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三十一

译《周易玩辞序》。《周易玩辞》是江陵项公安世、字平甫所著的书。他认为，《大传》说：“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而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卦象的变化而玩味占断。”这条道理虽然有四项，实际却只有两项：变化是卦象的进退，占断是卦辞所显示的吉凶。圣人根据卦象措置文辞，后来的学者根据文辞推测卦象。因此学习《易》的人，舍弃卦辞还能凭什么呢？项公把自己玩味卦辞所得的见解写入书中，使后来的学者依据他的话，都能玩味先圣的卦辞并有所获得。这就是项氏著书的本意。唉！上天不说话，产生圣人来代替它说话。所以说：“圣人的精微之处，画卦来显示；圣人的深蕴，依据卦来阐发微妙之理。”卦中包含的圣人深意，大概不是能够全部听闻的。然而卦象本身没有语言，如果不是明智通达，又凭什么知道它的意义呢？中古的圣人怀着忧患之心，根据卦象建立言说，由周公加以阐明，由孔子彻底发挥，首尾完备，都是他们亲自确定的。所谓“精微”和“深蕴”，后世因此能够推求看见。如今生在千年之后，却仰望千年之前，凭普通人的资质，想窥见上天和圣人的道。假如能从圣人的一句话中得到真意，那就已经等于得到上天的命令了。何况三位圣人的言论广大而完备，即使历经久远的世代，遭逢时局动乱，横亘千万年，也不会与所谓卦画一同磨灭。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后世立言，哪里还有能超过它的呢？有志于学的人，实在不应降低标准去别处寻求。我因此深深赞叹项公是真正懂得言语的人。汉、晋以来，研究《易》的老师，他们的言论还有能够看见的；但对于三位圣人的本意究竟如何，却还不知道。到了邵子、周子出生，《易》道大概中兴了。邵子以先天之学为心法著成书，不必拘泥于经传，却穷极天地的奥妙，贯通万物的情理。在三位圣人以后，没有谁能超过他，而学者却很少有人知道。周子的图也不必追求与《易》象相同，但其中的理却没有两样。所谓《通书》，都是用来贯通《易》理的。依据卦象建立卦辞的道理，如《乾》《损》《益》《家人》《睽》《复》《无妄》《蒙》《艮》等卦的说法，只能见于现存文献；像《大畜》等卦的说法，当时已经无法听闻，幸亏河南程子亲自得到其宗旨，凭借他成就德性的功夫和能力，把它附在三位圣人的书后加以论说，并不只是一般的传注而已。从他的学问继续推求，达到极致，那么天与人的界限哪里还会存在呢？我曾听说：“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就能够充分实现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实现人的本性，就能够充分实现万物的本性。”所以说：“认识了自己的本性，就认识天了。”假如已经认识天，那么天地运行的缘故、鬼神活动的踪迹以及事物的纷杂，难道还要等到考察推测以后才能通晓吗？所以程子说过：“没有穷尽圣人之意的人，实在应该寄希望于后世的学者，使他们自己从圣人那里有所获得。”朱子阐明卦象和占断的本义，大多约取程子的话而加以精炼，就是如此。因此学习《易》的士人，由此得到头绪而不致走偏。项公确实与朱子同时，当时又有江西陆先生，各自用自己的学问教人。还有一位聪明、文才超过常人的人士，在永嘉兴起。项公曾跟随他请教、辨析、咨询、决疑，他留下的文章还可以作为证据。朱子与项公往来的书信，达六七封而不止。其要旨，大抵只是把程子“涵养必须用敬，进学则在于致知”的说法告诉他。于是项公的学问向上不流于高远空虚，向下也不陷于功利，而所趋向、所达到的地方确有确定方向。此后他精研竭思，写成了这部书。对外广泛采择诸家的博闻，对内深入通晓卦象和数理的变化。奇特却不穿凿，深刻却不迂曲，详尽却没有赘余，简约却没有缺漏，大概接近精微之道了。此书完成后，朱子已经去世。项公自述自己的学问，都出于程子，但他的言论也不一定全都与程子相同。由此可以看出他讲明学问的归宿。近来研究《易》的君子，多有采纳他的学说，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然而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如果不是深入探求程朱之说，并且对其中的缺漏有所发愤疑惑，也就不足以知道项氏的功劳。虞集壮年时非常喜爱此书，常常取其中的说法与朋友讲习。如今淮西廉访佥事乌君克章，爱好古学而博雅，学习圣道而爱护百姓；曾因礼学之事向有关官员进言，但没有来得及上奏，便让他居于成均，辛勤苦学数年，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艰苦。