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三十五

译《奉元路重修先圣庙学记》我国家在朔方兴起，完全占有中原。世祖皇帝平定天下、确立大一统之后，人文教化迅速兴盛，设置学校成为最急迫的首要事务。奉元原为京兆，是汉、唐的旧都，地望尤其重要。因此，镇守陕西的平章廉公某、参政商挺公、平章赛公某、佥省严公某，先后在郡城东南建成宣圣庙和儒学。那里有礼殿、二门，东西两侧厢房是从祀者的处所；后面有讲堂，有石经亭，附有唐人的石刻；仪门之外有斋宫，外面是都宫，还有棂星门。这是它的大致情况。当时东平徐琰公任行省左司员外郎，实际撰写此记并刻在石上，那是至元十三年丙子。后来陕西行中书省和西行台都治所在奉元，有关官员和学官治理庙学，不敢有所缺失。只是年年遭遇饥荒，无暇修缮。到了仍改至元之二年、丙子年，扎实特穆尔布哈任行台御史，便上言说：“今年农事有所收成，百姓将稍稍安康，礼义教化正需要依托学校。等到明年，将实行六十日的劳役，劳役结束后就可以恢复。请允许更修庙宇。”他又说：“诸位贤人从祀在庙堂两庑，按时供奉并陪同享祭；他们并不是请求增加受业之人，却都绘成画像侍立在祭祀俎豆旁，这很不妥。” “请按照国子监庙宇的制度，都塑成坐像接受祭享为宜。”台端答应并依从了他。先后相继完成这项功业的，是御史苍闾、李伯述、何执礼、李中、蔡明安岱尔等诸位君子。于是陕西行省、西行台各自率领属官，拿出俸禄来办理此事。先是豫王王相府、巩昌帅府、齐哩克屯田两总管府，下面直到郡县官吏和好义之士，听到消息而踊跃捐助的人接连不断。四月命工匠测量材料，分别给付工价，工匠佣金和供给费用略按俸禄支给。总共用钞二万缗，像民间通力合作、互相调剂劳作一样，没有官府的骚扰，因此第二年八月告成，百姓根本不知道有这项工程。四年二月，官府又拨款修整石经廊庑。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计算学廪的余款，修建神厨、仓屋、更衣室以及提学官廨。冬天，御史蔡明安岱尔重新修建棂星门。这一年，李御史巡行西道，查得豪民侵占学田五十余顷，便刻石记载田界和租入数额，把这些田交给学官。六年，御史燮理溥化司廙认为学校的政务既已修治，风纪教化的成效也很大，便派学生姜硕带着此事来请我作文，作为记文。唉，前面已有徐公的文章收在文集里，我哪里敢在它之后再有所记载呢？可是二位君子知道我是文集的先辈、雍州人，我难道敢不为雍州的父老兄弟子弟歌颂御史台诸君子的美德，记下他们的功绩，推究关陕道学的源流，以成全诸位君子造就人才的心意吗？我听说，这片土地从前曾由周公治理、教化。礼乐制度在这里完备，在宗庙朝廷之上施行，在学校、井田之间推行；顺应人们秉持常性、喜好美德的善性，歌咏感叹天命无穷；依据卦画向人显示的深意，阐发变化通达的无穷道理；对闺门和床席之间的防范极其严密，并推及天地神明所显现的事理；对于时令、物产、衣食等细节也极其明察，并最终探究辅助完成天地化育的功业。耕作和俸禄分配均平，施行到四海而没有不合准则的；祭祀的制度通达，传给子孙而没有不加以保存的。三代以来，人文教化没有超过这里的。世道衰落、风俗改变，孔子尚且有再也梦不见周公的感叹，何况千年之后呢？汉、唐遗迹都没有保存下来，又哪里还有什么教化可说呢？从前二程先生得到周敦颐先生的传授，在洛阳兴起；邵雍先生也在那里；横渠张先生特然兴起于关中。他们的学问本源相同，而张先生尤其有意于制作制度的事情。程先生说，必须有《关雎》《麟趾》所体现的意义，然后才能实行《周官》的法度；这是周公遗留下来的心意，也是张先生的志向。他还撰有《正蒙》，学者诵读其中《订顽》一铭，推究侍奉父母、侍奉上天的诚心，而程先生认为其中修辞还有不可取之处。至于勇于求知所达到的境界，如果不是古往今来的豪杰，谁能参与其中？他又说：“贫富不均，教养没有法度，即使想谈治理，也全是苟且而已。”于是和学者商议买田、划分井田，端正田界；不减少公家的赋税，又建立征收办法，扩大储蓄，救济灾害、抚恤患难，重视根本而抑制末业，以显示先王的遗意，并说明当今可以实行。他又说：“如今想把端正经常的道理作为事业，自古圣贤没有不从这里开始的；即使远大的境界尚未达到，也可以先在家庭中实行。”又说：“学者暂且必须懂得礼。