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六

译《赠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凭医术在京师行医，求他诊视疾病、开药的人接连不断地来到门前，早晚没有断绝。何君曾按照病情的缓急确定先后，不迎合权贵富人，也不抛弃贫穷低贱者；给药务求对症，不计较钱财多少，所以人们大多争相去找他。衣服、钱帛、货物，甚至车马之类的馈赠，常常送到，但何君也不太放在心上。国子监伴读李生患寒热病，日子很久仍未痊愈，众人谋求能够治好他的医生，都一致推举何君。于是请何君依法诊治，病很快痊愈。李生的同舍拿出行囊中剩下的钱来答谢何君，说：‘您离家很远，姑且等到以后再说。’等李生回京再次来访，又送来答谢之物，何君又推辞说：‘书生不要做这种事。’李生思考报答何君的方法，来请我为这件事作序，并请求名家作歌诗来称述它。唉，名声与实际相对应，义与利相反。如今何君行医，不斤斤计较于一簪之利，而把救活人作为心愿，他的器度远远超过同辈。确实有这种实际，即使没有文字流传，也将被当世称道；何况君子知道他的实情而乐于称述此事呢？我知道何君的医道已经彰明了。《李仲渊诗稿》序 集贤直学士李仲渊亲自抄录自己的五言诗，并题名为《宗雅》。看他的命名，就可以知道他借此自我比喻的意思。五言诗的传统，近世几乎断绝。几十年来，人们称道涿郡卢公，所以仲渊在自序中也特别关注卢公。然而仲渊来到朝廷任学士时，卢公已经去世很久了。只有吴兴赵公深知他的诗，甚至认为他上承苏州、吴兴的传统，博古通艺，造诣精深而入神，兼具古人多方面的才能；赵公却唯独经常吟咏他的诗，每每想以诗人自称，而天下人也相信他的确有常人不能企及之处。竟然如此推重卢公，确实是有见识的言论。我曾认为，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文采也随之变化。辞意平和而意味深长的，大抵都是盛世之音；不是这样的人，则是才德大大超出常人而不受时代影响的人。袁伯长先生说得好：‘雅诗、颂诗，是朝廷之中公卿大夫的言论。’我听说过这句话。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必然倒伏。读《宗雅》的人，可以由此观察当代的德行了吧。《本德斋送别进士周东扬赴零陵县丞诗》序 至治辛酉年，富州周东扬考中进士，授任零陵县丞。十月将要赴任，他的同州人熊昶在崇仁任县尉，正好住在本县，替他对我说：‘周君此行，送行者所作歌诗共有几百篇。天慵熊先生为它作序，又有一百多篇，题为《本德斋诗》，是州里曾跟随周君学习的人所作，嘱托我作序。’门人弟子对于老师，听过他的议论，看过他的容貌神色，又长久接受他的传授；他们尚未亲见的，是老师施行政务、治理百姓的情形。如今又将亲眼见到这些，那么他们对老师的期望和作为榜样的仰视，当然应当不同于他人。将这些诗另编成卷并加以表彰，是适宜的。我听说延祐初年，天子慨然希望看到儒者治理天下的成效，命执政大臣研究选取士人的办法。执政大臣退朝后与朝廷大臣商议说：‘唐宋科举的制度，先朝的议论常常涉及。它大概是周代乡举里选的遗制。若说它能够完全得到天下的士人，我们固然不敢保证；若说它不足以得到天下的士人，那么从前的大贤君子无不由此产生。它的弊病，是过分崇尚文辞。如今举行这种考试，以德行为根本来观察平素，以经学来考察实际学问，以文艺来考察才华，以政事来考察实际作用；贯通这四项，大概就差不多了。’ 有人却认为，这四项中的任何一项，古人凭其中一项就足以闻名于世，如今想要兼备四项，不是很难吗？这是不知道它们本来出于同一根源，体与用并没有两样。于是天子特意提出明断的见解，独自决断而实行，日夜忧劳、期待人才的心意深厚。士绅先生们说：‘我们这些士人，要用什么来报答皇上呢？’他们踮脚仰望，俯身叹息，希望自己能够符合皇上的心意。当初周君与我的弟弟仲常一同考中进士，有关官员竟然把周君遗漏了。上上下下的期待，难道不想稍稍看到善于治理、善于教化的人出现在天下吗？世上谈论做官的人，大多各自竭尽才智所能达到的程度罢了，没有从学问中产生的。如今朝廷最初的议论既然如此，应该必定会有豪杰之士由此出现。然而进士被任用为吏，有的嫉妒他们，有的姑且容纳他们；那些靠积累年月一点一点升迁的人，看见进士一日之间就能取得进身机会，按常情本来不可能没有嫉妒。有人说：‘这些儒者是新近入仕的人，对吏治或许有所不知，姑且容纳他们，姑且容纳他们。’嫉妒他们的人未必不是磨炼其进德的砥石，但君子难道会接受别人的容纳却不以此为耻吗？只是他们正曲折周旋、察言观色，想要做到常人所能做到的事情，却还没有做到。如果连一点儒者的成效都没有看见，那又岂是人们所期望的呢？不过，这只是众人的说法，大概还不足以了解君子的作为。《本德斋诗》中保存着师友相互唱和的言论，所以我得以把道理尽情说明，不知不觉说得过分了。君子也会谅解我吗？零陵是永州的附郭县。过去我的先大父开国府君曾经镇守永州，如今已经六十多年了。难道没有父老的子孙还记得他遗留下来的治理吗？而山石之间，登临游览时题写吟咏的遗迹，至今还有很多。周君治理政务之余，时常出游自我排遣，或许会有所见闻，希望回来后告诉我。

译《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收录诗文若干篇，是槀城安敬仲所作，由他的门人、赵郡苏天爵辑录。誊写完成后，苏天爵来告诉我：‘从前容城刘静修先生在江南得到朱子的书，于是上溯周、程、吕、张的传承，想求得《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道理。古人所谓听闻道理便能领会的人，是这个人吗？听闻他的风范而仰慕他的人，是敬仲吗？刘静修居处相距数百里，然而敬仲从未见过他，只是通过他的门人乌叔备承受询问，把他的学说作为学习内容。那么，敬仲之于刘静修，大概也属于听闻而能领会的人吧？希望您作序，使它流传。’唉！所谓知之为知，有些事情并不容易一概而论。圣贤之道广大，世上有很多豪杰，能够依据自己的才识所达到的程度，真正知道圣贤道理所及的人，这样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从前天下刚刚统一，南北各地会同，士绅先生中固然有人得到朱子的书，并尊信、表彰它；如今朱子的言论遍布四海，家家收藏，人人谈论，他的功劳本来就不小。然而刘静修说：‘老子，是用权术欺骗世人而使自己免祸的人。暗中采用他的学说的人，没有不根据一己的利害来衡量天下的祸福，最终必定导致误国害民。’ 