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三十七

译飞龙亭记 从前文宗皇帝居于潜邸时，在东南海岳湖江之间，车马所到之处，守吏和百姓都欣喜感戴、以为荣幸，便随即上表记述，以表达爱慕之意。后来皇帝登上大位，凡天光日华所照临之处，山川草木也都同享荣耀，于是必定有所记述，以示天下后世。集庆路大元兴永寿宫的飞龙亭，就是其中之一。亭子建成已经很久了，宫中住持、敕赐虚白先生臣陈宝琳才开始记录此事，临川山中的臣虞集为他撰写记文。此亭原名冶亭，此宫原名玄妙观，集庆原名建康路，都是文宗皇帝所赐的名称。当时皇帝在金陵，行邸离冶亭很近，皇帝常到那里游览。有一天传令说皇帝将要到来，陈宝琳出宫门迎候；过了一会儿，随从官员已经带着御用供具来到宫门，这才知道皇帝早已到冶亭很久了。皇帝凭借钟山的形胜，俯视城郭的美景，回望流连，悠然有教化万物的治理意趣。随从臣僚把陈宝琳带来见皇帝，皇帝笑着说：“道人为什么这么久都躲着客人呢？”陈宝琳叩头伏地请罪。皇帝说：“山路幽静雅致，我走近路而来，难怪你不知道。”题写“冶亭”的虞集如今在哪里呢？众人都回答说：“如今正在翰林院任学士。”皇帝命王僧家奴摹写下来，观看之后，便把它收藏在箱子里。皇帝问陈宝琳为什么取字玉林，陈宝琳回答说：“道士烧炼金石制成丹汞，从鼎中抽取出来的形状像琼林玉树，所以取这个名字。”皇帝说：“下雪时，我登上这座亭子，视力所及的树木全都像玉一样，难道不是很容易知道吗？不如改称‘雪林’。”后来皇帝亲自另写“雪林”二字赐给近臣赵伯宁，但陈宝琳仍然取字玉林。皇帝对陈宝琳说：“我出游多次劳烦别人，不如走山路方便，你可以做柴门，严加关闭门锁，等候我往来。”从此皇帝多次前来，陈宝琳这个乡野之人见皇帝高兴，便忘了自己的卑微，有时拿着酒牵住皇帝的衣襟挽留，皇帝欣然留下，也不责怪他。天历己巳年，陈宝琳与宫中住持赵嗣祺入朝京师，皇帝开始设置‘先生’称号，赐给金陵道士中曾经得到皇帝召见的人。赵嗣祺称为‘虚一先生’，陈宝琳称为‘虚白先生’，获此称号的不过二三人罢了，大概是因为认为这个数目不同寻常。当时皇帝赐予宫以新的名称，冶亭也改名为飞龙亭。第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我虞集侍立在奎章阁，皇帝回头对我说：‘你还记得冶亭吗？’ 亭子旁边的松树应当已经长得更加高大茂盛了。”我回答说：“我到冶亭时，还没有种松树。”皇帝说：“朕游冶亭时看见你的题字，认为其中寄托着千载之思，实在触动了朕的胸怀，因此命你虞集书写宫中亭子的 新名称，赐给陈宝琳。”他把题字带回去，赐给南御史台若干钱。宫殿翻修后，原来称为冶亭的亭子既改名为飞龙亭，又加以修饰楹柱斗拱，在其中设置御榻，重重覆盖并谨慎守护。又在它下面另建一亭，仍称冶亭，以承接钟山的秀色，命名为钟英亭。宫殿建成后，行台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官员以及郡县守吏，都聚集到这里，以夸示天子的恩赐。唉！亭子建成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而文宗皇帝离弃臣民，已经将近八年。我虞集惭愧地身处草野，尚且不能赶在朝露消散之前报效先帝，哪里能够替陈宝琳执笔，来记述皇恩光辉的万分之一呢？如今的天子仁慈孝顺，纯厚至极，功德光明相承；臣民在羹墙之间仿佛见到先帝，心中没有遗忘的思念。文宗皇帝的神灵在天上，升降于上帝左右，虽说其心思不可测度，但凡日月所照、霜露所降之地，都会回顾怀念下土，直到万年，臣民的瞻仰难道会有穷尽吗？我岂敢不把此事记在亭石上，以昭示后来之人？仍改至元之五年，岁在己卯，十一月冬至日，臣虞集谨记。

译榷茶运司记 从前世祖皇帝统一江南以后，至元十二年，江州人便进献茶利。第二年征收茶税，收入中统钞一千余锭。从此天下安定，历代圣主相继，恩德浸润，百姓没有受到过多扰累，生息日益繁盛，食用日益增加，茶叶贸易的利益遍及远近。到现在已经六十年，而课赋的增加竟达到二十八万。设置官署方面，至元十七年才设立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使司；二十五年去掉‘榷茶’二字，兼管宣课；二十八年又恢复‘榷茶’之名。官司所管辖的产茶之地，是江西、湖广、河南、江浙四行省所属地区，而治所在江州，并分派提举官，较远的地方则设分司前往治理。巡按监察的官司，有所辅助而不加扰乱，郡县奉行，信守约束，非常谨慎。这样的委任，可以说既专一又重大。天历年间诏令中书省撤销运司，把它的事务分别交给各郡，年年侵扰百姓，采办制造和运输贸易都受到影响，观望疑惧、意志沮丧，征收也失去节度，公私双方都困苦不堪，守令不能承担责任，纷纷陈说恢复设置运司更为便利。朝廷派使者周遍询问，不遗漏山谷僻地，几个月后复命，认为应当听从众人的意见。元统二年，在江州重新设置运司，统管其事，规章制度依照旧例，而用人更加慎重了。于是任命托克托穆尔和薛公某为使，万嘉纳为同知，魏君某为副使，某人为判官。幕府中则有经历某、知事某、照磨某。有的人凭借过去清正刚强的风宪经历，有的人停止朝省侍从的显贵职位而来，有的人素来操守端正，有的人才智出众，因此都能清心寡欲、减少事务，奉行法令、遵循道理，不急不缓，既严厉又宽恕。府史僚属各自知道雅正整饬，对外断绝苛刻横暴的使者，公堂上没有诬告攻讦的诉讼。一年之内，茶利收入按时充足，百姓之家乃至官府都低头供应物资，心中断绝了其他忧虑，仿佛不知道重新设立了一个重要官府一样。治理政务的优良，远远超过往时。但官署长久破败而没有修治，发布命令、接受事务也不相称，重要文书、货币和仓库的遮蔽防护十分疏阔，于是向朝廷请求重建。诏命还没有下达，使者们便依次拿出俸金修造。就在这一年某月开始营建官署，府库等处也都设置齐备。秦公某从中书省出任郡守，给予很多劝助，又赐钱币共二千缗，终于能够增建吏舍、门墙，于某月某日完工。另赐钞五万缗，让使者借贷收取利息，以备办官府膳食。这是朝廷用来表示对廉洁安静、勤勉敏捷者的酬报。于是写成文章，命他的属吏谢秀实到临川山中，托我为此作记。唉！我过去在国史馆执笔记事，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如今年老多病，刚刚退职，恐怕不能胜任此事。谢秀实说：‘我来时，长官托我说：我与虞公有同朝之谊，他一定不会吝惜为我作文。既然如此，我怎么敢推辞呢？’于是我便按照上文记述年月和事情，并为此说道：‘有土地有百姓，就要出财物供奉公家，这是他们的本分。然而东南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了。如今法制的讲求已经详尽而没有遗漏，赋税收入的数额已经确定而没有余地。若几位君子能够安稳地奉行职务，不生事扰民，按期征集，用来保养休息我们的百姓，厚植国家培养人才的根本，难道不是意义深远吗？那些把搜刮聚敛、刻薄剥削当作能干的人，作威作福、散播毒害，贪图财货、营求私利，对上替国家聚集怨恨和灾祸，直到祸及自身还不悔改，他们究竟存的是什么心呢？’我冒昧再次申说这些话，以告诫后来的人，使他们看到准则而受到警醒。”},{ 《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司题名记》。我曾考察前代的传记：从朝廷内外大小各司、各府，只要有博雅君子任职其中，就一定会因其官署所在，制定其职分应当办理的事务，用来相互勉励；记下建置的年月缘由，记录前后任职此官的人，依次写下他们的姓名。凡有良好的政绩可以作为法则，又因此受到显著任用，使人受到感动；那些不是这样的人，也可以作为警戒。在这里可以观察政绩，表彰人物，对于治理之道也有所关联；这就是官署墙壁上所以要有题名记的缘故。何况掌管风纪的机构，国家的是非由此裁定，详细询问、周密考察，以通达民间隐情；职任专一，威严和恩惠足以施及众人，其他官署没有可以相比的。于是设置幕府，掌管它的关键事务，执掌它的权柄；文书处理的详略，收发事务的缓急，都要精细审慎地谋划；应答从容平易，使事情不致有过当或不及的失误，这又是掌管刑狱监察事务的要务。因此朝廷任命此官，一定选用当时最优秀的人才，使他们审理文书，参与斟酌议论，持守上下之间的公平；这些事务确实都在于此，这项职责难道不重大吗？江西地处荆州、扬州交界，在湖江之外，与闽地、广地及岭峤相连接，边界相接。这里风俗气候内部宽和而外部险固，民众和物产繁盛，郡县密布相连；文书法令的出入，确实很费聪明才智，比其他道更为重要。而经历司的设置，从设司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名士接连不断，直到今天，难道会对官署墙壁上的题名没有意义吗？只是他们早晚勤于公务，大概没有闲暇顾及此事。如今经历某郡王颐，字【阙】；知事某郡杨▯，字【阙】；照磨某郡左仲良，字【阙】；三人都凭借清明、敏捷、通达的资质，忠诚厚道、深沉潜修的美德，历任台省官职，都著有高雅的声誉。同僚之间和睦恭敬，为国事竭尽心力；以此承担崇台的信任，承接宪长的严肃清正。褒贬激励都没有私心，惩罚和劝勉各有道理。环顾数千里之内，官吏没有谁敢不尽自己的职守，普通百姓没有谁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天下安定宁静，圣明的君主在上，内外没有可忧虑的事情，这难道不是任用得人的功效吗？于是选在闲暇的日子，立石于官署墙壁前；他不嫌弃我衰老无用，因我曾经任职太史，让我把这件事写下来。王君以前掌管此事的旧例，可以推究后予以记录；王君之后直到三位君子任职的人，则依次写下他们的官爵、籍里、姓名和年月，流传给无穷的后世。将来三位君子政绩完成，回朝向天子报告，得到晋用；或者因国事往来，按照过去行事的旧例，也来有所观览，这也合乎古人的用意吧？仍改至元四年，岁次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记。《抚州路总管府推官官署墙壁题名记》。