礼可以滋养德性，积累义理以养成浩然之气；大概有了依据，就有恒常的事业，可以在行事中表现出来。它的端绪就是这样可以看见的。”正当那时，关中、洛阳遥相对应，表里相济、经纬相成；自孟子以来，也没有比这时更兴盛的了吧？他们的言论惠泽天下后世，直到今天仍依赖它。吟咏《周南》的人，不也会归本追求，并且绰绰有余吗？世祖皇帝初年，覃怀许文正公上书，在这里和师友讲明这些道理。从此朝廷儒者的功效，终于在当代大为显著；到了至元、大德年间，仍有坚守志向、砥砺操守的人，在乡里高蹈远引、深居隐逸。朝廷不吝惜尊贵的职位和显赫的爵位，延请他们入朝，以此向四方树立榜样。听到他们的风声而登门求教的人也很多，他们未必寂寞无闻。这里的风气，像四面险固的屏障，土地深厚，水源深远；这里的人质朴正直、忠诚厚道，所以文王、周公的教化容易施行。孔子在《易》中赞叹、在《诗》中歌咏、在《书》中记载的内容，没有不是这里的事情。到了关中、洛阳诸位君子那里，这些道理更加明白。舍弃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教化的了。在这里求学的人，思考周公的治理之道，达到孔子的道；凭借横渠的学问，广泛贯通濂洛之学的源流，那么教化推行、风俗美善、贤才众多，难道不能在我们雍州的学校中看见吗？《诗》说：“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如果没有圣贤遗留下来的教化，这些道理从哪里取得呢？请让我把这些话回复给诸位大夫君子，并同本地士人一起讲说。

译《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学记》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时是楚地，秦代设置黔中郡；汉、魏以后，这一地区总属武陵；隋开皇【缺】年，才开始设置慈利县；我朝【缺】年升为州。州中有宣圣庙，儒学都沿用旧制。大德壬寅年…… 这一年，州中士人万士龙请求州府出资，修建并使它焕然一新，礼殿、殿门、两庑、讲堂、斋舍一应俱全，合为一座庙学。礼殿中有先圣及配享者，都按其位次塑像，冠冕服饰依照制度；从祀的先贤绘像列在东西两庑。州郡夸赞工程的壮丽，把这件事上报湖广行省；行省又向朝廷奏报，丞相采纳礼官的意见，表彰万士龙的门第，题为“乐善向道之门”。有关官府在他居住的地方建门，并按这几个字题写；庙门南面有道路，东西两边各有出口，出口处也各立一门，分别题为“乐善”“向道”。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里享用俸食、办理事务的人，岁月像流水一样过去，却缺少修补缮葺的功劳，任其逐渐毁坏。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训大夫额森哈雅来监理州政，刚一到任，就把学校当作自己的责任，严格督导学职和训导的事务，选取百姓中的俊秀子弟充任大小学学生，考核督促他们诵读和课业，希望他们懂得教育的次序。于是谋划大修学宫，进士万龙的儿子文绶、孙子鹤来报告。他说：“你们的祖父和父亲所从事的学问，朝廷已经知道，行省和宪司也已上报，州郡还在乡里表彰；如今你们父子、祖孙还能修成先人的事业吗？”文绶、鹤叩头接受州君的命令，完成先人的志愿。于是增修礼殿，重新烧制陶瓦来替换破漏之处，以美观的丹漆使昏暗处明亮；依照旧有栋宇向外扩展开辟，按照道路出入的方向用砖铺砌。泮水有池，除去污水、纳入清水，深浅宽广相称；门上树立十二戟，依照王宫的制度。两庑所供奉的先贤从祀者，改绘像为塑像，冠冕服饰依制，塑像各有位置，位置各有屏障并设置帷幕，共一百零五尊。又开始制作雅乐，备齐登歌乐工和八音乐器，让诸生学习；祭祀先圣先师时便使用。把经书、子书、集部书籍从各地收来，收藏在云章阁，供学者阅览。于是“向道”“乐善”两坊的门已经废坏，也重新修建起来。第二年八月，朝散大夫容布来治理州政，和众人互相辅佐，直到工程完成。他们选择吉日，率领僚属和士人举行释菜礼，向先圣先师报告；又把万氏子孙请到州庭，置办酒食来礼待他们，并写下文字说明：“乡里如有烦劳的差役，万氏不必参加。”