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三十四

译送李敬心任永嘉学官序 宜黄李君敬心任石城教谕、建昌州学正、常熟州教授时，都得到故翰林学士临川吴公的教诲。他居家时兴办本县的学校，吴公又为此写了记。今年他赴永嘉任教授，想得到吴先生的言论，却相隔遥远，再也无法听到了。于是他向乡里的亲戚辞行，让家人登舟，然后向东而行。行程百里，来向我这个不肖之人求取文章。唉，我哪里有什么可以胜过吴公的言论呢？然而我们分别十四年，居处相隔虽近，却不能亲自相见，来观察他的学问和品行达到什么程度，那么我将凭什么作序呢？大体上，吴公的意思是：敬心天资聪敏，幼年便能记诵各部经书，且有优良的家学；长大后不流于世俗之学，希望他深刻通晓圣贤遗留下来的经典，不希望他写浮华文辞来求取禄位；希望他修养君子的品行，不希望他采用卑下苟且的手段去追逐权势利益。吴公在文章末尾，总是以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来勉励他。至于把自己求学的经历写出来教导他，世间哪里还会有这样的言论呢？考察吴公的文章，从丙辰年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吴公希望他通晓经书，他已经通晓了；吴公希望他修养品行，他的品行也已经修养好了。吴公所期望的忠信笃敬，他应当已经在自身实践了。如今凭这些来教导别人，舍弃这些还要走向哪里呢？所以我说：从前是求学以充实自己，如今将要把它推广给别人，哪里有能胜过吴公的言论呢？因此，天下谈论学问的人，入手之处有很多；但如果一定要到达圣贤的境界，却舍弃忠信、笃敬这两句话，那么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和超越世俗的志向，也不足以参与这种学问了。从前朱子在世时，永嘉的学问正开始兴盛，意气高昂，言辞雄伟；如果不是朱子，谁足以抵挡它的锋芒呢？从那以后，以功业自许的人，足以治理当世；以文章辞章自许的人，足以使文坛受到影响。至于六经的传注，也能够有所省略；凡是从浅近直达精微的著作，如薛常州的《春秋》等书，确实有传注所不能达到之处，并且足以阐明遗留下来的经典。永嘉山川文物的美盛、遗风流泽的流传，文采斐然，人才济济，实在像杞梓繁茂的林苑，又像凤凰麒麟聚集的园囿。教育他们的方法，不要把忠信笃敬当作平庸寻常的话，应当深入体会吴公的用意，并以此激励劝勉他们；这样，求学的人对于这条道路，难道不是大有希望吗？《翰林直学士曾君小轩集》序 从前在至元、大德年间，天下大定，天子正与百姓休养生息，朝廷内外安宁，可以说是和谐兴盛的治理。武皇帝入继大统，承当富有天下的大业，圣明赫赫，盛况达到了极点。当时国家富足，府库充盈，封爵同时授予三公、孤卿而不受代理限制，赏赐下达到近侍也不会匮乏。然而掌握朝政大权的人，大多熟悉事务而因袭旧例，安于常规而厌恶变动，懈怠防范的习气已经显现。于是有智力超过常人的人，想有所作为，以功名自许，招揽人才，采集议论，以一句话使皇帝醒悟，声望风采震动朝廷。他们建立尚书省而出掌政事，朝廷治理天下的事务，中书省的官署反而几乎成了闲置机构，在那里任职的人只是低头领取俸禄而已。于是新近担任政务的执政者，各自献出才能来辅佐君主和宰相，不按常规破格提拔，以建立功业；政令日益颁布，声势辉煌奇伟。其中大的举措，如修建中都、改革纸币、恢复泉布，以九年考核黜陟的办法责成郡县官吏，于是考功这一职务兴起。武公曾君大概起初只是儒生，却越级授任翰林直学士，并专门掌管天官所属的考功一司。第二年政务归还中书省，考功司也随之废罢。虞集最初最终回到庐陵，当时三十九岁；又过了若干年便去世了。他去世后二十三年，他的儿子如▯整理他的遗文给我看，说虞集在朝廷任职时，我正任学官，是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因此来征求我的文章，为这部集子作序。我听说益初刚四五岁时，已经通晓文字，善于属对，机敏过人。稍稍长大，便广泛涉猎经史；曾经和他的弟弟巽初相对背诵韩退之的文章，整日背到全卷仍不停息。庐陵的文士宋氏已经亡故，风气转为追求奇异变幻，只有益初不这样。凡是写诗作文，气度宽舒而意境幽远，具有昔日先正遗留下来的声调。他仿作古人的表、记、赋、颂等，大概以文章辞学自我期许。