然而他们却特立于万物之上，不承担这种责任，反而自以为掌握孔孟关于时宜的义理、程朱所说的名分义理，别人也无法看穿并驳倒他们。看他考察异端细微差别的辨析，精密到这种程度，那么他把世上一切苟且污浊的事物看得极低，不过像小虫那样微小、像犬猪那样污秽，难道不确实如此吗？敬仲终身以他为老师并仰慕他，那么他的见识怎能估量呢？然而刘静修的门人中，曾有一人与我同任国子监官员；我向他询问老师的学说，他却不告诉我。退下来后我到刘静修的著作中寻求，看到他告祭先圣的文章说：‘早年因为躁狂，仿佛将要有所作为；内心其实脆弱屈怯，尚未立定志向就已经衰颓；推究无所成就的原因，实在由于贪恋和懦弱；时光流逝，志意离散，凛然感到无地自容；回想最初的心愿，恍惚如同有所遗失。’从这段话看，刘静修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便可见一斑。唉！我们的道统如此广大，难道是意志委靡、不能振作，靠粗疏冒失和攀附托庇的人所能窃取冒充的吗？一定要有振兴世道的豪杰才可以。以我观察本朝统一天下之初的情况，北方学者中高明坚定、勇毅有为的，有谁超过刘静修呢？假如上天让他多活些年，谦逊自持而逐渐达到深厚境界；或者让他能够亲自接受朱子的教诲，穷尽其变化、充实扩大的妙处，那么他用来阐发斯文的成就，应当不止这些吧？我又曾从他的著作中寻求敬仲的学问。他告祭先圣的文章说：‘追忆过去听闻的道理，最终研究先前的学业；洒扫应对，谨慎地实行、诚信地说话；有余力便学习文献；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循序渐进而有条理，从圣人之道起步。把它存于心中，用来实行于自己，并推广到万物，以此教化乡里。’如此看来，敬仲从朱子那里得到的学问端绪，平实、切近而精密，谁能赶得上呢？假如他能够见到刘静修，用高明开阔的见识来扩充他，用奋发进取的精神来砥砺他，那么刘氏的学问不是已经在当时昌盛宏大了吗？可惜刘静修没有见到朱子，敬仲又没有机会亲近刘静修。这两位君子都没有活到中寿便去世了，难道不是天意吗？我和敬仲年龄相仿，年轻时带着尚未完成的学问出仕，后来粗略听到用力求学的要领时，精力已经衰退，凛然生出时日不及的叹息。看敬仲早年便在当世获得声誉，难道能不感慨吗？像苏生这样拳拳不忘老师的遗书，更能看出他择友的端正。这些都是我所敬畏并受到激发感动的，所以题写下来作为序。《题尹先生寿诗》序 君子之中有年高而居住在乡里的，应当根据寒暖时节来调适身体，准备甘美精细的食物来供养他；调和他的容色、声音、气息，一定依照礼仪，使他的心志快乐，这些事子孙都应共同承担。老人居住在那里，乡人不敢与他并行，不敢走在他前面，乡里的子弟能够做到这些。有宽厚的仪容，大家仰望他，把他作为表率；有言论教诲，大家接受它作为教导。奉事他而不敢怠慢，敬重他而不敢违背。用温和的诏书问候他，用束帛按礼节聘问他，这些则是县官有关部门能够办理的。至于称道他黄发儿齿的奇异，歌咏他年高而健康强健的美好，互相倡和酬答，传播开来又汇集起来；音律彼此和谐，钟磬玉器彼此应和，可以配入弦歌，用于宴饮享乐。由此推演天地最和谐之气的流布，赞美国家涵养爱护人民的深厚恩德，彰明乡里风俗的淳厚，也显现德行与年齿长久兴盛的美好。由此可以知道时世和顺、年岁丰收、万物丰饶、人民能够得到充分供养；这种情形，若不是贤人君子，是不会形成的。我在鄜川尹先生兄弟二人的寿庆中看到了这些。先生兄弟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延祐己未年，都已经八十岁。正月一日是他们出生的日子。他们的子孙、族人、兄弟、姻亲和乡党，将在这一天备办酒食，聚会奏乐，举行盛大宴会来庆贺。这件事传到京师，贤明而仁厚的大夫士人都感叹赞美说：‘这难道只是尹氏的福气、鄜川的荣耀吗？大概是圣上盛大德行所造成的，也是太平盛世的明显征兆。’于是大家共同歌唱吟咏，能够流传下来供人观览的就是这些。唉，多么盛大啊！不过，如今土地广大、万物众多，是古代所没有的；德行深厚、仁爱广博，也是历代所不能相比的。那么天下之内、田野之间，年满八十而能记得自己生年干支的，难道只有尹先生兄弟二人吗？而歌咏为什么这样盛大呢？从前周代有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八个人，传说他们的母亲有四个乳房，因此生下了八位君子。圣人感叹她生出的贤人很多，所以作颂歌称述此事，门人弟子也把它记载下来。盛大的元气孕育万物，观察动植物一类，大概有同时生长、成双繁育的。然而有的不能同时长大，有的不能同时长久，这是事理本来如此。一人因名声显扬于过去，一人因长寿闻名于今天；而他们出生时恰好都因同乳而显出奇异，不称为奇异是不可以的。因名声显扬的人，受到圣人称赞，见录于传记；因长寿显著的人，则见于歌咏，采录于史官。一时的雅正赞美，不也是合宜的吗？然而尹先生兄弟的出生是天意，他们的长寿也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但尹先生兄弟敦厚地实行孝义、友爱、恭敬、谦让，子孙顺从他们，乡里受到感化。那么他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大概又有自身原因。后世议论年高德盛的人，为什么不也看看尹先生兄弟呢？先生的孙子在王府任侍书，曾经与我交游，所以替他们作序。

译《送李仲渊云南廉访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学士李仲渊被授任云南肃政廉访使。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乘驿站的马匹出国门向西而去。第二天，他写信回到京师，告诉各位执政、台阁侍从大臣以及平日常交游的文学之士说：‘我这区区万里之行，每每想到诸位公卿贵游平日对我的爱护深厚，本来应当分别相送，却实在难以告别，也不忍告别，请体察我恳切的诚意，幸甚。’唉，朝廷难道是把您抛弃到蛮夷之地吗？云南一带，是世祖皇帝亲自征讨而使其归服的地方。土地广大、物产众多，几乎可以同内地相比，常常由亲王和重臣镇守。五六十年之间，那里安静而不敢动乱；间或稍有不安，不只是当地人的性情如此，也有官吏无能、失于安抚的原因。况且因为距离遥远，常常不能及时知道细微情况并加以慎重防范，每每发展到显著时便难以处理。