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五

译高唐李氏世谱序 《高唐李氏谱》一篇，是李处恭亲自撰写的。从前黄帝的子孙分封建国、接受姓氏，尊崇宗族、区别庶支，经过尧、舜和三代，历时数千年，见于传记，次序清楚可考。而汉、隋、唐之间的名门大族，没有不撰述谱系的，可见古人重视谱牒到了这样的程度。唉！从最初出生的人类直到化育繁殖，族类繁衍无穷。然而世系传承依凭世德，所以多有不齐：有的隐微，有的显著；有的衰弱，有的兴盛；有的长久，有的短近；有的废弃，有的复兴。随着时代推移，湮灭而中断的，哪里数得过来？而独有其中一些，形体虽然蜕化，精神却相承不断，绵延传续几千百代直到今天，能够让人听闻，恐怕并非偶然。有人或许昧于世代德业，不能查明起源，难道全都是忽然失坠的吗？也是因为战乱相继，不幸散失，而姓族所由兴起的缘故，本来就有很多无法勉强推求之处。唐人确实重视氏族，而李氏谱牒说：‘李氏本为嬴姓，自皋陶世代担任大理官，成为理氏；后来因利贞靠吃李子逃生，才成为李氏。’这大概难以考证了。况且唐朝拥有天下的时候，除陇西李氏之外，别的族支还很多；因功劳被赐予国姓的，又多达十几个族，分合的缘由久而久之混淆，即使有博学而精于辨别的人，又能怎么办呢？所以我曾经感慨而说：‘人的出生，体质和本性本来同源，气和形也同出于最初，哪里有什么分别差异？然而子孙对于祖先，虽然好像遥远而隔漠，精神却贯通相连，魂气往来，香气相交，感应之间没有阻隔，这是无法欺骗的。因此在今天以前亿万年发生的事，我们无法知道；在今天以后亿万世发生的事，我们也无法知道。既然不可知，也就不必知道；但孝子曾孙处在今天与前后世代之间，必然有应当做的事情，就不能不知道。这样说来，今天的君子既然感受到传承的根绪正在自己身上，追溯世代德业并不容易，为什么不也去求知于孝子曾孙应当知道的事情呢？能够这样，才可以说知道什么是应当重视的。’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人进入中原，这就是金国。历时一百年，国朝从大漠兴起，攻取了它，士大夫为此而死的有成百上千人。自古以来国家灭亡，慷慨舍身的士人，从未有像这样多的。唉！中原是礼乐文献所在之地，能够守节而死、为义捐身，本来就是出于人的性情吧。他们确实知道天命所在，宁愿轻视一死，也不顾惜自身。我知道他们内心的感受一定很深。等我来到中原，追寻他们悲哀愤懑的遗意，打算整理记录这些事，以等待后世。可是已经过去七八十年，旧日老人没有存活的，简册也无从查考，我没有一次不为此流泪叹息。偶尔从将相旧家的后人那里，私下询问世祖皇帝初年的事情。据说当时豪杰中没有死去的人，没有不奋起出来为世祖效力的；没有出来任用的，最终老死。可是他们的才干都足以在世上施用。唉！这些人不肯轻易一死，本来就不是浅薄的丈夫。大概由此可以知道世祖皇帝圣明神武，天下无敌。大德七年夏，兵部员外郎、彰德田君师孟，搜集他先辈友人的亲笔信札编成一卷，让我为它作序。我读这些文字而感到悲伤，其中愤懑、郁结、哀痛、壮烈的情怀，许多正是我所说的豪杰。杨弘道，字淑能，淄莱人；王盘，字文炳，东平人；姚枢，字公茂，中书左丞，谥号文献；徒单公履，字云甫，女真人；高鸣，字雄飞，太原人；张豸，字义夫，彰德人；赵复，字仁卿，楚人；杨云鹏，字飞卿；橄举，字彦举，关东人；诗歌不拘一格而有格律；刘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真定人；郭可畀，字仲通，浑源人；杨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阳人；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杰，字善甫，济南人，善于诙谐；赵著，字光祖，燕人，是大侠；张朴，字孝纯；田文鼎，字仲德，是田衍的先父。史噩是他的邻人。诗文总计八十五篇。田衍，名师孟。六月庚戌，西蜀虞某作序。【疑为“长春宫诗序”，原文首字作“防”，疑有讹误】本朝初建，在燕京营建大都，向北、向东大规模迁徙百姓来充实这里。燕京城原有的建筑大多废毁，只有佛寺和道宫得以保存，也因为它们奢丽瑰伟，足以凭借而长久存在。所以到了今天二十多年后，京师的人口和物产日益繁盛，而四时游览观赏，尤其以故城最为兴盛。唯独有一处所谓长春宫，压在城西北角，幽深开阔而高爽，守卫者未必能完全领略其中的趣味；但幽居之士、奇异之才喜欢登临远眺，往往能在其中获得兴致。大德八年春天，我和豫章周仪之、四明袁伯长、宣城贡仲章、广信刘自谦、庐陵曾益初，才得以登上长春宫的楼阁观览。神京雄踞天下的形势，在几席之间便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古代疆域治理的规模、近代兴废变迁的情形，也因此能够指点着加以讨论，确实可以说是奇特的景观了。唉！远行到幽深险隘之地的人，无法参与宏大通达的观览；近来被世俗任用的人，又哪里有闲适旷达的乐趣？如今我们六人，幸而生在清明的时代，能够参与这样的事情。然而公务文书和职责任务所不涉及的地方，才得以把内心深藏的情怀和长远的志向，尽情寄托在登临游览的胜景之中，这难道不是上天赐给古代善于作赋之人的机会吗？心中的哀乐、成败得失，必定要借歌诗来表达志向；这件事难道不能共同吟咏，留待后世知音来理解吗？何况人生的出仕与退隐、聚合与离散，本来就不可能恒常不变。偶然相逢而得到一日的欢乐，固然有值得珍惜的地方，难道仅仅是对陈迹产生感慨而已吗？于是以“蓬莱山在何处”为韵，按照年龄次序作诗，共得到古诗六首。又因为仲章所作的诗而相互唱和，得到律诗十三首，汇集为一卷，谨作此序并加以收藏。

译《送许世茂诗序》我曾对袁伯长说：“先王的恩泽施及百姓，深厚而广大。然而杞、宋两国的文献无法考见，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日益被遗忘。故国灭亡将近三十年，百代礼乐深厚美好的传统沦落消磨，所存已经不多了，这是为什么呢？上面的君子将要有所制作，或许会寻求、访求这些遗文，那么他所能取以为征验的东西，不是太少了吗？唉，斯文的兴衰，确实不是某一个人所能造成的；可是那微小得如独茧抽丝般的线索，寄托在相关的人身上，难道可以欺罔吗？而且有人独自坚持，在一代人之后、千古之上，修治这件事，终其一生等待后世；既不自我放弃，也不主动献呈。这大概是故家遗族不忍心让祖先长期积累的事业最终消散湮没。有人不明察，便会认为这与那些胸怀深远、志意高亢的人一样，只计较一日的得失；即使睁大眼睛窥视，也仍然看不明白，这又是什么心思呢？”伯长听了，开导我说：“万物的盛衰，交替着消长，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过去显著于世的事物，曾经也兴盛过。