文宗皇帝即位，开设延阁接待天下士人，于是特意召见他，使他得以参与论议思考之列，当时人都说朝廷得到了人才。他持节巡视淮河一带，到了江上，从箱笼中取出这部书，让齐安郡学刻印并广泛流传。大概是感叹学者很少能见到这部书，又不嫌弃我已经退居林下，希望困学之心不敢忘记，便让我为它叙述学说。唉！内圣外王的学问，后世不能明白；治理天下的人凭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去施行，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至于使上下都与天地同流，那又哪里做得到呢？从前邵子说：“向里人学习而完全了解里人的情感，向乡人学习而完全了解乡人的情感，向国人学习而完全了解国人的情感，向古人学习而完全了解古人的情感，向天地学习而完全了解天地的情感。这样才可以玩味卦辞、观察卦象。”能做到这些而有所获得，世间真有这样的人吗？

译《戴石玉所著三礼序》。《治亲书》是庐陵戴石玉君编纂的。他的意思是，记载礼制的书中有话说：“圣人面向南坐而治理天下，最应该先做的有五件事，第一件就是治理亲族关系。”所以他杂取《尔雅》《仪礼》、戴氏礼记以及先儒的言论编成此书，共三篇：第一篇叫《释亲》，第二篇叫《宗法》，第三篇叫《服制》。这样，亲爱亲族的道理就完备了，区分等级节次的礼就清楚了。我读了它，感叹说：“考察典籍，帝尧说‘亲爱九族’，帝舜说‘明察人伦’；至于他任命契，也说‘百姓不亲爱，五种人伦关系不和顺，就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而且要宽厚’。既然如此，治理天下的人想要尽力遵循人道而成就善治，哪里还有超出这些原则的呢？如今平民士人，坐着讨论书史，慨然追想古代圣人治理的道理，从圣贤经传中取法，著书来显示自己的学问，他们一定有所见解吧！《大学》的道理，最高境界在于使天下太平；大概他们平素讲求的就是这些，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亲亲”这个名分一旦确立，内部就有次序，外部就有区别，礼便可以实行了。名分如果不确立，就可能昧于同一本源的建立，迷失于亲疏关系的辨别，错乱于爱敬的节度，沉溺于鄙俗、悖逆、轻慢亲昵的私情；犯上作乱便由此而起。治理亲族关系而首先解释“亲亲”的名义，可以说是很好的。古代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拥有国家，大夫拥有采邑，所以宗法能够实行。秦人破坏封建制度，后世虽然又设置侯爵、建立国家，却不能像先王的制度那样，因此宗法无法实行；士人没有田产便不能祭祀，那么宗族又在哪里体现呢？士人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百姓呢？所以学者学习这套学说并把它传下去，是可以的。石玉所说的君子实行其中的意义，大概是抓住了要点。至于服制的学说，如今所叙列的先王之法、当时君主的制度和先儒的说法，可以说很完备了。我私下很有感慨：“丧服，是用来表明悲哀、符合感情的。世俗不断衰落，不能服三年之丧的人已经很多了，又哪里值得去详细考察缌麻、小功呢？”即使如此，君子实行道义，也不过是教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罢了。到了五十岁还仰慕父母，大概就接近听闻大舜遗风的人了；因此制定制度时，总是希望节制那些过分的人，同时勉励那些有所不足的人。这样，石玉所叙述的一切，就可以考察它并加以贯通，使之趋向于能够实行的方面了。唉！说到这里，也不过是学习这套学说并把它传下去罢了，难道不令人悲哀吗？孟子说：“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自身。” 作为居于上位的人，如果没有亲身实行、从自身心得中获得体会的君子，谁能参与这件事呢？如今圣明的君主居于上位，人文正在兴盛，必定会有诸侯王和大臣献上此书，用来成就一位君王礼乐制度的盛美。千数百年之间，戴氏又因礼学而显扬，岂不是伟大吗？《戒子通录序》。我曾听说，人接受上天的命令而出生，也如同儿子承受父亲的命令而行动。君子敬畏天命，不敢违背，就如孝子听从父亲的命令，不敢悖逆。侍奉天与侍奉父亲，最终道理是一致的。人侍奉天却不从侍奉父亲上求得道理，便不能算是人；儿子侍奉父亲却不足以用来侍奉天，便不能算是儿子。因此父亲的命令就是天命，二者同样是至仁而无私的。但上天不能像父亲那样反复谆谆教诲，懂得天命的人，要从风雨霜露的迹象、阴阳变化消长的道理中领会它。《诗经》说：“昊天光明，照临着你出入往来；昊天清晨明亮，照临着你游乐舒展。”