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园学古録卷九

译慈利州天门书院记。澧州慈利州以西一百五十里有座山，名叫天门。山势盘曲，奇特秀美；它的十六座山峰都可以按照物象来比拟并命名，大概是一个胜地。蜀人田公著从他的先世起就迁来这里居住，已经传了好几代。至元乙亥年，王某兄弟也是蜀人，因躲避战乱来到这里，开设学馆教授学生来供养自己。田公著的父亲带领他的子弟前往接受教育，过了一段时间，很喜欢王氏所讲的道理，请求建屋来容纳老师、弟子，并使乡人共同听闻。王氏认为很好，但不敢擅自决定。大德癸卯年，慈利改建州学，重新修建大成殿，端正安置正配神位和十哲塑像，而旧有的塑像没有地方安置。王某对田公著说：‘你想完成父亲的志愿，这不正是机会吗？’于是田公著向官府请求，想建造房屋来供奉旧塑像并祭祀它们。部使者非常赞许此事。获准以后，田公著便测量地势，察看土产，筹办工役，选择木材，烧制陶器，一并兴建，超过一年后，礼殿、讲堂、门、廊、厨房、仓库等都建成了；又增购经书，备齐祭器，购买田地二百亩作为膳食费用，俨然具备了学宫的规模。提学官把此事上报朝廷，命名为“天门书院”。王氏、田氏以及乡里的士民在先圣先师前行释菜礼，庆祝竣工。五年以后，该州前任判官周某调任京师，来到这里请求我为它撰写记文。唉，天下的名山大川很多，大多被建成佛寺道观，既竭尽百姓的膏血来供奉它们，而人的心术又被那些学说败坏；一千几百年以来，人们习惯于所见所闻，把这当作理所当然，却没有人感到奇怪。谁能想到，天门的胜景只是因为处在偏僻之地，才把它的神气封藏了千古，如今用来建立圣人之宫，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唉，如今所谓的求学，就是周、程、张、朱诸位君子所阐明的圣人蕴意，没有什么看不见的；圣人的精微，也没有什么不显著的。正确的道路、端正的门户深厚坚固，足以让人全部听闻；而各种邪说的歧途，也都受到抨击、排斥和剖析，再无遗漏。何况从国都直到郡县，无论大小远近，都各自设有学宫，那么用来传授这种学问的条件，难道不能说已经完备了吗？然而有的人只是尊崇这些学说来抬高自己，有的人只是讲解其中义理来追求文章；至于反求自身、切实实践，达到深刻领会而不违背的人，大概很少。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接近城阙，容易受到习俗迁移；他们所见、所闻、所认识和所知晓的，全都是物欲造成的而已。因此，他们用来修养自身的学问不足以胜过居处环境对他们的改变，也就很适宜了。然而怎么知道，如果这样的人不让声色接触耳目，不让利禄进入心胸，那么他们质朴浑厚的本性本来就不会远离道；而禀赋 气质坚强刚悍，反而可能足以资助他们有所作为。那么，天门的士人难道没有值得期待的人吗？况且山川的秀美奇异，长久郁积之后才开始变化，发散出来并集中形成的人物，必定有值得观瞻之处，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在于太守、部使者要慎重地对待此事，找到老师来教养蒙童；开始办理时又要减轻他们的劳役，使他们能够安安心心地从事学业。周君即将离任数年，仍然亲自带着礼物前来拜见，请求撰写书院记来留给这里的人。他知晓并喜爱善行，大概就是这样。怎么可以不为他详尽地写下来呢？顺德路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堂记。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结由集贤直学士出任顺德太守，第二年，郡中的治理成效便闻名于世。太守任所没有什么事务，于是查考传记，感叹说：“魏文贞公魏征是钜鹿人，宋文贞公宋璟是沙河人。如今这两个县都隶属于顺德，那么两位公都是本郡人。守护他们的土地，祭祀他们先代的贤民，这是礼制。于是建造祠宫，位于学宫东南，考察寻求当时衣冠人物的盛况，描绘两位公的仪容法度，合在一起祭祀。”