况且你正好遇到它衰微的时候，又何必奇怪呢？”等到许君世茂完成上计之事，将要回武昌时，便对我说：“衡量人的德行、评论世道，与过去相同的人越来越少；像世茂这样清廉谨慎、文雅厚重的人，又将远去，不能相互辅助，这确实说明衰微的局面还不会马上振兴。” 我便率同周仪之、贡仲章作诗为他送行。我们蜀地是以诗书传家的旧族，近来这样的家族有十多个，彼此有婚姻和师友之谊；许君与我如今都居住在江西，所以我作了《送许世茂诗序》。《李景山诗集序》古人凭借长期涵养的和顺之气，将它发抒于咏歌之中，所以诗歌的声气明朗流畅而温柔，深沉宁静而有光泽。至于世事遭遇不齐，有被放逐的大臣、出嫁的女子、被斥退的妇人、被囚禁的奴仆，将自己的感情表达在文辞中，这大概是常态之外的变化，也是他们所遭遇的不幸。可是后来的评论者竟认为，和平之辞难以写得优美，忧愤之言容易写得工巧；这不过是把因迷惑迅速、激愤深重而发出的言辞当作高明罢了。为什么不也看看水呢？水流平安，没有波澜，绵延万里，它的深广悠长难道容易穷尽吗？至于风涛惊骇奔涌，龙石险峻壮观，那只是水遭遇外物而产生的极端变化；如果说观水的奇景一定在这里，难道这是观察水的方法吗？我读景山的诗，对此很有感触。景山年轻时便因掌故之学而起家，进入枢府不过几年，就担任了幕府长官；正当骤然被任用时却突然获罪罢职，大约五年后才出任云南宣慰，又过了三年，以报使身份因病请求归乡，到现在又已两年了。二十年间作诗总计数百篇，其中云南的作品尤其为世人传诵，难道不是由于他受到这种变故的激发吗？然而我看他在枢府所作的诗，大多写西山、玉泉之间的景物；至于云南的诗，他在自序中说：“这些诗有的或许幸而能够托付给中原人士传布。虽然能够写得悲壮跌宕、感动人心，但考察其中的意味，却能使人深深反省并安顺处世，没有怨恨、责怪和愤激的气息。” 他居住乡里的那些作品，放达旷逸而平易自然，好像起初从未经历过忧乐的变化。我于是详细考察他的遭遇，再观察他在诗文中所说的话，大概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操守，希望不会与古人相违背。若只凭云南的作品来认识景山，那只是还没有完全看透景山。景山没有不读的书，却特别喜爱《老子》；古代人物没有不学习的，却唯独仰慕白乐天。这样看来，他能够豁然开朗以自我拓展，超然自处，大概是有来由的。景山年纪还不算大，而所修的道学正日益用力；今后如果还有作品，我将更不足以看透他了。景山姓李，名京，是河间人，自号鸠巢。因此他的诗总题为《鸠巢漫槀》。虞某作序。《女教书序》《女教》这部书，是相人许献臣编纂记录的。古代的君王，治理阳道、施行教化来治理外部；王后治理阴道、施行教化来治理内部。没有不施教而能够实现治理的。施教的工具，男子方面，就是王宫、国都、闾巷中的学校，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学问；女子方面，就是纺织、组紃等技艺，宗室祭祀时陈设笾豆的礼仪，保姆和女师的训诫，以及诵读诗篇、端正行为等方面的教诲。这些事情都体现在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为之中，如父子兄弟的伦理、男女夫妇的区别、饮食衣服的制度，以及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礼节。有人说：女子居处在闺门之内，依从别人而不能独自作主，那么对她们的教诲也能这样完备吗？唉，为什么不也看看《周南》《召南》的风诗呢？这种教化从后妃开始，推广到诸侯夫人、大夫士的妻子，直到闾巷田野间的妇女和女子，她们都受到深厚仁德和美好教化的涵养，体现在自身而发为言语，举止从容而处处合乎礼法。这正是先王盛德的表现，所以后世没有能够赶得上的。谈论治道的人，难道能遗漏这一点吗？先儒君子用来教导我们学习的内容，大纲小目没有遗漏。然而仍有人不能求得真知并努力实行，谈论女教的人也几乎绝了声音。如果不是诗礼世家长期耳闻目染的习惯，以及天资本来美善的人，那么不沉溺于流俗的实在很少。这本来就是懂得治理国家的人所忧虑的。许献臣这部书共六篇，大体仿照朱子《小学》的体例，以经书为根本来端正源流，依据礼来说明区别，采录先儒的言论以穷尽其中的道理，参照传记中的事例来适应变化，于是有关女子的事务就完备了。君子立言，贵在对风俗教化有益。这部书大概差不多做到了吧？许献臣学问纯正，品行端正，居亲丧时因能依礼服丧而闻名，做官时又因善于任职而闻名。他有一个儿子考中进士高第，成为当时知名人物；他在家庭中所成就的教化，由此可以看见。这部书难道只是空话吗？

译《送文子方之云南序》自古以来，著作之廷的职掌在于讨论文学才艺之士，任职其中的人不参与有关官府的事务。文君子方任此官，先前已经出使接受交阯方面的贡物，如今又分掌云南的选官事务，这是多么贤能而辛劳啊！朝廷曾商议任命子方为刑部主事，他辞谢不就，意思似乎是要避开繁重紧要的职务；但他唯独不畏惧远行，因此接受了这次任命，这是什么缘故呢？子方说：“世祖皇帝统一天下，实际上首先从远方开始，所以亲自征服云南并设置郡县，以亲王镇守，派重臣治理其事务。从人民、军队、赋税、徭役、狱讼、修缮、政令等方面，没有不总揽的，唯独不能奉诏自行任命属吏。凡是在那里做官的人，穿戴冠带，处理文书；内地人和当地豪杰交错杂处，都必须先接受朝廷任命后才能任官。这样一来，道路遥远，往来奔波将不胜其烦。因此每隔三年便派使者前往当地，亲自考察并临机裁定。这与闽、蜀、二广相同，祖宗制定法令的意图就在于此。况且选调官员的制度，只有中书和吏部才能拟定七品以下的官员，七品以上本来就要由朝廷直接任命。如今使者出行，即使贵为三品，也仍可按资格拟定适宜担任的官职上报；其下的官员，按使者所任命的立即办理政务，回来报告后再颁布正式任命。其权重到了这种程度。” 所以过去曾派遣高官或精明强干的吏员前往；自从形成成法以来，实行了四五十年，从未让疏远的文人以馆阁官员的身份出使。如今执政者却选择并派遣了他，那么他就有不能推辞的理由了。唉，真可以说是知道事情轻重了！”有人说：“古代做官的人不出本国，由天子任命的才一两个人，其余都是本国人，所以考察他们很详慎，任用也适当。后世即使小官也必须由京师任命，等待选用的人很多，选官机构不能再考察他们的贤能与否，只是按照任职年限的先后和人数多少来确定等级次序，这是世上的通病。然而还由吏部的几名官员考核讨论，然后才根据文书审定任官，也算周密了。如今远方的官员虽说暂且等待缺额，但使者奔驰万里到达那里，只取得姓名和缺额数目上报，难道还有闲暇询问考核、听察其人吗？如果按次序登记录用，那么只要有一个善于文书的人，一天就足以办理完毕，哪里值得劳烦我的子方呢？”我说：“不是这样。