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七

译《鹤山书院记》从前，儒学先贤君子论述道统的传承，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传到孔子，后来由后学者继续传承。颜子去世后，他的学问没有传下来。曾子承接并传授这种学问给圣人后代子思，于是孔子的精微之处更加明白显著；孟子又能够加以扩充发扬。此后过了一千五百年，到宋代，汝南周氏才有人继承颜子失传的学问，并传给程伯淳氏。程正叔又深深取法于曾子的学问，用来成就自己并教导别人。张子厚氏又在孟子那里得到很多教益。颜子、曾子的学问都出自孔夫子，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只是由于各人的资质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同，所用的功夫也有所不同罢了。既然如此，所谓道统，怎么可以妄加议论呢？朱元晦氏评定诸位君子的言论，汇集而成一体，大概是天运使然。然而当时小人掌权，憎恶这门学说妨碍自己，便倡导邪说加以禁止。士大夫亲身遭受祸患，学者也公开自行断绝这种学问以求保全。等到禁令解除，他们又都偷偷取得一些残余，只求侥幸做官而已。谈论世道人心的人，对此能不感到惶恐忧惧吗？正当这个时候，蜀地临邛有魏华父氏，从白鹤山下起身，在学术遭到摧残废弃之后奋然倡导这种学说，挽救流于口耳相传末流的弊病。所以他在朝廷任职时始终恳切请求以周、程、张四位先生的学术来为他们改定谥号，尊崇他们的道统并接续其传承，并不只是为他们取得一个名号。等到他们得以列入孔庙祭祀，赞书便交给魏氏撰写。士大夫君子的公论，本来已经与他相合了。到了我圣朝统一天下、延祐年间，文治更加昌盛，又把四位先生以及河南邵氏、洓水司马氏、新安朱氏、广汉张氏、东莱吕氏和我朝许文正公共十位儒者，都列入从祀之列。魏氏的曾孙名叫起，隐居在吴中，读到诏书后有所感触，说：“这是我曾祖父的志愿啊！多么幸运，竟能亲自再次看见它实现于圣明的朝代！”如今天下学校一同兴办，凡是儒学先贤曾经经历、讲学的地方，往往都列为官学。而我们先世的鹤山书院，在临邛已经被灌木荒草覆盖，无人修治；迁建到靖州的那一处，保存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曾祖父又葬在吴地，旧居也在那里。我希望规划建成讲诵的屋舍，奉祀先君子，并发扬阐明他的学问。不过这件事我不敢擅自作主。泰定甲子年秋天，我于是来到京师，准备有所请求。徘徊了很久，却没有机会申明自己的意见。至顺元年八月乙亥日，皇帝正在奎章阁，思考无为而治之道，鉴书博士柯九思得以侍奉左右，于是谈到魏氏所传的学问以及他的曾孙魏起。魏起的志愿，皇帝嘉许并加以眷念，命令臣虞集题写《鹤山书院》并撰写记文赐给他。我听说魏氏的学问，是通过考察具体事物来明白义理，反省自身来寻求仁德；审察小学中的文字技艺等细节，进而推究典章礼制贯通上下的根本；从日常居处、屋漏隐微之处，一直充实推极到天地鬼神显明的境界。他在朝廷所确立的重大节操巍然不动，不因处境平安或险恶而稍有改变；而他所立的言论流传后世，又足以使世人焕然一新。大概可以说是接近于不违背、不迷惑了。至于圣贤的著作，实在是经过秦汉以来各位儒者诵读传授，才流传到今天的。他们师徒之间传授接受，往往以专门之学互相推重，虽然最终未必能够得到其中的要旨，然而古人的遗制、前贤的绪言，或许保存于其中，大概有不可废弃的地方。自从濂洛之学流行，朱氏继承并阐发它，于是学者知道趋向道德性命的根本，认识变得开阔明白。然而从事于此的人，只顾诵读学习、形成言论，每天都嫌时间不够；所谓博学多识的功夫，仿佛要略去一些，这样也就有所未尽了。何况近世的弊病，是喜欢做事粗疏草率；他们求取这门学问，有的还没有切实落实到身心上，考察外在典籍，又没有做到详尽博洽。于是传注中保存的内容，其相互承袭的错讹抵牾，既没有办法明辨是非；而名物制度、度量数目的幸存材料，又不考察它们的本源。假如真的要在世上有所作为，又凭什么考察圣人制作典章的本意，成为承袭、变革、减损、增益的依据呢？