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录卷八

译《新昌州重修儒学宣圣庙记》新昌州有一位在京师居住的士人，名叫前百丈县尹张质夫。他拿着本州诸生的书信来告诉我说：“我们州是瑞州所属的县。学校从宋代庆历年间开始修建，县令按时修葺；因事情而见于记载的，叫寗麟、陈才、曾渊子，有石刻记载这件事，原来是前谏官谢公谔所写的文章。江南归附之初，邻近境内盗寇兴起，学校于是湮没废弃。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才命县尉苏泽重新修建学校，建造大成殿。殿有两庑，殿中塑孔夫子像奉祀，配享和从祀的神位都按通常制度设置。殿门建成重檐屋，讲诵的堂叫仰高堂，在另一个房间祭祀乡贤，从汉代梅、南昌、福以下共二十多人【缺文】。后来县升格为州，庙学仍旧。泰定乙丑年，前任太守夏侯质孙根据诏书增设从祀的九位儒者，塑像并砌筑庙前水池，架设梁道通到外门。至顺辛未年，现任太守赵侯居仁开始来拜谒庙学，环顾屋宇低矮简陋、低湿狭窄，叹息说：‘我们州也是子男之邦，四时按时向孔夫子举行祭祀，尊俎笾豆排列有序，钟磬琴瑟陈列在旁，而行走升降、作揖行礼、跪下起身，几乎连脚步都容不下在门庭之间相接，那又凭什么来奉行和发扬文治、使我们州人受到教化呢？’ 他查看学校的廪米，每年有粟一千石，说：‘这些本来就可以用来办成事情。’于是节省多余费用，查究长期存在的弊病，以谋求容易实行的翻修；又征用附近民间土地来扩大学宫。此后使建筑的横向、纵向、端正、直齐都合乎规矩，共长八十丈；房屋的高度和宽度在旧制基础上各增加五尺；两边廊庑各增加十一间，又加高扩大列戟门的台阶，唐砖砌筑，墙垣严密坚固，高度和坚固程度都与大殿相称，规制也同瑞州学校相当。征取材料和徭役都有办法，百姓和儒家子弟都没有受到劳费，历时三年，于五月告成。他认为太守的功劳不可忘记，而岁月也不能没有记录。你的先父参政雍公曾在瑞州分掌教育，新昌士人本来就曾承受他的教诲。你不远数千里，希望你写一篇记文。张质夫又说：‘从前我们州的士人文质彬彬，凭文学进身任用，达到卿大夫地位的，代代都有人。圣元朝以进士科从天下选取人才，已经有六科了，而我们州的庙学才开始大为兴盛，重新接续起来。从今以后，我乡父兄兄弟来到这里，瞻仰孔夫子的德容而有所感发，依靠孔夫子的广大居所安顿自己的休息游息，德义之士大概会从这里兴起吧？’我于是为他说道：‘古代求学的人，对于自己的先师有释奠、释菜之礼，并不是修建庙宇的意思，而是前代的制度。’ 孔夫子面向南坐，让他的弟子配享，在学校宫殿中接受祭祀。我们国家沿袭并推广这种制度，日益盛大。贤能的太守县令如果有意于民政，一定先在庙学上用力，这就叫懂得根本。庙宇本来与求学没有直接关系，然而道统的传承正在这里。到这里学习的人，在这里诵读孔子的诗、阅读孔子的书，学习礼、通晓乐，这确实是求道；因此不敢不低头勤勉，竭尽自己的力量。不是道的内容，就不敢混杂其中，任意用心。圣贤离开人世已经千年，人们还要从仿佛其形貌的塑像中寻求端正自己的方向，找到所依托的引导，这不是非常重要吗？况且过去先儒谈论学校时，常常忧虑求取功名的文章妨害道，必定想要废除并改变它，使人能够反过来求取成就自己的真实学问。他们忧虑世道的心意，深远啊。圣元统一天下将近五十年，进士科的议论才开始实行。当时本来就把先儒的忧虑当作忧虑，于是制定制度说：‘在居住的乡里询问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情况，以观察他实行这些德行的力量；考察他所治经书中的学问，以看出他的道是否纯正；从适合实用的文章中求取才华，从论说政事的要点中考察他的举措。’选求人才的方法，也已经精细而周详了。如果果真能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们，天下难道还会有缺乏人才的叹息吗？” 然而有人尽力完成自己的事情，却不能得到主管官员的赏识；有人外表盛大、塞耳自满，却不能完全符合那套说法。成败得失的缘故，并不只是个人所遭遇的情况如此；文运和世道，大概也可以从这里得到验证。所以我担心求学者没有办法使自己达到道，张质夫对乡里士人的期望，或许正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吧？新昌是文物昌盛的地方，父兄和老师，想必会用内圣外王的学说来教导他们。我本来不敢用一句话概括此事。赵侯字仲义，是亳社人，从江西幕府起家，接连治理县政而有声誉，如今以奉训大夫知新州事，政绩多有可称道之处。负责督工的有学正萧荧、训导刘天桂、直学张志道、胡谦。

译《光泽县云岩书院记》古代治理百姓的人，除了治理和教化他们，没有别的事务。后世有文书、期限、征调供亿、奔走逢迎的烦劳，又有私人的生计压力，能够尽心于民政的，或许很少了。那些舞弄文法、聚敛财货的人，更不在此列。那些较为善良的官员，难道没有德性、智慧、方法和才干吗？但对于先王法令的本意，他们还不知道究竟如何。因此当时做官的人，能够审理狱讼、按时征收赋役、谨慎守卫，不大得罪百姓，就已经很难了，哪里还会有治理的工具，更何况教化呢？至于以儒者身份入仕的人，本应对此有所认识。有的人实际上没有听闻道，学问实际上也没有所得，只是借着儒者的名声求进；一旦到任办事，不但昏庸粗疏、鲁莽草率而受到荒谬的讥讽，反而还横眉张目、放纵任性，甚至窃取时俗学说的一点残余，以苟且求取微末利益而不知羞耻，这又是什么心思呢？唉！我们的百姓遭受如此重大不幸。