宣帝的谥号相合，找不到所谓宣帝作曲的证据，便私下说：“元帝曾经按曲调作歌，难道宣帝也有这种技艺吗？于是又说：“宣帝确实启发了他。”遂把汉朝前代建造的宫室附会到后代人身上，把儿子的技艺推到父亲头上，仅凭两个字的私意，便诬陷古代君臣，使数代父子在书史中都受到惑乱。唉，读书的人难道可以不谨慎吗！题《三辅黄图》后（二）。我既然写了《三辅黄图》中宣曲宫的事情，是要告诫所有著书的人：不能凭一两个字反复诬陷古人；著书的人不可不警惕，读书的人更应谨慎，不能不加以辨析。因此已经写下这些话，但《黄图》的错误还多得无法一一写尽。我曾经把下面的事情告诉客人，客人不相信，于是再举一例。客人曾问：“细柳营在哪里？”如今考察《黄图》，说：“细柳观在长安西北。”《三辅旧事》说：“汉文帝的大将军周亚夫驻军于细柳。”既然如此，便是把长安西北的细柳观当成了细柳营。我曾听说汉代有三个细柳，在长安以西，其中两个在西北，一个在西南。西北的，是细柳观和细柳仓；西南的，是细柳营，同西北的细柳观实在不是同一个地方。我曾考证，细柳观就是古代的徼，在长安西北，也就是所说的渭水以北；细柳仓在古徼以西。唯独细柳营名叫柳市，在长安西南。《汉书·汉文帝纪》的颜师古注同张揖注一样，都说它在昆明池以南，而昆明池就在长安西南。西南的细柳不可能同西北的细柳混为一谈，也已经很清楚了。况且《上林赋》不是说过：“登上龙台，遮蔽细柳吗？”这说的是细柳观和细柳仓，是西北的细柳。《西京赋》说：“向东到鼎湖，斜着横过细柳。”这说的是西南的细柳，是细柳营。我曾读《汉书》，《匈奴传》说：“设置三位将军，驻军于长安以西的细柳、渭水以北的棘门和霸上。”它既说“长安以西的细柳”，又说“渭水以北的棘门、霸上”。假如细柳仍在渭水以北，那么细柳本来就同棘门、霸上的军队并列驻军，《汉书》怎么能把它单独列为渭水以北呢？棘门、霸上可以同渭水以北的细柳观、细柳仓并列，而周亚夫的细柳营却不能同棘门、霸上并列，这一点也可以知道了。天下像客人这样查求细柳营的人不少，注释细柳营的人也不只是《黄图》的作者；如果不读《汉书》，都会疑惑汉代当时长安西南为什么唯独没有军队，从而拿汉代用兵不详备来议论它。再写在这里。题《三辅黄图》后三。天下有事情，本来细小微末，说起来好像无关大体；即使所说的是对是错，也未必足以成为评论世事的一点所得，但爱好古事的人每每顾念它而不忍放下，没有比《黄图》更让人如此的了。我已经两次辨析《黄图》，客人又请求我继续说，认为书中说法的是非，不反复辨析三次，便无法确定。况且有人著书，流传千百年，却想凭一句话来否定整部书，这也不是偶然的。《三辅黄图》说：“建章宫有神明台，上面有承露盘，有铜仙人伸掌捧着铜盘玉杯，承接云端的露水。”魏文帝迁移铜盘，铜盘折断，声音传到几十里外，说：“这又错了。”考察《汉晋春秋》说：“明帝迁移铜盘，铜盘折断，声音传到几十里外。”这是魏明帝的事情。所以《魏略》也说：“明帝景初元年，把汉代长安的各种铜人迁到防城，终于留在那里。”唐代李贺作《金铜仙人辞汉歌》，序文说：“魏明帝青龙元年，取来长安的承露盘和仙人，装载到防垒；仙人临上车时，便潸潸流下眼泪。”魏明帝才开始迁移汉代铜盘，魏文帝怎么能够在他之前迁移呢？客人说：“我现在才知道您的话未必有凭据。您难道不知道汉代有两座铜盘吗？”我说：“知道。”过去汉宫有两座铜盘，一座在建章宫神明台。考察《庙记》说：“神明台有铜仙人伸掌承接云端的露水。”这就是魏明帝迁移的铜盘。另一座在甘泉通天台，班固《汉武故事》说：“在甘泉修筑通天台，离地一百多丈，远望云雨都在它的下面；台上有承露盘，仙人伸掌托着玉杯承接露水。”元凤年间，这座盘忽然无故自行毁坏，屋椽和栋梁全都化为龙凤，随风雨飞去。只有建章宫的铜盘后来传到魏国，并被魏明帝迁移；甘泉宫的铜盘则在汉代已经灭亡。如果说魏明帝迁移了一座，汉代已经毁掉一座，而又说魏文帝迁移铜盘，那就成了三座铜盘。客人说：“那么魏文帝难道没有迁移过铜人吗？”我说：“魏文帝确实迁移过铜人。为什么呢？从前长安迁出的东西，一件是秦始皇的铜人，一件是汉武帝的铜盘，还有一件是铜马一类的物件。应劭说：‘汉明帝把长安的铜马类物件迁置在西门外。’这就是铜马类物件。《魏略》说：‘明帝把长安的铜人迁到防城，留在那里。’这是汉武帝时代的铜人。《水经注》注《防水》说：‘魏文帝黄初元年，迁移长安的金狄，因太重不能运到，便留在防城。’

译这是秦代的铜人。魏文帝确实迁移了秦代铜人，却只说这是铜人吗？那么他到底迁移了什么？我说：“大概不是这样。”魏文帝迁移金狄，确实是秦代的金狄；然而《水经注》又说：“魏明帝迁移金狄。”难道金狄可以迁移两次，而铜盘却不能迁移两次吗？客人说：“魏明帝迁的是金狄，不是秦代的金狄。金狄怎么能迁移两次？魏明帝迁移金狄，就是魏明帝迁移铜盘。‘金狄’和‘铜人’只是混用的名称。”我说：“那么怎么知道魏明帝一定没有迁移金狄呢？”我说：“从金狄的数目可以知道。过去始皇二十一年，长狄十二人出现在临洮，于是铸造十二个金人，仿照他们的形象，坐置在朝宫前，这就是金狄。但是汉代董卓已经毁掉其中九个，用来铸钱；能够留存到魏代的只有三人。魏文帝想把这三人全部迁到洛阳，因为太重，便留在防城；这是魏文帝的事情。所以说魏文帝迁移金狄。后来后赵石虎又把两人迁回长安，毁掉铸钱，并把一人沉入陕城河中，这又是在魏明帝之后发生的事。然而十二个金人的数目，本来已经全部说尽了。所以，金狄中被迁移的究竟是哪一些，大体可以知道了。假使魏文帝迁移了三人，魏明帝又迁移了一人，那就成了十三人。题欧阳永叔《秋声赋》后。欧阳子作《秋声赋》，内心凄怆，感情同秋时一起兴发。贫穷的读书人在夜里读它，会饮泣；旅居的妇人在早晨吟唱它，会停歌离去。这是欧阳子得意的文章。客人说：“这篇文章只是没有很好地安排辞意，实际上像是在写秋风。”我起初怀疑他的话，后来听到他的说法，觉得似乎有道理，便记下这件事。他说：“我曾读《风赋》，其中同这篇赋可以一一对应。《风赋》说：‘飘忽淜滂，激扬熛怒’，这就是所说的‘淅沥萧飒，奔腾砰湃’。《风赋》说：‘鼓动千尺的涛澜，冲上百仞的陵谷’，这就是所说的‘波涛夜惊，风雨骤至’。《风赋》说：‘送走晚鼓而传来声音，扫过晨钟而留下回响’，这就是所说的‘鏦鏦铮铮，金铁全都鸣响’。《风赋》说：‘凄惨寒冷，清凉使人抽泣，轰轰如雷声，回旋穿穴而交错’，这就是所说的‘凄凄切切，呼号奋发’。《风赋》说：‘列成万匹马一同奔驰，像千辆车争相追逐，如同钜鹿之战，似同昆阳之役’，这就是所说的‘奔赴敌阵的士兵，口中衔枚快速行走，听不见号令，只听到人马行动的声音’。《风赋》说：‘吹落玉蕊般浓密的花草，使衰桐落下如圭的叶子，掠过桂树之间，猎取芙蓉的精华，吹离蕙草，披拂秦蘅’，这就是所说的‘丰草青绿繁茂，争相滋长；美好的树木葱郁茂盛，令人喜爱；草被风拂过便变色，树木遭风吹过便落叶’。它所说的这些内容，没有一处不是在写风，却把它当作写秋声，错误实在太大了。”况且说声音，不一定真的有声音可听，也不一定真有那种砰磅铿锵之声进入我们的耳朵。所以凡是说秋声，即使白天日光微薄，清凉的夜晚漫长，徘徊在闲庭，辗转于华省，都能够听到秋声。如果一定要等到哀鸿在清晨鸣叫，鹍鸡在夜里歌唱，梧桐凋零，觱栗啼咽，然后才举耳听它，那就已经晚了。譬如看登高的人，他面向那里指点，仿佛能够听到他的笑语，其实还没有听到声音。尊贵的人眼睛一动，抬起下巴，蓑然便得到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表达不曾明说，却已经使人明白。悬挂的琴曾经发出清冷的声音，收藏利刃的人仿佛听见它在怒吼。在庐山山顶听瀑布，离开以后神色仍不安定，心中仿佛还听见砯砰之声而徘徊不宁，这时声音已经远去了。听见雁鸣的人，雁声消失之后仍仿佛留在耳中。所说有声，是无声的终点；无声，是有声的开端。这正是写声音的可贵之处。况且声音所在之处，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听见细微的呼吸、吹拂和叶声，随着万物而兴起。所以写秋声，也就是刘梦得所说的：“惊动绮窗的清晨微风，吹落碧阶上的凉月，撩动塞外的征行，回望闺中的纷乱。”这些也都是声音。我料想欧阳子所居之处不在山中，必定在水边；不在闾巷，必定在田野。外面有篱笆，里面有井栏，床榻、墙壁、织机、梭子，瓶罐、箱笼，虮虱、牲畜，都会发出沨沨的声响。唯独说声音在树间，这不是风又是什么呢？题《图绘宝鉴》后。《图绘宝鉴》共四卷，是元代吴兴夏文彦所著。文彦字士良，就是云间义门夏氏，他的先世大概是吴兴人。这部书谱列历代善于绘画的人，从上古一直到元代；对于求学固然没有什么帮助，但相关说法都记载得很完备。从前王弇州撰写《陶九仍传》，说陶九仍又把古代善于书画的人登记编列，写成《书史会要》和《图绘宝鉴》。我曾怀疑此书本来就是陶九仍所著；然而考察孙作撰写的《南村先生本传》，其中说陶九仍所著的书，世间所传的有《说郛》一百卷、《辍耕录》三十卷、《书史会要》九卷、《四书备遗》二卷，却完全没有《图绘宝鉴》这一书名。后来我曾简略考察此书的叙文，原来是杨维桢所作。叙文说：“吴兴夏氏编成这部书，托他的朋友天台陶九仍拿来给我看。”那么这部书本来就是夏氏所作，不过曾经托陶九仍请杨维桢作了一篇序。王弇州不认识这部书，又辗转听说它同陶九仍有关，却没有考察夏氏，于是便说成是陶九仍所著。事情没有深入考察，错误的源头便被歪曲了，以至于很久都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作者。况且为人作传，也不可以没有真实记录。丁未年书。《西河集》卷六十一。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六十二。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碑记（一）。

译《息县雷迹碑记》。息县城东的祠中有一通雷迹碑，是宋代元祐年间所立的碑。碑在祠堂东廊，高三尺，石面开裂而磨损，字迹剥落残缺，已经无法诵读。大略记载元祐七年辛卯夏六月，巨大的旱灾使数百里禾苗枯焦，突然刮起大风，下了三天大雨。淮河北岸有个船夫叫张乂，正在驾船向前行驶，听到雷声，看见雷火从东北方轰然而来，冲出船只坠落到地上，火气猛烈，旋转起来像车轮，过了很久，仿佛有东西把它抬走。后来察看那片土地，短草被烧灼得像烙印，马毛上的烙痕陷入泥中，圆形直径一寸，轮子有八根辐条，每根辐条末端又分出两岔，共八根而加倍。当天弋阳发生震动，人们认为这就是雷造成的。记事人的姓是张，名字已经模糊消失，不知道究竟是谁，而且碑文也不完整。不过事情很奇异。我游历息县，寄居在祠堂下，祠僧带我拂拭碑石，根据那些模糊的字迹探寻它的意义，于是重新为它写记说：“雷这种东西，先王取它的形象来制作音乐，是崇尚德行的象征；然而也曾借助它来驱除邪恶。所以天地气机舒展，雷雨便产生；雷雨产生，万物才开始发动。因此《系辞》说：‘使万物发动起来，没有比雷更迅速的。’如今天下难道还有听到隆隆雷声却不能警醒而动心的人吗？一发动便振奋，振奋之后便像火焰一样，好像有所看见。所以有智慧的人不必看见斧钺，便已经知道有所畏惧；愚昧的人畏惧威势，就像亲眼看见斧钺一样。因此孔子听到迅雷必然改变脸色，并不是迂腐。雷声振作，正是认识崇尚德行的象征；崇尚德行既有象征，雷迹就是这种象征。那么雷迹不应当湮没，已经很久了。从前稗官小说家记载雷车的事情，涉及荒诞虚妄；李肇补写国史，甚至说雷州有雷楔，每次打雷便能在田间拾到，佩戴它可以驱邪避恶，这还近于穿凿附会。至于元祐年间的这次雷灾，却似乎不是偶然的。我听说建中靖国年间，在宣和殿前树立元祐奸党碑，后来雷神发怒，把碑石击碎。既然把有德之人说成邪党，以至于触犯雷怒，那么雷必定要崇尚德行而不助长邪恶，本来就是如此。这样看来，元祐年间早早立下这块碑，正是有意义的。那么天下看见雷迹而知道感动的人，就不只是元祐年间的人了。有人说：数目定为八，是阴气由此形成。雷在天地间是长子，所以属于少阳而形成阴气。它又分为岔，是把这种道理推演到极致。从太极分岔并推演到极致，没有不分岔的；分岔之德不能专一，所以既用来生成万物，也用来杀伤万物。因此说轩辕是雷雨之神，而八卦以生发为义，难道没有道理吗？《重建赏祊戒定寺址碑记》。自从后梁开平年间大兴古刹，修习戒律，学习禅定，于是越州城西有许多戒定禅寺，赏祊寺就是其中之一。我曾考察赏祊戒定寺，在各座戒定寺中最为雄伟，但过去多次兴废。后梁时，有赏祊善士全允忠，舍弃住宅扩建寺院，另取名为从善寺，但戒定这个名称仍然保留。允忠用象教的仪式装饰金像，从明净宫请来道人邵良主持其中事务。到了宋至道年间，允忠的玄孙仲修出任南昌府教授，他的女婿南昌府太守徐俨的儿子徐踵，置办寺田，准备弘扬祖先的德行、阐发玄妙的佛理。于是天圣六年再次向朝廷请求，皇帝下诏赐予匾额，改名积庆寺，命僧人赵文广主持。但仍然保留戒定之名。到了景祐年间，徐踵和全氏的事迹中，有一个叫昊一的主簿，再次捐舍田地，开始编修寺谱。昊一的孙子九明任后军都督府都督，他的夫人全氏是理宗皇帝太后的妹妹。夫人亲自带着奏疏请求皇帝下诏，淳祐八年，皇帝亲自降诏赐为御书，太后又请求加盖印玺，制成匾额和卷轴，实物收藏在寺中。于是积庆这个名称压过了戒定。到了明代崇祯年间，城西各座戒定寺都毁于兵火，赏祊寺的旧址还可以考察，但寺田和寺谱已经荡然无存。考察元至正年间，寺院毁于兵乱，有个僧人名叫防椿，收起御赐卷轴和寺谱，藏在族人家中。后来到了弘治年间，寺院仍然恢复了戒定之名；徐氏后代还有人寻得原来的寺谱，带回归还寺院，因此有嘉靖十八年刻石记载此事。可惜这些记载后来又湮没了。僧人元润，法名海印，立志恢复寺院，在释迦佛前焚香发愿，要在原来的地方重新建立梁代的戒定寺；但过去徐氏和全氏那样的力量已经不能再有，于是便告知全、徐两家的后代，又告诉善信们不要吝惜一杯之资，向四方募捐。他奔走于桐陵、苕水之间，上下募化，积少成多，辛苦经历了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元年，募资刚刚凑齐，先划定寺址界限，一寸一寸增拓土地，于是营造地基，凡是门、台坪、殿堂、房屋，共占若干亩；东至某处，西至某处，南至某处，北至某处，各处位置都已确定。僧众将要刻石，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作记。萧山毛甡说：“有这样的事吗！这是从梁代经过五代、宋、元、明，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事业。这是刺史的请求、后军都督的恢复、皇帝和太后妃嫔的诏令、名僧和檀越的维持；寺院兴而废，废而又兴；也是它多次改换名称的过程。皇帝、主宰、官员、檀越先前共同兴建它，却不能避免废毁；后来仅凭一个僧人徒步募捐，竟几乎又要兴盛起来，那么还要记载什么呢？也不过是记载兴建它的人能够后继有人罢了。”众人说：“好。”于是我铺陈这些说法，写成这篇记。