魏氏对此也深感忧虑。所以他在安排致知项目时，特别重视《仪礼》《周官》以及大小戴的记载，又选取九经注疏正义中的文字，根据事类分别抄录，称为《九经要义》。他的志向，是要显示道与器不可分离，从而纠正那些把个人臆说和聚众争论当作学问、迷惑世人的弊病。这正是张氏把礼作为教化内容，以及程氏所谓“彻上彻下”之说的体现。然而后人没有探究其中的道理，不能兼顾各方面而尽力实行。过去所谓的粗疏草率，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甘心把自己放弃在孤陋寡闻的境地。唉！魏氏的学问，难道可以不讲求吗？如今魏起说：“我非常幸运，亲身遇到圣明天子的文治盛世；追念先世，深深惋惜旧日的声名。我将要在这里与明师良友一起，教导本族的族人、子孙、兄弟以及乡里州闾的优秀子弟，希望能够承续先君子的遗志，并使魏氏子孙世代奉行祭祀。”这种精神、血气之间的感通，大概也就在这里了。它有所寄托，能够长久流传而不坠落，难道不是令人感慨吗？我的曾祖父确实曾与魏氏在蜀地西部同学，所以我能够知道的只是这些大概情况。谨冒昧写下这些话作为记文。魏氏名了翁，字华甫，是临邛人。十八岁时，在故宋庆元己未年考中进士高第。仕途最高做到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佥书枢密院事、都督江淮军马。死后追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号文靖。学者称他为鹤山先生。十二月丁未日，具官臣虞集奉诏谨记。

译《白鹿洞书院新田记》南康白鹿洞书院山长柴实翁诵述本郡郡守崔侯的话说：“从前这座书院在南唐时，学者兴盛时还达到数百人。宋初的情况更不用说了。到朱文公兴建并振兴这里，在其中讲明道理，他制定的规约要旨传遍天下，学者向往这里，把它当作宗旨。这座书院的创建，又不是从前的人所能相比的。翼之才智不敏，暂代镇守这个郡，实在不敢把学校看作比圣人之道次要的事情；也确实知道应当尊崇信奉它，却未能学习；想要达到它用来教化人的效果，却又未能做到。然而修缮已经破损的校舍，使师生能够安心治学，虽然力量不足，或许还可以做到吧？于是考察学田的收入，削减节省其中冗余浮泛的支出，计算积存的钱财，可以买民田一百亩。柴实翁还没有到任时，教授王肖翁恰好代理书院事务，便亲自查勘田地，查看肥沃与贫瘠、取舍的原因，所得田地都是上等沃土。崔侯的心意、王君的劳绩、田地开始收入的情况，都不能没有记载。希望把这件事刻在石上。”唉！朱子的书，学者大概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了。对于圣贤的传承、为学的要领、始末本末，都分析得纤细清楚，再没有剩余未说的内容。即使是偏远乡村独自求学、特立独行的人，只要能够玩味研习它，思考并有所领会，亲身实践它，时间久了，也仍然可以进入圣贤的境界。何况还有明师良友相互前后讨论、询问、辨析，以求得正确的理解，彼此观摩感发、心意契合，来推究达到它的极致呢？这样的人，难道一定要等到别人供给他衣食以后才任用吗？不过，崔侯是郡守，书院是本郡的学校，从崔侯的身份来说，他所做的本来就应当如此。后来的接任者，难道不要辜负崔侯的心意吗？崔侯名翼之，字鹏举，是燕山人，历任官职，多有美好的政绩；任守此郡已经两年了。他通达老练、和易敏捷而勤勉，坚信百姓没有隐藏的事情，公堂没有积压的案件。他使用民力，例如增建石闸、修缮郡治，并非确实应当做的事就不做，因此事情办成了，百姓却没有感到扰累。至治初年的诏令要求司臬官举荐天下守令中最优秀者，江西部使者牢某把崔侯的政绩举荐得十分显著，考核二十五件事情以后，使者克哷察依照奏章办理，并一同上报御史。当地士人请求塑造崔侯的像来祭祀他，崔侯也无法阻止，可见他得到民众拥戴到了这种程度。王君是金华人，他的祖父曾师从勉斋黄氏。柴君是畨昜人，他的父亲曾师从双峰饶氏；他们都没有忘记世代传承的学问，所以一并记载下来。《尊经阁记》宁州西南二百里处，修水发源于那里。世代居住在修水上游的，是著名的师氏家族。宋嘉熙年间，名岩起的师君曾经修筑进斋来读书。