译江西各郡之中，只有临川的狱讼被称为清简，这不只是由于当地风俗美好，大概也与任职其间的人有关。从前孔夫子说：“没有实情的人不能把他的言辞全部说尽，这是因为他非常畏惧民心。”圣人的道理广大深远，我哪里敢有所涉及？然而这句话却是治理政事的人所应当认真遵循的。凡是有生命的民众，他们的情感大体没有太大差别。明察政事刑法的人，必定要有忠厚恻隐的心意，始终不改变，凭借至诚使人信服，没有夹杂其他心思，这样才足以感化民众的心，使争斗的念头不再产生。次一等的做法，是明辨真情和虚伪，不苛刻，也不事事过察，使欺骗蒙蔽无处容身，隐微之事无处藏匿，让侥幸取巧、奸诈狡黠的人无从逃避真情，那么也就没有人敢轻慢我了。有的人柔弱，不能立定自己；刚强，又不能制伏欲望；对事务荒疏忽略而昏昧不明，畏缩怯懦而被形势所夺，那么即使是太古淳朴的百姓，受到气血影响，牵涉利害关系，又怎么能不被其所动？以至于变诈相互接续、无穷无尽呢？这就是事情与任职之人相关的原因。至于官位低微而得不到上级的认可，力量薄弱而被下属算计，这其中自有天理存在，关键在于长期积累真诚的心意和谨慎的行为，姑且应当使自己安定下来。我告老归乡后，寄居在黄洲的曲郡；推官于公说，字梦臣，杨君景行，字贤可，每年在严寒酷暑稍有空闲时，必定到我的居所来。于梦臣，世人称为长者，安静而宽厚包容。治理郡务的人往往崇尚以威势权力进行操控，而于君以仁厚辅佐长官，郡人有时称他为“佛子”。贤可为国家第一科进士，熟悉民间事务而不怕烦琐；曾经任宜黄县令，收服强暴之徒，铲除奸诈狡黠之人，抑制兼并以保护善良百姓，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等到他来这里辅佐治理郡务时，众人本来就已经信服他；他激励奋发、坚持操守，虽然不能完全实行自己的志向，但连道路上的樵夫也知道他正直行事了。如今李君德芳，字【阙】，我虽然还不认识他，但他沿袭萧规、曹随的旧法，与同僚共同办事，不受官吏和百姓的议论影响，难道不是郡府的贤良，也是市井田野百姓的幸运吗？至正元年闰五月，公说写信告诉我说：“我办理文书、审理两方词讼的公署，低矮而且压抑；去年与景行谋划重新修建，并没有因此烦扰百姓。官吏居舍和主管刑狱的官署墙壁也已经修备，又丈量土地，在官署东面修建高亭，四周栽种花木；在酬答应酬的空闲时便在那里稍作休息。从郡中官吏里选得某人主管这项工程，工程尚未完毕，贤可便接替了代任他的人；李君德芳既与我共同建成此亭，又相互商议说：‘国家设置郡以来将近七十年了，任职此官的约有数十人，可是他们的姓名、官爵和籍里还没有上记。’ 他们离去之后，继任者不断更替，年月也无法考查。难道其中没有施行政事有益于百姓、行为美好足以称道的人吗？只是百姓已经没有人能够再说出他们的事迹了，这也很可惜。于是想把这些姓名刻在墙壁的石上，向旧府询问，凡是能够知道的就记录下来，不可知道的便缺略不记。从今以后，在这里任职的官员都可以题名，请求我写一篇话来叙述这个意旨。唉，这不是很好吗！善于任官的人，只是不肯苟且行事罢了。所谓苟且，就是因循转徙，只想姑且度过年月而不办理事务。苟且之心一产生，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这一两位君子，不只在自身任职时竭尽力量，又想向上追补前任官员未能做到的事情，并且期待后人能够记载他们的作为，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这难道不是君子的用心吗？方圆千里之内，民事的利害如果久而被遗忘，那么惩戒和劝勉的意义就会衰微，兴利除弊的政令也会缺失。假使一个人在一时之间建立的功绩，到了日后仍不被忘记，那么这篇记就有所寄托了。得失的辨别，是人心共同的公论，有些东西是不能磨灭的，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因此写下这篇记，作为官署墙壁的记文。至正改元辛巳年闰五月日，具官虞某记。

译《龙兴路重建滕王阁记》。本朝分设行中书省，镇守江西的行省就在龙兴府施行政务。郡城之上有一座名叫滕王阁的楼阁，俯临章江，正面对着西山的胜景。从唐永徽年间到元和十五年，在一百七十多年间，关于它可以考知的重修，见于昌黎韩文公记文之后五百四十九年，即在我朝至元三十一年，省臣因为本郡贡赋的收入隶属于东朝，才得以请求隆福皇太后赐钱修建它；记载这件事的人，是柳城姚文公。又过了四十年，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统；第二年甲戌，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达实特穆尔当时以丞相身份来镇守本省，曾登上这座楼阁并询问此事，追念裕皇前后的遗德，希望能够扩充圣上的孝心。平章玛哈穆特赞同他说：“重熙累洽以来，百姓的力量也已经得到休养，如果名胜古迹不加修治，将无法使执掌政务的人表现出恭敬谨慎。”于是集中僚佐的意见，请求朝廷，重新修建滕王阁。后来丞相调任镇守江浙，丞辖也依次升迁或调任，只有平章实克始终主持这件事。工程完成后，省府派人来到临川的郊野，命我虞集撰写记文。虞集说：“唉！从前韩文公记载这座楼阁时，尚且以它的名称排列在三王之后为幸运。如今韩、姚两位文公的文章，在千载之上卓然相对，而竟屈尊让我虞集接续其后，难道能没有不能相称的恐惧吗？况且一座楼阁的遗迹能够像这样受到古今的尊崇，那位滕王是多么幸运啊！”奉命前来的人说：“我们丞相君让你执笔，是因为他对上下各方面的考察谋划已经很审慎了。况且你曾经任职国史，如今年老而寄居在这里，撰写记事正合适，应该不要推辞。”于是我查考各郡的文书档案，确定在这一年十二月丙子日授予工役、筹备工程；到了第二年乙亥年，仍是改元至元的这一年，在五月的吉日立柱上梁；又到第二年丙子年七月完工。楼阁高四十四尺，深度与高度相等，宽度是高度的两倍；木材和石料坚实精密，布局周详严密，檐宇高敞空阔，丹漆雕刻华美，比从前更加壮丽。估计工程费用为中统钞十六万五千余缗，依据前一个至元年间的旧例，从内帑拨给，并按照制度使用，百姓没有感到劳苦，显然足以成为大藩镇的盛大景观。唉！深思圣明天子亲自修行以孝治理天下，使教化在天下形成；登用、任命主持国政的大臣来承接这一事业，以庆赏、刑威的制度治理国家；掌管风纪的机构振肃内外；从方伯、连率直到郡县，都奉行教令，没有谁敢逾越。它的规模宏大而影响深远，教化逐渐遍及所到之处，没有哪里不能达到。回顾这片江湖岭峤交错之地，直到遥远地处南方边疆的海岛，形势仿佛相隔辽远，然而恩德温煦日久，保障坚固，人口达到数千万，每天更加繁庶；没有外部事务来耽误农时，舟车全都通畅，没有阻滞，百姓都低头知道畏惧法令、安守本分，以尽力供奉公家，何况其中礼义文物还有值得观览的地方呢？在这样的时代，前来治理这一藩镇的人，遇到岁时闲暇，便同往来的公卿大夫、观风使者、四方宾客以及前来接受政务的属吏，一起登临这座楼阁游览观赏，从容闲适地歌颂国家的盛大，发扬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心意，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襄阳路南平楼记 从前我国经营四方时，曾用重兵戍守樊城、临汉，控制东南。后来围困防守六年而攻克，于是取得宋地。南方直到岭海，没有不归顺服从的。天下安定之后，撤去军队使百姓休息。留在襄阳镇守的，是两万户的军队。于是其统帅杨侯珪，于至元【缺】年，在原山南东道节度使的牙门之上，建造新楼，作为军幕治所。姚文公给它命名为‘南平’，并为之作记。落成之日，作楚人的歌来相贺。到如今已经六十多年了。这座楼高耸在郡城中央，风雨不断侵袭，年久之后难以支撑。如今万户明威将军旺扎勒图、怀远大将军扬克忠、武略将军额森特穆尔修缮并翻新它，仍是至元六年庚辰这一年。工程完成后，他们写信送到江南，请我作记。唉！襄阳处在荆州、豫州交界，水陆形势，自古就是形胜之国。世祖皇帝以神武取胜的遗迹就在这里。若没有韩文公雄健的文章震荡山河、悲歌慷慨，几乎不足以配得上这里的山川，何况我虞集哪里足以谈论它呢？如今襄阳这座城，广大无边，绵延千里。向北出方城，渡过沔水，抵达周、郑、晋、卫的郊野；向东出平▯，徘徊于陈、蔡、齐、宋的原野。大车轰轰，四马洋洋，来往者熙熙攘攘、纷纷不绝，那些为了利禄往来奔走的人，车尘相接，衣袖相连。这里就是从前兵戈所趋、粮草所输送的地方。浩荡的江汉水流，布帛、漆器、皮革，稻、麻、豆、麦，供养覆盖东南湖海之间的物资，又都是从前百姓竭尽赋税、疲于奔命来救助自己的成果。田野平展，每一块田地都成十千之数，树林、房屋、城邑参差排列、鳞次栉比；邻里结亲，吃饱饭后嬉游休息、歌唱的人们，都是从前深挖池壕、增筑高墙，白天作战、夜晚戒备，连一天也不能安居的地方。唉！天下安定太久了，四海如同一家，偏远地区和小国凭险固守的情况，全都被铲除消磨，不再留下遗迹。何况襄阳作为郡，已经成为繁盛的内地，深受圣人教化温养，休养生息如此深厚呢！士大夫在忙于王事之余、驰驱奔走的闲暇，乐于欣赏这里淳朴美好的风俗和恢复完整的土地，于是生出安居饱食的愿望；四方游士宾客也接踵而来，其他郡大概没有能比得上的。而如今这里的百姓，过去的壮年已经老去，老人也一天天消逝。他们只知道长子老孙养生送死的欢乐，哪里还知道祖宗当初经营此地的艰难，以及依靠将帅武臣力量的缘故呢？想来元帅在丰收欢乐的时节，军士休息安宁之时，和守臣、宾佐、吏士在这座楼上饮酒作乐，登高望远，徘徊四顾，观望烟云昏暗之间的人民、城郭、山川、草木，讲述先世的功业，告诫子孙，使他们在没有忧患时也不要忘记警戒，世世代代保有这片乐土，以无穷无尽地奉行国家的盛德，这件事应当从三位将军开始。岘首山的高峻、檀溪的深邃，与后世那些一时竭尽心力、使名声流传后世，并把自己寄托在此地的人相比，也可以为之感慨一番了。