圣明天子在位，内外安宁，于是从宫禁近臣中选派文儒，不惜远行万里，持节前往；这是要让当地人知道朝廷并不鄙视他们的心意，也让那些在当地任职、以边远鄙陋之地的粗野顽钝为乐的人，稍稍见到天子近臣的仪表文章，从而有所羡慕并思慕效法。对细微祸患的防范，大概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吧？既然如此，那么君子的高雅志趣，本朝本来就不忍让它一日远离。果真明白他的心意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这样奔波不安呢？我听说，古代国君派遣使臣时，就赋《皇皇者华》，其中说：“众多的远行之臣，每每想到自己的才能恐怕有所不及。”等到慰劳使臣归来，就歌《四牡》，其中说：“难道不想回去吗？因此作歌来表达。”所谓“雅”，是公卿大夫的言辞。我冒昧请求叙述《光华》的意义来赠给他，使小国的人知道使者到来时，朝廷的礼意比古代更加优厚。等他归来，又叙述他有功而受到知遇的情形，把它陈述出来，以备一代的盛典，不也是合宜的吗？魏氏请求创建鹤山书院序 我恰好来到呉临卭，魏氏在呉地的人对我说：魏起对我说：“敬想延祐年间的制书，周元公以下九位君子，都得以从祀于先圣孔子之庙。我读到它，内心十分感动。从前我的曾祖父文靖公在南宋时，转运潼川，曾上疏朝廷，请求赐给周敦颐、张载、二程爵位并确定谥号，使他们从祀于庙学。如今所定的谥号，正是元朝所定的纯正诚。这哪里料到改朝换代之后遇到圣明之君，从祀的典礼竟在百年之后实现了他的志愿？这本来就是天理的当然，只是因时机而显现，难道只是先文靖一人的私愿吗？我所思念的是先文靖的事业；可是自从战乱以来，他的门生学者已经全部亡故，没有人能够有所发明。我出生得晚，力量又薄弱，先世将要断绝的事业，细微得如同一根头发，这就是我早晚都战战兢兢、如履春冰、如临秋涛的原因。从前文靖回到临卭，就在白鹤山建屋聚书，召集朋友讲习，四方称他为鹤山先生。后来谪居靖州七年，跟从他学习的人更多了，又在靖州建鹤山书院，理宗在政府中亲自书写匾额赐给它。如今周、程、朱、张诸位先生所经过的地方，以及他们的门人弟子和传习这门学问的人，凡有遗迹，都建立了学官。我的先文靖在西南奋然兴起，并不落后于诸位君子，可是今天还没有为他专门建祠立学，难道是我的后人没有值得效法之处吗？” 如今临卭的故居荒芜得长满茂草，文靖留下的遗迹也所剩无几。文靖实际葬在呉地，就在呉地为他建祠，难道不可以吗？我将向有关官府报告，再上奏朝廷，把先人的居所中分借给我的地方，规划为鹤山书院，请求能够同明师良友讲求他所传授的学问，您认为我的子弟们会怎样看呢？我回答说：“朝廷崇尚文治，日益更新，大夫士人若不是正学就不学习。像您的志向，难道不是说豪杰之士将会帮助成就它吗？朝廷和有关官府本来就会认为这是正确的，上天也将帮助您。从前我的先祖利州府君，亲自以丞相之孙的身份在沧江之上讲学，当时有资中赵希光昱、成都范文叔仲黼、季才荪、少才子长、少约子该、豫章李思永脩、已延平张子真士佺、汉嘉萨仲章绂、陵阳程叔达遇、孙李防之心传、贯之道传，唐安宋正仲德之、汉嘉邓元卿谏，彼此相从，成为师友。文靖公以高科及第、身居显官，也来与他们结交。他们全都抛弃了专事记诵词章的习气，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以探究圣贤学说的精微要旨。我们蜀地的士人全都知道伊洛学派的源流，实在是我的曾祖父和文靖公阐发传播的。” 我的曾祖父在简州建立学校，文靖公为它作记说：‘所谓教育，就是在天地万物的奥妙中探究它，而父子、夫妇的常道不能违背；在日常饮食等近事中验证它，而鬼神阴阳的幽微也不能排除。近处思考，反身寻求，精心体察，熟悉玩味，希望不失去自己的本心。’我的曾祖父说：‘您说的话就是我的话。’他们的志向和道路就是这样相同。您在霜降水涸之后，知道摆脱凡庸浅近的世俗习气，回来寻求这种学问，希望您的志向能够有所成就。我虽然不聪敏，仍愿意把从父兄那里听闻的学问诵说出来，同您的子弟一起学习两家的家学，幸而有名重当世的君子能够继续教导他们。”

译两位尹先生庆祝九十寿辰诗序 防川两位尹先生兄弟，同在己亥年正月一日出生，到如今泰定丁卯年，都九十岁了；而且身体强健、聪明敏捷，两位老人几乎完全一样。他们的两个弟弟也各自八十多岁。兄弟的儿子总共九人，孙子十八人，曾孙十多人。家庭之中，慈爱、孝顺、亲爱、敬重，和气充盈。丞相长史憕是长兄的孙子，他来对我说：“从前老人八十岁时，您曾为这件事作序，以启发群公赋诗歌咏，当时都以为荣耀，至今还在流传。如今又过了十年，起居饮食不比过去差。年初正月初一这个吉日，子孙亲戚和乡邻举酒祝寿。从州郡长吏到住在本地的大夫士人，父老男女全都聚集，没有不羡慕并颂扬祝祷的。实在不能没有文字记述，您能为我再写一篇吗？”我说：“从前祝寿的朋友，早已被诗人写入诗中。后来有的人一同隐居深山，精神风采足以震动朝廷；有的人在年老之后功成身退，盛德雅望足以敦厚风俗，他们都载入正史，见于诗歌，成为一代的盛美之事，人人都知道。然而这样的人不一定出自同一家族，他们的出生也不一定在同一天，那么尹氏的奇异祥瑞，难道可以不再郑重记述吗？” 况且太平之世，有些事物繁盛而又奇异。像嘉禾同穗、瑞木连枝，世人尚且有时喜欢传述并乐于谈论，何况尹氏这样的人瑞呢？况且和气感应而产生祥瑞嘉禾，人物本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然而草木偶然在岁月之间出现的祥瑞，难道能同活人的盛美相提并论吗？我曾上溯两位老人出生的年代，那时国家刚刚取得中原，不过数年，战争尚未完全停止，百姓的呻吟也还没有完全止息；可是浑厚纯正坚固的气息，已经在摧残凋零之后暗中恢复，并且已经显现在人物的出生上，出现了像两位老人这样盛美的人。他们亲身享受安乐，共同奉养长辈，得以见到列圣百年治理下的太平，说这是偶然，可以吗？唉，观察万物的人，常常因活人的盛美而推考太平的开端，那么一定要从这两位老人说起；善于颂扬的人，常常从一家人的美善推求圣代的昌盛，也一定要从这两位老人说起。我恰好任职东观，怎敢不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呢？” 送富远序 泰定乙丑年秋天，南阳先生富珠哩公任汴省郎中，他的儿子富远从京师前去探望父亲，来请求我赠言。我谨慎地告诉他说：“古今求学的人，如果有志于这门学问，就一定要准备粮食、整理书箱，离开亲戚，离开乡里，寻求明师而跟从他。路途不敢计较远近，岁月不敢计较长短，只期望学业有成以后才停止。即使这样，能否遇到明师仍不能确定，这实在也是劳苦而艰难的事。如今您的尊父，是天下的大儒。