司刑使者察知他的勤奋，为此撰写了记文。后来过了四十年，书斋毁于战乱。又过了三十年，他的孙子天麟才依靠旧址建造新阁，命名为“尊经”，以承继先人的志愿。有位客人经过这里，感叹这件事，替它说道：“这里作为居处，山在春天展现秀色，水含蓄着秋意而呈现清澈。悬崖和飞瀑出现在它右边，高大的楸树、古老的树木排列在它旁边。选择其中适合命名的景物，无法一一细数。我只是感慨地想到，他尊崇先世所崇尚的事物，这种志向确实是君子所乐于称道的啊！”我于是说：“唉！所谓尊经，是要把经书拿出来放在诸子百家之上，再把它收藏起来吗？还是姑且给这座阁取个名字呢？经书这种东西，不需要人尊崇而自然永远尊贵，是圣人的心意所彰显的，是圣人的道所承载的。它贯通天地人三才的知识，用来认识变化的根本极致、经纶治理的精妙；我们心中的运用筹划，也从来没有与圣人不同。有没有人能够认识到圣人之心的广大而尊崇它？沿着圣人的道路，推究达到圣人的境界吗？这才是尊经的重大意义。” 如今的天子凭借独断明察来黜退吏议，贬抑浮华虚文，一概以经学来选取士人。士大夫中谈论学问的人，如果不是程子、朱子的学说，就不肯谈论。上下尊崇经书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私下认为，其中一定会有通达圣人之心、能够贯彻圣人之道的人出现。看到尊经阁建成，怎么能不在我心中产生更深的感动呢？我听说豫章一带有高山深林，稍稍远离世俗，古代学问之士大多戴着高冠、穿着宽博的衣服，深深隐居在其中。那里一定会有能替师君说明这些道理的人，后来能辨识正确言论的君子，将会到这座阁中去寻求他们吧。”天麟字胜瑞，如今任吉水州同知。《王先生祠堂记》许州人把本乡先生供奉在学宫旁，称为王先生。先生名德元，字仲元，是邢台人。金大安年间考经童科列第二名，接受官职以后，又跟随常山周晦之先生学习。壬辰年为躲避战乱来到许州，许州人奉他为老师，出自他门下的前后有数十、数百人。经先生亲口传授经书的人，如今将要老去，却还能清楚熟练地背诵。先生为人和乐平易、敦厚诚实，与人谈话一定以忠信为根本，对待朋友很有礼节。他所交往的人有的已经去世很久了，每逢时节仍前往慰问、抚恤他们的家人，仿佛他们还活着。邻里中有丧事或疾病，他都亲自前去救助问候，不分贵贱。许州人受到他的感化。至元甲戌年，先生八十岁去世；第二年，他的妻子钱夫人也去世，没有留下后代。门人刘世安、张居礼、郝守宁等把他们葬在姚范村，并私下按时祭祀。只是先生的田地和房舍，有司不忍心收取，但又不能长久无人管理。大德甲辰年，门人向河南行省请求，把他的住宅改作长社县学，建立礼殿和讲堂，把他的田地收入作为学校的廪饩。郝守宁说：“古人所说的乡先生，去世后如果可以祭祀就应当祭祀，怎么能让先生湮没而不受祭祀呢？”当先生来到许州时，许州四周的百姓每天都在战乱威胁中，却能安然地让许州人学习，这是先生赐予他们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如今门人全都去世了，只有郝守宁还在。郝守宁如果不尽力表达自己的感情，还有谁应当来尽这份心意呢？至大戊申年，他和志同道合的人在学校中建屋，供奉先生的遗像。于是县长官、学官和诸生在春秋两季释奠先圣的第二天，便祭祀先生。每年把学田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办理祭祀。请求把这些事刻在石上，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唉！中原的文献沦亡散失，已经有一百几十年了，幸而还有能够诵诗读书的人，把学问传给他们的后代，以等待后来的学者，这种功劳怎么能忘记呢？何况在许州游息学习的人，都是先生门人的子孙兄弟。他们仿佛看见先生的声音容貌，感受到先生志气的存留，难道能不因此牵系自己的思念吗？于是作诗赠给他们，让他们歌唱以完备祭祀。诗说：“现在清除修治我们的宫室，我们的宫室成为正堂，神灵便来享用祭品。谁来陪从神灵？有相合的乡人，那是从前居住在这里而确实美好的人。讽诵言语声音铿锵，像金石发出的声响，人们因此永远不忘。”随即在祠堂中祭祀，有甜酒和肉食，取来具备各种祭品。许州众多士人以及众多士人的子孙，将永远奉行这件事。