译《旌表徐节妇贞节里碑记》。萧山的贞节里，是明代旌表徐节妇所居住的里坊。里坊在儒学以左偏北的位置，转过门户沿水而居，县中旧名为西河里，从前称作甲科家，节妇的居所就在其中。传述节妇事迹的人说：节妇原姓李，是闽县儒学教谕徐公黼的继妻。徐公曾占筮后任泉州晋江县训导，原有妻子周氏，死在晋江；弘治元年【月份日期无考】又娶泉州永宁卫李指挥的女儿，这就是节妇。节妇十八岁，到了第二年，徐公调任闽县教谕，领取任命文书后忽然患重病【传记和志书说是该年六月】；这时距离娶节妇还不到一年。徐公先前有一个儿子，是周氏所生，不是节妇所生。到了这时，他指着那个孩子对节妇说：“萧山距离泉州三千里，我如果不能回来，这孩子怎么办呢？”节妇说：“侍奉您还不到一年，但毕竟已经侍奉您了。我没有立即跟随先夫去死，只因为相隔三千里以及这个孩子；您怎么能说不能回来呢？”徐公当时病势已经十分危急，于是又勉强起身到节妇卧榻之间拜谢她，节妇坐着接受了他的礼拜。此前节妇的父母许婚时，节妇曾料想徐公必将家居闽地，所以才答应婚事。到这时，她担心使父母失望；等徐公去世，节妇又担心父母不允许她回去，便在徐公讣告传到的前一天，暗中派斋生长丁仪去告知父母。县里封存并验看她的箱笥，把她送回县中；她先用钥匙封闭箱笥，然后才把讣告告诉父母。父母察知节妇的心意，大为怨恨，设法诱骗她，但她终究不可夺其志，于是置酒召集宗族亲党，骗节妇说要分别，却把她锁在房中。节妇起身自缢，父母无可奈何，这才听任她去；又召集宗族亲党、姑母、姊妹数十人送她上路，故意放声哭泣，拉着她的衣服同行。这样走了十多里，想要动摇节妇；节妇渐渐服气，眼泪萦绕在眼眶，却丝毫没有动摇。后来船行至傍晚，各自停泊安置，节妇这才仰天连声呼喊道：“天啊，我难道不知道父母和我分别时的悲痛吗？只是想到他们悲痛就会阻碍我前行，而且不能让他们日后有机会思念我。”于是立即犒劳驾船的人，趁夜暗中出发，不让送行者察觉，终于扶着两具棺材，带着一个孤儿回到萧山。当时兵部尚书、钱塘人洪君任福建布政使，查访到这件事，便发公文命萧山县令抚恤她。节妇于是修建墓穴，安葬丈夫和周氏，修葺旧居；除寒食节扫墓之外，双脚不踏入闺门一步，每天纺纱织布，直到在灯下纺完很多才睡觉，醒来便立即起身点灯照旧纺织。有人问她，她说：“劳累就少些思虑。”盛夏也不穿单衣，衣服一定重叠穿着。她所住的地方建了一座小阁，每次沐浴都要带着浴盘进入阁中，然后拆去上阁的梯子；那梯子有两根竹竿、若干横级。后来她所抚养的儿子去世，留下两个还在襁褓中的孙子，她又抚养他们；不久孙媳妇去世，留下一个襁褓中的曾孙，她又抚养他。正德丙子年，知县伍希周上报此事，监察官吏奖励她的家门。嘉靖庚寅年，郡司马孔君代理县政，上报各台官时，节妇已经六十岁。嘉靖十年辛卯，知县张选接续前人之事，向台使者请示。于是台使者向朝廷请示，诏令下来，表彰她的家门。恰逢张选因调任离去，知县萧敬德接着奉行此事，领取礼部勘合，世代免除她家的赋役，并敕令县里磨石立碑。又仿照魏孝烈的勘合，优待她的子孙，免除四丁的人口和田赋。后来大司马赵君原先任侍御史，巡按浙江时命令有关官员，终身每月发给米粮，冬夏发给布帛，各有等级。到嘉靖四十三年，她八十八岁，距离丈夫去世已经六十九年，才去世。邑中致仕御史翁五伦为她撰写志铭。山阴工部郎黄猷吉为她作传。从《浙江通志》以下，直到郡县学志，都有记载。到崇祯二年，知县陈振豪才把她所居的里命名为贞节里，并在儒学左侧三元楼旁立碑。当时节妇的第五代孙晋台公明征被乡里举荐，又过了十五年，邑人毛甡与节妇第六代孙芳声、芳烈交好，于是为此作记。毛甡说：我见过本县游学求学的人很多，他们阅读孔子的书，修习阐明尧、汤、伊尹、吕尚的道理，接受各种品行的教诲，却不能凭其中一行而扬名。况且居住在里中的人，都是过去考中甲科的家族，门第相望，足以在乡人面前夸耀施展；等到死后，却不能在乡里巷陌中留下称誉，野草陈根年年衰败荣枯，叫起这个里名，也没有任何改变。唉，这件事足以使人振奋了。有人说：《周书》说“表彰他的住宅和里巷，旌表他的家门”，而绰楔就是表彰住宅，立碑并命名乡里，就是表彰里巷。三代以后没有表彰里巷的惯例，而且这种事也偶尔并不多见。汉代称为郑公乡，也不是典章规定的惯例。然而即使是这种私下的表彰也不能滥用，可见当时对此多么慎重。萧山又有夏孝乡，是晋代夏孝子居住的地方，在城南；它和节妇的贞节里都载在志书中。

译永兴道藏椟碑记 我曾考察《周官》：蜡氏掌管清除暴露的尸骨，遇到客死道路上的人，就把他埋葬，并在旁边放置木牌，大书年月；还把他的衣服和随身器物悬挂在有地位的官员那里，等待他的亲人来认领。汉代制度较为简略，但也有发给棺椟、送还故乡的诏令。世道渐渐衰败以后，重视活人而轻视死人，于是有暴露尸骨而不加掩埋的，有迁移棺椟却不能送回故乡、弃置而来不及埋葬的，也有捐资却不能救济其灾难的。王政的多处废弛，也是仁爱情感没有充分施行的结果。永兴道上往来的人很多，暴露的棺椟从望京门楼一直到江边，平坦荒凉的沙地上，道路左边蜿蜒排列着许多无主棺椟。我曾想到，棺木中的人，也正是道路上被车毂碾轧、往来的行人。人们出门谋生，往往多有疾病；一旦发生意外，家中黄口小儿牵衣，白发老人倚门，仰望苍天，却不知亲人生死；最后竟使骨肉坠落在地，渐渐浸泡在草木之间，衣裳、绞袜全都化为尘埃，随野马飘散。那些幸运而得到棺木的人，尚且还被弃置在这片土地上，寒风野火之中，难道没有怨恨悲伤吗？道路上疾病很多，是上天运行所造成的；但让死者埋葬在当地而不能有所归属，是邑大夫以下官员的责任。长河是前来应举的孝廉义士，捐出百金，准备收集各处棺椟，建造葬所安置，县令黄公又削减俸禄帮助完成此事。只是这件事必须按次序逐步兴办。划出平坦开阔的地面，上面覆盖、下面填筑，分成五楹，层层修建，开辟得像屋梁一样；四周环绕四楹，中间放置木牌和棺椟，并在其上按鳞片般排列，中央供奉大士，由募来的僧人看守。大体已经建成了，但是开闭看守、蓄积修缮，有时还要按时修理拆换；而且覆盖、收藏棺椟需要给木材涂油、烧漆，旁及钱币器具，日子长、月份久，处处都要花费。县令最初创办它，乡里的缙绅士民后来共同承接，这是出于人情。过去周文王建造灵台，挖出陈年尸骨，文王命令将其埋葬，六州的人都传诵此事。唐代节度使刘昌埋葬泾原将士，把此事上奏朝廷，朝廷发给衣物、赐给坟墓；夜里梦见将士的人，将士们各自前来道谢。县令是有土地之责的官员，或许他并不求报答，但报答自然会到来，人不能推辞。救济他人可以得到福报，这是神道；鬼已经接近神，能够救济鬼魂，难道不更能得到福报吗？王政本来没有固定的形式，给予仁爱以使人得到保全，至于由此得到福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于是合计准备两块磨石，其中一块等待乡绅士民登第的月份和日期来记载守护之人，并用所余资财逐渐承担各项费用，于是作颂说：永兴道上，有人显露出棺椟，将它们收藏安置，以此等待并均分你的福报。白龟圃记 中州讲求理学的人有两位，在河南的是上蔡张先生。先生与征君孙钟元交往。征君家在信都，却在故卫的凡城讲学，那里在河北。我曾想渡河去拜访他，却没能赶上。己酉年，我为躲避仇人到了淮西。正值淮西守金公修饰书信、准备礼物，亲自清理旧日营建的天中书院，张挂帷幕、设置灯火，准备到上蔡迎接先生。我有幸在这时应当能见到这位所谓河南张先生，但部使巡按旧藩，清查废弃的采地，巡视汝南、南阳一带，车辆马蹄和仪仗导从在道路上络绎不绝。等到他住进清理好的书院，我也恰好向南而去，于是终究没有带着礼物见到他。第二年，我又来到淮西，西和县令夏令曾任蔡地长官，正要经过上蔡，便去拜访先生的居所。我谋划同他一起前往，但夏令不能等待我。夏令回来告诉我：“先生正在家中读《易》，建了一个园子并在其中盖了屋子，题名为白龟，请你作记。”我听说先生家有蓍台，那就是包牺氏画卦的地方。过去包牺氏画卦时，有一只白龟拖着图从河边出现，于是祈求蓍草，后来便把那座台题名为蓍台。三代时职方官直到把他的邦国标志出来，因而称为蔡。先生如今正从画卦取义，从卦象铺陈文章，若不是神异之物，谁能与之相识呢？所以六龟所掌管的征兆，有的如雷，有的如猎，各自按照方位和颜色来辨别、确定事物的名称。雷对应白色，名称上叫作皦，方位上属于西方。先天八卦的西方，难道不是坎吗？文明的发生以天一为征兆，后天八卦的西方，难道不是兑吗？生成广大，直到少女，所以开合既已完备，开始以白为征兆，也终于归于白。大概华美的文采，是继起的象征；然而它又先于万物而离去、消除痕迹，所以守持贞白比守持玄黑更为尊贵。推究开始，返回终结，归结于没有终结，这或许就是先生读《易》的微妙义理吧？孙征君说：“先生自己曾说：‘我眼前所处的土地，本来就有不能让给尧舜的地方。’这样看来，先生成为包牺已经很久了。”我先前因为躲避仇人到了湖西，曾三次进入湖西讲堂，以此考证我过去从姚江、蕺山听到的学说。如今又因为躲避仇人，得到机会为先生作圃记。假如躲避仇人没有尽头，我一定要到先生的园圃去，并且渡河而去，向征君质问，以尽力探求先生读《易》的意义。于是作辞说：天门开启，这就称为包牺。他察看百姓、兴起万物，以神明之德斋戒，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它们与土地的相宜之处。蓍草生在陆地，蔡龟浮出河中。过了千百年，神灵把这些幽闭起来。看着那玄妙的纹理，尚且使它的文辞受到阻滞。谁是那白色的介甲，游行而来？波水、离火化为万物，归属而复归于雷。表明水而成为泽，以生成万物的资质，随着时势转变回应，彰显在神奇的蓍草上。只有我先生，竟然生在蓍台之地，继承包牺而兴起，正当逢遇其时。编联的竹简已经接续，樊篱围成的园圃成为居所。观察卦象，观察法则，白龟又回来了。

译重建息县儒学大成殿碑记 《礼》说：凡是开始建立学校，必定要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礼。我不知道三代以前所称的先师是谁。此后便以孔子为先师。所以过去称作孔子庙庭，也有把孔子封爵为文宣王，称作文宣王庙的。过了很久，才改称大成殿、先师殿。息县设立学校，可以记载的起始，是宋代庆历年间；当时天子正爱好文治，开始采纳范仲淹关于兴建学校的建议。至于先师殿五间，则是在元至元二十五年重新创建的，后来迟疑拖延，经历明代三百年，一直到我朝。本朝开国建立学校之初，增修过八次，改修过四次，或许可以相互延续、修补，不至于坍塌，却没想到它竟然到了将要倾圮的地步。康熙七年夏天，大水横流，越出河道，夹着城墙奔涌，殿宇和两侧廊庑都塌毁了。人们捧出神像，住进庐舍，屋上的椽、瓦、石片散落，无法拾取。春秋举行祭祀，舍菜明禋，趋走进退、执事行礼的人背负星光而来。县令刘君、县丞夏君、县尉章君、学博张君，在行礼的间隙彼此相视叹息，谋划恢复这座大殿。适逢弟子员中有资格参加祭祀、名列有司登记的人，都参与其中。于是何子朝宗、王子复旦、全子嘉嗣、黄子锡珍等人起而发誓修复，书面估量工程，计算材料、考虑功程，约定费用若干金。刘君捐出若干金首先倡导，县丞夏君则愿意把历年以来所得俸禄全部捐出，共计若干金，并且负责统领劳役。学博以及荐绅、诸生，各自捐款多少不等。工程始于康熙八年五月，至九年六月，共一年完工。从大殿庭院、廊庑、大门到照壁，依次题写标记；木工装饰有层层的曲木和凸起的柱子，屋瓦飞翔、椽头高举、台阶平整，门扇合拢，砖面有纹饰，雕刻并涂彩。学宫从侧面开启，照壁门两扇，东西设棂星门，增建两座阙门，整齐延展，气势宏敞。计算日期，准备安妥神位，并告知众人将要迅速前来行礼。先把石碑装饰好，用来记载事情的始末，备作记事之用。《春秋传》说：“郑国人到学校游览，于是可以议论执政者的好坏。”执政者的好坏，和学校有什么关系呢？只是我听说，汉代文翁任职时，曾在成都市中私自设置学校，这并不是遵循汉代的诏令。宋代胡瑗自己建造斋舍，当时也还没有实行文正公关于建立郡县学校的建议；后来两位公卿倡导实行，朝廷才把学校的格式下发郡县，最终著为法令。如今学校的建立虽然遵循前代制度，但因为天下刚刚平定，来不及修举，所以一旦学校废坏，博士不必向师长报告，师氏不必向邑长请示，邑长不必报告台使，台使也不必把事情上报朝廷；而邑长以下的官员竟能不怕叹息劳苦，筹划使它完成，上面不耗费国库，下面不剥削百姓，这已经很难得了。何况学校兴废之事时常发生。古人不是说过吗：“论堂有庭院，连接到园圃草地；三馆的门，仍然是论堂的门，不过一年便恢复如故，难道偏偏没听说过学校吗？”进修学业不能松弛，振兴事业的功效若不增长便会衰落；从前的增修，是今天日益更新的凭借；今天的创兴，是震动后来者的凭借。这样看来，悠闲安逸还不能称为功业，而风雨反倒不足以成为祸患。接下来就可以有所期待了。大殿面向南方，南面正对淮水；城的龙门，唐代曾列植柏树四株。北面背靠湖水，旧有明伦堂五间、尊经阁三间、仓厫、射圃、斋房各三间，敬一亭三间，都已长期废弃，尚未恢复。把这些留在殿后，等待后来继续完成的人。萧山毛甡作文说：啊，三代最初建立学校，九房之人进入宫门；到了男邦，大清早入朝奏事，尊崇先师。汉、唐以来直到现在，都只尊奉尼山孔子；启发蒙昧、振兴教化，像太阳初升那样光明。用祼瓒之礼报答他，用钟镛之乐享祀他。诸生按时在这里学习礼仪，日月积累之后，风雨从天而降，震撼这座殿宇，使梁木漂浮在急流大水之中。谁来兴建它？这是长官赞助的功劳；又是谁来完成它？师儒共同出力，广纳才俊、广植人才，以木匠和工役施工，勤勉选拔人才，然后资助修筑墙垣；红色的栌和椽，雕刻山形的木料，碧色的钱纹装饰窗户，黄金制成窗钩。这里承载尧的文章、禹的音乐，颜回的和顺、曾参的恭敬；九筵、七筵，周围宽广而有余地。长吏以及束脩自身的诸生，个个神采奕奕，将来都要成为蛟龙；朱红的盾牌可以执持，青色的美石可以琢磨。把这些传布给后来的人，使光明永远不尽。洞神宫记 会稽人冯经在齐郡以制举争强二十年，却一直不得志，于是离去游历嵩山、洛阳一带。同乡章贞被贬谪到荥阳，寄信给我说：“有位仙源君来了，准备把洞神宫托付给你作文。”我还不知道仙源君是谁，后来才知道就是冯经。想到冯经居住在齐郡很久，曾七次登临泰山。难道那里是天孙的区域，足以栖息神灵，所以覆盖他的坛场并建成宫殿吗？冯经说：“不是这样。会稽山是东南的福地。过去大禹把会稽计功的图藏在那里，称为苗龙；周代职方氏又把扬州的镇山封在那座山上。山中有神山，神山前面叫罏峰，旁边叫阳明洞，曲折蜿蜒，泉水潺潺，这就是洞神宫的根基。”我奇怪冯经本来以制举争强，正要拿文章驰骋天下，却忽然做起这种践虚蹈远的事情，一定有他的说法。冯经说：“我曾经看过趵突泉。趵突泉是齐郡七十二泉之一，上面有吕仙祠。吕仙就是纯阳，世人常常向他祈祷、求梦占卜。我当时正要洁身向掌梦神禀告，正值我想让自己的文章迅速显名于当世，却因为未能立即显现而决定了将要走的方向；似乎有东西挟持着我奔走掠过。水势四处澎湃，浩荡无边，仿佛有东西在鼓动起来，声势轰响。” 我听见声音像惊雷，忽然看见神人在连绵的平地上安居，便对他说了新的诀语，命令他抛弃旧业。于是我赶快改换姓名，答应终身跟从他；这就是如今所称的仙源。”游历物外的人，轻易离开自己的乡土；仙源由此出世。应制科考试、遨游青州齐地二十年，一旦因为不得志而使心神飞举，便回到旧日山麓，重新谋求安息、选择良辰的地方。假如这就是所谓归来，难道不正是与万物共同终始吗？这样看来，我喜欢远游，诵读《涉江》，听到仙源的话以后所产生的感慨，也就可以明白了。宫在镇宫左边、禹井北面，秘殿横跨山崖，高出楼台，张设枌木斗栱，雕刻得光彩奕奕，追求华美。瑶坛高高隆起，种着香草；旁边有丹灶，准备等待炼丹，在其中塑画仙人形貌，以报答他梦中的启示。题名为《洞神仙源君》，并附从于此。不过我又听仙源说，他曾从少室山回来，在路上遇见一位僧人，传授给他丹经。我私下猜想，这位僧人是仙人幻化而成；这样看来，仙人似乎也是到处存在、没有固定住所的，就像月亮和太阳一样。

