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三十九

译诗书文章技艺的学问，就是沟渠；父兄师友的教诲，就是堤防。至于深耕、勤锄草，按时收取和散发，那么就在你自己了。嘉谷丰收，都从治理开始。这就是仲乂说。刘琼彦温字说 太和人刘彦温，名为琼；温润如玉的品德正是他的意义，所以取‘温’为字，并请求我申说其中的意义。我过去在京师时，听说极西之国有人把玉献给朝廷，玉工察看后回来报告说：‘这是真玉。’用丝绵包裹它，火也不能把它烧焦；浸在寒泉中，冬天也不能使它结冰。这样才是真玉，否则只是像玉的石头罢了。君子说：‘玉工的话很奇异，却还不知道崇尚德性的道理。’像玉的石头，难道不能说它白吗？但光芒璀璨、棱角锋利，并不是真正所谓的白。难道不能说它坚吗？但顽固坚硬而不变化，无法施加雕琢，也不是真正所谓的坚。《诗经》说：‘温润的样子像玉。’所谓温，难道不是玉德最盛大之处吗？因此用玉来礼敬神灵，便制成圭、璧、琮、琥、璋、瓒、瑚琏、鼎彝；君子佩服它、使用它，便制成弁、旒、环、玦。它的用途没有比这更尊贵的。玉若轻浮虚躁，就不足以任用；若声音铿锵而过于急厉、昏暗压抑，也不足以成声。因此温润才是可贵的。善于学习的人以此为准则，举动不敢躁妄，言语不敢匆急，情绪不敢愤怒暴烈，声音不敢尖锐激烈。退下来后再自我整治内心，如同面对师长保傅，必定有所惩戒和抑制，只怕内心放纵失序，竟至于没有火却发热、没有冰却发冷，那就危险极了。因此说到‘温’，它确实像真玉啊！邓汉杰改汉淳字说 临川吴先生说：邓显宗在郡县任职一百多个月，遇到事情便辨别可否，重视承诺，办事敏捷而守法，行为谨慎而自重，卓然完美，从未因任何一事受到责罚。自从本朝设置科举取士以来，已经入仕的人有的不能自我廉洁谨慎，趋附世俗风气，名声败坏、身体受辱；即使侥幸没有败坏，君子也多以此为耻。这些人都对显宗感到惭愧。先生去世后，我曾在他的书后题字勉励他：大人君子这样相互期许，你的前途还很长，仕途才刚刚展开，不能不加倍、十倍、百倍地努力。然而‘显宗’二字与汉明帝庙号相同，从此以后至今又有人沿用，恐怕不可以再作为名字。况且他的字叫‘汉杰’，对于君子应当不自满的意义也有所欠缺，难道不是缺陷吗？应当改名为‘宗显’，字为‘汉淳’。显，是光明盛大到了极点；内在必定先有真实内容，外在才会有光辉，所以说‘笃实而光辉’。前代正直贤者司马文正公，名中从火从人，字却叫实；朱文公，名中从喜从火，字却叫晦。先哲尚且如此作为，难道不可以取法效仿吗？颜回是什么人？只要向他学习便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不要说仿效他便不合身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月〕 后世求学的人一定要效法先觉者所做的事，这本来就是他们应当致力的。既然如此，你希望自己的宗族一定显达吗？邓氏宗族的显达，没有比汉代大司马、高密侯更显著的；他就是你的远祖宗家大人。史臣论述他之所以建立如此盛大的功勋名声，根本在于内在的德行淳厚完备。‘淳’有深厚而不浇薄的意义，‘备’有周全而无缺失的意义；把这些落实到内在德行，是说应当反身向内求取，不必在外表上用功，临川先生正是这样称许他的。重视它，就是教导你；深究它，必定要在宗家之学上用力，在内在德行上下功夫。浇薄的风气和浅薄的习俗将会因你而改变，天对你的报偿，难道只是爵禄上的显达吗？由淳厚而达到显达，这个道理明白无疑。‘宗显’是旧名，在仕牒选补之日，把这个理由告诉有关官府而改名；如果认为‘汉淳’这个字可以，朋友们从此祝愿并勉励他，也是可以的。赵孟昌以顺字说 浚仪人赵孟昌，因遵从父亲的命意，名与字早已确定。后来有一天，请我为他说明这个字。顺德就会昌盛，难道是取自三老董公的话吗？我听说，顺是使德行顺遂，昌是它所产生的结果；德行进步，效果也就随之进步。于是写下关于‘顺’的意义：顺，是为子女之道。

译传记说：‘不能顺从父母，就不能称为子女。’ 但顺的道理，并不只是阿谀奉承、曲意顺从。顺应义理而不违背，这才可以称为顺。所以又说：‘顺从父母有道；反省自身而不真诚，就不算顺从父母。’诚，就是真实而没有虚妄。人用来侍奉上天的就是这个道理，子女用来侍奉父母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不顺应义理的全都是虚妄。所谓义理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成为德行的根据，也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成为人伦的根据。不听良师益友的言论，就无法开启端绪、启发认识；不从圣人经典、贤人传记中得到要旨，就无法尽力实践并达到成就。因此明白义理而不敢违背它，不敢违背它就是所谓顺。不违背就没有虚妄；不违背、没有虚妄，便是德行所达到的境界，哪里会有不昌盛弘大之理呢？《礼记》说：‘严厉威猛、庄严恭敬，不是用来侍奉父母的态度。’先儒说，有人同父母争辩，即使所坚持的完全正确，仍然是不顺。这又是实行顺道的节度。其要点在于顺应义理，那么就没有什么不顺了。‘以’，是能够左右、驾驭的意思。既然如此，所以可以称作‘以顺’。如今身处清白门第，难道可以不努力吗？赵孟诚以信字说 浚义人赵孟诚，因父亲取名而取字‘信’，时间已经很久了。后来有一天，他也请求我说明这个字的意义。‘诚’很难说清，‘信’也不容易说清。周子说：诚是五常的根本，而信是五常之一。诚这种德性，只有上天和圣人能够完全做到。《诗经》说：‘上天的命运啊，多么深远而永不停息；多么光明显著，文王的德性纯正无瑕。’上天和圣人之所以达到诚，就是这样。然而一句话有一句话的诚，一件事有一件事的诚，求学的人可以从这里用力。子思、孟子相传的道理，叫作‘实现诚’、‘思求诚’，都是人用来仰望上天的途径。古代求学，不过就是学习这个罢了；但后世不讲求它的人很多。既然姻亲之间有人用这个道理给孩子命名，我怎么能不略作说明呢？所谓信，先儒用真实来解释。经典所说‘以忠信为主’、‘说话忠信’，都是求得诚的办法。孟子所说‘自身具备这种德性才叫信’，以及漆雕开回答孔子说‘我还不能对这个道理真正信服’，这些都说明求学者在这里用力，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求取，并由此知道自己达到或没有达到它。因此诚很难说清，而懂得从信入手的人，大概也是善于学习的人吧？从前有位正直贤者教导门人实行诚，学生请问：‘诚从哪里入手？’他说：‘从不说妄语入手。’这虽然还没有论及诚的最高境界，但不说妄语正是信的一端。由不说妄语推求信的道理，在刚要行动的时候加以察省，在做事的时候谨慎对待，一件件都追求所谓不妄，便差不多了。易晋字用昭说 易晋的字叫用昭，大概取自《周易·晋卦》传文中‘自昭明德’的话。他的父亲景原甫请我为他作说。我曾听说，心的本体虚灵而不昧，本来没有不明的；然而人的品级不同，所具有的明也有大小、通塞的差别。明睿所照见的，是圣贤所谓通达而广大之明；通过考索而获得的知识，是众人所谓闭塞而狭小的知识。因此善于求学的人，应当求得通达而广大，不愿成为闭塞而狭小的人，这样大概就能使本然的光明没有不能充分发挥的地方。因此，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明，然后才能运用自己的明；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明，就不能运用自己的明。善于运用它的人，出发于大公至正，才称得上明；他运用明的范围，就像天地一样广大、日月一样照耀。不善于运用的人，把它用于私意小志，所使用的只是琐细的察辨，并不是真正的明。比如举起竹管窥视天空、凿开窗户来当作房屋，它的作用也就十分狭窄了。