讲明义理、询问辨析，不必离家向外面求教；观察仪表、效法榜样，也不必走出门槛。您是多么幸运啊！从前我和令尊一同在成均任职，每天在一堂之上召集诸生教诲他们，轮流唱和，阐明圣经贤传的旨意，不达到最恰当的地步就不停止。当时，岂只是求学者有所启发，即使像我这样不聪敏的人，也得到纠正过失、弥补不足的帮助。然而不能长久共事，是天意如此。因此我知道您回去向父亲求学，一定绰绰有余。一个人的见识和观察，要从举止周旋之间考察，从言语文字之外分析，这是观察榜样的方法；在日常行为的细微处谨慎，在前人的言论行为事实中验证，这是用力的地方。用这些道理侍奉父亲，每天寻求自己尚未明白的地方，不能做到就继续求取，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职分。” 这就是回去求学的道理，您要努力。呉张高风图序 泰定二年春天，翰林学士临川先生呉公因病请假，寄居在南城天宝宫的别馆。宫中的人便向先生谈起他们这一教派的由来，以及当今第九代掌教玄应张真人操守坚贞、品行高洁的事。先生说：“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于是，他们把真人的家世、乡里、苦守节操、高尚品行、孝慈事迹和神异之处全部拿出来，请先生作文。先生所说的话，天下后世都相信，向来没有未经验证的声誉。唯独对于真人，他欣然提笔，详细说明真人所立志的艰难、所达到境界的高峻，并且对当时的世俗有所警戒。后来病愈返回史馆，他想起真人的为人，乘兴乘巾车，带着门生和儿子，来到天宝宫拜访。到了门前，童子推辞说：“真人深居至静，从朝廷贵人、显官到这里来的人，从来没有敢拿这件事回报先生，请不要见怪。”先生回头对随从说：“这个人把奔走于权贵门下、卑微地迎合、唯恐失去一个人的做法，看得相差太远了。”立即命令掉转车子。他不但没有把这件事视为冒犯，反而更加赞叹并敬重真人不可企及。此后夏天多雨积涝，计划再次前往却未能成行。真人说：“秋气将要清爽，我不能不去拜访呉先生。”于是穿着芒鞋，戴着台笠，拄着防木杖，穿着只到膝盖的粗布短衣，带一名弟子，服饰也和他一样，步行到国史院门外的上马石上蹲坐。” 弟子告诉守门人说：“真大道张真人前来拜访呉学士。”守门人彼此相看，笑着说：“过去来见真人的人，容貌服饰没有像这样的，恐怕不能通报。”而呉先生正在修撰实录，和同僚坐在堂上，并不知道这件事。先生的儿子偶然出门看见真人，认出了他，进去问真人从哪里来。真人说：“你是呉学士的儿子吗？”便用杖在地上写了一个“诚”字给他看，说：“回去告诉您的父亲，我来回拜他。”先生听说后急忙出门，真人已经离开了，只留下地上的字迹。先生叹息了很久，派人追到丽正门南三里左右，只见真人一边长歌一边缓缓行走，歌声清越流畅，高出林梢；追赶的人不敢上前说话，只得返回。好事者推崇两位先生的高尚风操，把这件事画成图流传观赏，并托我如此叙述其事。有人说：“从前孟子和南华翁庄子生在同一时代，却从未相见；两人的著作都在，庄子的辩才无人能够抵挡，可惜他没有见到孟子。如今呉公和张真人确实彼此知晓、彼此求见，最终却没有相遇，于是没有一句话可以阐发他们内心的蕴藏，这又凭什么使道德合一呢？”我说：“观察他们的风神情致，就已经能够想通大半了，哪里还需要等待言语？您一定要从他们的言语中去求取吗？” 我姑且试着评论他们的行为。君子的学问以不欺骗为要旨，有志于慎独的人，果真能够像真人这样坚定自持、峻拔卓异地实行自己的道吗？呉先生大概写了数千上万字，刻在金石上，可以考察。真人在地上写的那个字，大概出自子思、孟子的话。有人能够因此真正懂得反躬寻求，那么真人的这一个字就不算少了。我又听说真人的先世出自横渠，他精心思考、努力实践，难道确实有所承继吗？那又是我所不能知道的了。

译送翰林编修王在中奉祠西岳序 国史王君在中奉命到西山川祭祀，同馆的士人作诗为他饯行，多数谈到祈年的事情。侍讲曹公为此作序说：“古代天子到四岳举行祭祀，大概是为了考察制度、统一风俗，望秩祭祀也是其中一项。如今派遣使者按礼祭祀山川，修治时政，却一定说是祈年。难道神明可以用来求取福气吗？”有人疑惑两种说法的异同，来问我。我说：“都是正确的。史馆诸位君子确实看到皇上处在太平盛世，掌握中和之道，但仍然早起晚睡、废寝忘食，想着使百姓得到治理，不忍让一个人不能得到恩泽。因此四方水旱灾害，有关官府不敢隐瞒，宰相不敢忽视，必定上报并加以救济。这正是特别举行祈年的原因，大概是仁德的事情。”曹公曾任大宗伯，是朝廷的大儒和老臣，深知治理之道，知道奇邪之事乘着皇帝意向所趋而生，虚妄欺诈的禳灾祈福方法纷纷到来，既耗费财物又迷惑听闻，几乎说不尽，所以对此深为忧虑，作这种追本溯源的话，这是智慧的事情。兼取仁与智的道理，这大概就是使者的职责了吧？祭祀使者的派遣，自中统至元以来已经五六十年了。民间习惯听闻此事，每到献岁发春，官吏百姓必然眼巴巴地盼望说：‘天子的使者将要到了吗？’ 或许会有什么办法来安抚我们吧。”祭祀完毕，使者应该停下车、卷起车帷，慰问父老，宣示皇上的德意，并察访百姓隐秘而郁结的情况，以备万一受到询问，这难道不是他的职责吗？况且并、雍一带，素来以勤俭、年成好著称，近来却屡屡报告歉收，其中有些情形让人不忍听闻。凡是帮助百姓的办法，上面的人或许还没有完全知道，难道不可以通过询问而得到吗？我们蜀地长期遭受战争，山谷间原有郡县的土地多成闲田，四方勤劳有才干的百姓前来趋赴，数以万万计；应当趁这个时候加以节制、均分和安定，安抚他们，使善良的人有所供养，使强悍狡猾的人有所约束，作为日后长远的打算，也有办法吗？所有这些，都是仁智兼备的意思。否则，乘一辆车出使，谁不能去，为什么一定要等待王在中呢？这又可以从曹公和诸位君子的言论中得到证明吗？” 孔林庙学新设管勾，蕳西碧任职诗序 从前礼乐的器物，鲁国大概都具备，因此圣人曾向老聃请教礼，向师襄请教乐。孔子开始在鲁国任职，参与庙中祭祀时，又每件事都去询问。当时虽然可以说礼崩乐坏，但掌管官职的人还执守各自的技艺，不敢废弃。所以曾子说：“笾豆等礼器的事务，自有有关官员掌管。”这说明器物和事务都有可以考据的凭据。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即使最末等的官职也消失了，完全没有剩余，却还想认为这些不是君子所重视的，可以吗？成均曾经设置管勾，主管庙学的礼器、祭服等事务。致和元年，孔林也仿照设置。因此我的蕳君开始担任此职，君子们赞善他恢复官守的古制，也赞善选得了合适的人。许多人作诗赠给他，请我作序。我于是说：“唉，圣帝明王制作的制度，今天还能够看见的，正是我夫子删定、赞述并保存下来的；所谓器物和事务，也正是这些制度的具体体现。