后来稍稍出仕，参加有司考试，任郡县教官，又调任桂林录判，他都不屑于此。早年游学京师，声誉在士人之间日益提高，终于登上显要仕途。至大年间，封授赏赐盛大，所以代皇帝起草诏令的稿本特别多；又因专任考绩职务，统一格式的公文都保存着，于是所谓人生如春梦的记录，君子不能不为之感慨。唉！武王升天到现在，大概已有三十年；如今圣明的后代相继承继，人才成批涌现，治理之道重新兴盛，而我的益初却没能见到这些。过去我曾在文史职位上勉强任职，曾跟随入禁近之地，见过丞相楚公的两个儿子，而当时执政者和许多贵臣之家【缺】我已经听说了。近来又恢复设置考功司，而我身在荒野，也不能完全了解其中情况。观察益初遗文能够流传，也足以看见当时的事情。九重宫殿清闲宴乐之时，或许会有人在先朝遗文中观览文学，不知还能否从这里得到征验呢？

译《曾撙斋缘督集》序 《缘督集》，是故宋德庆太守曾侯丰稷的文章。曾侯是抚州乐安人。乾道己丑年考中进士，逐步升任朝散大夫，后来做到参知政事。真公德秀曾经向曾侯求学。曾侯去世后，真公为他的墓碑作志，收入墓穴之中，但没有能够看到。曾侯的孙子焄，凭祖荫补授官职，历任雁茶海口两处监镇，调任平江府节度推官，这都是由于真公念及旧情而推举引荐他。二百多年后，这部书亡佚了。国朝元统初年，现任监察御史、前进士燮理溥化来监察此县，访求本乡的先贤蒨人，得到曾氏族谱两卷，是故翰林学士吴公所作的序。又命曾侯的五世孙德安购买搜集他的遗书，得到现在的《缘督集》二十卷，准备刊刻流传。但燮君被召入朝授任御史，书还没有刻成。三年后，德安请我作序。考察乐安尚未设置县邑时，这片地方属于庐陵的永丰。曾氏先祖在唐末五代时，有一位异人善于相地，为他选择墓地安葬；后来子孙果然繁盛昌盛，正如他的预言。江乡好事之人，人人都能讲述此事；前往观看的人至今仍络绎不绝，乡里的车辙马迹没有断过。曾氏显达的人，没有比德庆侯更盛的了。曾侯尚未考中进士时，亲自撰写族谱序，说远的比不上温陵宣靖公一家父子的福德功勋之盛，近的比不上南丰曾子固兄弟文章和地位的显著，因而感慨激发，立下自我奋发的志向。不到一两年，他果然在大廷试中题名，他的志向也真是宏大啊！我得到他想要刊刻的文集，因而能够看到这一点。他气质刚正而义理严明，文辞直截而义理充实；他大概从《易》的奇奥、《诗》的华美中有所获得吧？取譬设喻、寄托兴意，卓然不沉溺于风俗和山川磅礴雄伟的气势，大概正是这些使他的文章得以发扬。万物的精华长久不散，便会有神明相助。一部文集，独自从五代子孙的手中重新出现，大概不是偶然。德安能儒能医，那么文章义理的美好、暗中积德的深厚，或许还会继续昌盛这部书吧？曾侯登科的年份，正是我先祖忠肃公入相的那一年；俯仰古今，因此为他写下这篇文章。《范左司松溪诗集》序 故宋左司丰城范公的《松溪集》共六卷。范公的儿子德劭认为，父亲所著很多，遭逢靖康、建炎年间的兵火，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并把范公的事迹写成一篇，附在集后。他的九世孙申如，拿着本郡士人熊昶的书信来告诉我说：“本郡人至顺辛未年进士熊爟任番禺县令，命申如带《松溪集》来刊刻，使它流传。熊昶来请您，简略叙述事情的始末。”范公名濬，字舜文，生于元祐己巳年。徽宗时实行三舍法，范公由县学升入洪州学，九年被贡举进入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入重和年间上舍，考中后调任抚州仪曹。又调任福建提学司主管文字。提学司废罢后，宣和四年回到太学任职，因皇帝临幸学校的恩典转任文林郎。宣和七年授任虔州仪曹，改任节度推官，辅佐幕府，虔州因此有了政绩。金兵逼迫宋朝南渡，郡中发生兵乱和盗乱，范公治理得法。绍兴四年，因推荐改任宣教郎，出知建州瓯宁县，治理有成绩。任期届满后，县中百姓争相挽留他。太守魏某把情况上报，皇帝召见他，授任兵部员外郎；历任舍部、户部、枢密院检详、尚书右司郎中，又升任左司郎中兼中书省检正。他与当时的宰相秦桧意见不合，请求离职，便授任南剑州知州。到任后，直到祠禄二奉【缺】，又至主管玉隆万寿宫。绍兴二十二年丁父忧，三年后去世，官至朝奉大夫。据说《松溪集》中的诗文都是南渡以后保存下来的，常常哀悼徽、钦二帝被掳北行，愤恨王业偏安。他在上呈的札子中论述政事要点，认为不应像三国那样纷争，而应当像古代帝王那样吊民伐罪。他提出的建议先讲内政治理，再讲用兵；用祖宗的德意激励士大夫，革除危害国家、侵蚀百姓的弊政，一概归于仁政，可以说是正大的议论。