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录卷十四

译王下令说：“鼓声响起就全军进攻，鼓声未响不得行动。”敌军挥军进入阵地，我军不动。敌军进攻两次又退却，王说：“他们两进两退，士气已经衰了。”于是鼓声前后相继响起，奋力进击，宋军大败，能够逃回去的没有多少。至元八年，筑成一字城，推进逼近襄阳，攻破樊城外城。至元九年，命令攻打樊城，流矢射中王的肘部；王包扎伤口后去见主帅，说：“襄阳在江南，樊城在江北；我从陆路攻打樊城，襄阳就会派水军来救，终究不能攻取。如果截断江道，断绝援军，再从水陆两面夹攻，那么樊城一定能攻破，襄阳也会随之攻下。”主帅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天王又出战，率精锐士卒首先登城，于是攻下樊城，襄阳投降。王带着宋将吕文焕入朝觐见，皇上嘉奖他，赐给锦衣、白金和宝鞍，将校也按功劳不同分别赏赐。至元十一年，丞相巴延率军伐宋，命王率左右诸军沿汉江东进，攻取郢州以南地区。十二月，攻取武矶堡，大军渡江，王担任先锋。宋相贾似道把军队驻扎在芜湖，宋军统帅孙虎臣驻军丁家洲；王转战进攻，大军随后跟进，宋军溃败。王继续前进，张榜宣示威德，所到之处守军都投降。军队驻扎在建康时，皇上派使者告诫丞相不要轻敌贪进，稍作停留等待。王进言说：“圣上的恩德对士卒确实非常厚重。如今敌人已经丧失斗志，灭亡就在早晚之间；过分迂缓，给敌人以筹谋的机会，并不是防备之道。将军掌管疆外军事，进退缓急本来就难以用常理约束；应乘破竹之势攻取它，才不会留下后患。”丞相认为他说得对，当天便乘驿马赶到皇上面前，当面陈述形势，请得诏令进军。至元十二年，军队驻扎瓜州，分兵筑栅，夺取要害并守住。扬州都统姜才是宋朝名将，所统士兵中有部落和种人，自成一军，强悍善战。这时他率两万人从扬州桥出战，都元帅阿珠和王迎击，两军隔水列阵。王率十三名骑兵渡水冲击敌阵，敌阵坚固，没有动摇。王退却以诱敌；敌军一名骁将本是回纥人，铠甲兵器十分奇异，跃马冲出众军，夺取大刀奔向王。王勒马回身迎战，随手一刺便将他刺死；站在马下列阵的士兵同声欢呼，声震天地。敌军也惊得失声，随即溃逃。追杀一直到城南门，斩首一万多级；敌军互相践踏以及陷入壕沟、溺水而死的几乎全都死尽。等到进入城中，敌军十人中只剩不到一人。王一向善于使用长槊，这一战后众人尤其佩服他的奇异勇武。此时宋将张世杰、孙虎臣倾尽全国力量，率领水陆军队列阵于焦山南北，准备拼死与我军决战。我军合力攻击他们，交战时，王所部从侧面横冲过去，宋军大败。从此宋军再也不能组织作战了。追击败军到圌山以东，王夺取敌方战舰八十艘，俘虏和斩首的以千计。皇上评定功劳，改授王为亳州万户；亳州军队原来是忠武王统领的。王以此请求，皇上便把它还给他。忠武王的事迹，宪宗皇帝赐名为“巴图尔”；“巴图尔”是国语中勇敢无敌的称号。于是皇上又把这个称号赐给王作为名号。这年冬天，丞相巴延驻军临安长安镇，中书左丞董公文炳向西从京口出发，由海道防守。王也率兵向西，军队驻扎在宋朝郊外。丞相派使者约请宋朝投降。宋主担心大臣难以接受削去帝号、称臣，请求以伯侄关系相待，双方往返交涉，始终没有决定。王将要奉命入城，数说宋朝权臣的罪过并责问他们，他们于是屈服，最终取来降表上呈。宋朝灭亡，宋主于是归附朝廷。至元十三年，浙东又反叛，王抱病出征讨伐，军队驻扎台州，派人带信去劝告守将；守将杀死使者、焚烧书信。我军大怒，攻取了城池。众人请求屠城，王不允许，只诛杀首倡祸乱的人。台州百姓直到今天还感念他。第二年军队回师，王迎接拜受镇国上将军、江东宣慰使之职。当地百姓刚从战争刀兵中解脱出来，王便安抚他们，一个月后境内就被称为治理有方。至元十五年，王入朝觐见，请求皇上说：“宋主已经投降，但他的将领张世杰奉他的庶兄益王赵昰和弟弟广王赵昺向南逃跑；后来在闽地拥立赵昰，赵昰死后，又在海上拥立赵昺，应当出兵讨伐。”于是授任他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让他出征。辞别皇上时，他上奏说：“本朝制度，不让汉人统领蒙古军队，恐怕会违背节制，仓促之间难以成功。希望得到一位亲信的蒙古大臣与我同行。”皇上说：“你还记得你父亲和察罕的事吗？