古人所说‘使乎，使乎’的人，是天下通达事理的人才。远方险要的地区，长期沉浸在太平之中，风俗逐渐迁变的趋势，政令松弛或严张的缘故，利害消长的情况，道路险易、通塞的情形，政治清明或混乱的征兆，真情与欺伪的细微端倪，以及那些应当让朝廷知道姓名的奇才伟器，到了那里的人有的不能了解，能够了解的人有的不能察明，能够察明的人有的不能说出，能够说出的人有的又不能传达到朝廷。” 国家要明察万里之外的情况并加以控制，靠什么呢？子方的知识足以周全处理事务，谋虑足以顾及远方，辩才足以通达实情，勇气足以落实实际功用。这次出行，使边远地区的官吏百姓听到他的议论、看到他的施政安排，都会惊惧诧异，认为即使只是乘一辆车出使的使者，风采才略也能达到如此程度。没有谁不充满敬意而羡慕，安然信服而厌弃抗拒，知道朝廷中是有贤人的。除了子方，谁能做到这些呢？同朝的士人因为他远行，仰慕并追随送行的情谊，都作歌诗赠给他。唉，这实在也难以再说什么了！要说他的施政方法吗？子方平日早已考虑成熟，不需要等别人来议论。要说山川风物的美丽吗？子方将亲自经历，原本就是能够作赋的人。这样看来，果然难以措辞。不过，跋涉劳顿之后，在公务空闲时，难道不能稍稍休息吗？试着取这些诗来吟咏，也足以【阙】之深导【阙】性情之正了。于是考察其中所寄托的期望之意，或许也能由小知大、由小的接受推及大的辨析吧。《题史秉文资阳故谱序》我曾听父兄说，二百年间，眉山史氏最为兴盛。当它兴盛时，一个时代的兄弟家族竟有数百房；四明各支史氏世代相继封王，富贵到了极点，东南没有能够与之并列的。稍后，真定的史氏际遇本朝，追溯其来源，大概都出自太史佚的后代。史氏分布在三处，各自都曾极盛一时，更是其他家族所没有的。秉文出自其中的资阳一支，所以资阳的谱牒石刻本来也是眉山史氏的一支。资阳一族尚且有二百房，那么散居在其他郡县的，就可以推想而知了。如今资阳谱中只有秉文一人以文学出仕朝廷，又能在故乡湮没之后追寻先世的坟墓和谱系，实在值得称许。如今蜀地史氏散居东南，我曾见兴化的史君药房翁，名孝祥，他是学斋秘监先生、名绳祖的爱子。兴化与先蜀侯是兄弟。兴化的儿子以防任职于江西州县；嘉兴路经历绳武正翁，则是《通鉴释文》作者的曾孙。近来有台孙景星，曾历任浙东帅府属官和教官，来请求我记述他的五世祖母离开蜀地时牺牲自己、保全后代的事情。其他以儒学教授乡里以及沉浮于民间的人，还很多，来不及一一列举；我未能知道的也很多。药房家在江阴，正翁家在长沙，而景星于是确实成了湖州人。唉，拥有数千百房的子孙，我所知道的却只有这些，不也令人悲伤吗！我的外祖父杨侍郎也是眉山人，当史氏兴盛时，他的家族并不逊于各支史氏，而仕宦显达的人尤其多。如今外祖父家只有一个孙子，和我兄弟一同寄居江西，族人非常少，因此【阙】所题族望更加受到重视，我因而发出感慨。”

译《送集贤周南翁使天坛济源序》先王的礼制，没有比事奉上天更严肃的了。国朝大德十年，开始杂采周、汉、唐、宋儒者的学说，在国都南门外筑坛，称为圜丘，用来祭祀上天。过去曾由大臣代理祭祀；国家遇到大典礼，应当请示天命时，也在这里祭告。我私下听说，祖宗的制度是天子和皇后亲自祭天时，必须更换服装，服饰非常质朴，礼仪也十分简约。执事人员如果不是世族之后，而其祖先曾经参与祭祀，也不敢参加。如今道家方士举行祭祀，在道宫中筑坛，设置祭祀器具，用来向上帝致意。治理文书檄文，凡是可以称名的鬼神，都以名目多为贵。让弟子主持仪式，整整七日或九日才完成。然后铸造金属为龙形，以玉承载，在上面刻两道符：一道称为山简，放入名山深穴；一道称为水简，投入大河沉下去。说是要向上帝传达信息，大概接近于沉埋之礼。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诏命大长宫的道家方士按照这种方法举行祭祀。祭祀完毕，将把所谓的简送到天坛山和济水的水道。而集贤周君南翁正是奉命前往的人。周君曾在上青宫侍奉皇上，任文学之臣。天子事奉上天、尊崇神灵的礼制，从这里开始显现。愿他还能恭敬地把这些简送达，唉！礼乐制度的制定已经大备，太平盛世的盛大典礼将要在今天实现了。使者回来复命时，应当接受赐福；请采用汉文帝召见贾谊的旧事，让我能够从容应对、谈论说明，或许可以推究礼制根本的原理，推演并陈述其中节文的适宜之处吧。《送彰德经历韩君赴官序》木材制成器物，用来便利百姓生活，并不是木头生来就具有器物的形状。想做圆器，就拿木材制成圆规；想做方器，就拿木材制成矩尺。适合居住的，就用来建造屋室；适合行驶的，就用来制造舟船车辆。把它揉曲可以做弓箭，把它弯折可以做杯圈。只因它具有这样的材料，根据人们的需要，把它制成器物，从而发挥用途。人也是这样。人出生时，起初并没有士、农、商、吏的名称，也没有儒、墨、名、法各家的习性。时代有所崇尚，人们就群起趋附它。时代崇尚黄老，人材便趋向黄老；时代崇尚申不害、韩非，人材便趋向申韩；时代崇尚张仪、苏秦，人材便趋向仪秦；崇尚风节，便有党锢之士；崇尚声望品格，便多有清谈之人。这些都不是人生来如此，而是由于时代所崇尚的、世人所趋向的事物；豪杰之士必定走在前面。所以崇尚黄老，人材便出自黄老之学；崇尚申韩，人材便都具有申韩的特点；崇尚仪秦，人材便多具有仪秦的才辩。党锢之祸中多有奇异高洁的节操，清谈一流中多是文雅之人。不是这几种风气本身能够造成人材，而是豪杰趋向时代所崇尚的事物，显著地从其中脱颖而出。国朝初年平定中原时，天下已经长期处于离乱和残破之中。老儒和学士，几乎如同清晨的星星一样稀少，后继无人。天下刚刚安定，掌管图籍文书的机构、统计户口和险要关塞的数字、有关律令章程的事务、约定日期应当前往应役的事项，以及奉行承办所需的劳苦，大概都必须有足以胜任这些事务的人才。操持其他行业的人，不能参与其中。于是富贵的资质、公卿的候选，大都从这里产生。既然如此，豪杰之士除了从这里进入仕途，还能从哪里进身呢？豪杰由此进身，那么以此为业的人，充分具备服务当代的能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近来圣上嘉奖崇尚儒学，但做儒者的人，有时反而因为迂腐迟缓、谦弱怯懦而受到讥笑。唉，并不是儒者没有用，而是“儒”这个名称长期没有振兴；如果没有卓然独立、坚持操守的见识和器量，就不足以穷究它的极致。可是世人所谓豪杰，本来具有成为富贵公卿、足以服务世人的才能，却不屑于拥有儒者这个名号。假如有一天能够表彰儒学，那么从前所谓豪杰、具有富贵公卿之才而足以服务世人的人，一定会转而归向儒学。果真转而归向这里，那么他们所讲习的学业、所存有的志向、所掌握的方法，难道不会更加值得观赏吗？所以我曾认为，人并不是生来就有某一种专门行业的名称，只是时代的崇尚在驱使他们罢了。一定要端正所崇尚的方向，纠正人们趋赴的道路，使人通过经术和道义来发挥才干，并扩大其用途，那么他们未必只是在文书、会计和办事敏捷方面显露才能而已。京师自古就以事务浩繁著称，如今更为兴盛。做官的人一向号称精明敏捷，尚且有时不能应付。可是府衙只总揽大体，亲自办理具体事务的，正在所谓警巡使的属官中，其中有判官，是责任最为集中繁重的人。卫辉人韩守敬，原任刑曹，凭明习法律而成名，来担任这一职务，显得从容有余。政绩完成后，选任中都开宁尹，又选为彰德路总管府经历。我曾考察他的才能，大概是熟悉事务而又善于迅速成事的人。即使让他在台省中参与筹划政务，他也能胜任有余，何况治理一郡呢？人才确实不会白白被埋没。我任成均博士时，他的儿子韩豫由国子生选为监学典籍，跟随我学习了很久。韩君将要赴任，来请求我为他的事情作序，并向能够作诗的大夫君子征诗，大家一定会有诗作来赞美他的行程。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某作序。