郡人梁【阙】蘇，各自拿出钱财来资助。司狱崔【阙】、学正杨【阙】主持这项工程。至延祐元年二月竣工。泰定元年，天子开始开设经筵。王公任集贤侍读，带着经书随驾前往上都。我也在随行人员之中，他把修祠的事告诉我，准备把它刻在石碑上作为记载。我说：“治理百姓的人，常常把什么可喜爱、什么可厌恶显示给他们看，使乡里归向正道，这样民心就能专一，办事也有所依据；这只不过是教化中的防范和节制罢了。然而世人仍然把它看得非常迂腐，这是因为不知道根本。天下的祸患，常常出在柔弱怯懦而不知羞耻。柔弱怯懦的人苟且偷安；不知羞耻的人没有顾忌。苟且而又没有顾忌，人心一开始就无法收拾，最终会发展到什么都做得出来。君子对此大概深为忧虑。像这两位公，确实足以在这些人中树立榜样，激励并振作他们吧！” 唐朝拥有天下二百多年，没有比贞观时期治理得更好的，也没有比开元初年更兴盛的。当时名臣很多，近代大概没有能赶上的。然而若论刚正、能够进谏，具有古代大臣风范的人，还没有超过这两位公的。两位公的家乡，相隔并没有一百里那么远；两位公所处的时代，也不是相隔异世。当地人歌颂他们的事迹，了解他们的德行，难道不是经过长久积累，才形成合祀两公的礼仪，只是长久以来一直等待时机吗？从前仁宗皇帝在位时，慨然忧悯世俗习气被文法弊病侵蚀，政治风气衰败沉沦却没有人挽救，于是作出独断的决策来谋求治理。凡是选拔、纠察人才，常常突破常规。一时之间革新政治的志向，即使贞观、开元也不足以相比。假使当时有像两位公这样的人物出现，那么同气相求，彼此砥砺风节，或许可以稍稍报答圣明恩德的万分之一吧？起初王公在东宫受到仁宗知遇，等到仁宗登上大统而王公已经在外任职；他祭祀两位公，不过是依照自己职分所能做的事罢了。近来在讲论经义之余，我也曾私下取用两位公论事进言的要旨加以陈述。我的言辞所能表达的，万不及两位公的一分，只能徒然想见他们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功烈再也不能复现。向南望着祠堂，悠然生出千载之叹。唉，难道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私情吗？” 因此作了一首祭享神灵的诗：正直坦荡地陈述正义之辞，崇高的风范彼此相映，恭敬之心永不忘怀。两位贤公合祀于他们的乡里，光明显耀，承受后人的追念；希望他们的精神在这里，使后世百姓能够享受其恩德。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君子。

译平江路重建虹桥记。至治三年五月某日，平江的守臣向江浙行中书省报告说：“吴郡城内外都开凿沟渠，引入太湖的水来容纳行船。沟渠交叉处架桥，彼此纵横相连。桥梁的高低、长短，视水势大小和人的事务缓急而定。只有虹桥位于郡城阊门以西，横跨官河，通向驿道，是咽喉要地。水流到桥下，汇成回旋的深潭，最为深广，随着河道转向东流，水势迅猛强悍。桥原来用木材架设，又在上面铺砌砖石。每年都逐渐腐朽损坏，到今年夏天大雨连绵，终于毁坏，水路陆路一同阻断，百姓和官吏都忧惧惊骇。当日便召集吴县长官商议防护修治。官吏说：‘工程浩大，恐怕不能立即完成，请先简单地用木材架桥以渡水，慢慢再作长远谋划。’郡人邓文贵到官府自陈说：‘架设木桥本来就不是长久之计，若改建之事继续因循拖延，我愿拿出家财来完成它，可以不烦劳官府。’于是询问……” 问他的缘故，他回答说：‘我家的产业已经【原文缺字】世了。衣食不敢有过分的花费，日积月累，靠劳作所得很多，幸好还有余财。如今估量足以供养子孙终身，请允许我全部拿出来办理此事。’官府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是真心愿意这样做，没有任何希求。’查考邓文贵家没有田地，也没有从迁徙贸易中获得利益；郡县中甲乙等级的财产，处在中等财产的最下层，只是因为知足而能够施散，并无营求私利的心，帮助郡县救济百姓的急难，不也是很善吗？请听任邓文贵办理。