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三十二

译《送太平文学黄敬则之官序》至元甲申年，我跟随父亲开始寄居临川崇仁。当时归附不久，淄莱李忠愍公正统领军队，平定江右，镇守豫章；鹿泉贾公以文臣身份任使者，奉诏分掌一方，安抚百姓。士民希望有人能够使众人的心志敬畏服从并得到安定，于是起用文雅、通达、熟练的士人，其中有当时知名的人，以慰藉百姓的期望。因此，宋代进士中居住在崇仁的还有十多人，衣冠人物十分盛大；只有宗正寺簿思梅黄公，替诸位先生一起招待宾客，气度议论多有启发。不久，河东刘公伯宣来任按察使，便同僚属备办书信礼物，派使者以礼聘请黄公到洪学，亲自听他讲说。刘公是许文正公的高等弟子，经学、节操、品行端正严肃。他举行这件事时，风采严厉、意气激昂，四方都为之震动。丙戌年，寺簿公去世；忠愍公的长子龙川公因出身世家仍镇守其部，历任省府官职。贾公、刘公的子弟往来洪州，都因继承先辈的志愿而寻访寺簿公的儿子浮山君，开设馆塾并以礼相待。中山赵公朴隐持节再次来到这里，同浮山君相处没有一天离开；李氏子孙到了第二代，仍都称为门生弟子。浮山君一生客居授学的日子，比在家居住的日子还多。龙川公后来以平章身份留在枢密院，曾同翰林、集贤院推荐浮山君，但他只接受了一次文学之职的任命，便不屑再任。他让自己的儿子出仕担任学官，这就是敬则。敬则从浮梁改调太平，等待次序补任五六年，安然处之，完全没有急躁的意思，因此受到学者称许。至元五年孟夏的吉日，敬则来告诉我说：‘有人从太平来催促我办理学务，请求您赠我一番话。’我于是为他设席请他坐下，告诉他说：‘世祖皇帝以军队来到鄂渚的那一年，是己未年；我的先父尚书解下官印离开永州，路过崇仁，因为姻亲关系停留了一会儿，才开始认识寺簿公。寺簿公考中进士时，正好寄居在我先父临安的别宅；而我的先参政比寺簿公小十岁。甲申年我来到这里，能够同他相处三年。我的先父隐居田野，粗茶淡饭，屡屡贫困，却不计较能否显达；浮山君重视并笃厚于朋友之道，常常向诸侯大夫称颂他。赵国董忠宣公聘请我的先父，’ ‘正是浮山君和清河元文敏公共同促成的。等到忠宣公回朝，我的先父便归居田舍；浮山君也逐渐厌倦与人交往。我们两家一东一西，讲学修行，没有一顿饭的工夫不互相往来，始终没有一句离间的话，人们都认为具有古代君子的风范。延祐己未年，我的先父去世，浮山君已经六十岁；他看待我虽年幼，却有十三年一直把我当作小弟弟一样对待。等到我再次被召回朝廷时，浮山君已经去世。我年老归来后，已经不能再见到他。幸好敬则居住在这里，时常还能有往来的快乐。如今敬则要出仕掌管政事，我难道能没有话说吗？我曾听乡里的遗老说：‘敬则的曾祖父梅窗先生，正当盛年，精通文史，给近郊的大户人家授课。半夜有人来求见鲁男子，先生断然撩起衣袖、打开门闩逃走，却迷失道路，跌入大水中，衣服被水边的柳树挂住才停下来。他听见有人呼喊，说：“这个人有儿子将要登科，谨慎提防他。”到天亮才得以脱身回家。家人惊怪地询问，他不回答。然而馆舍中有人感叹这件事，并把它泄露出去。三年后的丙申年，寺簿公出生。造物主对卓越品行君子的报答，竟这样明白，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敬慎吗？’如今归附已经将近七十年，寺簿公的名德雅望、浮山君的清才美学，经过两代积累，滋润覆盖他们的子孙，使他们充实硕大、兴盛有为，富足而没有尽头。难道可以不知道这一切从哪里来吗？善行一定要积累之后才会形成，并不是做了一件事就可以向上天索取报答。然而，一个善念的猛烈发作，竟能像这样无法遏止；这正是孟子论说学习时所看重的，要把善端扩充起来。