我的朋友况侯肩吾却不是这样。他从年轻时读书，就已经有了用世的志向。等到部使者、连帅、方伯选取他做属官，他执法严明而又能宽恕，很早就在当时有了声誉。后来稍稍升任盐防管库，竟能从容地替大府谋划通融的办法，使自己的建议全部得到采用，所带来的好处确实不小。泰定末年，他任光泽大夫，开始得到当地百姓并任用他们，按照当时法令所允许的范围周全办理，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得十分卓越。他到任的那天，富强的百姓一向是长官信任、依从又畏惧的人，他一概不许他们入内拜见；唯独对诸生讲学，则循循善诱地同他们交谈。于是人们开始延请老师来教育子弟。况侯说：“这样看来，确实是善人。”于是逐渐凭此得到提升。看见诉讼的人站在庭下，他一见便能辨明真伪；即使理亏的一方，本来也可以立即判决。况侯说：“我不是不能立即判决，只是立即判决就会伤害乡里亲戚之间的感情。”他总是教导并命令他们退下去思考，因此许多案件最终没有继续诉讼。曾有兄弟争夺田地，况侯说：“我看你们的相貌，并不是不恭敬友爱的人。”便把《伐木》诗授给他们，亲自替他们讽诵讲解，使他们每天在学校诵读。不到一个月，兄弟二人都感动流泪，请求和解，知道争田是极深的耻辱。县学破败，况侯带领儒生和家族子弟重新修整，说：“好好做这件事，我不会用其他劳役扰乱你们。”有富人请求拿出财物相助，况侯不答应，说：“有官府的供给来等待你们修学，不是你们的事情。”不久学校就修成了。全县境内，百姓聚集为社的地方，都请求依照县学的规制建立学校、设置老师，设立供师生教养居住的舍屋；有的稍微仿照县学的形式，又在旁边建立义仓。况侯放宽制度来办理，使百姓享受建成的成果并守护它。况侯于是感慨地说：“教训子弟却不以父兄为根本，大概不足以使他们容易明白并迅速取得成效。”当时县城南面三里处有云岩书院的旧址，那里是宋代国子录、辰州通守李先生方子讲学的地方。李先生家族祖、父、子三代都在朱子门下受学，是本县的乡先生。书院废弃以后，李氏留下的田产也被别人侵占吞没。况侯每天退食后，就到那里整理泉水山石，砍伐荆棘，徘徊吟咏感叹，仿佛将要见到李先生本人一样。他得到李先生遗留下来的几篇文章，便在民间向少数求学者诵读讲说。于是过去愿意修建学校却不能实现的人来到庭前，说：“自从况侯来到这里，我们没有遭受无谓的劳役而有了余力，请允许我们重新建造书堂，以完成况侯的志愿。况侯会答应吗？”况侯说：“现在可以了。”听任他们建造，于是修建房屋，塑像表现孔夫子闲居的样子；又修建祠堂，塑像祭祀李先生；建造一座讲堂，四座斋舍来容纳老师和弟子；门墙、厨房、浴厕等，也依次准备施工。工程始于天历二年二月，到八月完工。治理被侵占吞没的田地，重新取得它们，收取田租作为供养；况侯率领属官和诸生在舍菜礼中举行落成仪式。郡守西公把这件事上报给部使者，使者认为做得好。闽帅又把这件事上奏朝廷，请求将书院列入学官系统。至顺三年，况侯来到京师，请我书写这件事，将要刻在石上来示给后人。我于是说道：“从前周子、程子出世于圣贤远去、言论湮没之时；千年以后，程子门人杨中立回到福建，叔子感叹说：‘我们的道统传到南方了。’宋朝南渡以后，杨中立把他的学问传给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到朱子时更加显明。当时福建的学者可以同邹鲁相比。我从况侯那里得到李先生为朱子年谱所作的序，知道他对于朱氏之学坚定守持而不改变；所谓细致分析、推究知识并努力实行，大概是他终身奉行的。等到他为县学作记时，恳切地希望本乡士人停止奔走追逐、漂泊流浪的志向，去从事爱护亲人、尊敬兄长的实际行动；一定要使宗族称赞其孝，乡党称赞其友爱，经典通明、品行修养，然后才称得上成材。唉！李先生对于乡人，爱得多么深，考虑得多么远啊！乡人如果真能从无穷之中寻求李先生的言论，并由此学习，就可以趋近圣贤的境界而没有大的过错。唉！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役使。想在千百人中求得一两个这样的人都寥寥不可得，我的况侯竟能坚定相信并推行它，我怎么能不为此高兴呢？” 这个县，由于况侯而知道先王之道，由于李先生而知道求学之道，那么况侯留给这里的仁爱难道会有尽头吗？四方治理百姓的官吏听到况侯的风范，一定会有所作为而振作起来，何况后来到光泽任职的人呢？况侯名逵，庐江人，后来居住在高安，如今任某官。他治理政事，例如平反冤狱之类，有离任后百姓思念他的碑记。这里因此记下他的教化事业。

译《董泽书院记》帝王治理天下，不过是治理和教化罢了。自从圣贤未必居有官位而治理与教化的事务因此分开以后，题表程子墓的人说：“周公死后，天下没有善治；孟轲死后，百世没有真儒。治理如果不出自真儒，即使有治理也不会完善。”从前伯子的老师和朋友，是周子、邵子、张子以及他的弟弟叔子。程子的学问出自周氏、邵氏，虽然好像另有传承，等到伯子谈论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称其为安定而成熟，那么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同。前代圣人已经远去，这几位君子出现以后，圣贤之学、帝王之道才在天下大为显明。有人懂得这些学说，并能在行事中体现出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一治一乱的关键所在。