何况越是琐细察辨，越会失去真正的明呢？因此想要知道这个道理，可以通过学习来辨别。试着从自己的知觉发动处去探求，推究那合乎性命正理的部分，扩充它，就可以得到并运用圣贤之明。如果它出于形体血气的私欲，就克制并治理它；这样以后便不必依靠琐细考索，所谓私意小智也不会再在其中起作用。况且‘晋’卦的卦象，是太阳从地面升起、处于施用光明的时候；那么是否也知道有不运用光明的时候呢？不运用光明，就是太阳在地底下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光明，而是没有施用它。必须先有静止，然后才有条件开启运动；必须先有晦暗，然后才能产生光明。易晋如果真想运用他的昭明，就不要外露张扬，不要浮躁轻率，不要浅薄显露；要沉潜在看不见、听不见的境地，谨慎畏惧于暗室屋漏之中，设法保存涵养它，长久做到笃实充足；从这里运用自己的明，光明还有什么可以阻挡呢？即便如此，这很难，不容易说清，也不容易做到。我姑且诵述所听闻的道理，有志于光明昭著的人，不妨试着依此探求。易至善字说 “至善”，是用来称说极其精粹、纯正、美好的境界。上天所赋予的命，人承受它而出生；有些内容无法用名称、事物来比拟或描摹，于是便赞叹称说它为“至善”。说“止于至善”，就像说人若能完全实行上天之道，便达到最高境界，不再趋向其他方面。这种善，并不是同恶相对，分别其是非、大小、消长、进退，并以福祥、灾祸作为征兆的那种善。学习圣贤的人，约束修治自己，要达到这一境界并穷尽它的极致；把它施行于普通百姓，对他们进行治理，也一定要达到这一境界并穷尽它的极致。以学习圣贤的人来看普通百姓，二者固然不同；然而都希望他们止于至善，因为源自上天的根本相同，获得于自身的也都一样，所以必定可以共同达到极致，这是无疑的。《易》景原防子的名本来叫明德，便给他取字为至善。后来改名为升，字却没有改。景原来求关于至善的说法。有人说：“把至善作为防子的字，不是太过分了吗？”唉！学习圣贤的人尚且以此要求普通百姓，做父亲的，难道可以不以此要求自己的儿子吗？不过，没有孔子的教导，自己的德性就不知道怎样使它明白；没有尧舜的治理，百姓的德性也不可能得到更新。寻求使德性明白、使百姓更新的方法尚且不可得，又怎么能够止于至善呢？曾子所传下来的经典，经过一千五百年，程子把它表彰出来传授给学者。朱子广泛采集老师们的学说，折中取舍，加以补正，确定记录下来作为定论，已经家家传授、人人诵读了。何况我乡里的大儒缙绅先生，对此阐发得尤其切实；他们去世还不久，遗留下来的言论还在，可以向他们质问请教并依此从事。我不敢用一句话把它概括。书

译答方仲约论《春秋》书 新春时收到您去年晚些时候惠赐的书信，知道您的起居安好，十分欣喜。我的兄长每次回来，必定诵说您所给予的教诲，精神振奋跳跃，自称从中得到了学习《麟经》的方法，于是就这样西行了，我对此十分感激，也十分欢喜。不过您信中谈到学习《春秋》的主张，似乎专门着眼于求取功名，而没有涉及穷究经书、用来修养自己的意思，这一点我实在不敢说已经明白。《春秋》是圣人的亲笔之作，是所谓讲性命之理的书。那些拘泥于胡传，认为这样就足够；舍弃四传，反而以为高明的人，这种人尚且不知道学习，又哪里值得同他谈《春秋》呢？朝廷设置科举取士，正是要寻求实学；如今只把平日的谈论施展出来，本来已经不是所谓经学了；等到把它用于考场，又另作一套说法，岂不是末流中的末流吗？科举的规定，虽然曾经列举四传作为考试范围，但真正有学问的人，即使题目依据四传中的话，也会辨析其是非，看它同圣人的本意是否相合，再以自己所得来折中判断，从而显示自己的学问，这难道不是明确地回答主考官希望得到、可以上报朝廷的内容吗？大致说来，我的意思是，最要紧的是先懂得圣人的本意，得到其中道理的人，才可以把它施行于事情而没有疑惑。应试时，只管把自己所学的说出来，主考官能不能识别、科举能不能中，便交给义理和命运，这样或许还不至于有愧于《春秋》万分之一。我同您以文章结交，情谊很深，又承蒙您屈尊询问，所以不觉说得拙朴直率；只希望故人能够体谅我，并且再有所教诲。答张率性书 我今年三月才收到去年秋天陈贰宪让他的令嗣转交给我的、许益之先生门人所撰写的行状，以及许先生遗孤送来的礼物。因为我曾经执笔国史，便冒昧把我比作司马迁，请我为此作序叙述。世上以功名自任的人，容易下笔评论；至于德性和道学的深微之处，却有不是文史卜祝之流所能了解的。我同许先生年龄相近，而我很早就有幸领取微薄俸禄，不能像许先生在山林中那样长久生活，甚至没有一天能够同他有交往，只能空自想象他的风采。我对他的敬意很深，他的门人中我见过一两位，询问他师徒传授的要旨，仍有许多不明白。后来寻找他所著的书，只略见到他的诗集和《传名物抄》，而我又浅陋无知，不能完全了解他学问所达到的境界，因此迟疑了很久。本想答复诸位贤者的信，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姓，无法表达我的浅见，所以冒昧先同率性说这些。过去子程子去世，叔子替他写行状；张子去世，吕与叔替他写行状；为伯子题墓表的是文潞公，为张子题墓表的是吕门下。这些都是大臣，他们一句话便能确定国家大事，绝不是普通人的言辞。吕公说：“不敢谦让说自己知道；知道了，就不敢推辞。如果还有没有完全知道的地方，怎么能不推让呢？” 朱子撰写延平先生的行状，却没有听说有人写延平的墓铭；黄直卿、李方子撰写朱子的行状和年谱，却没有见到朱子的墓铭。难道不是因为门人的言论足以完全阐明老师的道，而可以使后世相信流传，不必等待旁人的言论吗？如今许益之的事迹，既然已经见于各位门人所作的叙述，又何必取用不了解他的盲史之言呢？由此看来，知道先生而推举他的名公很多，怎么知道没有像文潞公、吕公那样的人可以寻求，而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呢？礼物两份，谨借率性带回。行状所叙述的内容有很多我还没有明白，几个月间，我曾同友人和先生门人仔细诵读、详细查阅，始终没有找到它的纲领脉络。回去后为了观察先生成就德性的始终，我便另行抄录，并在下面略作考订，还不敢立即送达。或许诸位贤者不吝赐教，到时我将详细陈述并请教；这样即使不能写成墓铭，也可以辨明他为学的要旨。去年曾撰写临川先生行状一篇，现一并寄上。行状中说到有《四书丛说》，我实在没有听说过；所说足以补成金先生的书，我也没有见过。又听说柳道传太常已经替许先生撰写了文字，得到刻本后已经流传。如果我这个老病之人住在山林中，也不能见到，便托率性让我看一看，实在写得很好。师道一旦确立，善人就会增多，许先生这样的人又哪里容易得到呢？仰慕先生的风范，感慨之情实在难以胜任。彼此相隔千里，能够互相考察德行、询问学业，实在是幸事。答刘桂隐书 恭敬地承蒙您从远方赐来亲笔信，陈述古今文学的源流始末，历经千百年而如同指着手掌一样清楚；这足以看出您不把乡里和古今作为界限，而是广泛观察天地宇宙之间，知道其中有不可磨灭的事物，可以说是真正懂得什么叫知言了。不过您引用比喻过分抬举，不是我所敢承当的，只有惶恐而已。您凭借英伟的气概，不肯稍稍降低自己去迎合世俗的爱好，卓然如鲁国的灵光殿；即使风云变迁，三光也不因此被遮蔽或减损；污水满路，大地也不因此昏暗陷没；霜降水涸，松柏却最后凋零；沙砾被淘汰，黄金独自闪耀。我早年凭借浅薄不足的资质来应付世事，退居以后又更加衰老，想要像您这样，到了伏生的年纪仍在齐鲁教授不止，哪里能企望万分之一呢？您所赐的书，突然读来，就像雷雨已经充满天地，千百条源流汇合在一起，大江平稳流淌，看不见边际；又像万斛大船，宝藏装得满满，前面有旗帜旌旄，后面有箫鼓，宾客列坐，唱雅歌、投壶嬉戏；波涛中的鱼龙千姿百态，各种形胜古迹掠过眼前如闪电，真痛快，真痛快！所以那些只会读书的小子和昏聩的官吏，本来没有能力了解它，这并不值得奇怪。面对这样的高文大册，要让我为它作序说明，岂不是很难吗？姑且陈述我浅陋的见闻，来送到大方之家面前，已经很能显出我的不自量了。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过错，只听凭您的吩咐。您的后嗣纯厚，不随流俗，安然以隐居奉养亲人为乐，大概是当今世上难得的人。我的眼疾之外，没有其他疾病；如果有机会能在清江之上同您握一次手，难道不是很大的幸运吗？正值暑天，草草作答，不能详细陈述；恭敬地希望您体察、记念。不再多说。虞集顿首再拜题跋。