当年他们攻破安丰，你父亲想留下军队守城，察罕不肯。军队南下后，安丰又被宋军夺回，进退几乎都失去依凭。你父亲到后来十分悔恨。正是因为委任不专一，如今难道能让你再有你父亲那样的悔恨吗？如果你能把你父亲竭力报效国家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我就嘉奖你。如今把大事交给你，努力吧！”皇帝当面赐给他锦衣和玉带。他又辞谢说：“残余的敌人还没有消灭，宋朝余党在海边延续性命；奉命远征，衣带没有什么用处。如果把剑甲作为赏赐，臣就能借助国家的威灵，率领不听命的人；那样臣就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皇上认为他壮烈可嘉。皇上取出宝剑和名贵铠甲，听任他自己选择其中好的。王接受赏赐后，皇上又告诫他说：“这把剑，是你的副手。有人不听命，就用它处置。”临行时，王推荐李恒作为副帅，皇上同意了。到扬州后，选拔将校，发水陆军二万人，分路南征，以弟弟▯正为先锋。王告诫他说：“你因为勇猛善战被选为先锋，并不是我偏爱你。军法严峻，我不敢因私情损害公法，你要谨慎。”▯正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王进攻三江寨，寨中道路险隘，依托高处，无法接近，于是连结军队包围它。寨中害怕，张满弓弩等待。王下令下马做早饭，仿佛准备长期驻扎；持弓待发的敌人疑惑而不敢行动，其他寨子也没有防备。王忽然挥军接连攻下几个寨子，回头攻击三江寨，全部攻取。到漳州时，王亲自攻打东门，命将佐攻打南门、西门；敌军出兵应战，王便乘虚从北门攻入，攻破城池。鲍浦寨南面临海，王说：“从陆路攻打，它必然逃向海上；命▯正率骑兵包围它，另派将领攻打南门。”于是也攻下了它。滨海各郡，如潮州、惠州，都结寨盘踞、互相联络；王的威名所到之处，又以恩德信义相辅，没有不在内部归附的。至元十六年正月庚戌日，王从潮阳港乘船进入海道，到达甲子门，俘获宋军斥候将、都统刘青和顾凯，这才知道广王所在之处。

译辛酉日到达崖山。其他将领从外省调来，虽然隶属于王的部下，却彼此相视不服，显出骄横傲慢的样子，几乎敢违抗他的号令。王按照军法斩杀其中最严重的一个人，众人这才畏服听命。当时宋人寄居海上，四周排列一千多艘战船，船上架设楼橹，远远看去像坚固的壁垒。王率水军迎击，但这里东西两山相对，北面水浅，船只容易搁浅，不能前进。我军从山的东面转向南面，进入大洋，才得以逼近敌军；又派骑兵截断宋军取水的道路，焚烧其宫室，宋军更加困窘，无处可逃。张世杰有个僧人韩某在王军中，王三次派人招降世杰，世杰都不答应。甲戌日，李恒从广州到达，另以小船换给他两艘海战船，防守北面。二月癸未日，我军将要交战，有人请求用炮攻击。王说：“起火会使敌船四散，不如直接交战。”第二天，把军队分成四部分，分别驻在敌军东、南、西三面。王亲自率领一军，彼此相距一里左右，下令说：“宋船停泊在崖山西面，潮水上涨后一定向东逃走，要赶紧进攻，不要让它们逃脱。”听到我军乐声响起才能交战，违令者处死。先指挥北面一军乘潮进攻，但没有取胜。李恒等顺潮退却。乐声响起，宋人以为将要设宴，稍稍松懈。王的船冲击敌军前方，南面的军队随后进攻。王命人在船尾搭起高大的战楼，用布遮挡；又命士卒背着盾牌伏在下面，下令说：“听到钲声响起才开始战斗，钲声之前擅自行动的人处死。”敌箭射来，穿满我军船只，像刺猬一样；伏在盾牌下的士卒一动不动。战船将要鸣钲时，撤去遮障，弓弩、火器和石块一起发射，顷刻之间击破七艘敌船。宋军大败。宋臣让广王投水而死，我军获得他的符节、玉玺和印章。张世杰向北冲破我军而逃，王命李恒追到大洋，但没有追上。世杰逃走，还未到交趾，船便被风毁，他和将士全部溺死。于是岭南、海滨全部平定，宋朝再没有遗留的叛党。王在崖山南麓摩刻石壁，记载功绩后回师。十月入朝，皇上在内殿赐宴，慰劳极为优厚。此时王因瘴疠发病。皇上命太医防护诊治，每天把病情上报，又派近侍到王处商议用药，说：“国家还有政事等待他的谋划，一定要用尽医术使他尽快痊愈。”又命卫士坐守他的门口，说：“九巴图尔病得很重，除非有不得不见他的事，否则可以宣诏阻止来访。”病势危急时，王沐浴更衣，戴好衣冠，让左右扶到中庭，面向宫阙拜了两拜，回到住处饮酒作乐，同亲戚宾客诀别。