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三十三

译《庐陵刘桂隐存稿》序 从前庐陵欧阳公，禀有纯粹美好的资质，出生在熙和融洽的朝代，涵养淳厚、吸收和气，写成文章，上接孟子、韩愈，发扬了一代文章的盛况；他的精华浓郁，前后千百年间，人与时代相互契合，没有谁能像他这样。苏子瞻凭借举世无双的才华，起于西蜀，英俊超迈、雄伟卓异，也是前代从未有过的人。南丰曾子固广泛考察经书传注，明白道理并修养自己；当时伊洛之学还未显于世，他论说古今，反复探究世事变化，已经不失其正，又有谁能赶得上他呢？然而苏氏对于欧阳公，却说：“我老了，要退居休息，把这篇文章交给你；即使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也不要辱没他的门庭。”子固说：“如今还不知道欧阳公是多么难得，等到千百世以后，人们想见欧阳公却再也见不到，然后才会知道他是多么难遇。”既然这样，那么这两位君子之所以对欧阳公心悦诚服，回头观察他的内在修养，到了欧阳公那里，难道正是幽深而不显露痕迹、深沉而有包容、取用不尽的吗？三位先生的声迹消歇了，宋朝也南渡了。乾道、淳熙年间，东南文章相继兴起的，哪里只有十几人？如益公的温雅，近出于庐陵；永嘉诸贤，如季宣的奇特博大，又从经学的端正中有所获得。叶适的文章明丽而不失正道。那些功利之说在其中纵横驰骋，它的锋芒也不容易抵挡。文章气运随着时代而中兴，大体可以看出来。然而我私下观察，朱子继承先圣失传的学问，汇成诸儒遗留下来的言论，本来不靠一门技艺成名；但他义理精微、道理明白，道德深厚、仁德成熟，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无须挑选而没有不恰当的，根本端正了，末节也修明了，提纲挈领而枝叶自然铺陈。这所谓树立德行、树立言论，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后世学者出自朱子之后，知道从事于此并有所收获，那么苏轼、曾巩二人仰望欧阳公而不可见，难道不可以安然拥有立足之地，超然达到极致的时候吗？到了宋朝末年，谈论义理的人鄙视文辞，认为文辞会使人丧失志向；经学与文艺被分成专门的领域，士人的风气又因科举之业而衰败，难道没有豪杰出现吗？但能够不沉浸淹没在其中，而纵横驰骋、奋厉自我表现的，已经很难得了，而宋朝随即灭亡。中原隔绝，困于战乱，风声气习多有承袭苏氏遗风，所作文章也广阔浩博。我国朝疆域广大，古来未有，有人起来乘着这种雄浑之气作文，便有姚文公这样的人。他的文章并不完全同于古人，却刚健雄伟，谁能比得上呢？后来继续出现的作者，难道不会在他们后面瞠目自愧吗？当时南方刚刚归附，江乡之间，那些宽衣大袖的士绅之士，因为抱负非凡而深远却未被人知晓，便折损自己奇伟杰出的气势，写成高深险怪的言辞；与那些萎靡混浊的文章相比，已经不同了。然而这种不平之气的鸣叫，能不使求学者感到愤激吗？过了一二十年，先前听到风声而仿效的人，也逐渐停息。延祐年间科举兴起，显著地应时而出的，难道会缺少这样的人吗？但也沿袭旧习而形成弊病，甚至有骤然废止、骤然恢复的情况，这也有导致它的原因。可是当时执笔作文的人，肤浅的对义理没有明见，艰涩的文辞不能昌盛；迎合流俗的，不知道去掉陈腐；强自标高的，只是从异端旁边偷取。这种文章、这种道统之所以令人长叹，往往就在这里。