译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承直郎、松江府上梅县尹李君璋，因广东元帅宣慰王公在都城中的书信，到临川山中来访我，并告诉我说：“我家世代居住在济宁钜野，离孔子阙里不到二百里。我的祖父谦斋翁刚开始跟随外傅学习时，便出游孔林，向孔子学习。那时战乱尚未平息，中原地区六经的刻本极少，学者都亲自抄写来成书。后来朱子的《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传到北方，学者传授的刻本到达这里的仍然很少，还是不能不亲手抄录。到了元朝统一天下，东南的书比较容易得到，但孔里没有专门的刻本，想要刻印它，原意是省去笔札抄写的劳苦，以增加从容涵泳经书的时间。没有来得及实现愿望，九十五岁便去世了。家父镇守永嘉瑞安，大概很想替他完成这件事，却没有能够做到。我在江右宪司幕府任职，后来被征召为浙阃属官，得以在海滨学习治理地方。任期满后稍有空闲，便请求家父，愿意完成祖父的志愿。《易》《诗》《书》《礼》先刻成了，随后我已经向北返回；《春秋左氏传》和朱子的《四书》又运到江右，之后才能刻成《四书》刻本，并把字加厚、加大。命我的儿子某谨慎缮写，不敢轻忽；仍担心北方风大，木板容易裂，便取生漆加布包裹四端，送回孔庙之下，使它能长久用于印刷而不损坏。希望您把这件事写下来。各经刻板共若干，《四书》刻板共若干。我祖父名从道，父亲名某。”过去汉建宁年间，命令诸位儒者刊正六经，去除穿凿附会和错误，刻在东都太学门外；一时间前来观看、摹写的人，每天有几千辆车。这是多么可以看出学者喜爱学问啊！伟大啊，东鲁如今有李氏刻印的书，以满足四方前来求取的人，怎么会对东都感到惭愧呢？唉，秦朝毁灭经籍，内圣外王的道路大概因此衰微了。幸亏汉代儒者从散乱、灰烬之余收拾保存，师生传授，经过一千多年，后来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直到朱子相继出现，圣贤的学问才重新在世上大为彰明。至于《四书》，实在是道统的传承、进入德性的要旨；学者由此学习，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各经。过去世祖皇帝在位时，先正许文正公从江汉先生赵氏那里得到朱子《四书》的学说，深入潜心玩味而领会其中宗旨，用它来辅佐君主、泽被百姓，也用它私下教化众人；于是朱氏诸书被确定为国家的正统，学者尊奉相信，没有人敢怀疑背离。它对于明白天理、维系民间伦理，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所以说继承失传的学问、开启后世，文献不正在这里吗？” 有人得到这部书并诵读它，或许能够尽心于其中，这难道只是李氏的期望，大概也是前代儒者君子的心意吧。《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四十 元虞集撰 题跋 跋刘资深《墨庄》后 清江刘氏《墨庄》的事迹，都记载在典册中，著名于当时，流传到后世，学士大夫喜爱称述它。后来新安朱子替静春氏撰写《墨庄记》，才开始启发求学的大根本，并阐明其先人原有的志向。临川吴子替公非氏的八世孙自得兄弟撰写《墨庄后记》，以耕田比喻读书人，又根据田地有上、中、下等第，来比喻学问的品级，用来完成朱子的话。这样称说墨庄的道理，已经很丰富了；而自得又想让我集来写后记，我还要说什么呢？然而即使有王良替他驾车，车子不驾起来，最终也不能走远；即使扁鹊替他治病，药却不服，最终也不足以止病。前代的言论、二位先生的记文，如果只是反复玩味而不努力实行，也是可以的。请借田地来进一步说明。墨庄兴起至今已有三百年，不必等到改换世代便一直耕作。高祖传到云孙，世代守护它，已经懂得这块土地适宜耕种了。用忠厚的源泉疏浚它，用诗书的恩泽滋润它，每年都有收获，并不是只有今天才这样。二位先生就像田官一样：向他们说明耒耜的功用，是朱子的话；把嘉谷、稊稗分别开来，是吴子的话。善于耕田的人，是要种嘉谷呢，还是要种稊稗呢？要努力使用耒耜的功用吗，还是不努力呢？我知道他的子孙从事于这座庄园，开荒、播种，将来一定会有收获。一定要按照二位先生的说法，得到嘉谷便把它种下，那么它结出的果实可以使百姓得到衣食，不只是一个人、一家的利益而已。题吴先生《真乐堂记》后 快乐发自情感，有合乎节制和不合乎节制的区别，却没有真假之分。即使是不合乎节制的快乐，也是由情感受到触动而产生，自己本来就以此为乐，并不是虚假造作。只有君子用理来统摄自己的气，那么他的快乐没有妄失，才可以称为真正的快乐。我读吴先生替刘天爵撰写的《真乐堂记》，感慨先生已经不能再见，感到他的言论仿佛仍然新鲜，所以写在后面，归给天爵。跋艾圣传三绝碑后 我回到临川山中耕田，路过城府时，向郡人询问旧家大族，听说艾氏最为久远，便希望见到他的子孙，考察他们世代相传的德行。第二天，道孙来拜见我，我见到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题《如松甫墓铭》后，已经记载到艾氏第五代。天历己巳年，故翰林学士吴公所题的碑文，则记载到第八、第九代，真是多么兴盛啊！第二天我前往道谢，道孙让我们登上他所说的中和堂，见到他的五个儿子、十个孙子、两个曾孙，都恭敬有礼，举止合乎法度。他家居于城中郡署前，前面可以远眺平夷之地，后面凭据高大坚固的地势。从前南宋末年，显官贵人的宅第相望相连，如今已没有保存下来的，而艾氏的住宅，却是曾子宣的旧宅。郡人推举这里为最好的地方。按时代考察，绍兴年间艾氏以乡贡举人身份入仕，居住在这里的应当就是子宣，前后大概相隔没有多少年。道孙又说，过去东边楼上藏书一万卷，后来因兵乱等原因遗失了很多，但子孙不敢忘记学习。唉，这又是善于保存世代德行的人吗？那些浅薄的人，突然兴起又很快倒下，看看这里，也会有所感发了吧。

译跋程文宪公遗墨诗集 楚国文宪公早年凭功臣子弟身份入朝觐见，立即得到世祖皇帝的知遇，历任掌管文章和监察的清要职位。当时在朝廷任职，辅佐、赞助国家政论，从东南起家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故宋将要灭亡时，士人的风气卑下浅陋，以时文相互推重；又因厌恶它陈腐，便以奇险相互抬高，江西尤其严重。有见识的人对此很忧虑。最初归附元朝时，公在朝中，以平易正大的文章振兴文风，振作士气，把险怪变成青天白日般舒展明朗，把腐烂变成名山大川般浩荡。如今本朝古文的兴盛，确实是由公倡导的。公去世以后，却使我们这些后学小子凭借浅薄的学问、末技，滥竽充数于人才匮乏之后，实在承受不住惭愧。我回到山中，仍未能看完他家所藏的文集。公的孙子来崇仁任县尉时，我才得到公持节任武昌时巡行所属近县、亲笔写成的五十天所作诗八十九首。我伏案读了两三遍，不忍放手。看见其中冲淡悠远、平易近民，有古代作者的风范，哪里是一般人所能赶上的呢？而公治理政事，不用夸张声色来显示威严，却庄重严肃、崇高稳重，隐然有泰山巍峨的气势，这又岂是那些拘谨固执、怨愤自负的人所能做到的呢？相距才三四十年，风气和习尚却已经遥远隔绝，这种敦厚的风气还能够继承吗？恭敬地写在后面归还给他。书范左司事后 查考胡公被贬是在绍兴十八年，范公请求任祠禄官，时间相距不远；那时他的父亲还在世。到绍兴二十二年，范公遭逢父丧，大概不只是因为他的母亲而以自身许嫁于人。他的行状说，秦桧有舜文，只领取侍从职便离去，为什么要使用两种说法？