大概就是要奉行它而周旋于世间吧？所以说：富贵福泽，是将要厚待我的生命；贫贱忧患，是姑且玉成我的成长。没有哪一样不是天命所安排，而是顺受其正当的命运。侍奉父母的道理，也不过如此。父母对于子女，大概没有不爱护的；希望子女善良，希望子女贤明聪慧，希望子女长久享有福泽，而不希望他们凶恶、愚昧、不成材，也不希望他们困顿、贫乏、遭受挫折。他们的心意没有不同。俗语说：“严厉地对待孩子的父亲，夜里还要取火照看，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材。”即使普通人也是这样，何况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呢？因此，爱得越深，考虑得越周密；了解得越明白，说话就越恳切。有时根据他的才质，有时根据他的事情；有时压制他的过错，有时勉励他的不足；有时纠正他的偏失，有时确定他的正确之处；用来启发引导他尚未知晓的事情，增益他能够进步的方面。虽然人的品类不同，立言的远近浅深也大不相同，但归根到底，都是因为爱护自己的孩子罢了。天理的公正，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的吗？从前静春刘先生辑录《凡为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记载书传中的话来作为劝戒。《子通录》的意思，之所以称为“通录”，难道不正是因为天下做父亲的，各自凭爱子之心给子女以劝戒；天下做儿子的，都可以根据这些劝戒来反省思念，如同听见父亲的命令吗？父母在世时，可以从他们接触时的神色、言辞、声气中求取教诲，却未必能够完全领会；就凭这部书来补足自己尚未通晓的地方。父母去世后，追思他们的精神、志意，还有未能听闻的地方；就凭这部书来考察他们想要自己知道的道理。这样，一言一默、一举一动、一起一息，无不是从父母那里接受命令。天理难道会有间断吗？我曾得到这部书，恭敬而喜爱它，身体力行并讲明它，不敢落后。后来有一天到临川刘氏宗族居住的金溪县，发现那里多有贤能俊秀之士，他们常常拿先世遗留下来的书来给我看。我感慨地问他们说：“《戒子通录》还没有损坏吧？”有个叫儆叔熙的人回答说：“这是我们世代守护、用来保全宗族的东西，哪里敢忘记呢？”我说：“你们家族显达而且延续了二三百年，难道是偶然的吗？”我又听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种顺从的德行，与犯上作乱的罪恶相比，两者相距极其悬殊。然而有子把这两端的极致归结在一句话中。豫章罗先生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陈公了翁推而广之说：“乱臣贼子的产生，常常始于认为自己的父母有不是之处。”唉！不接受父母命令的祸害，竟会达到这种地步。三位君子的言论，对于万世的名教都有功劳；忽视它的人，不足以知道这些话的功效。一定要阅读这部书并在自身上下功夫，才能警惕恐惧，从而尽心侍奉天、侍奉父母。儆叔熙，你何不把它刻印出来广泛流传呢？”儆叔熙说：“好。”第二年，他带着成书来告诉我，于是请我题写这篇说明。

译《六书存古辨误韵谱序》。古代用六书教授小学，儿童从小就已经通晓熟习六书了。如今有人到了白头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它，又怎能指望儿童呢？秦代法令规定：学童十七岁时背诵籀文九千字，考查八种书体后才可以做官；书写不端正的人，即使到了尚书举劾之后，执政者也不再采用这种法律，那么官府谁来校正文字呢？叔重把《说文解字》保存下来，在汉代使其义理得以发扬；唐代中兴篆书法度，然而学者大概也已经很少了。宋初徐骑省兄弟能够倡导、阐明这套学说，撰成《系传》《有通释》《部叙》等篇；对许慎、李阳冰旧有的考辨加以推扩，深入而广博，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后来吴兴张谦仲著《复古编》，也号称简要；夹澄郑▯仲在二十略中大力阐发分类条例和义理纲要，学者可以触类旁通而有所增长。到了永嘉戴氏父子三代所著的《六书故》，又在六书之外设置“疑”一条，用来标识那些不可强行贯通的地方，这是近世关于文字学的重要论述。国朝至元年间，秘书少监鲁人杨桓、字武子，擅长大小篆，所著《六书统》奉诏在尚方刻印，其中多出于自己的意见，篇幅浩大，刻本藏在尚方，学者没有谁能够全部研究观看。只有徐氏又曾认为，古法违背世俗，执笔作文的人需要借助检阅；但偏旁幽深隐秘，难以考究明白，查找一个字，往往要翻到整卷末尾，于是让楚金取叔重所记的文字，以《切韵》按声韵加以排列区分，便于检索考查，只保存诂训，不顾其他方面；这样为后来的学者筹划，可以说十分周详了。