译《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延祐五年，我奉圣明天子的命令，在临川召请吴澄先生。七月二十八日，船停泊在彭泽。第二天登上小孤山，观看它雄奇独特、险峻壮丽的景色，胸中浩然兴起感慨。想来那些豪杰旷达之士、名胜之人，以及一切积聚幽愤、怀抱感慨的人登上这座山时，没有谁不会豁然开朗，因它的高明远大而感到快乐，不再有所滞碍。山腰旧有一座亭子，足以把百川收入脚下，一瞬间尽览万里景色；安然坐在那里接受这一切，可以坐上一整天。石阶盘旋向上，用砖石砌成，坚固严密；栏杆完整牢固，登山的人因此忘记了险峻。原来这是故宋江州守臣厉文翁所建。距今已经六十二年，但守亭的人没有修葺，亭子日渐坍塌毁坏，聚集的脚步声足以使人担心它倾覆。到了牧羊亭上，荒草污秽到处都是，根本不能稍作停留。这时彭泽县令咸在场，也面红耳赤地惭愧，怒气勃发，奋然准备清除修整。询问守亭人，才知道这里不属于彭泽县治理的境界。于是大家一起怅然离去。第二天，经过安庆府判李侯维肃处，他是我的旧友，我便把这件事告诉他，说：“这是我的辖土，我为你重修这座亭子，再改题为‘一柱’，可以吗？” 所谓“一柱”，是要说它卓然独立，没有偏倚；即使八面震撼、冲击交相袭来，最终也不能使它动摇。即使是排开长天、浇灌烈日的威势，即使强悍骄横到了天下极点，也都将顺势倾倒，听从它的号令而退去。除了这座山峰，还有谁足以担当这种象征呢？新亭的峥嵘气象，已经呈现在我的眼中。你应当替我写下记文。到了池阳，请求通守周侯南翁替我书写后送来。李侯是真定人，在朝廷任职几十年，历任郎官，是所谓的旧臣；文雅而有高才，以正直的原则和刚强的气节自守，很为当时同辈所忌恨。过了很久，他才被起用来辅佐郡政，有人愤恨他的官位不足，李侯却不屑一顾。看他命名亭子的用意，也足以略微看出他的为人。况且一座亭子虽小，对于郡政并没有多大的损益。到任还不到十天，一知道事情应当做，就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由此推知那些比修亭更大的应做之事，他一定能够有所作为，这是毫无疑问的。《致慤亭记》古人在宗庙祭祀，是取其深邃、广大、幽静、严密，用来聚集精神、表达感通。所谓亭子，只适合登高望远，并不是祭祀的场所。但在祭祀之前，必须集中自己的心思；要集中心思，有时在亭子里也可以。茌平人梁润之在先祖坟墓旁建亭，春秋两季登临此处，望着坟墓祭祀，大概是用来寄托自己不忘孝思之情。集贤学士宋公渤为它题名“致慤”，取自《祭义》的文字。梁君的第七子梁宜来请求我写记文。曾听说，孝子对于父母，大概没有不尽力寄托思念的地方，何况遗骸所托之处，松柏遮蔽成荫，霜露按时降临，在这里登高远望，必然会产生无穷的感慨。这当然不是祭祀的场所，但在祭祀之前用来寄托思念，没有比这里更显著的了。这样看来，把它命名为“致慤”，不也很合适吗？梁宜考中进士高科，已经在朝廷任职。按照礼法，梁君应当逐级受封晋升，由士而为大夫，由大夫而为卿，由卿而为公。古代宗庙制度可以考察并加以实行了。况且梁君父子讲习《诗》《书》的学艺，明白礼法的分别，将来能够按照礼制祭祀；如果有资格按规定用牲和刻石，我还要替梁君铭记此事，使乡里的人有所取法。《孝思亭记》国子伴读、茌平人梁生对我说起他县里的善士：张氏兄弟以孝顺友爱闻名乡里，在先祖坟墓的左边建亭，种植松柏，郁郁葱葱长成树林。他们请监察御史周景远大书“孝思”二字，来标明这个地方，又请求我写文章作记。我曾听说，古代君子制定礼制，大概没有墓祭。祭祀鬼神的道理，从阴阳的意义来探求就已经完备了。坟墓是遗体藏放的地方，如果在这里寻求祭祀，难道不可以吗？但古代君子制定礼制，坟墓却不举行祭祀，为什么呢？凡是拥有国家或家族的人，一定有寝宫和宗庙。宗庙是用来祭祀的，坟墓并不是祭祀之所。有宗庙就一定有神主，神主最初立成时，要举行三次祭祀使其安定，回去后一定奉入宗庙，按时祭祀，说这是神明所依托的地方。