译山阴上方山长生庵碑记 长生庵在山阴上方山脚下，是比丘尼慈修所创建的。尼姑原本是名门之女，十八岁时丈夫去世，又没有子嗣。娘家因为她没有子嗣，谋划夺取她的财产，她不同意，便闭门纺线织麻，共八年。有一天，她忽然哭着辞别父母，自己剪去头发，放开双足，发誓做尼姑。有人问她，她说：“我痛惜自己的生命。”然而按理又不能改嫁他人，阿蓝理又使她势必不能再回家居住。于是她拿出纺织所得的余钱，建了一间小屋居住。这时，她的家人想要夺去她志向的念头才稍稍平息。又过了十年，尼姑说：“我活了十七年，侍奉丈夫一年，纺线织麻八年，做尼姑十年，共三十六年。我的一生也算长了。”于是就在所建的居所基础上扩建，使它宽广起来，粉刷墙壁，涂饰台阶，逐渐修剪拓展，在其中供养佛母，旁边再建一楹供自己居住。前后有僧房、厕所、园地、林麓，各有相应安排，取名长生庵。她便派女奴走过百里路，请亲戚作中介，到西河先生门下请求为她作记，并且说：“凡是作记，都是为了堵塞那些想要虐待妇女、夺取她们所有物的人。我听说尼姑原本是名门之女，所嫁的又是名门望族。以名门之女嫁给名门望族做妇人，难道还会有什么不愿意而要做尼姑的乐趣吗？” 然而她做尼姑仍没有厌倦之心，难道是花氏的城果真能够使人悟道、空明之境就在眼前，于是女子之身也可以得到超度吗？实在是因为禅定而心志专一，心就不会被夺；尼姑入定而志向专一，志就不会被夺。这样看来，尼姑正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夺走她的志向，才有了这样的生命。况且尼姑所得的生命也算幸运。十八岁以前没有死去，又过了十八年，没想到自己还没有死；那么从今以后，也不过是像这十八年一样继续下去罢了。佛教的教义，必定要达到无生的境界，然后才达到生生不息；尼姑不就是这样的人吗？而且“生”这个字，表示姓氏。由所生之人便承受其姓，尼姑却将要没有姓了。《阿含经》说：“四条河流汇入大海，不再有河流的名称；四种姓氏进入佛门，也就没有姓氏了。”尼姑本来是名门之女，又是名门之妇，到了她所到之处，以尼姑之名经历三十六年；她既然活得长久，最终却不能凭借姓氏而存在，这就是尼姑必然不受出生姓氏限制的证明。既然已经不受出生姓氏限制，那么凡是有姓氏的人，又怎么能挟持自己的出生来约束她呢？”于是为她作记，记说：遮蔽在碧绿的山麓，开辟出清净的福田；有一位遗世之人，作为女尼在此奉佛。黄檗树栖着红莲，依凭未亡之身，留下余生；以短暂的光阴当作长生，生命如何？唯有永远坚贞。读画楼藏画记 喜爱文章的人一定也喜爱绘画，绘画和文章是相通的。司马子长称说有写生的画家，而长卿的《子虚赋》竟想用“何有”之人摹写意态，这不就是绘画吗？只是喜爱绘画还不够深。如今最酷爱绘画的人，要数周先生。先生潜心喜爱绘画共若干年，拿着钱到四方搜购；凡是善于绘画的人，都招致而来，海内没有遗漏。画作多得用牛拉车、用车载运，每年得到若干箱，每箱有若干捆。换过一年，便把那些不合心意的删去若干，于是为画作甲乙等级；有的降若干级，有的乙等升为甲等。甲等画于是装裱成若干画册，尚未成册的有若干纸、若干绢。自隆庆、万历以后直到如今若干年间，有善画而著名的人，合计若干人。又有些虽没有画名却能作文，或是荐绅大夫，或是隐居君子，愿意偶然为先生作画而进入妙境的，也有若干人。所画的山川、云物、人马、花树、竹石、鸟禽、虫鱼，以及吹嘘荣枯、冬春凄清明丽、若有若无的景境，共有若干种。画法有仿古、摹旧，有唐、宋、元的风格，有倪瓒、黄公望，有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有范宽、李成、夏珪、马远，有文待诏、董宗伯；所取法的名家若干，规模体制若干。所有题字，有楷书，有行书，有大如手指的，有细如毫毛的；有题在上下方的，有写在左右的；有诗歌、记、序，也有品评文章，凡若干则，共若干字，全都合并收藏在一座楼中，取名读画楼。绘画和文章是相通的。先生说：“我把文章当作绘画，所以给楼取名为读画。”戊申年秋天，我从江上去拜访先生，先生拿出画册让我阅读。我读着它，仿佛生动地游历在板桐之间，又仿佛振翅飞翔于辽阔的天空，在九环与十洲之间徘徊。我为了躲避仇人而出走，所到之处都在名山胜水之间游览登临，但大多时候还是居住在墙壁之内。假如赵岐当年被困在墙壁中十年，得到这样的画来阅读，那么他所著的书就不只是解释《孟子》七篇了；而我如今困顿地住在廊下，若早些得到机会藏身读画楼，读先生的画册，一定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胸腹郁结、头发焦枯、颈项干槁，车子拖着脚跟、衣服像猪圈一样破旧。然而，读画所产生的感动，原来就是这样不可停止。有人说：“先生遭逢祸难时，拿出陈待诏的画若干幅赠给友人，又在画旁题了两首诗，眷恋悲怆，好像割舍自己的私爱；那情形如同剜取肝肾、剖析手指脚爪，回头顾盼而疼痛不已，不能置之不顾。”先生遭受的祸难确实太深了。前有虎视眈眈，后有狼顾逼迫，像把赤裸的肉投入沸腾的锅汤，即使强健无畏的人，也来不及顾前顾后、徘徊踯躅。唯独先生还津津有味地留心于画法中斡旋皴擦、渲染丹青、描绘涂饰等琐屑之事，毫不把它放下。那么，先生写文章又怎么样呢？先生号栎园，名亮工，是大梁人。当世善于写文章的人，都推重他为“栎下先生”。画中人物纷纷众多，不能详知姓名。先生说：“把这些记下来。”毛甡记。

译息县丞防壁勒石记 我游历息县时，听说息县县丞的名声，便怀揣名帖进入县门，寻找所谓县丞的防事，却没有找到。县市东边有一处租来的住屋，喧闹而低矮，门仅能容马通过，马头已经接近庭院，无法转身。县丞撤下自己凭靠的案几，拿出饭菜，宴请宾客；随后又用搏击、摘取、投掷等游戏器具来娱乐他们，圆的、方的器具杂乱交错。接着又撤掉案下的饭菜，送走宾客。过些日子我再经过那里，情形又不同了：有时把饭菜搬到榻前，彼此作揖谦让，饮酒进食。再过些日子我又经过那里，情形又不同了：有时拉我上马，走遍各位名士往来居住的人家，天天更换地方。这样过了数月才停止。原先，县丞本来在县堂东边有一处防事，但年代久了已经将要坍塌。县丞写好文状，希望恢复原来的防事，郡里已经把他的文状下发，只是查看各处仓库都没有多余的官钱，向百姓征钱又不可以，于是搁置了他的文状。恰逢朝廷议论分设海澄军，把由七闽返回的人安置在汝南、南阳之间屯田，任由他们开垦荒地，官府供给房屋和居所，于是修筑墙垣、设置栅栏、烧制土砖、挖井。县丞请求担任监工，想趁此机会登记余下的材料，或许可以在旧址恢复防事，最终却没有做到。庚戌年秋天，我再次游历汝南，息县名士曹子铸、王子复旦各自寄信来，请我为县丞作防事记。我高兴地说：“县丞已经重新有防事了吗？” 这是哪一个月、哪一天？凭借什么而得到这座防事？它在什么地方？于是我索要他恢复防事的文状。过了五天，他们又寄信说：“唉！这就是先前所说撤下案几、拿出饭菜的地方，也就是所说经常迁移宴饮地点的地方。如今有道德的长官出门，在树下休息，这只是偶然的事；人们谈起这棵树，却仿佛长官终身居住在那里，说‘这是这位长官的住所’。况且人登山四处眺望，默默然心中感伤，起初并不是有意选择这个地方；但后来眺望那座山的人，仰面泪流，以为这是这位长官游览过的山。何况县丞在这里居住了多年呢？县丞爱护百姓十分迫切，每天和百姓在庭院里游乐；仰慕士人十分深厚，每天和士人在房中吟诵；喜爱宾客十分真挚，每天和宾客在这里饮酒用饭，人们不能忘记县丞的恩德，他的风流也留存在这座堂中。县丞虽然离去，后来还可能有人在这里祭祀他；若说这不是县丞的防事，难道可以吗？况且县丞又有什么政务可做呢？从前的县丞无事不承办，如今的县丞只承办粮务。从前的县丞承办粮务而且亲自经手粮食，如今的县丞承办粮务却不亲自经手粮食。这样看来，县丞到了今天，即使有防事，也没有听事办公的人；既然没有防事，却有人说它有防事，难道反而过分吗？而且还可以借此教化后来那些拥有防事的长官。” 我说：“既然如此，请把这件事记在石碑上，嵌入墙壁。”县丞姓夏，名声，字广，是秦浙以东东嘉人。他由司理左迁补任现职，性情喜欢饮酒，擅长作诗，著作有《莲渚诗集》。他前后曾代理上蔡县令，上蔡人感念他的恩德，便刻石记载。《西河集》卷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西河集》卷六十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碑记（二） 越王峥创置寺田碑记 越王峥，是越王勾践栖居会稽的地方。它在山阴县东部。元至正年间，有位瓯兜禅师从钱塘来，他的师父雪庭授给他一件橙色物品，嘱咐他说：“应当向着月亮行走。”他渡过钱塘江后，听说越王峥的名字，说：“师父的命令就是指这里。”于是便在山顶结茅而居，并在这里留下遗蜕。到了明万历十六年，盐官莺窠顶的僧人有宝峰，和他的弟子慈舟开山凿石，架设木材并环绕竹篱，建造了若干精舍。前面祭祀越王，又把瓯兜留下的遗蜕装饰在其中；并请求大藏经各经，设置宝坊收藏。传了两代便渐渐衰落，遇上年岁饥荒，每天经过殿堂的行旅商人越来越多，僧人们供给饭食，接待如同休粮修行。远明禅师于是向各位施主募捐，创建、置办若干亩寺田，以补充舍施的不足。僧人化缘礼佛，建造大香积，担心最终成为空愿；而儒家拒绝佛教，则一定会把不耕作而吃饭看作伊蒲塞的罪案。若能依山耕种，经营家产，不必劳烦僧人携带瓶钵，而福田常常充足，那么也就是僧门和施主海共同认可的事情，应当由当世守护者来承当。因此应众人请求，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寺田的亩数、字数和化主的姓氏，依例列在下面。琴室勒石记 嵩高山中有许多穴居者。当地土质黏实而没有石头，人们凿穿土层横向开洞，曲折相连、内部空旷，像厅堂、像房屋；在横向的墙面上开孔取光，俗称土窟，就是这种建筑。只是洞穴旁边不用瓦片和砖石支撑，山崖覆盖在上面，厚度仅有一尺左右。上面可以锄地种植，下面却没有椽木支承，居住其中的人很少得病。崇祯壬午年，土寇李济宇在洛阳抵抗闯王，占据少室山南面，称作御寨，并诱骗杀害少室山的僧人，将其全部剃发；嵩高山左右的墓穴宅舍，于是都在同泰北面发现了两穴相连的洞穴，像环中相通，没有藏物，内外曲折，以土门相合，门石上刻着“琴室”二字，但实际上并没有琴。相传土寇曾在室中得到两个铜盎，一个里面装着五枚开元、天宝铜钱，另一个盛着浅水，搅动也没有发现东西，便立即丢下离去。康熙四年，颍川戴尊师长期居住崧阳，发现这个洞穴后搬进去居住，在旁边开一扇窗来面对长松，引一股小水到门口，设置几案、开辟炉灶，凿造两张石琴藏在其中。我游历少室山，在少林寺后院遇到尊师；他于是邀请我到洞室中，请我记载这件事。我读《水经注》记载：颍上葛陵北面有楚王瑟城，瑟就是琴；楚人称坟墓为琴，六安的大坟旧名公琴，就是皋陶墓。那么，这座洞室取名为琴，或许是因为洞室本来接近坟墓，就像古代的墓楼；又或者是因为它有类似坟墓的形状，才这样命名呢？戴经说：“既然已经取名为琴，那么因而在其中收藏琴，又有什么过错呢？”于是命令戴经弹琴，毛甡作词，词说：“洞穴啊，吟咏的琴声，有石头发出清冷的声响，幽暗中泠泠作响，如同戴逵的琴。” 埂头茶亭勒石记 会稽二十八都叫埂头，剡川的道路经过这里。崇祯年间，商君周嗣创建茶亭，在路旁用竹子围出场地，请僧人每天在那里煮茶，供给行人。后来商君因国事而死，人们哀悼商君的死亡，又悲伤茶亭废弃，便想要兴复这座茶亭；只是亭址原来的版筑已经被收藏起来。商君的连襟傅氏，过了二十年，到如今商君的妻子胡氏愿意续成前人的志愿，于是与女弟商议，重新清理旧址，请僧人心空再建茶亭。但她唯恐后来有人侵占，便请求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即使如此，天下那些能够为国事而死、像商君一样喜好善行的人，那些不忘前人志愿、善于成就事业的人，以及像商君妻子一样能够完成施予的人，看到他们留下的事物，谁不想恢复它，又怎么忍心侵占它呢？某月某日刻石。

译志雪堂记 周子在西村读书，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志雪堂，古今书籍、史书和图画都收藏在其中。四周环绕田埂作为篱笆，中间夹杂着竖立的墙垣。窗户空旷，引来光线；轩台平坦，与阴凉处相接。栏杆移动，积尘落瓦；修饰漏窗，池中鱼鳞般跃动，山上鸟类等待时机飞翔。时常有新花停留红色，上下四时杂植花木，浓绿仿佛洒落在这里。周子环顾而叹息，并且说：“我唯独不能得到毛甡来作记罢了。”恰逢毛甡回乡，经过堂中饮酒，酒意上来，拿起笔仿佛有所感触。过去孔融推荐祢衡的表文中说：“忠诚果敢、正直，志向怀抱霜雪。”以周子的资质，纯粹地向往道义，怎么会难以用孔子、孟子遗留下来的品行磨砺他的志向？却反而只因感情而标榜，几乎和狂生相同；难道韩愈的堂不废除醉白，诸葛亮没有遇到贤主就先谈论权势吗？大概也是有所取舍的。人的不洁实在太严重了，污浊沾染在形貌之上，污垢没有洗净，各种行为又算是什么东西，能够借来作为洗涤之物呢？我听说谢生作《雪赋》，假托枚叔作歌词，甚至说白羽、白玉都没有可以比拟的东西；阴气凝结而飘雪，却不能使它的洁白昏暗。韩愈赴裴尚书宴会，席间有人指着雪而慷慨作诗，也说：“从天而降何曾污秽，比照内心明亮得可以照耀。” 这样看来，天下只有雪不会受到任何牵累，志向于此而已。周子正值少年，承袭家门传统；他家中进入承明、掌管诏令的人，正要在良好时机策划功业，成为风云人物，而周子反而立下这样的志向。有人说：“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崇尚高洁、自我欣喜，而不屑于追求骠骑将军那样的功名？”然而第五伦的名声已经很久远了。袁夏甫家世代担任公卿辅弼，建造房屋只是为了遮蔽身体，而彭城的事业也借此没有坠落。周子难道真的要和正平争论高尚与否吗？《雪赋》说：“放纵心志而浩然，何必忧虑，何必经营。”韩愈说：“隐藏瑕疵，增高而不危险。”这就是所谓志在雪洁。特旌诰赠汤母赵恭人崇祀祠记。我经过睢阳，询问过去所称乐羊子妻的遗迹，却没有找到。后来回到江边，睢州人汤斌拿着为其母恭人举行崇祀的事状给我看，并且请我作文。我读完后叹息说：“唉，哪里一定要说乐羊子妻呢！”恭人姓赵，明崇祯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李自成攻陷睢州，恭人坚持义节，不肯受辱而死。顺治五年，睢州人上报此事，河南提学佥事李震成命知睢州事房星在旧居东面建祠。顺治十三年，她的儿子汤斌由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升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整饬潼关兵备，兼任分巡关内道，恭人被赠封。顺治十七年，巡按御史李粹然向朝廷请求……”},{ 朝廷在她家门上悬挂旌表。此年，知睢州事戴斌认为原有祠堂狭小低洼，于是改建成现在的祠堂。我过去经过睢州时，睢州人也有人谈到恭人死于贼乱的事情：贼兵进入城中，恭人把衣襟拧结起来，进入房间；她的族人中有不明白她心意的，把她解下来放入井中。井是干的，她担心贼兵大举到来，便绕着井驱逐他们。恭人呵斥他们，他们也不听；她便随手捡起倒下的器物，提着贼兵说：“你们身为国家的赤子，却要做贼吗？不要以为我软弱，我死后做鬼也一定刚健！我看你们就要被彻底消灭了！”贼兵大怒，用刀拦截逼迫她，于是终于用刀杀害了她。城池还没有陷落时，前两天贼兵已经攻破开封的西华，攻破陈州，又攻破太康。太康距离睢州九十里；她的儿子年幼，曾跟随母亲学习，夜里制作防卫用具并读书[“共防脂读”一语疑有讹误]。到这时，她把儿子送到城北跟随伯父学习；等儿子回来时，城门已经关闭。父亲登上城墙哭泣，恭人捶胸说：“事情已经迫在眉睫，难道不立即替婆母谋划，反而为这个幼儿哭泣吗？况且贼兵所到之处只是城池，离开城池一定能够免难，这道理很容易明白。先前我把儿子送到城北去学习，并不是要向君子诵说我的心意[此句文意及‘君子’所指不明]。”她让儿子离开这里前往龙塘，儿子得以免难。事情发生以后，恭人才站起来缝制襁褓和衣物，催促丈夫背着婆母藏入芦苇丛中，又把所储蓄的防卫物资收拢成鸱囊[“纫襁襡”“敛防蓄为鸱囊”疑有讹误]。芦苇遮蔽之处浅而容易泄露，她估量不能使众人全部保全，便请丈夫只奉养老母而已[末数句层次及“苇蔽浅泄”文意疑有讹误]。她留下来，善于用言辞安慰婆婆，并且说贼势正处于[“荐处”原文疑有讹误]，不应久留，带上三天的干粮就可以免祸。三天以后，贼军迁往宁陵而去，果然得以免难。我听到这些话后，曾说：恭人并不只是能够舍生取义，也是贤明而有智慧的人。如今读到她的事迹，才知道恭人读书而通晓大义，原来由来已久。娄东吴伟业、容城孙奇逢各自为她作传，这里不再详细记载，只记述她为守节而死的事情。睢州人又说：恭人死时，贼军攻打开封而不能攻下，开封守军掘开河堤，用河水灌击贼军；河道大幅改道，洪水浩荡，冲毁了城郭和房舍。恭人的灵柩和灵堂被水淹没。每年禁日，她的儿子都在水边临水哭号；阴云寒雨兴起，四面聚集，直到天明，随着水波在泥泞中[“防泞”原文疑有讹误]，震惊悲痛，昼夜不息。睢州人每逢这一天，都闭门凄然悲痛，和停止祭社相比，她的神灵感应就是这样。康熙七年，萧山毛甡感念母亲的事迹，拜了两拜，叩头并作诗记述此事。他的诗说：“没有看见谷丘的乐羊子，他的妻子奉养婆婆，采摘甘美的食物；一旦竟然被贼人杀死。”我曾经经过那里，双泪直流，想要凭吊她死去的地方，却悲伤得无从下手。当地人指给我看，说如今睢州有位翰林的母亲曾经为守节而死，她的光明正大足以和乐羊的妻子相比；她的节烈声名应当刻在葵丘的石上，制作碑碣，书写她的美德事迹，并在螭首碑额上刻写诏敕，建立赐建的祠堂[“风烈葵丘之石作碑碣，书其懿迹，螭首崇勅赐建祠”原文疑有串讹或脱误]。祠堂在里门东面。每年寒食时节，梨花红艳；挑着浆水、洒着甜酒，常常担心来不及。当日睢阳城溃败，盗贼隔断城池，母子不能相见。阿母入闱，正遇雉经之厄，幸得救出；从枯井中出来，井也随之填平。贼兵来到，她呵斥盗贼，贼人顿时惊惧，长刀夹着耳边落下，纷纷如雪。她在濯锦池边洗去寒冷的血迹，翰林连夜呼喊亲人不停；想到堂上还有严厉的父亲，愿意奉养母亲并报答恩德，希望凭这一重大节义让上面听闻。如今汤翰林因病休假，曾经出任关内，翻越蕃岭的阴面；拂衣归家省亲，保全了最初的心愿。我思念翰林而不得相见，忽然在江南相遇，眼泪像霰雪一样落下。他自己说母亲饥饿时卖掉钗钿，奉养婆母，私下里只能满足于糠食；熄灭烛火，教儿子诵读古书。中原苦于战争，首先苦于荒年，于是使贤母永远与儿子诀别。我听到这些话，也流下血泪。小人有亲人，贤明而且有德，却不能教育儿子，只能走遍道路。每天盼望西陵旧坟直到暮色，可怜孝子能够自立，为亲人在孔林祭祀；哀思何必一定要借助琴声表达？再也见不到睢州的汤翰林了。