如今瑞阳学宫也刊刻《五音韵谱》，但它所协调的声韵，仍是偏旁的本字，学者检索查找并没有省多少力，那么不知道它究竟为什么要编作。番阳吴正道五十多岁，世代为儒家，特别喜爱篆书法式；已经著有《六书渊源》《字旁辨误》，又著有《存古辨误》《韵谱》。所以翰林学士临川吴公见到后很喜欢，亲自为两部书作了两篇序。唉！吴公难道是轻易许可别人的人吗？大概他的《字旁辨误》，已经考察诸家而提取要旨，下的功夫本来就深而且久；至于《韵谱》一书，徐氏旧作只是直接记载字形罢了，大概没有进一步用于辨误；而张氏、郑氏、戴氏的辨析又不能通过《切韵》来检索。因此吴正道既有辨古之作，又有存古之作，全都表现在《切韵》相从的次序之下，比徐氏的书后出而更加详备。可惜刊刻尚未完成，吴公便去世了；没有名望的大儒大力赞助，所以很久未能完工。从前鹤山魏公曾把篆书法式寄寓在隶书体势中，最为接近古法；近来豫章熊先生也这样做，吴公则直接采用篆法，只是把结体加以方整，如此而已。然而学习这些书体的人没有讲习贯通，难道不会产生差误吗？如果为了迎合世俗而使隶书妩媚漂亮，反而会成为弊病吗？从这里得到吴正道的书，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况且魏晋以来，善于隶书而以书名世的人，没有不通晓六书义理的。不通晓它的义理，就不能得到文字的情理和制作的缘故。哪里有不通义理、不得文字情理、不依据造字本原，却仍能成为善书家的人呢？吴兴赵公的书法名闻天下，正因为他深究六书。我常常也据此辨别书法的真伪。世间不懂六书，却模仿字的波磔来求取妩媚姿态的人，实在是妄人。那么，吴正道的书哪里只是对篆书有益呢？想要写好隶书，也一定能从中有所取法。它的重要性就是这样不可缺少。一定会有博雅君子，像吴公那样喜爱它，并帮助促成刊刻。《春秋胡氏传纂疏序》。从前传述《春秋》的有五家，其中邹氏、夹氏的传先已亡佚。学习《春秋》的人依据《左氏》来记事，以观察圣人下判断的地方，但有人常批评它辞采浮华、距离经书本意太远。因此《公羊》《谷梁》依据经文建立义理，专门研究它们的学派也因此推崇它们。唐代啖助、赵匡在师友之间，才开始懂得从圣人亲自书写的经文中探求圣人的本意。宋代的大儒认为，能够与三传并行研究的，就是明白专门从经文求取意义的人。然而传已经亡佚，现存的只有《纂例》等书；推想那些传所阐发的内容，大概没有超出这些现存书籍的范围。清江刘氏权衡三传，所得很多，但他所作的传义深奥，若不是广泛通晓典礼和旧文，就不能完全明白，因此了解它的人很少。我曾私下探求先儒的说法，认为只要直书其事，意义自然会显现。这句话使学习《春秋》的人开始能够求得圣人的本意，也避免了附会纠缠的弊病。程叔子所谓时宜的施行难以知晓，到了这里才可以寻求它的端绪。胡文定公的学问实际本于程氏，但他出生在宋人南渡之时，奸佞掌权，大义不能树立；只求偏安苟存，智士勇士都扼腕叹息。对内修治尚且没有完备的办法，对外抵御更没有策略，君臣父子之间的君子想要纠正根本问题。胡氏作传的用意，大体就是以此为法。他的学问有源头，所以义理贯通，文辞条理没有不通的，分类条例没有不合的。想来他曾发愤到忘记吃饭，认为天下的事情一定可以有所作为，圣人的道一定可以有所建立；对上用来感发君主，使其明白天职所应当实行的事情；对下用来启发天下人心长久以来被蒙蔽的地方。他的一片心志，大概接近孔子处在定公、哀公之间时的心情吧。东南地区的人依赖有这部书，虽然不能完全实现他的志向，但诵读他的言论而感到凛然，后来直到国家灭亡的一百几十年间，那些值得记载的志士仁人，未必不是由此书产生的。然而他治学广博，穷极群书，文章义理所引用的出处，很多人没有考察。国家设置进士科取士，研究《春秋》的人在三传之外独以胡氏之说为依据，难道不正是因为三纲九法在他的书中赫然完备地显现吗？而学习科举文章的人，只拾取余绪来应付有司的标准，既不能得到“据事直书”的要旨，也不能得到“命德讨罪”的严厉精神，无法回应圣朝以明经取士的本意。新安汪克宽、字德辅，凭借这部经书在浙江省参加考试；回乡休养时，能够按照胡氏的说法考察它所引用的出处，追溯分类条例最初的发端，并彻底探究其最终意义，把它称为《胡氏传纂疏》。他的同郡同姓之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前进士泽民、字叔志的父亲，对此作了详细叙述。读一家之书，就一定要穷尽一家之意，这才是善于学习。推求传文来通达经义，依据贤者的言论来穷尽圣人的志意，那么我对于德辅还抱有希望。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叙。