而行状却写“授兼给事中，兼权枢密副使”，那么这就是已经由侍从官升入二府了。秦桧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当时文臣很少被授为枢密副使，而且我也不知道左司是否可以兼任给事中。检正称为三省官，这一点我也没有弄清楚。揭公是史官，必定有所考据，只是我还不知道。题沃哷氏世谱 我曾经在朝廷任职，功臣、诸侯王的世家，没有不能让我查阅的。顺德忠献王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臣，功业尤其显著，我又曾亲自见过他并执笔记载他的事迹。至于他的族系，我却不知道。他的族孙▯哩布哈考中进士高科，喜爱文章，任职江右时，我才得以见到他的世谱。古代广泛分封诸侯，各自拥有自己的国家，传给子孙，于是有大小宗来联络族人，又有采地供给他们，关系疏远、势力衰弱的情况大概很少。忠献王以王爵享有顺德的食邑，实际上从未离开朝廷；父子相继出镇内外，受到朝廷倚重，从未前往封国安居，所以仅仅一支的孙子已经有贫困之叹。然而事物不能两方面都达到极盛，譬如树木，根基坚固、培土深厚的，枝条向外伸展，有的在这一方，有的在那一方，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国家兴起称王之初，凭借谋略建立功勋；到了危难之际，亲身承担社稷的重托；太平之后，天下无事，便以文学、政事显著来继承前业，这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跋双井黄氏家谱后 豫章黄氏从金华迁来，他们的族人分别居住在丰城的宛冈、分宁的双井。双井的子孙很多，又分别迁居筠州上高、宜春万载。万载这一支，是太史文节公的堂兄弟、户部郎中讳叔豹的七世孙德荣，他拿着家谱给我看。我接过来阅读，见到宋朝末年考中进士的接连不断，历代衣冠人物和文章典籍清清楚楚，屈指可数；在郡志中寻找，也没有哪一家超过他们。我曾经见过太史公家书中谈马鞍山的事，说：“冲和偶然在这一支，大概古代君子总的考察本源，便知道这是同一个人身上分出来的。”因此宗族之间有兴盛显大的人，不只是已有祖先忠厚积德的极致表现。豫章文集里，诸位父辈、兄弟、子孙的姓名和事迹大多可以考见；而太史公孝顺友爱、清正守节，是百世士人的典范，他能够使宗族长久保存，实在是理所当然。德荣想到先世的兴盛，不敢轻视自身，只愿无论身在何处，都奉行承接祖先诗书流传下来的恩泽。江海的水流开始于细小的泉流，松柏长到千仞高，也从极细微处开始。德荣千万不要自我轻视，而应当谨慎自持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跋曹氏《通济仓记》后 前代的士大夫，对于自己应当做的、按身份能够做的、凭力量可以做的、凭见识所能达到的事情，没有不尽心去做的。他们并不是一定要有所作为才去做。官员有世代俸禄，百姓有积累的产业，便把自己的余财分给亲戚邻里中不足的人，这也是天理人情的常态，是仁人君子所做的事。自从分田制禄的制度很久不如古代以后，大夫士人的家族、农民、工匠、商人相互兼并，技艺和私财不均，彼此开始悬殊。于是君子又根据时势需要，推广自己的恻隐之心，实行均平之道，以救济一时的急难，如朱文公所创社仓之类就是这样。临川宜黄的曹工部家族，簪缨传承久远，乡里称赞，缙绅称道，二百年来家门没有衰败。因此故翰林学士吴公为他们家族撰写的序文很详细，更可以作为可信的传记。我又从他家的外孙李本那里看到他们发放粮米救济乡里的实际事迹：全族同心，谋划周密，考虑周全，确实属于前面所说的无所求取而自然施为，看不出有向乡党邻里求取名声的意思。想到前代君子，竟然高尚到这种不可企及的地步，实在令人感慨。有人说：子孙绵延久远，大概是享用了祖先善行的报应；道理固然如此，但这并不是君子所计较的。近来偶然发生水灾旱灾，朝廷不吝惜增设一项官职，来劝导富户分财赈济；有的人却又借此虚报滥报来欺骗上级，迅速报功以自我炫耀。我们这些小人物，早晨还不知道晚上，恐怕没有比这更浅薄的了。

译跋曾氏世谱后 南丰曾氏一族，居住在金溪的，是故宋南安守、在本朝任福建闽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议大夫致仕、讳冲子的孙子元黙。他让儿子衍拿南丰金溪曾氏世谱给我看。我接过来读完，起身叹道：“好啊！这是文昭公在元丰七年所作的族谱序。文昭说：‘家中传下来的旧世系，说是温彦博、髙士亷所撰写，但其中有不敢相信的地方；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又有无法考察的地方。我从自身开始追寻先人文集的遗存，直到本乡的石刻、钟铭一类，得到六代祖先的名讳，仍然有不能完全知道的。家族兴盛到了极点，大概就是这样。曾氏一门，如文定、文肃、文昭，都是当时文章典籍中的杰出人物，超越古今。文肃贵为丞相，完全可以由此看见其家族根本深厚牢固，也足以知道后代流传久远、兴盛广大。世上的人竟然不了解古人的用意，妄自引用名门贤者来依附自己，希望借此表彰自己，却不知道这是诬陷祖先的罪过，是极大的不孝。他们把官爵、年代弄得交错错误，只是留下给有识之士嘲笑感叹罢了。’因此，像文昭这样用心编写族谱，是君子应有的道路，也是后世应当学习效法的。” 况且子孙既然越来越多，支系分开、派别各异，等到服丧之期尽了、亲属关系也疏远了，族谱便有不能全部收录的人，最终就会如同路人。士大夫家编写族谱，常常为此感到困难。而文肃公又说：‘后世续写这部书的人，世系已经久远，如果全部合并记载，书就写不完；如果彼此分别记载，便可以互相参照，这是很好的方法。’这就是把小宗附在大宗之下的深意，也是士大夫家编谱的人应当知道的。曾氏从南丰到金溪，三百年间，人物和家门都很显著，族谱没有遗漏；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宋时一同担任显贵要职，推恩于先世，直到师保。自南丰三位君子以来，金溪又是曾氏的一次兴盛。我曾经考察临川郡志，宋初有黄门、乐侍郎、晏元献公、王荆公几家的后代；乐氏子孙还很多，晏氏也有后人，而王氏后代分居金陵，后来的人特别少。南城已经自成一郡，南丰又另立为州，居住在金溪的曾氏又成为临川的大族，这是多么兴盛啊！我曾经在国史馆供职，遍览国家贵戚、功臣的世系；奉诏撰写《经世大典》时，必定发文通知他们的家族，查验他们的文字、石刻和简册是否相互吻合，又询问他们的子孙直到故老，然后谨慎记录，正是担心后世会像温彦博、高士亷那样对后代产生疑问。至于前朝遗留下来的家族，宗族几乎只保存到今天的，我也曾见过他们本人，看过他们的族谱并加以阅读，其中令人感慨万分的地方很多。像曾氏这样的家族，难道不值得感慨吗？难道不值得敬重吗！跋刘墨庄世谱后 故宋临川的世家，没有比乐侍郎、晏丞相、王丞相三家更尊贵显赫的了。南宋南渡以后，像橘园李侍郎、青田陆先生，以及崇仁罗春伯枢密、月湖何同叔尚书、梅亭李公父中书，也都是著名姓族；其中有道德、品行、才能、文学、政事都卓然有成就、值得记述的人。至于其他郎官、乡监以下，也还有很多。归附本朝将近七十年，世代相传的名门旧家，有的显著，有的衰微；他们的族谱有的保存，有的失传，但一定要有贤者出现，然后才能振兴本宗。那些从外地迁来寄居的家族，则有桐木韩氏；他们的子孙近来在郡城让我见到族谱，俯仰今昔，怎能不令人怀念。墨庄刘氏从清江迁到金溪，于是成为当地的望族。其族孙叔熈，能够把将近三百年的家世，以及他们文学交游的美好，编成三大卷，这是多么完备啊！唉！诗书传家的清白门第，如果有人能够世代继承这种学问，就可以在天下获得声誉，并把名声长久留传给后代。题先丞相寨屋亲帖 右边这件是先丞相雍国忠肃公五月十日所写寨屋札子的真迹，应当是故宋乾道七年他任宰相时写给洪公遵的信。