不久，丰水旧志以及今任翰林直学士、本郡人揭公傒斯所说，胡忠简公论王伦的札子，大概出自范公之手；胡公认为范公年迈的父亲尚在，他上疏必然会招来祸患，于是亲自上奏，范公便南迁。当时泸溪王民瞻写诗送他，言辞十分激切，仍然涉及祸患。假使秦桧知道那篇文章出自范公之笔，范公的祸患难道能够独自避免吗？然而行状上报后，范公与秦桧过去有交情，秦桧说：“让舜文领取从官的俸禄离开就可以了，何必多说？”但范公还是离开了朝廷。秦桧虽然没有忍心加害范公，而范公自己也不得安心，于是终身居家。君子所遭受的祸患也太惨了啊！既然食用国家的俸禄，就不敢顾念自己的私利；这就是范公奋笔直书而不推辞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必然会陷入危祸。他不忍舍弃亲朋和朋友的深厚情谊，却只以声名祸福来计较得失，恐怕并不是两位先生的本心。孔子谈到殷代三位仁人，又说伯夷、叔齐求仁而得到仁，大概是说竭尽自己的心力，尽到自己的本分，而不计较外在得失。范公的文章稿本，幸而被胡公取出上奏，差不多合于君子的正道。因此不能不把它表彰出来并加以评论。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作序。

译送朱德嘉序 周子教导求学的人说：要立志成为伊尹那样的人，要学习颜渊那样的学问。先儒说：立志是为了明白道。希文自我期许的，正是明道的学问、颜子的学问。希文难道就是立下了伊尹那样的志向吗？从前仁宗皇帝依据世祖皇帝的遗意设置进士科来选取士人。我曾听当时宰相说：“有人认为进士科取士太多而得到官职太快，而且忧虑他们没有实际成效。”仁宗皇帝说：“千百人中能够得到一个范仲淹，这就足够了。”那么，得到希文，就等于得到伊尹了。圣明神睿的见识，难道不是明察而且深远吗？然而自从进士科开始，凡是七次考试之后便暂时停办。那些人有的显达，有的隐晦；有的升迁，有的沉沦，命运确有不相同的地方。如今在朝廷上显扬的人中，仍有许多是首科进士；精神感应和天人关系，本来就是如此吧！今年圣明天子颁下明诏，恢复进士科；乙亥年乡贡的士人、盱江朱礼德嘉，起初凭《诗经》在乡里应举，后来按照校官的惯例来到这里，任期将满，而明诏恰好下达，于是我为他说道：当初开始议论科举时，我暂代奉常，略微听到议论的末尾，其中说：明道要选取天下的俊秀之才，集中到京师教育他们；学业完成后，再分散到四方去教育百姓。这大概是统一道德、整齐风俗的事情，那么就不必担心异端邪说混杂其中，使圣贤的传承不能明白、天下百姓不能受到恩泽了。当时朝廷大臣想要通过某种办法迅速取得成效，却担心这条道路需要长久时间才能见效，于是制定了取士法。规定所读的书必须是《易》《书》《诗》《春秋》《礼记》，所讲的道必须出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学问的传授必须经过颜、曾、思、孟、周、程、张、朱，认为这些已经是定论，不可逾越。既然如此取士，又加以任用，就必然会有以希文自我期许、达到伊尹境界的人出现。可惜急于应试的人，仅仅把它看作做官的途径；等到考取之后，低头所做的不过是众人都做的事务罢了，使当初提出这套主张的人有了可以反驳的口实，这难道符合当时的本意吗？如今进士科停办后又重新兴起，圣明之君特别通达的安排，群贤辅佐襄助的美意，难道会是徒然的吗？我年老多病，住在简陋的茅屋中，再也无法听到其中万分之一的消息，只能凭过去听到的情况来对德嘉说：《易》《书》《诗》《春秋》《礼》这五部经书，大概没有一个儒者不想通晓。汉代专门名家的学问，也已经十分坚固了。但先儒说：先通晓一部经书，其他经书也就可以通晓。后来又有人说：《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义理通晓了，各部经书也就可以通晓了。这些都是切要的话。国家的制度，是要求通晓并回答《四书》中的疑难，同时各自阐明一部经书的义理。这样求学的人，文章和经义本来不必再说；把所学施用于政事，还有什么不能治理的呢？遗憾的是，各人各自拿出技能来应试，有司又根据他们所得的成绩取录，因此过去失去了这种人才，而今天更不可不努力。即使有司只凭空疏的文章取士，我们这些人的求学，也不可以苟且从事。​​我看德嘉治理这所学校，早晚坐在堂上，和诸生讲解经书、编纂文章，井然有序而不知疲倦。县长官和副长官以宾师之礼待他，不敢怠慢；闲暇时投壶、雅歌，把这些作为乐趣。