译抚州路重建谯楼记 中顺大夫、抚州路达鲁花赤说：‘中塔布台侯因为郡治的谯楼建成，托我作文作记。’我虞集从前以文学为职业，年老后归来，寄居在侯爷所治的乡野。传命的人是郡仓吏宣予的侄子，亲自来此，我怎敢推辞？考察郡志，自刺史危全讽在这里修建府治，到现在已经四百多年。凡守臣居处有兴建工程，碑志大略可以考察，但谯楼的年月没有记载，大概也已经很久了。至顺三年四月，大风吹坏楼阁。第二年十月，总管东平刘继祖和如今的侯爷相继来到郡中，商议重新建造。当年十二月开始营建，第二年刘守任期届满离去，没有人接替。侯爷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辅佐他的是治中阿苏哈雅、推官蔡裔、黄明经历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元统三年，与侯爷共同庆贺此楼建成的有同知府事茂巴尔、治中华善、判官王某、推官李辅崔中、经历柴郁、知事萧从龙、照磨蔡某，而始终主管文书计账的是万实。此楼占据地势高而优越，巍然高耸，具有临视之势。楼下则砖墙层层垒砌，宽阔道路从中间开通。郡中长官率领僚佐，奉行诏令，发布教条；入内听理政事，出外退食休息。属吏百姓前来接受政务，使命和宾客的送往迎来，无论大小都从这里经过。楼上白天谨慎掌握时刻，夜间严格鸣鼓吹角，用来警醒民众的视听，调节他们作息的节度，所关系的重大就是如此。它不只是为了观赏美景、供人游览。工程安排在农事空闲时，不因缓慢而厌烦；又顺应时宜，不苟且求成，因此量度百姓赋役，估计材料，筹划筑造和装饰，经过三年才完工。如今的天子仁慈圣明，垂衣拱手而无为治理；朝廷大臣和百官各自履行职责，刑罚威势、恩庆赏赐显明而整饬，四海畏服，无不安宁。我们州方圆千里，孤立处在江湖之外，受到德泽温养，悠久深厚。郡中长官和僚佐畏惧法令、爱护百姓，以谦逊和善相互崇尚。水旱灾害的祈祷，天有所感、地有所应；原野高低起伏，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偏害。这座楼的建成，也正合乎时宜吧？我曾听说，人的常情是：如果暂且免于饥渴，奢侈之心就会产生；不能忍受忿怒激动，争斗之心就会炽盛。习惯奢侈而喜好争斗，就会丧失上下尊卑等级的分别，轻易耗用父母妻子所仰赖的身体，竭尽私智和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什么都敢做，因而不能保有休养生息的成果。君子对此深为忧虑，所以善于治理的人一定先使内心公平，端正自己；端正自己就没有私心，内心公平就不会与人相忤；没有私心、不与人相忤，人们就会信任他。彰明政令刑法以安定百姓的心志，崇尚礼义以激发百姓的廉耻，申明孝悌的教化，敦厚忠诚宽厚的风气，使我们这个文物之邦欣欣然、安乐和厚，保全自己的产业，修治贡赋来供奉公家，永远承受德化，难道不是盛事吗？谨刻写此文以告后来者。

译崇仁县重修县治记 抚州所属县有五个，崇仁是其中之一。县境的名山，南面有华盖山，稍向西是临川山，一名巴山，又改名相山，再转向远处西北方的是罗山，都是大山。这里的境域南部曾经设置巴山郡，隋代废郡设置崇仁县，历经唐、五代直到宋末都没有改变。各山流出的水汇合以后，县民夹水而居。县治在水的北面，是罗山向东伸出的支脉。前至元十二年，岁在乙亥，抚州归附，崇仁随之归附，朝廷开始命官治理百姓、征收贡赋。战乱之后，官舍没有修葺。二十六年，岁在己丑，达鲁花赤玛哈穆特才开始建造。大材巨木从山中取足，修建高阁崇楼，迁用旧日大家遗留下来的建筑构件。竹木、陶砖，百废同时兴修，颇为雄伟。后来继任者不断更换，因循支吾，岁月渐渐过去，终于破败了。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仍改至元元年，如今的达鲁花赤阿里仁甫来此，和同官商议，命丁额森重建翻新。百姓安于他的政令，受到劝导率领而随时响应，有余力的人欢喜地参加工程，不到几个月就完成了。梁栋、椽桷换掉腐朽的，陶砖、土石也换成完整坚固的。高而危险的建筑降低以使其安全，低矮简陋的增高以改变面貌。丹漆青碧光辉灿烂，黑白粉饰明净清楚，俨然成为高大的厅堂，宽敞平坦，内可俯临，外可仰望，没有任何遮蔽。上级官员巡视县境，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各种器物所需，纤细琐碎的物品也全部齐备。府史有接受事务的房舍，簿籍有收藏的房间，狱舍和粮仓坚固严密，马厩、浴室等细小处所也都安排妥当；出外使百姓安闲，闲暇时使劳作得到休息，也无不各有适当的处所。环视各县，没有比这里更整齐完备的了。大概这个县的土地平坦宽广，没有太瘠薄或太肥沃的弊病，所以百姓安于劳作而办事敏捷。东流的水容易涨满，也容易干涸，便筑成陂塘来防备旱灾；船运多是送出去、很少运回来，没有十倍百倍的利润，所以大商人不来。准备物资、满足使用，只要不粗劣，便不会过分奢靡。因此没有奢侈浪费的伤害。它兴盛的时候，弦歌诵读之声在村井社庙之间不断，衣冠文学之家接连相望，退让谦抑成为习惯而形成风气。出仕的人多从文史中来，本朝以经术设科取士，屡屡有这样的人。何况还有大儒缙绅先生，用古道正学振兴这里的文化，朝廷尊崇他们，四方跟从他们。他们所施加的教化遍及南北远近，没有哪里能领先于此，所以这里的百姓懂得爱人，也容易治理。偶尔有人资质不美，不遵循教令，以至轻易丧失人的常性，这难道还能容身于众多贤良善人之间吗？然而几十年间，任官的人有的无暇治理，难道是百姓的罪过吗？仁甫亲眼见过他先人治理郡县的善政，历任天台、无锡官职而来到这里，所以深知百姓的隐情。他的操守像冰雪一样清白，见识事务如蓍草和烛火一样明察，把忧虑民事当作忧虑家事，待同僚如同手足，处理繁杂事务却像处理平易之事。丁额森凭借国字入仕，敦厚稳重、老成持重，乐于采纳善言、喜爱美好，因而成就了百里之内的功业。丞张荣、前簿尹昌、令簿舒文琰、前尉胡诚等，也都诚实质朴而不事浮华，彼此和睦，共同率领属吏、辅佐长官。数年之间，只有休养而没有嗟叹，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嘉谷多次在田中成熟，灵芝在郊外挺生，仁甫家插下的篱笆竹又重新生长，都是祥瑞的应验。至于徭役均平，杜绝请托，听讼简明，预先考虑事务，抵御过卒的暴掠，停止喧闹突袭的征收，召集保护善良者如同防护刚割下的嫩草，卫护小民如同保护头目，上下都信任他们，风纪也正直。这些都是后来者可以看见并仿效的。我从国史馆退职，寄居在这里养老，所以当地人请我写下这篇文章。事情就是这样。这一年十二月，虞集记。羊角洞天记 关于洞天的说法，大概出自神仙家所传的记载。记载中多说名山异岭，远离人世，高远明净而空旷，所以用‘天’来命名。但抚州谯楼前面左侧有一块卷曲的石头，长三四尺，高约二尺，郡人称它为羊角洞。它并没有空洞可见，怎么能称为‘天’呢？世俗相传，有人从青城山来，敲击石头，石头暂时裂开，他得以进入看见洞府。所谓‘羊角’，大概是因为郡城的形势从南方来，向东延伸而转向西方，昂然像羊头，有石头向上突出，前进却不能再通，所以有‘角’的名称吧？因此宋绍兴年间，守臣王侯秬在石上覆盖建了一座小亭。后来过了很久，守臣林侯某挖地查看，尚未挖到几尺，洞中突然刮起大风，他害怕而停止。景定癸亥年，守臣家侯坤翁重修此亭，并为它作记。又过了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三年。监郡中顺大夫塔布台侯和同官僚佐商议，在石头上重新建亭。亭子建成后，派人来求我作记。府治所在的地方，并不像荒僻寂静的水滨，也有林壑之美和神明交会之处。自守臣将领以下，承担着百姓社稷的寄托、贡赋的事务、治理教化的责任，以及狱讼、征发、营缮、力役的繁忙；还要承受藩府和廉访司的治理，接待宾客、军旅的往来，一州千里的事务每天都忙不过来，又哪里有仙人道士能够逍遥徜徉、无所作为呢？侯爷建造这座亭子，难道不是因为它有超出尘世的美名，想在公务闲暇之余洗涤烦闷口渴，在近在几步的地方获得幽深之趣，与同僚朋友出门观赏，在庭中行走抚览，借以寄托自己处在高明之境、清静之极的心情吗？唉！我听说神仙的境界，即使在海岛绝域，也没有超出天地四方之内。居住其中的人和乐融融，不受外物接触，也没有内在欲望萌发，饮食淡泊，没有血气相争；长子老孙，寿命长久。像这样，才是洞天胜处的原因吧？如今正值和熙融洽的时代，年年多次告丰，官吏和百姓相安无事，难道不只是任职于此的人可以优游闲暇、超然于尘埃之外，而且我们百万百姓也能享受太平盛世、安度天年，与无怀氏、葛天氏的乡土没有不同吗？这就是洞天罢了，并不一定要指羊角的这一块石头来说。唉！结绳记事的风俗衰微，三王的遗迹熄灭，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如果能稍取黄老学说的余绪，使百姓从水火中得到休息，就极其幸运了。哪里比得上如今整个天下沐浴在圣人教化之中，盛大达到这样的程度？我怎么能不因洞天之说而慨然感叹呢？