敬则在堂上讲授经书，把祖父所教的内容用来教导别人，我哪里能够全部了解呢？至于善端一旦发作，能够确实持守而不改变，勇敢实行而不退缩，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君子的恩泽吧？你去吧，我在蓬门荜户之下等待你，三年后你归来，我再有话告诉你。采石山上有我先忠肃公的遗庙。故人覃怀薛公超我任守郡时，曾在草莽中重新立起断碑，这份情谊不可忘记。我经过祠庙下面，又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子弟们到那里去，也已有一二年了。敬则经过那里时，幸而替我看一看庭院中的柏树和台阶上的杂草。”

译《国朝风雅序》想要观察国家声教文章的盛况，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按类别搜求，就可以得到这种认识。从前延陵季子在中原观看诗乐，内心受到感发，仿佛身处那个时代，亲眼见到了那些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梁昭明太子编撰《文选》，其中的诗不一定出自同一时代、同一个人的手，只是因为文辞优美，便随意取录。然而几百年间，篇章典籍散失，幸好还有这部书可以观览。可是衰败浅陋的习气，有人反而拿它作为学习的依据，那么诗道就更加衰微了。河汾的君子有意续编《诗经》以及汉魏诗歌，大概必定有所取舍；然而他的书没有流传下来，或许并不是偶然的。曾听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又说‘王者的事迹消歇了，诗也就亡了’，‘诗亡之后，《春秋》才产生’。邵子也说：‘自从圣人删定以后，再没有诗了。’这大概是懂得圣人的意思。从前盛世，学习道术的君子德业盛大，发而为诗，光明显著而深远；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也都受到德泽浸润，如风吹草伏一般，变化融合，没有什么能够阻隔。这就是用一句话概括为‘思想没有邪念’的原因；这就是王者的事迹消歇后诗也随之消亡的原因；这就是圣人删定以后再没有诗的原因。本朝初年，原金朝进士、太原人元好问在野史亭撰成《中州集》，大概是感伤一百多年间中州动荡，人物凋零，文章不能完整地显现于世，于是姑且借着辑录诗歌，传下这些人的大略，君子本来就深深怜惜他的苦心。我朝完全拥有天下，日月星辰、五岳的精气完备，淳朴厚重的风气建立，奇异杰出的人物不断出现，文物灿然，即使古代盛世又怎么能超过它呢？因此，好事的君子多方采集文章，把它们作为一代的伟观。然而，山林中的士人有时不能全部见到这些作品。一百年来，辑录诗文的书大概很多，但即使数量多，也不能穷尽作品；有的篇幅简约，又不能完全表达作者的心意，这也是形势使然。监察御史、前进士、燕地人宋褧字显夫，在史馆任职时有许多空闲，所辑录的开国以来辞章佳作，多达几十部大编，连民间传诵的作品也都收录了，差不多可以称为博大；但传抄困难，四方又有不能全部看到的弊病。建阳人蒋易字师文撰写《国朝文雅》三十卷，以保定刘静修先生列为首篇，许文正公继之，最后以杂编三卷结束，大概是有意于此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唉！像刘先生那样见识高明、操行卓异，确实是中州诸位君子中的第一人；许公辅佐世祖完成治国之道，成就儒者的功业，难道可以诬蔑吗？至于师文，难道可以同他谈论诗吗？从十卷以前的内容看，诸位贤人都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全集还有可以考查和记载的地方。