译《送苏子宁北行诗序》士大夫出仕或退处，贵在知道事情的轻重，这就是合乎义理、顺应天命的道理。然而明白这一点的人很少。因此遇到符合这种道理的人，怎么能不认识他呢？和林城控制着要害，是北方边疆的重要藩镇。过去朝廷每年运出金帛、布币、干粮来充实那里，转运输送的事务接连不断，仍然认为不够。又拿出数倍的利益，招募百姓把粮食运入其中，也多得数不清。因此那里遂成为富庶之地。又曾派大臣镇守抚治、经营治理，安定程度几乎可以与都会相比。做官的人有越级提升的，商人有不可估量的收益，于是侥幸逐利的人争相奔赴那里。近来边境警报突然到来，他们不是逃亡，就是随同丧失自己所掌守的地方；遇到缓急竟没有一件可以依靠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平时不懂义理，也不守法。延祐丁巳年，真定苏君由枢廷出任，主持他的幕府。接受命令之日，不再回头顾念自己的家，朝廷议论都称赞他的壮烈。当时出使前往那里的人大多害怕出行。苏君估量自己的资历，并不是在京师不能得到优美的官职；可是他毅然在隆冬冒犯严寒冰雪，远行万里而无所回避，这不就是所谓懂得轻重的人吗？苏君过去曾跟随御史到北边审理事务，将要依法办结时，有人说边地应该稍稍宽容。苏君坚持说：‘不可以。远方的人一向没有受到教化，坏的趋势不能任其滋长，怎么能姑且顺从他们以求免事？应当让他们明白知道国家的法令，凡是臣民应守的义务，以后不敢再犯，这才是真正的宽待他们。’我曾听到他这番话，并记住了它。假使后来派遣苏君之前的人，都能坚持法令、守住职守，使那里的官吏百姓懂得名分义理、明辨黑白，哪里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如今苏君这次出行，应该能够有所施行作为了。有人说：‘平安无事时，普通人都享受它的利益；稍遇艰难，却由君子承担，这不是太偏颇了吗？’我回答说：‘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而且苏君的志向已经决定。只要看他回来向天子报告并取得成功，就可以了。’朝廷贤士送他时，都作歌诗相赠，蜀郡虞某为他作序。《送李亨赴广州教授诗序》明道先生曾想把贤能之士集中到太学加以教育，再让他们分赴天下施教，这确实是统一道德、整合同俗的一项成法。许文正公最初教导国子生时，精心选取名门中的高才之士作为伴读。如今的翰林承旨姚公，以及过去的按察副使白公彦隆，都是卓然有才、能够在世上显扬的人。后来伴读的选拔受到成例限制，但既然接受国学教育，年久之后便依次出任外郡教官，也就差不多实现了明道先生的遗意。至于成效的深浅，又取决于任职者本人，并不是法令的过错。番阳李生李亨入学数年，适逢同舍生欵者任太常礼仪院判官，因在东宫得到今上的知遇，推荐李生勤苦学习，于是擢任伴读。三年后获得授职，任广州教授。他意志刻苦，学习敏捷，在国学中学习日久，所讲明的学问本来就将推行到一郡。广州是最南方的一大都会，过去儒学先贤的遗迹仍有可以辨认的地方，当地人也曾有声名显著、法度节操充分表现在世上的人，希望不要因为地处偏远就忽视它。任期届满归来，君子们将有所考察，教授应当勉励他。临行之日，从大司成以下都作诗为他饯行，博士虞某为他作序。《送廉充赴浙西宪司照磨序》本朝建立学校之初，以许文正公为老师，他的弟子往往成为显赫的公卿和有才干的大夫。登门受教的人还借助他的门路获得优美官职，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断绝。国学建立以后，人才由此产生，为时代任用的人接连不断。然而那些突然崛起、骤然担任大官的人，常常是由于家族关系，并不完全由诸生中选拔；而这些人仍说：‘我不过曾经接受过国学教诲罢了。’由诸生选拔的人，三年贡举一次，每次贡六人。最初授予的官职最高不过七品。今天子即位，才特地下诏每年贡举六人，授官则自六品以下各有等级。于是选取人才非常急迫，要求成效也非常严格。台臣体察圣上的意旨，在诸生中考察，得到廉生，任命他为浙西宪司属官。廉生出自西方贵族，自从平章公凭借英才雄略、清廉节操和崇高声望侍奉世祖皇帝，才以“廉”为氏。他的子孙都担任贵近显要的职务，出入朝廷内外，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廉生来国学求学时，他的兄长、今天的中丞公，曾亲自与台省长官、副长官一起向天子传达任命。可是廉生不自夸、不张扬，谦退地列于生员之中，手执经书询问义理，一年之中没有荒废时日。同学佩服他的敏捷，老师认为他通达，于是廉生的名声显著起来。这就是台臣选取并任用他的原因。然而廉生的家世既然如此，那么他凭借贵族身份起任高官，谁会说不可以呢？如今宪司幕府不过是八品官，但君子们乐于谈论这件事，是因为他是从诸生中选出的，而不是通常的贡生。台臣从诸生中选拔人才，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凭借贵族家族而得到小官，他却战战兢兢，仿佛不能胜任；脸上没有自满的神色，心中没有自以为不足的怨意。廉生出行时，他的朋友都作歌诗为他饯行，并请我作序。我说：‘你去吧，等你回来，君子们会说：“这个人能够不背弃自己的学业，没有辜负教育他的恩德，这就差不多可以勉励他了。”’