临终遗言说：“母亲厚葬我时，只要一袭铠甲、一件刀器就够了，明器用陶器制作。”他取出南征时皇上赐给的剑和铠甲，交给嗣子珪，说：“你父亲凭这两件东西建立功勋，你要佩带它们，不要忘记。”说完便端坐去世。那是至元十七年正月十日，享年四十三岁。皇上听说后震惊悲悼，下诏命京尹供给丧事；灵柩经过的郡县都按礼迎送，归葬于家乡定兴县河内里，附葬在祖墓旁。嗣子佩带金虎符，承袭他的军队万户之职。至元二十九年，珪入朝觐见，皇上对太师伊噜勒诺延说：“这一家父子相继，自太祖皇帝以来，平定中原、攻取江南，汉人中有功于国家的，没有比他们更突出的。张氏、史氏都被称为巴图尔；史氏只是在筹划议论方面不如张氏，而张氏靠百战立功。所以给他们子孙封爵，怎么能和普通人相同呢？”于是授任珪为枢密副使，行院江淮。此后历任台省官职三十多年，成为国家大臣。王一向聪敏颖悟，喜欢读书，书过目就能认识大意，作诗尤其慷慨激昂。他身高七尺，长须如画，心思机敏，气概锐利，言辞辩捷；勇略出众，轻视钱财而礼贤下士，提拔众人，不把这看作施恩；崇尚气节，笃信义理，同人交往越久越受人敬重；刚直自持，不被权势地位屈服，即使威势临身，言辞神态仍然洒脱，辩理反而更加恳切。起初，巴延到建康时，大规模从库中拿出金钱进行赏赐，王却后来才到。丞相说：“祖宗的法令规定，凡因军务集合，迟到者都要加罪；即使是显贵亲近、才勇兼备的人，也不能宽免。你怎么敢落在众人后面？”王惊愕了一下，慢慢上前说：“临战时我从未迟到，接受赏赐时却以排在前面为羞，为什么不可以？”丞相因此低头，他能够用几句话解除疑惑、使人醒悟，往往如此。登记宋朝内府的金帛时，行省都事夹谷士常参与其事；后来有许多东西遗失，有人便借机诬陷士常。将要审查时，王说：“士常是有名望的人，平日一向有操行，怎么能因此怀疑他？请允许我以自己的官爵和家产担保他绝不会做这种事。”后来诬陷果然被查明。南征时，宋朝文丞相文天祥的军队在潮州五坡岭，▯正突然袭击并俘获了他。押送文丞相到来后，椿拿着戈命令他下拜，他不屈服，王便释放他，以宾客之礼相待。官吏士卒有人劝王说：“敌国的宰相，心思难以测度，不可亲近。”王说：“他是忠义之人，保证没有别的企求。”文天祥被俘的族属，王全部释放归还。文天祥被囚禁在京师后，听说王去世，竟为他流泪。在海上俘获宋朝礼部侍郎邓光荐，王把他礼聘到家塾，任命为儿子的老师。他曾告诫儿子说：“做官时约束自己，廉洁谨慎，公正明察自然会产生；统率众人时赏罚分明、言而有信，人们自然会竭力效命；不要怀着报复怨恨的心，怨恨也会自行消解。”这三句话，都是王亲身实行的。凡是行军，只要没有和敌人交战，他从不妄杀；官吏士卒有病，必定亲自探视并提供医药；不幸死亡的，必定转送回他的家里。凡是皇上赏赐的财物，他必定分给部下士卒；部下有功而赏赐有时不能及时得到，他便慨然说：“人家这样竭力效命，赏赐却吝啬到这种地步，后来人心或许会离散，那时将同谁共同立功呢？”严重时甚至为此流泪陈说，不得到请求满足就不停止，所以人们乐意为他效力。等到他任元帅，即使有人应受刑戮，他也必定恳切地为其申辩说明。仁德的声誉既已显著，他去世那天，天下没有不悲伤痛惜的。如今蔡国公又曾对我说：“先王去世时，我还年幼，不能完全知道他的奇谋伟绩；当时与他交游的人和年老退役的士卒，到如今大略都已凋零殆尽，即使想广泛听闻，也来不及了。至于那些像日月星辰一样昭明、不可磨灭的事迹，还有信史以及王、李二公的碑文在，可以互相参照考订。”所以凡是可以知道的，我都详尽记载，不敢省略。儿子一人，就是今天的蔡国公。孙子六人，分别任某官某曾。

译孙子十一人，其中某官某集曾经考察过蜀汉的事。诸葛武侯去世后，各地都请求为他建立庙宇，后主没有同意。百姓私下在道路旁祭祀他，有人又说应当允许在成都建庙，后主仍不同意。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充等共同进言说：“周人怀念召伯，连甘棠树都不忍砍伐；越人思念范蠡，铸造金像保存他的形象。汉朝兴起以来，画像立庙祭祀的人很多。诸葛亮的祭祀如今只能在私人家中进行，庙宇和塑像都没有建立，这不是保存德行、追念功劳、追述往昔的办法。应当允许在沔阳建庙，让亲属按时前来祭祀。他过去的属吏想奉祀的，也都限定到庙中祭祀。君子认为这在礼制上也是合宜的。”既然如此，亳州张氏的庙宇，难道只是为了彰显功臣世代相承的功业吗？