查考家传，这一年五月丁亥日，后殿进呈文字，孝宗皇帝随后说：“洪遵近来对职事很用心。”公上奏说：“洪遵说建康寨屋之间的木材太小，如果要覆盖瓦片，必须抽换。他前些天因询问李泽，才知道芜湖、当涂两处寨屋的木材都很小，不能承受瓦片。这些地方都属太平州管辖，所以洪遵才这样说。”皇帝说：“洪遵如此朴实不欺。”正好有中使从海上回来，说马军司的人到了新寨，没有不惊叹欢喜的，都说官家爱惜士卒，将来调发军队只要渡过一条水，就可以接战，免得临时奔波道路劳苦。公上奏说：“士卒尚且知道陛下的圣意，那些喜欢纷纷议论的朝臣听到这些，难道能不惭愧吗？”皇帝说：“是的。”札子中有“纷纷之说”几个字，正同这件事相合，所以知道这帖确实是写给洪公的。丁亥日正是这个时候。阜陵皇帝没有一念不在恢复先祖的事业上，丞相在左右辅佐他，即使是细微的谋划，内外的志向也能如此相通。尺幅书信流传民间，而家谱所记载的与它完全吻合，真诚确实是无法遮掩的。一百六十九年以后，豫章甘璋伯昂把他家收藏的这件帖给我看，我谨慎考察这件事并写下它。曾孙集谨慎书写。跋朱文公先生与黄商伯书后 考察这封信，应当是先生任漳州知州时写给南康黄君灏的。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到达漳州。信中所说“到任前上书省中自我弹劾而未获回复”，应当是去年十一月改任漳州知州之初所写的文书。十月发生地震，又因为脚病不能参加锡宴，于是自我弹劾，请求离职；又过了一年才离去。漳州的商伯曾同先生讨论学问，涉及阴阳五行、仁义礼智、格物致知、心丧等问题，都见于先生的答书。先生曾写信给商伯说：“您所谈读《易》的主张、真正无欲的主张，都平正精切，不是笼统空泛的议论。况且您的年龄也已过中年，经历世事又很多，却还能在这些方面切实用力，比年轻初学者的做法更好，这是值得称许的。”学者凋零，古道隔绝。所谓平正精切的学问，经历世事变化而用力更加切实，读来令人肃然起敬。至元五年三月某日，后学虞集在临川城中僧舍题写。

译跋吴先生新登谯楼诗后 至顺壬申年十一月，郡中新建了谯楼，部使者、郡监和郡守请先生前去观看。在此以前，先生因为第三个儿子京任郡学教授，便来到这里接受奉养。登楼以后，写下这首诗，随即出城，最终回到故乡。唉！先生写这首诗，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有不能不说的话了。过去曾子写下《大学》，讲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中庸》一书，则是子思担忧道学失去传承而作的。过了一千多年，程子说：“周公死后，圣人的道不能实行；孟子死后，圣人的学不能传布。道不能实行，百代没有善治；学不能传布，千年没有真正的儒者。”唉！这其中难道有丝毫可以违背、错误、怀疑、迷惑的地方吗？陆先生、王丞相，卓然存在于天地之间，气概高出千载豪杰，大概不是临川山水能够私自拥有的人物。然而临川有这样的父兄君子，难道是其他郡所能企望的吗？吴先生含蓄自责的话，大概是对先哲深深忧虑的事情有所感慨。第二年六月，先生去世。唉！这不正是这部集子所说的“到了这里便不能不发言”吗？先生的门人袁明善请求我题写，我因此写下这些话并记在后面。至元己卯年七月十六日，虞集书写。重书黄子中《澄陂堂记》后 君子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是因为他有器量。所谓器量，就是容纳万事而不认为混杂，应付万种变化而不认为劳累。不被世人了解也不因此恼怒，时常被任用也不因此厌倦。富贵显达、贫贱忧患，没有一样足以动摇他的心；至于区区一篮饭、一碗羹，被蜂蝎蜇伤，破釜丢失，就忧愁动心、执着不化的人，又哪里足以谈论这种器量呢？所以斗升釜钟的容量、瓶甒瓮盎的盛量，一经具有固定形状便不能改变，这是器物受到形体限制。人承受天地的精粹而最有灵性，难道没有扩充器量的方法吗？因此古代谈论宏大境界的人，用江海作比喻还觉得不足，必定要以天地来比拟。唉，常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哪里容易达到呢？然而他们从上天得到的本性没有不同，内心的限量、虚明和广大也没有不同。那么君子自我进步，必定有一定的道路。因此又有人说：“见识进步，器量就进步；器量狭窄低劣，是因为见识不明。见识不明却称之为器量，不过是对事物的应对漠然无知，没有界限、没有边际罢了。”所以又有人说：“靠考索探求而得到的，多有窒碍；靠明睿之智照察到的，就会豁然开朗而广大。” 公具有明睿的智慧所照见的境界，这是见识的最高处。因此寻求圣贤遗留下来的言论，涵养、省察自己而使心安定，有办法扩充自己的心志所向，大概就接近道了。宜春黄氏的先人以“澄陂”命名他的堂，我曾经替他写过记。他的儿子盅子中，从小就在临川先生门下学习，大概已有所闻。于是又想让我扩大说明澄陂的意义，所以写下这些话。于是起身叹道：“过去汉代东都，世道闭塞，衰败之势增长，盛阳微弱、阴气旺盛，大夫君子不能胜过心中的愤懑，起身挽救时局，以名节相互勉励，即使九死也不后悔，孤高特立而严正坚定，尚且担心不能胜过小人。只有叔度独有汪洋浩大的器量，被世人赞叹，甚至把他比作颜子。当时诸位贤者确实相信他，并不认为这样赞美过分；后世评论者传述他，也不认为这样是错误的，而史册中几乎没有一件事迹可以推见他的为人。他的为人，何其高远深微啊！过去颜子住在陋巷，连一箪饭、一豆羹都不能充足，但孔子却同他谈论四代的礼乐。孟子说：‘禹、稷、颜回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难道是根据他们外在事迹来评论的吗？可惜叔度出生得晚，不能见到孔子并亲自受其熏陶，以达到他的境界，并在孔门中得到定论。” 唉，孔子说颜回整天不违背我的话，像是愚笨的人；退下后考察他私下的言行，也足以有所发挥。颜回并不愚笨。看叔度，他澄澈却不流于清冷，受到扰动却不变得浑浊，确实有如同愚笨一般的深意。然而颜子所发挥的学问，当时同门的士人本来就有尚未完全了解的，何况是千年以后我们这些后学小子呢？由此看来，叔度之所以有这样的器量，其中有不可知的地方，也有不可企及的地方吧。而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孔子始终把颜回归结为好学。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成为圣人。周子说：‘学习颜子的学问，超过颜子就成为圣人，达到颜子的程度就是贤人，即使没有达到，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名声。’子中把从临川先生那里听到的道理尽心实践，澄陂的意义就在其中了。