译青云亭记 古代的大夫君子之所以有登临游览的乐趣，大概是因为登上高处能够作赋，面对山川能够发表议论，并不只是为了宴饮游乐、闲适逸乐。从前郑国的裨谌善于谋划，在郊野谋划就成功，到了城邑中谋划就失败，这还像是有所拘碍。至于能够作赋、能够议论这件事，近处不违背喧闹杂乱，远处又能从空旷中有所获得；提出谋略、产生思虑，哪里会有彼此的区别呢？临川城中有五座山峰，山势从南面而来，第一座山峰最高，峰上有一座亭子，名叫青云亭。从前守臣和他的僚佐宾客在公务闲暇时，必定登临此亭，极目远望、放纵胸怀，题记吟咏的很多，但文章大多没有流传。本朝仍改至元三年，监郡中顺大夫塔布台侯拿出俸金，率领僚属以及所有好事而有力量的人重新修建它。因为我从前曾有机会到过这座亭子，所以请求我作文作记。考察郡城之中，地势高而可以命名、登临观览的地方有三处。五峰堂位于郡治之中，吏舍环绕相连，屏风和树木遮蔽堵塞，不能周遍眺望。拟岘台可以远眺，但背靠城墙，人工营造的奇胜还不足。只有这座亭子隐然高踞其上，总览远近，仿佛提起衣裘便抓住了领口，没有哪处能比得上它。凡是承担人民社稷寄托的人，从容治理辖境之后来到这里，眼力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心思所能达到的。那高远的银河，明亮地回旋在天空；向北眺望宫阙朝廷，如同太阳就在眼前。凡是用来竭力侍奉君上的事情，哪里敢不尽心呢？俯身看去，山冈丘陵起伏，街市人烟聚集，休养百姓、保全生息的事情难道还有没有做到的吗？百姓的愁叹忧苦，难道还有没有救济的吗？发布命令、办理政事，难道还有没有做到尽善的吗？环视四周，名山灵峰苍苍郁郁，能够出神明之力来消除灾害；我治理政务是否得到了正确的道路呢？流水运行，可以疏通沟渠、预备水旱灾害，通行船只、充足货物贸易；田地的宽窄，阡陌的交错，都可以据荒熟来考察百姓的勤惰，按时令万物的生长来验证丰歉；我的赋税徭役征收，是否能够做到公平，并使劝善惩恶各得其当呢？看见这些就必定有所思考，思考之后就必定有处置的方法。那么，任职于此地又来到这座亭子的人，若想安然自得，俯仰之间无愧于我们的百姓，然后获得一天的快乐，难道不是很难吗？我怎能不写下这篇文章，留给后来者呢？《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八 元代虞集撰 记 大本堂记 宜春人黄盅，字子中，早年曾跟随临川吴公游学，往来数年后归来，便给他读书修学的居室题名为“大本堂”。后来他娶妻，吴公门下已有学业将成之意，但吴公去世已经五年了。吴公遗留下来的著作和言论，凡是亲手订定的，都可以考察取信；他的门人、子孙曾亲自听闻的，也可以询问辨明，用来成就自己的学问。只是他来请求我为此堂作记，却不知道我实在不足以了解这些。唉！假使赶得上吴公在世，借这座堂得到他一句话来惠及、幸遇后来的学子，岂不是好事吗？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如今却让我执笔，我又凭什么说呢？从前朱子向延平先生求学，延平先生曾把自己从豫章先生那里得到的学问告诉他，说：“只须在安静中观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的气象究竟怎样。”我曾私下由此思考，所谓“未发”，难道不就是我们还没有看见、听见外物的时候吗？所谓“静”，难道不就是戒慎恐惧达到极点、没有任何依凭执着的时候吗？至于所谓气象，也不过是说端正地坐着、澄清心念，天理自然显现罢了，并不一定要刻意摹拟想象。师友之间问答的话，传授给求学的人，应当没有什么可疑的。唉！人从上天那里禀受生命，和血气一同禀赋而生；人的本性，原本是安静的。知识产生之后，情欲便随之兴起；一接触外物，种种动念纷纷叠起，彼此感应，反复相因，永无穷尽。即使在梦寐休息的片刻，那种纷乱不定的心思也从未稍稍停止、安定下来。因此，一去而不返，倒行逆施，错乱迷惑、颠沛终身而不知道返回本原的人，实在太多了。佛、老两家有时也知道这一点而忧虑，于是有的与外物断绝，孤立自持；有的专一守护内心，以求自固；他们苦心坚持，百倍于常人，这倒是有的。即使偶尔也能得到些微收获，然而若想由此确立人伦极则、辅助天地化育，就同圣贤的学问相差太远了。现在天道运行，必定先有收敛肃静，来开启发生的契机；人求学，怎么可以没有涵养，以作为行动和应对外物的根基呢？假如从开始到结束一刻也没有安静，那么在隐微之处动机萌发时，又凭什么察觉其区别并用力克治呢？何况等到心念像风吹浪倒一样溃决冲突，之后才去制止，又哪里来得及呢？所以我深深感佩延平的话，私下认为“大本”的树立，大概可以从这里开始；至于在琐碎的语言文字上下功夫，应当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了。至于后来朱子的门人，有人传述他的师说，认为考察圣贤的言论和进修的实功，还有许多可以说的地方，那就留待后来的学者再加以穷究了。听说子中居住在这座堂中，能够以高尚的志趣约束自己，又喜好静坐，所以把我所听闻的这些告诉他，并为这座堂作记。

译《时中堂后记》皮以亨，原是故南雄使君的次子，也是今任平江州判官皮昭德的弟弟。他曾在里宅以南数十步处修建别室，堂建成后，请故翰林学士吴公题名，于是吴公题为“时中”，又为它作了辞。几年以后，以亨去世；又过了几年，堂被毁，辞也失传了。他的儿子皮霖感慨地追念先人的遗意，于是重新选择地址建堂，仍沿用旧名，但吴公的辞已经无法得到。他的哥哥皮棨替他到吴氏门人子弟中寻访，也没有找到，于是请我按照其中的意义加以申说。我说：“‘时中’的意义很大。从前吴先生的话，必定足以大大启发求学者的心，使他们有可以用力的地方。哪里是这篇集子所能说尽的呢？不过，棨是我的外甥，姑且同他私下讲论一番。君子和小人是相对的：从君子一边出来，就进入小人一边；从小人一边出来，就进入君子一边。对于这种细微的界限和防止隐微过失的辨别，应当极其认真地察看。‘时中’的‘中’，我不敢轻易解释。不过我所知道的是：君子的时中，就是中庸；小人的无所忌惮，就是违背中庸。因此可以知道，无所忌惮正是时中的反面。达到时中并不容易，但对于有无忌惮，我却可以从这里用力。” 有所忌惮，就知道畏惧而不去做；毫无忌惮，就放纵而没有什么不做。所谓“惮”，就是知道厌恶而不去实行；没有畏惮，就任意妄为而没有什么地方不到。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从前先儒曾用“静”来教人，后来又说不如从“敬”入手；“敬”的学说已经很重要了。后来又认为没有比“畏”这个字更切近的，大概是思考越来越精密、距离越来越近、下手越来越切实的缘故。况且中庸之道正在于戒慎恐惧；追求时中，舍弃这些又能到哪里去呢？我这里只是说求取它的方法如此罢了。请你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你的弟弟；如果后来能够得到吴先生的原话，让我也听到并照着实行，那当然是我所希望的。” 《思本堂记》宜春人黄元瑜爱好古雅，博学多识，把自己收藏的三代、秦、汉以来的图书器物集中在一座堂中，命名为“尚古”。故翰林学士吴公为他作记，并告诉他说：“考论古代的人，没有比《易》《书》《诗》《春秋》更古老的了。元瑜所崇尚的东西，难道还有超过这些的吗？”唉！吴公这样对元瑜说，已经说到极致了；他对元瑜所期望达到的境界，也十分深厚。唉！观察器物而知道它的用途，观察文章而知道它的实质，那么凡是观察古人的地方，都是用来成就自己的能力的。因此四方的君子，都深深对元瑜有所期待。二十多年后，元瑜派人来告诉我说：“我凭借祖先留下的福泽，出仕而享受朝廷的俸禄，归来后又在乡里成家。回头看我族中的兄弟子孙，他们当初本来都是同一个人的后代。于是我在住宅附近建造‘思本’堂，聚集族中求学的人，供给饮食并教导他们。又在岁时准备酒肴果品，率领长幼来祭享先祖，希望我们同宗同气的人抬头仰望祖先时，都能想到我们共同的根本出自一处，使精神血气受到感发，仿佛祖先的精魂就在这里，也许可以借此尽到我的诚意吧！” 他取出私田五百畆的租税收入，另行储存起来，准备作为这座堂祭祀和教育的费用，并请求我为它作记。这样以后，我才知道元瑜确实有志于崇尚古道。我听说古人所重视的道理，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没有比教育更切要的；而“思本”堂正是为这两件事而设，我怎么能不为它说几句话呢？古今的道理是一致的，只是当代君王的制度有些不能实行，往昔的事情有些不能照办；但志向所在，有不能自已的地方，就取那些可以做到的来实行，这难道不是善于学习古道吗？从前先王所制定的祭祀制度，道理十分重大，粢盛、牲杀以及器皿、衣服等品类都很完备，对阴阳鬼神的义理探求也极为周详。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各自都有宗庙，用来安妥祖宗的神灵，统一子孙的心志。旁支庶出的子孙不能自行祭祀，也未尝不能在宗子的家中伸展敬意；继承父庙的小宗，也未尝不能专门接受子孙的祭享。这样，有国有家的族人，几乎没有不被祭祀的鬼神。后世的人即使贵为公卿，封地也未必真正属于自己；名义上虽有世代俸禄，家中也未必有自己的田地，于是宗庙无处建立，不能实行古代的祭祀之道，也就很难借此联结族人了。更何况是士人和平民百姓之家呢？先王遗留下来的教化，不过是常道和人伦罢了。它开始教人，直到使人的德行达到圣人境界，不过是把这一点推到极致而已。从天子、诸侯的国，到大夫之家，再到乡党学校之间，所教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士人做官，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农民耕作，不离开自己的乡里。他们没有必要到远方去谋事，所以乡里亲戚之间的感情，亲友相互帮助扶持的事情，近到闾巷之中都能实现。老人每天坐在里门，年轻力壮的人早晨出门，教导他们应当做的事；晚上回来，又督促他们弥补不足。这样一来，父兄没有不教育子弟的。后世的人自身没有可以用来施教的内容，教人也不依照正道；有的专攻文艺来谋求进取，有的奔逐末业来放纵利欲，遗弃忠君亲亲之心，举世都不觉得奇怪，也不感到厌恶，那么又怎么能责望乡里呢？唉！如果不是真正知道古道值得崇尚，谁能知道应当致力于祭祀和教育这两件事呢？想来这座堂中，弦歌之声响起，长幼有序而不紊乱；祭祀礼器陈设严整，子孙恭敬而没有间断。于是收取祭祀所得的福胙而广泛施与，沟通幽明之间的关系，融合亲疏之间的感情，彼此劝酬，互相颂祝，宴饮欢乐，尽兴而醉饱；这样按常规实行，长久而不厌倦。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曾说：‘冲和之气就在这一支中。’ 这大概是为善于思念根本的人而发的吧？不过，祭祀和教育的道理，仍然还有可以说的地方。我听说元瑜的子弟大多好学，是否还能进一步阐明其中的道理，裁定其中的礼节，来帮助元瑜成就这件事呢？”},{

译《诚全堂记》前任上元县令、临江人黄景云入朝做官，任期届满暂时还乡，建有一堂，命名为“诚全”。于是上元县令简正礼、池阳教授吴京来请我为它作记。简正礼对我说：“《朱子语录》中说，诚就是天理的真实。圣人降生时，禀受浑然一体，气质清明纯粹，全都是这个天理。求学的人，则必须在学、问、思、辨、行上用力，直到认识到日常生活和本分事务无不是真实的天理，然后才叫作诚。”就这番话来观察各位圣人，仲尼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诗经》说：“上天的命运啊，深厚美好而永不止息。”这说的是文王德性的纯粹。仲尼说：“我想不说话了，天说过什么吗？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天说过什么吗？”像这样，难道是凭瞻仰、企求和思虑所能达到的吗？观察圣人，就是观察天；观察天，也就可以说是在观察圣人。人之所以成为人，他的本性就是仁、义、礼、智；他的人伦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人若不能通达天道，大概只须尽力于这些人伦之道罢了。所以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舜对于尧，周公对于文王，都是圣人。孟子说：“舜完全奉行侍奉父母的道理，于是瞽瞍得到欢悦；瞽瞍得到欢悦，天下做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就安定了。”周公东征时，诗人歌咏他说：“公孙的功德广大，红色鞋子整齐光亮。”君子认为这正是对周公善行的描写。天理有常规，而事情所遭遇的情形却有变化；变化虽然万端，但常道并不丧失。因此，从这些事情中，难道可以窥见圣人万分之一的境界吗？颜子对于仲尼来说，是仅次于圣人的人，距离圣人只差一等。颜子不幸早逝，传承仲尼之道的是曾子、子思、孟子。求学者研究这三人的言论，达到的程度却很不相同。然而我私下观察，在他们以前能够践行并充实圣人之道的，大概只有颜子吧？仲尼说：“颜回啊，他的心有三个月不违背仁。”在他不违背仁的时候，与圣人的完整境界有什么不同吗？孟子说：“颜子已经具备圣人的大体，只是还很微小。”周敦颐说：“能够执守而又不断恢复的，叫作贤。”说的就是颜子。又说：“圣人所蕴含的微妙境界，颜子大概已经难以看见了。”所以，天不能凭个人意见来测度，圣人不能凭个人意见来了解；但在追随圣人而又无从追随的边际，或许也可以看见其中的微妙吧？既然如此，那么所谓禀性浑然、气质清明纯粹，难道可以轻易谈论，随便自我宣称吗？然而，求学者之所以求学，人之所以成为人，如果不是效法天、圣人，那么还应当做什么呢？所以，不敢把它说得轻易，却也不敢不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曾经听周敦颐说：“诚是无所作为的，能防止善恶混杂。诚，是天理最真实的状态，哪里还需要人为作为呢？然而诚一旦发用，就有善恶的分别。”从前孔子解释《乾》卦九二爻说：“防止邪念，保持诚。”程子解释说：“邪念既被防止，诚自然就保存了，并不是另外到外面寻找诚，再把它存放在这里。防止邪念的方法，在于举止容貌端整；思想自然会产生敬意，有敬意，诚就能保存，对于真实的天理便没有欠缺了。”不过这番话，也是在言语诚信、行为谨慎之后才说的；它属于下学入门的功夫，大概还不能一下达到这种境界。因此张子又专门用礼来教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无不属于礼的范围；而礼的细微等级和节制，仍有认识不完全的地方。一丝一毫的分别没有做到，就会有一丝一毫的欠缺而不真实。然而如果不懂礼，又有谁能够参与到这种境界中呢？所以，想要使天理的真实得到完全实现，又应当在这里用力。这就是人伦的极致，若非圣人没有人能够担当。我愿意学习，却还没有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便诵述所听闻的道理，告诉三位君子，并把它记在黄氏堂屋的墙壁上。