周子、邵子和伯子，学问广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实，浑然融合、旁通博大，没有人能够窥测其全貌。到了叔子的时候，邪说更加得势，需要扶正排斥、争辩抗拒的事情兴起了。门人弟子只是相互传述他的学说，众人本来就被利害所惊惧，已经抛弃断绝而不再遵从。当时有像原宋丞相忠简赵公鼎这样的人，从闻喜的诸生中奋然自立，独自向邵氏的儿子学习邵氏之学，向程氏的门人学习程氏之学，得到他们的学说后尊敬并相信，至死都奉行不变。等到他在危难之际辅佐君主，差不多可以实行自己的道了，却最终因贬谪而死，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赵公的子孙因此多留居江南，而他的族人在董泽的却平安无恙。我们国家统一天下以后，才得以互通音问。如今国子博士筼翁公，是赵公的六世孙；他获准向朝廷请求，在闻喜县学祭祀赵公。董泽的族人听说后，奔走来到京师，拜见筼翁，说明请求并随他回去，准备在本乡建造书院，以教化乡人，或许可以继承赵公的遗志。这时距离赵公的时代已经将近二百年了。筼翁来请我为此作记，我接受他的请求后写道：“唉！赵公做了五年宰相，人心和天理中保存的东西已经很深远了，但损害它们的力量日益增强，最终不能完全施行自己的志向，难道要说上天使斯文丧失了吗？然而周、邵、张、程的学说到了朱元晦那里，条理得到阐发，意义得到说明，并被推演到极致，这就说明上天还没有使斯文丧失吧。”博士将要用这些来教导乡人。赵公的德行功业，国史已经议论并定论，百世之后人们仍可看到。至于赵公用来求学的道理，朱氏所记述的都有。过去周子谈论学问，一定把伊尹、颜渊合在一起论说；后来的贤者教诲求学者，也说：“立志在于明白道。” 希文自己在董泽期待并防守的，大概就是要以这些作为追求吧。

译《蓝山书院记》蓝山书院，是弋阳张君卿弼所建。卿弼字希契，原来在宋代从太学考中咸淳戊辰进士，授任福州司户，征召充任教授；因举荐人数额满而改官，仕途做到兴化倅。宋朝灭亡后，他回到弋阳，隐居不出。跟随他受业的门生弟子很多。郡县刚刚归附，学校大多废弃。佥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强行起用他，让他到县学任老师，县中的人士一齐来跟从他，于是重新修建县学。江东宣慰使王公某又迎接他到郡学任老师，教导一郡六县的人，又修建郡学。于是有人连续向朝廷推荐他，但这并不是他的志向，他立即整理衣襟回去了。至元十七年，他的门人杨应桂申益章带着学者来求学，人数多得无法容纳，于是规划建造学舍安置他们。在县城水南得到一块地，是士人徐氏的旧宅，东西南北广阔将近八里，中间建造宫殿；有庙堂祭祀孔夫子，两侧廊庑如鸟翼展开；有明伦堂讲学；有祠堂奉祀本乡先生；左右斋舍分别叫稽古、学易、约史、兴诗、立礼、成乐；祭器有收藏之处，厨房、浴厕各有所在；前面建大门，大体依照郡县学的制度。第二年九月，工程告成，命名为蓝山书院。后来邻县升格为州，直属行省，划出水南的土地来增益书院，唯独书院境地仍属弋阳。张君最初担任山长，杨应桂继任。书院列入学官之后，行省派官员来任职。至顺三年春天，繁昌县尹张纯仁来对我说：“从前我的祖父最初创建这里时，买田供给老师和弟子的粮食，又把乡人拿田来资助的土地合在一起，总计若干亩。我和弟弟显忠又拿出私田若干亩，增加原有不足；这些田都是向民田官购买的，仍然征收通常的赋税，并未免除。过去祖父去世，学者在讲堂东边祭祀他，由显忠奉祀。书院设置已经五十多年，我等按时修补，不敢废弃先人的志愿。来这里任职的官员，大多三年就调离，创办书院的原意将要逐渐湮没。我深深思考祖父创建这所学校，是希望本县人士有所成就。如今我刚刚考中至治辛酉进士，我祖父的门人方回的孙子也考中泰定丁卯进士，而我的儿子熙载也在乡试中考取，这都是先人遗教和余泽所产生的，我又怎么敢忘记呢？冒昧请求您写几句话，带回去刻在石上，以求不朽。” 我说：“从前你的祖父在这座堂中时，是怎样教导人的呢？”纯仁说：“我曾从祖父的知交那里听到过。”他教诲求学者说：“圣贤之学，载于六经，像日月一样明白。汉魏以来，各位儒者有的把谶纬看作深奥之学，有的把老庄看作高明之学，使异端百家之说同六经混杂在天地之间，历经一千多年。自从濂洛诸公出现，辞说并辟斥它们，天地之间顿时开阔明朗。偏远乡里的后进士人，有的没有良师益友，尚未形成端正的见识，若又突然遇到旧说，看见它们浩瀚放纵，难道不会被迷惑诱导而沉溺其中吗？于是广泛取用传记等一百多家著作，选择其中合于修养自己的学问而不堕入清虚空谈、合于治理人的方法而不夹杂术数的内容，辑录成书，命名为《六经精义》，共有几百卷。只可惜还没有完成书稿就去世了。”我说：“他说得好啊！”我又听说，宋朝末年，有志于修养自身学问的人，苦于郡县学校把科举进士当作学业，但当时君王的制度又不能废除，于是另外建立精舍讲学，敦厚道义而断绝功利，以私下传授的方式教导众人，大概是取用睢阳、白鹿书院的旧制度来命名的。国家刚刚取得江南，还不到几年，蓝山就首先有了书院。在兵锋战乱之后挽救余生，以弦歌讲学来端正人心，这是多么盛大的事情啊！张君的用心多么深厚！我国表彰圣贤经典来振兴文化，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确定以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以及他们师友的学说作为国家的正统；不合这些言论的，就废弃贬黜。对于道统的传承，可以说严明了。然而老师和宿儒日益消尽，愚昧的人没有受到启发，狂妄的人便凭借没有根基、没有学问的言论，偷偷依附于古代哲人的余绪来欺骗众人、蒙蔽世俗，这不是自欺自弃到了极点吗？难道不可悲吗？到这里来求学的人，为什么不深入探求圣贤留在书中的意旨，以明白乾坤父母赋予自己的重大责任；涵养本原的正当之性，审察细微念头的萌发，扩充善端，攻克去除邪欲，每天勤勉不懈地勉励自己弥补不足；又向有道之人求取正当见解，使自己不至陷入差错，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停止，这大概就是求学者的事情吧？请让我把这些告诉诸位同道，使大家不辜负建造书院者的用心，不也是可以的吗？这就是记。