译《送李扩序》国学的设置，始于许文正公。文正凭借笃实的资质，在南北交通尚未畅通的时候得到朱子的几部书，读后领会其中的道理，产生敬畏之心。等到受到世祖皇帝的知遇，他所遵行的纯粹是儒者之道，诸公都比不上。世祖皇帝圣明而天资卓绝，深知儒术的伟大，想设法改变人们的风气并任用他们，认为学问应在下层完成，然后才能进用于上；有些人地位疏远，不能立即自行通达，不如先选取侍御贵近之中特别优秀的人，让他们接受教育，这样成效和作用可以立即显现。因此文正从中书省罢政后，担任国学老师。当时风气淳厚，人材朴实丰茂，文正特意首先表彰朱子的《小学》，用洒扫、应对等日常功课来约束外在行为，用出入、游息等规范来严格要求，使内心受到涵养；摘取忠孝的大纲以树立根本，阐发礼法中细微而灵活的权变以通达实际用途。于是几十年间，那些文质彬彬、被称为名卿才大夫的人，都是他的门人。唉！使国人知道有圣贤之学，使朱子的书能够流行于这个时代，文正的功劳是很大的。文正去世后，国子监才开始设置官署，刊印典章规定的印章；后来任职的人，大体只是沿袭文正已经形成的做法罢了。然而我曾经读过他的遗书，文正对于圣贤之道和五经之学，所立的志向实在深远重大。他的门人从文正那里得到的东西，仍不足以完全体现文正的用心。子夏说：‘君子的道理，先传授什么？后面又因什么而厌倦？’程子说：‘圣贤教导人是有次序的，并不是先教近处的小道理，就不教远处的大道理。’天下的道理没有穷尽，学习也没有穷尽。今天这样，明天还要这样；停下来不再前进，就不是学习。天下的道理没有理由可以穷尽，所以假使文正今天再生，一定会阐发义理道德深藏的内容，大大开启人心的精微和天理的极致，未必只会停留在过去那种方法上。可是后来那些随声附和、捕风捉影的人，却说修饰文辞、申明义理是玩弄无用之物，反而去从事文章；说辨析疑问、回答问题是越级求进，便先使自己的老师长辈陷入困境；说无所作为才是涵养德性，说内心深厚而外表敦厚就是改变气质。这些人都是借着美好的言辞来深深掩护自己的短处，对外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对内蛊惑、遮蔽学者的心思。这是上负国家、下负天下的大罪。难道说文正的学问果真出自这里吗？近来吴先生来任监官，看见圣世太平光明、人才众多而美好，慨然想设法使人才焕然一新，学者便一致归附他，无论大小都一样。于是先生施教，辨析传注的得失，贯通群经的会通之处，打通儒学先贤的门户，以穷尽先圣深奥的境界；推究鬼神的作用，以穷尽万物变化的道理；考察天与人的关系，以认识治理国家的根本、礼乐制度制作的条件以及政刑因革的文理。考据援引，博通古今，各得其当，而不是夸耀博杂、牵强穿凿；心灵明彻、通达变化，不被具体事物拘滞，也从不把事理割裂为二。这样使学者有可以依据凭借的东西，作为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为的根基；又有可以标明指示的方向，作为归宿和学问造诣的极致。唉！近世以来，没有谁能超过他。可惜啊，他任官不久，最终因病归去。唉，文正和先生学问所达到的境界，不是我敢于知道、敢于谈论的。然而他们所遵循的都是圣贤之道，这一点是相同的。时代和地位不同，施教有先后，是形势所必然。至于他们被用于世的时间长短、影响人的深浅，以及成效的远近、大小，那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任学官，与先生先后到任；学生的天资有通达和闭塞之不同，听先生讲论，有的略微理解，有的不能完全理解，有的暂时理解后来又失去，有的理解后反而推开，渐渐离得更远。他们退下来向我讨论，我都能根据各人的资质来阐明先生的学说。先生虽然归去，祭酒刘公以端重正大的品格主持其上，监丞齐君以身作则，严格制定规约，所以我能够尽力施教。不久，两位公卿另有任命，近臣把先生推荐给皇上，议论者却说：‘吴幼清是陆氏的学问，不是朱子的学问，与许氏的学问不合，不能担任国子师。’这将要带领天下人都成为陆子静的门徒，于是先生的任职被罢免。唉！陆子的学问难道是可以轻易评论的吗？那些人又哪里知道朱、陆学说异同的根由，不过是妄加言论来欺骗世人、拒绝他人罢了。当时我也孤立无援，不能留任；没有几个月，便以病为由自行免职离去。邓文原善之以司业身份被召入，恰逢科举诏令颁行，善之请求改革学校法令，他说：‘如今皇上对成均要求成效非常迫切，可是因循度日，不仅庸碌疲弱的人得不到劝勉，英俊之才也遭受摧残，无法显现成效。’意见不合，他也上书自劾而离去。于是纷纷议论说吴先生不该如此，说邓司业离职并自劾是故意激烈，而对我的诽谤尤其严重。可悲啊！归德人李扩侍奉吴先生时间最长，先生的书都得到传授并读过；先生又曾让他来向我学习古文，所以他与我尤其亲近。去年他以国子生身份被举荐，今年有关官府按照科举法，依条考试，他被选中，将要授官；他抽空来拜见我说：‘等得到官职，还要过些时日，暂且回故乡治理田地。田亩越来越能使生活温饱，希望老师用旧日学问说一句话来警戒我。’正逢我将要回江南，所以略略叙述自己所见的事情交给他，使他时时观看，也足以有所感发而振作起来。

译《送颇斡赴建德总管序》本朝崇尚武力而重视功劳，将帅之家世代相继任职，下至部曲、裨佐，也没有不同的制度。即使有卿相的尊贵地位，或有贤能辛劳的显著功绩，延续封赏也各有等级限度，不能相互并论。从前世祖皇帝统一天下，在内外远近布置爪牙和干城之臣，像星辰棋子一样分布，互相联络承接；按照武职功劳和统率兵力大小、人数多少，依次授予官职，使他们的子子孙孙不要废弃坠失。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从来没有中断而不继续的，这大概是要与国家相互延续、无穷无尽的。因此在此之后的人，若没有奇异的行动和伟大的功勋，就不能参与其中了。唉，国家用来对待他们的办法，不也很重视吗？国子杨思睿进言说：‘我从今以后才知道武功之所以受到重视。’思睿所知道的，只是颇斡君在江海之上统率军队；我私下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直到今天才相信他所获得的职位影响深远而且能够传至久远，确实可贵。颇斡君出自金源贵族，在潜藩时期侍奉武宗皇帝，以治理文书为职。武宗怜悯他的勤劳，写下他的姓名，赐给金印，让枢府按照武宗的意思任用他。皇太后和当今皇帝居于潜邸时，也把颇斡交给枢府，依照武宗的旨意办理。皇庆二年，颇斡开始佩金符，在怀孟军中统率千兵，并镇守建德。武宗登基时，一时受到知遇恩宠、富贵显赫、声势熏灼天地的人，哪里数得过来，可以说是极盛了。然而有的人不能长久保持，是事物的常理，并不是皇上的恩意不够。颇斡在十多年之后，才到外郡执掌军事，表面看似未必算幸运；但这种职位长久传给子孙，可以无穷延续。拿那时与现在相比，他所得的究竟哪一个更多呢？延祐初元三月，近臣带颇斡入嘉禧殿朝见，圣上回头顾念他，说道：‘他所佩的金符已经破旧，怎么拿它向远方之人显示？应当宠念旧日功劳，再命尚方重新制作一枚赐给他。’天下统领千兵的人很多，宥府每年上奏应当获得此赏的，数以百十计；有谁能在圣明盛世得到这样的恩赐呢？君贤能而又乐于行善，他受到的知遇本来就应当不同于常人吧？请我把这些话叙述下来留给他。我说：‘人才，是拥有国家者的美玉和重宝。像君侯这样贤能而乐善的人，将来把所受的职位传给后代，并凭才能在显要之处得到任用，并不困难。