往年我在翰林院任职，陪同诸公奉诏在南方士人中阅读进士策问，首先得到刘性粹中，便上奏推荐他。曾经和他谈到这件事，十年后在云峰山下相遇，又谈起此事，希望见到能够互相启发的人。又过了两年，他来信告诉我：“我乡里的先生刘桂翁，有学问，有品行，文章追踪古代作者，年纪也已经七十四岁了。他屹然独处山林，著作充满家中，远方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于是我得到先生的著作。我拿着书叹道：“我早就知道先生，却没有机会同他尽情讨论。”先生说：“我二十岁时还来得及接触前宋遗老。归附本朝以后，仍然致力于已经废弃不用的赋论，和同辈相比，没有人能赶上我。后来国家以进士取士，我还不能对这个世道忘情，于是更加考究名物制度的缘由，注笺训释的文辞，来顺应当时所实行的事情；但志向大、言论高，不被主管官吏察识。又过了十年，才转而研究古学，并把心力用在欧阳子身上。四方求我作文的人，来者我都随时应答，却不知道这种创作是充沛无尽的。”这些虽是先生谦逊的话，但总的说来，他并没有欺骗我。唉！凭文章应合时世的人，虽然古今取舍各有不同，但作文的道理古今没有差别。凭高才博识，专心于学业，尽情向古人求取的人，经过五六十年，他们的文章是否适合当今，并不值得议论。因此我说：山林中的日子长久，能够使人竭尽才力所能达到的地方；求学的志向专一，就能够达到智慧所能达到的境界。知道哪些背离正道的道路，便有所不去做；知道哪些可以流传给后世，便直言无所隐瞒。评论古今成败，不蹈袭旧说，而能说出出人意料的话。看看泷冈山麓和青原江水，难道不是善于通达根本、追溯源流吗？我过去极力阐述欧阳子那些不容易被人了解的地方，正好先生能够了解；他又涉及我想从欧阳子那里求知的地方，并把这些写在文章中。先生的文章共若干卷，诗共若干卷，已经刻印；杂著、记、序、铭、说等共若干卷，正准备刻印。先生耳聪目明，心智精密敏锐，他把新近所得写成言论，仍然没有停止。我比先生小四岁，相距并不远，怎么敢因为年齿和才力不足，就在先生面前自我放弃呢？姑且写下这些话附在篇末，使阅读先生文章的人，或许能从我这番浅陋的言语中有所取法，并有所感发。

译《曹上开汉泉漫稿》序 我年轻时游学京师，有机会见到朝廷中以文学著称的人，大多都是东鲁的大儒君子。他们的气象舒缓从容而庄严文雅，文章丰厚博大而铺陈广衍。跟随他们吟咏，不能了解其深广；穷尽他们所达到的境界，也不能探究其涯际。这难道不是龟蒙、徂徕之间充沛宏大的元气，用来发扬一代文章盛况的结果吗？年老后退居山林，想见他们的风采，听到他们的谈笑声，已经茫然不可得很久了。曹复亨把他先祖中丞文贞公的诗文刻本，即所谓《汉泉漫稿》及《续稿》拿给我看。鲁地如果没有君子，哪里会有这些著作？能不产生百世之后的感慨吗？近来他又让门客危观拿信给我看，说：“这部稿子，是御史府向朝廷请求、在学校中刻印的。民间不容易得到很多，请把篇目节略列出，用小字刻在家塾中，留给子孙并传给同道。”唉，作为人家的子弟，拳拳珍惜先世的著作，若不是懂得孝道的人，是做不到的。前集的序文已经说过这些。文贞公一生的诗文，应当不止这些。门生和旧日属吏还应广泛采集而增补它，这实在是有意义的话。况且千条江河的波涛，水都同出一源；千枝树木的茂盛，树都同出一根。即使只凭一朵浪花、一片树叶，也可以追寻水和树木的本源。凡是水、凡是树叶，滋润肥沃、繁茂丰腴的，都是这个源头、这个根本所发挥出来的，不可以选择；哪里能够在其中有所取舍呢？