译《郑氏毛诗序》。圣门教导人的方法，大概已经把《诗》作为学问了。孔子解说《烝民》这首诗时说：“写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吧？”所以万物都有法则，百姓都秉持常性，因此喜爱这种美德，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着薄冰；这就是曾子终身奉行的道理。“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是子思用来阐明道体的。不要因为文字损害辞意，不要因为辞意损害作者的志意，要用自己的心意迎合、推求作者的志意，这才算真正理解；这是孟子解说《诗》的方法。因此程子讲《诗》，曾经截取一两个字来诵读，使人自己领会。又说：“如今的学者还没有看见诗的意趣，一定不会乐于学习；想用三百篇教他们歌唱舞蹈，恐怕不容易明白；想另外作诗让他们早晚歌诵，似乎对领会诗意应当有帮助。”圣贤对待《诗》，是想借它改变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使人从容游心、充分体味，反复咏叹而达到陶醉；如果能够从中有所获得，那么所谓温柔敦厚的教化，便会在习惯中与本性融成一体，这大概就是学习《诗》的道理。汉代儒者有保存遗经的功劳，但也不免有专门训诂的弊病。儒门先贤难道不是有足够的智慧来明白这一点，只是很少在言语中表现出来吗？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从这里有所获得？这样一来，那些穿凿附会、纠缠烦琐的说法，自然也有不能通行的地方了。各部经书都是这样，并不只是《诗经》如此。《齐诗》《鲁诗》《韩诗》已经失传，只有毛诗保存下来。讲说《诗经》的人，千数百年来只是守着毛诗而已。到了宋代，欧阳子怀疑《诗序》不可靠，撰写《诗本义》。苏轼的弟弟苏辙也怀疑它并加以删去，却不免还保存了它的首句。这就如同山下的泉水，刚刚涌出时，受到壅塞而流动滞缓，源头也只是隐约可见；渐渐变得清澈通畅，水势如江河奔涌，后来承接前人的基础而加以疏通，水的源流才通达。这也有它自身的时机。到了朱子《诗传》问世，才把大小序全部屏弃，另编一书；仍保存而不废弃，留待考辨，根据经文寻求缘故，自行作出解释，于是天下学者都跟从他。国家确定朱子的说法为正确之后，这些说法便与圣贤谈论《诗》的道理相合，学者也有了用功的方向。我虞集年轻时，曾从诗学老师那里得到郑氏关于经书的说法，认为《大序》不是子夏所作，《小序》不是毛公所作，大概是卫宏所作；而康成的说法也是如此，我心里私下觉得奇异。想求得郑氏的全书，却无法得到。中年时我充任劝诵之职，有个叫阿勒呼叔仲的人从泉南入朝，和我做同僚，我才得到他的抄录本来阅读，看到他论说《风》《雅》《颂》的区别，大概是根据音节的不同，而不是根据比、兴、赋的不同。训诂大多不能得到兴的意义，作序的人便拾取材料加以附会，用来使后人受到蒙惑。鸟兽草木的名称、天文地理的说法，有的疏略，有的错误，并不只有一种。我把旧有训诂剖析开来，痛快地斩断辨明，不再留下含混之处。先前所谓纠缠穿凿的说法，幸而可以得到一番痛快的清理。遗憾的是不久便离散而去，没能读完这部书。我私下感慨，郑氏距离朱子的乡里如此之近，按年代计算也相距不远，门人学者在乡里交错往来，却不能在同一时代彼此贯通，这是为什么呢？虽然各自形成说法，但有许多相同之处，难道不是因为闽地有很多贤人学者，老于山林，曾有学说没有传到外界，而两家各自有所采择吗？还是两家的卓越见识都足以超越前人，不必彼此谋议便自然相合呢？年代久远、地域广阔，这些都没有考证。西夏斡公克庄，曾经凭借礼经参加进士考试，如同左榜的汉人举子。考官见他学问博洽，疑惑而不敢录取，但朝廷知道他是通晓经书的士人。他任淮西佥宪时，认为项氏《易玩辞》可以补充程朱学说的遗缺，曾把这件事告诉我；他又在从南行台转任福建宪司副职时，认为闽地处在山海之间，难道没有名家旧学吗？他在咨询政务的空闲时间，想着要表彰、刊行这些学问。我于是谈到郑氏的《诗》，他便让人抄录带来给我看，并且说：“果然可以流传。”他略微替我叙述此事，所以写下了这样的说明。他又说：“从郑氏子孙夹漈先生的手笔中求取，仍然有五十多种书。”因此御史中丞马公伯庸在延祐末年奉命到泉南检阅海货，在郑氏那里得到十几种书带走，准备刻印流传。马公历任清要之职，出入台省，坐席尚未暖便又起身，来不及按他的志愿完成此事就去世了。泰定年间，已故太史齐公履谦奉命出使宣抚、治理福建，也取了十多种书，准备刻印流传。太史回朝后一两年便去世，也未能实现他的志愿。两家都有子弟，怎知没有能够继承先人志愿的人呢？我听说闽人刻书印书，书坊连成市镇，散布于中外，远至四海。其间也有谬妄而未经论定的书，应该在禁止之列。观风使者能够加以订正，并把工力转用于博洽而有用的学说，这就有待于今日了。至正元年辛巳十一月十日，雍虞集序。《飞龙亭诗集序》。