译《舒城县学明伦堂记》学校，是讲学的地方。古代还没有庙宇，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礼，并不是建庙祭祀。后世才开始建庙祭祀孔夫子，并推广到天下，三四百年之间，礼制逐渐兴盛。我国郡县无论大小，都可以建立学校，尤其把庙看得重要。因此主管官员修整祭祀典礼，不敢缺少；至于没有老师来教，或者老师不是合适的人，有时却无暇顾及。这是士大夫因循苟且的共同弊病，归根究底是他们的见识和思虑起初就没有达到这一点，无怪乎会这样。舒城是古老的县邑。自宋朝末年，多次发生军事战事，所以学校的兴盛稍稍比不上东南地区。然而这里山川高峻深厚，风俗气质完整严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有中州人质朴诚愿的优点；奇岩幽谷中又往往有古代贤人名人的遗迹，足以感化本地人，而本地人也乐于谈论道义，所以这里的风俗是容易教化的。延祐乙卯年，前任县令杜思敬首先重建庙宇，但讲堂低矮简陋而没有修治，时间一久越发破坏。部使者宋公翼曾督促县令改建，县令以旧有缘故推辞；等到锡里布哈考中蒙古进士，任本县长官后，唯独拿出自己的俸禄，于天历己巳年测量材料、准备工匠，拆除旧堂而重新建造。总共建堂五间，规模宏大宽敞，才开始同庙宇相称。不到一年工程便告完成，那是某月。负责督办工程的有典史周允，以及年高有学问的宋杨椿、傅熙、宋文富；到场管理工程的有范应月、胡立本，也都是儒者。至顺元年秋天，锡里君因职务到京师，登门来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如今郡县官吏忙于文书和期限，尚且没有时间治理，更何况教化呢？锡里君治理这个县，知道重视学校；对于学校，又知道重视讲习，难道不是懂得根本吗？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根本出于天理本来如此，并不需要勉强命名。人所奉行的道，难道有超出这五种关系之外的吗？然而把它们讲明白，伦理就有次序；不讲明白，伦理就会败坏，这就是教化兴起的原因。人的气质虽然有万般差异，但大体不过是有知有愚、有贤有不肖的分别。这些伦理，愚昧的人有不明白之处，不肖的人又违背并疏远它们，所以无疑要依靠启发、矫正和引导。至于贤能而有智慧的人，就是所谓资质美好的人；对于伦理所在，也知道求取尽自己的心力。然而如果没有听闻圣贤的传授，没有经过老师朋友的辨析，就不足以知道天理的节文和精义应当如何，于是只凭直情任性地行动，必定会堕入私意所造成的行为之中。那些近似而难辨的地方、细微的差别，流弊反而会使人丧失本来正直的良心，给世俗留下无穷的祸害。这件事同教化相关，是最切要的。所以古代学校的教育，完全都以阐明人伦为事务。难道不是忧虑深远、思考长久吗？唉！从洒扫、应答和进退中敬慎地办理事务，穷究事理、尽量发挥天性的学问就在其中；勤劳服事父母、尽心供养他们，存养精神、认识变化的妙理也已经存在其中。不超出房屋、门户、庭院这些近处的范围，天地万物的深奥道理已经具备；不超出耳目口鼻这些器官的作用，阴阳鬼神的精微道理已经贯通。人之所以成为人，意义也太重大了。所以说：‘圣人，不过是人伦达到极致罢了。’如果没有办法阐明它，谁能够懂得呢？唉，这种学说也实在精微啊！登上这座堂的人，看到它的名称而思考它的实际，因我的话而探求锡里君的志向，或许可以有所感发吧！从前本县的君子有李公麟，伯时曾经在龙眠山读书，因而以此自号，所以县治东面飞霞亭以北有龙眠书院。建国初年，东禅寺的僧人把它合并，书院于是废弃。锡里君在清心池亭上面得到一块空地，这大概是伯时和苏子瞻、黄鲁直等贤人共同游息的地方。于是开辟土地建造房屋，恢复书院旧制，扩大学习的场所。锡里君对待百姓，真有古人的道啊！” 后来的人希望能够长久地继承下去。

译《滕州学田记》国家的制度是，从京师到路府州县都设有学校，学校一定有庙，庙用来奉祀先圣先师。学校设置老师和弟子员，有廪饩供给，也有修补费用，所以学校有田地；田地大多沿用旧有的，若有不足，主管官员可以把闲田给学校，使学校招募人来耕种，每年收取田租。然而田地是荒芜还是得到治理，租税有没有收入，祭祀和廪饩是充足还是缺乏，都取决于长官是否贤能、是否用心；教化能否有力量，则取决于老师。老师是合适的人，长官就尊敬他，百姓也就服从他，因此教化得以实行，风俗得以兴盛；否则就不是这样。这就是大概的情况。滕州学校右边是庙，庙有大殿，大殿有廊庑，廊庑有门；左边是学校，学校有讲堂，东西两边有斋舍，有厨房，有仓库。学校建成于至元己丑年，是滕县县尹陈谌、州学正陈渥所建。第二年，陈谌把如市乡的官地五顷多作为学田，这是依从陈渥的请求。大德甲辰年，滕县长吏阿卜萨等又把如市乡的官田五顷给学校，是根据学正张中立的请求。至治壬戌年，般阳人李德昭任学正，滕州太守李元十分重视他，思考用什么办法来帮助李德昭治理学校，于是从田地收取租金供给他。