省府下达文书说：‘这是有司的责任，而邓文贵拿出私财来做，十分可嘉。应当赶快顺从他的请求，勉力使工程完成。’邓文贵接受命令后，便召集乡里讲信义的人共同办事。八月乙丑，召集工匠绘制图样，计算工期，估量财力，全部拆除旧桥而重建新桥。所需土、木、铁、石一定选用优良的，出售物品给人必按公平价格，不留下欠券。选择工匠一定精良，一旦称职就充分满足他们的要求。服役者领取佣钱像回家一样安心，作息有一定制度，勤劳而不使他们疲病。截断水流后沉放石块，连接严密、锁固牢靠；拱券层层叠起，彼此合拢，没有缝隙、空洞和漏水处；形状像弯月，引重物通过，坚固超过实地。桥长若干，宽若干，又在堤岸贴砌石块，供拉船逆水而行的宽度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完工。总共使用中统钞十五万贯。于是，前侍御史曹南冯公翼以及十多位已经年老、寓居吴地的名臣公卿，都称赞这件事。而王公在都城中刚刚接受海南北道宪司的符节，还没有赴任，于是派人来告诉我说：‘如今的制度规定，从一文钱以上，郡县都不得擅自使用府库的钱财。这座桥由百姓私人亲自修建，尚且需要十多万贯钱，经过一年才完成。假如让文书在上下之间反复往来、互相核议，哪里能够拨出这样数目的经费？即使命令办理，也不是一天就能决定的，哪里能在一个月内完成呢？如果经费不足，就必然要临时加派赋税；官吏又会借机谋取奸利，能够不侵夺剥削百姓吗？利益耗尽而要求赶快完成，桥又能长久坚固到这样吗？这件事确实可以写下来给后来者看，请刻文作记。有人说：借一个百姓的功劳来掩盖有司的功绩，可以这样做吗？唉！邓文贵大概是受到了某种命令。况且郑国商人犒劳牛，敌人的谋略很快就被挫败；卜式输送财物，汉朝的军用因此没有匮乏。衡量时势、酌量适宜的办法，不可以废弃。难道一定要用古代的常规制度来约束一切，使财产耗尽才算完吗？否则世上的兼并者，有的耗尽百姓的力量直到骨髓仍不满足，坐看他们死亡却不加怜恤，这样的人大概是有的。衣服车马器用比拟王侯，谈笑之间便控制官府，只按自己的欲望行事而无人禁止；与这种情形相比，这件事难道还不足以记录吗？这正是值得书写的地方。邓文贵有个儿子名业，考中进士；我过去经过吴地时，他曾跟随学者来拜见我，所以我了解这个人。’ 况且吴地富庶繁盛，天下各地都没有能比得上的；财富超过邓文贵十倍、百倍的人很多，他们却轻视财物而崇尚义行，肯体恤乡里、救济灾患的人，常常很多。所以我详细记载此事而不推辞，希望这能成为互相劝勉的办法。当时的守令和僚属官吏姓名，请列在碑阴。悦生堂记 天地之间，人和万物之所以不断交替延续、生息复生而没有穷尽，是因为有生命的道理在起作用。因此人的生命存在，饮食、男女、衣服、宫室、货财等事，都是维持生命延续的条件。然而愚昧不肖的人不知道察辨，于是竭尽思虑所能达到的范围，放纵智力所能做的事情，在内耗伤心神，在外损害形体。凡是用来养生的事情，反而都足以伤害生命；至于风寒燥湿的侵袭、水火虎兕兵凶的遭遇，还不算在内。像这样，逐逐奔忙、相互追随，没有止境，最终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四明道士项君子虚，能够用医药诊察人们受伤的原因，保全他们本来可以保全的生命；因此能把呻吟呼号、忧愁叹息的声音，转变成欣喜愉悦、舞蹈舒适的状态。每天都有成效，年年都有应验。所以君子把他的堂命名为‘悦生’。唉！人禀受天地中和之气而出生，婴儿、少年、壮年、老年，是生命的不同阶段；强弱、盛衰，是气质的不同状态。若真能顺应时令、驾驭元气，减少有余，补益不足，使自己达到没有过度也没有不及，这就叫作能够奉行上天所赋予的本性，尽到自己的本分，终身没有悔恨。确实如此，这难道不值得喜悦吗？既然如此，老子把身体视为祸患、庄周把生命视为劳苦，大概只是愤激之辞吧。虽然如此，子虚是学习老子、庄子的人。我听说善于养生的人，咀嚼吞咽太和之气，并不在于谷物、肉类、蔬菜和果实；品味配合阴阳，把男女夫妇比作阴阳的形象。鄞鄂的坚固、房舍的安适、金玉的保藏、衣被的厚重，也都有所比喻。凡此一切，都不能只用物质来称说。这难道不是喜爱生命的根本吗？安适而长久地保持它，所得又不只是喜悦；有空闲时再详细谈论，也可以。