比如临川吴先生的经学，已经有完整著作流传；他在诗中所表现的经学，只不过像泰山上的一根毫毛。后来的读书人，难道还不能由此推求他吗？十一卷以下所收的诸位君子，分布在朝廷内外。君子做学问，假如不肯自行停止，那么道德的进步哪里可以估量呢？我私下认为这部书不应当止于此，难道会只到这里吗？至于我，早年凭着不足的才资来应付世俗的任用，年老后退职归休，退居而寻求自己应有的修养，仍然惭愧自己没有做到。片言只字，哪里足以列在诸位贤人之间呢？请赶快删去我的文字，把它除掉，这就是我的一点幸运。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书。

译《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元统甲戌年，我从史馆归来，寄居临川；跟随清江墨庄刘氏中贤能的子孙、分居金溪的人，得以看到他们先世留下的墨迹、事迹以及同群贤交往唱和的文章，感叹他们文献的美盛，经历长久岁月仍能使人不忘。后来叔熙每年登临华盖山，一定会到我这里来。我曾同叔熙谈论他家的书籍，谈到静春的《戒子通录》，认为它确实有助于名教，只可惜没有广泛流传。叔熙说：‘好，家中藏有旧本，应当刊刻流传。’一年之后书刻成了，宗族乡党接受并阅读，远近的学者都希望得到它。台省中有人知道这部书，甚至不远千里派人来求取，确实说明善类的传承没有穷尽。叔熙又对我说：‘族中各位兄长弟弟愿意合出财力，先把公是、公非两位先生的文章取来刊刻；公非文集中还有不少遗失，我将访求补足，所以暂且把其他事情放到以后。’叔熙又来到我门下，把从清江到金溪的族谱，以及我任侍读以来同欧阳公、王荆公、眉山苏公兄弟、南丰曾子固等家族有关刘氏的书信，还有静春和诸子往来的书信，全部编录为三大编。我接受这些文章，诵读它们，感慨地想到古人已经再也见不到了。我很早就辞别父母，在京师以馆授为业，常常担心自己在道义上还没有所得。至于古今记载、名物制度一类的学问，我又都空疏不足，不能应答。看从前文章昌盛的时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超过前代；侍读公兄弟父子博学多闻，卓然参列其中，声望大致相当，这是多么盛大啊！所以我每次执笔都茫然无措，博雅的人没有不叹息的。刘氏家学传到二百多年以前；后来我有幸在延阁供职，侍奉文宗皇帝，清闲宴饮之时，皇帝特意召我入对，询问古代事迹、著述文字，几乎没有一天空闲。正是在那时，我更加深重地惭愧于自己从前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奉诏在殿庐诵读进士对策，得到刘▯、粹▯、刘闻、闻庭诸君的文章，便进呈给皇帝。后来知道他们被授予庐陵、临江的官职，于是把这番话告诉他们，并嘱咐说：‘刘氏的著作，只有《春秋意林》和《三传权衡》的刻本还在学官那里，而所撰写的传记仍有缺失；其他已经成书的著作还有十七八种，只有《西汉书注》或许附见于本书《七经小传》，学者有人传抄阅读，其余大概很少流传。静春氏等人的诸种著述，也还来不及逐一计算，应当访求并广泛传播。’ 两年前，我听说闻庭在临州刊刻《小传》，粹忠在旌德刊刻《弟子记》，他们都摹写寄给我，想让我看个满足。我十分喜爱，便把副本交给叔熙。叔熙回去后读了，说：‘同家中所藏的本子没有不同。’世代书香的子孙，像叔熙这样恭敬勤勉地对待先世遗留下来的、出自乡野而近于浅陋的作品，难道可以稍有惭愧吗？世祖皇帝时，已经取得江南，大臣有人上奏说：‘国家可以灭亡，国史却不能灭亡。’