又过一年，戊寅三月，命令史官强礼前往临川，请我作文记述。于是我说道：如今从天子的都城直到四海之内，凡是郡县没有不设庙学的；其中神位由先圣面向南坐，颜、曾、思、孟面向西坐，陪同受祭；从此列入从祀的…… 从祀者，是孔子的门人以及西汉以来专门研究经学的学者；道统传承中，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以下九位君子，也是我国家的制度。所用的书，是《易》《诗》《书》《春秋》以及礼乐，还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所依据的学说，是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的言论，以及朱子所论定的内容。朱子又和吕成公取周、程、张三人的言论，编作《近思录》，作为进入道学的阶梯。我朝自许文正公以来，把这些确定为国家的正道，至公至正，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凡是学习这些道理的人，都明白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只求达到这些伦理的极致罢了。唉！三代以后直到今天，求学之道既明确又兴盛到这种程度，难道是汉唐所能企望其万一的吗？然而在四通八达的都会和偏僻乡邑之间，物欲功利的习气很容易相互熏染而日益深重；文艺末流、似是而非的邪说充塞其间，造成迷惑扰乱，又更加严重。至于一乡一曲，有的各自创立一种说法，互相以之为祖、以之为高尚；轻浮之人没有笃信的实质，见识浅近之人没有高明的见解。我们的道理如天地日月运行一样，而学者不能靠自己达到它，那么他们所处的环境也有妨害他们的东西了。我听说慈利州远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百姓见不到外界的事情，所以容易形成浮薄的风俗；土地肥沃而且能生养聪敏之人，所以又容易跟从善道。有贤能的守长，知道如何表彰激励并率先实行，形成彬彬然如邹鲁的风气，难道很难达到吗？当年我世祖皇帝攻取宋朝，淮南忠武王总领军队向南进发，丞相也奉命共同参与；从襄、汉、荆、楚直到交、广，安定百姓的恩泽至今仍为人民所依赖。平章凭世家子弟的身份多次镇守外地，仁惠的政绩留在人们心中。监州年纪才三十岁，承受百姓和土地的托付，喜好学习而明白礼义，清廉耿介而宽厚容人。看他修建学校的举动，就可以知道治理国家的方法了。荣侯的品秩已经很高，却专心于民事；我恐怕慈利不足以长久留住这两位侯爷，他们被朝廷扬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你们还应当振兴本州的士人百姓啊！万氏祖、子、孙三代都竭力于庙学，也应当得到文字来作为劝勉。州中僚属的爵位、乡里、姓名，都见于碑阴。

译《新喻州重修宣圣庙儒学记》临江路新喻州因渝水而得名，把“渝”转为“喻”，不知道源自何处。自汉代以来，已经是县。宋代设置临江军后，新喻从宜春划来，隶属于临江军。州治处在四座大山之间，秀美的水流深深汇注，所以草木茂盛滋润，文物俊才多从这里产生。宋朝在汴京时，刘侍读刘敞出生于此乡，他考究古事，学问深厚广博，对于《礼》《春秋》的学说、史书记载和典故旧闻尤其熟悉。他和弟弟、儿子都博学多闻，名重一时，与缙绅、大儒、先生们相互辉映。从此以后，流传下来的雅正风气，代代都有足以征验的人物。这里学校的情况，可以考知的，开始于宋崇宁二年；南渡以后毁坏。绍兴三年，县令赵子琇开始重建，给事中李公大有为它作记。绍熙二年，县令曾光祖修建，工部尚书谢谔公为它作记。嘉定八年，县令董壎又修建，宝谟阁学士章颖公为它作记。及至归附我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县人奉部使者真定赵秉政公的命令，修整学校、更新大成殿，原宋太学博士、庐陵刘辰翁公为它作记。