译《思学斋记》我起初在京师认识临江人杜伯原甫，见他见识广博、听闻丰富，心中敬爱看重他，间或跟随他游处并向他请教。他的应答充沛无穷；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卜筮、神仙、佛教等学说，往往都是从世外之士那里得到的。至于依据人情和时物的变化，议论政治的方法，也能明白地指出来。当时有大臣发现他的才干而推荐任用他，推荐上报后尚未得到任命，推荐他的大臣却突然去世，事情也就作罢。伯原神色淡然，毫不介意，正好住在客舍中，便取来《诗》《书》《易》《春秋》，全部删去传注而重新抄写，慨然有直接从原书中探求圣贤遗意的志向。不久他离开京师，隐居在武夷山中；他的朋友詹景仁出力资助他，使他更加能够尽情实现自己所愿学习的事业，而我却来不及跟随他了。延祐庚申年，我正在临川守丧，伯原派人来告诉我说：“我著书是为了探求《皇极经世》的旨意，您来和我共同讲习吧。”又说：“我用‘思学’作为斋名已经很久了，请您为我写一篇记。”第二年，我服丧期满，前往吴中祭扫祖墓，准备溯浙江而上、翻越山岭来完成约定，恰好遇到征召的命令，未能成行。又过了四年，景仁来到京师，每每谈到《思学斋记》。我说：“伯原志行高迈、超脱世俗，又能闲居山林，不受世事牵累，他的成就大概一定远远超过常人了。我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我如果勉强说，也只是说人们已经知道的；至于人们不知道的，本来就无法说。我日后向伯原讲授自己的见解并亲自执笔写作，也还不算晚。”景仁说：“不行，一定要有话回复伯原。”于是试着背诵自己所听到的说法：古人所谓的学习，没有别的学习，就是学习心罢了。心的本体，大概足以与天地的容量相同；而它发挥作用的功效，又足以接续并完成天地所不能完成的事情。舍弃这个去学习，反而向外寻求，那就不是圣贤的学问了。然而它的要旨，也不超出人本有的仁、义、礼、智；它显现于万事万物，虽然变化无穷，却没有超出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这些人伦关系之外。所以说：圣人，不过是人伦达到极致罢了。圣人达到极致而我还没有达到，所以必须学习；寻求达到极致的方法，就必须思考。而且凭什么知道圣人呢？就在他的言语和行为中。说他所说的话，实行他所实行的行为。然而返观内心仍有未尽之处，落实到自己身上又有做不到的地方，因此才有思考。这当然不是茫然无所依据、任意驰骋的思索。那些依循它却不加察究、违背它却不自觉，反而在外来之气的感触中纷纷扰扰、往来不定的情形，为什么这样多呢！竟有人为此立说，反而想断绝伦理，把心放置得像墙壁一样，等待突然的觉悟，寄希望于一触即发的知觉，这不是很危险吗！如今在心上求取却得不到，却想转而从事于外在之学，希望万一能够得到它，反而以断绝学问自鸣得意，这果真是善于思考的人吗？唉！学习本来确实如此，而善于思考的人必定有所承受和领会。如今从事思考，就像火刚刚燃起，却被浓烟郁闭；泉水刚开始流通，却被泥沙淤塞；草木刚开始生长，土石就必定挤压它。等到它发达起来，大概已经很艰难了。所以若不是资质高明的人，不容易一下子彻底贯通；更何况是以错误的方法思考呢？然而我曾听说，明达睿智所照见的，并不像考察探求所能达到的。到了明达睿智的境界，也就没有什么需要思考的了。无所思考，就接近圣人了。它的开始就在于完备地涵养、沉潜玩味，时机到了便自然变化；有些成就并不在于人为，这难道不是盛大吗！请把这些话拿去向伯原质正，也许他会有所取用，便可依此写成记。《高氏贞节堂记》高母邓夫人是蜀地临邛人，已故宋朝江西运管、讳名允绩者的嫡长媳，登仕郎、讳名翁彝者的妻子，也是士贵的母亲。运管死在任上，登仕郎也相继去世。当时邓夫人才二十九岁，她的儿子只有四岁。遭逢时局动乱离散，她发誓守节，洁白如冰霜。