皇帝非常赞同，命史官修撰辽、宋、金三史，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仁宗时，也曾多次提起此事。那时我正在奉常任职，曾因朝廷议事在殿廷上对群臣说：‘三史的文书有所缺略，辽史、金史尤其严重。旧日的老人将要全部去世，后来的贤者见闻也将不及他们。如果不在今天办理，恐怕无法符合皇上的心意。’主管典籍的高官认为我的话是对的，但也有尚未建立的地方。天历、至顺年间，朝廷多次下诏催促史馆编修三史，而我另行主管书局，尚未奏报，因此没有来得及奉诏办理。其间我同僚属议论三史不能完成，大概彼此都以分合来讨论正统问题，却没有能够确定。现在应当让三家各自成书，各自充分陈述本朝之言，并加以核实，使史事不至废弃；至于其中的议论，就留待后来的人吧。诸公大多认为这话有道理，但每次想到修史事务的重要性，若没有欧阳公那样的才识，又得到刘公那样博学通达的人来资助，恐怕很难成功。我听前辈说，宋室渡江以后，眉山李公仁父在蜀地设置书局，撰写《宋通鉴长编》，后来北方军队突然到来，书稿全部丢失；他逃到东南以后，凭记忆追述，重新写成此书，共有数百卷，这大概可以追及刘氏的成就吧？宋代后期礼部尚书王公伯原记忆力最强，而我的从祖父秘监公与他齐名；我没有来得及见到王公。秘监公受到世祖特意起用，任职所掌是舆地之事，如今他的书还在秘省。我小时候得到豫章一位平民孙某的帮助，我每次得到书，阅读后都能记住不忘，又能交互考订是非；每当有人询问，他一定能从头到尾举说全篇。蜀人范大冶也善于记忆，曾说：‘我幼年在蜀地跟随您的先世，得以全部见到六经纬；当时他为我读一篇，我那时还小，不能通晓其中意思，而范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后来同朝的朋友、四明侍讲袁公伯长，大概曾向王氏学习，得到王氏记述言语的要领；泰定年间执政的东平王公继学，见到书便能记住，不必再读；他主管中书省政事时，朝廷内外的公文经过眼前便没有遗漏。这些都是奇异杰出的人才。然而如今只有王公还在，这就是我亲眼见到的人。朝廷如果一定要完成一代人的史书，没有这样几位君子，能够成功吗？戊寅年春天，叔熙来向我告别，说将要遍游燕、赵、齐、鲁、晋、宋各地。我说：‘好啊，你这次出游！但千万不要草率而行。’应当观察山川的形势和胜景，考察地域的分合，查考古人的遗迹，了解风气的变化，考察习俗的升降，以及文史遗缺；这些都是你家学所擅长的事情。凭你的清明通达、聪敏敏锐，正好尽情探求学问，增长自己的见闻。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必定有著述制作之事；朝廷中像圭如璋、声誉威望美好而人才济济，难道会遗漏我叔熙吗？”

译《送李仲永游孔林序》戴章甫、穿宽袖衣的士人，把鲁国孔林看作旁支庶出的后裔之家；到了父母和宗子的家宅，谁不把它当作归往瞻仰的地方呢？自从国家统一以来，有人想观览徂徕山的松树、新甫山的柏树，瞻望龟山的云气，感受沂水之上的风，水路有船，陆路有车马，不必携带干粮、计算日程就可以到达。与前代分裂隔绝、战乱阻塞，想去却无法到达的时代相比，难道不应当感到快意吗？然而，有人布衣陋巷、困窘居住，整天坐着诵读书史，以乡里的近处为安，却没有远游的志向；有人有桑弧蓬矢所象征的四方之志，却力量不足以实现；有人既有志向又有力量，却还要侍奉父母、养育子女、供给官府等，又受到这些事情牵累，因而没有时机。我的年纪将近七十岁，曾多次往来泗水、济水之间，每每因为公务有期限，不能尽情表达对阙里孔门的敬意；归老临川后，本以为再也没有这样的出行了。李远仲永看起来年纪只有我的一半，既有志向、财力和时机，想去孔林游览；他就应当出发了！