古代谈论诗的人认为，百姓深深感受到先王的恩泽而有所抒发，就称为“风”；公卿大夫、朝廷宗庙、宾客军旅、学校农耕、田猎宴享之间，反复唱和，用来歌咏太平盛世的，就称为“雅”。飞龙亭，是我文宗皇帝从前游览过的地方。臣民吟咏歌唱，哪里会有区别呢？中外大小臣工因为登临观览这座亭子而作赋的，都在这里；四方游士以及平民中的俊秀之士来观览而作赋的，也在这里。大元兴建万寿宫的住持、敕赐虚白先生陈宝琳，已经按照诏令的旨意重建这座亭子，又把这些风雅诗篇全部刻在亭下。能够激发千载后的追思，不就在这里吗？传记说：“言语如果没有文采，传播施行就不能长久。” 诗，是文章中最深厚的；而风、雅，又是诗中最盛大的部分。文皇帝的功业和盛德，如同天地那样广大，如同日月那样光明。至于他的治理教化之精微、思虑之光明广大，大概多得不能全部记载。然而把它写在简册上的，幽深隐秘，不如在歌咏中表现出来的悠长；告知神明的，庄严肃穆，不如传播给臣民的周遍深厚。那么，所谓《飞龙亭诗集》，就是山林田野中的士人永远不忘记君主的心意，它是否正在这里呢？于是编次成书，由虞集为它作序。

译《曹文贞公文集序》。我朝从朔方兴起时，金源氏将要灭亡，战争蜂起，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州豪杰在齐、鲁、燕、赵之间起兵，占据要害来抵御侵侮，建立保障使百姓得以生聚，并向北方王师表示归附。当时，士大夫各自投奔所依附的势力以求自保。至于礼乐器物、文章学术以及人才所归，没有哪里超过东鲁的。世祖皇帝建元开国以后，政事、文学方面的科目，文质彬彬、为朝廷出力的人才，大多是东鲁人。朝廷施行典诰，军旅发布文檄，郊庙讲论故实，都显赫地光耀于国家。至元、大德年间，东鲁人才分布在台阁之中，发言充满朝廷，都是所谓品德文章如圭如璋、声誉和威望俱佳而神情庄严的人。我游学京师时，还偶尔能够仰望前辈中的一两位；可是三四十年来，再想从当时寻找文献人物，已经遥远得不可追及，有的已经无缘见到了。如今还保存下来的，难道只是那些文章言语中可以见到的东西吗？因此，鲁郡曹文贞公从汉泉兴起，向野斋李公求学，又得到信斋马公的知遇；他从儒官起步，出仕游历东南，历任台省，声誉极盛。每当他来到京师，我都曾有机会同清河元公、复初汶上曹公子贞等人同他交往。我们无不感叹他的意气宏大通达、议论慷慨激昂以及举止文雅从容。文宗从退职养老的故老中起用人才，把整顿风纪的重任托付给文章儒者时，我正执笔于史馆，曾为之感叹仰慕。自从归田以来，岁月已经过去很久；后来我从他的儿子、南行台照磨曹复亨那里得到中台命令刊刻的文贞公诗作，曹复亨拿来给我看，使我了解他的言论。读他的墓碑和谥议，感慨相隔千古；看张、欧、苏三人的序言，又感受到一代人的盛衰。我退居而才疏，哪里能够在其中赞说一句呢？不过，偏远乡邦之中，竟能听闻天下伟人的声名，而没有机会亲自接触，只能得到他吟咏歌诗的余绪，从中观察他的性情所在、游历所至，也就知道他行事的著述了。《论语》说：“诵读他的诗，研读他的著作，却不了解这个人，可以吗？” 后世的君子如果要考察圣朝文章人物的事迹，大概一定会从这里取证吧。《杨叔能诗》序 人活在世上，要靠父母、妻子、儿女所仰赖的这个身体，来料理居住、饮食等生活所需。对外有姻亲、亲戚、乡里的交往，对上有供给官府和缴纳贡赋的责任，这本来是常情。然而，人的禀气有丰盈和不足，所处的时势有太平和混乱；遭遇利害、休戚、吉凶，也往往有突然完全不同的时候。于是，处在顺境的人，便流连于美好光景而不知道回头；不幸遭到侵扰拂逆，受到饥寒的逼迫、忧患的触动，或遭逢死亡、疾病、威势的压迫，就会叹息悲痛、号哭呼喊，随着内心所存的意念和口中所发的话说出来，往往无法自我掩饰。因此，有人知道这种情形而想要摆脱它，便必定要把自身置于世俗之外，遗弃世事，不与外物交接，想在常伦之外求得生息，或许可以免除牵累。然而，这样的道路，也是人所难以做到的。大概必须遵循圣贤的教诲，懂得根本从哪里产生，并修养自己应当实行的事情。事情变化到来时，依照义理和天命安然处之，那么忧患和利益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这样的人说话舒缓淡泊，含蓄深沉却自然成章，因此君子看重他。我走遍四方，寻找这样的人，却没有见到。又寻找古今有词章流传而符合这种境界的人，一定把他们的作品取来诵读，以寄托自己的心意。然而，这样的人也很少。临川危太朴和他的朋友豫章杨显民，把他们族叔父杨叔能所作的一卷诗拿给我看。我看他游历的地方不过是州郡数百里之间，看他所仰慕的却是千古以来高尚的人；他的心境淡泊而有余裕，不流于空寂，悠然自得而没有一点伤感悲怛。就像蝉脱离污浊，与世间略不相干；但一旦时气和畅、空气清明，凡是眼前所见、耳中所闻，都足以使他自我满足，这几乎就是古代君子遗留下来的意趣了。我曾以此标准寻求古人的作品，得到四家，即陶处士、王右丞、韦苏州、柳子厚。