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县升为州，学校却没有改建；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汉杰侯刚到任，拜谒孔子庙，感慨学校历经五十四年之久而日益破败却没有修缮，于是拿出俸金修理职事，把整治庙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工程完成后，举行释菜礼向先圣报告。庙学在城东虎▯山上，俯临澄澈的深潭，气势雄伟坚固。在荆棘丛中找到石泉，泉水甘甜洁净，可以饮用，于是把神厨建在附近，取泉水灌溉；核查被隐瞒亏空的租入，用来补充廪食；储备书籍，以充足诵读之需；铸造铜制祭器和雅乐器具，都分别收藏。帮助工程完成的，有同僚达噜噶齐呼图、同知色珍、摩古津判官李可道；吴子山劝说并协助供给使者，则是州人萧焘、晏南杰、傅行简。七月，派前乡贡进士丁锷，原宋参政、正肃公的后裔丁逖，来请求我作文记述。于是我把前代贤达的记文全都找到并读了，未尝不深深感叹这里人物众多、文章兴盛到如此程度。唉，谢公、章公以著名的经学法度成为乡里先生，他们对后来学者的用心，全都在端正心术上；他们的话不可不深入思考。谢公说：“古代的教育崇尚德行；今天的学者崇尚文章。这就是希望人们崇尚德行。”章公说：“士人如果不知道教育，这正是汉唐不能企望三代的原因。”他们希望士人修建学校，心意已经达到极点了！我难道敢不申述二公的意思，为此说一番话吗？德，就是从上天那里获得的东西；知道这一点，才知道应当尊崇什么。既然是从上天获得的，就会懂得学习。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然而修养自己，就可以治理他人。这就是学习的道理。当谢公撰写这篇学记时，新安朱子从漳州守任退归建阳，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于是建造考亭精舍让他们居住。大概在那个时候，朱子所厘定的四经四书都已经有了定说，周、程、张、邵的遗言也都有了清楚的端绪。于是学者趋向圣贤的境界，正大而没有迷惑。大人先生在方圆数百里内相望，各自有治理自己县邑的方法。这样看来，东南学术传统没有断绝，难道可以诬说吗？自从伪学之祸兴起，过了很久才平定。等到这种学说稍稍流行，学者如果不借它来方便科举进取，就陷入互相沿袭的训诂之学。虽然那些书完好保存，但能够真正得到其精神的人也许很少了。从前世祖皇帝在江上阅兵，得到江汉赵氏，把朱子的书全部带回北方。鲁国许文正公最先得到《小学》之书，尊崇信奉并加以表彰，亲自践行来施教，又推求圣经贤传的遗意，于是儒学的正统在天下大为彰明。从国都的学校直到郡县、乡党、术业之学，没有不尊崇它的。近来通过进士科取士，仍把对四书中疑难问题的答问作为首要事务。这可以看出它是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公道，不可改变。新喻学校的士人应当思念先辈，正如侍读刘公那样博学通达，正肃公萧公那样端正高雅；遍读各位先达学记中的话，深入思考谢公、章公崇尚德行、修建学校的心意。我所陈说的，都是为了在崇尚德行、修建学校这件事上自我安定，难道只是空说吗？李侯是世代将门，家族凭门荫入仕而治理百姓，曾经任职于南海之上，因廉洁敏干、有才略而为廉访司、宣慰司所知。凡州县有缺事，常常请他代理处理，不到十天便能办治。海上有大盗，只有十几条船，近在海岸山谷之间，勾结豪强，经营私盐和伪钞，蔓延得无法收拾，又引小盗充当耳目，出入踪迹无法穷尽。两司为此忧虑，并不认为广州录事是卑微官职，强行委托给李侯。不几天，他率领官军将士声援，站在岸上不动，亲自带着几只蜑艇进入盗巢，擒获其中最奸猾的首谋七八十人，在市场斩首示众，盗患于是平息。等到他任此州州守，宽衣缓带、从容自若，仿佛没有什么事务；但政务没有不通达的，修整学校也是其中一件。州中士人多是世代为官的旧族，其次也是世代守业读进士书的家族，百十年来声名不衰；近世又有以文章清正、操守高洁著称于当时的人，可惜已经去世了。州人至今还能够讲述他们的事迹。所谓有见识、有听闻，容易进入德行之门，大概就是这一类人吧？我对求学者这样说，所以一并提到他们。