它也足以表彰朝廷的盛大德政。凡是对于心腹、股肱和爪牙之臣，朝廷没有一样不是竭尽其意的。所以作诗来配合乐歌。诗辞说：“从前世祖皇帝接受天命。四方征伐已经平定，于是开拓中原。至于南方之国，历经三百年。德行如炎帝神农氏的火炬，气运过去，行动止息。百万大军，不急不缓，不必多杀便使神威显现。神威赫赫，江水浩荡，说笑之间便全部渡过。树木倒下，草都伏倒，敌人有的倒毙，有的无法抵抗。天子说：‘唉，士卒也劳苦了！时令将进入暑季，暂且休息等待吧。’” 丞相兼具文武之才，接受诏令后恭敬奉行；让军队休息、养精蓄锐，牛肉和酒也准备得很丰盛。王于是叩门，请求把事情完整写成奏章。若能在险峻山坡上奔驰，截断敌人后路，把上奏的方略报告给皇上，不超过一天，便可以前往抵达敌都。雷霆和疾风般迅速，丞相传达说：天子圣明，敌人应顺势归降。请保全百姓性命，只因君主年幼、臣下昏乱，却劳烦我军远行。王说不必如此，罪责在掌权的大臣；他亲自进入敌方朝廷，气势正直，言辞果决。敌方称臣上表，向宫门再拜；有人想保全遗民，逃到海边苟延残喘，暂时保全自己的私计。王说不可以，入朝报告天子；如果不能穷尽事实真相，臣不敢停止。于是赐给他神剑，又以名贵铠甲作为副赐；驱除瘴气，排斥炎热，使天下廓清平定。战船搁浅在沟壑中，只剩下少数残余。王三次进言，最终结束宋朝的统治。横持长槊赋诗，波涛也没有惊动。把功绩刻在崖壁上，表彰于鲸鲵出没的海防之地。功劳确实很多，可是寿命和官位没有能够相称；荣誉随着悲哀一同兴起，事业却因此长久而宏大。三次加赐，尊荣更加隆盛，于是开启王的封爵；戴礼冠、穿蔽膝、佩玉圭，盛装在身。这里的亳州百姓世代服膺他的德行，在庙中享祭，跟随王的子孙一同祭祀。啊，光明的世祖皇帝，灵明圣哲，万神都仰慕追随，像风霆一样辅佐他。我思念淮阳，仿佛上下往来都在身旁。谁是这个下国之人，能够回顾眷念而来此归附？于是说要修筑新宫，崇高明亮而深广宏大；其中供奉王的父亲，右边供奉王的兄长。王的神灵若要降临，大概就在这里。香烟和蒿气飘浮，神灵究竟感应什么而来到这里？亳州的男女百姓都说：不是这样。我有井邑田里，王替我划分阡陌；我有沟渠水道，王为我疏浚、规划。王来建立城邑，城墙高大坚实；我种黍稷，也种稻粳。羊和猪关在圈里，用来做祭祀，厨房便充足。笳、箫、铙、铎一齐奏响，享祭士卒的仪式才开始。我迎接王并祭享他，因此心中不惭。过去我的父祖，扛戈执殳，跟随王南征，参加了百战。春雨已经润泽大地，秋天又降下霜露。王啊，请享用这些祭品，和我的父祖一同来享用。此时的君子，回头观看，吟咏叹息。唉，亳州众士，谁知道其他事情呢？王有嗣子，辅佐仁宗皇帝，在朝廷上直言，一定能抓住要害。边防深受蒙蔽而有亏损，群臣的谗言逼近身心。皇帝崇尚仁孝，使他的家族安宁。英宗皇帝威严显赫，像太阳一样光明猛烈。搜查奸邪，任用能臣，一点也不宽贷。皇帝亲临殿前察看他，命令他迅速行动。把重任托付给股肱之臣，恩德信任十分深厚。天意实在难以揣测，变乱难以仓促平息；深思熟虑，谋略通达。罪人终于被擒获，圣明之君继承统绪，车马缓缓前行。也只有世代受恩的老臣，谨慎守法而不改变。事情既已安宁美好，便极力思考如何保全它。陈述经典，启发圣心，不合于法的事情不说。态度恭敬周密，仪容刚正坦荡，得到皇帝内心的信任，世代成为师傅和功臣。王的庙宇光明盛大，面对这样的景象永不厌倦。这并不是亳州私自祭祀，而是国家有固定的礼制。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讳仲，字山甫，姓秦氏，世代是洛阳的大族。祖父秦和，在金朝任河南安抚使，后来归附本朝。父亲秦安，任河南三路提举。公曾跟随紫阳杨奂然先生学习，因此知名。裕宗皇帝还在潜邸时，公得以任给事。郝文忠公经出使宋朝时，被宋人扣留。真扬一带听说宋朝灭亡，天子嘉奖郝公的节操，选取士人去迎接他，公也参与其中，回到京师。过了很久，授任承直郎、建康路总管府判官。公的叔父长卿，卓异豪放而有大节。世祖皇帝还在京兆潜邸时，已经知道他的名声。世祖即位后，召他入宿卫；他与前御史中丞刘公宣结为朋友，以气概操守相互推重。当时宰相阿哈玛特掌权，聚敛财物欺瞒皇上，倚仗权势宠信，常常窥伺探察那些议论自己的人，并使他们遭受灾祸。朝廷中人只敢用眼色彼此示意，没有人敢上奏论列。长卿于是上书世祖说：“阿哈玛特擅自掌握生杀大权，没有人敢说他。