不要因循拖延，不要简慢怠惰，不要退缩自己的志向，以免将来成为像我一样的遗憾。唉！从前杨中立先生从程门回来，叔子叹息说：‘我的道统向南传了。’ 后来宋朝失去中原而南渡，但道统的传承，从杨氏传给豫章罗氏、延平李氏，终于得到朱子；传给胡氏的又得到张宣公。诸位君子的学问，清楚地有其源流，即使本人不必亲自观看灵光殿的遗迹，也能亲耳听到礼乐金声玉振的声音。他们隔着千年仰望圣人，仿佛亲自接受教诲，这一点是不能诬蔑的。那么，学者求取圣贤，确实有在这里而不在那里的区别吗？仲永的先祖侍郎公，确实受到朱子、张子二人的称许；他的议论和名节都见于文章。仲永向上考论先世，想必也有所听闻吧？既然如此，仲永归去后所求取的既是这些，如今前往游览的又是那些，我怎么能不为他的出行感到喜悦呢？” 《易南甫诗序》《诗经》三百篇之后，楚辞兴起了。西汉都城长安，作赋的人盛极一时。自魏代以后，作者代代出现，创作的体制越来越变化、越来越新。因为唐代的诗赋有声律和对偶的技巧，推究它以前的作品而另立名目，称为古赋。古赋中，诗可以配乐歌唱，可以用于乐府。后来又转变为新声，才华豪放的人放纵地写成歌行，长于抒情的人则变成极度伤感淫靡的作品。于是又推究它以前的作品而另称为古乐府。时代并非同一时代，作者也并非同一个人，古体与近体的体制不一。如今想凭一个人的手笔，编成一部文章，兼备各种体裁而且都写得合宜，各自达到精妙之处，不也是很难吗？高安易君南甫拿一编赋诗给我看，诗赋的各种体裁全都具备，不随俗流，有所作为才写作，文辞也不苟且造作。大概我听说南甫居住的地方，是谢灵运康乐公的故地，也是谢公受封并曾经游览过的地方。林泉中的日子悠长，山水间的兴致充足，又承受了古人的流风余韵，所以能够这样吧！江河的流行、湖海的浸润，有的呈现惊涛巨浪的壮阔，有的呈现平波缓流的闲适。一洼水的盈满，一曲水湾的胜景，所寄寓的情趣并不相同，却各有值得观赏之处。这是因为水虽然同出一源。善于作赋的君子，又凭借自己非凡的才华和充沛的兴致，随着所遇之事而创作。哪里还担心各种体裁不能都写得精妙呢？难道我过去关于诗的说法竟然很固执吗？苏子由说，他的兄长子瞻一生没有特别的嗜好，把图书史籍当作园林，把文章当作音乐，年老后这些也都抛开了，只独自喜爱作诗。唉，我哪里敢和古人相比呢？我患有耳目方面的疾病，有园林却无从游览观赏，有音乐却不能用来使自己快乐，而且心神思绪日渐衰耗，也不能再作诗了，只能让弟子诵读古今贤人的诗作来娱乐自己。南甫给我的帮助实在太多了。然而南甫的心意，难道只是如此吗？我年轻时也曾经拿笔学习作诗。听同道的人说：本性完整，感情通达，学问是资质，才华是能力，气是充实，见识是决断，这样便将与造物者共同参与变化，在无穷之中达到不可测度的境界。还谈什么诗赋呢？这些话，南甫认为有值得采纳之处吗？

译《临川晏氏家谱》序 临川逍遥峰福胜院的住持僧师吉，把他修订的晏元献公家谱拿给我看。我深深感叹他虽然投身佛门，却不忍心忘记先世，因而不嫌烦琐地追述；又因他的族兄某人得到家谱世系，便为之作序并记录下来。考察这份家谱，从师吉向上追溯到元献公，共八世；追溯到尚书公，则有六世。元献公共有九个儿子，尚书公是第八子的儿子。尚书公六十三岁去世，而尚书公的儿子出生三岁便成了孤儿，所以师吉这一支经历三百年才传到八世。宋朝南渡时，秦桧专权误国，胡邦衡公以慷慨激昂的一篇奏疏进谏，当时人都认为伟大，直到今天读到它的人仍然愤激振奋，仿佛有一股生气。哪里知道尚书公的奏疏更加深切、显明，对忧虑时政和治理的方法无不详尽具备，这大概正是世代任职的臣子应有的言论吧？可是学者很少能见到它。幸好国史中有尚书公的传记，如今又通过私家记载和家谱序文得以见到它。君子的言论，竟然如此不可磨灭吗？