译《范督师祠记》范司马因为督师失误而依法被处死；他的中军将军、左府都督同知陈君之骧莹，用朱砂在木牌上写下他的名字，私自在家庙旁另建祠堂祭祀他，以感念旧日恩德。督师失事时，人们怨恨他遭受重大挫败，辗转不能恢复，因此有了他曾引兵为盗贼向导、放纵士卒焚烧掳掠的诽谤；这并不只是武德方面有人揭发，抚按也上过奏疏，给事中吴履中等人也已经弹劾纠举过了。只是我曾随吴祭酒饮酒，祭酒很会谈论故国旧事。他曾说，督师的才干超过中等而接近上等，却败在喜欢轻率用兵。他在界岭作战时，凭城固守，军队不过数千人；从台头左右包抄分截，形势更加单薄，却修补防御、互相牵制，指挥进退驰骤，仿佛统领着数万军队。到开平之战时，他纵兵横截，想东面护卫滦州、永平，西面保卫丰润、玉田，因而被敌军击退；但还能够挽救败局，以鼓钲发出进止号令，炮石纷纷投掷，军队进退而不混乱，所以幕府飞马报闻，朝廷仍有整顿全疆、激励军队的诏令。后来敌我众寡相互冲击，杀伤过重，终于支撑不住罢了。总而言之，他的本心难道还有别的吗？况且天下从来没有军粮供应不足而能够连续转战的。乌合之众被招募来后，立即惊散；车辆辎重停顿，粮食供应更无从谈起。凭着空虚饥饿的军队，轻率地接受并任意使用夸大不实的命令，我早知其必然败坏。至于说他引兵为盗贼向导，即使确有此事，敌军突然深入时，也应一方面遮挡它，一方面抵拒它；这才是节制之道。督师范以遮挡为当前之策，督师赵以抵拒为阻截后路之策【赵光忭】。天下难道有敌军当前而不先抵挡的吗？名义上说是抢先迎敌，实际上却是自行退却；然而所谓抢先迎敌的，确实是官军。官军所到之处，必定打开城门、撤去壕沟，等待军队进入；军队刚一进入，敌军碾压而来。城门来不及关闭，士兵来不及奔走，官府来不及防备，百姓来不及守御，只能仓皇转移，所到之处迅速被扫荡。这样看来，先前所谓抢在敌人之前的人，正是为敌人作向导的人。所以德州守城时，武德兵备【雷演祚】关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入，城池因此得以保全；可是武德兵备的诉讼，终于使人无法替督师解脱。大概兵备登上城墙埋伏弩兵，从两胁包围军队，露宿攻城并喧哗，因此才产生了互相咬噬的怨恨。我曾考察督师任民曹时，战争兴起，军饷前后都无法筹措，司农侯君【侯恂】急忙同各部门谋划，而督师本来没有负责军需的责任，却毅然亲自承担，后来终于没有造成失误。到他任关内道时，又修筑城墙、整治堡垒，制定战守攻拒的防备，并且实行屯田、疏通沟渠，广泛发挥土地的力量。到了镇城士兵喧闹时，他宣示威信，下令逮捕并遣走闹事者，这说明督师并非妄为。那些喜欢轻率败事的人，最终因敢于任事而遭遇灾难；有的人为了赴任办事反而导致事情败坏，经过丧师杀身，来报答将军祠中的将军。母亲对此也十分痛心。将军善于驾驭部众，凡是任用的人，都能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而取得成效。因此一向知道感恩。将军进入岭表时，亲自抵御炮火，半身被烧伤，另一半仍然无恙。顺治七年八月某日，创建督师祠，并把督师部下旧日死难的将领一同列祀：左将军李君辅明，癸未九月在前屯失陷时战死；前将军黄君斐，因南京总督上疏调任备边，乙酉六月在九江殉难；监军前兵部职方郎中苏君观生，丙戌年死于粤中。于是为他们作记。记曰：事情有得有失，功业有成有败；形势既然不可为，死又有什么妨害？李广因责问簿书而获罪，周亚夫被拘禁，死于斗争或死于争辩，总之都是为了守持节操。偏将们分散而立，偏校们相继奋起；龙额、煇渠合骑出战，陟轵三人同死，各人一心赴死，结局却各不相同。那些倒毙于车驾旁的人，才是真正的鬼中雄杰。

译《观音阁种柳记》汝南城南有观音阁，是故明崇庄王奉诏敕所建。阁前有南湖，湖面平坦，环抱阁楼凸出的部分，像玉璧环绕的美好形状。下面有龙潭，与汝水相通，暗中筑坊堵塞水道。相传庄王曾在潭边祈雨，看见一位美丽女子踩着水波而来，所以建了此阁。有人说不只是建阁而已。庄王建阁时是嘉靖二十四年，当时太平日久，人们争相以奢靡互相夸耀；既奉敕建阁，便修得宽敞宏大、华丽壮观。庄王世子到万历甲申年又请求敕书，得到太皇太后的懿旨，扩大修建，赏赐金铜器物、珠旛、画像等，环列其中。前后宫殿、台榭、房屋、廊庑的拥卫，以及桫椤、菩提等树木环绕的景象，远不止这座阁楼而已。然而直到今天，只有这座阁巍然独存。北平雪公从南岳来，在阁中卓锡居住，早晚披衣，从阁上观看一切高明的景象：远处与天空相接，游波之间浮现茭白菁华，水面被各种色彩覆盖，流动的美景没有超过这里的。他尤其四面望去，只见阁楼拔地而起，孤高地矗立在层台之上；朝阳照着东面，夕阳照着西面，神明灵秀仿佛都在这里聚集。阁楼东西两边有若干幅员的开阔空地，曲折环绕着绿色池塘，形成平地；过去这里是杂植树木、供鸟兽栖息的地方。雪公说：“我将用柳树覆盖这里，于是诵咒，使万粒种子结成万人缘；每个人布施一株柳，合万人之力便成万株柳树。放眼望去，烟霭混合着水色，碧绿一片；柳树高不过阁楼，却在蒙密蔓延的原野上柔美低垂。新风轻轻牵动柔条，远山隐约相映，颜色递相变化，含着阳光浮动彩色，郁积成云气。转眼之间，便飘然凌驾于万物之上。”于是选定吉日，邀请我和宾客登阁，饮茶坐观，快乐其中。雪公说：“客人也知道我种柳的说法吗？”宾客说：“因为柳树容易生长，又容易造成荫凉。”我说：“不对。柳有留的意思，分开它的枝条而留下树干；远处不会遮挡视线，近处又可以保护脚下。远处不遮目，便可以远眺；近处可以护足，台阁便不显得孤单。”雪公说：“难道只是这个意思吗？客人也知道庄王为什么建阁吗？”当初庄王在潭边祈祷时，旱情正严重，忽见踩水而来的女子，怀疑是神灵降临，便答应给她覆以栋梁，使大雨降落在水泽。后来梦见一个男子，责怪他忘记了这件事；男子戴着头盔，拿杵责打庄王答应的地方，于是庄王建了阁。阁中有神，神回应庄王的是雨，所降下的是润泽。手持柳枝洒水，可以滋润万物，所以种柳来仿佛重现这件事。何况看见河边柳树繁茂，既萧萧高扬，又追念人情对旧事的感怀，于是更加增添了伤感。” 在空旷高台上漫步，追想着美丽兰若旧日的所在，我看见攀折柳条的人很多，便久久站立。记道：“只有在这里有所取法，才不要折断这些柳树。” 《郡太守平贼碑记》【这是崇祯末年西河替王使君所作的碑记。如今有人盗用其中文字改刻到别的碑上，所以这里不载王使君的姓名籍贯，文字也与旧本稍有不同。】浙江东部的屏藩之地，江河纵横、海水环绕，背负山势而耕作。饥荒之后，百姓多有逃亡；既有人逃向江边，又有人逃入山中。有人在江滨迁徙抢掠，有人暗中借山势遮蔽。逃亡盗贼所到之处，便交易兵器铁器。太守为此忧虑，于是举用前代编甲、团练的法令。东浙防地遭逢严重旱灾，从永兴到鄞县四百多里，河水干涸而成为道路，禾苗野草被晒得焦热；荒乱乘机而起，稂草般的盗贼蔓延附着，日渐壮大。按太守的职掌，只在于治理百姓，这是秦代的制度。晋永嘉年间，东南各郡太守都称将军，后来又加授持节、节度诸军事；如今则不是这样。太守考核、劝善、奖功而已，外台分守各地，设置旗鼓，略微借用节制之权，太守不得参与。当时太守代理分守宁绍台道之职，可以兼领武官，以统率军队出征。于是公说：‘这个地方广大，左面正是防守要害；良民众多，疆域秀美，怎么能让逃亡盗贼作乱？’便详细写明警报状况，上报大中丞。大中丞立即下檄令他分守，并派中军、裨将等人，命令他们同公防守。公接受檄令出发，有一天在祃祭处整治军马，有一天侦察沈村，又有一天截断中岭，随后在渔山追击军队，又越过大坞。起初盗贼埋伏在沈村以下，听说官兵到来，逃走；官军追赶到某处，于是盗贼分成三队，践踏陶姚，攻击公的军队。夜间行军直到天亮，盗贼分成五队前来，公率先于众军杀退他们，他们逃走了。这时暨地各处都已经接受公的命令，团练于是派团练兵追捕。俘获伪监军等，斩杀伪飞虎大将军等，在渔里追击，且由中军等防守大桥。当时暨地的团练又捕获伪先锋等；不久，山阴西乡又侦察到钱清江的盗贼大批到来。大概这是盗贼分支逃散，而荒乱乘机与他们相互勾结。后来又渡过钱清江，又返回临浦，于是派前军守备、把总等人经过骆家沙，与中军合力捕盗，烧毁他们的营寨，冲破关门，摧毁滚石擂木。伪左军都督等从某日至某日，共计四十四日。俘获伪监军一人、左军都督一人、先锋一人，斩获贼兵三百六十二人。斩伪飞虎大将军一人、总兵官二人，首级六十四；缴获大将军印一枚、马五匹、驴十头、牛羊猪五百八十头、狗三只、大旗六面、令旗九面、藤牌十七面、弓二十张、箭一千六百一十五支、长枪五十七杆、刀七百把、子炮十三门、眼枪二杆、马叉、镋叉、铁叉、苗枪等共十四件、黄盖一柄；烧毁营寨二座，伪中营总兵官等投降一百四十人，盗贼被平定。起初公出行时，父老都拉住他说：‘公不要去。’等到他回来，父老欢呼，甚至有人在郊外迎拜，齐声说：‘若不是公统领武官，哪里会有今天！’到这里，有人说：‘公返回临浦时，投降者每天都有，公全都遣送回乡；其中偶尔有愿意留下的，才登记在册。’又有人说：‘公行动敏捷，谋略超过攻败螺山的贼军。第二天，公对中军说：“徐家闸是贼人的归路，何不把守它？”等到战事结束，果然有盗贼从闸口而来。’他的谋略大致如此。于是郡属官吏和各位父老请求把这些事刻作碑记，并以颂辞系在后面。颂辞说：

译越地濒临海边，海水直抵山脚，山势由此萌芽滋长。何况如今三江五湖关隘相连，与具区之地相接；古代魏都的防守，应当任用荀良作魏太守。浙东形势炽烈，谁能使它强盛？应当称为各郡之首。公来到这里，既施行仁政教化，又修明礼乐。这样愚蠢的小盗贼，哪里能凶猛骄横？又恢复到从前的安定。铜虎符五枚，竹箭五枝。正值刺史任职之时，何其幸运，九伯代理总师之职，发布司隶檄文。上天把我公赐给这里，使我们解除恐惧、驱除强暴，并把外台的事务也交给他。我公慨然任事，神武刚健，真是拨乱之才。从前渤海也曾留下防盗的政绩，卖刀买牛犊，贤明的太守啊！少卿的教化，等到萧育治理南郡时，接受朝廷策问，盗贼于是绝迹。何必等凉州人害怕见到我公，然后才在渔山旁、鸡岭下闭口安息；大家送来粮食，挟着棉絮彼此取暖，倾倒酒浆相互慰劳。士卒诚信，冒着雾气、顶着月光前进，亲自走在铠甲盾牌之前，谁敢有人落后？又兼通经术，过问保甲；乡间团练壮健强盛，不到三十天，便没有人敢违抗命令。这就是公的德行：愚民放下武器，远近闻名，半数借机来归顺；以杀伐树立威信。太守的武勇，使人背着孩子争相奔来；太守的仁爱，使人愿意接受安抚。大家彼此顾望叹息，哪里忍心抛弃他呢？诛杀不肯服从的人，赦免归降的人，因此能够取胜，拔除各地的祸害，其余的人逃散灭亡。从前公初次出行，父老爱戴依恋，祝愿公能够成功；如今公返回，儿女媳妇欢喜赞叹，帮助公庆祝凯旋。公的功绩将载入史册，铭刻在旌旗和常法之上，升入您的庙堂享受祭祀。只有这篇简略文字，姑且传播到乡土，用来告知后来者。《西河集》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六十四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碑记（三） 《新建东来禅院碑记》城东的便饮庵不知创建于何时。相传明万历年间有人在路旁搭结圆顶草庵，用茅草覆盖道路，在其中施舍饮水。后来逐渐修建门屋，又建成殿堂，把茅草换成瓦，建造三间亭屋，里面供奉武安王，就是今天俗称关王庙的地方，大概就是它的旧址。僧人慈公六岁削发受戒后，就一直随他的度师莲台住持此庵。天启乙丑年，在旧祠之后创建观音殿，实在是公首先募化。到崇祯十三年，武安祠倒塌，公便改建它，公继承前人事业也很劳苦。祠堂原来向北，临着水渠而正冲道路，往来经过这里的人络绎不绝，践踏之下，佛寺的井水也不洁净。公于是拆去祠亭的墙堵，用砖石砌筑，转动观音大殿，使它背靠祠堂；另建三重殿宇，门朝南。由门进入，依次是地藏殿、大雄宝殿，其中一座就是原来的观音殿。堂殿清净肃穆，佛像光彩照耀；又配以廊庑、僧舍、井、厨房、厕所等设施。自顺治乙未年建成大雄宝殿，到康熙癸卯年地藏殿落成。我还记得创建这座殿时，先父和太君早已作为信徒施舍，后来才合众募建。落成以后，更名为禅院，题名为‘东来’。考察初祖从东方进入中国，便称为西来；如今禅院创建于东方，而它的来源有其根据。既然他从西方而来，那么他所来的地方难道不就在东方吗？况且来去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方向呢？公名某，字慈光，是本郡余姚人。他戒行精严，曾跟随法师受学各种佛法，高坐讲说，并且勤勉料理院务。除创建禅院外，还置办常住田若干亩、灯油田若干亩，桑园一处、静室一所。他的徒众成林，各有法名，这些都值得刻铭。铭曰：只有大师继承前人的事业，实在继承了莲台，于是以东方之地承接西来的法脉。祇园既已开启，宝坊也随之开辟。开山创建的人是谁？还应当把他的事迹传下去。《重建隆兴寺碑记》自从汉明帝在东都城门外创建精舍安置摄摩腾以来，世间伽蓝便由此兴起。只是开山卓锡多占据名胜之地，而后来历经劫难仍不毁坏；有的毁坏后又重新兴盛，难道也是有神灵在其中护持吗？隆兴寺在金泉井东面，距离城西一里，背靠萧山山麓，前面临着支渠。旧传是晋代隆吉将军所建，历经唐、宋、元、明，兴废交替。然而考察发现，将军并无‘隆吉’这一官号；南阳隆姓至今不断，于是推想将军本来姓隆，用来表明寺院身份的名称，乃是后来改作接待寺，募田供养僧众。到了宋乾道年间，还有人有力地向朝廷请求恢复旧额；那么当初创建的艰难，岂是不用询问便能知道的？只是寺院在元代废毁，明代复兴；从至正到永乐，相隔的年岁并不很远，而永乐以后又不知何时废弃，迁延变易，渐渐经历几位主持，却没有把旧制恢复。德师明然从▯州而来，由西吴渡江，在湘溪居住了几十年。既已修复净土、西方等诸院，巾幢相映，钟鼓相应，于是又慨然把复兴隆兴寺作为心愿。恰逢此地是丁氏别业，丁君大声早就喜爱佛教，又同法师是方外朋友；因法师请求，便把旧址全部捐出一半作为布施，而法师也用募得的钱偿还其中一半。顺治十六年预先订立捐施约定，到康熙建元时已经过了六年。确定地界，选择木材，烧制砖瓦；凡是旧时亭栏、细梁、纤柱被荒地遮蔽的，一概移置重建。附近城中居民贡献力量、捐献财物，逐渐响应募化，于是在无射月架梁立柱，营建宝坊。工程从后院开始，逐渐向前推进；廊庑一边建造，一边磨砺修饰，终于完成。随后丁君亲手写成舍田文书，交付后世，永垂不朽。大体上，内外围墙、园圃、田场、竹木都归寺院所有，所以丁君践行佛道的布施实在不能忘记；而法师继承前人事业，担负开山创建的功业，若不是元度再来，便无人能够承担。法师初次经过别业时，夜里梦见五位戴盔的人走上前来，交代他所住的地方，说：‘我们已经替你守护若干年了。’法师犹豫不决，五人说：‘这里本来就是公的旧居，难道你忘了吗？’后来果然如他们所说。法师是东阳人，八岁削发受戒，长大后历访各方善知识，文句像蝉蜕一样脱落更新，自处于尊胜之地。有人想传授衣钵给他，法师却不接受；他所度化的弟子多穿伽黎，湘溪蛤庵就是其中之一。记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萧山山麓、湘湖水边，旧有一座招提寺。历经世代已经湮没，考察它的起源：晋代将军创建绀色城寺，莲峰由此开始兴建。后来改为接待寺，渐渐荒废成荆榛之地。幸而有大师重新开辟祇园，依方丈之地建立不二法门。青山白社之间，重新出现如璇宫般的佛殿。虽然寺院的守护不免有鬼神之力，也由于长者布施，如同美玉一样珍贵。黄金铺地，白象承载法轮。凡是继承前人事业的人，都与开山祖师相等。历经劫难终有尽头，宏大的功德却难以泯灭。后来继承兴建的人，应当看着这块碑。