他替国家积蓄的怨毒已经太深，又钳制左右，使他们不能把实情传达给皇上，居心难以测度。他像秦朝赵高，把私家的积蓄置于公家之上；又像汉朝董卓，觊觎国家资财，野心已经显露。《春秋》有‘无将’之诛，请及时依法论罪，将他按法诛杀。”皇上把这封奏书交给中书省处理。阿哈玛特很善于窥测君主心意，凭借势力使侍中和贵人出面营救，于是事情被搁置。后来朝廷认为宣德铁冶治理不好，需要借助能干的人，便上奏任用长卿为同知。随即又以亏折课额数万缗的罪名把长卿交给司法官吏审理。长卿竟在狱中被人用湿纸蒙住口鼻闷死，洛阳家产也全部没收入官。人们无不替他冤屈悲哀，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敢替长卿说话。公于是辞去官职，不再求仕。阿哈玛特死后，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亲手写信，对执政说：“秦仲因为叔父的仇恨，在国耻期间辞官闲居；到今天，台省和宪司仍极力称说此人贫困，不能起用。这关系到激励风俗，应该不必等有人进言。”公得到这封信的副本后收藏起来，没有拿出来。如今它还在他家中。史官欧阳玄为长卿作传并评论说得好：“有人说，如果长卿像山甫那样勇于辞去官职，或许就不会遭受灾难。回答说：山甫是求不辜负他的叔父，长卿是求不辜负他的君主，这是同一道理。有人问：他怨恨吗？回答说：自古以来死在小人手中的君子很多，后世君子最终并不因此后悔，反而仰慕并效法他们。既然后世的人没有后悔，那么前面的人难道会有后悔吗？因此知道他没有怨恨，这可以说真正理解了秦氏父子的心。”至元二十五年，掌权者急于聚敛财物，派使者到天下大肆搜括金玉、珠宝、货物和多余器物；苛酷的官吏请求把有名的清廉疆吏全部征召来任事。

译公虽然闲居，仍被迫征召去治理徽州、广州、德州的财赋。当时公府的出纳，已经没有可能再有多余的羡余。这种征取其实只是毫无道义地夺取罢了，而操持盗窃郡县之事，危险得很。公说：“我的心里确实知道这件事不可为，但我若因此获罪离职，本来就不推辞。我离去后若另有人来，造成的祸害将不可言说。”于是替朝廷物色那些稍微可以追究办理的人，以此应付差事；但考察其他地方，其数量本来就不到这里的十分之一二。上级又以数目太少责备他，他也不改变。五年以后，行台治书侍御史裴道源监督铨选广西外任官员，公任昭州知州，施政有方，郡中安定无事；他常常游览并歌咏竹山，作诗自娱，自号歌竹山人。死于任上，是至元三十年三月，享年五十一岁。起初在建康城南某年某月某日入殡，后来归葬洛阳某处。永康胡长孺为他撰写墓志。夫人乔氏，继室许氏、孙氏。儿子四人：从龙，任大夫、佥泰禧宗禋院事；从德，任大夫、中书左司郎中；从某；从礼。女儿六人：女婿为马成、段时中、邢师雍，另有三女早夭。孙子若干人，其中某曾任某官。秦氏先世的事迹大多卓异，值得称述。国家修撰《皇朝经世大典》，访求散佚史料；从龙曾梦见先人询问“关于祖父的事迹是否已经报送史馆”，于是得到欧阳玄所作、首尾详备的传记，呈送给官府。昭州因儿子的缘故获赠某官，夫人依法受封，得以在墓道立碑，所以前来请求撰写碑铭。铭文说：明主在上，便有正直的臣子忧虑国家、夺取大义，践踏祸患而以身殉难。公因为叔父而泣血，谨慎守德，难道是为了逃避仇怨吗？实在是憎恶奸贼，使阴暗逐渐消退、阳明得以显现。君子对于功名的追求，公把自己的言语全部说出，仍然守护幽隐的贞正。以仁爱百姓的心，以拯救万物的智慧；上天没有给他长寿，百种才能没有一样得到充分施展。坚信正道而不回头，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父子相互照耀，风节坚厉而完美。于是顾念后人，使他们同样在朝廷中成为辅佐国家的贤才，拥有显著美好的声誉。洛阳水势浩荡，恩泽广被柏树松树。经过这里的人都应当肃然致敬，这是遗留正直之人的墓地。真定苏氏先茔碑 奉训大夫、刑部主事苏志道命令他的儿子天爵带着行状前来请求，说：苏氏是赵郡的著姓，后来有一支自唐县迁到真定，已经有好几代了。志道没有什么才能，却不敢违背祖父的训诫；任事时不敢不谨慎，因此能够在朝廷获得俸禄，这是先世遗留下来的恩泽。然而关于先人的遗事和隐德，能够知道的只有曾祖父曾说：志道还知道高祖以上的事，但家谱在兵乱中散失，没有办法考察。