译《抚州路重修宣圣庙学记》太守河间袁公说之来治理这个郡，满一年政务便有成效，官府和睦，政令平易而不屈挠，百姓安于无事；他尤其把学校当作自己的职责，专心办理。他谨慎管理学计，把出入钱粮备作祭祀之用，修缮教师和弟子的供养，年年逐渐充足。教授胡式刚到任，便因服丧离去，来不及有所作为。学正李辑、录周复亨代理其事，把庙学房屋破败的情况告诉经历、前进士河南汪英。汪英说：“如今朝廷清明，外部没有繁多政令，我正好可以利用办理文书、签署文契的空暇来修建学校；如果这不是我的事，又是谁的事呢？”于是让工匠查看栋梁椽桷的朽坏、瓦砖的毁缺和塑像彩色的黯淡模糊，并谋划更新。木匠测量木材，陶工揉制陶土，凡是冶金、凿石、设色的工匠，各自拿着技艺等待使用。从大成殿、讲堂、书阁、门、廊、斋舍，都用梗楠、豫章等美木更换；用坚固的粉刷涂饰使其完整；凿石制作栏杆，增修礼殿的屏障；以漆丹加饰楹柱；面南而坐的圣像、配享的仪容，以及衣裳冠履，都庄严地绘绣出区别。共用米若干、钞若干，都是汪君早出晚归，仔细核定工价，没有丝毫隐瞒欺骗，所以工程迅速完成，足以称其壮美。至元六年六月初一日，周复亨和学训导叶友闻把工程完成的情况来告诉我，并请求我作文记述。我听说，《春秋》的体例，通常的事情不记载；但这项工程有不得不记载的理由。解说《易》的人说过：“君子善于治理蛊乱，事情过了中期、将要败坏时，就可以自我更新，把它作为后来事情的开端，不使它发展到大败坏。”事情刚开始而且还新，就应当致以丁宁告诫之意，不使它很快败坏；这也是府君幕府的用意，以及学校诸位君子想要记述的事情。唉，治理教化的美善清明，难道只在于房屋的外观吗？然而房屋简陋而不修整，就无法举行典礼。如今既已完整而美观，在这里休息的人，也应当有所思考吧？圣人神灵如天，广大地在上；在恭敬奔走、陈设祭器祭品的时候，其显著明白之处最为明显；退回自己的幽暗房室，在屋漏之下仍凛然整衣戴冠、瞻视神位时，其隐微处也最为明显。在幽静独处之中仍保持谨慎，一念一虑的差错，就像一块瓦石的毁坏；在奉行事务之际保持严肃，一小步的失误，就像栋梁的弯曲。它们一旦相互沦陷、溃败，将有无法抵御的后果。观察房屋修缮周密的情形，再回头寻求反省自身的诚意，这不也是善于从外物取得教益来求学吗？何况开始时不知道建筑房屋的根基，因而无处施展功夫；最终又不知道洒扫的事务，终于使宅舍荒废。出入俯仰之间，对这里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有的人把高明理解成高虚空疏，却不知道务实、探究根源；把简易理解成简便省事，却不去从事对文理的细密考察。对于这种人，我实在不敢知道他将会怎样。诸位君子或许还能从这些话中有所取法吧？因此写下它作为记文。《宁国路旌德县重建宣圣庙学记》。宁国的旌德县，本是汉代泾县的土地。唐代从泾县分出设置太平县，宝应年间又割太平县的乡里设置旌德县。历经唐、五代、宋直到今天，终于成为著名县邑。县里的先圣庙，是宋宝庆元年修建的。国朝至元十三年丙子，县中的官署、民居全被战乱焚毁，唯独庙宇保存下来。二十七年庚寅，县城又全部毁于盗乱，庙宇仍然保存。元统甲戌年，庐陵刘粹▯来任县令，回头看着庙宇叹息说：“百年之间，屡次经历兵火，而礼殿没有毁坏，大概不是偶然。年代久远，万物都有倾圮毁坏的时候，我怎能不有所兴修，使它焕然一新，以承接上天扶助斯文的心意呢？”于是率领县中士人胡绍武、程廷鸾、朱克承、汪推勤、汪德镇筹划经营。修建礼殿、殿门，门上有重屋；修建东西两庑和四座斋舍，用来安置学生。讲堂则是前任县令修缮的。工程始于仍改至元乙亥年八月，第二年八月告成。县教谕袁祥写信到临川，请我作文记述。刘粹▯曾来信告诉我说：“我们县地处偏僻，事务简少，山水可供游赏。百姓苦于缴纳租税时道路险远，如今能够按计价折纳，困穷贫瘠的余民稍稍得到休息了。土地偏僻，就不会受到外界的诱惑；事务简少，就不会受到上级的扰乱；山水优美，就能使万物生长丰盛；困穷贫瘠得到缓解，生养就会逐渐发展。在这个时候，刘粹▯和县中士人备办弦歌，陈设俎豆，在孔子新建的庭院中行揖让升降之礼，旌德的百姓大概就可以达到教化的境界了吧？这件事确实不能没有记文。”唉，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具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拥有天下国家的人，理顺这些伦理就能治理，败坏这些伦理就会混乱。