等到观察他退居家中，父母都年高而康宁，饮食起居有节制；妻子儿女严肃敬畏而又和睦恭敬，这果然是从所学习的经书中有所获得吗？考察孔门弟子的记载，圣人对于《诗经》尤其屡屡谈论：爱护自己的子女，曾向子贡、子夏谈到；谈诗以“思无邪”为根本，推广到专对、传授的始末，周详丰盛，哪一种经典有比《诗》更盛大的呢？德嘉凭借这部经书进身，如果把它从家庭父子之间的常情推广开来，再达到天下国家的大道，以平易正直、慈爱谅解的心意去实行，使言论歌咏之间和谐流畅，不逼迫强制而意旨自然深厚，难道不能发扬盛德的极致吗？仍作于至元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某叙。送乡贡进士孔元用序【有诗】庚午年殿试之后，我和阁学士阿荣存初在直庐相见。存初感慨叹息着对我说：“再经过一科，科举就应当停办；停办两科而重新恢复，那么人才必定会文质彬彬地大量涌现。”他又叹息说：“我阿荣再也看不到了，您还看得到。”我回答说：“取士很多，确实希望像存初所说。如今文治兴隆，未必有停止乡贡的道理。”存初说：“国家世代的重臣，文学精妙，在皇帝身边辅佐；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天下文章寄予厚望。您已经年老衰弱，即使看见了又能有什么补益呢？”他又叹息说：“这是命数所当然罢了。”我问：“您怎么知道？”他没有回答。三年后，我归隐田园，存初则受到玉楼之召。乙亥年果然停止乡贡；今年圣天子颁下科举诏令，兴举贤才，一一如同存初所说。我仍然希望这次考试能够得到人才，也如他所说，这只是我这个乡野之人的愚诚愿望。临川一向以人才众多著称。此前七次乡试中考取进士的，我的弟弟仲常和黄养源同年；张国宾是我在南省校阅考卷时录取的，罗友道是我忝任读卷官时上奏推荐的。今年临川参加荐举的士人有六人，从前从来没有这样兴盛过。元用是孔里孔氏的后裔，承继清江三仲家族的传统；曾子白是南丰曾氏之后，刘良甫是墨庄公是非家的子孙。在汴宋极盛的时候，他们都是以文学知名的大家；相隔三百年，今天仍有他们的子孙一起被推荐。徐国基的高祖父曾任试官，录取了周益公的程文，并题写道：“这是具有公辅之才的人。”当时人都认为他知人善任。涂自昭、张直方都曾两次参加科举，张直方尤其是深于文学的人。六位君子的世代事业和积累的学问，难道是靠一时的苟且侥幸得来的吗？我以身在州乡、耳闻目见较近的情况，推知那些久远而尚未知道的事情，那么人才文质彬彬、众多涌现的征兆，难道还不值得相信吗？元用质朴纯正而文章高雅，和子白都是我平素寄予期望的人。行省将要唱《鹿鸣》诗为他们劝勉，我催促元用赶快到山中来与我告别。他的心意尤其古雅，于是作诗为他饯行，并寄给诸位君子：“明诏兴贤，适逢第九个春天；临川如今荐举六位贤人。进入南宫上奏，催促他们参加廷试；砚台映着龙旗，墨色清新。青田高达千仞，精妙而高远；上天挺生清明绝世的人才。化鹤若能来到，尘世道路便会断绝；茫茫田野中骄纵的莠草，要由谁来裁除？临川经学超过前代先贤，摹写进献遗书，几经驿站由舟船运来。天上的鸿儒多有高雅见识，在春明门劝讲，终于传达到皇帝的衣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饶敬仲诗序 我回到山中养老，世俗的习惯和嗜好不再留在心中，只和幽居之人、雅正之士吟诗读书，却还不能忘情于此。四方君子顾念我年老衰弱，不嫌弃我，屈尊教诲我以满足我的愿望，这是多么幸运啊！前前年饶君敬仲送给我一首五言长诗，共一百韵；诗中陈述的义理宏大，议论的事情深远，援引往昔圣贤的事业，铺陈一代文章的体制，纵横开合，摇曳变化，令人欣喜、惊叹、感动、慨叹。等到看他其他作品，往往也不异于此；而这一千言的长诗，尤其足以尽情驰骋。问他的学问源自哪里，才知道他曾跟随临川吴先生游学；那么他所听闻的学问超过常人，当然远得多了。他曾经写成一部书，叙述山水的情态性情，吴公极力称赞，首先为它作序，使它流传于世。山的形态，有重重山峰、险峻岭谷，奔腾起伏，气势如龙马；也有以广阔延展、平坦高大为胜的。水的流势，有急湍怒涛，仿佛吞没天空、沐浴太阳，无法穷尽边际；也有以平缓河川、漫延的水泽、曲折有余而清澈冷冽为美的。不能执着于一种形态来评论。大概山水的脉络彼此贯通，首尾相互映照，精神所在之处随所遇而显现，因此能够穷尽各种变化。敬仲在心中领会了这一点，并把它寄托在吟咏之中，所以能写成这样，这是多么畅快啊！