除教养师生、供奉祠祀之外，门窗、帷幕、席具的装饰，修补屋顶、涂饰丹雘的工程，圣贤塑像衣裳的制作，以及庙宇墙垣的严整，都焕然一新，郡人称赞这件事。当时，郡中的官吏没有良知，民间豪强肆无忌惮，租税收入不能送到，学生也纷纷散去。李德昭对此忧虑，却无力振兴。洛阳人曹侯铎来任州官后，把学校作为首要事务，把教养学生视为自己的责任，清正自守，施政如有神明。被豪强占去的田地，开始归还给学校；但好讼的人向司法官员捏造言辞，谋划从中阻挠曹侯。防御使赵公巡视辖部来到滕州，查明了事实，依照曹侯所说归还田地，并且又以礼教乡官田增加五顷。登记入册以确定租额，立碑标明田界，仍然担心后人或许会失去这些田产。又让德昭向济宁、山东宪司以及中书省礼部请示，以文书下达命令，使他们不敢废弃此事。德昭又来请我作文章刻在石上作为记文。唉！滕州和邹、鲁是兄弟之邦，圣贤遗留下来的教化还在那里，这里的人本来就容易教导。如今曹侯作长远打算，准备把契券作为凭据留给后人，哪里比得上完善教化、端正人心、改善风俗呢？这样人们懂得礼义，知道羞耻，又怎么忍心自己欺骗自己呢？难道会为短短几步的土地而私自贪取极少的利益吗？曹侯是儒者，他一定会有办法劝导父老兄长、率领子弟后辈。否则，文书言辞又哪里足以约束他们呢？这一年，朝廷命令天下【原文至此疑有脱文】。庙学把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一并配祀孔子，面向西方，以北为上。有司有时嫌事情繁琐，多数不能及时奉行。唯独曹侯在滕州学校中彻底更新，依法设置塑像，他懂得根本，大概就是如此。后来的人还可以从这里得到证明。滕州性善书院学田记 天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阳曹侯振父，和前学正李德昭来到京师，前来告诉我说：“我们郡中有一所性善书院，大德四年以前，州守尚敏在州治南面创办义塾。房屋有四间，盖着瓦，斋舍不过是茅屋而已。聘请教师来教郡中子弟，拿出自己的俸禄率先资助州中士人，得到钱五千缗，借给别人，收取利息来供给教师和学生的饮食。第二年，朝廷把礼教乡官田三顷拨给它。”延祐元年，监察御史任居敬向朝廷进言说：‘从前滕文公曾经从孟子那里听到性善的学说，应当把义塾表彰为性善书院。’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性善书院列入学官，设置山长作为教师。延祐二年，前任州守郑某在滕州旧治改建书院，院址共八亩，右边建庙堂祭祀孟子，左边建讲堂，两侧设置两斋，用来居住和学习。张蒙古岱接着完成了它，又把使相乡户绝地二顷一十五亩拨给书院，另有市乡一十八亩。曹铎来任州官后，对学校事务不敢落后，已经深入督察教育和供养，修整完备殿堂、屋舍，补齐器用，追查利息款项的丧失以及被侵占的田地，把这些事全部经营办理，又增加拨给礼教乡官田五顷，加上原有田地，共有田十顷三十余亩。” 于是让滕县主簿明安岱和山长滕昂霄丈量田地，标明田界；只要每年不是遭受很严重的侵损，也足以用来备用了。曹铎的继任者将要到来，他将离任，担心后来的人没有凭据可以查考，便恭敬地砍石刻文，载明事情始末，请我写几句话来表彰它。我于是说道：“在这里讲习的教师和学生，是否也曾经认真思考过性善的学说呢？在这里休息、居住，是否还保存着当初的志向呢？念头兴起时、与人交接应酬之际，是否也能察觉其中细微的苗头并作出辨析呢？如果有人能有一天在这件事上用力，或许就接近贤太守对郡人的期望了吧？古代的人，谁没有学习过？等到他们长大，接受田地从事耕作；其中才智优秀的，进入学校，学习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耕作者供给别人食物，却不认为劳苦；学习者接受别人的供养，也不认为安逸享受，因为学习者确实对别人的家庭和国家有益。学的不是正当的学问，却想安坐着享受供养，那么又有什么可责备别人呢？我听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被役使。假使滕州的人因为曹侯而知道学习道理，又哪里需要拘泥于近在咫尺的石碑作为凭信呢？滕州过去是一个国家，如今是一个州；如今的州守，就像过去的诸侯。孟子的学说遍布在典籍中，流传千年，凡是拥有人民和社稷的人，都应当学习它。谁不能诵读它呢？看他们听到的道理，比滕文公当年所听到的深远得多了。感慨地想象滕文公在这里执政，谁肯成为污浊暴虐、怠慢无礼的人呢？继曹侯而来的官员，应当善于选择教师，推明孟氏的学说，用来教导百姓。对于长久远大的道路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译中书省检校官房屋记 中书省检校官一职，至元二十八年，尚书省因户部、工部营造修缮和出纳事务繁多，上奏设置此官来核查办事程序。设置书官二人、吏员四人，署所位于中书省东侧。至元三十年，上奏增加为四名书官、六名吏员，分别督察中书省左右司、六部以及架阁、仓库文书中拖延和违错的事项，并加以纠正。这些官吏从东西曹查阅公文，回来后就在署中处理事务。后来中书省仍在宫城北面办公，房舍沿用旧址，但检校官的署所缺失，只能暂时寄居在值班所辖的各部。至顺二年，中书省迁到宫城东南的省署，检校官奉政大夫、前进士孙士敏字志道，奉直大夫杨益友，直中宪大夫王国器字鼎臣，朝列大夫杨惟恭字伯温，以旧署狭窄而破败为由请求改建。宰相命令在旧署南面重建，建正堂三间，用来安置官员，旁边排列吏舍、厨房和马厩，外面修门与其分隔开来。