所以行唐先人的坟茔，相传在县西南的党家原，却已经不知道具体位置；葬在真定府北新市乡新城原的先人，曾祖父曾说：东北面有一座土丘，是最初迁来者的墓。族人同葬一处而坟兆不同的，还能辨认出是某位亲人、某位亲人。如今隐约可见的高大坟丘接连不断，却也无法知道其姓名，真令人悲伤！如今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不像从前逃难离散的时候。志道又有幸能够立石为他们作表志，这并不逾越礼制；怎么忍心让他们长久湮没，使子孙承受无穷的悲哀呢？谨慎叙述世系、年月和事迹，写成文字刻在石上，立在墓道，以作表志。曾祖父名元老，资质纯厚，仪表伟岸，曾经慷慨而有大志。贞祐二年，跟随金主迁往汴梁；汴梁将要危急时，同迁的人还趁机夺取他人的良田住宅，他便叹息说：“算了，已经没有可以共事的人了；我还是回去守护自己的祖坟，直到死去吧。” 他在兵乱之间艰难跋涉，多次接近死亡，过了一个月才到达。居住久了，便凭财资成为乡里的富户，乐于救济周人的急难。每逢年成饥荒，常常使乡里人活下来，施舍还惠及过往旅客，直到今天人们还能谈起这件事。起初汴梁发生动乱时，他仓促间与弟弟失散，四处寻找，终身没有找到；一提起这件事就流泪，由此可见他的天性。至元十三年七月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娶孙氏，生一子名诚。诚少年时就在战乱中成长，崇尚气节，喜欢施舍，尤其谨慎地奉养父母。当时郡县刚刚平定，没有人懂得求学，唯独他能够教导儿子，使他成为乡人的表率。地方豪强观望时势，所作所为多不守法；他们所到之处，百姓往往全家逃走，唯独诚能够留下奉养双亲，使豪强不敢侵犯，有的人后来还接受他的教化。他精于经营生计，却不喜欢积聚产业；善于饮酒而不至于失态，但年老后得到酒，意气仍然显现在谈笑之间。大德二年十二月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娶毕氏，生五子：荣祖、立、实、信、德顺。荣祖幼年聪颖，善于学习；曾经和同学夜里从乡校回家，天气很冷，同学正要敲门，他急忙阻止说：“声音太突然，会惊动我的父亲，慢慢等门开后再进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祖父曾经腹泻，把寝席弄脏；荣祖亲手把污物捧走，再用水洗涤，同时兼尽敬意。他敬爱乡里的通达之士，常常举这件事来教导为人子女的人。他和几个弟弟平均分配衣服饮食，即使只有一个瓜，如果不能共同分享，他也不肯独自食用。他教育儿子极其严格，有人劝他说：“你只有一个儿子，何不稍微宽容些？”他一定正色回答：“难道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就可以不教育他吗？”侍奉老师尤其谨慎，老师有病便亲自奉侍。他同朋友约定会面，无论风雨寒暑，从未迟到。曾经带着白银进城，官府要收购白银；路过朋友家时，偶然把白银掉在地上，朋友故意藏起来，想观察他如何处理；他最终起身离开，脸色一点也没有改变。朋友告诉他说：“我过去就佩服你的器量，如今更加相信了。”家中收藏书籍数百卷，他亲手抄录、校勘，从不厌倦。他根据金朝大明历的积算方法写成几篇书，颇多改变旧法。后来叹息说：“编成书需要很久，也一定会有差错。历法和算术，是百姓事务最应优先掌握的东西，而儒者却没有人学习，这是为什么呢？”乡里凡有婚姻、丧葬之事，必定来向他询问日期和礼节的适宜安排。有人患病受苦，必定依靠他赠送饮食医药。有人争斗，只要听他一句话，便能明辨是非、作出决断，双方各自离去，不再到官府告状。他的名声显著后，渐渐被起用；都转运使征召他监理真定税务，所得羡余不收入私家，以廉洁公平著称。