因此收到这封信以来，我徘徊了十多天，不能作答。然而当初刚得到《漫稿》《续稿》时，有一位跟随我游学的临川人李本伯宗借去阅读，读后感叹了三次。他认为《诗经》三百篇中，孔子唯独选取“秉彝好德”这一章，认为它明白诗道；大概不是有学问，就不足以获得其中性情的正当，也就不能谈论诗。其次如唐代杜子美的诗，有人称为“诗史”，大概因为可以由此观察时政、讨论治道，难道只是流连于景物吗？于是我把其中陈述学问的、关系政事的诗辑出，另行编录，大约得到一百几十篇。拿来阅读，觉得作者并非对这种文章之道毫无用心，便把篇目一一记录下来作为说明。这样的说法，难道不也在应当选取之列吗？姑且把我的意见这样叙述罢了。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叙。《陈文肃公秋冈诗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在天下获得声誉并把名声留给后世，一定有能够惠及他人的政绩，以及能够流传后世的文章。因此，那些诗人骚客，调墨濡笔，在花竹之间自我欣赏，或欢欣赞叹，或哀怨自适，流连于景物之间，并非不能在一时流传；然而对治理政事没有关系，对名教没有补益，久而久之便被抛弃，最终湮没罢了，有什么值得计算的呢？至于奉天子命令、治理百姓，禁止奸邪，消除灾祸暴虐，安抚善良，缓解困苦，在祸患尚未显露之前防微杜渐，在弊病将要败坏的时候挽救补救，使怀恩服义的人很多，声名卓著，这样的人本来应当无不流传。等到他离开之后，年幼的人渐渐长大，来不及知道他；壮年的人一天天老去，也不再记得他；老年人已经逝去，也无法再追述。于是使有志向、有作为的政绩，最终落入无人听闻、无人知晓的境地。这就是所谓“言辞不文采，行为便不能流传久远”。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长歌的舒缓、短咏的激越，就无法陈述他的志意，感动人的性情；使这样的人手中没有可以翻阅的诗文，口中没有可以吟诵的作品。那么他的声名、光彩、风采，不能使人产生长久的欣慕和感发，实在太可惜了！所以，树立德行和树立言论，不能偏废，道理就在这里。从前世祖皇帝正在统一东南的时候，前代遗老和旧人，建立大功、提出大政论，功名都已经成就。故佥省尚书秋冈先生陈文肃公，凭借在潜邸时的旧交，掌管中书省事务，主持批签文书，经历翰林院事务已久，已经在河山之间统辖千里之地了。东南刚刚归附，户籍地图、名都大邦、佳山胜水、遗留的宫殿和毁坏的园苑、江边的花和庭中的草，都在他的巡视范围之内。小小的亡国之君所经营的守御形势，还没有完全被铲除消磨。新近归附的人，在田野乡里救死扶伤，疾病痛苦和呻吟还没有完全停息。新政尚未取得信任，聚敛刻薄的言论得以流行，而皇上的恩德还没有遍及偏远角落。拘泥于曲折文史、受形势限制，至于士绅大人以雅歌投壶、从容整暇的姿态，向人显示宽裕忠厚的德意，也还不足以感化四方。山川如果能够说话，登高如果能够作赋，假如没有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行呢？天子在这个时候，宁可让公离开亲近机密的论思职位，往来于江海之上，他的谋划也真是深远啊！公处理政事之余，接连作歌咏，具有《诗经》风雅的意义。公性情开朗，和乐平易，衣冠仪表伟岸，人们看他如同神明，已经使人精神消散、气势化解了。