译《甘露亭施茶版记》佛家把布施看作功德，施茶也是其中一种。德行贵在彼此忘怀：一杯茶的供给，施茶者不觉得自己施惠，接受者也不表现感激；然而茶水沁入心脾，慰藉没有超过它的。望京门内旧有禅院，名为茶亭，因为靠近舟船出入的门，路程短，饮茶的人少；如今则每隔数里增设一亭。临江的亭子，最为急需借用；风雨昏暮时，借此停息饮茶的人尤其多。比丘清源已经募资建亭，又发下宏愿募资施茶，冬天供应热汤，夏天供应清水，接连不断。醍醐甘露被称为最美的滋味，所以《晋史》说甘露是仁爱的恩泽。又称甘露为天酒；如今一杯茶的供给，比作甘露，恩泽就更加广泛。善信随手成就此事，那么未央宫降甘露便不足为奇，杨枝洒水也不算劳苦了。亭子建成，诸位主管大臣另有碑石记载；这里专门记施茶者的姓名，依次列在后面，永远用来劝勉后人。某日记。《吴江宿芦庵碑记》佛门最初有两种居处：一种叫精舍，如祇园以黄金铺地；这种地方供大众共同居住。一种叫净居，如古代高僧在草屋中煮饭；这种地方由获得自得之道的人居住。松陵的惺公年少时出家，历游各方二十年，已经有了很深的心得，于是喜欢独居，不愿接受大鉴以来各宗的记莂，回到北麻，在凫水南边结庵。一时善信共同成就此事，始于乙未，终于己亥，到如今又过了二十年。期间修理绳索、装饰墙面，增建团屋、改换标志，汇聚水中虫类作为放生池，各有建制；唯独命名叫‘宿芦’。似乎与《蒹葭》诗中所咏居于水中央者相类。询问名称的由来，原来公游历各方时，报恩寺、平阳寺都想传授给他信具；平阳寺经过金粟寺时已经显示衣钵、拂子的意思，公便逃走。因此平阳赠给公一首追述旧案的诗：‘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花。’于是就用它命名此庵。这说明公作为古代高僧，不一定要成为供大众共同居住的助众者。比丘喜好修行，并不是说自我满足；所以入世随缘，本来是想以入世行为实践出世学问，而公却安然离去，仿佛甘心住在草屋中，守护他所奉行的广严家风。同样是出世，但自得者的居处仍不同于助众者的出世居处；既然同为出世，出处便有分别。陆佃说：‘芦就是葭，高的叫蒹。’宿芦庵避开佛法传授，不正像蒹葭避开尘世吗？湘溪的蛤公从麻地来，请我作记。蛤公对我说：当公从杨山削发时，有五个人为他摩顶，其中四人接受了传法记莂，但公始终坚决不肯接受。公的志向由此可知。记道：谁说道人就一定有自己的家？我为他吟咏《蒹葭》诗。有人说不是这样，就像那玄沙，只拿着瓢和笠，不穿袈裟。哪里知道他的出处呢？南麻、北麻，三间茅屋，一片芦花。《崇祀何太守义爱祠版记》何公治理本郡的第二年，百姓便爱戴他。大家都说：‘何公爱护我们！’我们从天地父母那里得不到的，反而从公这里得到了。就像大水冲下泽地，像酷暑过去后打开遮蔽，像劳累的人在桓东林荫下休息，像口渴的人奔向水边，像被提抱的孩子依偎在温暖的怀抱中，像微小的虫蚁处在温润和煦的云气里。因此天时失常，人们说公能够挽回；百姓失意，人们说公能够安慰。国家的兵事、刑罚、灾害、征敛、征税和克扣，以及马牛、韭菜、豆豉等物资的征发，天天侵扰他的辖境，百姓都说公确实能够捍卫、保护我们。等到公遭逢大变故将要离去，越地农夫停下农具，工匠商贩停止营业，女子停下织机，读书人放下书卷、停止讲学，争相奔赴督抚衙门，号哭赤脚请求挽留。从防城沿江上溯，在金衢战乱之间匍匐前行，督抚怜悯他们，援引古代四种制度，取得门外施政的权力，以义理权宜处断；当时郡中正在用兵，于是可以仿照三代冠服、兵器、战事遗制。然而公却辞谢，不肯接受。因此百姓更加爱戴他，谋划祭祀公，修缮旧祠，塑公像并在旁边刻立碑版。作为百姓的师长和表率，没有超过守令的；只是县令亲近百姓而太守尊贵，居处高远，俯身察访，唯独崇尚神采激越。历来治理清明的循吏，必推两汉；那时英明君主和伟大辅弼满朝而立、卓然出众，何难从中选取一些来做官员，夸耀称许、感叹劝勉呢？一再称他们为‘长者’，正是因为官吏身处亲民之地，慈爱惠民的人功劳多，而操切苛急的人很少能抓住治理的要领。公治理地方以至诚为本，爱民如同爱自己的孩子；兴办真正有利的事，除去真正有害的事，详尽剖析隐情，和蔼地不呵斥、不轻易决断。有人怀有冤情而不能申明，公便让他缓缓上告；公反复譬喻、恳切教诲，唯恐伤害民心，即使对方不能领悟，也不忍心骤然断绝。公爱民就是这样，这难道不是古人所称的长者吗？公确实爱民，百姓爱戴他又有什么疑问？至于面对大事慷慨激愤、毫不退缩，驾驭强悍的军队和骄横的吏员，必定振作威势，丝毫不宽纵；下至防范羡余、缗钱税算、城梁馆舍、驿传坊筑等各种无谓琐事，也一定不容许有人以非分之事干扰。像这样既仁惠慈爱，又严厉刚毅；世间所传的劝农兴学、简省诉讼、禁止狱讼冤滥、整顿军队、平息盗贼、招抚流民、赎回俘虏、拒绝丝帛、辞却肉食，都是公留下的政绩，这里不再记述。考察本郡的循吏，自汉代刘公以后，宋代推尊范文正公，所以旧祠名为义爱，实际上祭祀的是两位公；百姓认为这样合于义，如今又得到我公加入其中。我曾感叹守令刻铭，大多采用百姓奉承的话；但我听说从前有阁臣二十人分别主管大郡，本来应当没有不能得到百姓拥护的，后来回到内阁，只留下…… 两人的政绩都得以刻在碑石上，那么坚贞的美石也不容易被轻率玷污了。公名源濬，是淮安人；由建宁府别驾入朝觐见，正逢瓯闽发生兵变，于是留在京城，改任现在的官职。我曾对公说：‘觐见君主而免于乱事，悲痛父亲离职，这是忠孝两全的道路。’如今又验证了他能够得到百姓拥护，因此作颂。颂曰：看那钱塘江，只有祖荣最为显著；又有清白之名，范文正公以此著称。光明显赫的我公，远道而来继承兴起。若耶溪的水，因此更加清冷。到任郡中没有多久，百姓爱他如同爱亲生子。耿纯辞去职任，山公性情正直。铭刻在碑上的文字终有尽头，义爱之情却没有穷尽。希望永远祭祀他，以彰明高尚的德馨。

译《重置掩骼公田碑记》宋元丰年间，陈向以朝官身份任开封界使者，请求划出官地安葬没有主人的遗骸八万多具，每三千具挖一个坑，四周环绕沟渠；每十个、五个坑编成一组，绘图立表，在其中一区画地建寺、塑佛，并命一名住僧掌管名籍。这就是漏泽园制度的起源。如今这种制度不再施行，漏泽园的旧址又在佃种、兵乱和火灾之后逐渐毁坏，暴露在外的遗骸很多。明崇祯年间，郡城南郊有击竹庵，主持者是恒鉴。恒鉴把此事告诉道使郑公，请求建立掩埋遗骸的制度，大体上集资结社，收集枯骨、埋藏朽骸；当时地方贤达如都御史刘公、司农倪公、开府祁公、左庶子周公，共同成就了此事，但后来逐渐衰落。如今恒鉴的弟子圆行怜悯先人的事业毁坏，向各位善信募捐，于是联合虞君咨牧、吴君飞羽、金君自昭、刘君孟雄、姜君汝皋等人共同布施，置办公田约一千亩，在城门、山麓附近烧土成坎，以龛覆盖；有多少遗骨便设多少坎，有多少坎便划多少地，每年供给工役畚箕铁锹，四处收拾道路上没有安葬的遗骸，挖穴、置龛掩埋；每亩田的收益，收入支出都登记在册。这样实行了多年。康熙甲寅年，剡川上下山寇盗发作，火势延烧而不能扑灭，终于逼近城郭。当时官兵驱逐杀戮，俘虏很多；城南居民中有二十多人被俘。圆行为此悲伤叹息说：‘埋葬死者与拯救生者是一回事。’于是立即卖田请求赎人。然而当时驱逐杀戮之后，血肉遍地；田地既已卖掉，也知道已经没有办法了。山阴何君调任盐运司判官，在扬州征算商税。圆行请求姜京兆写信，带着钵一路前往真州拜见何君，把这件事告诉他。何君慨然拿出若干钱，又握着他的手说：‘师父应当再来，我回去后再置办若干亩田，重新掩埋遗骸，并请人把这件事刻在碑石上。’从前都御史刘公任京兆时，正值崇祯初年，京畿一带正处于兵乱警戒之中；督师袁崇焕战败罢职以后，刘公把德胜门、芦沟桥等地阵亡将士的遗骨埋葬起来，共埋了三万具。战争之际，掩埋遗骸尤其紧迫，所以后魏汲郡、贺兰以及荆州，都曾谋划战后收藏遗骨的方法；宋代汴京多事，因此元丰制度比后世更加详备。如今太平已经多年，而东南又用兵，事情竟然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这难道可以把诸位君子的帮助看成小事，任由它交给佛教徒而不思考恢复漏泽制度吗？某记。《修复福清禅院碑记》从前我游览梅西溪时，已经从徐氏庄直达安乐，想要经过福清却没有能够。有人说：福清在安乐山的北面，左边连接永兴；那里环绕九龙，背靠层层山崖，处在西溪胜景之中，所以游览西溪的人一定经过福清。后来我从秦亭回来，仍然没有去一次。今年秋天，周子子铉带着西溪僧人来拜访我，请我作记，说：‘我正游览福清时，福清院主托香城院主请您撰写记文；于是我询问他们所经历和见闻的事情，才知道福清的来历很久远。考察此院创建于唐贞观建元年间，原名竹院；僖宗中和年间，有位名叫性空的禅师居住在这里，改名传教，种竹一万多竿，于是成为名胜之地。历代相传，到元天历年间，又在万竹之间修建殿堂，杂植梅花；当时游览的人多作诗刻在殿堂上。到明万历末年，尚书陆公、太史冯公，以及了凡袁先生、讱公严先生、德园虞先生等人共同护持，又请禅师桂峰驻锡其中，重新开辟清净居所，恢复旧日事业。因为禅师从天台来，福庭的清凉与天台相等，于是改为今天的名称。至于竹子，不知道同旧日相比如何；只是想不到几十年之间，兴废已经反复多次。’ 如今律僧自慧同他的弟子济生，竭尽力量募化，恢复旧日的景观。所有殿堂、僧舍、莲座、藻饰、鱼螺、钟杵、巾钵、幢幡、帷幕，都焕然一新；梅花和竹子仍然独自占据西溪的胜景。而且此地四周的土地，自兵火以后有一半被有势力的人侵占租种，法师全部收回。美好的山水，本来就足以使人留恋；何况这里俨然是最初的佛教道场，历经唐、宋、元、明多次劫难而没有毁坏，又有十里梅花、万竿翠竹，正处在西溪最优美的地方。若不是慧公师徒尽力修复，那么它成为天下人思念却不能见到的地方，不知会有多少。因此法师的功劳难道可以轻视吗？我日后乘兴还应进入西溪，再到安乐，尽览所谓福清的胜景，并把这些记下来。’

译《传是斋受业记》我避居时，凭诗歌流传于世间，人们争相诵读。爱护我的人甚至替我刻板印刷，使诗集流传到远方。后来七闽发生兵变，闽中造纸、印刷的人家和槽厂全都废弃，书板也因此干枯。人们诵读我的诗，想得到一本印本传看，每天送来书信，派使者来索取，我都无法答应。我的朋友徐仲山曾得到我的印本，收藏在家。他的女儿昭华喜爱这些诗，请求父亲说：‘我读唐代以后诗人的作品，总不合心意，只有这些诗清新明净，仿佛有神气。我想学习它，却不知道作者是怎样的人。’父亲说：‘唉，这是我的朋友西河。他处在时运困穷之中，流离在他乡。我正想写文章招他回来；如果你喜欢他的诗，日后他回来，我就请他做你的老师。’女儿说：‘好。’后来我回到故乡，仲山把昭华的诗送给我。我读她的七言绝句，大为惊异，认为我从前学习唐人诗时偶然有所领会，或许接近这样的境界，现在已经不能做到了。这样的人竟能写出这种诗，我不相信闺阁中果真有她。仲山说：‘她已经拜你为师，所以诗很像你的风格；你反而不知道吗？况且怎么能见得闺阁中一定没有这样的人呢？’不久，越中果然有人怀疑昭华的诗不是她自己写的，这话传到了昭华耳中。昭华大怒，请父亲招我来，要亲自试验。那时我因往别处去而没有赴约，寄去两道试题：一道仿作刘孝标妹妹赠给丈夫的诗，一道以‘拈花如自生’为题赋诗，这句取自范靖妻咏步摇的诗句。当时昭华从未学习过古诗，她作成后，体制仿效原诗，下句却妍丽婉约，与原诗相等，大概是昭华的天才。于是仲山又写信说：‘把试题从远处寄给她，难道是我们父子的本意吗？闺阁女子也是人，只要稍加诵读，和男子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定说闺阁中应当有伪作？假使我家没有这个女儿，难道我家门第的文脉就不能再次张扬了吗？只是事情确有事实，不能胡乱掩饰。日后如果你进郡城，还请到我这里来，了结这件事。’又过了一年，我进郡城，经过传是斋。传是斋是仲山尊父大司马公所居的书斋，斋名由司农倪公题赠。斋上面是青未阁，昭华从前居住在那里；她的母亲是商太傅的女儿，名叫景徽，曾作《青未阁十景诗》，流传于世。我曾和作其中两首，却没有完成。如今斋和阁都是仲山著书的地方；我经过这里时，昭华出来拜我为师。拜师礼结束后，仲山又请我以诗试她。当时我正要到甬东赴饮，仇石涛也在座，正为昭华的祖姑母范郡丞夫人作画屏。因为我喜欢她画的蝴蝶，便命她以画蝶为题作五首绝句；又因为座中有甬东客，限定押东韵。话还没有说完，诗便写成了，诵读出来，满座都称赞惊叹。我很高兴，便和作，并且写了两首绝句记叙这件事。天下闺阁女子很多，贫寒人家既少有诵读机会，大家闺秀又容易被帷幕遮蔽玩弄；况且女子娇嫩而喜好幽闭，除女师、保傅之外，很少肯用心学习。即使有人学习，如果不是像我这样与她年齿相近、幼年相识而且世代交好的男子，也不足以做女老师。正因为这样，受到粉饰而被发现的人多，被埋没的人也不少。但我听说古代，只有伏胜的女儿因为传授经书而做晁家的老师；班氏居于东观时，朝士各自请求向她学习《汉书》；宫中卫夫人教授王逸少书法，韦氏、宋母则挂绛色帷幔教授学生，被封为宣文君。闺阁中的受业弟子，千古以来从未有过。如今却由我这个年老而鄙陋无能的人做昭华的老师，那么我也借助昭华而得以流传了。昭华早有领悟，宁山川之间，只有徐氏门第世代接续显赫声望，而昭华尤其独自占尽山川秀气。仲山说：‘昭华幼年不喜欢针线，到了议论婚嫁以后，她家是名门望族，姑母便劝她学习女红；她稍微学了一点便停止了。’ 等她回到家，小姑带着绣床来，让她刺绣。她说：‘我不学习也就罢了；如果不能这样，请小姑先绣，我跟着学习可以吗？’绣成以后，她把自己所学的绣品和小姑的绣品一起拿给婆母，请婆母辨认。婆母指着昭华绣的说：‘这个最好。’她的聪慧就是这样。我年老而没有子嗣，流离之后回到故乡；我的诗文荒疏零落，不足以流传，但昭华屈尊拜我为师，昭华一定能使我的文章流传。至于受业一事，昭华已经能作诗而且多才，我哪里敢再对她有所增益呢？昭华的兄长曼倩，外兄骆子佳采，都侍奉我，按对待犹子的礼节相交；她所作的几首试诗以及我的诗，已经载在别篇。【附：画蝶诗——蝴蝶翻飞而去，翩翩轻盈；画笔之中虽然只是图画，却浑然如同在花丛中寻觅。余见《诗话》卷】

译《何使君九日龙山张别记》何使君的父亲去世的讣告传来后，罢官之人挽留他的事，湛舟堵塞道路，向两位台使君呼告。两位台使君怜悯他，答应替他上题，请求起复；而何使君从甬东回来，急忙辞行，经过曹娥江时，悲痛曹娥一个弱女子尚能为父殉死，自己身为刺史却不能服丧终制，于是离去痛哭，写下一篇哀词，投入江中，赤脚而行。两位台使君于是劝止他，让他按惯例报父丧。此前，郡署在龙山山顶有一座亭子，正对郡台，十分开敞，可容四面观览，名叫越望亭，就是唐代望海亭的旧址。如今倾圮废弃已有多年，何使君正在修复它，预计九日将要落成，同僚属官都已聚集；那些挽留不成的百姓请求在这一天见使君一面，作了张别之状。当时使君正等候接任，已经设位接受吊唁，后来仍住在郡署，于是答应父老子弟的请求，慨然登亭与他们告别。从亭子往下，每一坡都放置一坛酒，用勺分给众人，并以蔬菜佐酒。当时聚集的人有数万人，遮蔽山岭，填满沟壑。使君拱手拿杯送到唇边，却没有饮尽。起初他和属官谈论建亭的事，座中一片嘈杂；等到从容说起离别，百姓都抬头屏息，听得连蠮螉的声音也能辨察。不久使君慰劳父老子弟，众人争相端杯再拜，呼声传遍山脚。等到事情结束，众人各自请求使君留下训言，伏地流泪，以至于不能抬头。山下远近望见的人，也都叹息，有的人流着泪离去。我当时因为在外县不能赶来，听到这件事就遗憾，认为千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事，如今偶然有了，却又不能亲自见到。过了几天，传述这件事的人接踵而来，仿佛亲眼看见一般。人平日住在田间村落，门户相对，起初也不觉得彼此有什么亲近；等到背离之后思念起来，即使偶然相逢，相互对望也只是惊叹，未曾有金钱相留相赠、酒食相互款待，却能倾盖相交而亲近。时间久了彼此思念，又过很久仍执手叹息，不能分离；即使分别，终身仍记挂不忘的事，处处都有。何况是深厚上下之情、浸透肌肤的爱戴呢？从前邓攸离开吴兴，和父老子弟同船并行，谈别三日；白居易离开苏州、杭州时，武丘之路、湖水之滨的留恋之情，也都表现在诗歌和记载中。如今我郡太守同父老子弟告别，前有刘祖荣，今有何使君，那么龙山张别之事，难道可以停止吗？一钱江与九日亭已经争着先后了。郡中士人各自作诗歌、赋序来传播这件事，并嘱托我作记。于是记下使君名叫源濬，就是淮地的梅庄先生，如今治理本郡。因为他以慈爱治理郡人，又有称他为“何母”的。《西河集》卷六十四。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六十五。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碑记【四】。