译不久，因为父母年老辞职离去，此后一生不再做官。三十七岁去世，是至元十二年五月。娶吴氏，儿子就是志道。女儿三人，分别嫁给刘从道、贾玖、冯庆；孙天爵是其中一女所生。外孙女三人，分别嫁给劝农司大使宫天祯、真定医学录张蒙章、佩监知事何安道。志道的堂弟有七人：嗣道、达道、立子是某人的儿子；安道是某人的儿子；师道、昌道、信子是某人的儿子；允道、进道、德顺是某人的儿子。嗣道有五个儿子，其中可知姓名的是天泽。安道有两个儿子，其中可知姓名的是天章。允道的儿子尚未命名。真定苏氏的先茔，凡族人去世，都按次序选择墓穴安葬，配偶也随葬。详细书写子孙姓名，是为了彰明这个家族。唯独详写志道这一支，是因为志道年长而且显贵，又因为这是为志道撰写的墓志。大德年间，志道任宪府史，跟随御史到边远地区审理案件；御史有时想曲意安抚，志道正色说：“小人尚且有不肯做的事情，您怎么能这样呢？”御史认为他说得对，便听从了他；而其他随行辅佐的官员最终因受贿败露。我还记得志道，曾同他交游。至大二年，尚书省任命志道为中书掾；中书掾一职受到轻视和侵侮很严重，仿佛死灰一般，志道却淡然守职不变，不肯退缩。后来考察他的行事，发现他多方面都正直守义，心中敬重而喜爱他。他从中书省检校官升任刑部主事时，都与我同朝。我任国子师时，天爵还是学生，因为同乡学习而尤其受到亲近。因此替他作表志和铭文。铭文说：苏氏最初受封，出自掌管防务的官职；秦氏承继武臣节操，年代久远，无法详考。赵郡声望相传，遥远后裔相接，已经过去百代。世代任职，又掌刑部，终于成为刑郎属吏，庄严戴冠佩绶归来。看那高大的坟茔，宽广而绵延；坟形像斧，墓土又如马鬣，草木茂盛而回环伏卧。子孙在父祖墓前奉食，孙辈继承祖先侑祭之礼，宗族枝支相联，有的疏有的茂。形体安葬于地下，精气归来，各有归处。蜀地的谱牒确实保存旧事，尊崇祖先、彰显亲族，以此收摄宗法。把铭文刻在神道碑上作表志，使世世代代的子孙长久守护。《道园学古录》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十五 元代 虞集 撰写 碑铭 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延祐七年二月壬戌日，中宪大夫、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志道的儿子宁，父亲在京师去世。七日戊辰日，儿子天爵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真定。三月乙酉日，葬在县北新市乡新城原先茔旁边，并刻石作文说：“岭北行省的治所在和林，国家创业实际上从这里开始居住。如今京师距这里万里，是北方边疆，亲王率重兵镇守。中书省丞相出任该省丞相，他的属吏官秩优厚，士卒军饷丰厚，又以重利诱使商贾前来，使粮食、丝帛和日用物品流通，以宽缓的法律安抚当地人。几十年来，这里的婚嫁耕种已经同土著相同；羊、牛、马、骆驼等牲畜，以及射猎贸易的利益，从金山、青海到沿边各处关塞，都受到恩泽涵养，安乐富庶，忘记战争和迁徙的苦难，已经很久了。”至元丙辰年冬天，关中突然发生变乱，不到两个月便波及和林。守边者不知道应当采取什么计策，人民大为震恐，纷纷逃散出塞。适逢上天降下大雪，积雪深达一丈多，车辆、房屋、人畜都被压没，幸存者也无法自活。逃到和林却没有食物，有的互相残食，有的枕藉而死。太阳还没有西斜，道路上已经没有行人。正在此时，除授的官吏大多畏惧怯弱，顾虑重重，推辞不肯前往。唯独公接受命令便立即出发，说：‘难道做臣子的能在应当任事时逃避事务、只求自己安逸吗？’” 到任后，他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赈济更紧急呢？”第二天，他告诉长官说：“幕府谨慎办理文书，屡次核实钱粮，知道以前遭遇事变时并没有太多耗费和损失，只是上下官吏因奸利而取用，钱粮将要耗尽，现在只剩下五万石粮食罢了。民间粮价每石中统钞八百贯，怎么能得到食物呢？请赶快赈济。”规定大户每人三斗，防止小户得到其中的六分之一。于是立即急忙向朝廷请求说：“仓储没有多少了，百姓和军队都是天子的赤子。赈济百姓的饥荒，将使军需匮乏；谨慎储存仓粮，又只能坐视饥民死亡。不得已而让饥民急切等待，灾祸就在早晚之间；我已经擅自发放粮食，愿意赶快招募富商大户，先把开平、沙井附近的粮食运来，另外设置高价收购以充实边防，不要吝惜一天的费用，这是为长久打算，幸甚。”中书省把这件事上报，天子于是派使者前往巡视赈济饥民，并且下令说：“有能把粮食运到和林的，三月运到，每石给价五百千；四月运到，每石给价四百五十千；五月运到，再减少五十千；运到后都立即支付粮价。”贩运粮食的人接踵而来，不到三年，仓储就恢复充实，于是制定为成法。