译书先世手泽后 崇仁陈氏所收藏的，是我先祖知郡开国尚书郡侯亲笔写的九幅信札。其中一幅写给主簿公，八幅写给主簿公的儿子校勘公。先父国史参政郡公亲笔写的三幅，也都是写给校勘公的。校勘公的儿子德仁，命他的儿子宗蕃装裱成一卷，又命我题识。我谨慎考察家谱：故宋嘉熙己亥年，我的姑祖嫁到陈氏，成为安抚公的夫人，有两个儿子：湖南节推同祖、江西运属怀祖。主簿公则是安抚公的亲弟弟。夫人在嫁入陈家的第二年，因郊祀恩典被封为安人。淳祐二年壬寅年，因为渔墅升任正郎，封为宜人。淳祐九年己酉，安抚公去世。宝祐四年丙辰，尚书公解除永州郡守的官职，将要前往临安，路过临川，宜人带着两个儿子迎接伯舅到崇仁，于是在城南门外得到项氏旧宅，留在那里居住。我家居住在崇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尚书公在那里住了两年，接到沿海制参的任命，恰逢景定元年庚申年赴行都。当时本朝大军抵达鄂渚，江南震动恐惧；世祖皇帝登上大位，军队退到江上，局势稍稍安定。这一年，尚书公辞官来到崇仁。十月，宜人因病去世，而运属早一年已经去世。第二年，尚书公恰好前往行都；又过一年癸亥年，接到任连州的命令。甲子年，咸淳改元，这一年他在连山，经过崇仁，在寓居的宅子里略作停留。秋暑时所写的信，就是这个时候写的。其余八封信，是他在连州留下的信，其中说：“请让校勘公的女儿暂时奉祀运属，权且借此安慰生者和死者的感情。”如此而已。校勘公的女儿后来嫁给中书李公的孙子；宗蕃的二弟宗纪，则是运属的孙子。他想替校勘公谋求一个官职，是因为深知校勘公的才具可以为世所用。信中所说“思梅先生”，就是德仁的生父。当时思梅还没有考中乙丑进士，但声誉已经在当时显著。信中所说“莲塘的住所”，就是所得的项氏宅第。他托人用俸余置办经营，也可以看出财物的收入没有什么不能对人说的，亲戚之间忠厚而彼此信任。乙丑二年，尚书公在连州去世，先参政护送灵柩回吴郡安葬。这三封信都是在吴中写的。宋朝灭亡以后，先参政从海上归来，力量不足以到吴地，到了至元甲申年，又来到崇仁，仍同节推、校勘居住在一起。到现在已经五十三年了。两位公和先公先后去世，已经很久；虞氏如今传到第五代，陈氏已有第六代孙子。虽然我没有什么可以比拟祖先的地方，只是保存这些遗留下来的书信，同德仁相交于清淡寂泊之乡，希望百年交谊大概不会厌弃；后代子孙，或许还会从这篇文章中有所考见吧！跋柳诚悬墨迹 我年轻时在崇仁，得到柳诚悬所书《嵇叔夜绝交书》的石刻拓本。听说这是中书梅亭李公从蜀地带回来的东西。那时我还不懂柳公的笔法，也不知道这块石刻镌刻得是否精良，拓摹得是否工巧。后来我在成均任职，与郓人曹彦礼先生同馆，见到他收藏的柳公《易赋》《灵宝经》真迹。不仅笔法精妙、墨色神采俱佳，严整劲健而细密，神采飞动；至于界格、装裱，以及硬黄纸、捣练纸，也都精工到了极致。我留下来临摹玩赏，只有半年。博古好雅的人用重金从曹氏手中买走了它们。后来虽又见过几次，却不能长久拥有。自从归隐田园以来，各种忧虑都消尽了，有时回忆起旧日的物品，它们清楚地浮现在眼前，那么也不能说我完全没有受到尘世影像的牵累。然而谌致荣竟得到《绝交书》的墨迹，与石刻拓本合为一卷，也说是李公从蜀地带回来的东西。只是我的眼病已经成了痼疾，模糊之间，几乎不能辨认笔画的波磔和防画。古书说：“盲人没有办法参与观赏五色，即使有至宝摆在面前，也茫然无知。” 我深感惆怅，于是在卷后写下这些话，便把它归还了。跋黄山谷所书《萧济夫墓志》后 古代的君子选择朋友，崇尚的是德行。活着时与他交游，自己没有惭愧的神色；死后替他作文，也没有惭愧的言辞。黄山谷先生与萧济父，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他所作的文章和书法，好像有鬼神在暗中帮助。正因为如此，好事者即使巧取豪夺，作品很快也会流转到别处。将近三十年后，终于被他的孙子萧昶得到。和氏之璧，没有毁在秦廷；镆铘之剑，最终归于延津。事物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唉！萧君的德行、黄公的文章，士大夫传诵它们已经很久了。因此，不必等到把真迹全部看遍；凡是一笔一墨出自先贤之手，作为先世遗物，在子孙那里就应当收藏，在别人那里却不一定非要占有不可。不过，如果能善于摹写并广泛流传，也足以稍稍满足好事者的心愿吧？跋吴廉使《可堂说》后 路提学撰写《廉使吴公可堂说》，凡是经传和论说中谈到“可”与“不可”的地方，几乎搜集得没有遗漏。我有一位客人拿来给我看：从前延祐年间，我承蒙在成均领取学官俸禄，租住在京城，和吴公住在同一条巷子里，住宅相距很近，亲眼见到吴公侍奉他的母亲。当时吴公还贫困，却甘愿让母亲享用新鲜美味的食物，没有一天不准备，他的夫人亲自烹饪后送给太夫人。太夫人没有吃之前，吴公不敢先出去。吴公的几个孙子年幼，太夫人很疼爱他们，常常停下进食来喂孩子。每次用饭，总是先准备丰盛的膳食，让孩子们吃饱并且还有剩余，随后才把精美饭菜送给太夫人，必定让她吃得满意而饱足。吴公退下后在自己的房间吃饭，太夫人派人察看，见他吃得香甜，认为他的饭菜与自己的没有两样，心里十分安慰喜悦，却不知道其实只是粗粮。全家老幼都安然地把这当作常规。当时我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还在江南，我早晚到吴公家去，看见他这样奉养母亲，没有一次不铭记在心、感慨叹息的。侍奉父母的道理，哪里还有超过这种做法的呢？曾子、孟子那样的孝行，也只能说是可取而已。我见吴公奉养母亲如此，而他仍然惭愧，好像还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全部心意。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可堂之可”的真实内容之一。吴公后来相继主管东南几个大郡，两次担任行省参政；凭借廉明，多次持有监察使节。他的福禄还没有终止，而他的儿子正凭借当时的才能在朝廷担任显官。吴公历任中外官职，能够从旁辅助他，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唉！上天报答孝子，难道就是这样吗？

译题《李肩吾字通序》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门下，具有师友之间的关系。因此魏公为他的字作序，取“通”字，是因为它能贯通隶书、楷书，并以六书加以校正，又以学问来推进它，使它达到穷尽变化、通达神明的境界。魏公在书后题字，是因为集的从祖父户部府君是魏公的女婿。魏公任靖州长官七年，先户部跟随他学习，所以也与肩吾友善，常常同他讲论阐明。如今隶书、楷书的法则也已经近于寂寥，而这部书又能把文字记录下来，使之与六书相合，实在切合实际需要。自从许慎叔重所记录以来，二徐的说法已经很详尽了。到了戴侗氏《六书故》盛行于世，凡是论说六书的著作，其中颇有重要的论述。可惜魏公、先户部以及肩吾都来不及看到它。豫章人龚观学习篆字，得到李氏《字通》后很喜欢它，准备刻版刊行，赠给爱好此道的人。集认为必须把魏公、虞公的言论全部收录，然后才能成就李氏的美名。因为前辈的序言都有所关联，不像近世之人为了顺遂人情而任意索求、任意应许罢了。跋宋高宗亲笔赐岳飞的手札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国公、谥文敏的赵公孟頫咏怀古事的诗说：“南渡君臣轻视国家，北方父老盼望旌旗。”我承乏任国史官，曾读到这首诗，不禁为之悲伤。我认为当时遗臣志士困守在偏远海角，尚且没有忘记君父，怎么敢有轻视他们的心呢！如今看到思陵赐给岳飞的亲笔手札，才知道这是岳飞在郾城建立战功时所受到的赏赐。看手札中所说杨沂中、刘锜立功的事情，应当是绍兴十年七月。当时秦桧刚刚决定议和，而岳飞锐意进取，把恢复中原当作自己的责任，所到之处都建立战功。岳飞的副将杨再兴，是杨邦乂的儿子，曾单骑冲入敌阵，几乎杀死兀术，身中数十处创伤，仍杀死几十人后回来，当时的声势由此可知。因此，郾城之战关系到恢复大业。岳飞的军队乘势逼近朱仙镇，与兀术交战，击破汴京的金军，胜利顷刻可待；可是秦桧急忙罢兵，下诏命岳飞前往行在，杨沂中、刘充世、刘锜也都带兵南归，从此不再出兵。第二年十二月，秦桧终于杀害岳飞父子，兀术再也没有忧虑的神色了。洪皓冒险寄出的蜡书虽已送到，可是中原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由此才知道，文敏公的诗，正是为这段时局而发的吧？跋朱先生答陆先生书 考察《朱子年谱》，其中记载陆先生给人写的信说：“朱元晦在浙东时，所表现的大节非常伟大，弹劾唐与正一事，尤其使台州人痛快。虽然士大夫的议论不免纷纭，如今是非已经明白。江东的任命出自皇帝，能够在众多疑议中独自作出决定，这尤其可喜。书信中所说的长者，也不认为他竭力辞让是过错。”又考察朱子答叶公谨的信说：“近来我也觉得，从前所说的话有很大的支离之处。