有祢庙的，从自己的兄弟、子孙开始都要到那里祭祀；有祖庙的，从父亲的兄弟、子孙开始都要到那里祭祀；有曾祖庙的，从祖父的兄弟、子孙开始都要到那里祭祀；有高祖庙的，从曾祖的兄弟、子孙开始都要到那里祭祀；有大宗庙的，凡是同族的兄弟、子孙没有不到那里祭祀的。这就是合聚全族的大法。近世士大夫之家设置家庙、神主的制度，有的根本没有考察清楚，传承一两代以后，有的人甚至弄不清世代次序，何况普通百姓呢？这本来就是君子深感惋惜的事。唉，古代的制度无法恢复，但幸好还存在一种办法。如今中原地区地势平坦宽广、温厚敦实，所以营造坟茔时，从高祖、曾祖以下，直到所有子孙，都可以按次序附葬；每年按时上坟，还能够知道各自所在的位置。这里是谁的亲人，那里是谁的亲人，在墓下叩拜的人是谁的子孙，谁又是谁的亲属，其中实在深深含有维系族姓的意义。后来的君子如果依据义理创制礼制，那么设置墓亭本来就是不应废弃的。张氏兄弟恳切经营墓亭的心意，难道不是懂得根本吗？他们以孝友闻名乡里，是理所当然的。张氏兄弟三人，名叫通甫、钦甫、君甫。张氏后代一定会有显达的人，大概就从这三位开始吧？

译《知还斋记》相国李秦公在住宅后面修建一间小斋，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话，命名为“知还”，并命我为它作记。我回答说：“亲身承担天下重任的人，一定有周遍天下的思虑；思虑周遍天下，那么凡是用来竭尽心力的事情，都很劳苦。因此寻求高明广大之居处，用来使身体安逸、精神休息，暂且停下聪明才智的运用，以等待无穷无尽的事物，这是人们共同的想法。但我私下曾在公的门下观察过盛大的德行。起初，天子还处在潜邸之时，公以仁义作为他的老师，在忧患危疑的日子里不为之动摇，在仓促之间决断细微的事机而不为之恐惧，把宗庙社稷扶持到大安的境地而不自我夸耀，神情闲适、心意安定，仿佛从来没有参与其中。等到天子即位，公凭借旧日的学问辅佐他，大纲细目都治理得条理不乱，没有遗漏；即使似乎还有不足，公却正每天与天子坐在一起讨论道德和无为而治，四海安宁，蒙受他的恩泽却没有察觉。这就是他的存心广大、休息深厚，又何必借助居所来增加修养呢？只是他竟然利用一丈见方的房间，借微小的事物来显明志向，仿佛担心盈满而有退让之意；这种忧虑深远的缘故，我哪里能够理解呢？” 虽然如此，这是公的命令，我不敢推辞，于是替他写记说：“早晨飞出高大的树林，晚上返回一根树枝的，是众鸟。所以隐逸之民、远方之士能够借此寄托兴致、自我比况。至于鸣凤，经历数千百年才出现一次，它的进退难道只关系到自身吗？”因此，保全自身来决定进退，是普通士人的事情；进退不系于自身而系于大道，是大人的事情。公把自身同天下的安危联系在一起，他所遵循的道已经彰明。如今却把自己寄托在这间小斋里，难道是因为功名富贵而改变了本心吗？我由此知道《易》道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懂得进退而不失其正道。” 《诚存堂记》从前君子谈论居处，说居住的房屋叫安居，居住的宅舍叫广居；他用来安顿自身的境界，多么宽广啊！为什么能够如此安定、庄重、尊贵、高尚呢？我私下认为，君子之所以安定庄重、尊贵高尚，本来不需要依赖外物；但上有栋梁、下有屋宇，也能使身体得到休息、获得调养，这难道是随便做的吗？集贤司直、鄱阳人周君建造这座堂，地基一定牢固，材料一定优美，砍削加工一定精纯，涂饰、架构、连接一定坚固严密，曲直处理一定周全端正，门窗一定疏朗通达，寒暖一定适宜舒适，使后世居住的人长久使用而不厌弃，凡是建造房屋的法则都具备了。房屋建成后，他却一点也没有因此自我享乐，反而忙忙碌碌地用“诚存”题名；他的用意难道是浅薄的吗？只是让我为它作记，我哪里足以理解呢？姑且就这座堂来说：抬头上登、低头下行，高低的位置确定了；处在幽深处而面向光明，内外的分别严明了；左边作揖、右边谦让，长幼的次序排列了。用来祭祀、奉养，用来宴饮、进食，父兄宗族的亲情都在这里了；乡党同僚朋友的情谊也可以由此融洽。静时用来涵养，行动时用来思考，早晨用来振作，晚上用来安宁，明亮得像烛火照耀而不会迷失，灿然有序而显出文理，遵循它的行为没有冲突违逆，坚定地归向同一个根本，连续不断地承接下去，浑然圆融而没有需要等待弥补的缝隙。像这样，大概才接近它的名称和意义吧？但我又哪里足以谈论它呢？