译重修双关庙碑记。双关庙在京城四并园南，供奉汉代忠义之士。前面三间正屋中，两位神像并列同席，像连璧一般。相传其中一位从城南来到这里，在丙夜占据此处，于是城南的祠庙便空了。后来三间正屋供奉养大士像，这实在是比丘尼静元所建。静元原是前朝宫人，相传万历年间，福王出藩时，有尚寝局掌设女官送他到城西，看见路旁有个美丽白皙的小女孩，便掷给她金罂，立即抱进宫中，她就是静元。后来她隶属坤宁宫答应，若干年后以宫人身份入道，直到如今已经老了。她积存过去所赐的金钱，建造屋椽并研习诵读，却仍担心被权势者夺去。从前洛阳伽蓝有一半属于尼寺，何充因为许多士族妇女削发出家，便捐出自己的住宅来安置尼众。如今静元自己整治住所，从未借助长安贵人做施主，只在一间丈室中自安，只有一条头巾、一只钵盂，不与人交往。即使如此，上阳宫白发老宫人入空门，像庐江人捐舍住宅一样，仍恐怕居处不足，难道还忍心夺去吗？忠义之神有灵，神灵加倍，呵护防卫也会加倍。静元的徒众不愿居住，便请邻里一位有道行的老妇代为叩首，请我把事情写在石上，于是写下这篇以及年月日。绍兴府太守、现调任兵巡道许公见思碑记。太守的职任，近似古代侯伯；周官所说的诸侯封地不超过百里，而郡所辖之地，封堠壶▯，每千里设置一处开辟之地，其间的生民牧养教化、钱货、狱讼、市场，以及每年防务考核甲乙等事，繁多得不能尽记，何况颁发铜印、领受符节，凡是统帅军队、镇守、团练的一切事务，规模更为宏大深远。然而读《汉书·循吏传》，往往称道官吏连米盐这样细小的事务都治理周密，得到百姓欢心，所以他们离任后便被百姓思念。何公治理我郡，任满一年，考察防务，调任宁绍兵巡副使，百姓思念他。从郡城到各县乡官、驿亭，争相刻石记载功德；我县所立的石碑在西城郭外，于是磨平石面、磨利刻刀，请我记载此事。本县在郡中是八县交通要冲，右侧全防地区遮蔽于荒莽之中，背负潮湿之地，战事兴起时军队往来所受困苦最为严重。何公到任才几个月，防务撤除、藩兵发生变乱，邻近郡县相互响应，消息像影子一样传播；南至阑瓯江，东到越地句章、章安之间，烽火连接海边。乱兵侵入县界，饥寒交迫却毫无顾忌，举着荆棘和盾牌，披着简陋铠甲，光着小腿奔走；所到之处百姓像蚂蚁般依附、簇拥，挥臂长啸，声势遍满山谷。于是乘镇兵失利之机追击，迫近郡城，城门关闭。此前何公已经告诫闾里百姓迁徒，设置油火，发给木制兵械；到此时又安慰他们，使他们安定下来。镇兵中那些败退回来的人，使城中商贩没有早晚的储粮，粮价突然上涨。各豪强人家乘危急之时争夺他们的余粮，百姓无处得到食物，都攥拳骚动不安。何公急忙拿出府库钱财赈济百姓，百姓才安定。然而围城者更加紧迫，守门士兵像刀划水一样冲出，城头的炮石也用尽了，形势已经无可奈何。何公登城劝谕他们，众人都喊道：“我们是良民，官兵不抵御贼寇反而侵害我们，我们能怎么办呢？”虽然如此，我们不忍背负许公；许公待我们如子，希望能见许公一面，然后死去。”何公把脸露在城垛之间，众人惊讶认出他说：“是许公吗？”都丢下兵刃互相看着，哭着说：“怎么敢背负许公！”随即散去，本县因此得以安定。后来防城兵大批到来，穿过县境向东，县中男女逃避，如鸟兽四散。何公发放府库钱财犒劳并遣送他们，请求不要惊扰百姓，自己则请求入山安抚贼众。贼人见何公到来，都说：“不要辜负许公。”他们从山阴到诸暨、虞县、嵊县，占据的产业有若干，登记投降的有若干，本县又因此得以安定。直到如今，何公才开始辞去郡中职事。当他刚辞任时，台州、衢州用兵仍未停止，本县车辆骑卒的征发，以及军粮军饷、刍秣运输，在军队往来险阻之间，全都责成县中乡里百姓承担，官府和民间都骚扰不安。有一次解送台州军饷到郡中，担心强行摊派乡里解送，甘愿支付解送费用，便请求郡中转运；于是除了饷额之外又多缴纳若干，何公亲自督促解送后返回，本县多出的费用也得以明确记载。何公下令，不许因运输而烦扰本县百姓。本县百姓领到这笔余款，便在街道上分发斗斛粮食；每发给一户，便大声称颂何公一次，直到称颂百千声才停止。何公曾说：“太守就是要把百姓当作子女。我曾乘坐高车，呵斥道路而奔驰，得意地坐在政事堂中；那些弯腰俯伏、形如鸠鸟、面如鹄鸟的人，都是我的子姓。如今子姓有的饥饿，有的衣服破烂，出门不能在人前显耀，年长者总把这看作自己的羞耻。何况他们操弄兵器，踏入不可测的危险之中，难道是甘愿这样做吗？我身为长吏，却不急着救助他们，还算什么百姓的父母官？”而且政务可以宽略，只除去最严重的弊病；至于为百姓办事，即使一丝一粒，也一定要让乡部文书说明可以怎样处置，然后才算完。难道曾见长者治理家产而不为子姓细小的事情筹划吗？何况细微之处积累起来会变成巨大问题。因此他处理政务大多如此。何公天性恬淡，但处理事情最为敏捷，因此很有治理的余暇。他曾亲手栽种桃李，郡署遍山满田都是。他闲暇时造了一只小船，把书装在其中，每次巡视辖区，便躺在船中前行。他曾到兰亭，慨然追思右军的遗迹，修缮了兰亭。他离开何公宏勋的名位，由世袭爵位恩荫成为现在的官职，如今已经调任副使。何公调任时，督抚赞赏他能干，请求调任为行间副使，以考察他的功绩。百姓听到消息，争相渡江请求挽留；从亲王、部堂到督抚，都匍匐而入，呼喊道：“愿请还许公！”亲王以下的人都被感动，于是仍让他担任宁绍兵巡之职，以慰藉百姓的心愿。虽然他已经离任，却像没有离任一样被百姓思念。毛甡作记。记道：看见许公的碑，便知道许公的事迹；也只是因为百姓思念他，才达到这样的程度。

译两浙开府中丞陈公转运碑记。两浙开府中丞陈公，由藩方特意选拔，加授节钺，不过几个月便以善于治理著称。开府的制度，本来兼管军民，后来督理军务、抚理百姓。如今东南正在用兵。天子重视安抚之职，任命他统率军队，专掌诛杀，重新恢复了古代节钺的旧事。于是陈公可以便宜设置开府属官，招募壮勇，刺名为厢军，设置行营幕府，在两座牙门之间树立六面军旗。议论者认为安抚使的尊贵超过九牧，实在是从陈公开始的。然而陈公却能把安抚军队用于安抚百姓。各道骠骑兵聚集到此防守后，竟白天张弓拔刀，进入市中抢掠；有的挺剑撞门，劫掠私人住宅。陈公得知后下令捕捉，立即穿上戎服站在表下，按军法向各道军队示众，各道军队都震慑离去。于是发布檄文严禁劫掠流移，晓谕使者来归附，修筑城堡、储备粮食，整治铠甲兵械，制定攻守之法。门下诸生中有能谈论防卫事务的，便以礼相待。一切硝石、木炭、草料、栈材、筋胶、刍束，都不烦扰商贩办理；又暗中查访军队行伍中被掳的妇女儿童，全部赎出交还给其主人。陈公的抚治就是如此。只是各道安抚使同各路转运使互为表里，从前战事兴起时，往来最重视粮道；唐宋以后，因用兵稍多，免不了另设诸路转运使，而在军队行进之处又设置都部、随军等使者，总之都属于官府。如今台州军饷分别委托各郡办理，郡中人运输时，有运一石米而支付运输费十余金的，也有七八金的，甚至有人死于炮石，死于险阻。古人说粮食运输三百里，国家就没有一年的储粮；汉武帝时运输粮食，动辄用万人，平均运十余钟才送到一石。以今天观察古代，难道不能说有相同的情形吗？陈公命令官府负责解送，不许扰民；若有私自派遣乡里劳役的，严加发布檄文禁止；并按公平价格供给购买，分别规定水陆运输，以限定雇佣运送；在郡县大张榜文，使它断绝强派乡役、购买失价、强行长期雇用以及蒙蔽上级、剥削下民的弊病。这是多么体恤百姓啊！同父老一起苦于兵事已经很久，形势像累卵一样不动也会倾覆；何况运送徒众、背负车辇的人都面有忧色，能够这样概括办理，使官府施为而民力得到缓解，那么转运只是一端，而陈公的治理又岂止十倍百倍呢？陈公名某，由恩选起家，历任大使，任今官，曾被举为尤异。朝廷赐给他袍服和帽子，以嘉奖他的功劳。如今再次考核列第一，于是作颂。颂曰：陈公受授节钺，控制雄关；开设牙门、树立军旗，在吴越之间。使百官平治和睦，俯身安抚各地蛮夷；分掌藩镇重任，在坛上接受任命；设置这座旌幢和幕府，总领军队。神灵般的旗帜饰以鹊羽，雕饰的戈配着虎纹革带；编结蒲席借给百姓，持节查问奸邪。又逢阳九之厄，章安起兵，幸赖陈公勇武，镇守浙水；派快马侦察敌情，喂饱战马，磨砺士卒；各道响应，于是聚集到这里；以威势止息兵乱，以礼驾驭众人，爱护百姓，超过父母。至于军队出征，首先重视督运粮饷；三军背负炊具，千里运送粮食。过去运输使各有固定分工，中都供应粮食，外地军阵运用，因此有羊祜在晋地引导漕运，河内军需责成寇恂；如今运输发放下达到各郡，只雇官府夫役，不扰害农民，不让费用达到一亩田的收成，饥民很少倒毙道路；舟车连接营地，徒步辇运攀登险峻山路，仍担心下级官吏昏昧不察，便整饬各乡亭，张榜告示来巡行。回想从前羊祜开府襄阳，众人在岘山山冈为他立碑，望见碑的人流泪，观看徘徊。唐代有李行俭镇守西荒，将吏在碎叶旁刻石；他说：“文武之臣使百姓得到治理安康。”我公继承兴起，与他们相互照应；磨治坚石、抵御锋刃，百姓的心志于是彰明，希望后人擦拭此碑，思念陈公的功劳。

译张推官勒石记。自古设置推官，是为了处理军事事务。如今即使按官职掌管刑狱，虽称为佐理狱讼，仍是专门的官职。绍兴是交通要地，良民和恶民混杂而居，加上瓯越正在用兵，狱讼和市场纠纷四处发生。张君从中州来到这里，兴利除弊，疏通幽滞，严格规定出入，送礼行贿者不能通行，请托求见也无从进行。刚满一年，狱讼和市场纠纷便平息了，人人都说：“是张君啊！是张君啊！”又说：“张君啊，是张君把我们救出生路了吗？”又说：“人也许只是偶然得到机遇，我却偏偏不能在今天遇到这样公正的刑治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张君吗？于是父老感激，谋划刻石。此石不过寻丈大小。若用来记载张君的功劳，繁多得无法记尽；况且张君暗中的德行，能用语言尽数说出吗？若泛泛诵说，又不能满足父老的感情。因此我举其大略告诉父老：推官不只是各州的察推，而是内台把刑狱审议委托给外台，外台又把它委托给各郡推官。这种推官其实就是台史。因此在审理疑狱时，他作为台使，慎重处理各种案件；在郡中，则为小民撤除冤情。然而百姓的冤情，哪里有像诬告人命这样严重的呢？杀人偿命，是法律规定。但越地风俗喜欢诬告，称为“诬命”。诬告之事开始用橛，接着用蔓。橛就是决断，仓促决断便使案情紧张，惊动而加以决断；蔓就是拖慢，拖慢便使供证迟迟不能结案，拖延羁押以至死亡。刑官地位尊贵，又加上台臬的严酷，缓急相逼，烈性和柔性都受其煎熬。张君救治“橛”，便以缓和为主，暗中审问实情，不急于交付勘验；救治“蔓”，便根据“橛”或判抵罪或定罪，用片言折断，不让它滋长蔓延，使诬诈之人因此受到抑制。他的才能多么出众啊！况且刑法拘捕人，有时称为勾提；依照殷代成法，由主事者担任勾头，跟随的人无论大小事务都伺察，并成为诸吏借机买卖勾提的手段。每次一提出拘，便有许多无赖随之，以熏、洒、辱骂、安慰等方式骚扰。每下到县里，县中的增派勾役者又从中设法，设置名目圈钱，称为见面、常例、船饭、偏手。因此掌理刑狱的爪牙比虎卫还残酷，而越地尤其严重。张君把勾牒改成名义上缓慢、实际上迅疾如雷的方式，编成文书飞速提人；即使不能亲自办理，也只责成县令以上，不亲自勾取。这也是他的才能。狱讼并非只涉及一方，百姓带着粮食等待审判，耽误耕作；其中估任胥吏得以从中取利，先后次序、年月日的簿册也不必整理，悬挂的牌牍也不必排列。张君随着诉讼随即审判，庭中没有隔夜未决的案牍，案上没有隔夜未理的簿册。这又是他的才能。案件本来已经审定，罪犯也已经判得可以生还；然而审判必然涉及刑罚，刑罚必然可以赎罪，即使赎金只有数锾以上，也一定要把人囚禁起来，等到缴清为止。狱吏的威势，谁敢触犯？罪只应罚金，却没有死罪的法律而得到死刑，冤屈和张君相遇，轻者免除赎金，重者押送外地，并且有立即起解押赴的。还不止如此，他们还追究赃物的根源，若无力缴纳，便选择犯人的亲属中可以代偿的人，威胁他们抵偿；牵连枝蔓，牵出所牵连之人。张君每次都斥责而不许执行。还不止如此，察推是外台派出的巡察官，察看郡中豪强中为害者，上报台司；台司却未必能审得实情。即使法律已经原谅其最初过错，察推也未必真的实行巡察。胥吏都认为察访已经软弱，豪强藏匿财物太多，便把它看作可以取得人情的机会；张君总是禁止这种做法。还不止如此，台司驳回复核，动辄再三，奸猾胥吏借此牟利；请托求情所到之处，早晨定案，午后又更改。案件已经审定，却突然重新覆审，要做到刚正不阿、守住成法而不屈服，很难。张君每次审定案件，都像山一样坚定，即使受到百次参奏驳斥，也丝毫不动。平息奸邪诬告，是智慧；慎重实行巡察，是仁慈；收敛役吏胥吏，是勇敢；减少赎金、撤除监禁候审，是恩惠；迅速结案、断绝株连、杜绝反复更改，是明察。这也是武断果决。既仁慈又有智慧，既有智慧又勇敢，既有智慧、仁慈和勇敢，又进一步具备明察、恩惠与果决，张君足以流传后世了。张君名某，由进士出身，任现职。

译神灵告示记。康熙十六年三月，安西商人魏丙买卖花布，在上海市中夜里到旅店主人家住宿，醉卧时风雨大作，丢失袋中所藏的三百两金子。此前，旅店主人俞甲曾和魏丙交换金子、商议布匹，估算了数目后因别的事情进乡，只让他的弟弟俞乙守屋。到这时捕验盗贼，不说是从洞穴进入而说是从门出去，便认定俞乙偷了金子，俞乙不知所措。经县令任梁出力救助，才得以免罪。上海县令任君素来善于审案，到这时却产生怀疑。正当在庭上审问时，旁边躺着一个快要死的人，刑罚无从施加；而商人丢失金子一空，哀号如同穷途末路的猿猴。他独自想到，这两个人的生死尚且不能确定，却必定要追查其根源，拷掠肌肤、剖析骨肉来求取实情。即使得到所谓实情，按此推究下去，所伤害的已经很多；万一得不到，那么从今以后，无缘无故受害的人将不止这两个人。犹豫了很久，便命人把他们抬走，独自到城隍庙向神祷告，请神把实情告诉他，并留下随行捕役，让他们在神的寝宫等待命令。民间神祠可以在正殿后设置寝宫，陈列帷帐、几案、衣架、巾盂、屏风等物，像神仍在居住，却空着神位。当时是十九日，捕役梦见自己伏在寝宫下面，心想神应当会来到这个空位中，却等了很久；不一会儿有一个年轻妇人出来，呼喊道：“神已经到县里去了。” 她留下衣服赐给你，便用右手抱着一个小女孩，左手提着衣服给他。等到接过来仔细看，原来是裙襕。捕役回去把梦告诉任君。任君当夜也梦见神戴幞头、穿绯衣，站在前面拱手说：“已经找到贼了，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所谓神到县里去，正是神来告诉他这句话。天刚亮，商人又来报告：半夜时，贼已经把一百两金子送还旅店后离去。任君当时正怀疑俞乙，担心他也许只是暂时归还金子；等听到捕役的话，便低头思索了几次，又抬头说：“赐衣而得到裙襕，裙襕并不是衣吗？‘非衣’就是‘裴’。难道有姓裴的人吗？”捕役叩头说：“似乎有。”乡里有个裴爱，游手好闲，不经营家产；此人租住在旅店旁边，能够出入旅店，想来这个姓裴的人应当就是他。任君说：“既然如此，那么抱小女孩的人也可以知道了。‘细女’就是‘爱女’。我听说纳音取数，阳姓从左边排列；如今左边是‘非衣’，右边是‘爱女’，那么就是裴爱，没有可疑之处。”虽然这样，我仍担心凭个人推测使人获罪，若查访没有实据，便又命捕役到神那里等待命令。后来捕役再次梦见伏在寝宫下，看见一个吏员呼喊：“神到了！”神到后坐实了原来空着的神位；不久他又进去，看见先前的妇人出来，拿着一条破裤子给捕役，并让一个小仆跟随老仆，用米筐把东西带走。捕役又把梦告诉任君。任君说：“这就对了。”仍然把裤子交给他。裤子是“非衣”，破了是“已露”。米是八十八。按照礼制，凡是出行，老人先走；如今小仆随后出来。意思是贼人将要败露，接着交出八十八两金子，于是捕捉裴爱，拷问后得到实情。他供述说：风雨之夜，先进入屋舍藏匿，偷取金子；到了十九日，梦见神命令归还金子，便先把一百两金子投到旅店，现今剩下的八十八两在泮中，其余各有所用，潜入泮水取得金子，最终招供认罪，并追缴尚未补足的余金。邑人张锡怿说：《晋史》记载成都令察奸如神，唐代顺阳刘君也以揭发罪恶如神著称；至于李果治理洛阳，只说古今正直之人能够通达鬼神，这又是为什么呢？任君秉性正直，恰好与神灵相合；而且他虔诚祷告，只因一念怜惜生命的隐衷，委曲求取实情，于是使鬼神聪明，也曲折详尽地核实实情来告诉他。至于他解释判断明白透彻，能够揭示《周官》所掌梦事的奥秘，虽然任君确实博学，但也是因为任君清廉洁净、嗜欲少，所以神灵启发了他的智慧，才有这样的事。当任君初到任时，是七月二十五日；过了三天，民居遭火焚烧。这一天大风骤起，火势像扬起簸箕一样猛烈。任君暗自想：我刚到任，灾祸就降临百姓，难道是我实在没有德行吗？于是徒步到火灾之处叩拜，泥巴沾在衣服上；当时正是火势猛烈的时候，风不停而火却熄灭了。唉，真是神灵显应啊！任君名辰旦，字待庵，萧山人，由丁未进士出身，任现职。观音庵送子记。上海城南有观音庵，是本县人祈求生子的地方。朱公子簪原曾到庵中祈祷，回去梦见一个男子，戴着帽子、穿着衣服来到面前，生了一个儿子，非常聪慧，不满一周年便死了。再次去祈祷，又梦见甲士排门而入，簇拥着一个孩子来到面前，说：“送官哥来了。”等到看见那孩子，正是前一个孩子。后来果然怀孕，临近足月。丁巳三月十三日，我经过上海，住在簪原家中，是因为我同他的尊长司刑公有旧交。刚进门，就听见里面喧哗的声音，感到奇怪。不久主人到堂上迎接我，我仔细看他，他惊讶失色，急忙询问缘故，他说：“内人刚生下孩子。”于是我起身祝贺，却还不知道他惊讶失色究竟是为什么。过了几天，做汤饼、设酒宴，酒喝得正浓时，簪原才告诉我：“从前祈求孩子时梦见的男子，他的须眉、身躯以及冠服，都俨然像您，但那孩子已经死了。后来再次祈求、再次怀孕，果然就是前一个孩子。然而您一进门孩子就出生，难道您实在有神力，能够化身为人吗？还是大士敬重您，姑且借您的形貌来表示征验呢？”我想古代也有爱重某人而愿意成为他孩子的事【自注：唐代白乐天喜爱李义山的诗，愿意做他的儿子】；我敬爱司刑公，所以成为他的子姓，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然而我明明是活生生的人。从前我躲避人事时，曾寄居在法华山中，许诺为大士舍资修饰庵堂却没有偿还。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五年，那个证明此事的干公已经死在维扬；而我忽然患病，看见大士叫我到面前，拿出三寸红纸让我读，读完后非常害怕，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等到醒来，纸上的字像漆黑的密室一样模糊，只记得大士口头说：“答应舍资修饰，却长久拖欠，为什么？”如今又过了一年，湘溪蛤公命我诵《法华普门品》，来延续他的愿望。这样看来，我的神魂已经被大士役使很久了。世上本来就有饮食日用之事，显得奇异变幻，却又像平常一样；大士想显示神灵，于是借活人的形体来显示神灵，幽明相通，本来是可以相信的。何况仲春在高禖祠祭祀，是祈子的开始；《诗经》说梦中受孕，《史记》记载吞燕卵、踩足迹，奇诞之事还有超过这件的。我感念大士的神灵，告诉世上供奉大士而祈求孩子的人，应当会有灵验。于是应簪原之请作了这篇记。康熙十六年五月日记。《西河集》卷六十五。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六十六。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碑记【五】。