韦苏州在困顿憔悴之后学习作诗，柳子厚在长期流放贬谪中精心构思，后来世俗的忧虑消歇，才得以在宽闲寂寞之地发挥超人的才华和高出世俗的情趣；大概是经历惩戒、创伤和困厄绝境之后，才达到这种境界。王右丞的冲和淡泊，哪里比古人逊色？然而一旦患难到来，便立即失去自己的操守，这说明他在闲适方面有余，在应付事变方面不足，实在令人叹息。一定要有大义存于心中，立定志向而不改变，才能像所遭遇的一切都安于天命；像陶处士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懂得道的言语吧？不过，言语不可能凭空伪造，人也不可能仅靠欺骗蒙混；千年以后，简册书信还保存着，假如有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吟诵它，那么还有什么可以逃避的呢？所以君子重视考察古人。如今有人读叔能的诗，就好比吃饱了粗食肉食而昏沉，又苦于夏日田间劳作的艰辛，忽然得到一勺清泉甘露，难道不会喜悦吗？至于泉水从哪里涌出、甘露因何降下，难道还不应该好好探求吗？

译《送危太朴序》临川危太朴将在释书山房暂居，并准备到江海之上游览。我斟酒为他送行，并对他说：“士人有一乡之士、一国之士、天下之士。一乡之士，乡里的人尚且有人不能见到他，何况一国之士呢？一国之士，全国的人尚且有人不能见到他，何况天下之士呢？以方圆百井之地环聚而成为乡，乡里的人已经很多；划定方圆千里的疆域成为国，一个国家的境域已经很广；合并万邦的土地成为天下，天下的范围已经很大。那么，士人以一乡、一国、天下来称名，凭什么能够知道他呢？”邵子说：“有百人之才的人，有千人之才的人，有万人之才的人，难道不是有等级的吗？”唉，为什么这样的人不常见呢！所谓天下之士，一定有他所居住的国家；一国之士，一定有他所居住的乡里。把天下之士、一国之士安排在一个乡里，我不用离开亲戚、远离祖坟就能见到他们，不也是幸运吗？距离临川五百里左右，有一个人，文章清正、操行严厉，立志坚定而自信，叫范君德机，太朴已经得到机会跟从他；距离临川二百里左右，又有一个人，经学明白、道德确立，足以作为人的师表，叫子吴子，太朴又得到机会拜他为师了。” 这难道不是天下之士、一国之士处在一个乡里吗？但这两位先生都已经去世了，难怪您要彷徨远行而有所寻求啊！我从孟子那里听说：“一乡的善士，就同一乡的善士交友；一国的善士，就同一国的善士交友；天下的善士，就同天下的善士交友。”您走吧！登上东山就能望见鲁国，登上泰山就能望见天下。您若能得到一乡的善士而同他交友，您也就是一乡的善士；得到一国的善士而同他交友，您也就是一国的善士；得到天下的善士而同他交友，您也就是天下的善士。假如能够得到天下的善士，我愿意跟随太朴替他驾车。即使如此，您也想使自己成为善士吗？孟子还有这样的话，大意是说：‘把同天下的善士交友还认为不够，又进一步考论古人，诵读他们的诗，研读他们的著作，却不了解他们本人，可以吗？’这确实是求取最高善道的方法。只是我年老而且多病，不能再到远方去，只能诵诗读书，思考古人的深意，来等待您归来，可以吗？” 《葛生新采蜀诗序》我听说庐陵的文溪，人口繁衍众多，当地风俗喜爱远游，无论年幼年长、强壮衰老都不例外。只是人们的志趣和崇尚不一，于是所从事的学业便有很大差别。葛生存吾对我说：‘如今天下车书一统，是过去无法相比的。我将遍历各地都邑山川的胜景，观览人物文章的美盛，使东西南北的人能够彼此周知、互相了解。’况且，风物能够传播，诗歌容易传诵学习，没有比诗更兴盛的了。于是沿用古代采诗的说法，前去搜求诗歌。他沿着豫章而行，泛舟彭蠡湖，上行九江，在湘水、汉水的水面上游历，随后溯流穿过三峡，到了蜀都才停下。与名卿大夫、文雅之士相处数年，得到诗六百多篇，返回庐陵，准备刊刻流传。我们乡里的人知道我因年老多病归田，寄身于江上、把农具放下，又托人问候保宁贤帅大夫鹤野萧侯存道；萧侯还亲自写信，让我为这六百篇诗作序，我不敢推辞。可是葛生抱着几大卷书，希望我在其中有所取舍，我却不敢这样做。葛生往返万里才得到这些诗，而且各位先生对他的嘱托很深厚，我哪里敢有所选择呢？我离开乡里已经很久了，亲戚故人的离别，远的已有二十多年，近的也有五六年；如今因为葛生，我一下子能够得到他们的文章来诵读，并把它们展示给他们的门人子弟，还唯恐不能尽得，难道肯把美玉丢弃在昆冈、把珍珠弃置于合浦吗？葛生应当不要怕麻烦。唉！蜀地文学的盛况，从西汉到唐宋，都完整记载在典籍中，家家传诵，不能磨灭。自宋室南渡以来，蜀地处在斗绝偏僻的一角，然而文武忠孝的君子接踵而来，车盖相望；礼乐文物的美盛，德行学问的成就，建立功业、创作文章的人，卓越而通达；下至才艺器物一类，见于文章辞句的也十分丰富，不是其他州所能相比。战乱以来，文献废失殆尽；我虽然曾从父辈老师那里听到千百件中的一两件，大概也已经十分微少了。文献在衰微之后重新显著，应当就在这个时代；其中难道没有能够彰显国家盛大气象的作品吗？