译《君子堂记》临川人李本伯的祖父，曾以郡府属吏的身份随军出征，使所属县的几个乡里的百姓得以存活。后来请乡里的先生孙履常来家中教导两个儿子。书斋建在莲池上，孙履常取周敦颐的话题名为“君子亭”。后来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去世了，池边的居所成了别居。李本伯不忍忘记这件事，于是取这个名称题在自己的居所堂上，叫作“君子堂”，并请我为它作记。唉！您的祖父有阴德，生计因此得到滋养，和气得以养成并流行；您的父亲又向乡先生求学，成就了祖辈对他的期望。那么您诵诗读书、修身谨行，以君子自处，也确实是有来由的。人的品格，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君子，一类是小人。在最初防止细微偏差的时候，不过是分辨善恶、义利罢了。行义行善，出自人的天性，随着感应而表现出来。涵养深厚的人，能够察识这种端绪从哪里产生，知道扩充它；这样成为君子，谁能阻挡他呢？一个念头如果由血气发动，想作恶、求利，却不能在它刚刚显露时察觉并努力克制治理，那么它一旦溃决冒出、冲突奔突，造成壅塞、沉沦和陷溺，就更加无法抵挡了。因此，想成为君子的人，不可不反躬自省、穷究天理，寻找善端。古代盛世，圣贤接连出现，在朝廷、乡党、学校之间，对外的交往、对内的家庭生活，没有别的教导，都是这些道理。因此那时君子很多。圣贤远去，言论湮没，异端同时兴起；《易》《书》《诗》《春秋》以及礼乐的文章，孔子、孟子的学说，虽然都具备在典籍中，却只是在世上勉强留存。学习这些的人，固陋的不能自我奋发，狂妄的不能自我反省；天资敏捷、才器高明的人，又不屑于此而另求他途。师法和宗匠不再出现，无处考订取信，漫无边际地求索，终身也一无所得。这就是人心常常昧于本初、先王恩泽不能遍及天下的原因，难道是小事吗？从前周敦颐特然兴起于千年之后，向上承接前代圣人的《太极图》之作，实在是上天借助了他。然而还有人怀疑他的学说另出一途。程伯子天性纯厚，程叔子操守端正，即使张子仁厚勇毅，仍曾出入于孙武、吴起以及佛、老的学说，后来才终于回归正道而有所获得。这难道就是自古以来所说的豪杰吗？所以，有高明资质而不肯安于平凡浅近、过度求索的人，能够像张子那样自行归正的，能有几人？延平李氏说：“举世纷纷都说学习仁义，却陷身于杨朱、墨子的学说，有谁能够知道这一点呢？” 我私下认为，这句话说的是求学的起点：刚刚有一点出于自私的念头，走错岔路，失误就会相差极远。延平先生怎么能不对此深深叹息呢？不过，这还是针对求学道术的人说的；至于浅陋之士，追求欺骗世人、欺骗他人的名声，来窃取满足私欲的利益，那么从立志的起点起，就已经同圣贤背道而驰了。难道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也会这样做吗？我同伯宗交往，已经有好几年了。今年留居山中超过一个月，观察到他不愿安于众人的习惯，确实想使自己成为君子；他安静却不凝滞，前进而不停止，有始有终，或许可以没有愧于这座堂吧？在细微偏差发生以前，以及在岔路口作出选择时，都不可不谨慎。我姑且记下这些话，同他彼此切磋琢磨，以求有所成就。至元戊寅三月初一日记。《德星堂记》《世说新语》说：陈太丘到荀朗陵那里去，让元方驾车，季方拿着手杖跟随。到了以后，荀氏子弟都在身旁侍候。当时太史上奏说：“真人向东行五百里，贤人聚集。”世人把这件事当作美谈。后来朱文公为建宁陈氏作《聚星亭画赞》，好学的人大概都传诵它。大禧院判官陈彦和，家族本是蜀地阆中文惠公的世家，后来从郑州迁到汝宁，在汝宁居住已有数代。从前他任御史时，曾与我同朝，有过一日相交的情谊。如今竟从千里之外寄信告诉我说：“我的祖父辅之甫居住京师咸宜坊时，有一座堂叫作‘德星’，是李受益公命名的，大概取聚星之意，由松岩高公书写。当时鹿庵王公、左山商公、静轩阎公、杨从周公以及各位名公卿，每逢退朝闲暇，没有一天不聚集在这里。如今迁居寅宾坊东，也有一座堂，仍然题作‘德星’，也是为了不忘祖先，请您为它作记。”我说：“彦和不改堂名，实在是恰当。聚星的应验，要看聚集的是什么人，何必说古今不同呢？”从今天的人来看古人，古人就是古人；如果古人从当时看自己，也只会认为自己是今人；今人从今天看自己，当然也认为自己是今人。到了后世看我们，难道不会把我们称为古人吗？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声誉美好、名望卓著，如珪如璋，恭敬昂扬地来这里聚集的人，又何必不如咸宜坊的君子呢？况且君子的交往，是同类相互往来。我曾替彦和执笔，写过他祖先遗留下来的德行；而彦和的美好政绩，又多得无法全部写下。如今任职经历越久，声誉越高，那么他所交游的君子，大概也可以由此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了。从前文惠公和兄弟们以执政身份在家中奉养父亲秦公，每逢有客人来，必定手捧笏板、腰垂鱼袋，依次侍立；客人因此局促不安，起身告辞。秦公道歉说：‘这只是我的几个儿子罢了。’这样看来，陈氏宾客的盛况是有来由的。当秦公在世时，正值五星聚于奎宿之后；当时在朝廷中的君子，他们的美德光辉直到今天连五尺高的孩童都知道诵说。所以我说，不能因为古今而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唉，我离开京国，来到江湖之外，距离已经很远了。抬头仰望，天的容色和太阳的光辉，起初并没有离开咫尺之间。我曾经披着简陋衣服，推开茅舍，放眼丰部，私下窥望勾陈、太微之间，寻找天津、析木所属的星次；它们的光彩和润色，明亮闪耀，果然也有如太史所占验的景象，那么贤人的德业…… 像衣被万物一样覆盖天下的德泽，已经显著了；而我也能够同草木禽鱼一起，在丽日祥云之下自得其乐，这就是我微小的愿望，也是极大的幸运和满足。

译《谨敕堂记》抚州府推官、前进士杨侯贤可，替他的从孙女婿龙焕来告诉我说：我们太和龙氏的龙登，在前宋咸淳四年考中进士，仕途做到衡州推官。后来有龙希白能够继承家业；到了他的儿子良翁，便成为本朝的人了。良翁有志于当时，却来不及有所施展便去世了。他的孙子龙焕，今年二十多岁，已经知道求学以自立，在住宅左边建了一座堂，取马文渊称赞龙伯高的话题匾，叫作“谨敕”。请您说几句话来增进他的学业，成全他的志向。马文渊是汉代名儒，智慧思虑不偏私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诫子孙不要嫌烦于辨别世人的耳目所能看到的事情，以免流于轻薄。“谨敕”二字的含义，忧虑多么深，言辞多么切啊！马氏当时的子孙尤其应当接受这番话并实行它。百世以后，龙氏的支派后裔，考察先人的言论和行为，领会宗族先辈德行的意义，慨然从内心受到感动而想尽力践行，难道不能说是懂得根本要领吗？然而马文渊赞颂龙伯高的德行，说道：“敦厚周全谨慎，口中没有可指责的话；谦逊俭约节制，廉洁公正而有威严。”即使不能完全效法他，仍然可以成为谨慎自持的人。依我看来，如果真能以“谨敕”自我勉励，即使凭它进入圣贤的境界也可以，难道只是做到那十六个字所说的事情而已吗？“谨”作为道理，大概包含存养的功夫；“敕”这个字，深有告诫、警戒之义。一定是先有所闻，知道天赋给自己的本性是这样广大，自己所具备的德性是这样完备；于是，在存养的开始就谨慎，不使其中有一丝一毫的偏杂；在遇事的时候就自我警戒，不使任何事情发生差错。这样来完成“谨敕”的功夫，正是求学的重要道路。它如同大江的水流，众水都归附其中；又如提起衣领，整个衣身都随之顺从。如果真正懂得实行“谨敕”的方法，那么所谓十六个字，都由义理产生，源出一处而没有间隔。这样，异端和乡愿之流也就不能借似是而非的说法，在当时混淆迷惑人了。君子求学，是为了敦厚而不刻薄，为了周全谨慎而不粗疏鄙陋，为了说话无可指责而不躁妄，为了谦逊俭约而不放纵，为了节制俭省而不奢侈纵欲，为了廉洁公正而有威严而不徇私亲昵；这一切都必须谨慎自持以后才能做到。所以圣贤之学一定说要由敬进入，一定说要戒慎恐惧，这些都是“谨敕”的事情，难道可以认为很容易做到吗？唉！想知道“谨”的道理吗？《板》诗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奔驰。”朱子说：“这是说上天的聪明无所不及，因此不可不敬。想知道‘敕’的方法吗？《抑》诗说：‘早起晚睡，洒扫庭院，修整你的车马、弓矢和兵器。’朱子说：‘小到睡眠起居、洒扫庭院的日常事务，大到车马和兵器等变故，都考虑周全，没有不准备、没有不整饬的。’谨慎可以达到侍奉上天这样重大的事情，警戒可以达到忧虑众人相继陷入灭亡；再回过头来，从求学的道路上探求它，哪里还要担心不能达到龙伯高那样的境界呢？把这些写下来答复贤者，可以让它记在堂壁上。《柏友亭记》东南地区有许多美好的树木和奇异的材料。要说挺拔奇特、坚硬致密，树皮和材质像金石一样，非常适合当地土壤，长久存在而不衰败，历经时世变化而不迁移，用于宫室和器具，极其美好而且能够长久保存的，没有像柏树这样珍贵的。如今豫章这种树木，能够长久生长、长得高大而且适于使用，所以郡名也由此而来。橘柚作为贡品，专出于南方；这两种东西不是其他地方所有，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们。然而几年前突然遭遇坚冰、大雪的灾变，树木几乎摧折殆尽，残存的生机仅仅保存下来。柏树的生长同这里的气候风土相合，却屹然如山岳般不受动摇，那么它之所以承受上天的禀赋、寄托于这里的水土，必定有独特之处吧？环顾附近境内，耳目所及，托赖神明而存留千百年的树木，往往都有。但在高山深谷之间，不通人迹，当世无人认识察看，甚至被樵夫牧人践踏、遭受斧斤砍伐的，不知有多少。如今有位君子亲手在门庭旁种下这些树，子孙世代保护并加以培植，内无蚍蜉蛾虫的蛀蚀，外无枝皮毛末的损毁，经过近三百年，树木郁郁葱葱直冲云霄，根基牢固，树干粗壮，并排挺立、相对而立，共有四株相伴。像豫章魏亭胡氏家中的这些柏树，难怪诗人和君子要共同吟咏歌颂，仍觉得不够了。胡氏的孙子胡棣在柏树旁修建亭子，清江范德机题名为“柏友”，并为它作铭。十多年后，他让女婿徐庸不远二百里带着文章来给我看。我感慨于乔木竟能如此长存，思念故人相隔遥远，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徐庸又请我说明范君称它为“柏友”的意思，我便告诉他说：“君子对于先世亲手留下的遗迹，总要瞻望追思，恭敬而不懈怠。故宋进士龙溪君亲手种植的柏树，历经四代传承，到今天已经是第五世了。世代变迁，事物也不再如旧，而胡氏世代守有这份家业，家族和柏树一起保存下来，共同长久存在，这也是少有的事。那么胡棣面对这些树，思念他的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早晚徘徊在树下，仿佛将要见到他们，难道只是称作‘朋友’而已吗？不过，从前取友，有在乡里取友的，有在一国取友的，有在天下取友的，也有以古人为友的。如今胡氏家族世代传承的恩泽长久不失，儒雅温厚而深沉坚固，在乡里有声誉；仰望它而思考，俯身而修习，必定能从这里有所获得，或许可以同它相互辅助，以求成就的道理吧？称它为朋友也是可以的。那么，以它为友的道理是什么呢？观察它坚忍不屈，就应当抑制自己浮荡游移的气性；观察它正直不阿，就应当培养自己坚贞正直的德性；观察它老成持重的操守，就应当使自己的志向不被阻碍；观察它长久坚固的节操，就不应忽视长远的考虑！观察它挺立时能够遮蔽万物，就一定不肯闭塞吝啬，而能把恩惠施及他人；观察它材质可用，就一定不肯任其暴弃，而会考虑怎样用来救助当世。这样看来，从这些柏树身上可以取法的地方太多了。柏树既然成为胡氏的朋友，今后还将会在胡氏子孙身上看见这种友谊吗？进士君的先祖从丹阳来到官溪，官溪的水汇入东湖，进士君的儿子所修筑的西园就在这里。三代都以这座园子自称，所谓“小园园趣”，都是指此处。湖水汇合彭蠡湖而成为大片水域。如今胡氏的居所背靠湖水，亭子在住宅右边，那里有许多古树奇花，却独独以柏树命名，是因为看重先世种下的树。那里的土地宽厚温润，从树木和人物上就能看出这一点；这样看来，山川的胜景一定也有值得观赏的地方。我有时同乡野之人、钓鱼的老翁在江湖间徜徉，偶然到了那里，还能提笔为它作赋。