译陈氏家庙碑记。古代祭祀宗庙的礼制，天子有九庙之外，诸侯、大夫的庙数逐级递减；士和庶人则有的二庙，有的一庙，有的在寝室祭祀。一个庙只祭祀父亲，就已经不能祭及祖父；何况没有宗庙而在寝室祭祀，除了父亲之外，还能祭及谁呢？这样看来，高祖、曾祖的祭祀，只有诸侯、大夫才有，至于高祖以上就更不用说了。如今诸侯、大夫和士都不设立宗庙；设庙的，都是族属众多的人家，像乡社一样。而祭祀的数目，不再区分祖、祢、高祖、曾祖，凡是始祖以下、父祖以上，族中去世的人都列入其中。我听说汉代没有宗庙制度，从魏晋到唐代，也逐渐按照官阶高低规定世数升降，仿佛古代立庙的制度，但后来便无法考察了。大的家族本来有子姓入仕登记，可以等同于诸侯、大夫以及士、官、师；他们立庙也不算僭越。只是三代以前爵位俸禄世代相传，所以按照世代立庙；如今父亲是大夫，儿子忽然成了士，儿子做官师，孙子忽然又成了大夫，早晨增加，晚上减少，有时废弃，有时修复；楹柱椽桷的成毁，已经不胜其繁难，而神灵往来，也茫然无所依据。所以我说：礼制由义理兴起，制度要同人情相通。宋代诸儒也早有祭祀父亲必当及于祖父、祭祀曾祖必当及于高祖的说法；合祠共祭，大概正是孝子仁人的用心。山阴陈氏的祖先自石晋时任朝廷太尉，传到第二代为宣教郎，第三代传到记室参军，才开始居住在山阴北塘下方桥；后来延续进入宋代，有人考中进士，任枢密直学士，准备在寝室旁建家庙，但因为制度尚未确定，便把自己的书院捐给下方禅寺。直到宋朝末年、绍兴、嘉泰、嘉定年间，曾多次向秦太师、韩平原郡王、史丞相等请求立庙；但士大夫没有朝廷命令不得私自建庙，又以追随此事为耻，于是立庙的制度至今没有沿用。顺治初年，陈氏第二十五世孙仰南君曾捐金五百两，请求建立家庙，迟疑未能实现；到第二十六世孙子修君于己未年春又捐金五百两来继续此事，于是诸子和群从共同帮助，上面用来安置神主、陪祭，下面用来敦睦叙伦，依照昭穆排列，以会合族人。规制完全仿照旧制，从堂到室、房，到两翼、庑、门、斋坊、庖厨，以及省牲、展馔、视涤、赞盥的场所，都已经完备并加以厘定；祭器有壶、樽、铏、鼎。豆、笾、筐、篚、勺、羃等物，也都有规矩限制。准备在这一年嘉平月把神主奉安到堂中，请我作记。唉，孝子仁人的用心，就是这样了。于是为它作铭，辞曰：庄严的庙堂举行祭享，只有神灵在此栖息。手捧祭肉和清酒，代代陈列孝思。古代祭祀有规定的数目，受尊卑等级限制。因此宗庙祭祀，亲尽之后便被遗漏。如今合祭先祖后世，分隔帷幕而共享黍稷。千秋万代永远不要废弃这一礼制。吴江泊芦庵碑记。吴江处在太湖水流汇入之处，烟波四面延伸；其中有许多隐逸君子，遗弃尘世、背离俗流，不得已而遁入缁衣黄冠之间，借水草遮蔽自己，结草庵、筑土墙以使自身安居。所谓泊芦庵，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泊芦庵的创建始于前代，千仞太师承继先人遗迹，恢弘旧日规模，从乙未、丙申直到壬子，共五年而工程完成。从祠殿场宇以下到僧寮住处，以至芳岸、污沟等，各有安排。莲茎、鹫羽以华丽璎珞覆盖。六时敲击钵瓶，进食者的声音传到水边，难道不是清净居处中优游自在的情景吗？这位禅师自从求法以来，操守行履足为前辈；曾把所见所悟请教福岩老人，福岩老人十分赞许，准备把大鉴宗旨中至今秘藏而未传授的东西传给他。那么按理说，禅师应当演说佛法、登临法席，以祇陀园自尊；即使不这样，出示所学，游历中原，也可以像道安在毗耶一样在世间显现自己。可是他竟舍弃这些而不屑，只独自回来同此地谋求折铛而居，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听说泊芦庵处在两片麻地之间，东西都是草荡，有人到那里，若没有船就无法渡过；它所处的地方也很偏僻。然而芦苇在前，野鸭水鸟每天飞来；倚着窗轩观看，茭白、茨草、菱角、芡实伸手便可探取，俨然是世上隐居者的住处。人们每次望见它，都喜爱那里的心境闲适、志趣有所归属。丁巳年秋，兜率师请我作记，我因有事未能前往。戊子年春，在申浦水边遇到兜率的弟子，于是写下稿子交给他。我想泊芦，就是停泊在芦苇之处。从前大觉世尊把在三界中漂泊作为度脱世间的因缘，只因所处无所执着，于是称为泊。然而把虚附着于实，把动附着于静，所以船可以靠岸，岸却不能靠船。如今竟把所处之地全部称作泊，这就是虚实难以相齐、动静无所依据了。人活在世上，是安居还是漂泊，又哪里有一定呢？那地方有宿芦庵，我曾经作文记载；泊芦庵同它相邻。将来我从海上归来，一定专程经过这两座芦庵，并且看看那个以泊为居的人究竟如何。这就是记。记曰：松陵的水边，麻水的岸旁，禅宫独自开启，远离尘世。有人居住其中，如同祇陀园。正当禅师努力求学时，能够关闭五门，辞绝授受，断绝一切声闻。飘然避开尘地，作漂泊之因，以此自度，正如世尊。建起这些栋宇，四周围成丘陵和篱墙。门窗所向，邻近的都是烟波。莲台像座供人坐禅，菱舟渡送行人。我想折取芦苇、宿在芦根旁；芦岸虽有尽头，这篇文字却永不忘却。

译半楼记。王子鸿资带着他的文章游历天下，从燕、齐、代、陇直到荆、邓、瓯粤以及岭海之外，大多挑柴担担、戴笠跋涉，坦荡如持衡执术之士，共有四十年。曾经回乡，在狭窄街巷中建了一座小楼，名叫“卧游”，最终却舍弃它离去。我曾作《卧游楼诗》挽留他。后来他从五岭回来，慨然想到故乡不能离弃，于是在沂川之间重新买宅，在沂水住宅旁筑起层楼。前面可以俯瞰城南诸山，北面有一座山峰，正好对着北窗；又邻近园中繁茂遮蔽之处，松树、楸树和林木在左右掩映。于是把楼分开，各自居住，题名为“半”。有人对此感到疑惑。以鸿资的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他眼睛所见、耳朵所闻、心思意念所周知，本来应当把二室当作幽深居处，把百原当作行走的庭院，把蓬丘、沧江当作池沼园林；如今却局促在窗棂之末、帷幔之小处，这一定有他的道理。不过我听说，逍遥万里，也不超过抢榆之处；当他纵情于寥廓之境、放游心神于浩荡之中，可以穷尽天地的广大、推极万物的繁多。等到退藏在一室之中，饮食起居不过限于手肘所能铺展、脚趾所能丈量的范围。鸿资身上还带着风尘，回头看也将要洗濯，哪里真是喜欢穷尽广大而忘记归来的人呢？如今鸿资暂游海滨，我在访旧之余同他朝夕相处；他曾请我饮酒，并告诉我将要回来居住在这座楼中。于是我叙述他的经历，请我作记。口渴的人望见丛社便倾心向往，劳累的人看见捣衣石便想到休息，为什么呢？因为人情本来就有安顿之处。人身处宽广的高楼层台、重重台榭，尚且觉得局促；如果正当穿草鞋劳累、赶车疲惫时，看见屋宇便希望安居，又哪里有空追问那地方是宽是窄？何况时事纷乱，不能样样周全。我游历天下，因此知道天下的事情不是凭心意就能全部衡量。鸿资虽然所到之处都卓然出众，但秦、赵、越、貊等地，或许还没有走遍；山川云物，观看也还不完备；诗文充满天下，却有许多散失；黄金装满行囊，也没有全部收拾好。既然如此，天下事不能全备，就像这座楼只取一半。至于一枝之地可以供人娱老，一椽之屋可以留给后代，那么这座楼虽然狭小，也算得到了半数之道。鸿资说：“好。”请我在这座楼中饮酒，并把文章刻下嵌在墙上。满听楼记。我到宣城，同张公荀仲访问东渚先生，没有遇到。看着张公所画的《东渚草堂图》，便思念他。宣城山水甲于天下，既已登临敬亭，沿双溪而上，观赏柏山，察看麻姑山的胜景，已经使心情畅快、眼目愉悦；可是回头却惴惴不安，又对东渚的一幅图产生深深怀想，也很奇怪。不久先生在草堂旁筑楼，题名“满听”。相传楼建成时，有黄鹂栖息在梁上，声音绵蛮而鸣。同乡施侍读为它题名，他家中的举人渊公又为它绘图，传到京师。京师好事者还为此作歌咏叙述。年轻时我游倪文正的园林，有一处庭轩，因它梁柱高敞清爽，风声从耳边吹过。当时名为满听轩，如今相隔四十年了。先生这座楼的名称恰好与它相合，难道斟酒伐木、听鸟鸣而求友的情怀，也有相同之处吗？当初先生跟随沈徵君游学，正值徵君与文正同时并立，相互主持党人之事，而先生作为高足弟子周旋其间。直到今天，我读先生为徵君遗集所作的序，未尝不感叹先生辅佐严正、步趋端正。听又有什么固定呢？眼睛没有看见邓林的树枝，脚没有踏过板桐的树阴，刘某在歙地寻找它，忽然显现；再寻找，又飘然而来，这正像情感所向，一如风从青苹末端兴起，又如河水在空旷处奔流。何况鸟声啁啾唧唧，随时令而变化，所以有听到燕地笙竽之音，便把它当作齐地笙乐的事。世上没有遇到文正，世人也不知道先生效法文正；但看见草堂图而思念先生，听到“满听”的名称而歌咏、记载它。将来有人听到声音而兴起，彼此应和追寻，怎么知道后世倚声而作者，不会像今天倾听的人一样呢？我的耳朵已经听到了。

译重建仁贤祠碑记。仁贤祠，是乡人为先吏部建造的。古代没有乡人立祠的事。考察祠祀乡贤的事例，汉代朱邑曾任桐乡吏，后来拜为大司农，天子赐黄金百斤，让他在家中设置祠堂祭祀；朱邑却认为这是家人所应祭祀的，说：“我不如桐乡百姓。”大概是深信桐乡百姓对自己有所感念。如今官府所建的祠堂都成了惯例，上面借此取悦，下边借此谄媚，其不足以取信于人，显而易见。只有乡人稍微公正些，既难以用权势夺取他们的意志，也难以用利益诱惑他们。然而从汉代直到今天，即使更改了乡里的名称，像王烈、闾师那样争相绘制画像，像陈寔父子那样，最终也从未听说有立祠祭祀他们的。大概乡人容易相处，容易相处就会多所求取；乡人又容易显露形迹，容易显露形迹就会多生嫉妒。因此，有高车驷马回到乡里奔驰，乡里人就会嫉恨他。至于共同办事，往往苛刻求全，最后发展到怨恨责望。我不知道遂安人究竟从先吏部那里得到过什么，先吏部又究竟从遂安人那里得到过什么，以至于大家在钱箱里凑钱，在道路上集聚木材，又让乡里的子弟出力，合建祠堂；用画像装饰，以祭祀祝祷，题名为“仁贤”，仿照惇宗殷礼，并载入祀典。即使说公的德行已经显著于乡里，各种邦国户籍、差役、租税、出入等事务，原本都按照官府的八种成法来衡量轻重高下，却从来没有人查究，而公却竭力清理整治。按照祭祀制度，对百姓有功德的人本来应当祭祀；但如果不是公一生确实有感动人心的事，怎么能深入普通人的隐衷，又怎么能造成这样的祠祀呢？直到如今，祠堂已经稍有倾圮，公的孙子防侯任祥符令，已经奉召入朝，而祥符百姓思念他，正如桐乡百姓思念朱邑一样，于是感念祖德，又慨然重新修建祠堂。祭祀的制度有两种：因功德而建祠，是为了劝人为善；因祖先而建祠，是为了发扬孝道。如今仁贤祠由乡人创建，是为了劝善；由后人重建，是为了发扬孝道，两方面都恰当了。族孙奇龄拜谒祠堂，并用歌辞系述其事，于是写道：“公讳一瓒，是遂安人，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歌曰：婺山幽深啊，公的出生如驾云中虬龙而来。婺水曲折啊，公的到来使人悠然思念。为公建造庙宇啊，筑起华美的椽梁；神灵的旗帜上下飘动啊，山风从四面吹来。想到公从前啊，感动了乡里；乡人拥戴公啊，愿意世世代代奉公为神主。烧制土砖啊，筑成堂屋和廊庑；孙子为祖父服役啊，子孙为父辈而来。红粱啊，黑黍；风声飘飘啊，神灵降雨。采来洁净的黍稷啊，放进竹筐竹篮献上；春天祈福，秋天报赛啊，永远如此直到万古。祝官称颂降福啊，祷告者把祈求告诉神灵；脂膏和萧艾的香气四处散发啊，年复一年。蒸祭禋祀仍如往常啊，光明显著地奉事神明而没有差错；几筵重新整饰啊。庙貌鲜明，可以彰述祖先的功业啊，宣扬祖先的德行。吹箫击鼓啊，弹奏神曲；香气芬芳的孝祀啊，贯通祖先与后代。手持笾器，捧着豆器啊，情形如同乡人亲自奉祭。婺山啊，婺水啊；碧云如衣啊，白石如骨髓。惟有公的盛大德行啊，可以同山水相比。山水可以移动啊，德行却不可以迁移。庙宇有屋盖啊，石碑有根基；刻下美好的名声啊，显耀于万代祭祀。

译宁州龙安山兜率寺重兴碑记 佛经记载，兜率天的夜摩宫殿位于诸天之上，璀璨宏丽，是能仁佛所居之处，所以名山法地有所创建，常借用“兜率”来命名寺刹。梓潼、分宁都有兜率寺，就是这种情况。分宁兜率寺在隋开皇末年已经建成，所在山名龙安；那地方从豫章西山向西延伸，距离豫章很远，而龙安山曲折绵延，反而同鄂州下隽的边界犬牙交错，又距离分宁很远。大概这座山寺兴废的情况，已经很久无法查考了。湘溪蛤庵禅师本是楚地人，却游历于越地；恰逢吴越交兵，禅师于是仿效佛教徒奉养双亲的旧事，拂去僧衣，背着母亲在湘湖山麓避难多年。后来屡次升入上辈禅师之列，从福岩、报恩、平阳等高僧那里接受考验和探究；平阳、报恩两处都想传法给他，他最终在平阳抚期雄那里受传。出外振动锡杖弘法，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禅师久居越地，不必说持钵四方云游并非他所留恋，即使他两次赴京，随大觉老人听法，在御前也几乎被留在内廷，荐福寺若传说中的万善殿那样请他主持，而他仍然退却，只把湘湖一曲地方放在心上，可见他不轻易应付外物就是这样。他最初因越地旧友出任下隽县令，便把禅师请到下隽凤山寺；下隽距离龙安较近。当时有一位名叫师亮的兜率寺僧人，承继隐贤静师之后，逐渐修葺元、明以来已经废坏而正在复兴的兜率寺，建成五楹堂屋，供奉鬘华，收藏贝叶经，准备逐步砍除荆棘、开辟荒地，希望恢复旧日规模，却因时机尚未成熟而受阻。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住持师亮同龙安副法匡君鼎、雄君奇、遇万君正瑛、陈君钦▯等人，向主管官员禀告，共同携带礼物到凤山迎请禅师，择日入院。于是大规模树立旛幢，逐渐兴办工程。到这时，兜率寺在已经复兴、逐渐合于旧观的基础上，已经开始显出规模了。适逢两湖交兵，各营旗帜仓皇四处张扬，都驻扎在荆州、岳州一带；下隽处在平江、临湘之间，是荆州、岳州的冲要，龙安又靠近下隽，烽火相接，是战守双方必争之地。正好禅师回平阳省视，背着锡杖向东渡行；等到回来，前面的道路已经阻塞不能通行，于是往来于湘湖之间，自称“湘溪道人”，又过了若干年。这期间，三吴的大寺院纷纷来迎请禅师，禅师也曾答应吴江黎里的邀请一次，但那并不是他的本意。丁巳年秋天，龙安的战事稍稍平息，住持和施主坚决请禅师前往，准备迅速完成旧日事业，使前代的规模重新光大。他们劝请禅师的诚恳，比最初筹办时更加深厚；禅师也久已想到宝地应当赶快复兴，于是在荆棘丛生之后，毅然答应前往。于是扩大察看寺院的范围，依据地势高低安排人力、估量材料，确定了动工日期。便派人向我求文，准备刻在碑石上作为记文。我三次到过西江，却从未经过龙安，不能详细了解兜率寺的遗迹；记载和志书又很简略，也无从考核兴废的事实。不过我曾听说，兜率寺最初兴建时，有司马头陀来察看这座山，预言若干年后一定会有圣僧先后相继在此开坛说法。因此从隋、唐、五代以来，代代都有有德之士；到了赵宋，临济、云门两宗的高僧又相继出现。慈明之后有无证、志恩、从悟；匡真之后有择梧、景常、维显，前后的预言和应验都清清楚楚，没有差错。后来寺院也渐渐衰落了。如今禅师重新到来，隔世接续前贤的足迹，虽然说是人为的努力，但哪一样不是山川清明灵秀之气确实有所启发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祖庭的兴复，根本要借助大力；如果不是能够挽回日月、开辟天地、具备鉴察佛道的能力，并且扩展长远的功德，恐怕很难胜任。因此禅师思念湘溪，如今又把当日思念湘溪的心情转来思念兜率。也是因为兵乱之中，兴复寺院更加困难，所以他不惜屈抑自己的愿力，承担这项事务，来完成这次工程。考察宋宣和末年，战争接连发生，朝廷内外戒备森严，而朝士张商英还曾追谥兜率寺，并答应从悦禅师的请求；这是因为他在隆兴漕运任上时，曾在兜率寺座下听过一句话而有所悟，所以这样做。如今禅师的道法不比从悦差，而兵乱接连不断又不同于往昔，佛法宝藏正应当兴盛，难道不会有像张商英这样的人接续他的事业吗？我对兜率寺寄予很深的希望。寺院基址以及各处界域，前后殿堂、门廊、僧舍，也都分别规划完毕；工程进度、粮饷，百姓、物料、人力、账册和年月，也都分别计算清楚。按惯例把这些写在碑上，再在后面缀以铭文。铭曰：只有这座神圣的宫殿，名为兜率陀招提，仿照天宫安置，腾越高远，有如祇园；面对恒河，庭院生满香草，座台筑成莲花。从前龙安也有这座寺院，阐明五乘教法，创建于六朝；白马驮经而来，黄金铺满地面，仿佛曹溪，掬水便可品尝其中滋味。等待时日一到，当有圣人出来教化众生，成为天人之师，弘扬佛祖教法。因此数代以来，能够统摄各种妙理，相继说法，具备广大辩才；宝殿如星罗列，香台如云充满；早晨拂动鹫羽，夜间优罗花开放，领会其中的深意。与西方传来的佛法相比，象教无可比拟；后来稍稍衰落，佛法之岸倾圮，慈悲之舟失去船桨，长久等待复兴之期。正逢这场浩劫，幸而大师早已承受弘法使命，承继迦叶，再宗大鉴；远承临济，近继天童。德行同日月并耀，功业与山河相等；驯服白象，骑乘素象，传衣并赐红衣；最初住在湘湖，中途栖居黎里，曾随大觉禅师入见 天子，在醮园中辨析八正道。于是请大师驾临，整顿道场，准备迎请舍卫国的佛法，使我们的兜率宝树重新兴盛；牵引金花，捧着佛足，复兴太子园；修治利王国，却未能料到武力兵灾到来。洞庭、龙安之间，荆、衡、湘溪一带烽火相连；虽然挂着禅师的名号，最终还是回到了最初的地方。等到文字写成，化城层层增高，疏理浮萍、芜草；高大的枯木上的旛幢迎风而起，玉圭立在那里测影；红色砖道盘绕如螭龙，红色椽角飞向如鸟；矛、戟、戈、鋋等兵器，像扫除尘土一样弃置不用。修水向东流，夏水在下游向西曲折；祝融峰堆起霞彩，鄱阳湖泛着雪浪；鹤不再争山，龙也请求避开洞穴。即使兵乱再次行于江汉之间，也将被金轮镇定而平息；宝杵普遍救济众生，连禽鸟虫鱼也得到广泛教化；行旅之人出入寺门，灯火燃成一炬；珉石坚贞不毁，永远树立在这里。