这年冬天准备工程，第二年五月完工。这四位君子已经在其中办公，便相互说道：‘这个官职设置三十多年了，而房屋恰好在我们四人共同任职之日建成，难道可以不留下记载吗？况且过去担任这一官职的人，查阅历来的档案，大约将近一百人；他们离任后出任丞相、御史府官员的，政绩和风节历历可考。’ “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留给后来任职的人吗？”这四位君子都同我交游，所以来请我为它作记。宰相上承天子，向天下发布政令，属官很多。各官有各自的事务，各职有各自的分工，不得互相越权。对于文书、史籍，没有不能察看审核的，只有检校官是这样。这个官职对于宰相来说，寄托着明察耳目的作用，又承担着心腹近臣般的机密职责；其职位尊崇清要，又有如宾客般从容优游的待遇。这些都是其他官职不能相比的。因此每次选任都很困难，却常常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凡是担任这一官职的人，来到这座厅堂，看到这篇记文，希望都能想到责任重大，并有远大的志向吧？” 京畿都漕运使善政记 国家初建时，运送外郡的粮食来充实京师，数量日益增多；江南经海路运来的粮食，每年以数百万石计算。公府的储粮、各官府的廪禄、宿卫的供给，以及京城中靠游食为生的百姓，所需用途极多，而关系极为重大。舟车运输、士卒肩挑背负，经过多次转运才到京师，这些事务由京畿都漕运使司总管。它统领仓库共三十二所，每仓官员有的五人，有的四人，有的三人，大概将近一百人。在仓库服役、由官府发给俸禄的，还有若干人，多从流选而来。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出纳事务稍不谨慎，就会有折损、亏空和遗失，甚至有人因此倾家荡产、辱没自身也不足以赔偿。所以朝廷常常优待他们，初次授职时增加品秩，任满更替时减少资历，大概是体恤其责任重大而艰难。然而，能做到不出差错并善终离任，大体都取决于漕运司长官是否得人。至顺二年秋，千斯仓使汪壎等人来对史官说，请求写文章颂扬漕运使扎萨克公程公日新以及现任漕运使刘公子善的德政。他们说：扎萨克公任漕运使时，下令说：‘凡是各仓的守吏，每天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谨慎办理出纳；除非漕运司确有征召之事，不许擅自到漕运司来。’” 又说：‘凡是漕运司的胥史、皂隶，不得随意到仓库所在地去。’那些把米从坝上运进仓库时，关卡防守由役夫负责，奸弊没有容身之处，所以米都完整无损，也没有混杂。出纳时，务求公平，收支数目有核对勘验，只依照本司的揭帖、图册和账簿申报，不增加繁琐文书。仓库最令人忧虑的情况是，收入支出本来就没有做到精确，发放时又疲于应付供应，而皂隶各种各样的需求，借着上官的名义前来，成百上千地纷纷索取，终日下来，不得不偷取盈余来应付需求。日久月深，忽然之间损耗就多了。如今漕运官员断绝公吏的骚扰，减少奔走的劳苦，制定良好的出纳办法，在这里任职的官员才得以实际履行奉公之责，不至于犯失职之罪。扎萨克公以果断确定见解，程公善于辅佐他，刘公善于继承。我们这些数百上千人因此感激不忘，愿意刻石记事，并把这套办法流传给后人，使后来的人永远能够取得成效。唉！朝廷的法令已经详细而完备了，不能落实，就是奉行者的过错。如今京畿漕运的事务，三位公卿能够革除弊端，不过是几件事情而已，但仓库所受到的恩惠已经这样大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他们筹划治理的周密、调度事务的宏大，属官不能全部知道的，想必还很多吧？万仞高的堤坝，有时会从蚂蚁造成的洞穴溃决；千石之水，也可能因漏水的酒器而干涸。诸公的政绩，正是禁止皂隶侵吞渔利，这就是所谓所治理的事情虽小，而所获得的利益却很大。治理政务的人，或许应当以此为鉴而谨慎行事吧？扎萨克公是蒙古人，起初在内廷宿卫，授任直省舍人，历任中政院同佥、判中政院事，积官至中大夫，后授隆祥总管府同知。程公【原文缺字】人，如今由漕运使改任右司郎中，又授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刘公是青州人，如今正在任职。其余官员的姓名，另列在碑阴。”

译潼川王氏忠孝堂记 王公名兴，他的祖先是太原人，在前宋任秦州防御使、四戎司都统。他生有一个儿子名仲，以才智勇敢闻名。都统去世后，王仲侍奉曹夫人，具有孝行。宪宗皇帝率领大军攻取蜀地，王仲带领豪杰之士到军门拜见，于是凭借自己的部众建立功勋，授任保宁等城招讨使，奉命招降宋朝守将杨大渊，却被杨大渊杀害。事情上报后，宪宗皇帝为之哀悼，召见王仲的儿子王仁，让他继承父亲的官职。王仁又劝告保宁，杨大渊于是投降。世祖皇帝任命王仁为奉议大夫、潼川路总管，召集保宁、长宁军民，修建潼川城，开设屯田，设置官署，收拢安置流离失所的人。又利用他的力量讨伐附近尚未归附的人，因为他对这片土地有功劳，于是就在这里安家。王仁侍奉他的母亲曹夫人，也有孝行。他居住在潼川二十多年，死在任上，临终告诫儿子说：‘先人遇到国家兴盛的时运，因此统率家兵、领军立功，专守一城而治理。只有忠与孝，才能长久侍奉君主而不使祖业衰落。’子孙叩头接受教诲，他才去世。长子世安于是隐居不仕；次子世英出仕任江油主簿，也弃官侍奉双亲。当时，原云南行省参政李公源道任潼川同知，把这座堂命名为‘忠孝’。” 