我本来就要这样期望他，难道只是说为他送行吗？’ 《经世大典序录》恭敬地思念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凭借圣人的资质，继承大统，聪明睿智，超越古今；至为谦让的诚意上达于天、下通于地，重新登上大宝，天命由此凝聚。于是开设延阁，端坐其中，守持内心至为正大的原则；感念祖宗创立的基业，广泛查看典籍中流传的记载，思考汇辑典章制度的大成，作为显示长久治平的法则。于是天历二年冬天，有诏命奎章阁学士院、翰林国史院参照唐、宋《会要》的体例，汇集本朝旧有事实的文献，编成一部书，赐名《皇朝经世大典》。第二年二月，因为国史院自有著述，便命奎章阁学士专门率领属官编修此书；太师、丞相、达尔罕太平王臣雅克特穆尔总负责此事；翰林学士承旨、大司徒臣额琳特穆尔，奎章大学士臣和塔拉都哩默色，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右丞臣萨迪，奎章阁大学士、太禧宗禋使臣阿荣，奎章阁承制学士、佥枢密院事臣多啰，都凭借年高资深、亲近朝廷且熟悉国家典章，担任提调。中书左丞臣张友谅、御史中丞臣赵世安等，凭借省台重臣的地位，率领百官；各类文书都按时送来，供给没有缺乏。至于执笔编纂修订，则任命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为主持，命我虞集辅佐他，并与学士院、艺文监的官员分局撰修。又命礼部尚书库库选文学儒士三十人，发给纸笔让他们誊写，并取用内府的钞本以供使用。这年四月十六日开局，仿照《六典》的体制，分为天地、春夏、秋冬三类；又按照国史的体例，在上面另设蒙古局，以表示尊重国家事务。全书都取材于各有关官司所掌的旧事，加以修饰润色，把国语贯通到雅正的文字中，删去官府文书的繁冗措辞；凡上送的材料无不完整记录，遗失的材料不敢擅自补写。于是确定篇目，共十篇：君事四篇，臣事六篇。君主统治天下，名号最为重要，所以作《帝号》第一；祖宗的功业都记载在史册中，内心精微的思想要用言辞宣明，向故老询问，从记载中搜求，万分之一二也要得到，于是作《帝训》第二；能够感化天下的，没有比诏制更大的，所以作《帝制》第三；大宗是根本，藩服是枝派，所以作《帝系》第四。这些都是君主之事，由蒙古局负责编纂。设置官职、任用人才，共同治理天下，治理这些事务的人应当记录其成效，所以作《治典》第五。疆域广大辽阔，是古代所未有的；人民和贡赋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所以作《赋典》第六。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重要的；朝廷、郊祀、宗庙制度的增损都可由此考见，所以作《礼典》第七。开创基业，直到完成统一，功绩可以流传久远，制度也有法则，所以作《政典》第八。设置刑法政令，是用来辅助礼乐的，以仁厚为根本，以明察慎重为要，所以作《宪典》第九。六官的职掌中，工部居其一；国家的财物和百姓的力量不可不慎重对待，所以作《工典》第十。这些都是臣下之事。到至顺二年五月一日，草拟成书，誊写后呈上。臣虞集等都凭借空疏的学识，错误地承受了这项隆重委任；才智见识既然平庸，见闻又不广，有时疏忽而不知道避讳，有时身处草野而不懂得忧患。希望以我们编成稿本的诚实态度，求得进一步订正；疏漏简略的罪责，我们不敢逃避。私下考察《唐会要》，始于苏冕，续于崔铉，到宋代王溥之后才成书。《宋会要》始于王洙，续于王珪，到汪大猷、虞允文时，二百年间三次修订、三次进呈。我私下想到，祖宗的事业，哪里是唐宋所能相比的；而国家万万年的根基正在形成，源源不断而没有止息。今天所撰述的，只是粗略建立纲要；至于建国初年的旧文，以及四方后来续报的材料，还要进一步搜访，等待增补修订。再想到这次编纂撰述的最初筹划，实在出自圣明天子的独断；给我们时间，厚给俸禄，提供官府的书籍，又以各司的宴礼慰劳我们，恩意优厚，圣明的谋略极其彰显。然而负责编修的臣僚贪恋冒领恩私，不能符合圣上的旨意，内心惶恐到了极点。只愿陛下怜悯并宽恕我们，谨作此序。

译《张师道文稿》序 《蒙养先生文集》若干卷，是已故翰林直学士、嘉兴张公张伯淳，字师道所著。张公少年时与吴兴赵公子昂是中表亲，才德声望彼此相当。至元年间，子昂被召任兵部郎中，而张公因推荐者的言说被授为闽宪幕职。推荐者又说，所推荐的人并不是为了替幕府求取人才，于是张公从海隅被召到朝廷，得以进见皇上，议论数十条，都是当时的急务，言辞意旨恳切，皇上为之动容，听取了他的意见，命他到中书与执政大臣依次议定施行。其中一条是裁罢冗官，正要逐条陈述此事，大官贵人已经不高兴，说：‘什么偏远地方来的人，竟想夺走我的官职！’派强悍的人在路上等候，盘问责难他，他几乎不能脱身，而这件事也渐渐被搁置了。张公于是留在翰林。大德年间，天子命近臣到五岳四渎修治时祀，必须选老成慎重的人，张公在遣派之列，但因年老多病推辞。出行拖延很久，终于一病不起。至大、延祐年间，赵公受到圣明皇帝的知遇，被大力任用，而张公已经赶不上这个时代，人们无不议论并惋惜他。张公去世以来，到今天已有二十多年，朝廷内外的士大夫大多还能诵读他向世祖所陈述的言论，想见他的议论、追想他的风采；眼看他的遗迹几乎就要泯没，未尝不为此感慨叹息。如今他的孙子张炯辑录他的文章并使之流传，让后来的人知道张公的才华；虽然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充分任用，但仍可见的都保存在这里。这固然是孝子的心意，也是士大夫们的心意，所以替它在篇首作序。《忠史》序 《忠史》是鄱阳杨玄所著。杨玄的祖父在宋咸淳末年死去，杨玄悲伤于这件事没有流传于世，所以撰写此书，列举夏、商以来的人物，最后写到宋代为止，能够以忠义载入的有八百多人。泰定初年，杨玄带着此书来到京师，国史院和国子监都认为此书正确，上报朝廷，但有关部门没有把它奏闻。总共三年没有遇到机会，他便回去了，临行前来求我写几句话作为题识。我说：‘唉！我曾读横渠张子的书，认为侍奉父母就像侍奉上天一样，并撰文把它写成铭。唉，侍奉君主也正是如此。孔子说子文忠诚，却不知道他是否达到了仁；又说微子、箕子、比干是仁人，却没有说他们忠诚。那么，不善于侍奉上天的人，谁能参与到这种境界中来呢？然而古今谈论忠诚，有的人只凭一件事表现自己，难道就可以称为忠吗？一定还要有仁，然后才不会对这种忠有所欠缺吧？’我曾推荐杨玄，却没有得到答复，心中暗自惭愧，只好推究忠诚的根源，以扩充他著述的本意。《送宪部张乐明大夫出使归还海东诗》序 高丽与我国有甥舅般的友好关系，因此高丽王国得以设置官职，规格仿同天朝，这是其他属国不敢有的。张乐明任宪部官，大概相当于秋官之长。考察古代旧例，周有大司寇，鲁也有司寇，这有什么不足呢？