反身自求，正是因为自己用功还不切实。因此减少了文字方面的功夫，觉得精神气象十分舒适。”又给胡季随写信说：“衰老和疾病像从前一样，只是觉得日前用功过于泛滥，不很切合自己。正与一两位学者努力加以约束，做克己求仁的功夫，也略有得力之处。”这两封信都是同时所写，正好与书中所说“病中停止学习、丢开书本，却觉得身心颇能收束管摄，好像有一点进步”的话相应。从前的泛滥，确实是因为文字太多，所以这时在求学用功方面，实际上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不过我私下看他所说的“反身以求”，以及“克己求仁”的功夫，就应当让求学的人看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的说法，修养功夫就是这样直截了当。他平日关于询问、辨析、讲论、阐明的说法极其详尽，到这里反身自求、切实用功的功夫更加迫切，所以在这时稍稍退去文字上的支离，深深忧虑言辞学说过于泛滥。一旦用力实行，效果竟来得这样快，所以乐于把这件事告诉朋友。“病中停止学习、丢开书本”，难道是把自己变成枯木死灰、内心像墙壁一样，以此作为功夫吗？朱子曾感叹说：“求学问的功夫多，尊崇德性的心意少。”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唉！陆先生的学说流传没有多久，当时得到实际助益的人已经死尽；后来的人失去了它的宗旨，这才知道朱子所说“先传后倦”是有次第的。我又因看到揭集贤“无客气”的话，心中有所感慨，所以写下这些来申明他的意思。跋子昂所画《陶渊明像》《陶渊明集》流传于世，已经将近千年。临川吴幼清先生认为，他的诗有淡泊冲和的一面，甘愿无为，是安于自己的命分；又有慨然感发、想要有所作为的一面，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愿。大概可以拿它来比拟屈大夫的辞章。可是《楚辞》有朱子加以阐发，能够领悟陶渊明志趣的人却很少。又由这两个人推而言之，张子房、诸葛孔明怀有的区区之心，都是想向天下彰明君臣大义，这一点是相同的。留侯、武侯的事业可以看见，屈原、陶渊明则寄托在空言之中；然而他们的心志明白于天下万世，这种可信，其伟大又是何等程度啊！我曾凭借这些话，想象在千年以前见到这四位君子，只恨不能替他们执辔驾车。年轻时我曾游历楚地，在山泽间荒废的祠庙里见到屈大夫的画像，正如他所说的憔悴枯槁。留侯的画像世间有时也流传，画家根据太史公所说的相貌，把他画得像妇人女子，不能承载他的志气，于是只能凭想象略作仿佛，像不像就无法知道了。我回到蜀地见到武侯像，衣冠大体相合，但年代久远，摹仿的形貌未必完全真实。江乡之间流传摹写陶公画像的最多，往往笔墨纤弱，不足以表现他高尚风范的万分之一；一定要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考察他的遗事，才能寻求他的精神。天上的银河光辉回旋，也许陶公的精神就在这里吧。临川郡的副幕大梁邵宏父得到吴兴赵公子昂所画的陶渊明像，大概赵公胸中对于渊明的理解既深又远，而笔力又足以传达其中的精髓，所以能使人见到画像便产生敬仰、爱慕、感动、叹息之情，久久不能忘怀，于是为它写下赞语：归来田园，凉风吹拂衣裳；道路幽深曲折，行踪高远难寻；帝乡之路不再期望，顺应造化而归返；哲人的思想，千年之后仍不违背。

译跋张魏公与刘和州的墨帖后 从前南轩先生编修诸葛武侯传，是为了彰明自己父亲的心志，使文章无愧于心。看张魏公写给刘和州的信，也同样是推诚相待，布施公道，集中众人的意见，广泛采纳忠诚有益的建议。考察文林郎刘子厚所作《和州行状》，其中说：“我的先父雍公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参与叶公的军事，在采石建立功勋时，和州献上《平戎十二策》和《防江利害三札》，深受先父看重，立即得到破格任用，于是能够把海陵公私的船只一万艘迁走，焚烧阴沙囤积的粮食三十万，金人的计谋失败，士气沮丧，这个功劳实在不小。”魏公第一封信，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吧？前代的史书中，大臣对国家有功劳，凡是文武才略之士出来辅佐他，不能另外立传，也会被牵连着记载；那么和州的事，魏公和我先父的传记都可以附带记见。国家历代圣主多次下诏修撰《宋史》，和州的子孙能够把这些遗事上报，以补足缺漏的文字，不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吗？当采石的功劳建立、国势稍稍安定后，思陵从罪籍中起用魏公，委任他统领江淮诸军。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无不拍额相庆，争相效力。他那片忠于本朝的心，像青天白日一样明白；他的精诚一向感动天地，怎么可以诬蔑呢？虽然李宗、赵曲的过失不可掩饰，但他们的功业也很伟大。执笔删定史书的人还应当谨慎。和州的孙子、新任隆州学正的谦拿出这卷给我看，在二百年前追论先辈的交契，所以谨慎地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题临川西原许氏族谱 许氏的族谱，因为有荆公的文章，几百年来天下人都诵读而知晓。许氏世代的德行，本来就很盛大。士大夫之家，难道没有像许氏这样的吗？郡邑中有声望，子孙世代相传，却没有远近闻名的，不都是因为没有荆公的文章吗？然而四方之人因为荆公的文章而知道许氏的先人，却不如临川人亲眼见到许氏的子孙，因而能够相信荆公文章中的话。士人因文章而显扬，文章因人而流传，君子难道可以不努力吗？跋黄思顺《医说》后 古书说，善于养育百姓的人，必定说要像保护婴儿一样；只要真心去求，就不会偏差得太远。像思顺这样保护病中的婴儿，而且屡屡取得准确效果，如果不是诚心求取，怎么能做到这样？孙先生是本郡的师表，已经极力称赞他；危太朴是勤勉敏捷、忠厚好学的人，又前去跟从他学习。那么思顺的世代家学，哪里是其他人能够比得上的呢？跋《张方先生传》后 史官记载事迹，只有战功、文学和治理政绩容易书写；隐逸君子的德行却难以言说。一世如此尚且难说，何况连续几代呢？太史公所写《伯夷传》，记载了许由的坟墓；《东汉书·黄叔度传》的文章虽然比不上司马迁，却能使后世把黄叔度比作颜子，而且人们相信而不怀疑，这难道不是文章的难事吗？张先生家四代都有隐逸的德行，欧阳公为他的墓作铭，揭公为他作传，都能发明其幽深淡泊的品德，认为他有志于当世，却安于不被任用。假如有人沾沾自喜，急于让世人知道自己，得到一个小官、偷取一点俸禄，久而久之又认为不够，内心焦躁而求进，那么与张氏相比，不也会感到惭愧吗？这就是史官对于世道人心的教化作用。我的朋友张善式先生是张尚彬先生的侄孙，得到他家所谓《让堂之记》，读后知道他退让自抑，深怀戒惧，而且全族上下从高祖、曾祖到子孙共同遵守，于是也相信他确实能够隐居。谦让就是不争，不争所以能够隐居；有争胜之心就不能隐居。然而隐与显都有时机，谦让却在自己。君子只求自己能够掌握的事情罢了，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尚彬是我跟从玄教吴大宗师时认识的。吴公胸襟宽广，却非常谨慎地选择贤才，尚彬得到他的知遇并非偶然。他的兄长宗明，担任台州儒学正，我没有见过他，却因善式而知道他是个善良的士人。前史官雍虞某撰写。跋彭寿卿所藏先郡公手泽卷后 崇仁人彭寿卿，小时候曾奉命作为使者，因而拜在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门下。思梅公自从考中高科，历任临安、平江、建康、临川各大幕府的职务，文武官吏、士人和宾客，没有不与他结交的。寿卿在这个时期研习文史，谨慎应答，见闻广博，不是偏远乡村、狭陋巷里的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归附元朝以后，他被推选为郡吏，不做世俗的刻薄之事；辅佐江西提学时，学校中的士人朋友大多称许他；任州县官时廉洁，不取分文。年老以后，按照年资应当赴部选官，吏部得到调令，准备把他调入朝廷，但他极其贫困，不能成行。他对待黄氏子孙，不失为门生旧人的情谊；居家将近十年，只有几卷书罢了。唉，廉吏果然不能做吗？他所收藏的书中，有宋钦宗被金人围困时写给太后的几幅手书，读者无不感动流泪；又有吕惠卿的一封书信，信中对与自己结党的、深深怨恨司马温公的人加以议论，读者无不愤怒。大体说来，他的意趣在于古雅，不把奇珍玩物当作货物来收藏。这一卷是我先参政雍郡公写给他的信，集和亡弟嘉鱼大夫的信也附在后面。大概因为他的爱好崇尚，仍有无所求而自然为之的地方，但这对寿卿的贫困也没有什么帮助。我感念他敬爱先君、始终不忘的心意，便在卷后写下这些话，把卷子归还给他。