从前李阳冰喜爱篆书，认为自己从日月、风云、山川、草木以及动物植物的形体中有所领悟；敬仲的诗从山川中获得神韵，也同样奇妙啊！然而我晚年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视力也日益模糊；在山水之间游览胜景的工具突然都没有了，只能端坐家中，与外物隔绝，在清风明月之间让善歌者畅快歌唱、让人高声诵读，这也足以慰藉我的寂寞吧？因此为他的诗集题写在卷首：至元己卯年二月初一早晨，邵庵虞集作序。《渔樵问对》序 元统癸酉年十月，我从禁林告老归来，亲族中的父兄长辈还巍然健在的，只有我溪山翁一人。闲居而生活贫困，没有什么可以娱乐，恬静淡泊到了极点，便作诗自娱。友人易涛命他的儿子易升编纂并抄录，几年之间，不知不觉就编成了卷帙。翁的儿子宗蕃请我题写集名，说：“翁的世祖安抚公钓鱼游赏的地方叫渔墅，而集子的故乡人中有认识他的人，说他就是青城山中的樵夫，适合题作《渔樵问对》。”至元庚辰年四月十五日，虞集叙。送吴尚志序 今年明诏恢复进士科，外地有司将取录乙亥年所贡的士人，并劝他们赴京。这两位盱江乡贡进士，恰好都在本县。一人是朱君德嘉，另一人是吴君尚志。于是孟冬初一早晨，我和本县长官、士人同二君登上县北山作诗。同行的有十多人，没有不举杯相互劝饮的。二君由此盼望自己能够在大廷考试中取得决胜。第二天，德嘉告诉我说：“尚志有意请您赠言。”我有病退居荒野，学问日益困顿，拿什么话来赠给你呢？不过过去我曾私下听说设立科举的用意，对君子的期望十分重大。三十年间，被朝廷任用的人本来不少；然而有的人一旦考取，只把它当作取得俸禄、谋求官职的途径，明经的学问不能落实到办事上，所陈述的谋略优点都变成空文，最终局促地顺从吏俗。这本来是众人所怀疑、君子所叹息、朝廷所失望的地方，也许正是科举时断时续的原因吧？如今圣明之君在上，文治大为兴盛，丰沛地施行制礼作乐的大业。朱君凭《诗经》进身，吴君凭《礼经》进身，他们一定会出仕并与当世相合吧？况且《礼》作为经书，《仪礼》有十七篇，有司却不拿它来考试；科举取士所用的是小戴的《礼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四十九篇虽然都是记载性的文章，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子思、曾子的道学传承就在其中。因此不学习这部书，那么《易》《诗》《书》《春秋》也不容易学好。况且尧、舜和三代遗留下来的学说，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制度，吉、凶、军、宾、嘉五礼所需的器物，即使有残缺错杂，舍弃这部书几乎就没有地方可以求取了。将来必定有人制作礼制来恢复先王旧制，也必定有人考察制度的兴废并加以施行。这难道还可以只为了一日取得功名而应试，随后在多年以后忘掉这些事务吗？从前颜渊向孔子请问，孔子教他从视、听、言、动等方面用功，说到底也只是一个“礼”字罢了。至于治理国家，虞舜的乐，夏代的历法，殷代的车，周代的冕，难道没有相应的制度和器物吗？内在成为圣人，外在成就王业，有道也有器，哪里能把二者分开呢？所以我认为，学习《礼》的人，又应当先于学习其他经书。为什么呢？因为学习并修养它，就可以举而实行。既然如此，难道可以把它交付给空洞的言语吗？我听说圣人教导自己的儿子，只是学习《诗》和《礼》而已。因此我已经让弟子向德嘉学习《诗》了。这样说来，学习《礼》的人，难道将要从尚志那里求取吗？你的乡里有前进士江学庭，他是知礼之士；谢子顺，是善于作诗的人。我和他们有文学上的交谊。请你们试着用我的话来评议，行吗？送李栋伯高序 临川李氏积有救活他人的阴德，到了他的几个孙辈，资质美好而从事儒业，乡里君子多称赞他们。今年二月，李君来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我为他写了《君子堂记》加以勉励。过了一个月，他的堂弟李栋又来，说将要到四方游学。子弟出生在积有阴德的人家，就像草木生长在肥沃的土壤中，所凭借的条件很优厚。然而嘉谷和香草的生长，还要依靠人的培育，并不像杂草稂莠、稊稗那样容易繁茂。因此，防护它、保养它，是父兄的责任；扶持它、匡正它，是师友的功劳。所以有内外的区别，却没有远近的不同。唉！直径一寸的珍珠，不会在三家小市上出售；日行千里的马，不会在山间小路上试跑。栋困居在自己的乡里，却想要观察四方，难道不是因为内在修养有余吗？从前君子将要观察天下的道路通塞，以施行典礼，难道不是有志向的人吗？栋曾经学习《诗经》吗？《诗经》说：“茂盛的黍苗，阴云降雨滋润它。”这是说希望它得到深厚的润泽和滋养。又说：“茂盛的柞树，砍来堆积焚烧。”这是说有成材的人，必然有人任用，并不需要等到自己去求取。又说：“芦苇青苍苍，白露凝结成霜。” 大概是说，时机到来而器用成熟，那么他所能达到的地方也就会很远了。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