三十年前，导江张达善曾任孔林之师，确实曾阐明这门学说的宏大意义，以引导孔林之人。所谓器物和事务，也从未废弃。如今蕳君前去治理这些官府事务，只要善于守职尽责，那么君子又将能够因这些保存下来的器物和事务而进行考察。” 道理本来就不在这些之外。有时由根本推及末节，有时从粗浅处达到精微，沿着事物上溯下究而同时进行，并不相悖，不也是可以的吗？张先生是我们蜀地人，是我外祖父门下的弟子。蕳君也是蜀地人，所以我能够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并不是出于私情。陇右王汪氏世家勋德录序 国家在朔漠兴起，威势遍行天下。金源日益窘迫，守卫的官吏士卒有的投降、有的战死，几乎全部消耗，不能组成军队。山东、山西之间，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城堡，大多已不是金朝原来设置的旧制。陇右巩昌的汪氏据险制远，统辖数十郡县，精锐士兵数万人，号称便宜都总帅。他们在石门扎营，替金朝守卫了三代；到我军攻打巩昌时，金朝灭亡已经三代了。汪氏仍然不忍投降，他们的士大夫都说：‘君主死了、国家亡了，百姓将归向哪里？’于是穿白衣为金朝发丧，登上城墙哭了三天，借皇子奎腾归附于我朝。太宗皇帝察知他们的诚意，仍任命为便宜都总帅，镇守原来的地方。攻取蜀地的战役中，军粮、甲兵和赋税供应始终完备，记载功劳之多，其他将领很少能与他们相比。这就是讳名世显的人被封为陇右王的原因。王有八个儿子，十九个孙子，多数担任将相等官职，封为公的已经有八人，传到五代，兄弟子孙有一百八十多人。统率巩昌军队的人，已经世代承袭其职，其他人大多担任高官，其中最显赫的是如今的御史中丞寿昌。他的兄长成都万户嗣昌说：‘世代承受国恩，功业载在盟府，褒奖封赏都有制度，诏令要求把世代次序编成谱牒，事迹年月则有先茔和家庙的碑文在。请把这些辑录刻版，使它流传于世。’ 我向太史询问，太史虞集说：“我观察功臣之家，凭借世代功业显达荣耀的固然很多，能够统率军队、世代守卫其土地的，只有汪氏。”有人说：“道家忌讳三代为将，汪氏的德行一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这话可信吗？”我本来就认为，汪氏的先人，侍奉故主没有遗憾，被国家信任，这不是其他人所能比得上的吧。

译送祠天妃两位使者序 世祖皇帝每年从江南运粮来充实京师，漕运渠道极其艰难。呉地有人提出海运的策略，海运道路便利，因此即使因疾病耽搁很久，人们最终还是逐渐掌握了好的航道。到现在五十年了，海运粮食积累到数百万石，已经成为常规。京师官府众多，靠官府供养而游食的官吏百姓多得无法计算，而粮食仍有余裕，这是海运的力量。天历二年，漕运官吏有人自作主张，不听船夫的话，催促开船而违背风讯，船驶出海洋后，已经有人报告船只失事。等到抵达京师，缺少的粮食大约有七十万。天子怜悯遇难者之家，又下诏说，朝廷大臣对此感到恐惧，思考怎样回答皇上的心意。有人说，海上有一位神叫天妃，海上有庙享受祭祀，船夫和负责运输的官吏必定向她祈祷，常有奇异的应验，难道祭祀的事务有什么未尽之处吗？应当前去祭祀。于是下令翰林直学士布尼雅锡哩、艺文太监宋本前往。唉，两位先生能够引导皇上的心意，竭诚敬奉并完成祭祀，周览当地形势风俗，又考察政治得失，难道没有可以说的吗？往年我曾到呉地，看见大官吏调发海运，向呉地人询问，有人告诉我：‘富裕人家的大船装粮多，所得佣金很丰厚，船中一半装的是私货，获取的利润尤其多。船坚固而人灵敏，通常善于到达目的地。’ 有些不愿承担运输的人家，如中等财产之家，往往贿赂官吏请求免除；官吏辗转拖延而期限逼迫时，就抓捕特别贫困的人来替代他们。船只不好，官吏又削减他们的佣金，工匠和役夫使用的器具、食物、劳役最终都要自己备办；发放粮食时又总在险远之地，且不能得到好粮食，所以船一出发就常常失事，这些罪过实在各有所在。今天的事情，难道其中也有这一端吗？近年大司农以财用不足上报，朝廷大臣在廷中各自陈述富裕财力的办法，有人提出建议说：‘国家当初攻取江南，用兵所需的粮饷都出自中原，民力尚不至于穷尽。等到完全取得宋朝土地，贡赋以及各种货财的供应每天输送、每月运输，没有穷尽，可是国计仍不富足，是因为上面不节省用度，下面又有很多农民懒惰。况且京师以东，芦苇沼泽沿海向南，广阔地域相连，方圆可达千数百里，潮水淤积的土地非常肥沃，实在适宜种稻。采用浙闽修筑堤圩的办法，就都能成为良田。应当让清廉强干而有才智谋略的官吏，稍稍放宽禁令，按数目发给牛、种子和农具，招募耕作者，预先分配土地，等取得成效以后再征税，并提高主管官吏的品秩，让他负责这件事。又可以收纳游手好闲的人，平息盗贼，使京畿以东的边地富强充实。这样做的便利，又不只是像海运那样，为什么偏偏要让东南百姓竭尽力量耕种全部土地、不断征取，而使他们年年踏入不可测的深渊呢？’ 当时的宰相认为这种说法迂阔，便停止了。宋公家在京师，自从第一次参加廷对以后，没有一天离开朝廷，历任丞相府、御史府，成为有名的法从之臣，参与国家大事。学士曾奉使出访南诏西南地区投降的蛮夷部落，所谓大小彻里，地域方圆数千里，把他们的酋长带入朝见，却只有他和随从数十人，没有耗费一兵一财。两位先生如此重要而贤能，我私下推想，朝廷的用意大概正在这里吧？否则，主持祷祠的官员难道没有别人，为什么要把这件事交给两位先生？所以同朝官员都为他们作诗，而我为诗作序。诏令派使者祈雨诗序 陕西一带接连几年因旱灾饥荒上报，县官拿出粮食和财物，减免赋税、停止追征来赈济，却不能救济过来。努力耕作的人把种子播入土地，土地干旱炎热而不能生长，货币也都耗尽，商人离去。近年来国家对长期拖欠、叛逆和积怨进行大规模整顿，守卫官吏迷惑而去寻求取效之法，应该是神明愤怒、人心怨恨、上天不悔，祸患蔓延到计策穷尽、归降服罪，而百姓的疾病日益深重。留下的人瘦弱饿死，行路的人倒毙道旁，活着的只有十分之二三。天子于是选派大吏治理行省和行台，拿出大司农府库的钱财，数次拨出巨额赈济，但雨最终仍不降下，人们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于是行省、行台的大臣派人入朝报告说：‘天子幸而顾念疲惫的百姓，使臣等奉行宣示圣德，已经竭尽愚钝之力，没有哪一位神灵不去祈请，却仍没有得到神灵的恩赐。或许天子派遣专使，带着玉帛礼敬山川，才有希望有所济助吧？’宰相当天把这件事上报天子。天子忧愁地起身说：‘谁能胜任我的使者？’于是翰林直学士布延实哩凭借诚恳、精干、敏捷担任使者，直接奉命前往。