译家贞女坠楼记 家贞女，是祥符知县防侯的女儿。贞女已经出嫁，三天后仍然称作“女”。有人说：从前荀爽的女儿嫁给阴瑜，即使已经去世，仍称作荀氏之女。又有人说：祥符百姓的父母官防侯曾经把贞女的事上报朝廷；因为父母官的缘故，贞女许配给方翰林渭仁的儿子奕昭。方渭仁家世代相交，婚姻关系可与羊氏、邓氏相比；防侯又与渭仁以文章相亲相爱，既然订下婚姻，彼此就没有亏负。只是奕昭长期患肺病。防侯奉召来到京师时，我在防侯的寓所见到奕昭，见他肌肤清瘦，面容光泽已经显出衰损，担心他活不过几年，而防侯还要再次任祥符县令。第二年夏天，奕昭到祥符官舍成婚；他带病出发，从京师到祥符有一千多里，经过鞍马道路，病势更加严重。防侯起初很为难，但既然已经到了这里，也没有返回的道理，于是让他在病中勉强完成脱离童子身份的婚礼，刚脱下婚服便到外舍居住。当时，他在病中由贞女扶持起居，给他服药，调和饮食，为他洗垢除秽；他给贞女增添的劳累，不必说也知道。病势危急时，奕昭哭着说：“我这次来，后悔一百次也来不及了。即便如此，我怎么敢因为三天的婚姻而耽误你一生呢？”女子说：“你没有读过《芣苢》那首诗吗？诗中说，丈夫有恶疾，即使尚未婚配也不忍心离去，何况已经共同生活三天呢？”后来奕昭更换寿衣，贞女不肯进食，父亲强迫她，她才开始吃饭。起初女子年少时因吃蒸羊肉而在病中死去，按照医法很久以来断然不再吃羊肉；到这时却突然吃起来，因为她认为这样可以加速死亡。防侯因政绩卓异再次奉召，将要赴京接受考选，谣言诽谤恰好传来。防侯平日心情很郁闷，女子察觉父亲不高兴，便假装面带喜色，行动从容如同平常。起初她想自尽时，有两个傅婢同她一起睡起；到这时稍稍松懈，有时独自坐在内室，泪水纵横，沾满面孔。母亲来了，强行替她擦拭眼泪，说：“没想到小小的寒气，竟然使你打喷嚏流涕到这个时候。”二月换穿冬衣，女僮请她挑选其中可以再洗穿的，她说：“我还能再穿这些衣服吗？”女僮觉得奇怪，询问原因，她随即用别的话搪塞过去。康熙二十年三月六日，天将黑时她登上楼，叫女僮拿着烛火跟在后面，表示自己没有疑心；走到窗栏边将要关窗时，纵身坠楼。楼高离地约二丈，下方用石块砌成，若这样摔下去必定粉身碎骨；但她的肢体却没有毁坏，只是口中吐出堵塞的血，眼睛黑白混浊，数日之间仍好像有鬼神在维持保护她一样。唉，真是奇异！祥符乡里的三位父老感念防侯，替防侯刻石颂扬他的去思之情，并把这件事一同上报朝廷，请求表彰。虽然女子年纪还小，还不符合旌表的条件，但她没有改嫁他人的志节是显而易见的。祥符的士绅都有诗作，我于是写下这篇记文，也把它告诉后来写诗作文的人。五贤崇祀乡贤祠记 古代在社坛祭祀邦国的贤人。韩退之说：“乡里的先生去世后能够在社坛祭祀，就是这个意思。”后来社祀的礼制废弛，州县祭祀社神不再涉及乡里，也不再有附带祭祀乡贤的事。只有明代建立学校制度，从成均以下遍及州县，比前代设置没有固定制度的情形周详得多。于是哲人配享的制度逐级下移，在廊庑之外，特意在宫门左右设置名宦、乡贤二祠。起初祭祀栾公、郑乡等人时，并不是不郑重，后来却逐渐混杂泛滥。尊崇宗族的大典，关键在于功业；但有的人附祀于宗庙，有的人享祭于大烝，而乡贤祠所祭的是贤人。既然是贤人，就不问他出仕还是隐居，只要贤能便可祭祀；不但功业不应成为唯一标准，即使显达或隐晦、出仕或退居，又有什么足以同邦贤相比较的呢？然而明代中叶，多把做官显达的人填入其中，后来逐渐涉及赠官之人、受封的父辈，再后来富豪也都能通过攀附关系混入其中，因此这样重要的典礼，反而轻如鸿毛。相传启、祯年间，长洲陈太史请求另建一祠，祭祀言游、季札；而禾中魏给谏甚至捧着他先人的神主，傲然从祠堂中走了出来。武林有五位贤人，都是明末的隐士君子。隐士君子有什么难以入祠的呢？难的是他们未必容易被立祠。那些隐士君子，权势不足以惊动当权者，家贫不足以置办礼物；他们的子孙将来一定会显达，但此时尚未显达，也就没有足以促成往来请托的关系。然而一乡的人、一国的人以及天下后世，都自然会共同承认他们贤能。城中一府、二县、三学的举人沈佳，以及贡生、监生陆寅、三学生员王丹林等人，共二百二十人，都发愤奋起，毅然以古道自任。他们怀着公心，把请建祠堂的揭帖上报学使。学使王君原从翰林春坊而来，改任按察院，看到揭帖后深受触动，想到时俗的弊病，打算彻底改变这种风气，立即把揭帖下发府县，命其查取事实；又同巡抚赵君命令府县官员迎请五贤神主入祠。于是五贤同时被奉为神明，府县官员恭敬地到门迎请，五家子弟各自捧着神主，鼓乐吹奏，迎接于道路；城中的士大夫都穿戴整齐到祠堂下拜，院使以下各级官员都来致祭。于是好事之人争相写诗、作歌、绘图，并编写《五贤志》记载此事，认为这是近二百年来近代仅见的盛事。五家的子弟又不因我文章浅陋，嘱托我为此作记。当我在崇祯末年见到五贤时，正是己卯、庚辰之间，他们修复里社的废制，聚集乡里的文人学士组成社团，五贤都在其中。社团有所作为，登楼、揽云等人崇尚气节，以东汉诸儒为宗；他们的文章精深宏博，突破陋学的藩篱，一概归于古道。我当时还是少年，附在敦盘社末，同他们一起参加乡试，因此得以结交五位先生。五位先生把我看作年少者，却愿意同我并肩交往。后来突然遭逢国变。五贤都正值盛年，却被世事遗弃，关闭土室，靠俭约的德行避难；有时寄身佛寺，有时隐居山林，有时托迹于友人的幕府，以此求生。我却因没有名声而奔走四方，彼此不能相见；偶然相遇，也只能叙说旧交，短暂地按次序坐一会儿。没想到我进京才几年，五位先生就已经骑鲸升天，和乡里的先达一起在学宫之间往来了。唉，我在崇祯末年见到五位先生时，哪里想到他们会有今天呢？假使五位先生没有立即遭逢世变，能够出仕并被世所任用，即使不在社坛祭祀，也一定会在宗庙祭祀、在大烝中享祭，绝不会仅仅得到今天这样的礼遇。即便如此，与我这个出仕之人相比又怎样呢？五贤是：汪沨、陈廷防、柴绍炳、沈昀、孙治。

译思砚斋记 我年轻时听父老说，合肥许中丞镇守我们郡时，临离开郡城，在钱清江向父老告别，指着自己携带的砚台叹息说：“唉，这是我镇守此郡以来得到的东西。我不能对这个郡有所补益，却反而带着它离去，我很惭愧。”这话我曾经听过，并深受感动。等我入京，距前事已经过了若干年，读到施侍讲所作的《思砚斋诗》，总是合上书卷说：“这件东西已经失去了吗？”随即又感叹，廉吏留下的遗物，竟不能传到子孙手中，连一件物品也是如此。后来见到许公的文孙、如今的户部君生洲先生，他每次谈到尊大人思念砚台的事，又嘱托我作记，这才知道许公的廉洁、赠君的孝思，以及户部君表扬父亲盛德的心意，都是后人难以企及的。许公曾梦见东坡在郡亭中亲手交给他一方砚台，那座亭子靠近种山山麓。种山，就是越大夫文种埋葬之山。东坡曾经镇守杭州，距离这里一百里；他是否来往游居于此，都无法考证。只是当天夜里刚梦见此事，天还没有亮，便从蒯隶手中得到一方砚台，以为是早晨接受了东坡的命令，在种山亭下岩穴深处种竹，果然一锄挖出。许公洗涤砚台后，发现砚背上俨然刻着苏轼像，与梦中亲眼所见的一模一样。大概许公离开郡城却不忍放下这方砚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许公去世，砚台也已经失踪了。孝子思念它，于是建造“思砚斋”，早晚居住其中，以表示永不忘记。思念父亲所喜爱的东西，思念父亲所珍爱的物品，这是侍奉亲人的常情。然而前代的人无缘无故，忽然把自己喜爱的东西交付给茫茫无知之中；后代接受它的人，也在茫茫无知之中，忽然好像把父亲喜爱的东西送还给他后又离去。古人所谓投桃报李，大多就是这样。东坡当年爱砚十分深切，曾寻求剑滩之石，误以为是凤山的妙材，价格超过龙尾石；后来又向方彦德求取龙尾石，却甘愿为此作诗，自责自己的错误。他爱好砚石到了这种程度，却仍然不能守住，反而把它丢在种山山麓；何况许公是偶然得到它，却想把它世世代代传下去，不能不说非常令人疑惑。然而他的儿子思念它，他的孙子又为此作记。与父亲手泽所及的杯盘、弘琰、赤刀等遗物相比，这方砚台一接触眼目，便藏入心中，使人惊惧悲恻，历经数代也不能释怀。这样的孝思是多么深厚啊！许公在官场上的操守、对古人的友爱，以及孝子顺孙思慕亲人、辗转显扬其德行而求传之后世的心情，都值得记载。许公讳如兰，是前朝中丞，最初任我们郡的郡守。生洲先生讳孙荃，曾在我任职时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同馆中的前辈。如今督理通州漕运，世人所称的户部君就是他。《西河集》卷六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河集》卷六十七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碑记【六】《两浙巡抚金公重修西江塘碑记》。浙江是三江之一，从姑蔑发源，曲折流经婺州、睦州，一直到章安，突然转折一次，因此称为浙江。萧山县西南一带，正处在这股折流的冲击处。江水向北浩荡奔流，到了冲击处便折转向西，于是筑塘来抵御它。因为此地在县城西面，所以称为西江塘。明正统年间，魏文靖公亲自修筑过它，历经一百多年。到天启元年，秋季淫雨使江水暴涨，冲决堤塘奔流而下，百姓衣物漂浮、四处逃散，绵延千里可见。但每次决口便随即修筑，没有造成大规模毁坏。如今五年之间已经决口两次了。此前二十一年决口二百余丈，山阴、萧山三县全都成为泽国。乡官姚总制捐资修筑。到了二十六年，又决口二十余丈，急忙用畚箕运土堵塞，中途又决口三十余丈。这并不是从前堤塘坚固而如今堤塘疏松，也不是筑堤的人不尽力。以前水向北浩荡流去，逐渐减缓了转折处的冲力；水流弯曲却不方正，弯曲而不方正，水势就弱；水势弱，增修堤防就容易坚固。如今折流向西，环抱处有沙在岸边生成，水沿沙转折，沙一移动，水也跟着改变方向；水一改变方向，以前被挽引向西的水流，如今便像箭一样直冲向东。这样，承受水流的地方却只用横亘的一尺土堤挡住长江直冲的水势，起初像撞击门闩，继而像捣击容器；下方被冲出洞穴，上方随之崩塌，要使这样的堤塘长久存在就困难了。大中丞、开府的金公把百姓的水患看作自己被淹没一样。有一天连续三次发布檄令，把三县百姓安乐地坐在屋中视作全身遭受灼烧、皮肤受伤的痛苦。金公先审察地势和水势，如潭头、张家堰、上落埠、诸暨濆、于池、大小门臼等处，逐一探求受灾的原因，并且务必追究根本，断定必须筑造牢固的老塘，不能只筑临时的备塘。他说：“你们没有见过堵塞河流的人吗？河流的祸患并不比江水小，但他们先用石菑。石菑，就是石桩。接着用楗，楗就是木桩。把淇园的竹子放下去作楗，就是这样。然后再加上防，防就是把木头捆集起来横放。之后再用竹落填塞，竹落就是治河役夫剖开大竹做成竹笼，装入石头，夹在船上沉下去。这样做，工程也就差不多完成了。若只因为老塘根基深，便白白耗费民间钱财，只筑备塘，那不过是拿黄叶哄孩子罢了。况且抛弃民田、民舍，有什么益处？从今以后，不要依赖旧法，不要害怕麻烦，不要只修补眼前而毁弃长远。”公文十次上呈，十次被退回，甚至召集官员、百姓、里老共同商议可不可行，一定要让每个人心服口服，命令他们画押呈上。可是众人议论纷纷，反而都说修筑备塘方便。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河堤没有正面冲击，决口只在旁边发生；旁决容易修补，正面冲击却难以堵塞，这是第一点。况且河床高于堤坝，河水冲决的只是堤坝；这里江水深而堤坝高，堤坝横亘在地面上，抵挡冲击靠的是地基而不是堤身。因此正当水流冲击时，先被啃噬的是堤基，随后堤坝便跟着倾倒。春水初涨时，堤基地面像蟂潭一样泥泞，不只捧土难以堵塞，即使填入巨船、投入竹笼和石块，也会随波涛卷走，等同于飘蓬。所以设置石桩、木桩，只能施用于堤身，不能施用于筑堤的地基，这就是所谓“不与水争地”，这是第二点。况且水能够冲决堤坝，却不能冲决大地；土地借助堤坝来抵御涨水。如果把土地让给水，地面没有立即被冲空，堤坝也不会立即毁坏，这是第三点。江流有固定的方向，沙土的迁徙却有固定方向吗？沙往西移，冲击就在西面；沙往东移，冲击就在东面。筑一条固定的塘堤，不能抵挡数次迁移的冲击，怎么能保证向东的沙不会又迁移到西边呢？这是第四点。总而言之，这些都不是公的本意。为什么呢？因为公的心意在于长久，而顺从百姓的心情，就仍然近于临时修补。至于塘工所需费用，有人说得到利益的民田应当出资，百姓从中受益，自然应由百姓修筑。萧山受益田地共计十六万亩，山阴、会稽二县合计一百多万亩，所以两县所得利益是萧山的六倍。然而萧山地势高，山阴、会稽地势低，倾覆冲荡的危害又不止数倍。天下没有利益多而功劳少、灾祸重而救助反而轻的道理。考察嘉靖年间三县共同修筑时，投入并没有相差多少；如今山阴、会稽两县合计出资仅够抵得上萧山的一份，似乎负担极不均衡。于是公又把百姓的疾苦看作自己的伤痛，只怕民力有所不足。议定由三县输纳四千金，萧山出一半，山阴、会稽二县合出另一半；公又特意倡导并率领司道捐金二千，抵充三县所出的一半。公按工程进度立账登记，仍担心主管不当其人，工程就不能牢固，甚至还会发生中饱私囊的弊端，于是又挑选属吏中有才干而勤谨慎重的人，大家推举郡司马冯君防。冯君以清理军务兼管水利，于是负责督办此事。塘堤距水五丈，底部宽七丈，顶部宽二丈，高一丈五尺，长二百一十丈有余；其余地方都加高低洼处，培厚薄弱处，内侧加固，外侧削平，并用木桩夯筑。公根据工程人员的勤惰亲自犒劳，计算木桩若干、土方若干、竹笼和石块若干。从二十五年十月到二十六年三月，共历时六个月，工程完成。州郡大臣兴利除害，本来是职责所在；然而往往把它当作旧例，遇到修筑水利的事务，便一概交给都水官，听任他们自行处理，从来没有像公这样把百姓的水患当作自己的水患、把百姓的饥苦当作自己的饥苦。况且由受益百姓出资修筑，本来已有成例；公凭借冰清玉洁的操守，拒绝接受贿赂，封闭贿赂的关口，却又担心民力或许会耗尽，便为此割取自己的财物、剖析自己的积蓄，用来帮助工程完成。这件事足以成为风范。公讳鋐，字冶公，别字悚存。壬辰年进士，凭内翰林起家，改任祭酒，历任按察、布政二司使，升任兵部侍郎，巡抚福建，调任繁重之地，成为现任官。颂曰：越地共同享受水利，正如三江一样；江水向北流又折转，在余暨县旁边。冯君修筑水塘，使江流回旋；水势漫溢，土地逆受冲击，百姓像鲤鱼鲂鱼一样漂荡。我们的公仁爱百姓，仿佛自身受伤；背土筑堤，捐金防洪。此前修筑防堰的是龟山仲房，我公继承其事业，前后相接、相互辉映。公的功德，在碑版上光辉灿烂；只是这一片恩泽，何等广大深厚！沙滩可以磨损，江流可以抵挡；公的恩德浩荡，千秋万代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