译《熊万初旧雨集》序 熊君万初和我相识十多年，我才得以看到他的《旧雨集》。读他写给吴学士、询问《古文尚书》的书信，知道他能够守持朴实的学问，不从事浮华轻薄之文；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而不苟且附和，端正诚实而有规矩。新学的年轻人还不能赶上他。其杂著以义理为根本而铺陈畅达，诗赋也典雅而不阿谀，都不是容易赶上的。我到郡中后，年轻俊秀的士人多不嫌弃前来拜见；询问他们，大多出自万初门下。即使后来又拜从其他名师，但他们笃实而有德行，其中很多也是万初启发的。那么，文章哪里足以完全了解我的万初呢？《医书集成》序 医生治疗人的疾病，用砭石、针灸钻刺灼烧肌肤，用猛烈有毒的药物攻治损害腑脏；这并不是令人舒适的快感，也不是甘美调和的享受，但人们不惜用千金重币去求取这种使自己受苦的方法，仍然心甘情愿。实在是因为疾病痛苦的加重和死亡的到来，比医生所采用的方法更为严重。所以说：不得已才使用它，就像国家不得已才用兵和刑罚一样。圣哲治理国家，难道忍心让残忍的技艺用割鼻断足等刑罚加在有血有肉的身体上，让勇悍的人拿着杀人的武器跳跃冲击、刺杀，把这些当作功劳吗？本来只是要禁止奸邪，制止暴乱，使善良的人得到安宁，从而达到太平罢了。因此兵有兵书，刑有刑书。然而叔向不满子产，赵括一战导致国家灭亡，确实都是因为拘泥于书本而不知道运用；这种祸害是说不尽的。医书是古代圣贤神人的言论，流传到今天而仅存的，不过《素问》《难经》《灵枢》《甲乙》之类罢了。古书奇奥深邃，年代久远，不免有缺漏错讹，难以解释的地方很多。张长沙的著作，学者十分重视，几乎把它列在经典之中。后世的论说很多，像成无己那样不违背经旨、能够通达精要的，恐怕很少。千多年后继承而兴起的人，是不是河间刘守真呢？而且他的言论也古奥难懂，世俗之人浅近鄙俗；如果不是儒家中深通文字的人，也不容易完全通晓。寥寥几千几百年间，天下四方各国，人口繁多，数也数不清，而传承医术的人又如此稀少，那么医学这条道路、人的生命，不也太危险了吗？再从近世的情况来说，生长在东南的士人，体质柔弱，腠理浅疏；所吃的鱼肉、蔬菜、水果和粳稻，味道单薄而力量不足；土地贫瘠，水源浅少，炎热蒸腾、湿气积聚，容易受到邪气侵袭，所以那里的人多有畏惧顾忌，慎重使用攻伐之法。因此医生用药，往往崇尚温和和平。至于病情似是而非的时候，便依稀试用药物；虽然错误同样会杀人，但如果谨慎遵守原则，还可以逐渐调治。所以论者说：掌握正确方法的人能够治病，误入歧途而产生的前一种过失，还必须再治疗药物造成的病；即使已经失误，所幸药性缓和，有时仍然可以挽救。中原直到北方，风气强劲，禀赋雄壮，饮食充足厚实，肌肤腠理严密，大实大满的疾病常常出现。学习河间之学而得到其传承的人，诊察脉象、辨明证候，真正知道邪气所在，一次攻治便将其驱除，可以说痛快而近于神奇。与此同时，东垣有洁古老人，用药极其详实，曾把固护根本看得最为重要；这不只是方法适宜，也能够挽救当时偏重攻伐的一种弊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我朝统一了四海，地域之气周遍流通，没有间隔阻绝。然而东南百姓仍旧柔弱脆薄；而且由于长期富足安定、奉养丰厚、欲乐放纵，中原和北方的人也有不像从前那样强健的了。近世竟有人粗略采用河间之法来夸耀自己，却没有真正理解刘君的主张；他们探究其方法后，一概使用苦寒、疏利的药剂，拍掌扼腕，认为这就是神术。如今杀人者处死，伤人者抵罪，这是国家不能改变的法令。像这样的人，顷刻之间拿着杀人的器具，却没有人禁止，究竟是怀着什么心思呢？唉，这不是医书的罪过。譬如太平时代，偶尔有盗贼在其中作乱，治理的人有时凭一个人的力量就足以平定，有时需要千人的队伍讨伐才行；如果确实知道盗贼所在，再使用兵力，那么盗贼被消灭而国家安宁。