译《写韵轩记》龙兴紫极宫的写韵轩，高高坐落在城墙外，正对西山的胜景，俯瞰长江，夹杂在民居官舍之间，尤其幽远绝胜。能够这样眺望的地方，其他地方也许偶尔有；至于秋高气爽时，能够望见上游各郡的山，如临江的玉笥山、抚州的华盖山，青碧之色仿佛近在眼前，排列在窗户之间，这却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西山是神仙的洞府，得道之人往来城府，把怜悯世人、拯救风俗的心意带到这里，并在这里游览休息，大概一定有过这样的事情。郡中又传说唐代文箫、吴彩鸾二位仙人，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世间传说吴仙曾在此轩写《韵》，轩因此得名。我从前在图书府和好事人家，常常见到他所写的唐韵，前后共见过三四本，都是用硬黄纸写成，纸张洁白芬芳，界线和格局整齐，字体遒劲秀丽，神采清明，这岂是凡俗之人所能做到的吗？总之都是人间奇异的珍玩。登上这座轩，想象他的风采，也足以寄托高远的思绪吧？然而世人的尘俗念头沉溺在胸中，竟认为高仙幽居之事同自己没有不同，并把所谓相遇相合的事情写出来，实在不合常理。大概唐代的才人，对经学和道学有所见识的很少，只知道喜欢写文章；闲暇无事时，便随意想象幽怪相遇、才情恍惚之类的事情，写成诗篇问答，附会成故事；聚会交游时，各自拿出诗文稿卷互相赏玩，并不一定真有这些事情，却把它们称作传奇。元稹、白居易尚且有时这样做，何况其他人呢？于是世代相传，人人信以为真，即使是以此道为业的人，对于文箫、吴彩鸾的事情，也过了很久无人察觉其中的虚妄，实在可悲！所谓仙人，形体已经化去，精神明彻融通，哪里还会有一丝一毫世俗的念头，因而受到贬谪呢？从前陶隐居撰写《真诰》，记载李夫人少女降临杨生的事情，尚且说这是玄妙的契合和相遇，真正的道并不邪僻；即使显现男女偶对之名，也完全没有污秽的迹象，言谈举止从容而礼意森严，这是一条证据。即使说由于生起凡俗念头而被上天贬谪，也应当恐惧反省，片刻都不敢懈怠，怎么可能因循拖延，在男女燕好之中闲暇度日，竟延续十年之久呢？诬蔑吴君，也实在太过分了；而且使庸人和小孩子没有知识可凭，却又能借此作为口实，使我们这些读书人吮墨挥笔，推波助澜，助长这股风气吗？因此写下此文，送给观看此轩的主人余君玄谷，希望不要再给这座高明的轩子增添羞愧。《余氏极高明楼记》华盖山在崇仁的上游，占据地势高大厚重之处，突然高耸千仞，直上云霄，日月星辰环绕运行，没有什么遮挡；云雨兴起时，茫然仿佛都在山下。若不是有人凌空倒映，身处高处接近日月，便不足以同它相对。那些漂浮游荡在尘世之中、沉溺在污秽之下，生死不出早晚之间、起灭不超过寻丈之地的人，哪里足以观赏这样的景象呢？山的南面有一条水叫珠溪，余氏一族世代居住在那里，不知始于哪个朝代，从来没有其他族人夹杂居住。山势像城郭一样环绕，泉水从中流出，隐伏在盘石之间，曲折深注，最后流向外面。居民在那里耕田凿井，养生读书，没有对外界的羡慕，因为地方偏僻而赋税轻薄，远离郡县官府应办的供给事务；退居的人也没有什么要求要从中求取。晋代陶渊明所说的桃源，大概依稀像这里。余氏的俊秀之士名叫敬，以自然淳厚的资质，居住在风俗质朴的乡里；以平易快乐的心情，保持敦厚和睦的家族关系，舒缓自得，温和安然。我听说后很喜欢。世人认为风气日益下降，人的情态日益趋于浅薄，再也不能回返，难道真是这样吗？翰林学士吴公的夫人，是余敬的曾祖姑，因此吴公曾经到过那里。等到余敬在居所建楼，可以在咫尺之间瞻望华盖山，便命名为“极高明”。楼建成时吴公已经去世，余敬未能请他写一句话来题表此楼，于是通过他的族父余希圣请我作记。我曾听上蔡先生说：“谁能摆脱凡俗浅近而游于高明之境？不作婴儿般的姿态而具有大人的器度，不只谋划自身而具有天下的志向，不只考虑终身而具有后世的忧虑，不求别人知道而求上天知道，不求同流合俗而求同合于天理的人，必定是这样；这样以后，才可以到达高明的境域。如今小聪明的人自私自利，却自以为高明；偏曲的见解、浅陋的知识，却自以为明白；把轻薄浮躁当作时尚，以主观猜测当作知识，那么他的念头所产生的、行为所涉及的，无非极其卑下的事情；同高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因此，资质美好的人，或许能够有所获得：向内看待家庭，没有过分不足的忧虑；向外看待万物，没有非要得到什么的欲望。这样，他内心所存的是淡泊而空旷的，距离入道就近了。再考察圣贤的学问，践行古人的足迹，那么每天趋向高明并把它推到极致，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吗？秋高气清时，我将到山上拜谒浮丘伯之神，希望还能寻访你的楼，诵读吴公的话，记下他千载以来的思念，在这里留下此记。” 至于《中庸》所说的“达到最高明之境”，吴公的门人弟子大多能够记述吴公的话，余敬应当仔细询问他们。将来我再为余敬讲说这些道理，这就是这篇记。《主静斋记》监察御史、前进士赵承禧，字宗吉，把他的斋室题名为“主静”，请我阐发其中的意义。从前周敦颐作《太极图》，其中说：“圣人用中正、仁义来安定自己。”又说：“圣人之道，不过是仁义中正。”而“主静”又在这些话下面说：“没有欲望，所以寂静。”周敦颐承接群圣失传已久的学问，向万世的求学者开示：人之所以学习成为圣人，圣人之所以同天合一，都在这里罢了。听说太极发动而产生阳，静止而产生阴；一阴一阳相互以对方为根本，由此可知动静无穷地相互应合，而太极从来没有不运行在其中的。所以人所行的道，一动一静相互构成体和用，而上天的命令也从来没有片刻间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用来阐明《易》的。把六画的卦分作上下两个卦体来讨论，二爻和五爻处在中央；阴阳各得其所，这就是正。若从重卦来说，三爻和四爻是人的位置。