张乐明奉其国君之命，请求尚方派遣良医；在办理出使事务之余，又向士君子请教文学，把它作为乐趣，这不是很好吗？他将回国时，大家作诗为他送行，我在诗卷开头题道：‘从前箕子把《洪范》告诫武王，其中九类政事，政事居于一类；政事分为八个条目，司寇又居其中之一。《洪范》所陈述的，凡是开创万物、成就事务的道理，天与人的关系、事理的贯通，大概没有不完备的。刑法是国家最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情，却只提到司寇这个官名，难道没有道理吗？我听说：常伦得到整治，九类大法就会被赐予；常伦败坏，上天就不会把它赐给人。常伦既然有序，刑法又有什么用呢？虽然如此，用它来警戒在位者，也还是有话可说。譬如说：“只有君主能够作福作威，享受玉食；臣下不可以作福作威、享受玉食。”臣下若有这种行为，凶祸就会随之而来；刑罚是否施行，实在与此大有关系吧？东方的国家还保存着箕子的遗教，而张乐明又担任司寇之职，所以我能够借此立说并为他作序。’ 《易启蒙类编》序 朱子谈论传授《易经》的人说：‘邵子传承伏羲的卦画，程子推演周公的经文，大概都是想求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学。舍弃邵子、程子的学说，就没有办法前进了。’朱子撰写《易本义》，多有补充疏通程子的义理；又作《易学启蒙》，推原河图、洛书和卦画，这样便可以窥见先天之说。然而我独自感到奇怪：邵子、程子同时出生，居处又很近，道统同出一源，年龄也相差不远；但程叔子注释《易传》，却没有听说曾与邵子讲明此学，而程伯子曾说邵子的学说是加倍法，后来再问他，他又说忘记了。等到听到他讲‘风天小畜’以及‘天依附于地，地依附于天’的说法，才叹道：‘以前曾从茂叔那里听过这些。’唉，难道不是三位君子的《易》学在心中彼此契合，无须相互询问辨析，所以没有流传到后世吗？因此朱子有《易学启蒙》一书，大概是说初学者开始求学《易经》，不能不从这里启发端绪。我曾私下学习这部书，却没有所得；后来与今任国子祭酒鲁公共同在成均任司业，为学者互相阐发此书并以此施教。几年之后，在朋友之间也唯独听说鲁公以此为志向，感叹他不知疲倦、不感厌烦。新安程璹把他所著的《类编》给我看。此书大概取朱子与门人平日谈话中涉及这些内容的，汇集起来附在书中。我深深赞叹他在这里懂得了求学的方法。用言论著书，文辞精练而简约；师友之间问答，言语则辨析详尽而广博。精练简约的内容，必须深思之后才能领会；辨析广博的内容，则使人畅快而通达。这正是善于学习的人读古人之书，便如同亲耳听到今日之言的原因。程璹年纪正壮年，他的进步不可限量，我又怎么能不为此赞叹称美呢？新安是朱子的故里，听说那里的山林之间仍有士绅先生和白发老人相互传授，使朱子遗留下来的言论和失传的学问还得以保存；程璹大概已经见过许多这样的人了吧？我已经老了，若能在江湖之上自由游历，还应当跟随程璹去求见这些人并接受教诲。

译《送杜立夫归西蜀》序 天历建立年号时，诏书传告朝廷内外，天下同心一致地通达顺从。蜀地的统帅凭借世代为臣和久经战阵的身份，却执意狂悖，凭借险阻作乱施暴。潼川的杜岩肖只是一个远方的布衣书生，却能说明国家统绪的正当、天命人心的归向，以及当今皇帝明诏中忠厚仁慈的深意。省臣为什么迷乱而不明白，反而使我蜀地陷入不义的名声，并使无辜百姓遭受杀戮祸害呢？杜生于是获重罪，能够不死，只是侥幸免于一死罢了。蜀地事情平定后，行省起用杜生为属官，供职于御史台。杜生与蜀地宪司多次上章论说此事，表章显得很特别。宪台誊录了奏状，朝廷尚未答复。杜生以属官身份进奏京师，事情办完便向西返回。有人劝他说可以暂留，等待朝廷议论，朝中必定有主持忠义、洞见先机的人。杜生说：‘我是因为出使的事务而来，应当回去复命罢了，其他事情我不知道。’唉！君子的作为，只在于义理是否应当罢了。当他慷慨议论叛逆与顺从、离开与留任时，只知道义理所在，就应当如此。当初哪里有借此求取荣进的意思呢？否则，他既没有俸禄可享，也没有职务牵系，怎么会甘愿拿七尺之躯去试探必死而不可测的危险祸患呢？如今这件事，御史已经说了，朝廷已经知道了，天下人都称许他的壮烈，学士大夫也都认为他做得对。对于杜生来说，可以没有遗憾了。忠义终究会得到任用，这取决于朝廷，而不取决于杜生。我掌管太史的笔墨，像杜生这样的事，难道敢遗漏而不记载吗？这不只是为了乡里有这样一位人物。《送朱仁卿赴安庆教授》序 国子监中才俊而且长期与贵游相处的人，每年由吏部贡举八人。前四人由吏部补为令史，后四人授任郡府教授。从江南来的人，名次虽然在前，却不能补任吏职，只能做教授。习俗会改变人，人们喜欢吏员掌握权力、迅速升迁，认为这才重要，却不知道教授所关系的事情并不轻微。奔走办事以侍奉别人，与独自设席讲学相比，哪一种更尊贵？尚书、侍郎写一封信召唤他来任使，与宰相奉天子诏令任命他相比，哪一种更尊贵？如果认为教授容易取得进身机会，那么教授未必都沉沦，部吏也未必都显达。这样说来，难道教授就低人一等吗？不过这仍然是在用利害作比较。明道先生想把天下贤者集中到京师教育他们，等他们学成之后，再分别去教育天下，使道德归于一统、风俗趋于相同，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如今由国家教育人才，毕业后出任一郡教授，这个办法本来是很好的；但效果不能达到预期，并不是办法本身的罪过。他们学习时，修养自己的道理或许还没有学尽；做官时，治理百姓的道理又根本不懂，只是茫然地把苟且应付、计较尺寸毫末作为心意，难怪不适合从事教授。知道学问的人，难道不会对此有所感触吗？盱江朱仁卿在太学十多年，受到师友共同爱护敬重，如今出任安庆教授，来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告别。我在成均任职时，曾把一篇记文写在屏风墙壁上：‘如今我们学校所讲授的书，是《易》《诗》《书》《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讲的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阐明道理的学说，以及颜、曾、思、孟、周、程、张、邵、朱的言论。’仁卿在这里就遵循这些内容来学习，到了那里也依照这些内容来施教，不要追求新奇来取得名声，不要用昏妄怪诞的说法迎合世俗。对于贤明而有知识的人，按照这些道理修养自己并善于引导他们；对于愚昧不肖的人，也以此为准绳加以针砭订正，使贤明有知的人有所依据而立身，使愚昧不肖的人有所感化而改正。勤恳笃实，先使自己建立信心，又努力实行；三年任期届满，父老兄弟子弟中一定会有值得期待的人。千万不要自轻自薄。仁卿年纪和学业都在进步，考虑事情十分周全，谦逊、顺和、勤勉、敏捷；至于侍奉上司、接待下属的周密，核查钱粮的严格，修缮房屋器物的完备，当时人认为这是他的才能，在仁卿看来却只是余事。所以我特意把应当如何施教的道理告诉仁卿。唉，这也只是平常的话。《易经》说：‘君子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只在所在的位置上尽力而已。’其他事情不是应当考虑的。