如今即使有小股盗寇，也仓促调动重兵去讨伐，起初根本不知道盗贼在哪里，于是元气受损，根本势力虚弱；即使只是小盗，也反而可能借此壮大声势而猖獗，有时盗贼虽然除去，国家根本的势力也随之耗尽。曾有来我门下的人说，他曾治疗某人的疾病，大概使用了几斤大黄、朴硝，用数斗浓酒煎煮后让病人服下，一夜之间病就大为好转；又这样服用了几天，疾病才痊愈。我斥责他说：“古人服用峻猛的药剂，疾病消除后就停止服药，而且每剂的分量比今天少得多，权衡斟酌得很细。即使是牛马，哪里能喝下这样的汤药呢？”后来我追查他所医治的人，竟都死了。古人发汗一次还如此迅速，尚且担心会缩短人的寿命；如果像这样用药，对人的残害岂不是残忍得不可胜诛吗？我闲居以来，苦于这种弊病已经很久，却没有人发表能够纠正我的议论。会稽处士费无隐来到山中，他神情谦退，显出不自满的意思；又深切怜悯世人，自我修养总觉得还不足，唯恐不能施及他人，所以也喜好医术。我曾问他所学习的内容，他说：“临川金谿有三十六座山峰，是古代仙人真人游览的地方。山下有位邓文彪君，不喜欢居家生活，却喜好修炼真道；他曾离开乡里，前往吴越郊外，有人听说他的声名，便在山水胜处筑室挽留他。他的门徒苦苦挽留他回乡，于是他利用闲暇时间，详细考订古代医经，汇集编次成三十多卷，命名为《医书集成》。经过几十年才完成，搜集散佚，辨析合并，内容广博而且相互参照，他用心也很勤苦。”邓君忧虑医学历久失传、人生不能遂愿，大概与我的心意相同。编修这部书的事情，无隐也参与其中。邓君字谦伯，号无为子，书成之后去世了。无隐按照礼制办理他的丧事，又独自料理他的家务。他珍藏这部书，想把它流传下去，并拿给诸公看。南行御史、防侍御史张起岩公看后很喜欢，说：“你应当得到蜀郡虞伯生氏的序文，那样我就应当帮助你刊行了。”过了几年，他才得以来向我说明这件事。唉！从前撰写方书的人，先列出经络，以显示疾病所在，随后说明治疗疾病的方法。后来又列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等名目，逐条说明，疾病就没有遗漏之处了。这部书却从头到脚，分别列出全身百骸，并把疾病附系在各部位之下。观察疾病所表现出的轻重大小，没有不完全具备的。依照各条先看疾病，再观察它所受病的经脉和致病原因，一经一纬，可以互相参见；这也算是著书的一种方法。学问不广博，就不足以穷尽医术；做医生的人，应当对这部书加以考察。《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五 元代虞集撰写 记 《王文公祠堂记》至顺二年冬，中顺大夫、抚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塔布台刚到任郡中。当时郡守以下的官员多有缺额，侯便把百姓的事务当作自己的责任，事先忧虑，体恤周到；他施行政令平易近人，百姓非常满意。雨水和晴旸稍有失常，便像是自己造成的一样，既作准备又祈祷，使灾害得以避免；年成丰收、时令调和、郡县安宁时，便寻找自己应当做的事，尽心办理。第二年，原翰林学士吴澄公到郡中奉养亲人，经过原宋丞相荆国王文公的旧祠，看见祠堂颓败倾圮，便叹息起来。侯听说后说：“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拿出俸钱，命郡吏董某、譂某、儒学直学饶约，乘车前往主持经营修建。乐安县达噜噶齐、前进士锡哩布哈，兴国路经历、前临川县尉张▯，以及郡中有余力的士人，各自拿出私钱来资助。工程始于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年某月某日告成。侯请我的侄孙代他把这件事宣示刻在石碑上。考察郡志，宋崇宁四年，郡守田登曾在守居旁边建堂，塑造王公像来祭祀他。淳熙十五年，郡守钱某重新修筑祠堂，象山陆九渊公为它撰写记文。王公的旧宅在城东偏的盐步岭，那里有祠堂存在。如今建成并使它焕然一新，是因为侯采用了吴公的话。郡人危素将要重新刻印王公文集，吴公为此作序。后来吴公去世，侯因此向我征求文章。唉！古人曾说：“周公去世以后，天下就没有善于治理的人了。奋发于百世之后，必定想要建立法度，使君主和百姓都达到尧舜的境界；而且还得到君主来实行自己的志向，像王公这样的人，未曾有过第二个。”何况他有冰霜般的操守、日月星辰般光明的文章，是卓然为一代所重的大才呢？