作为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尽到自己的本分，才可以算是人；不能尽到本分，反而损害败坏它，就失去了做人之道。然而求学者知道这些，不学习的人不知道。因此，治理百姓的人负有教导他们的责任。教导而仍有人不服从，所以治理百姓的人又负有管理他们的责任。那么应当怎样做呢？阐明正道给他们看，端正义理来率先示范，帮助正确的而斥责错误的，扶助他们能够达到的，激励他们尚未达到的，这样人的趋向就端正了。于是崇尚忠信来战胜轻薄，兴起教化和谦让来镇服顽劣鄙陋，推广和顺来消除争斗；又表彰俊秀之士而选拔他们，使学业端正而不让它混杂，使行为端正而不让它虚伪；让他们诵读圣贤的话，讲述古代的事情，在其中以风教感动、使人奋发，那么不遵循教化的人就少了。这些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如今在郡县做官的人，大多三年就由继任者替代；各人都按照自己的才识能力来尽职，所采取的措施不一定相同。何况形势所迫、利害所惧，又有许多事情来夺取人的心力。因此，顺应时势、制定制度，在可以做的地方尽心去做，不让成败和利钝牵累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唉，这也只在于那个人自己罢了。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其中也必定有忠信之士。”旌德的士人卓然自立、不沉溺于凡俗浅近之中，也将会受到我的话的感发吧。刘粹▯，名性天，丁卯年进士，南方士人中的第一名。具官虞集为此作记。

译《抚州路乐安县重修儒学记》元统元年冬，前进士▯哩布哈，字元溥，来任乐安县达噜噶齐。他崇尚清简的政务，百姓受到教化而信服；处理政事时神色不变，祸患消除，利益兴起。上级府署信任并听从他，没有什么能够阻挠；下情安定顺畅，很少有所违逆。不到一个月，便使县中达到了无事的境地。于是他取本县废弛破败之处加以修补。凡是官府、学校、救济病涉者的桥梁渡口、医师的居所等，凡应当兴办而力量能够做到的，便依次兴办；都谨慎整饬规制，采用优良工匠和美材，作为长久的打算，以留待后人。先圣庙学最为重要，因此尤其用心。乐安始于故宋绍兴十九年设置县治，学校也随即兴建，在县治北面的仁义坊内。归附国朝初年，得到民间房舍，迁置在旧址上。年久之后倾圮毁坏，只能不断牵补维持而已。元溥在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兴工，重建并使之焕然一新。大修礼殿，修建殿门和两旁的廊庑，使庙制完备；修建七间讲堂，用来让老师和学生执经问难、修习礼容、学习音乐。有司长吏率领属员，也在这里办理事务。修建学官住所、诸生斋舍，用来收藏典籍和休息，大小都与用途相称，没有一处苟且从事。都宫南面有一池水，他从民间重价购得此地。他疏浚整治池塘，使它宽阔舒展，面向的形势也更加明朗开敞。引水的道路从池上通出，水势洋洋，令人产生游览吟咏的兴致。工程到第二年十二月完工。他的同僚有尹张彦辅、主簿定安、县尉孔思京、典史蹇居仁。又过了一年，代替元溥的人是托克特穆尔。现任主簿是彭诺木罕，典史是熊应辰，学官是熊无忌，熊无忌离任后由罗君友代替他。当地士民相继拿出私财，达到二万缗来帮助工程完成；出资相助的有刘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人，总管这项工程的是陈克恭。庙中有一块丽牲石，正可以把修治的年月刻在上面。因为我从国史馆归来养老，寄居在邻县，他请我执笔为此作记。我听说，过去有人认为崇仁、永丰之间相距数百里，山谷遥远险阻，官府相隔很远，百姓没有可以安定休养的地方，于是划分两县的土地设置一县，在詹墟治理，这就是乐安。二百年来，不仅当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而且杰出秀异的人才代代不乏。从考中进士到做到执政、贵官，乃至兄弟父子相继考中进士的，都可以考察见到。