四月己亥，在幄殿接受诏令，阴云低回，神灵之气非常接近。学士于是召来驿站传递文书的人，谨慎斋戒，不在家中留宿。乙卯祭祀西岳。五月丁巳朔日，云、电、雷、雨大作。辛酉，和行省、行台大臣共同在城中各祀庙祈祷。” 壬戌，和左丞额琳沁在太一元君庙祈祷，随即下起大雨。这天又到高山太白峡灵湫庙。灵湫在绝顶，峡谷狭窄，石路险峻，天气炎热，喘息流汗，互相牵扶才到达，亲自传达皇上的命令。下山后到祠宫，约有数十里。祠庙原是唐代建造的，荒草堆积，无人修治，墙倒瓦落，神灵没有安居之处。祭祀者等待命令，门下没有遮蔽，深夜一同看见云从灵湫升起，不久便浓云聚合。第二天再次祈祷，下起大雨，接连数日。于是东边从陕州，西边到凤翔，南边到兴元，北边直到巩昌，都来报告雨水充足。甲戌到凤翔，和宪使、郡守在雅尔满神庙祭祀。雅尔满，是高昌部的大山，有神；据说留在关中的高昌人把祭祀迁到这里。祭祀之后又下雨。丁丑祭祀西镇的吴岳，也下雨。事情办完后才返回，陇、陕之间的田苗蓬勃生长，瓜蔓结出果实，稍稍有了房屋居处。守令下车询问，百姓说：‘过去播下的种子还在土中，得到雨水才开始萌发，土壤每天滋润，所以禾苗猛长、抽穗并结实，瓜蔓也可以食用了。’从此疫病很快痊愈，逃散不远的人也渐渐能够回来。七月辛酉，在上都复命，行省、行台各自派使者入朝奏报，都和他说的一样；学士把副本送到国史馆，我得以看到它。” 唉，难道上天不顾念这些百姓吗？旱灾饥荒到了这样的极点，究竟是谁造成的？圣明之人的一念发动，派遣使者奉命行事能够如此谨慎，而效验又如此明显，逆顺、真伪的区别，难道可以不察看吗？所以我详细记录下来，和我们同道的士人一起歌咏它。

译国子监学题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设置国子监学，用孔子的学说教育近侍、国人的子弟，以及公卿大夫士人的子弟和才俊之士。所学的书有《易》《诗》《春秋》《礼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讲的学说则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诸家的传承。国子监设祭酒一人，刚建立监学时先设置此官，由许文正公衡首先担任。司业二人，监丞一人，后来又设置典簿一人，主管文书和钱粮。学校设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后来增加到六人。其下设置正二人、录二人、司乐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由成绩优异的弟子充任，任期届满便授予官职。如今弟子员五百六十人。天历二年，才得以追考祭酒至助教的姓名和任职年月，刻在石碑上，后来的人还将继续补刻，以便后世有所考证。三月甲子作序。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诗序 《诗经》不是说过吗？“仪态庄重昂扬，如玉圭玉璋般高洁，声名美好，声望美好。和乐平易的君子，四方都以他为纲纪。”这些话把君子说得多么好啊！凤凰、麒麟，并不是用来供人乘坐和服用的；醴泉、朱草，也不是用来解除饥渴的。然而它们一旦出现，山川便仿佛因此回春，草木也仿佛被玉色滋润。大概天生的神异之物，禀受极其纯和的气息，自然有所畅达，不必费力作为。如今平章全公出自名臣世家，情怀高雅、节操高尚，极其正直却不严厉，极其明察却不苛细，通达事物的变化却不屑于夸言，穷究天人之间的奥秘却不拘滞于形迹。他深邃而有道，充实而有容，气质完厚而不与万物相忤，处理大事宏阔而不屑于小小的施为，差不多就是古人所谓杜塞邪德、保全天理的人吧？江右有水旱灾害，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天子慨然把您从亲近之地调出，前往镇守那里，我们的百姓大概有希望了吧？豫章的江水浩荡，匡庐的云气苍苍。您将在那山水之间超然自得、寄托情怀吗？君子入朝，旗帜飘扬，车铃声清越。请让我和都城人士共同等候您的到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送李道济赴夷陵任职诗序 东观古来称作蓬莱、道山，如今尤其清雅高洁。我和如今的礼部康公子山尚书在馆时，有六七位新进士做同僚。道济以文学才能担任属官，一时举止从容、神情洒落，不仅别人羡慕他，诸位君子也自认为快乐。不到一年，各自升迁或离去，只有属官独自留在馆中数年，才得到夷陵幕府的官职。他来请求我作文道别。我听说夷陵州小而地处偏僻，百姓淳朴而事务少，鱼米笋菜可以供奉甘美的饮食，江云峡雨可以尽情游览，大概快乐并不在馆阁之下。从前您的乡先生六一公曾任夷陵县令，想借书来观看却无法得到，于是从旧府中取出官府文书，全部阅读一遍，从而周密知道真实和虚假，详尽察明奸邪、营利、虚谬、欺诈的缘故，怅然认为深受启发。后来六一公治理郡政，往往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等到代替包孝肃公任开封府尹，清廉简约、平易近人，竟又有超过包公的地方，这就是夷陵阅读文书的功劳对他有所增益。天下还没有看过的书，没有比东观更多的；道济既然已经读了多年，如今夷陵的官府文书本来就是你的职分所应熟悉的，切不可轻视它，要尽心办理。这样，乡先生的美好足迹，不也可以希望继承吗？” 送达布哈兼善赴南台任御史诗序 古人说过：“朝廷和天下的事情，宰相可以施行，台谏可以进言。施行的人有时不免受到牵制，而进言的人大概可以尽心尽意。”没有那个职位就不能进言，得到了那个职位又或许不足以进言，所以世人认为这很难。兼善是先朝进士第一名，在奎章阁侍奉当今天子，一天之内被调出，担任行台御史。这不就是得到了进言的职位、可以进言的时机以及能够进言的人吗？我听说事情有大小缓急的不同，小而紧急的要迅速进言，大而缓慢的要深思后进言；还有既重大又紧急的事情，比如东南水旱灾害频繁，百姓力量衰竭，赋税财用不足，这不正是吗？我想兼善接受任命的那一天，心中想到的已经是这些了。医生诊治疾病，知道病症容易，用药困难；药物已经具备，但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无法知道的地方，可是医生不敢不尽展医术。圣明天子在上，视百姓如同自己受伤，临朝思考政事，没有什么进言不听从，没有什么劝谏不采纳。这些都是兼善在阁下早晚所亲眼看见的。要使数千里之外的事情，如同在皇帝的旒黈之下，除了兼善我们还能指望谁呢？