葛生所采录和识别的诗篇，已经能够看出这种端倪。葛生应当赶快把书完成，向西边的各位先生报告吗？我在禁林任职时，曾同蜀地学者史君秉文谈论，准备在沧江故居之上筑一座房屋，并题名为‘归与’。如果上天有幸不违背这个心愿，我本来将同故乡的父老兄弟取出这部诗编，在堂上弹琴歌唱。葛生年纪还很富足，天下像我们蜀地这样的都会，何止八九处，何况还有两京在其上。葛生应当赶快完成自己的志向，不要懈怠，而且一定会遇到合适的机会。” 《甘天民诗序》岷山导引长江，汇合众多小水流，千条源流、万处支派，水势十分盛大。它在三峡中受到束缚，流出夷陵以后，才得以舒展开来，缓缓流行，浩浩荡荡、汩汩不息，直到大海才停止。大概从夷陵开始，它才真正得以施展。如今有才智的士人，怀抱有用的才干，却郁郁不得任用，难道有一天也不会像水流出夷陵一样，获得自己的时机吗？豫章甘天民，文章雄健，气势盛大，中年时仅仅得到夷陵学正的职位。有人认为这个地方偏僻幽远，天民却欣然赴任，任满之后才离开。夷陵这个地方，不只是水流在这里由狭窄转为舒展，怎么知道天民不会像水流从夷陵出来一样，最终得到施展呢？长风吹起波澜，一天可以行进千里，我知道天民一定能够顺利渡过大川。因此替他写这篇送行诗序。从前欧阳子在夷陵暂时受挫，后来却名闻天下，后世也以我的话得到了一次验证。郡中从事中有个叫李道济的人，曾经同我一起在秘阁任职，可以拿这番话去问问他。

译《临川黄氏复姓谱序》临川人黄大明，因为他的高祖曾冒用游氏姓，而不能自行恢复本姓，于是开始恢复为黄氏。他曾经没有儿子，便把弟弟当作儿子；后来知道这样不合适，便仍按弟弟的排行，又把弟弟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这才心中安定。他亲自编写族谱传给子孙，并向世人表明事实。父亲的道义三年不改，可以称为孝。从高祖到黄大明本人，经历的三年已经很多了。父子兄弟之间，内心有不安的地方，就一定要寻求安妥之后才停止。黄大明大概是懂礼的人吧！异姓不能作为后嗣，弟弟不能作为儿子，这是天理人伦，本来就是如此。因此古时候有把族中人另立氏姓的，却没有承用他人姓氏的。有国君的国家，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是臣子之道；但直接把弟弟当作儿子的，却没有这种做法。后世出现这种情况，起初大概是出于顺从私情、追逐私利，于是天下的争端便由此而起。所以君子对此谨慎，小人却不能察觉。因此，执政者因世上已经有这种事情，便制定条文加以防范约束，但最终也没有能够完全制止。像黄大明这样，知道礼法不允许、内心又不安，能够自行反省改正，难道不是君子之道吗？” 《送饶则明序》我听说则明的曾祖父神童君，幼年聪颖奇异，有很大的声名。稍长之后，和主一张先生相交，成为丰城范氏的友婿。他精通《春秋》之学，还没有来得及显名便去世了。到则明的父亲这一代，喜爱史学，家中藏书万卷，其中原来散失而没有保存下来的，便尽力购买搜求。经过一二十年，史官的著作中流传于世的，大体搜集齐备，于是建阁收藏，并亲手列出书目，以显示得到这些书的艰难。则明继承世代的事业，从父兄那里承接见闻，才干足以适应当世的任用。因此，翰林学士临川吴公说：‘我郡世代以儒学传家，有娄氏、饶氏，都具有邹鲁之地的资质，行为和学术雅正，坚守淳厚谨慎而不改变；然而在世上还没有很显达。近年娄氏稍有仕进，饶氏却仍然迟缓。至于则明，可以出仕了。’如今则明被授任韶州儒学正，将要赴任，吴公的话已经应验，只是来不及亲眼见到这一点。于是则明向我求赠言。唉！从前孔夫子曾让漆雕开出仕；既然让他出仕，他一定是可以出仕的人。吴公认为则明可以出仕，难道也一定是有所考察吗？《春秋》辨明名分，实际上是一部穷尽人性的书。上下名分不能辨明，百姓的意志就不会安定，混乱也就由此产生。一定要使君成为君、臣成为臣、父成为父、子成为子、夫成为夫、妇成为妇，各自的名分确立，王道才能实行。这是教化中最重要的事情。古今治乱的事迹如果不加以考察，就无法穷尽事理变化的通达之处，所以史学也不可不讲习。则明掌握家学，辅佐长官来施行教化，确实可以出仕了。偏远乡邑没有良师和可敬的朋友来互相启发，君子对此忧虑并替他们谋划。则明所凭借而前往的，就是这些学问和志向，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从前唐代宰相曲江公就在这个地方出生，人才的产生本来没有固定的地方。则明不要轻视和看薄这个地方。如今曲江的县宰是长沙赵君，他是故信国公的后代，同我有世代交好的关系，请他拿出这篇序来共同详察。《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二 元代虞集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