延祐年间，仁宗皇帝开始以科举选取士人，空旷的数郡有时不能推荐一人，而乐安却独先有登上高科的人。此后向朝廷荐举姓名的人不断，大概是因为世代修习这项事业。以此成名立家的，各家父老长辈率领兄弟子孙修习不废，从井邑田野之间都能听到弦歌诵读之声。因此，方圆千里的儒生都来这里观览，有的人甚至自认为赶不上他们。况且这里山高水清，土地坚实，地气旺盛，所以风俗习尚充足有力，能够自我振作，足以有所作为，不像柔弱怯懦者那样不能振兴奋起。那么元溥重修这所学校，他对士民的期望难道是随便的吗？近来学习进士业的人，他们专门研治的，不就是《易》《诗》《书》《春秋》《礼》这些经书吗？他们所询问辨析的，不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些书吗？有司能够推举他们的，不就是所谓孝悌闻名于乡里、信义得到朋友信任的人吗？进士不过是朝廷取用人才的一条途径罢了，有志之士本来就不会因为科举的废置得失而停止或继续自己的事业。儒者所做的事情，难道只是考进士吗？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应当明白这些经书，修养这些德行，这是求道最近的途径。这样反过来从自身求取并自我治理，就在这里求取，不必再向别处寻求。取用圣经贤传中的言论，舍弃炫耀卖弄、追逐竞争的文章，而寻求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实际；他们在乡党邻里间的表现，不把侥幸逃避官吏议论当作得意，也不把曲意迎合乡愿当作自喜，而是寻求天性人伦的最高境界。他们来到这所学校游学，在这些经书和这些德行上用力，早晚增益、时时学习，把父兄的教诲和子弟的承继全心全意地做到极致；如果像钻研进士业那样勤苦，又凭借他们刚强、果断、强健、伟岸的资质，勇于行善，那么人才的成就，难道会使邹鲁感到惭愧吗？难道只在于二三百年间的进士吗？元溥治理此地，可见的事迹很多。我看他考虑到县民离郡城遥远，缴纳田租时劳苦、费用高而且道路艰险，曾经因此受到延误缴纳的责罚，便竭力向上请示，得到按计价纳粮的办法；即使已经离任，仍然恳切地谈起此事，一定要使百姓长久地有所凭依。他用来优厚百姓生活、生养，使他们能够修治礼义的心意，全都是真实的。子防诵读孔子的话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唤。”一定要像这样，才差不多合乎元溥的心意吧？具官虞集记。

译袁州路分宜县学明伦堂记 国朝仍改至元二年，岁在丙子六月，前进士、豫章人徐邦宪任分宜县丞。他约束自己来奉行职务，振奋志意来成就事业。时间久了，上级有人听取他的意见，下级的人也都听从他的行动。县丞也更加相信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于是选取本县关系到观瞻的事项，与同僚朋友商议，重新兴建。县令姓某，主动承担其他事务，而夫子庙学的事情全都交给县丞办理。考察县学原本是清源书院和安仁驿的旧址；故宋咸淳庚午年，县令章采把驿站迁到别处，将书院的土地改作县学。学校中有庙，庙后是斋食堂，所谓讲堂则在东廊庑的东面，按照阴阳家的说法，面向乙位，内部相连。国朝县令、胶东人刘德认为郡县讲堂必须在庙后，于是拆除斋食堂来修建明伦堂，而东面的讲堂也没有废弃。然而那些建筑只是临时取用，地势低下，材料低劣，不足以长久。学校濒临水边，水涨时讲堂毁坏，久而久之无法支撑，于是拆除它，把那块地作为菜圃。县丞刚到任时，周遍察看，感慨叹息说：“这是我的责任，还能同谁商议呢？”于是把修整学校的意图告诉县中人士，善良人家和大户人家没有不欢欣拥护的。而旌儒乡的士人陈辰翁独自说：“县丞到任一年多，从没有向百姓索取什么，却要做这项义举，何必等待众人？请让我竭力专门承担此事。”县丞认为他说得好，便听从了他的请求。陈氏拿出私财，让他的孙子德星亲自主持工程，县学教谕、吉水人李辰良负责监督。县丞利用办理公务的空闲，早晚督促检查，既不苟且，也不拖延。在岸边垒石来挡水，取坚硬的土掺杂碎石筑成堂基，高三尺，比旧基拓宽共十尺。县中出产紫杉这种良材，修长挺直、合乎尺度的就采用，弯曲柔弱的则斥退不用。于是修建大堂，宽七丈六尺，深为宽的一半，栋梁高二十七尺；工程坚固细密，宏伟宽敞而壮观。