长江以南，鄱阳是大郡，物产丰盛、家家富足，土木建筑的盛大程度，彼此可以相提并论；又以文雅相互推重，难道没有可以用美名来标明居所的地方吗？夸耀的名称已经有人张扬，警戒的名称也已经有人使用，却没有人像这样反省自身，切实探求实质并加以弘大。我又怎么敢不替它作记呢？可惜我不足以理解，也不足以说明它，谨记如下：周氏诚存堂，建于某年，成于某年；命名者是集贤大学士姚公端甫，题写者是集贤侍讲学士赵公子昂，蜀郡虞某记。《克复堂记》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学说，在孔门弟子中只有颜子听到过。当时七十位弟子，大概还有没有能够完全听闻的。后来的后学小子，竟能在书册中诵读这些话，在千年以后听闻这些学说，难道不是幸运吗？我曾经反过来寻求这种道理，沉溺在物欲道路上的人，本来就与它无缘；而知道努力用功的人，也仅仅足以做到原宪所难以做到的程度罢了。能够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轻快地摆脱欲望而不久便恢复本性的人，世上非常少。既然这样，如果有志于圣贤之学，除了这条道路还能走向哪里呢？然而这件事难以言说。从前，程伯子年轻时喜好打猎，等到见到周子而有所领悟，便自以为这种爱好已经从心中断绝了。周子却说：“这话怎么说得这样容易？”十多年以后，程子在路旁看见猎人，不自觉地流露出喜悦的心情；这才知道周子的识见和察知多么精细。唉！自颜子以后，像程子这样高明敦厚、纯粹精微的人，只有他一人罢了。他做学问，必定不只是像原氏那样强行克制，这一点很明显。他在十多年间，难道没有用功吗？然而这种爱好深深潜伏在细微之处，不能不在仓促之间显露出来。唉！这也是极其微妙的啊。如果不是周子识见察知得精细，本来不足以知道程子在十多年以前必然已经有所动摇；如果不是程子观察得周密，又哪里足以自己觉察到十多年以后这种动摇呢？这本来不是可以同迂腐的读书人、偏曲的学者谈论的道理。然而众人竟想凭借粗疏苟且的功夫，希望接近它万分之一的境界，可以吗？不可以吗？这正是我最为忧惧、早晚都不敢忘记的事情。国子伴读、掌仪康敏生以“克复”命名他的堂，来请求我写文章作记。我既赞许他仰慕的境界高远，又担心他把这件事看得容易，所以写下这些道理，放在墙壁之间，使他能够时时观看，并借此帮助自己在远行登高的道路上取得一点进步。”

译《乐善堂记》京师南城有一座堂，命名为“乐善”，是承事郎、左藏大使、渝地人胡善甫的住宅，名称是故应奉翰林文字骆公所命。二十多年以后，因为乡贡进士史质君请求我写文章记载它。有人曾听长者们说：“从前我们蜀地全盛的时候，靠诗书文学起家的很多；至于勋业功绩显著，事迹声名可考可知的，更不必说了，暂且不论那些事务习俗适宜、接近百姓的情况。城邑自汉、晋直到唐、宋，豪杰经营设置的遗迹往往还在，它们完备聚集，具有长久坚固的形势。不幸其间偶有僭越窃据者，突然在其中兴起作乱，不是投降就是灭亡，事情很快也就平定了。因此当地百姓长期安居于富足厚实的生活中，房屋的华美壮丽、锦绣的繁盛浓艳、食物滋味的肥美丰盛，以及货利、声色的丰饶富庶，若论精致华丽，即使从东南一带最纤巧奢靡的地方来说，也没有谁能超过它。因此婚姻、丧葬、祭祀的礼仪，宴饮游乐的享受，服饰车马的装扮，常常都出自富余；又渐渐受到文章诗礼美好风尚的浸染，下至市井田野中的妇女儿童，往往都学习诵读，了解古今，以孝悌信义相互推重。不这样做的人，众人就指指点点、责骂排斥，把这种行为当作坏风气。唉！假如使当地人容易行善的原因仅仅是这些，难道会是没有缘由的吗？” 然而盛衰、治乱、兴废相互更替，并不只是命数如此，事理本来就是这样。国家将要开拓南方疆域时，胡氏独先遭受兵祸，被铲除、削平、刮尽，过了几百年以后，过去所谓的兴盛才一扫而空，不再留下什么。胡氏脱离百年之后的困厄，远远离开那里，既保全了生命，又富足完整，又将因子孙众多而显贵；他们先世积累的功德，难道不是非同寻常吗？既然如此，乐善的名声，骆公大概确实能用来证明前人，并寄望于后世；这件事实在不能不记。胡君尽心办理职事，受到世祖皇帝的知遇，特命他掌管府库、保卫定州，这并不是通常的例子。