译《易传》说：“建立人的道，说的是仁和义。” 因此，人的极则确立，天地人三才的道理就都具备在我身上了。这就是中正、仁义的学说吗？这里所说的“静”，大概就是指太极。万事万变都不超出它，这就是所谓以它为主。求学者用功的方法，难道也应当考察“定”和“主”的学说吗？然而这并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做到。姑且切近地拿求学者的事情来说明。所谓“没有欲望所以静”，其中“静”这一字，是通过观察人道来认识天道，最为深切明白。耳、目、口、鼻同外物接触，饮食男女之间的事情，喜怒哀乐的发作，都是人不能没有的。却突然说“没有欲望”，难道容易说吗？孟子说：“养护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说减少欲望，是因为还没有完全达到没有欲望。周敦颐说：“由减少欲望逐渐达到没有欲望。”由此可知，减少欲望是求学者追求无欲的渐进阶梯。《艮》卦的彖辞说：“止住在背后，看不见自己的身体；行走在庭院中，也看不见别人。”解释者说：“外物不来接触，内在欲望不萌发。”这就是追求无欲的方法吗？二程得到周敦颐的传授，教导人只用一个“敬”字，使人专心去实践。知道以敬为主，就可以逐渐达到无欲。就求学者而言，以敬为主，无疑就是以静为主的道路。横渠张先生又用礼来教人，举动都合乎礼，所以才能实践敬的实质。哪怕有一丝不合礼，便失去一分敬；一件事不合礼，便丧失一件事上的敬。因此，主张静心修养，没有比敬更好的；而论到敬，又没有比知礼更切实的。礼，是天理的节文。因此我切实地认为，求学的人必须知道那些礼制中不可更易的原则，然后才能有所定守；由此也可以看出，圣人之道必先有所定守吧？主张清静无欲，是圣人的能事，也是学者修养的最高功夫。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些？不过是把从父兄师长那里听闻到的，以及自己困学不倦、勉强做到万分之一的情形说出来罢了。宗吉凭文学登上高科，又凭才识历任显要职位。按常人的情感，本来足以因而高视一世、夸耀一时了；但他反过来探求身心之学，以求达到天人关系的极致，又取周子的至理名言为自己的书斋命名，时时以此自警。这种志向，哪里是别人所能企及的呢？他不因我年老退居、荒疏浅陋，反而远道征求我的意见。世俗的求学，有些质朴的人安于固陋，不肯从事谋为；有些以清静自居而浮薄的人，不践履圣贤已经走过的道路，不考究经传中的精微言语，只是模糊地追求高远空虚，实际上是把粗鄙浅陋装饰成清静罢了。这些都是昔日贤人深深忧虑的事，也是今日令人慨叹的事，却没有办法制止。赵君自己已经有所体会，正将资助任用，又能扶正抑偏。那么，这座书斋的设置，功用难道会小而浅薄吗？环翠亭记 临川城中李氏住宅的后面有成百上千竿竹子，李氏在竹林中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环翠”。乡里的先生孙君履常，把程伯子所作的《环翠亭诗》写在亭上，让他的父兄子弟观看并吟诵。元统癸酉年冬天，我请假回乡，而孙君又奉使回来，催促我到临川；我跟随他进城府，旧病却再次发作，因而在那里住了很久。李氏曾邀请我到亭中去，我却不能前往。五年以后，李氏的次子浩卿和他的侄子本到山中拜访我，谈到这座亭子的胜景，心里大概是想让我为它作篇文章。唉！古代大夫君子所说的善于作赋，难道一定都已经写成文章吗？古人说过，有感慨发自内心，便长歌咏叹来寄托自己的情意罢了。孙君所写的诗，大概正是得其本意；况且论到温柔敦厚的教化，有谁能超过程子的言语呢？然而程子的诗开头说：“住在城中看不见重重万山”，而临川作为一郡，城中多有山冈丘阜，城南第一峰独自高耸，另一支山脉曲折向西伸展，止于罗家山。李氏的亭子在它的东麓，正是程子所谓‘看不见’的地方；但这座亭子却能看到它，那么这里似乎又有胜过诗中所说之处。诗的末章还有暂游之后匆匆离去的叹息，而李氏的环翠亭，我却从未亲自到过，这又凭什么来作赋呢？即使如此，李氏的祖先曾积有救活他人的阴德，竹子旺盛的生机似乎正与它相像。李氏同族的子弟有八九人，都喜爱读书，在庭院房舍间诵读，声音像金石一样清亮；他们秀美挺拔、如玉树临风，也差不多与竹子相似。又听说他们喜好宾客，弹琴、读书、饮酒、赋诗，没有一天空闲。《诗经》说：“有文采的君子，如同切磋琢磨美玉。”他们是否也能从容自得地处在这茂盛的竹林之间呢？唉！这个郡的城池建在这里将近四百年了，如今百姓已有几十万家。所谓园池亭榭，富裕的人家有的修建得过分奢侈，贫穷人家却不能拥有。至于竹树的栽植，年代久远的有的每天都遭到砍伐，而刚刚兴起的，经过昼夜生长、雨露滋养，也未必马上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李氏这座亭子，本来由于祖先的阴德，又靠子孙在这里读书、招待宾客来延续，后人还能不能从中有所认识呢？

译广西都元帅章公平徭记 从前世祖皇帝神武而不嗜杀，威势施加于四海，天际大地之间、日月照耀之处，没有不来归附的。天下统一以后，他广施恩惠于偏远地区，谨慎选择牧守之官，整顿军队，顺应各地风俗，使人民都能依照自己的生计养育生息，又察知其习俗中的偏颇加以整齐，使他们不能任意妄为。这就是至元之治所以无可指责的原因。土地广大、物产众多，丰足繁盛；但有关官府逐渐因无忧患而懈怠，轻慢暴虐的苗头便兴起了。桂林所管辖的地区，越过绝高险阻，向外逼近海岛，方圆数千里；山川郁结，瘴疠时常发生。朝廷放宽那里的徭役，简省那里的法令；在那里任职的官吏品秩优厚、俸禄丰足，大概是为了怜悯其偏远而安定百姓的生活。但当地风俗难以控制，确实也有其原因。所谓生徭、熟徭、撞人、欵人等名目，都是强悍粗野的标志；所谓溪、洞、源、寨、团、隘之类，都是凭借险固自保、因而肆意施暴的地方。然而他们也都有血气亲情和口腹身体的欲求，只要能得到养育、安居并享有利益，他们的情形就可以推知。用适当的方法抚慰教养他们，用合乎义理的原则责备激励他们，用诚信发布号令，再以坚甲利兵临之，那么悍然不顾、勃然不逊的人就会减少。有些人欺负当地偏远弱小、无处申诉，贪婪残酷而不知满足，是非不明、措施颠倒，伤害他们的生命，违背他们的本性；即使善良懦弱的人也不免有所行动，更何况一向不懂教令的人呢？几十年来，煽动叛乱从未止息。朝廷未尝不想办法治理，只是执事者不够谨慎，非同寻常的赏赐反而被贪货之徒蒙骗，任用与罢黜失当，徒然导致失败并招来讥诮。熟悉事务的酋长和士卒所忌惮的办法，是控制郡县以扼住要害，设置廉洁官吏和能征善战的将领交错控制他们的出入；利用他们的勇猛机敏，使官军的联系贯通，使豪壮之士尽力效命，让阴谋无处容身，妄念不敢发生。又任用忠信廉介的官员统领其上，明察耳目，公正处理赏罚，并持之以久。若不知道采用这些办法，屡屡失去良策，使我方将帅士大夫奔走劳苦，岂不是悔恨也追之不尽吗？今上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即元统二年，宰相和枢府采用外省官员联名推荐的意见，任命原处州万户、镇抚州的济宁章公巴延为镇国上将军、广西宣慰使兼都元帅，佩金虎符，统领军队。这年冬十月，徭寇聚众在贺州富川县境内起事，进入县城大肆劫掠百姓。章公整军出征，湖广行省右丞旺扎勒率湖广军队来督战，到达军中后因病把军事托付给章公。章公进逼贼军，攻破秀峰、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斩首二百级。随后右丞病逝，章公率随省某处万户、某处万户的军队进军。章公亲自到阵前，射杀贼军旗头一人；贼军有两人夺取寨门，章公接连攻破小溪、徭源等寨，全部攻克，生擒其酋长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斩首八十一级。贼寇势头还没有停止，凭据山险，连续延伸数百里，大肆劫掠贺州的临贺、富川，也出兵到道州的永明、江华。章公分调各路军队，进攻要害，擒斩二千九百六十七级，收复富川县，取得边蓬寨巡检所遗失的印信，招回百姓恢复产业。这年溃防，又进攻平乐府的攻城、静江的阳朔。三年正月，章公整军捕剿他们；湖广平章特默齐到达军中，章公的军队攻破贼军占据的月虞等十二村，俘获贼人十七名；又攻破凉泾源，俘获贼人十一名；又攻破大厚、黄辛等十二源，擒斩一千八百零九级。仍在至元元年七月，多尔济雅克以湖广参政兼都元帅的身份来同章公防捕，攻破灵川县境内蓝田、米落等处重新聚集的溃徭，斩首三百级；章公又劝谕其酋长潘光叔、陆秀琳等归降，得到一百二十六户、大小九百零八口，每年愿意缴纳租税三十余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八口〕 十月十九日，攻打临桂县慕化乡的边山慈洞，斩首三级，徭寇全部溃散。发掘其巢穴，得到伪钞印版、旗帜、铠甲、戈、弩以及被他们杀害的命官的袍笏；又得到充当乡间向导的龙表一等四十六人，斩首悬示；斩杀其余溃徭八十余级；俘获被胁从的男女四百三十人，遣送他们恢复原业。十一月，奉诏按兵招降，义宁、荔浦县咸水等二十余处的酋长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的酋长俸传四、藤州岑溪县的酋长沈明等，以及浔州、贺州等地的酋长李百七，都到章公处投降。统计这些地方共有一百七十八处、八百八十一户，大小男女共二千四百余口。章公率大军驻扎柳州，侦探报告贼军进攻宾州，章公率军出象州抵达来宾县。二年正月十一日，溃徭三千余人占据北二都，章公派千户王世英前去抵御。尚未交战，章公率屯兵万户呼图克岱尔引兵到石桥，与贼军相遇。道路狭窄，贼军占据险地，难以展开作战；章公引军到五里塘列阵等待。贼军分成三队包围官军，章公部下射杀三人，呼图克岱尔等射杀六人，并射杀一名冲入阵中的旗头。有一个贼人挺身挥戈冲出，屯兵百户陶庭兰认出他说：“这是首领贼梁四，赶快攻击他，不能错过机会。”官军急攻，于是斩杀梁四及其随从六人。贼军稍稍退却，退守山顶，从上面射下箭石攻击我军。章公发射火炮，焚烧其寨，士兵从四面攀援而上。连续交战三次，章公亲手射杀的敌人全部毙命，箭囊也空了。斩首八十九级，擒获其中最强悍的十七人。贼军溃散。二月四日，追击到宾州，捕获平常抗拒官军的十二人，斩首七级。取得上林县尉遗失的印信，又杀死世代给徭寇充当乡间向导的潘寿撞，以及跟从贼军的韦明等二十六人，全部斩首示众。北三都的溃徭余党藏在岩洞中逃窜，侦知其所在后，便聚集柴草堵住洞口焚烧，没有人能够逃出。当时天气炎热，水势泛滥，军队返回静江。九月，章公和省臣分路追捕贼寇。十月十日，到达庆远，得知贼军从海北境内出动，便引兵出横州，到钦州灵壁，与省臣的军队会合进攻贼军，贼军溃败。又分派章公的军队出兵永淳、宁浦县、贵州，擒获六十一人，斩首三十八级，夺回被掠男女六十九人，送还各自家中。