即使处在穷僻偏远之地、没有机会见到他的人，听到流传下来的一言半字，也会受到很大感发，他所关涉的意义难道轻微吗？然而公一生所写文章，像泉源涌出一样丰沛，波澜铺展而没有涯际；又像风云变化，舒展收卷而不留痕迹。逸兴一发，便不再保存稿本，所以一向没有编成的集子。如今公的孙子允文任广东廉访使，他的副宪任职江东、江西，正是公治理郡县的地方，也是他树立英名节操的地方。至于金陵、钱塘、维扬，凡是公从前恩惠和教化所到之处，公孙巡视风俗、访察民情，也都到达那里。于是公的诗文，便从门生旧吏的诵习、学士大夫的传抄、官署和民舍的题识，以及当时名公巨卿家中唱和酬答、寄赠往来的作品中，随得到的材料辑录下来。所得古体诗、律诗、五言诗、七言诗以及古乐府等若干篇，补充了家藏本所缺少的部分，亲自校勘，刻板收藏。故家旧臣的贤孙，博雅有见识，可以说懂得轻重先后了。公孙既不认为文集不够完备，又早已在前辈门下仰望过公，于是让我执笔写公的遗事和神道碑。此编完成后，又让我附注这些说法，使读到它的人或许能够有所感发。廉使忠厚而简易，清廉谨慎而刚正耿介，所到之处治理政务，不讲求苛细文法，法令之外还存有深意，因此他的风操所能感发的，并非庸俗浅陋的人所能理解。然而他历任中台官职，长久处在江湖之上，如今又奉行圣上的深意，到炎热荒远之地省察疲敝百姓而不推辞，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廉使的治理，都是文肃公留下的法则；圣天子对廉使的期望，难道也就是世祖皇帝对文肃公的期望吗？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作序。

译《李梅亭续类稿》序 《梅亭续类稿》三十卷，是故宋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宝章阁待制、临川李公，名刘，字公甫的文章。梅亭是李公的自号，也是穆陵皇帝书写赐给他的名号。先前已有《梅亭类稿》三十卷，他家已经刻板流传。归附本朝以后，李公的孙子畯搜集遗稿，汇编整理，又得到三十卷，称为《续稿》。文集编成后，过了三十年畯去世；畯的儿子积，力量比不上他的前人，却还想节略整理，勉力完成父亲的志愿，于是请我为这件事作序。像积所做的事情，仍有前代珍视文献的深厚心意，大概也值得同情和称许。至于有些人一会儿起意、一会儿停止，只在搜寻文字之间、顷刻变化之中，哪里还知道这件事的重要呢？考察龙图赵汝腾公所作的李公墓志，李公起初曾说要编纂《闭户录》和《理语》，书成后都毁于火灾。这样看来，《续稿》也是李公显贵以后所写的。李公在朝廷，曾两次任中书舍人，三次进入翰林直学士院，因此内制外制文章最多；其中为乔行简、李宗勉、史嵩之三位宰相所作的制书，尤其为世人称道。李公最初入蜀，辅佐制司幕府；我的曾祖父沧江府君当时任制司参议，后来巡行边地到兴元，实实在在与李公共同谋划军务、批签文书、往来文章，彼此极为爱重。我们两家的文集，可以互相考见。李公再次入蜀时，历任荣州、眉州知州，升任总领漕运事务，并兼任四川帅司、成都守、本道宪司、四川都大卖茶买马等司的职务，共掌八枚印信。军府属官各自接受教令，条理治理，没有不妥善的地方。李公从容处理政务，又有这样的表现。当时李公所得图书，总是用八枚印信加盖识别。近来有些散失到民间，我还见到其中百分之一二。追忆蜀地父老的话，才知道很难再见到他那样显赫的人物。