陆、吴二人的言论，已经足以穷尽王公所存的志向；古今对王公有所不足之处，也借此完全破除了各自偏私的蒙蔽。世俗口耳相传的议论，于是再没有插嘴的余地；即使王公再生，也会对此感到欣慰，这可以说是千载不移的定论了。既然如此，今天侯重修王公祠堂，难道只是为了作为观瞻之美吗？世上从政的人，果真像陆公所说的那样，不过出自老氏学说的余绪，已经很少了。而在风气衰败、随波而靡的时代，想寻找像王公所说的那种因循守旧、随逐流俗而不足以有所作为的人，也几乎没有了；哪里还能得到像王公那样立志坚定、操行高尚的人呢？廉耻之道丧失，士人的习气越来越低下；把王公表彰出来，使士人拜谒他的祠堂，瞻仰他的塑像，诵读他的文章，考察他的行为，探求他的志向而有所感发，那么贪婪的人可以变得廉洁，懦弱的人可以立定志节。这对于人心和风俗，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至于王公所以为学的道理，陆公、吴公的文章已经说得很完备了，学者还应当加以考察。因此我作了迎神、享神、送神辞留给他们。辞曰：“天高日明，百世师表。野外流水，秋日浮云，我的思念悠悠不尽。荒野的水陂澹澹荡漾，清晨的阳光带来光辉。我采摘水芹，等待王公归来。山川吐出云气，没有一去不复返。草上有零落的露水，在那神灵所在的山谷。寻访直到原野尽头，也登临高石远望。这里是父母之邦，或许可以回来享用祭品。满庭的言论，并非只在今日才如此；乡人的话语，正好彻底探究我的心意。”作者兴发于此，实在是天命所驱使。可怜百姓的生计，何时才能延续千万年呢？《南丰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记》君子想要推行自己的道，如果当代君主的制度有所不能实行，就推求其中法意所能实行的部分去实行；这正是圣贤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不可实行之道的原因。从前诸侯的国家里，他们的兄弟子孙可以凭公族身份做大夫、士，有田地和俸禄来供养他们。国家设有宗庙，世代守护祭祀；百世以内的子孙在大宗祭祀，五世以内的子孙在小宗祭祀，于是祖先的神灵大概都有归宿了。后世的人即使贵为公卿，却没有国邑，恩惠不能普遍施及族人；君子推本溯源、推及同类而把事情完全想通，为此感到痛心，所以才有设置义田，供后人举行冠礼、婚礼、丧礼、祭祀的做法。宗庙不能建立，祭祀没有场所，君子想遵行尊贤、尊长、亲亲的道理，却没有地方可以施行。对于贤者，就借着尸主来祝告，依照祭社的意义来表达心意，也就差不多了。南丰曾氏，自鲁国公以下有六个儿子，其中显达的有三人：文定公曾巩最贤，曾开文章如同其兄，曾宣地位最贵。曾巩的学问以孟子为根本；孟子去世一千五百年后，他从六经中寻求圣贤遗留下来的言论、帝王已经实行的法则，气势充沛而有余，深沉渊博而难以测度，光明显著，成为当时儒者的宗师。他的文章深入追法古代作品，而君子仍然只把“特公”这一件事称道于他。鲁国公去世时，曾公还未满二十岁，没有出仕；家中很贫穷，却把九个失去父母的妹妹都嫁得合宜；侍奉母夫人极其孝顺，直到老死也没有衰减。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天性纯正明达，从经学中获得的学问又深厚透彻，所以他推行自己的道，普通人本来就不能完全认识。因而他的官爵不过到郡守，俸禄也没有超过普通僚属，然而他仍然用尽自己的财力，在临川郡城后湖和属县金谿的南原设置义田，立下规约来惠利他的族人，这已经延续近三百年了。这就是所谓能在可以实行的范围内推行法意吗？否则为什么能够长久如此！如今他的族孙元翊，遵照父亲正子临终的遗命，在后湖之上修建公祠堂，使族人在那里享用祭祀而思念根本，居住在那里而敬重自身，那么曾公遗留下来的心意，即使过了一百代，难道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曾公到元翊已经是第八代了；对于宗庙来说，血缘已经疏远，对于社来说，也已经关系疏远。就利用他遗留下来的义田来建祠，使涣散的众情有所聚集，不也是可以的吗？元统癸酉年，祠堂落成，恰好我从京师回到临川，元翊来请求我作文记事，所以写下这些话，让它附在义田规约之后，并刻在祠堂下面。” 十一月一日，雍虞某撰记并书写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