译十二月三日，章公和省臣从洪水埠渡江进入庆远、大安定，连续进攻，在中廓屯营芦村洞，擒获其酋长卢权、卢闹，斩首三级，得到被掠的良民并遣送回家。十八日，攻打唐妙隐峒，擒获首领贼唐公猛等二人，以及唐逊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章公分兵攻打中廓洞的贼寇，贼军凭高处投石攻击官军；章公派兵从小路迂回登山，擒获其酋长谭公显等七人，斩首二十五级，得到被掠良民并遣送回家。审讯谭公显，问海北溃徭酋长所在。谭公显说：“韦千四在北江田岩洞。”章公依照他的话前往攻打。那座山高达千仞，峭壁直立，无法攀登；溃徭又从上面如雨投下巨石和毒箭。章公悬赏军中工匠制作飞桥，直抵其巢穴；又把车辆推到洞口堆积起来，乘风纵火焚烧。韦千四丢下部众逃走，最终被捕；洞中大火燃烧数日才熄灭，堆积其中的家属也都被消灭。又与省臣分兵攻打上下廓、苏村、潘村等寨，每天都有斩获；道路险峻，粮运无法到达，只好采野菜充饥。随后与省臣率军来到宾州。二月十一日，有诏令也让江西行省某官统领某处万户的军队，平章呼图噜、密实哈雅总领湖广军队，另由某平章统领一支军队。两军会合后，两位平章商议选取精锐部队。二千万户，三人隶属于章公。章公率军攻打古野、古晚、杳洞，擒获八人，斩首三十五级。行军到宾州迁江县，捕获古杳的余党十一人，将他们杀戮。督州倅张宜子擒获海北溃徭余党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斩首二级。三月五日，擒获古杳余党首领梁七等二十一人。初九日，庆远百姓陈中达到军门报告：柳州皂岭李全甫的子侄僭越自称王号，拘捕我方万户哈喇布哈，杀死千户奈曼岱，流窜劫掠乡村，焚毁仓库，多次投降又反叛，投充屯撞，窥伺军机。听说两省合兵，他们害怕而逃走，未必容易捕获，祸患还没有终止。章公一向知道李氏横暴，正如百姓所说，便督令千户蒋元凤诱使他出来，设伏将其擒获，并擒获李万盛、韦包的弟弟。又派万户刘某与达尔罕以及愿意自行效力的军队分头捕捉其党羽，擒获一百二十六人，斩首三十二级。十三日，章公返回，与两位平章会合攻打石山上、锦黄峡、冰确、滑石等寨，擒获一百三十一人，斩首七十四级。章公与平章商议留下军队守卫要害，让大军在岭外休息。章公的威名早已显著，封部也借此稍稍安定下来。与章公同任统帅的某人、某人相继更换，有的被罢免，有的被替代；几年来，日夜辛劳于军务的，只有章公而已。行省把章公的功劳上报朝廷，共有若干篇奏章，省臣也分列上奏章公的功绩。天子特意派使者赐给他对衣和尚尊，以慰劳他；对奏报中立功的大小将士共若干人，也分别授予官职。又命他的儿子托音佩金虎符，袭任处州万户；镇抚州行御史台任用监察御史巴延甄囊嘉特等、本道宪使郭某、副使某、佥事某某，上报章公的实际功绩若干篇，送达朝廷；朝廷相信这些奏报，所辖地区也适宜由他治理。譬如婴儿饥饱疾病，不能离开他的父母，所以勉强把章公留下，尚未立即调任。山川险要的利害，幽深阻隔、偏僻地区的人，过去可以用来作保障，如今却仗恃险要作乱，这是由地势造成的攻击。用蛮夷来攻治蛮夷，是古来的办法。借撞人来制服徭撞，势力强盛后便失败；假借融欵来制服撞欵，势力一盛便又有叛乱者，这就是方略要依赖具体用人的原因。官兵到来，溃徭便分散隐藏；洪水上涨，便乘险出动，令人无法预料，这又是天时造成的。章公对于所经过地方的一水一石、曲折形势，没有不秘密熟悉的。他打开辕门接见四方士人，无论早晚都能通报求见，无论大小、贵贱都能向他倾诉心情；对于交往往来，厚薄轻重，他都充分尽到周全之道，因此上下远近的情况，全都如同指掌一般。兵力如烈火，往往玉石俱焚；重赏之下，斩首和俘虏有时会被滥报。章公却对那些被掠而受胁从的人十分恳切，防止把他们列入军籍论功；势利贿赂交相为患，一旦有失恰当，众人的心就会涣散。章公坚定不移，只采用正确的办法。所辖地区每年应当迁调补授的官员，拟定任用的常有数百人，他都使其各当其任而不徇私。每年使用粮食三十余万石，却没有白白浪费。这些都是古代良将的本领，而章公尤其擅长，因此能够取得胜利并长期维持。起初，广右的军队疲敝，又增派达尔罕的军队，勇猛强悍、行动迅疾，所到之处大多取胜；但稍微失去驾驭，也难免造成伤亡。因此章公想向皇上请求，建立部伍，确定爵秩，严格法令，明确纪律，以便扼守险要冲要。庆远深入南丹，荒凉险阻；绵延地区有获罪逃亡的人，也有尚未断绝的溃徭，日益增多，聚集成渊薮。章公又想在那里设置官府，连接营垒驻扎其中，守卫防御，使他们不能妄动。这样的文书屡次上奏朝廷，必将得到采纳，成为长久有利的办法，大概就在这里。我与章公有过一日的交往，因为我曾忝居国史之职，他多次把记录功劳的许多事项拿来给我看。我汇集并考察建国初年的设置、中间时期的因循以及今日的攻守，使后来的人有所遵循，所以写成《平徭记》。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记。《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九 元，虞集撰 说 海樵说 乌君克章对我说：“别人到山上砍柴，我到海上砍柴。山上有树木，砍柴便能取到木材；海上没有树木，而我之所以到海上砍柴，是因为我在海滨等待，若有漂浮的木筏、木梗来到我面前，便取来；若不到我面前，我就漠然置之，与它彼此忘却。因此自命为‘海樵子’。您一向了解我，希望把这个意思进一步说明，给人们看。”于是我替他说：“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以粮食作为养生之物，而砍柴的功劳很大，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易经》的卦象说，木入火为鼎；鼎是烹饪的器具。风从火中生出为家人卦，风也属木。有木材引火烧饭，就可以聚集人们组成家庭。这是说没有木材就不能煮食，没有砍柴就不能得到木材罢了。木从地上生长而向上升，凭借山势逐渐生长，它的生长不可遏制，所以木材总不会不够使用。木材漂浮在水泽中，就可以制成船；船一旦造成器物，便不可毁坏。木在山下叫作蛊，蛊有败坏之意；取得这种木材不能作别的用途，用来烧柴是可以的；木材沉入水泽以下，经过水流便会被消灭。海是大水泽，你想在这里寻求一种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东西，却在一个不能保证得到它的地方等待，难道不近于迂阔吗？即使如此，请让我试着说明。黍、稷、稻、粱生长在田野里，但农夫有时仍得不到一顿饭；犀、象、珍珠、美玉不产于中国，府库却充满了它们。这样看来，有的东西未必人人都能得到，没有的东西也未必就不能得到。因此君子认为，求取要有正当的途径，得到与否有命运，不要妄自期待一定得到，而任凭自然运行，那么到海上砍柴又有什么妨害呢？所以，自己应当得到的东西，自己不可能把它放弃，别人也不可能夺走；自己不应当得到的东西，即使竭尽思虑、用尽智力，最终也不足以得到。那些尽心尽力而得到它的人，也不过得到自己应当得到的罢了。君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的心宽舒安闲。然而普通人得到自己所得的，只足以供给自己；君子若得到自己应得的，天下后世没有不依赖他的。天地生成一时的人才，用来满足一时的需要；生成一时的人，用来成就天地的功业。时机未到却强行有所作为，就会受到阻碍、勉强行事，无法发挥才能；时机到了却不能有所作为，就辜负天地的托付和百姓的期望，那么即使有所收获，又有什么可取呢？《易经》说：‘公在高墙上射落鹞鹰。’《易传》说：‘君子把才具藏在自身，等待时机。’ 您站立在浩荡空旷的境界、茫茫无际的境外，不可预期得到的东西忽然得到了，难道您的砍柴之事就只止于此吗？用大烹来供养贤人，再推广开来，使天下人都得到供养，哪一件不是砍柴者的事情呢？就是这样。”我为海樵写了这篇说。孟宗鲁字说 从前周公封在鲁地，周代礼制全都保存在那里。同姓诸侯国都尊奉它，见于传记的，滕文公称鲁国先君为宗国，就是这个意思。孔子生在鲁国，周游天下后又回到鲁国，删定《诗经》、审定《尚书》、系传《周易》、作《春秋》，天下学者都尊奉他。于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传承全都保存于此。这样说来，难道只是当时的同姓诸侯国尊奉鲁国，天下大概没有不尊奉的吗？难道只是天下学者尊奉孔子，延续万世的人没有不尊奉的吗？唉！天下万世都尊奉鲁国，却没有人能够继承它所代表的宗统。韩子说：‘周公把道传给孔子，孔子把道传给孟子；这些话出自卓越的见识，万世不可改变。’大概孔子的学问，只有颜氏、曾氏得到真传。颜氏先于孔子去世，曾氏再传而传给孟子。若把他们比作天子诸侯的宗族，那么百世不迁的宗统就在这里。因此天下万世都尊奉鲁国，而能够承继周公、孔子宗统的，只有孟子足以担当。前进士▯里布哈对我说：‘邹人孟君道源，是鲁公族孟孙之后，也是孟子的后裔。他的字叫宗鲁，年四十多岁，身材魁梧奇伟，禀性忠诚刚直，不肯安于流俗。’ 看他取名立字的用意，所承担的意义大概不是随便的。”他请求我说明宗鲁这个字，所以我得以陈述这样的说法。不过，我所说的是孟氏为什么能够得到周公、孔子的宗统，以及天下后世为什么仰望鲁国并共同尊奉它，并不是在说孟道源本人。现在请让我进一步说明：孟氏的学问，在于辨明义与利，寻回放失的本心，积累义理以养成浩然之气；伊洛学派承继这一宗统的言论，都完整记载在典籍中。回去探求并竭力实行，就真能成为尊宗鲁国的人了。平心说 吴澄叔是盱地的炼丹士。他请求我写‘平心’二字，我已经替他写了，他又请求我为此作说。依我所听闻，心的本体虚灵而不昧，本来没有所谓平与不平；需要平的是血气所产生的知觉。然而人能够澄清其血气的本根，使它的发作不至于放纵奔驰，能够安然实行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那么说‘平心’也是可以的，也是修治自身的重要方法。陈太丘所说的‘平心率物’，也是说平和自己的血气。医家又说，心不受病，所以没有真正的心病；所谓心病，其实是心包络有病。真心病就会死亡。这句话确实足以互相发明。澄叔有炼丹术，请允许我进一步请问：所谓‘方圆一寸，混合而相拘，先于天地生成，巍巍尊贵’，究竟是取什么来比拟象征呢？所谓‘根本隐而明，向内照见形体’，说的是什么事呢？所谓‘上下两弦，卯酉沐浴’，不正是平的意思吗？新喻萧淮仲乂字说 萧淮取名‘淮沂’，他的字取‘乂’，字仲乂；他的从父适之，请我为此作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我向北游历时，曾经过江淮之间，那里广阔的荒地岂止千里？海滨鱼盐的利益，足以供给国家使用；积水的洼地、宽广的沼泽和相连的低湿地，采拾、捕鱼、射猎，足以供人食用。每年都有涨水淤积，不需要施肥，大概是肥沃的土地。然而百姓的力量和土地的利益远未充分发挥。汉代以来屯田的旧制，虽稍加修葺来供给军需，但民间的屯田却十分粗疏。种麦苗的地方，翻一锄便播种；第二年如果晴雨合乎时令，庄稼就能大获而遍及众人；如果不防御水势，就只能束手等死，逃散而已。其弊病在于没有沟渠及时蓄水排水，没有堤防来防护冲决泛滥；耕作不深，锄草不勤，所以北方不如齐鲁桑蚕业丰饶，南方不及吴楚水稻业富足。这不是土地的过错。因此我对取‘乂’这个字的意义产生了疑问。我希望萧淮观察淮地的实际情况，尽力施行治理。萧氏以正肃公为先祖，世代相传已有七八代，二百多年，族姓相望，文物传统没有衰落。淮所凭借的，正如淮地本身广大厚实；居住生活的资财，也正如它物产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