况且李公的文章光彩灿烂、博大丰赡，文学之士无不想全部读到，以快慰自己的心目，哪里需要我这个浅陋的后学用一句话来赞美呢？但我不敢违背积的请求，是因为考察李公遗稿时，确实有所感触。曾经辨析先丞相雍公采石之事，认为史书只说采石之功有虞某参与，大概是当时错误的史书有所谄媚，这难道不是欺骗上天、蒙蔽世人吗？又说魏文靖公了翁所作《沧江府君墓志》，称道府君的学问品行可以成为至论，但他隐秘的德行、潜藏的美善还有许多散失的内容，曾想把他同行军秦陇时的成败大略编次出来，却没有来得及完成。先雍公的事迹记载在国史中，明白如同青天白日，千年也不可以诬蔑。沧江府君经营蜀地事务，有宰相的气度，却终于没有在当时实现志向，主帅对此留下许多遗憾。他的事迹虽然有可考之处，但两百年来山川遥远，旧迹一点也看不见。我曾经出使经过那一带，远望之下悲凉凄怆，哪里还能够再想见他呢？我遥想故乡，所以不能对李公的文章忘情。因此替积写下这些话。仍改至元五年，岁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某书。《送杨生》序 豫章隐士杨君显民来到我的住所，我们有切磋学问的快乐。大概曾经相互感叹而说：“君子与天地同为一体，充实通达而没有外在边界，并不是固守形气的私有之物来贪求生命；与圣人同有一颗心，悠久无穷，并不是局限于意识的穿凿而执守一端。”所以我曾观察人在白天清醒时保持这种心境，却常常在应酬时匆匆失去它；又曾观察人在天黑休息时安静下来，却常常在梦寐交替时纷乱错谬。既然这样，这颗心的神明、这个身体的限度，怎么能够充实通达而达到纯一呢？后来他儿子原从吴郡回来，我问他：“你也有所遇见吗？”原说：“有一位神医，救活的人数不胜数。”原于是向神医求教，认为可以受教，便对他说：“我的学问，曾在心气中和的时候，安静虚明以等待，知道一身之气来到会合而觉察它散开、返回，然后教人认识经脉运行的路径、井穴所在的位置，在自己身上认识得十分熟练，然后凭此观察人的疾病，是病在什么经、起于什么地方，再用针刺、按摩、治疗来除去它。这大概不是普通医生所能做到的。”原还将要前去拜师学习。我说：“好啊！你去吧。君子学习圣人的道并且实行它，却有所不能获得，那么学习这种道的人必定有所偏差；效法天地的运行却有不相合之处，那么实行它的方法必定有所不同。学习却没有所得，实行却没有不同，然后把我所拥有的推及出去，用来治理他人，通达天下。这就是所谓‘拿着斧柄去砍伐斧柄，标准就在眼前’的意思，法则并不遥远。”我诵读他的话，觉得略微与我和显民所谈的相合，所以写下来给他看。《杨贤可诗》序 士大夫在家学习，学业成就后国家选取他并任用他，这是古代的道理。然而学业已成却没有被世所用，有志向而没有施展事业的机会，便把性情、才思寄托在吟咏中，表现在议论里罢了。等到出仕而被任用，凡是实际施行的政事，就是前一天吟咏和议论中所表现的东西。谈论诗的人引用古人的话，说可以成为大夫的事情有九项，其中“山川能够说，登高能够赋”是两项。如果胸中的见识平素没有确定，一旦起身实行，又凭什么做到呢？起初我在太常寺任职时，贤可考中进士，曾在琼林苑、粉署之间见过他；他的风采英俊挺拔，容色清润明洁，神气浩大充沛，谋划安排井然有序。二十年后，我从禁苑归来，在江边与他相见；当时宜黄的政绩已经完成，他苍老的面容映照着深思，显露出忧虑深远的意味。我卧病山中时，听说他辅佐临川郡政，又因职务巡行县邑，再次见到他；他卓然明察，所辖千里纲纪日益整肃，由此又看到了儒者的功效。