诸位贤士作诗赠送他，虞集为此作序。送进士刘桢序 今年我们蜀地应计偕入京的有五位士人，都因乡里之事来见我。他们退下以后，座中有客人留下来对我说：“五人都是美才，如同树木遇到春天。只有年纪最小的两人稍稍落后，但也都是优秀士人。”坐次在后两位的人，家中一定有阴德。我随便听听，并没有在意。等到南宫上奏进士名单，果然有三人先登第，后面两位就是昌州刘桢维周。等到他们登第，我才得以询问他们的乡里、姓氏、家世，以及父兄所从事的事业，才知道刘氏世代学习《春秋》，后来为躲避战乱迁到泸州，于是在那里安家。乡人告诉我，刘氏迁到泸州的二十多口人，等到躲避战乱时，只有字德甫的人独自存活。他有三个子女，城破时，子女全都失散。过了很久，找到了两个儿子。德甫夫妇尤其思念女儿，次子善卿想解除父母的忧愁，走遍四方寻找她，知道女儿被杨将领所得，后来又转卖给文文豪，受到残酷虐待，想尽办法也无法得到，不能使父母安心，连片刻也不得安宁。善卿的儿子偶然到了成都，听说文文豪死了，家产分散，才知道姑母嫁给了同被俘的叙南程复元，已经有了儿子；他把随身钱财和衣物全都拿出来，终于把姑母赎回，带回家中。善卿问：‘成都知道姑母的消息吗？’他把文氏死亡、姑母嫁给程氏的经过详细告诉他，并说：‘为什么不把她赎回带来？’” 回答说：“已经把她带来了。”善卿非常高兴。德甫已经去世，来不及见到女儿，想来知道子孙能够奉养自己，也会感到满足。如今程氏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一同住在善卿家中，衣食待遇完全一样，内外没有不同的议论。善卿的儿子就是刘桢。来见我的进士中，最先是张冈，位次较高的是刘桢，接下来是支谓兴文举，再其次是李珍彦博、令狐子仁彦安。有人说，维周把姑母找回来，和父亲的问答很像范丞相买麦舟的故事。我本来想把这件事写下来，不敢吝惜笔墨。这是我的话，所以全部这样记载下来。至于歌咏并使它流传，就要靠能作诗赋的士大夫君子了。至顺庚午闰七月二十八日记。”

译陈云峤省亲诗序 神骏的马，可以一天奔驰千里，却不能从容地在交通要道上随着鸾铃和谐起舞；宽大博厚的衣服，可以用来行揖让升降之礼，却不能在战阵交锋中奋力挥舞兵器。能够随着所处环境而充分发挥作用的才干，世人常常难以得到。泗地人陈君新甫出自名将名相之家，遇到盛明广大之世，他的婚姻亲戚都是卫青、霍去病、金日磾、张安世那样的家族，他的交游也有樊哙、布衣、皋陶、乘田等一类人物。他一次宴饮就散去万金，却不认为奢侈；面对乘车千辆的卿相，只作长揖，却不认为傲慢。这样的人，难道会屑屑于锥刀末利，在乡曲小人中求取声誉，局促在缰绳之间，只求在车轨上发挥作用吗？难怪他一出仕就受到仁宗知遇，骤然被任命为三品显贵而不吝惜。后来他在前殿起草仪制，在明堂赞礼，俯仰进退，文雅有度。因此英宗开始举行卤簿仪仗时，他已经在初次演习中熟练掌握；皇上亲自祭祀太室时，他又能在顾问之际巧妙应答。博闻通礼之士，没有谁能超过他。世人所谓难得其才的人，新甫大概兼具这些才干吧？我曾看见他退朝用餐，琴书在面前，把逸兴寄托在诗文中；他屡屡贫困时，宾客散去，也不为当时的处境后悔；他孝敬父母，完全出自天性，正侍奉父母膝下，使他们欢悦。” 母亲命令他出仕，他就出仕，为朝廷办事；母亲思念他回来，他就回去。他在出仕和退处之间的决断，又是如此。同朝士人高兴他及时回乡省亲，又惋惜他暂时离开官场，于是作诗为他饯行。我听说新甫在维扬时，向东渡过大江，在常州、润州之间得到佳美山水，登上高丘远望沧海，看见所谓云峤，在空明浩荡之外若隐若现，难道不会乘风长去吗？太夫人年高，新甫正当壮年出仕，希望他敦厚孝悌之道，以成就忠厚的德行。我用《易》占卜，得到渐卦上九：“鸿雁渐渐飞到大路上，它的羽毛可以用来作为仪表，吉祥。”新甫还会翩然来朝吧！” 宣城贡先生庆祝八十寿辰诗序 宣城贡先生八十岁时，亲戚乡党、郡县长吏、部使者都前往庆贺欢聚。朝廷中的公卿、学士、大夫，曾经和他的弟弟仲章同朝任职的人，听到这件事，也都羡慕赞叹。大家作文章和诗歌，交给他的儿子师正，让他带回去为先生祝寿，并请我题写序辞。古人尊重高龄老人，是因为诗书琴瑟足以辅助他们的德行，衣裳鼎俎足以奉养他们的身体，子孙宾客足以使他们心志快乐，又逢太平盛世，耳目不接触令人愤懑的境况，这才算完全美好。而先生全都具备，确实可以说是人瑞了吧？从前西都的儒者，申公、伏生都活到八九十岁甚至百岁，浮丘伯又有人说他获得仙道而长寿，大概连他的年岁也无法考知。贡氏是世代通晓经学的家族，成为申公、伏生、浮丘伯那样的人，本来就是应该的。” 送甘以礼诗序 我从祖父惠州通判府君，在丁丑年为躲避战乱来到古端，后来死在那里，就葬在当地江边。归附本朝以来，几位叔父相继去世，只有先父政郡公准备北归，打算前往迎接并迁葬，但总因事情阻碍而未能实现。每逢岁时节日，曾派子弟和门人前去省视；后来先父年老了，仍常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在朝廷做官，没有能够完成先父的遗志，却一刻也不敢忘记。泰定年间，甘以礼因旧日交游，恰好调任端地幕府，我把实情告诉了他。以礼到任后，不到一个月，政务凭借敏捷明辨而有成，于是率领同僚和县吏，利用闲暇日期到我的祖坟查看，发现砍柴放牧的人接连来到，耕田的人甚至侵入墓地范围。于是召来询问当地老人，弄清了实情，砍树立表，题作“虞通判墓”，设置守墓一户，让他们以摆渡的收益作为生活来源，以图长久守护，并且准备把这件事交给学官祭祀。但他的任期已满，回去了。武夷詹景仁君任广东行部佥宪，到端地后又申理这件事，大体都是承继以礼留下的功劳。我家本是雍、蜀人，自战乱以来，坟墓散布在东南各地，不能一一迁回安葬并省视扫墓，也不能每年到先祖惠州通判的墓上祭扫，如今承蒙以礼有这样高尚的义举，我的感激怎么能够忘记呢？” 以礼调任京师，只取了一个方便照顾家庭的管库官职便离去。我身处官员行列，知道以礼才干贤能却不能推荐他，感受以礼的恩德却不能报答，内心实在惭愧。因此径直叙述这件事来记载送别；至于我这点微薄的心意，或许将来还能显现出来吧？曾鲁公世家盛事集后序 听已故史臣说：宋昭陵时期，韩魏公和曾鲁公同为宰相，欧阳公参知政事。韩公对于法令典章制度就请教曾公，对于文学和人才就请教欧阳公。百官奉行法令、遵循义理，于是朝廷得到治理。唉，这是多么盛美啊！那么，不能治理的原因，难道是由于不奉行法令、不遵循义理吗？古人所说的“岂弟君子”，大概是认为具有盛大德行、享有完备福禄的人，才可以治理好天下。至顺三年十月，曾公的后代、香山县令曾淳来到京师，带着他先世门人林彬所撰的《曾氏衣冠盛事》一卷来见我，说：“东都时期的事迹已经完备了，但南渡以后，如乾道年间的宰相、庆元年间的伦魁以下，大都略而未载。