派人勾稽考核，交相参验、相互牵制，使制度承接实行，官吏遵守它，不敢更改。这样一来，沿边的诸王大多任意索取，公守持法令，一概不予。王因此发怒，派人对公说：“钱难道是你家的财物吗？”公只说：“有关部门知道这是供给军需的，不是军需确实不敢擅自给付，而且只是谨慎爱惜、节省使用，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王如果明察，也就没有什么了。”王把这件事当作罪过，皇子安王认为公做得对，褒奖他，赐给他一套衣服。吴王也知道公徒步行走，送给他一匹名马，公接受后，倾尽钱囊偿还马价。和林的禁酒法很宽松，不能禁止酿酒饮酒；中书省于是再次奏请制定严法，罪至死刑。命令下达三天后，搜查到民家的一缸酒，赵仲良等五人按罪应当论处，省府按照后来奏请的法律议定罪名。公坚持认为不可，说：“酒不是三天之内酿成的，犯罪发生在法令制定以前，查获却在法令制定以后，应当按照后来的法律论罪；即使应当定罪，也仍须依照诏书审查复核、详细审理，然后奏报裁决，不能擅自杀人。”众人不同意，公独自把这件事上奏。中书省和刑部按照公所说处理，这些人都得以不死。人们知道公明察决断，争讼的人全都到公那里去；公说：“我不能办理有关部门的事务。”呵斥他们离去，他们仍不走，最后得到公一句话，便都心悦诚服地退下。和林的政务既已治理，日渐简易，于是就在孔子庙邀请寄居当地、通晓经学的士人讲说经义，率领属官前往听讲，直到半夜。孔子庙是故丞相顺德忠献王所建，尚未完工王便去世了，到公任职时才最终完成工程。朝廷知道公的功绩，使者往来时一定抚慰问候、勉励安慰他。监察御史奉命按察事务来到边地，数百名百姓把公的突出政绩写成几十份状文，上报给御史。御史把这件事报告朝廷，而公与同列官员多有不同意见，于是代任期满归去。百姓不忍心他离任，他走到京师时，终于去世。公起初凭借办理吏事，被任命为真定太守，是山西姚公天福推选出来的。成名以后，调任山西河东道按察司书吏；又因使者程公思廉推荐，任监察御史书吏，转任户部令史，历任枢密院、中书省属官；出任承直郎、中书省检校官、刑部主事、枢密院断事府经历、岭北省郎中。始终没有离开吏职，但每一处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在真定，他跟随府尹审决案件，案件终结后大旱，不久便下雨。在河东所审问的案件中，没有人还要自称有冤。在察院，他跟随御史到远方按察事务，能够神色严正，使人感到惭愧并折服，纠正政事，使人不敢失职。在户部，他跟随礼部侍郎高公昉审理白云宗案件。浙西白云宗中有强横的富人，他们相继拿出厚重财物结交权贵，稍稍依托佛教，设置官府机构安排这些人，煽动诱骗、劫持胁迫，聚集徒众数万人，凌辱州县，作奸牟利、违法乱纪。公能够查明其中被牵连误陷的人，把他们释放出来；应当没收的田宅、资财、贿赂，数以万计的就没收；应当归还民间的良家子女数百人，就归还给民间。案件审阅了两年，往返京师五次，才把完整的案卷上报。在枢密院，军吏子孙应当承袭官职，其中贫困而十多年不能得到调任的，都一一为他们办理。在天子派大臣巡视北方边地时，唯独让公随行，并赐给他弓箭、衣服和鞍具。在中书省，适逢尚书省设立。尚书省声势显赫，中书省属官大多接受尚书省征召，唯独公不去，淡泊自守，像往常一样守在本职。尚书省撤销后，分头审理其中铨选违法的人，凡黜退、夺职都依据道理。任检校官时，查得工部、户部两个部门滥行发放财物数千，便予以收回；查得吏部官员品秩高低失当的事情数十件，便加以纠正。在刑部，能够不迎合上官的意思，释放因旧案而被错误定罪的人；能够拒绝当时宰相想杀死盗窃内府金钱、但案情尚未完备的人；能够救出被主盗官吏诱使盗贼诬指良民的人；能够删定、修治条例，使引用更加便利。在枢密院断事府，能够辨明庶弟诬告兄长、企图夺取兄长官职的案件，并作出总括裁断。大概他从未有一件事苟且废弃自己的职守。然而，和林的政绩尤其伟大。我们国家起初凭借战争平定天下，所崇尚的是武力和有功之臣；但是钱粮转运、期限、边防、工程、计量、刑罚、赏赐、征伐、功绩、道路、名物等事情，不借助文书简牍就无法记录和施行，因此吏员才开始受到任用，本来还来不及通过其他途径出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