亲自纺织缝补，以供给衣食；又节省积蓄，用来资助儿子从师求友。后来居所被火焚毁，又没有强近的亲属可以依靠，她退居在简陋的巷子里，家中穷得只剩四壁，几乎无法维持生活，却更加磨炼自己、坚苦自持，终于把儿子培养成人。她又教养长兄的孤儿，直到他娶妻成家才停止。几十年后，儿子长大，家境富裕了，但她仍然勤俭，晚睡早起，以此率领家人；神色严肃刚毅，不随便说笑。内外亲戚都敬畏她。稍有余财，便拿出来周济别人，从不吝惜。她教导几个孙子，尤其不把姑息当作爱护，所以他们大致都有所成就。七十四岁时，有司把她的事迹上报朝廷，朝廷于是旌表了她的门闾。于是士贵也扩建厅堂来奉养她，命名为“贞节”。享受完备的奉养又过了五年，她去世。士贵服丧期满，仍不忍让母亲的生命就此终止，便刻木雕成夫人的形像，置于堂上，饮食时一定祷告，出入时一定祷告，仿佛她还活着一样。泰定丙寅年，夫人去世已经十五年了，士贵于是来告诉我说：“我们高氏、魏氏本来同姓，而我们两家和您家世代结为姻亲，已有二百年。著斋忠襄公和鹤山文靖公，是我曾祖父嘉定府君的弟弟，也是您曾祖父提刑公的畏友。从祖参政耻堂公与您的从祖户部公、国史，结为婚姻兄弟。后来我的祖父兄长又与名门结亲，而我和您年龄相仿，感情相投。先夫人的事，您应该知道。士贵尚未有所寄托于不朽之中，确实是在等待您。然而岁月不断流逝，恐怕就要湮没，而您在朝廷任职，专门以文学为职责，那么我命名此堂的用意，不请您来记述，又将托付给谁呢？”我拜了两拜接受他的话，不敢推辞。只是先夫人的贞节如此显明，难道可以湮没而不流传吗？于是取来她的事迹，按次序编排，记在堂上，用来给她的子孙看，也劝勉天下做人妻子、做母亲的人。又告诉士贵说：“我曾听说，从前嘉定府君去世时，文靖公哭着说：‘才名有四十年，四次担任二千石之官，这是人们认为非常荣耀的事，但您从未显露骄矜的神色。志向有不能实现的，就遵循义理来实行内心所安，不苛求，不奢望，而造物主又中途使它停止。’ 这样看来，他所蓄积而没有发抒出来的东西，大概是很深厚的。再加上夫人有如此贞节，那么高氏的子孙难道会没有尽头吗？”丁卯正月甲子日记。

译《德符堂记》古代做官的人，不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大夫、士如果没有朝聘、军旅之事，就没有舍弃乡党、亲戚和祖坟而前往别国的。由诸侯国进入王庭做官的，大概可以数得出来。春秋末年，善于任用人才的人，渐渐不让人才全部离开本国；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不周游四方。井田制废除后，士人不再出身于农民；封建制废除后，人们可以自行通达天子。于是人才和能人所能施展的地方不再限于郡县，士大夫也开始有离开故乡而不能自行归来的人了。像仁人君子的心，难道能一天忘记父母之邦吗？所以离开家乡而在世上受到任用，显贵以后再回到故乡，本来是人情共同的愿望。然而能够做到的有时很少。高唐王公仁甫，跟随父亲在东南做官游历，声誉日益增长，遍历台阁。等到持节担任江南副司臬事，才第一次得以经过自己的家乡；回望深长的泉源、葱郁的竹树，感慨地向当地老人和兄弟询问祖父、王大父垂钓游息的旧事，徘徊咏叹，依依不舍，几乎不能舍弃那里离去。公务有期限，不能停留，但他内心的思念从未有一天忘记。天历三年，他由中书参议升任治书侍御史，受到的眷顾日益深厚，承担的事务也更加重要。王公自己也知道不能马上归去。正因为不能马上归去，所以思念更加迫切。他因此告诉我说：“乡里有住宅，住宅中有厅堂，是我建造、完成的，是祭祀和接待宾客的地方。然而它郁然在望，却没有机会到达那里。您用什么来为它表记，使它寄托我的心志呢？”于是我考察王氏的旧事，取义于《三槐堂铭》，把它命名为“德符堂”。善于谈论德的人，必定以父兄为根本，这是古代的道理。如今大山高岳之间，云气蓬勃兴起，雨水充沛降下，土石因此发出光泽，草木精华在日月星辰下灿然显现，难道没有它们的根源吗？仁甫凭借美好的声誉和名望得到天子的知遇，成为著名的公卿，这本来就是他的‘符’已经显现了。