江油县的王礼，以云南省蒙古掾的身份任满调官京师，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我，请求我写下堂记。当时我正奉诏编修《皇朝经世大典》，辑录祖宗的功德，而宪宗攻取蜀地的事情，是供奉学士、前进士宋公本实亲笔撰写的。我谨以这篇记文告诉他，并让王礼把这篇文章传给王氏后代，使它流传无穷。王氏山南隐居记 本朝攻取中原以后，广泛搜求豪杰和有文学才能的人来任用；但终身隐居的人仍然很多，史官无法全部记录。天下太平以来，差不多又将近一百年，才能特别出众、成为公卿和州郡长官的人，哪里数得尽？然而谈论世代德行时，有时反而隐没了他们最初的根源。过去隐居而今显达的人，永平王氏一家最值得称道。南宫舍人从义甫的曾祖父王金，两次参加进士考试，见到世道动乱，便不再出仕，隐居在昌黎碣石山下，学者称他为碣石先生；他有文集十卷，却在兵火中散失。先生的儿子稍稍出仕，跟随郡帅，成为幕府长官。当时战事兴起，许多事情都草创，总揽兵权的人想要什么不能得到？然而先生儿子的田地房屋并没有比先生在世时增加；不过乡邑居住地的邻居已经四五次易主，而王氏的居所至今没有废弃。郊外的田地仅仅够供给稀粥；直到今天，从义已经历任两任御史，成为天子的郎官，很受知遇，却没有因此增加，也没有因此减少。既然如此，这处居所难道可以不记吗？我到京师以来，前后已经三十多个秋天，世事忽然显赫，转眼又衰落；有些人的名田甲第不能让他们终身享有，而王氏一亩大的屋舍、几个人耕种的土地，传了五代，子孙们还正在读书修身，想使它长久延续，这难道不值得尊重吗？” 这就是这篇记文。松友记 古代君子选择朋友的办法，可以在一乡之中选择，可以在天下之内选择，也可以从古代先贤中选择。如果能够得到朋友，起初并不认为天下广大、一乡狭小，古代久远、当今亲近。大概隔着千年得到一位朋友，怎么知道他不能出现在同一时代呢？遍及天下得到一位朋友，怎么知道他不能出现在同一乡里呢？然而朋友未必一定能够得到，于是便借助万物来寄托自己的心意。这就是我太常宋公云举把松树命名为朋友的原因。所谓朋友，是在同时代寻求却不能与我并肩，在同乡寻求却得不到；遍天下虽有，却不能同游。而这株松树，千年以前有它，如今也有它；天下有它，乡里也有它。与一株松树为友，就把千年汇聚到一日，把天下贯通为一乡。宋公的志趣多么美好啊！从前太常公任翰苑官时，独自住在玉堂署中，处理文章的空闲，宾客散去，整日冷落寂静，于是因无事可做，便在松树下徘徊而产生悠远的思绪。他说：‘我的朋友就在这里了！’这就是‘松友’一名的起源。究竟是公以松为友，还是松以公为友呢？公从翰苑授任御史，出任部使者，又被召回授任国子司业，升任太常，屹然独立，不被权势利益所改变。他诵读赞颂诗篇，每天与圣贤相对，超然卓异，心意相契。所谓经历四时而不改变，比金石更坚硬而不变质，宋公大概就是这样的松树。我不才，因为公曾经两次与我同僚，便命我为此作记。这样说来，我也算是以松为友的人吗？可庭记 天地覆盖养育万物，没有限量；日月照耀临照，也没有限量。人心的奥妙，其广大光明，大概也正是这样。受耳目所接触的范围限制，受见识思虑所及的范围限制，难道真能充分发挥人心的本体和作用吗？方外之学虽然所设教法不同，但它所致力的，也只是人心罢了。凡是把心比作天地那样广大、比作日月那样明亮的人，难道胸中没有达到开阔澄明的境界吗？我曾经在庭院中观月，认为一方庭院也可以作为法则，便作诗咏叹；又有收敛心神、退回来寻求自足、不依赖外物的意思，因此君子对此有所取法。所谓‘可庭’，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位姓刘的羽衣之士，自称以学仙为业，向西游历昆仑仙境，向北眺望大荒之野，渡过黄河的水流，寻访瑶池的渡口，他游历得很远。我本以为他以广漠无边为乐，不受疆界藩篱的限制；可是他却来到同乡人龙璧那里，请求说明‘可庭’的意义。龙璧说：‘我的祖父无心翁，喜好奇异、博学雅正。前宋在临安时，他已经九十多岁，胡须眉毛高高飘起，游览都会而不知疲倦。等到我国统一天下，他的父亲向北游历，大概到达京师以北极远的和宁一带，来观看兴王的胜地，结交国中大族的豪杰，志向十分壮盛。’ 如今龙璧退居乡里，在乡邻近处选择高山流水的美景，选址建宅来奉养父母；有兄弟姻亲相处的亲情，有师友讲习诵读的乐趣，彰显祖父和父亲远游的志向，而在门户庭院之间洋溢着自足之意，那么把它称作‘可庭’，不也很合适吗？我说：‘好啊，这正是学仙之士所说的道理。君子的道，收敛起来不满一握，舒展开来则遍及六合；从内心寻求，反过来要求自己，在家中实行；如果确实有所获得，就由近及远推行开来，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呢？年富力强而能够学习，如果真懂得这个道理，成就哪里可以限量呢？’