他常常回到家乡，修整先人的坟墓，收教本族子弟；乡里贫弱的人，也受到他深厚的教养和恩义，君子都认为这很难做到，有关官署还曾表彰他的特殊行为。如今他的官位升高，年纪也更大了，两个儿子历任官职将要显达，他的福泽大概还没有尽头。五十七年前，骆公解船停泊在鄂渚，风把船吹入世祖皇帝的军中，他得以被召见，谈论军事，所说奇异而恰中事理。世祖因此带他北上，但他不愿做官，所以终身做到翰林应奉。史进士的父亲史先生，是骆公的外甥。胡君曾奉骆公之命，延续两家的兄弟情谊，因此史进士请我为此作记。我也是蜀地人，所以为此缀辑文字作记，不敢推辞。后来如果有人要在燕山称颂盛德之家，那将会是胡氏，还希望能从我的话中得到凭证。《沛县尉李君美政记》沛县有一位县尉，善于履行职务，县中的父老爱戴他，希望把他的姓名刻在石上，以示流传久远。国子生张复是本县人，他记录了乡人歌颂县尉的话：车船来往匆忙，运出我们沛地；我来承担，我来装载，只听从县尉的安排，力量使用不尽。年岁饥荒而有盗贼，县尉用有道的方法制止他们；田里发生蝗灾，县尉用恰当的办法除去。泗水、汉水发生水患，堤防容易毁坏，县尉役使百姓，就像对待自己的妻子儿女。百姓有无处申诉的，县尉修缮他们的房屋；有人被关在狱中，县尉给他们粮食吃。回头看学校，于是修窗修墙；他放下弓刀，作揖谦让，仪容宽和。张复说：“县尉曾向济南李昌道先生学习，所以懂得爱护百姓的学说。他的父亲奉命出使平阳，遭遇地震灾祸；县尉凭借父亲的恩荫得到官职，因此能够感奋自立。唉！县尉对于县政没有一件事敢任意施展，而惠及百姓却达到这种程度。从前沛地以勇悍放纵为风俗，如今父老独独不忘记一位县尉的善政，又达到这种程度。况且世上的豪强百姓和狂妄官吏，把动摇、劫持别人当作本领，哪里把一位任期届满的县尉放在眼里？如今他竟因始终受到爱戴而闻名，不也是把善行发挥到极致吗？假使县尉更加自我激励，无论到哪里都不知疲倦，即使古代的循吏，又怎么能超过他呢？主管官员任用人才，难道能不考察这件事吗？” 县尉姓李，名茂，字廷实，是德州齐河人。起初任濮州观城县尉，后来调任沛县尉。父老说：张仲昻。《天爵堂记》饶国吴公因为他的儿子玄德真人显贵，推恩给自己而获得爵位，年老后在家乡安居，于是修建厅堂居住，命名为“天爵堂”。因为我曾同玄德交游，他来请我写文章作记。我恭敬地记道：戴师初先生说得好：“当番易兴盛的时候，朱紫官服、组绶官印充斥其间，人人不得安宁，而吴公处之泰然。到了如今奔走劳碌的事情全都停止了，吴公安适自在，也像昨天一样。”从他的立志来看，大概可以看出来了。何况又让他的儿子成为道家真人，竟不把清静淡泊当作忧虑；他当初难道曾有一丝一毫追求富贵的心吗？等到他年老，竟能在家中建立如国的事业，和夫人一起偕老，康宁等各种福分全都具备，这种盛况当世几乎无人能比。这样看来，吴公所获得的东西，用来夸耀一时、荣耀一乡，已经绰绰有余了。然而他偏偏把厅堂命名为“天爵”，借此显示自己，那么吴公之所以得到这些，必定有些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只有上天知道的原因吧？如今天下兴盛的仕宦之人，以千万计，急切地把求取功名当作要务，早晚都感到内心不足，不能有一天使自身安宁。像吴公万分之一的人，又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情呢？况且人的才智彼此相差，难道竟会相隔如此遥远吗？那些无意作为却自然有所作为、没有刻意求取却自然得到的人，未必是才智完全不足以达到这种境界。然而那些稍微不能自信的人，登上天爵堂，观察吴公的德行，他所给予的劝勉不是已经很多了吗？虽然如此，玄德以清静为宗旨，却能奉养父亲，使他荣耀地接受天子的赐予，这也是上天用来成全玄德孝道的安排。吴公并不是向时俗有所求取，居有尊贵富足却不推辞上天的安排，这也是教人尽忠的成效。不经营谋求，却自然达到极高的尊贵；没有欲望，却自然拥有最大的快乐。这样看来，只有吴公自己所处的境界才称得上“天爵”吗？拥有千乘之国、享有期颐之寿，哪一样不是上天所赐？美好啊，盛大啊！