大堂共有三十六根柱子，三年十月开工，第二年正月完工。计算木材、人工和饮食的费用，共用钞一万一千多缗。县丞于是让他的弟弟邦杰和县中诸生赵艮来请我作文，作为记文。分宜原本是从分宜春划出设置的县，是袁州的大县。过去袁州太守、祖侯无择初建学校时，盱江人李泰伯为之作记，勉励百姓忠孝，足以感发人心，儒者大多诵读它。后来过了一百二十五年，张侯杓重新修建学校，他的兄长宣公为之作记，向学者说明唐虞三代兴建学校、造就人才的根本意旨；朱子又为学校作记，周子、程子的祠堂则再次追溯道统传承，向人显示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大法。这两位先生的言论，并不只是为袁州学校而说的。天下后世的学者没有不诵读这些文字的，也就知道应当怎样求学了。何况分宜县离郡城不到一百里，戴章甫、穿逢掖的士人来这里游览观学，听到这些说法，距离难道只像有人在耳边提撕、当面教诲那样近吗？他们回去后在自身实行，在朋友间讲习，把它施行于子弟，再推广到乡里，难道不是极其丰富的收获吗？这些话，岂不是很值得说吗？像我虞集这样不敏，哪里敢在其中赞美一句呢？虽然如此，县丞想办法教育当地人，县中人士想办法增进学校学业，都是古道，怎么敢不申述两位先生的余绪，用来告诫他们呢？国家规定建立夫子庙，塑造圣人的容貌，使圣人面南居中，陪祀配享之位庄严有序，牲畜、器皿每年按常例祭祀；郡县有司奉诏行事，这些都在庙中。至于师生诵诗读书、询问学业、辨明德行，则在这座堂中。这才叫作学校吗？所以天下所有学校，都把它们的堂命名为明伦堂，难道只是三代共同如此吗？大概这是千万世都不可改变的事情。上天的命令啊，多么深厚而无穷尽；五行殊异而二气相实，彼此往来摩荡，人得到它成为人，万物得到它成为万物，生生不息怎么可以停止呢？只有人得到仁、义、礼、智而成为人的本性。人所奉行的道，就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孝悌根本在仁，君臣、夫妇、朋友的关系合于义。正因为有这种礼，所以能够实行这五种关系，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正因为有这种智，所以能够认识这五种关系，从而穷究其中的道理。只有圣人能够达到它的极致，所以称为圣人，即人伦的最高境界。贤者遵循这条道路，来求得达到它的最高境界。把它推广开来教育普通百姓，使人人都能有所仰望，达到这一境界。普通百姓距离圣人很远，但都可以成为圣人，大概是因为人人所得于自身的本性没有不平等的，所以他们在人伦关系上的行为，都可以达到最高境界。因此，气质和欲望交错混杂，有时甚至接近禽兽；但天理的流动充满其中，从未稍有间断或欠缺。世道沉沦衰败，三纲紊乱、九法败坏的情况，确实存在过；但穷尽天地、贯通古今的五种人伦，何曾有一刻可以废弃呢？所以宣公的记文，揭示五典四德，使人知道天理本来固有，并实行五典所应当实行的道理。他说孔孟的书中完备地列有求学的次第，只有穷究其知，然后才能有所明白；只有竭力实行，然后才能达到最高境界，这是向人指示求学的方法。这就是求学的方法。朱子的记文说：“世俗儒者的学问，对内局限于章句文辞的习惯，对外又混杂了老子、释氏的言论；以私人的聪明妄加穿凿，浅陋而背离，不能有所遵循，所以造成了道路分歧的差错。他说‘间或从儒家先贤的学说中有所听闻’，是说有的人舍近求远，身处低处却窥视高处，不知道就着眼前事物穷究道理，来求得切合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实际的学问，这是为了端正求学进修的次序。”学者如果按照朱子的话来学习，那么宣公所说的“孝悌的行为，开始于家庭内，在乡党中表现出来；忠爱之实，表现在侍奉君主，并推广它来使百姓受惠”，我将会在分宜县看见这样的人，这就没有辜负县大夫修建学校的心意了。因此写下这些话来告诫后来的人。《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六 元，虞集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