我过去任国史院官员时，曾因职务需要向前宋故家索求遗留下来的记载，得到燕山窦俨公、贾昌朝公的后人；他们在本朝都做了显贵官员，世系也有凭据，但家谱却已经散失。最后得到阆中陈丞相尧咨兄弟的几个孙辈，他们留居郑州；又得知其子孙中分居东平的某人，来请求为祖先坟墓立碑，并因此得到这份家谱的大略。因此，宋朝盛世时，像吕申公、韩魏公、富郑公、曾鲁公、司马温公以及桐木韩氏的子孙，南渡以后，他们的仕宦和功业还可以考见；归附本朝以来，却遥远得在四方再也听不到什么消息了。听说曾氏有子孙在泉南，几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一人在南台任官，后来到了泉南，想凭世代传承的谱系请求拜谒他们家的宗庙。这是庆历年间任官莆田的陈氏后人陈旅告诉我的，但如今也无法考察了。等我归来侨居临川，郡中大族乐侍郎史氏的后人还很多，却从未见过他们的家谱。王荆公的子孙，四十年前在金陵还曾见过一两个人，如今祠堂下也只有一两个人罢了。可是晏氏的子孙，在尚书公之后八世最为兴盛，竟有离开世俗而出家为僧、像师吉这样的人。他凛然追念自己的宗族，搜集整理家世和事迹年月，贤者的传记本来就应当流传到后世。又听说王岐公的子孙中有一人任官抚州并留居那里，他的孙子死在外孙李氏家中；又从留居临川的桐木韩氏子孙那里得到韩氏家谱，那是南涧公所作的序。因此，故家子孙传到数代以后，虽然兴衰难以预料，我对晏氏这份家谱实在感慨不尽。追念古人已经过去，望见高大的乔木而遥生遐想，所以写下这些话，把它归还给师吉。前史官虞集书。《叶宋英自度曲谱》序 《诗经》三百篇，都可以配弦乐歌唱。有人说：“雅诗、颂诗用于宗庙和朝廷，《关雎》《麟趾》用于闺房中的音乐，这样就对了。”那么《桑间》《濮上》一带的乐声，又有什么用途呢？唉，歌唱要使言辞悠长，声调要依随悠长的歌辞，音律要调和声音。大概没有超出六律、五音、七均而能够形成乐声的。古时候，孩子出生、老师出行，都吹奏律管来占验。大概在进退之间、疏密节拍之际，那些细微的差别，君子都要仔细审察。因此，郑、卫之音，只是它发自情感，落实到文辞上时有不善罢了。声音一定依循音律然后和谐，那么它与雅乐也就没有什么不同。后世雅乐中黄钟律管的一寸长度，始终没有确定的说法。如今的俗乐，把夹钟作为定律的根本，它的声音又如此哀怨、淫荡，那应当怎么样呢？近世士大夫号称能作乐府的，都依照旧谱的大致格式，仿照平仄，缀辑成篇，只要使粗俗的耳朵听来和谐就可以了。至于文章写得高明的人，又都任意创作，不能协合音律，也不加顾虑。太常寺的乐工，知道用管律确定曲谱、撰写歌词，但实际曲调又都鄙俗浅陋，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想求得像《诗经》三百篇那样都能配弦歌唱，难道能够做到吗？临川叶宋英，我年轻时就认识他。看他的自度曲，篇篇都有传授来源，章节和谐婉转；他的词采则有周邦彦、姜夔一派的流风余韵，我心中十分喜爱。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同他讨论。后来我有幸身居朝列，参与听闻制作乐章的事务，想找到宋英这个人，把雅正的乐声用来教化世俗，可他已经去世很久，无法再找到了。年老后归隐临川一带，因他的儿子得以看到他的遗稿十多篇，都有值得观赏之处。俯仰之间追想往事，不禁更加感慨，于是为它叙述原委并归还给他儿子。《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三 元 虞集 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