后来我得到他早年以及考中科举以后所作的诗稿，叹道：这不是能够作赋、能够陈说政事的大夫吗？唉，仁皇帝选取士人时，我曾听近臣说，皇上常说：‘进士中如果得到一个范仲淹，也足以符合我的心意。’ 明圣的心意，真是深远啊！第一科最为得人。御史中丞马伯庸、侍御史张梦臣、侍讲欧阳原功，以及诸位君子，都在当世声名显赫。我们贤可所处的职位虽然稍差，似乎还未赶上他们，但治理县邑、辅佐郡政，确实都能惠及百姓；他所到之处的政绩，并不容易有人赶上。追随几位贤者的足迹，难道还晚吗？诗中的佳句，刘养吾的赞语已经把它说尽了。若说‘推究他赋诗的磊落气象，便可看见他实际办事的明敏’，那就是只引出话头而没有说尽。因此写在诗集后面。

译《涧谷居愧稿》序 《涧谷居愧稿》，是崇仁前代正直人物粹斋先生李公所作的诗。李公名进，字野翁，生于宋嘉定十四年辛巳；宋淳祐四年甲辰，登留梦炎榜进士第，官至朝奉郎、福建运管。宋朝灭亡后，他隐居在县城东门之外，种瓜植菊，终其一生。他给自己的居所题名为“涧谷居”。所谓“愧稿”，是他自己给诗集取的名称。甲申年，我的父亲从岭海以北归来，到了这个县，曾带着诗集到李公床前拜访。李公戴着高冠，穿着宽大的衣服，神态闲雅，故国遗民的风度俨然还在。等诗集出版时，我出仕后回乡省亲，李公已经去世，而涧谷中的花木还有留存。等我年老归来，面对墓上宿草、傍晚露水和风吹拱木，凄凉之情实在无法承受。李公的外甥游绍雅，年幼时便与我交游，如今也八十岁了，才拿出这部稿子给我看。李公修改订定的诗，都在集中，我得以吟诵。宋人重视进士学业，诗道较为寥落；及至入仕，又有无暇作诗的人。南渡以来，如陈简斋参政、放翁陆公、诚斋杨公，都以诗名闻于当世。到了晚年，如曾苍山、赵东林，大概都有追求古代作者的志向。而李公的诗真率流畅，简约疏放而深厚真挚，兼有诸位诗人的长处。至于他晚年的作品，深深具有乐天知命、安于所遇的意味，可以说感慨都寄托其中。卷中有一首送虞连州的诗，是为我的祖父尚书公所作。这样看来，追论他们之间的交谊，确实有凭证了。绍雅想让我在后面题记，我谨慎地记下这些话，归还给游氏。《送杨拱辰》序 庐陵杨拱辰从金陵回来，路过陵川一带，告诉我说：“建炎初年，金兵到了建康，守臣投降。我五世祖父以郡中士卒的身份为此战死，郡人把他收殓，葬在南门外。第二年，朝廷表彰他的节操，追赠直秘阁，后来又追赠徽猷阁待制，谥号忠烈，在墓旁建庙，任用他的两个儿子，赐给田地房屋。陵川的子孙世代守护那里。到至元二年，才得以去墓下拜祭。大概自本朝以来，前代忠臣中列入祭祀典章的，有司曾经奉诏祭祀；庙旁的父老还能够相互传述他的遗事，称说时仍然感愤而富有生气，守护并警戒墓道，樵夫和牧人没有谁敢到那里。得知我是拱辰的曾孙，特意来安慰抚恤我。只是庙宇面貌古老，应该稍加修葺规划，等我再来经营。”第二年春天，我将要向东行，所以作诗送他说：“满襟寒碧，都是忠臣的鲜血；二百多年过去，已被荒草遮蔽。故国丘墟还留着遗庙，荒城霜露中远方的孙辈前来。黄鹂和碧草没有穷尽之时，白日青天之下，后死者仍为之悲哀。又有先祖祠庙面对采石，每次挥泪划船回来。”我的先祖丞相忠肃公也曾在采石获赐英烈庙，庙宇久已不存在，但祠堂还在广济寺；子孙往来江上，一定前去省拜，并题写墙壁作为记号。庙中有两通碑，一通碑恐怕已经被邻近观中的女道士取走了。我曾让族人去寻找，却没有找到；另一通碑倒在地上，前当涂守、覃怀人薛公超吾起来把它重新树立起来，他的高尚义举就是这样。因此一并提到，希望一定有闻知此事而奋起效法的人。拱辰，你就去吧！