译《刘正奉塑像记》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开始修建大护国仁王寺，庄严梵天佛教，用来向天下开示教法，寻求奇巧的工匠为寺中造像，于是在黄冠师中得到刘正奉。正奉先前侍奉青州把道录，传授的技艺不止一种。等到他被召入朝，又跟随阿尔尼格国公学习西天梵相，神思与形象奇妙融合，于是成为绝技。凡是两都著名寺院中塑土、范金、搏换成佛像的，都是出自正奉之手，天下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因此皇上两次把宫女赐给他作妻子，又任命官职，让他统领自己的属员。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凡是皇帝出行，他没有不随从的。当今皇帝尤其重视佛教，曾下令正奉，除非有防禁许可，不许擅自为人造作其他神像；他受到的尊贵和特别待遇就是如此。将作院经历、洛阳人田君，是博学多识的君子，他曾对我说：“大都南城长春宫都提防冯道颐，起初在宫殿东边修建东岳庙，对他的门徒谋划说：‘没有刘正奉这样的名手，就无法使我的祠庙称意。而且正奉曾经同我的门徒交游，他难道会吝惜技艺吗？’于是就到正奉那里告诉他这件事。正奉因为先前的诏令，没有答应。”当时庙还没有建成，民间用神灵显异、祸福降临相互恐吓煽动，事情还没有十分明显。冯道颐离开以后，正奉果然恍惚像有所感应，病得三天不省人事，有人替他祈祷，他才苏醒，对门人子孙说：“快替我驾车，带我到东岳庙去。” 到了庙里，疾病很快痊愈。正好建庙的事情上奏皇帝，正奉祝祷说：“愿意亲自塑造仁圣帝的神像。”此后他的病大为安定，又晋升为二品官，越发高兴地说：“这是神灵的赐予。”于是又塑造炳灵公、司命君的神像；至于陪侍的诸神，有不合他心意的，全都更换，简直像得到神灵相助。延祐四年春天，我游览长春宫，便前去观看。所有廊庑中一向共同称好的塑像，都是市井间怪异的形状，大概只是容易用来取悦人。等到仰头瞻望仁圣帝，真是高大庄严，具有帝王的气度。其余神像也都表现出各自神号所标示的神性；我尤其喜爱那位身着盛服、站立侍奉的神像，他正直自持，仿佛承受着深重的忧虑、思虑着长远之事。于是感叹说：“构思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吗？”田君说：“起初正奉想塑造侍臣像，心里筹划了很久，仍然无法下手。恰好他查阅秘书省的图画，看见唐代魏征的画像，于是惊喜地说：‘找到了！不是像这样，便不能称为宰相之臣。’立即跑到庙中塑造，当天就完成。奇异啊，这不只是技艺而已！”正殿中是仁圣帝，两名侍女，两名中侍，四名丞相，两名介士；西边是炳灵公，两名侍女，两名侍臣；东边是司命君，两名道士，两名仙官，两名武士，两名将军，全都出自正奉之手。善于观赏的人都知道，这些塑像不是其他工匠所能掺杂在其中的。长春宫白云观中，金代人汾王先生所塑的十一曜，奇妙非凡，世人都称道；如今把它们同正奉的作品相比较，几乎分不出优劣。我所见到的还有上都三皇庙，风格尤其古朴精粹，构思能够表现三位圣人的精微之处，也都是正奉所造。至于梵佛像，大多秘藏起来，不能观看。我曾读张彦远《名画记录》，两京寺观祠宇中，画师有几十人，塑像工匠只有一两人。考察他们运用神思的精妙、构思的精细以及心手相应的程度，二者大致没有区别；可是流传于世的多少却如此悬殊。这实在是因为绘画可以长期传玩、临摹、拓印，而塑像固定在一处，爱好此道而有鉴识的人有时也无法看到，使精湛的技艺不能在后世显扬，确实令人感慨。所以田君请我写下这篇《刘正奉塑像记》。正奉名元，字秉元，是蓟州宝坻人，已经七十岁。他的官职是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所谓“搏换”，是先在土偶上裹缠帛，然后涂漆，之后去掉泥土，漆帛便完整地呈现为塑像。古人曾采用这种方法，到正奉时尤其精于搏换。又称作“脱活”，京师人的说法就是这样。《道园学古录》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八 元 虞集 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