我将把它们编次记录下来。”乡先生传季谟甫对曾淳说：“雍虞氏在史官中的那一支，应该请他来作序。”因此曾淳来告诉我，请我编集。只是先忠肃公确实曾与相国共事，阜陵又有同朝之谊，我不敢忘记。所以谨慎地把这些事写在这里。莆田人陈众仲，是庆历年间从官的旧家子弟，如今担任国学官，他曾对我说：至元年间，有位御史因审理案件经过泉州，询问曾氏家庙在哪里，并前往恭敬拜谒。当初归附内地的族人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御史于是慢慢说道：“各位族人，我是鲁公留居郑州的诸孙。” 御史拿出族谱，叙述昭穆次序，与曾氏族人的兄弟、父兄相对而泣，悲伤得流下眼泪，随后又到白石村拜扫坟墓，欢聚一个月才离去，只可惜没有记下这位御史的姓名。我堂弟曾弦至治年间任管城县宰，知道他的辖境内有曾氏坟墓，却也不知道那位御史是谁。曾淳可以去查访此事，见于各家族谱就可以了。唉！前朝世家大族的子孙，到今天已经全部沦落了。曾淳说曾氏如今仍有几十房，他虽远仕于南海之滨，但离故乡并不远，始终惦念先世遗事湮没无闻，因而担心并加以辑录；忠厚家风的恩泽，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后代的人还应当以此为鉴啊！

译《禁扁》序 继志是故翰林学士承旨、中书参议鲁国文康公王某的次子。世祖皇帝攻取宋朝以后，淮南忠武王回朝，上奏请求留下董忠献公镇守安抚江南。当时文康公以翰林应奉文字的身份随董公军中任职，便对董公说：“宋氏的经史、图籍、文书大体都齐备，如果不趁现在送交朝廷，我担心将会散失，再也无法得到，关系十分重大。”董公认为他的话很奇异，于是把宫中秘府和外府的图书全部登记下来，装船运到京师，并嘱托文康公负责护送。如今馆阁所收藏的图书，大多是当时留下的旧物，有见识的人都很赞许二公的作为。后来，文康公历任台省官、宾客，门人众多，一时的文学人才都出自其门下。因此，继志兄弟的见闻不同于常人，又因记忆力强、学问广博而闻名当时。那些习染纨绔华靡习气的人，本来就没有资格参与这件事；而寒酸浅陋的人看见它，更会发出见闻寡陋的感叹。《禁扁》一书现藏于史馆，是他闲暇时编纂的，内容详备丰富；此外他的著述还很多。继志年富力强，又喜欢亲近师友，那么他的学问应当还不只是写成这部书的水平。《送赵茂元归乡序》百年以前，我们蜀地美好的文献，大多出自东南地区。名门世家有几十家；宋朝灭亡后，前辈逐渐凋零，流传下来的风尚和余韵，或许还存在一些，但已经很少了。眉山人赵茂元，从他的祖父、王祖父两代起，凭借《春秋》学取得科举高第，做了显要的官，声誉闻名于当时。他家与同郡的杨氏、史氏、程氏、家氏彼此门第相望，互相结为婚姻；虽然远在吴越一带的家族之间，却郁郁然有着故乡近古时代的意味。归附元朝将近六十年，茂元父子仍穿戴本民族的冠服，在郡县讲学，不以官职卑微、俸禄微薄为嫌，志气清洁明朗，和蔼可亲。至治壬戌年，我恰好要到吴地去，打算就近向遗老和故家访求资料。不久我被召回史馆，还没来得及访问，只有茂元当时任吴地学正，得以从容相处。然而茂元正遭逢丧妻之痛，也没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十年以后，他调任京师的官职，却只带着福建中部的一名巡徼离开，说：“母亲年老了，急着奉养她。”又匆匆告别。唉，我终究无法扩充他的浅陋见闻吗？前些年我奉诏编纂《史记》，很遗憾蜀地学术衰微断绝，诸位君子的遗言在旧府藏中很少见到。听说茂元得到他曾外祖父平舟杨公的遗文，准备任官之余连同自己的家集一起刊刻，这个志愿确实忠厚啊。我还想进一步推广他的意旨，访求各家仍有传本的文献，抄录后上送朝廷，用来补正缺漏和违失，不也是一件美事吗？谨写下这些话，作为赠别。《道园学古录》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七 元代　虞集　撰 记 《西山书院记》建宁路浦城县是真文忠公的故居所在地。他的孙子渊子说，他们族人仿照建安人为朱文公建祠的先例，修筑房屋祭祀真公。族人相互带头捐出私田，供凡是在书院学习的人使用，并请求官府为书院聘立教师。江浙行中书省把这件事上报，朝廷认为很伟大，命名为“西山书院”，列入官学。这件事发生在延祐四年四月。这一年，天子命大司农晏、翰林学士承旨和塔拉都哩黙色把真公所著《大学衍义》译成国字。每一章开头都题作“真西山”。据说书成之后上奏给皇帝，皇帝曾经阅览过。过去宋朝大臣曾把唐朝宰相陆宣公的奏议缮写进献，他说：“如果圣贤之间能够彼此契合，就像臣子和君主处在同一时代一样。”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知晓道理的话。如今看来，陆宣公关于治理之道的论述可以说是正确的，但都只是因具体事件而立论；至于道德、性命的根本要旨，还没有来得及推究到极致。真公的著作以圣贤之学为根本，用来阐明帝王的治理；根据已经发生的事迹，来应对将来的事情；考虑周遍天下，忧虑延及后世。作为君主的法则规范，大概没有比这部书更完备的了。董仲舒说：“君主如果不懂《春秋》，前面有谗言也不知道，后面有贼害也看不见。” 这部书虽然不敢拿来与《春秋》相比，但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如果确实反复研读其中的话，那么治乱的区别、得失的原因、真伪的变化，大概差不多就没有隐藏不明的了。真公在宋理宗即位、承继大统的初期，权臣借用真公出仕的名义来安定人心，不久又把他排斥罢免了。十年后再次召用他，他首先进呈这部书。当时正准备重视并施行它，但不久真公就去世了。《诗经》说：“贤人一旦亡故，国家就要困苦憔悴。”真公再次出仕，而天下最终没有能够受到他的任用，难道不是天意吗？谁知道百年以后，他不能在圣明的时代得到知遇吗？既然这样，那么对真公的祭祀，难道只应让他在故乡享受祭祀而已吗？我曾听说，工匠建造宫室，尚且一定要使用尺度和绳墨，有朴削、砍斫、连接、构筑的制度；从来没有不接受这些法则的。治理天下国家，难道可以只凭自己的才智所能达到的范围吗？今天的天子凭借聪明睿智的资质，尚且还能主动寻求老师，尊崇信奉这部书，把它作为治理的准则，何况普通人呢？学者来到这里游学，应当思考真公的用心而树立自己的志向，诵读真公的著作而成就自己的学问。圣朝将会在西山之下得到人才，而不只是诵读他的言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