译《送赵茂元》序 一百一十多年前，我们蜀地乡先生教育学生，从《论语》《孟子》《易》《诗》《书》《春秋》《礼》都依照古代注疏的句读来教授。每天正经书以三百字为限；至于传注、史书、文章一类，必定用尽当天的精力才停止。通常从早晨起床直到半夜，不得休息，以此为常。修养自身，以崇尚孝友、敦厚忠信、砥砺节义为要务。作文大多推重左氏和苏子瞻的学说。稍稍长大以后，才专门跟从周敦颐、二程的学问。因此那些求学的人虽然不都达到博学通达，却也没有很空疏的。等到他们用力于穷究事理、端正内心的学问时，古代圣贤的书籍、帝王的制度，早已先存在胸中；等掌握其中要领，便能触类旁通。这就是大概情况。我和舍弟还未到换牙的年纪，先君带着我们到岭海避难，各种书都是先由父亲亲口教授。十岁到了长沙，才开始跟随外傅学习；从祖父秘监公一定让我们向乡人求教，仍然遵守这种方法。二十岁到了临川，当地乡人只剩两位。一位是前宋乐安县丞黄某，和我是同县人。江西帅臣黄弃疾让临川归附，檄文传到乐安县丞那里，唯独他不肯传达檄文；当地人认为他有义气，不忍杀他，他便离开进入深山，忍受卧处山中而不至于死亡，只教他的儿子读《春秋》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另一位是前宋崇仁县丞范大冶，成都人。他幼年曾在沧江书塾中跟随学习，宋朝灭亡后也因贫困不做官，时常来同先君、先舅交谈。他举凡书籍传注，常常连续背诵数千上百字而不遗漏一个字；天文、地理、律历、姓氏、职官，一问起来，往往连续讲说数千上百字不停。父亲常常勉励我说：‘读书应当像范公那样博学，立身应当像黄公那样严正。’这些话至今还在耳边。于是我稍稍能够侍立在父亲身旁，询问东南地区乡里的文献人物，才知道临邛魏氏的子孙在吴都，眉山平舟杨氏在天台，有的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学斋，史氏在江阴，同郡牟氏也在安吉。我入仕京师，年头渐多，却都没能就这些事情加以考问。后来蜀地来的士人朋友，顺便向他们询问时，许多遗老和旧书已经不存在了，难道不可悲吗！至治壬戌年，我已经服完先君丧服，去吴门省墓，赵茂元正在那里。他和我都是眉山杨氏的外孙。考察杨氏的学问，平舟公研究朱氏、张氏的学说，以道学自任；他议论政事，必定出于这一学说。见山公和他的弟弟吏部公曾以《春秋》担任太学教师，陈述义理十分正大，并不只是文学方面而已。宋朝灭亡五十年后，他的门人学者全都去世了，几位舅父也已经亡故，遗留下来的书籍所存无几。唯独赵茂元还能够有所诵习并传承下来，或许还能使遗留的风气和余韵有所显现吧！至顺辛未年，茂元来京师调任官职，因为急于奉养亲人，请求到远方任一巡徼官职而离去。我了解他的心情，不敢以馆阁荐举为由把他留下。将要出发时，他请求我写几句话叙述离别；我想到没有什么足以对茂元说的，唯独把过去蜀人求学的情形陈述出来，希望他那些在东南的乡人、兄弟、子孙，因我的话也能推求他们先世的学问而有所建立，这就是我恭敬桑梓的一点微小心意。我已经老了，茂元还能够用什么来勉励我吗？《送熊太古诗》序 从前周公、孔子的教化，大概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经过一千几百年，其中的典籍已经有许多残缺散失。汉代儒生就根据所听闻的内容加以缀辑，又依据前人的说法牵合附会，保存了先王制作礼制的余绪。依靠他们的记载，我们还能有所了解，这也不能诬蔑否定。伊洛一带的诸位君子，依据遗留下来的言论而领会其中的心意，发挥真正的见识来扩充它的义理，实行起来使自身安定，讲说道理使人们信服。求学者因此能够推见三代以前的道理，难道不是盛事吗？从前横渠张子与二程子同时兴起，张子专门以执守礼法来辅助持敬的教导，这是可以遵循实行的。世俗的弊病，是喜欢放纵而忽视平常的约束，习惯于片面见闻而丧失性情的正当，把合乎常理的行为看作迂腐鄙陋而不肯遵从，嫌厌繁多的言论而不知道讲习。于是纲纪沦丧，法度败坏；这种渐渐形成的来由，唉，实在可怕！豫章先生独自知道忧虑这件事，借进士考试设置科目之机，慨叹这部经典很少有人学习，他的用意深远。先生的儿子熊太古，接受父亲遗留下来的教诲和亲自指授，又多年努力钻研，儒林中仰望他已经很久了。推荐他的文书送上去，却没有碰上机会。非但朝廷的学士大夫、士绅先生为他惋惜，即使主考官和一同贡举的士人，也没有不共同惋惜的。求学古道的人，言语平淡而意蕴深厚，本来不足以在炫耀叫卖的场合逞能；见闻广博、援引丰富，也不足以同浮泛浏览的人较量。怀抱才器而善于藏守，这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于是我和一两位同道想要相互带头把他留下。太古说：‘不能这样做，否则我心中会有不安。’所以作诗为他送行，诗说：‘风从宫门吹起，花向上阳宫开放。白日如同逝去的水波，等待你来，你却一直没有到。风雪载着我走上遥远的道路，卞和献出了他的宝玉。用价值千金的车来载它，再借五色丝带包扎它。心意越重反而造成失误，宝玉被抛弃了又能怎么办？先贤尚且等待识货之人，回去吧，姑且长久地歌唱。’ 《道园学古录》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六 元代虞集撰 序 《国子监后圃赏梨花乐府》序 至大庚戌年仲春，大成殿演奏登歌，乐曲完成时恰好下了及时雨。我这位司业先生欣赏雅乐，又赞美甘雨适时而降，于是作喜雨诗，把根本归结为成均教化和谐的功劳。到了三月辛巳日，国子监后园的梨花盛开，先生带领同僚官吏在林台上设席，酒樽中有甜酒，盘中有蔬菜、肴馔和肉食，交错陈列，互相劝酒酬答。酒喝到一半，命善于弹琴的人演奏一阕古曲，禽鸟飞翔起舞，云气和风低回盘旋。先生于是歌咏《木兰引》，借此寄托对这种文章盛事的极大欢乐，也歌泳圣上恩泽的无穷。第二天，同僚朋友饮酒唱和；又第二天，诸生中的长者饮酒唱和，气象和谐，辞意流畅，盛大而洋溢！虞某起身说：‘古代的教育一定使用音乐，所以感动人心深，成就人的德性也深。改变大夫任命的人，尚且要同他登高赋诗，以观察他的才具，这件事已经很久没有听说了。如今我们的师友同僚，竟能在讲诵之余从容咏歌，或许可以达到快乐而不放纵的境界，这也是成均的意义。’于是命弟子辑录成卷，赠给爱好此事的人观览，谨作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