《新喻州丁士英举遗逸》序 国家举荐隐逸之士，我能够从见闻中举出一些。像保定刘梦吉先生，朝廷多次聘请，直到任太子赞善，他始终不肯出仕。许州赵某公由隐士起用，官至一品。京兆萧某、临川吴先生，都官至二品。他们的学术、德行和功业足以树立典范，对他人和国家有益，士大夫都知道，不能在其中夹杂私人的议论。近年汴梁吴彦晖被起用为待制，仍然不肯出仕。朝廷对待遗逸，遗逸自我珍重，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在仕途中的人遍布各级班列，数以千万计，官职高低不过相差尺寸之间，他们又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圣明天子想要扩大先朝的意旨，幸而厚待山林隐逸，特地下诏书，让有司举荐遗逸。御史部的使者得以考察并上报；这种尊崇风节、压制侥幸的意义，至正年间的恩泽实在广大。我退居田里，游士和过客不到我的门前，对外界事务毫无所知，只能伏处听闻；没有听说有人被举荐，大概一定有，只是我还没有听到罢了。新喻守李侯仲英，是一位奇异有节操的人。他周详考察乡里，找到丁士英来响应诏令。我听说丁氏在当地世代研习进士之业，因此在宋朝科举兴盛时，兄弟八人中同时有六人考中进士，另外两人又特奏名，子孙世代科举不断。归入本朝以后，他仍然守护家学。士英停止应举后，在乡里教授族人；他的家中子弟尤其擅长文章，当地号称人才众多。成为贤者本来很难，而士英以明敏爽朗、卓异出众而获得称誉，确实值得尊尚。士大夫如果知道守持经学、修养品行和才艺，就不必向他人求取知遇。若没有高明见识，只是浮泛不足取，人们又怎么会知道他呢？有司官吏忙于租赋、刑狱、期会文书和承奉上官，即使不让私意劳累心神，尚且没有空暇推荐士人，何况那些心思纷扰、在细微得失之间患得患失的人，哪里有空想到本州士人，去回应万里之外的明诏呢？所以写下这些作为序，也因此新喻这次举荐士人之事，不可以不记录。

译《洛阳杨氏族谱》序 嘉议大夫、南雄路总管兼劝农事杨益写信送到临川，告诉前史官虞集说：“从前有幸与您同朝为官，一同扈从到上都，曾经请求为洛阳祖坟立碑，您已经为我大书并深深镌刻了。又担心子孙南北任官游历，不能按时到墓下祭扫，于是写成家谱，刻板摹印。子孙年满成人以上，各自接受一册并收藏；即使相隔遥远、年代久长，也不忘记本源，别族也无法从中间离间。或许相隔千百里、数十年，偶然相遇时，各自拿出谱本互相查验，昭穆长幼的次序不会混乱，最初同一本源也不会丧失。请您为它作序。”洛阳杨氏的始祖，是金朝中京酒使某人；壬辰年蒙古军北渡，他死于军中。中京又生某人，全家逃难到平阳；事情平定后返回洛阳，修整旧坟并定居下来。紫阳杨先生杨奂任河南转运使时，征召他为幕官；他生有南阳府判官某人，某人有四个儿子，即益及某、某、某。杨益历任宪司、御史、南行台御史，后授广东宪司经历，任奉训大夫、佥圣营缮司大使；当日追赠南阳公为奉训大夫、礼部郎中、飞骑尉、洛阳县男，又转赠朝列大夫、户部员外郎，再赠朝列大夫。（某人）由礼部升任秘书少监，由飞骑尉加赐骑都尉，由洛阳进封为弘农伯。后来又出任南雄太守，官阶为嘉议大夫；按制度应当封及二代，于是三代追赠南阳公为嘉议大夫、刑部尚书、上轻车都尉、弘农郡侯；南阳公的父亲某人，追赠亚中大夫、河南府路总管、轻车都尉、弘农郡侯。其兄弟、子孙的姓名，也依次排列在族谱中。考察杨氏一族，自唐叔虞为诸侯以来，后世有人任大夫，在杨地食采，因而以杨为氏。