译题《盱江傅路手卷》盱江傅路拿来他从伯父渊道处得到的范君德机隶书、瓠山王公所作《手植桧刻圣像记》，以及参政公子继学所作《大成诗》六章。王公的文章典雅，德机的书法清劲，都值得珍藏玩赏；参政的书法清润完整，文章又宏大博洽，东郡士人没有谁能超过他。王公已经去世很久，德机也不可能再写作。继学从海上北归后，颇有晚年的疾病，书法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渊道年轻时修养严整，在各位公卿之间交游，风采含蓄而有内涵，和我交游将近四十年。当初我任宪史、他任盐官时，他作文章为我送行，情谊非常古厚，具有君子的风范。他在文学方面的美好成就，未来大概还有希望吧？题苏文忠公诸帖 临川陈氏自雍州府君以来，世代都是有声望的家族。我的祖姑正是嫁给雍州府君，家法尤其整肃。我先祖尚书公卸任永州职务后，开始寄居在这个县邑，大概就是由于陈氏姑母的缘故，依靠了她。陈氏旧日收藏的书很多，经过改朝换代以后，散失残缺，很少保存下来。表侄宗纪拿这卷来给我看，大概是他家的旧物；而卷尾的题字，则是雍州之子华麓先生的手笔。我把他看作表伯父。这一卷中的苏轼书法和石湖的跋文，都确实是真迹无疑。题何氏所藏蜀郡名公书翰 故宋尚书月湖何公的侄子房州史君从蜀地出行时，有人作送行诗一大轴，其中有名叫从方、从简的，是崇庆太守；从并、从日的，是兵部郎官、直宝文阁、防路安抚，都是集的从曾祖父。我先郡公闲居崇仁时，从何氏那里见到这卷，又查考家集，得到从曾祖父沧江提刑府君同时所作的手书，补录在后面。大概先丞相与尚书公在朝廷相遇，而尚书公镇守防区时，我先从曾祖父曾经受到他的荐举，他们的交情并不是到了这个地方才建立的。到如今已经二百年了，而先公补写的一篇文章，也已经三十年了。俯仰于今昔之间，不禁感动流泪。尚书的后代元吉拿来给我看，我留它十多个月，慨叹故乡先贤的声名风采已经相隔遥远，几乎没有人知道。想从赵公彦纳以下，略为疏理他们事迹、爵位和籍贯的一二，但我的眼病成了阻碍，久久不能写成。元吉在南康任职，忽然将要启程，只好暂且记下这些，归还给他。其余的事情等日后再说。又题 仲安的儿子元吉把这一篇以及所谓二十二篇的文章拿给我看。所谓二十二篇，都是蜀地先达的文集；他想略略考订这些人的姓名、爵位和籍贯，留给后人。而这一篇则是崇仁的大夫、士人的文章。我的先大夫尚书郡侯最初来到崇仁，先参政郡公归附元朝以后，后来留在这里不能离去，大概也是喜欢这里文献风俗的美好吧。然而人亡世远，风俗逐渐丧失；他想搜集、更多寻求本地前人的遗事，编录下来给我们这一辈的后生看，这本来就是应当征集的事情。题岳飞墨迹 武宁人汤盘收藏他先世文林君在军中的文书，是岳武穆王在绍兴元年署名的。文林君起初以太学生身份上书，论述防备御敌的策略，艰苦辗转于战事之间，凭功劳获得文林郎的任命。看这份文书，可以知道文林君倡导忠义，攻击叛军溃军，保卫乡里，十分正直豪壮。唉！由此可以看见当时人心的一致、士气的旺盛；而他们的将领又有岳武穆这样的人，难怪能够在国势衰败危亡之后支撑国家。汤盘说，武穆死时，文林君上书论列其冤，因而也一同受害。文丞相曾题写他家堂屋的匾额，说“忠节遗墨故在”；张循王、刘太尉所署的文书另成一卷。俯仰之间已经过去二百年，感慨也随之而来。近年我任职史馆，将要编修《辽金宋史》，馆中人都把遗书散失作为议论的话题。像这样的遗书，还能征集到很多吗？题曾、欧二公帖 右边是欧阳公、曾公的两封手帖，经审定确是真迹无疑。欧阳公撰写书籍，是为了供同僚朋友考订，谦逊周详到了极点；曾公的家书，是用来侍奉兄嫂的，忠诚亲爱而深厚笃实。他们正是所谓盛世的有德之人、文学的师表。观看的人因为他们的笔墨而想象他们说话时的气度，因为他们的气度而涵泳体会他们的德行功业，所得难道还不多吗？跋黄勉所藏《醴泉铭》唐人说：“书法贵在瘦劲，才可以通达神采。瘦近于清寒，清寒则气势容易衰弱；硬则近于坚苦，坚苦则形势容易危峻。”深山中的修道之人，积聚精力、锤炼精神，污浊杂质一天天减少，清虚之气一天天增长，虽然颇为清瘦羸弱，却有冲和之气在内心融会，所以能肌肤如冰雪，姿态柔美如处女。这正是欧阳公书法可贵的地方。表

译谢恩表 蒙受恩典颁赐召瑗，命臣担任使者，赐给浃上尊酒，宽免筐篚中的实物，承受皇上的光明下照，衡量臣这微贱之身，哪里担当得起【中谢】臣谨念自己本性愚钝，学问尤其迂僻；从前参与议论思考、进献意见，曾忝列陪侍顾问的群臣，如今作为儒者奔走于前后，愿意在今日效力驰驱，终究不是适合时宜的人才，不能逃脱言过其实的讥评。我的丹心始终像葵藿朝向太阳，萧萧白发，却忽然惊觉自己已如蒲柳般先衰。福分过多反而灾祸随生，疾病也随着年岁到来；还承蒙宽容，允许我离开白昼的官场，于是弯腰曲背，沿墙退行。三径已经荒芜，几乎没有安身之地；九重宫门已经开启，我只能凭梦境上朝。已经甘愿终老山林，哪里敢希望重新回到台阁？当皇帝戴着冕旒清闲宴息时，还想到被遗弃的臣子。我所幸得到三公明白陈奏的言辞，又有一纸诏书传布皇上允准的决定，竟然再次烦劳驿骑远道来访我这个羁留之臣。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学问光耀如尧帝的文章，圣德达到商汤的敬慎；继承先志，述行先业，使文母享有万年之尊；论说治道、经营国家，咨询师臣以总理百官。百姓万物都登上仁寿之境，皇上的风化大致达到清平安定；共同养育群生，不忘记微小的事物。臣怎敢不努力寻求药石之言，想着报效尘埃之微？即使重新召回宣室，又能对圣上的聪明有多少补益；即使康衢之上有歌颂，也深知这都是皇帝的恩力所加。谢笺 大臣陈奏之后，仍保留臣的馆职并赐予归还的恩典，专使来到臣家，赏赐宫中所制的锦缎，恩泽沾及草芥般的微臣，光彩惊动乡里【中谢】臣谨念从前侍奉先朝，只是凭借微薄技艺；学问虽然固陋，但若不是尧舜之道，便不敢拿来陈说。幸逢圣明的时代，以为帝王的制度坦然可以施行，执笔时常常亲近黼座，所修典册已经收入石渠，希望能够成为一代之言，确立为百王之法。刚刚写完青史，忽然遭逢父亲去世，经历嗣圣皇帝重明之治，陪同老成之臣参与末议，深深惭愧于自己的衰老和谬误，有负朝廷使命。疾病日益加重，不等严助请求告假；夜里梦见鬼神来问，还想着像贾谊一样被召回。承受醇厚的恩泽，衣被文采，重新设置醴酒，遗落的簪饰也增添光华；春阳普照，使枯萎和茂盛的草木都得到温暖，一勺水却实在担心盈满。此皆因为皇帝陛下，德行高隆如扶日，功业深厚如补天；忧虑在于进用贤能，早早赞助秉文之治；念及旧臣，思考皇帝访求遗贤的勤劳，顾念臣这个出入宫禁的腐儒、微小的旧日侍从，终于使被屏弃之人也受到甄别收录。臣资质固然愚钝，内心却知道皇上的眷顾，即使身在江湖遥远之地，哪里不是日月光明所照临；如今齿发尚存，怎敢昧着良心，不报答万分之一的尘埃之劳。《道园学古录》卷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