古人说：‘在这里有所感发，回应必定随之而来，这就叫作符。’仁甫以学问作为方法，用智慧辅佐政事、帮助教化功业，那么所谓的回应又会成为新的感发。感发和回应相互叠加而无穷无尽，难道有边际吗？王氏有贤能的子孙，善于追求根本源头而知道这种符从哪里发端，大概就在这座堂中吧？唉！君子施行德行，从家庭推及乡里，从乡里推及国家，从国家推及天下，不过是善于推广自己所做的事情罢了。这样说来，王氏德行的征验，它在当世受到信任，难道不会长久而广大吗？” 《书隐堂记》莆阳人林泉生清源考中至顺庚午年进士后，就请前进士、昭武人黄清老子肃作中介，来求我写文章记述他家所谓的书隐堂。他说：他的父亲录判君将要退休，准备在这里安享晚年。我起初任职殿庐时，读到泉生所进的试卷，便编次其文上报。因此我虽已年老多病，确实愿意同贤俊之士享受作文的乐趣，只是还没有能够用来回复二位的话，所以文章很久没有写成。闰七月得到官职，且将归去，他们更加用力来求，我难道能够停止不说吗？君子生活在世上，不出仕便退处，退处之后出仕便显达；实行这两种选择，都有相应的道理。时当隐居就隐居，时当显达就显达，以名分来彰明它；应当隐居就隐居，应当显达就显达，以义理来裁定它。本来不是鄙薄隐居而崇尚显达，难道又是把隐居看得高尚而把显达看成错误吗？如今林氏父子，年长的已经做官后归来，年轻的正要出仕做官，为什么还要自称寄托于‘隐’呢？从前记述宫室的人，如果不写地基、构造、营造工程的劳苦，就一定要写建造它、使它显异的缘由。如今这座堂，尊长在这里主持宾客祭祀之礼，后辈在这里修习奉养长辈的职责，都是人道的常情。既然是常情，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虽然如此，若以读书来解释‘隐’，或许就可以找到说法了。因为‘隐’有潜心于学的含义，并不只是隐藏自身。世上有些浅薄的读书人，借文章辞藻来推销自己；对于圣贤语言的精微、心学的美善，他们所得到的或许很少。何况凭着不足的资质出仕以后，便张目迎合世俗爱好，攫取权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哪里还会有片刻闲暇回头审视自己所得的根源呢？林氏父子做官却不忘隐居，任职却不忘读书，父子兄弟之间用来互相激励、警戒的地方，哪里是常人所能看见的呢？我由此知道林氏的贤德，也因此知道闽地士人多有贤者。我曾怀念龟山杨夫子，他亲自承受伊洛之学的传授；到了延平，其德业盛大，可以同古代创制者相配。只就地理的接近、风俗教化的深厚而言，天下谁能超过那里？海边山岭寂寞偏僻之处，难道没有避世长往的士人，听到我的话而有所感慨吗？清源如果知道这样的人，希望告诉我；我将顺着他的声望前往求见。这就是记。

译《兴云桥记》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东新修的石桥落成，河东连率图绵公题名为“兴云之桥”。第二年，他寄书京师，请集贤王公约定写记，来嘱托我。考察旧记，大同是古代的平城，浑河的水沿城东向南流，也叫御河。朝会和运输往来向东趋赴京师，必定要经过这里。河水本来很大，遇到连日降雨更加泛滥，阻碍行人。因此从元魏到唐代，河流分合不一，大都修桥以便通行。年代久远，沿革不能详知。可以知道的是，金天会壬子年，留守高庆裔所修的桥。不到一年，因大雨雷电，有怪物出现，毁坏了桥的十分之一二。三年后的乙卯年，居民高居安修葺完毕，事情详见宇文虚中的记文。又过四十七年，到大定辛丑年，又因大雨雷电毁坏十分之八九。第二年壬寅，留守完颜褒重新修建，事情详见边元忠的记文。现在的桥就是这座。到本朝至大三年，共一百三十年，又被水毁坏，官府修葺。又过十二年，到至治元年，再次毁坏。郡中官吏考察旧府档案，取旧例上报请求，连率把请求转达朝廷，获准拨钱购买材料、征用民力，依照章程在年终会集完工。连率把这件事交给他的副职孙侯谐，大同路又把它交给某县判官，再交给某主簿，上下依次承办。于是孙侯说：“财力不能无节制地耗费，百姓不能屡次劳役，必须查究桥梁毁坏的原因，寻求长久的办法。”