汉初赤泉侯杨喜，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到了三世四公，以名节和盛德著称，世代承袭清白家风，子孙于是日益众多，而且都以华阴为郡望。后来族人更加繁盛，于是有了四院族谱，所谓华阴、闽、蜀、浙四支。洛阳距离华阴很近，或许洛阳这一族就是华阴杨氏的后裔吧？洛阳这一族遭逢时世丧乱，死者和迁徙到北方的人很多，最终却能够自行归葬到祖先坟茔旁边，难道不是上天的意旨吗？两代以后封为弘农伯，又更加承担治理百姓、管理地方的职责；另立族谱，从中京君开始记载，以所能考知的事实为依据，作为后世子孙可信的凭据。所以我写下这篇序言。送常伯昂序 古时候做官不离开自己的乡里；离开乡国而远行的人，大概是奉命出使四方的吧？使者办完事情就返回，不会有多年滞留，因此父兄亲戚也不会久别。如今却不是这样，四海内外都是我们圣明天子的疆域，即使远到岭南海滨的尽头，相隔万里，也几乎如同自家庭院一样。因此，朝廷所寄托的亲信耳目能够贯通上下，气脉相通，情意融洽，百姓的疾苦无不完全上达，安抚、整治和养育也无不遍及，所以做官的人不觉得路远。况且作为士人，应当使自己的学问对修身和施用都完备；受命于上天，所到之处没有不能做的事。那些战战兢兢不肯迈出门户、忙忙碌碌只求攀附权贵以求升进的人，难道是君子的志向吗？常伯昂跟随父亲，从中州到江乡做官；他诵诗读书，独居一室，潇洒自守，不随便与人交往。他父亲在朝廷做官时，普通人有的甚至不认识他的面貌，但名士大夫却都知道他。后来他渐渐被郡府推举任用，办理文书，虽然这并非他的爱好，但他守持自身、遵循正道，上下都信任他；只要有可以帮助别人的地方，他便从容办理，既不使上级有所失误，也不使下属产生怨恨。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贤才。去年明御史了解他的为人而推荐了他，到江西考察风俗的人也都认为确实如此，准备把他任用于幕府；广海一带又以缺少人才为由请求任用他。他奉檄文出发，丝毫没有不满的意思，不是有学问的人，能够这样吗？我听说远近海岛的人，交错往来，奔走运货，与中原进行贸易，南海一道成为他们的咽喉和襟带；那里富庶而人口杂处，也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因此可能滋生奸邪和争斗。治理这种地方的方法是：平易宽和，就足以取得人心；明察谨慎，就足以察知隐情；整饬法度而不施暴，就足以防患于未然；分清是非而不偏私，就足以辨别奸邪。顺从他们的欲望，容易使他们放纵；违拂他们的愿望，又容易使他们狂乱。事情在极细微的差别之间，结果却可能相差千里；权衡处理，用简要的方法驾驭繁杂事务，难道能脱离朝廷的耳目和腹心吗？在处理公文的空暇，应当在批答文书时控制事态变化，在筹划思考时预先谋划；推究根源以挽救过失，确定根本以维持长久，竭尽思虑，广泛采纳忠言，这样便大有可为。伯昂，你应当努力。耳目是上下沟通的渠道；有美好声誉的人，必定以实际作为根本；能够高飞远举的人，必定在低处也谨慎。还没有见过有什么事情会既遥远又迟缓，何况伯昂亲近于朝廷耳目所及之处呢？《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四 元　虞集　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