译悠然亭记 郭彦达君有一座亭子，名叫“悠然”，取自陶渊明《南山东篱》诗中的语句。我喜爱其中引发兴致的高远意味，欣然为它题名。只是有位客人在座中笑着说：“从前柴桑翁陶渊明生不逢时，放任自己生活在草野之间，借这句话来表现自己，是不愿参与当世事务的人。如今彦达凭借圣天子潜邸旧日文学侍从的身份，又因为熟悉朝廷礼仪，率领属官辅佐长官，任职办事，各就其位，严肃谨慎而整齐有序，这样还能叫作‘悠然’吗？”我告诉他说：“这有什么妨碍呢？也不过是各自表现自己的志趣罢了。内心若被外物所牵累，就会使自己的居室也变得局促；即使处在宽闲优逸的环境中，仍然会惶惶不安。内心若虚静明澈，顺应外物而不留痕迹，那么即使垂着衣带、端正地执笏，神色声气不变，使天下安稳如泰山，外表没有自矜的姿态，内心没有贪图安逸的念头，又有什么妨碍它叫作‘悠然’呢？古代君子常把陶先生同诸葛孔明相提并论，评论者认为这是极为恰当的判断，我对此深信不疑；若不是懂得正确的言论，怎么能这样说呢？姑且拿孔明来谈：当他像卧龙一样隐居草庐时，刘备三顾茅庐的车驾还没有到，他的悠然本来就同采菊的人没有差别。等到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率领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军务确实劳苦了。然而八阵图的部署严整，屯田耕作安排得从容有序，手执羽扇从容指挥，而山川的形势险要全都随着风云的变化而尽在掌握。你说这时的孔明是悠然，还是不悠然呢？”客人说：“渊明的悠然，大家都听说过；孔明的悠然，确实从来没有听说过。”既然如此，彦达向上承蒙君主知遇，即使升任显要之职也未必就能改变他的悠然吧？客人请我把这番话写下来，替彦达作这座亭子的记。琅然亭记 孔夫子谈音乐之乐时说：“开始时要和谐齐整，继而纯正无杂，明亮清晰，前后相续，这样一曲音乐从开始到结束的层次就都可以知晓了。”至于顺着哀伤、愤怒、过度放纵的情感，形成急促刚厉或舒缓靡弱的节奏，任其放纵到极点而不能自行返回，风俗因而改变，气运也随之变化，这件事所关联的后果极其重大。凡是不合乎音律法度、远离中和之道的，君子大概都会深深忧虑；但能够明察这一点的人，大概很少。古代音乐流传到今天，通常仍为君子所使用的，只有琴乐是这样；但琴乐也不容易真正理解。崔元方君对这种乐器已有所得，常常筑亭来从事琴乐，取《醉翁操》第一章的辞句，把亭子命名为“琅然”。由此我明显知道他确实有所领悟。音乐之所以和谐，是因为各种声音彼此不争夺次序。比如在一个调式之中有七个音律，本来就不能越出这些音律另有取舍。即使只用这七个音，也有进退、远近的节度，用来尽情表现抑扬长短的变化；但确实不能含糊地取其相近，借用而造成违背。譬如用兵也是这样：百万军队中，勇敢与怯懦、强大与弱小各不相同，何止相差一倍两倍，不能一概而论。善于用兵的将领，使他们该行进就行进，该击鼓进攻就击鼓进攻，该停止就停止，该整齐就整齐，不敢稍有违背，是因为等级次序清楚，号令严明，技艺齐备，以及行军布阵和睦协调的缘故。这样一来，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也是可以的。这就是常胜之军。骄傲而无法控制，怯懦而不能振作，尚且能够成为什么军队吗？由此我知道，弹琴而能达到“琅然”的境界，就不会有含糊敷衍、唯唯诺诺的错误，而能做到整齐严明、合乎法度；这同善于用兵大概没有不同，不也是很好吗？由此思考，古人从大舜、文王、仲尼留下的遗迹中有所观照，可以归结为一个“琅然”；对被放逐的臣子、被逐出的国君的志向有所感触，也可以归结为一个“琅然”；寄托于高山流水的情趣，也可以归结为一个“琅然”。它淡泊而冲和，却不至于寂寞；蕴含忧思，却不陷入凄凉断绝；发扬奋进，却不侵犯他人；委婉曲折而条理畅达，却不流于放纵散漫，不是达到“琅然”又怎么能这样呢？因此我认为以此为亭名很好。元方以文雅著称，被擢升任职于群玉之府，当时人称这是精妙的选拔。思兰亭记 建安的陈若虚君对我说起他居所的优胜之处：山泉、树林、竹子，差不多有山阴的幽雅情趣。他又曾跟随故承旨、吴兴人赵子昂游览，二十年间两次得到赵公所书写的晋人《兰亭序》，于是打算筑亭来收藏它们。赵公感念他的心意，题写“思兰”二字，但亭子实际上还没有建成。泰定乙丑年，亭子才建成，而赵公去世已经很久了。俯仰之间面对遗迹，确实有足以令人悲伤的地方。于是陈君把《兰亭序》和题字放在亭上，供志同道合的人观赏。他又说：“站在我的亭子上远望，考亭、云谷，是我朱子的几案和鞋履所在之处，仿佛仍然庄严地存在。师友相从之处，又有西山、炉峰之类，近在咫尺。那么我所说的‘思兰’，难道不只是停留在饮酒吟咏上吗？”我说：“这座亭子真令人快乐！我怎么才能亲自前往游览它呢？”从前曾晳侍奉孔夫子时，放下瑟站起身来，慨然表达了到沂水沐浴、在舞雩台咏歌而归的愿望。这不过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志向罢了，难道一定要亲身处在沂水岸边、舞雩台下才可以吗？如今朱子的教化遍及四海，既广博又宏大。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想象他盛大的德行容貌，如同将要见到他一般，从而产生仰慕追赶并追随他的心志，这样的人一定是有的吧？又有谁知道，居处相近、地方优美，像陈氏的亭子这样，能够使这种思念有所寄托而更加亲切呢？” 仰望它苍翠高耸的山势，便可以由此看见朱子卓然挺立在前；俯视它深沉绵长的境界，便可以由此看见前人往复传授、后人接续不断的无穷事业。那么，人从观览感受中所得的，难道只是声音、笑容和容貌吗？难道只是言语和文字吗？古代善于作诗的人，常常借助外物来引发兴致，然后得以推求并表达自己的性情，充分展现咏唱歌舞的盛况。像思兰亭这样的亭子，难道不不同于感叹人生长短、把玩外物的作为吗？凡是大略启发我内心的意思就是这样，一并写下作为记。陈君将要主持闽郡的教育事务，请试着把这些话讲给他的父兄子弟听，希望他们能够彼此启发。《道园学古录》卷八。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九。元代虞集撰写。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