工匠说：“桥共有二十七间，西边没有毁坏的二十三间使用的是石柱。东边正当水流冲击的地方，柱子却都用木头，乡里的人只取其容易建成，没有考虑它容易毁坏。”于是就在弘山山下采石，共做成二十四根石柱；从上游、下游望去，石柱高耸如墙。然后架设木梁、砌筑石块、树立栏杆，建造门阙，修饰神祠、官舍等，一件件都完成了。八月甲子日开工，九月甲子日完工，共用了若干天。修桥，是百姓、土地所共有的日常事务。如今连率总管一方，委任极其重大，看到民事紧急，仍然先请示上级然后才行动；选择时机而不劳累百姓，使用有节度而不浪费财物，没有一件不合乎道理。按照《春秋》的书法，日常事务不必记载，本来可以如此。这件事为什么还要记呢？唉！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应当去做不可不做的事，不敢擅自做不可做的事，也不轻易做不必做的事，这样百姓的力量大概就可以得到保护了。而且旧桥在一天之内毁坏，便考虑将来如何保持长久，不把迅速完工当作才能，而把日后的事情放在心上，这大概是仁智之举，也是百姓所依赖的。把它记下来，难道只是为了记录工程完成得迅速吗？谨慎地把这些情况告诉后来的人，使他们有所考察，并设法永远不厌倦地维护它，这就可以了。说 《尚志斋说》你也曾观察过射箭吗？靶心，是射箭者所立的目标。因此，要使弓良好，使箭笔直，养足气息，蓄积力量，端正身体，遵守方法，然后面对靶子。拉弓一定要圆满，注视一定要仔细，发箭一定要果断，只求射中靶心罢了。如果不树立靶心，就没有专一的趋向。这样一来，即使有良好的器械和强大的力量，茫然无措，又将用在什么地方呢？何况有人把射箭当作嬉戏，随意发箭，起初就没有确定的目标，也不期望一定射中；君子应当绝交，不和这种人作伴，因为他没有志向。善于学习的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难道也可以稍稍受到警醒吗？求学者想达到圣贤境界，就像射箭者希望射中靶心。不把圣贤作为标准和目标，求学者就像不立靶子而射箭。志向没有确定方向，便会泛滥无边，没有止境，若不成为妄人，机会实在很少。这是立志最先要做的事。既然有了确定方向，就要寻求达到目标的方法；尤其不是有志向的人不能做到。因此，从师、取友、读书、穷究义理，都是求得达到目标的方法。在平居无事的时候，这个志向从未懈怠；处理事务、接触外物的时候，这个志向从未混乱。安逸顺遂时，志向不因享乐而放纵；遭逢患难忧愁时，志向也不因恐惧而屈服。一定要达到自己所希望达到的境界，然后才停止。这就是立志自始至终不可改变。因此，志向如果确立了，即使达到圣人的境界也是可以的。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又说：“运用志向而不纷乱，精神就能凝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志向如果不确立，即使微小的事情也没有能够成功的道理，何况是求学这样的大事呢？从前孔子凭借生而知之、天纵的资质，开始学习时还一定说到“志”，何况我们这些愚钝困顿到了极点的年轻人呢？因此，把崇尚志向作为最重要、最急迫的事情，是不可不做的，确实如此！如今大司寇属下的上士、浚仪人黄君善于教育儿子，和善而有原则，严格而不疏离。他曾派济来向我学习，济请求我给他的斋居题字以自我激励，于是我写下“尚志”二字赠给他。后来他暂时回到家乡，又来请求我写一篇说；我提笔写下所想说的话，不觉已说得太多了。济啊，你还在思考如何立志吗？《题王氏子五岁女弟说》王氏的孩子因为哭泣自己的小妹妹，忽然生出无穷的悲痛，这确实是天性的自然流露，并不是五岁孩子凭能力所能达到的。孩子每次吃饭都一定向父母行拜礼，直到十五岁也没有改变。谁说礼是从外部强加而来的呢？先王知道事情本来如此，所以制定礼制加以节文，并教导后生。唉！假如能够施行教化，使它充实扩展到王氏孩子所达到的程度，岂不就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了吗？《李士弘二子字说》集贤学士、河东人李公对我说：“我曾经给小弟的两个儿子取字，思谨取字克忠，思善取字克敏，你为他们作过辞。如今皇帝追赐谥号，我先公确实有‘忠’和‘敏’这两个谥号中的文字，是先公凭此改定名号、皇上所赐的。我不忍让子孙与先公相同，所以重新给谨取字为恭，给善取字为至，请你再替我申明取字的意义。”我于是说：“谨慎啊，谨慎啊！志气高昂、意气张扬，就不知道什么叫谨慎了；精神昏昧、力量薄弱，也不足以做到谨慎。应对千种思虑、万般事务，只要有一处不谨慎尚且不可，更何况漫不经心地以不谨慎面对一切，哪里还具备做人的道理呢？给他取字‘恭’，就是指示他实行谨慎的方法。‘恭’字的构形像手足。后来字形增加了表意成分，又加上从‘心’。手捧玉器、奉持满器，是手部仪态最谨慎的表现；然而心不在此，还是会失手。所以说：在处理事务时收拢放纵的心，这是弟子实行恭敬的方法。谨啊，你应当思考如何实行恭敬。善啊，善啊！即使知道善，难道善不是从外部得来的吗？人的本性原初从来没有不善的。损伤本性而失去它的初始状态，善也就消亡了。君子的善，是恢复本性，并不是在本来应然之外另有所增加。

译没有达到本来应然的境界，就还不能算完成；达到了本来应然的境界，就没有什么可以超越了。所以说‘彰明德性’、说‘使民更新’，都要达到至善以后才停止。因此说：圣人，是人伦达到极致的人。我由此知道，从圣人直到普通百姓，全都具有这种善。圣人达到了，而百姓没有达到；追求达到它，是贤者的事情。善意地期望你们达到这种境界，并不是妄想；你们追求达到这种境界，也不是僭越。这功夫很大，不容易说尽。然而求学却不知道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所以李公的意思不只是对两个儿子说的，也是希望各位孩子都能通晓这个道理。”从最初为他们取字的那一年算起，已经六年了。不知有哪一两位孩子因我的话受到警醒、觉悟并努力用功，真正有所成就了吗？《李克畯字说》河东李公在至大辛亥年，为他的儿子和侄子七人制定名字和字。曾经让集申述他的用意并为他们祝愿，其中说：“思德，字克畯，是我的儿子。”九年后，他才来请求我进一步说明，陈述其中的意义来勉励自己。他请求了六七次仍不厌倦。世上给儿子取嘉美名字的人，没有像李公这样选择古语来显示训诫，深切而明白的。做儿子的，像克畯这样，知道尊重父亲的命令而不敢忽视，想办法阐明父亲的意义并努力做到的，或许很少。我虽不聪敏，难道敢不为克畯说一说吗？虽然如此，这个意义极其重大，有不容易说清的地方。你的名字和字，大概取自《帝典》“克明俊德”的话而制定。能够彰明俊德，是古代先圣最盛大的德行，而人们却常常轻易说起它，是因为没有加以考察。我听说，“俊”和“畯”字可以通用，《礼记》又写作“峻”，大概都是高大之义。所以训释者说：“俊，就是大。”而世人把“俊”理解为轻捷、聪敏、快速的名称，就错了。所谓俊彦、俊乂、俊民、俊士，都是说他们具有伟大的德性。与英、豪、髦、杰相配而言，都是说他们的才能德行高出千万人之上。然而高大的人，领会道理必定比常人容易，他的才智似乎显得轻捷，但这不是“俊”的本义。这种解释才是正确的。因此我希望你成为德行高大的俊者，而不希望你成为只有轻捷才智的俊者。然而这个说法还不周全。《传》说：“知识崇高，礼行谦下；崇高效法天，谦下效法地。”说到高大，没有比天更崇高的了。如今说“知识崇高”如同天一样，可以说已经极其高远了，却一定要接着说“礼行谦下”，把谦下比作达到地一样的程度，为什么呢？我又曾听说：知识崇高，是说知识见解超迈；礼行谦下，是说实践履行切实。推究到极致，达到成就本性、不断保存本性的境界，必定由此而来；这样便是德性越盛，礼节越恭敬，这尤其是圣学最盛大的境界。如果只想追求超迈而不切实于行动，正是求学的大弊病，善于思考“思德”含义的人不会这样做。我已经论述了高大是“俊”的意义，用来纠正把俊理解为轻捷的错误；但又担心你误把过分高远当作高远，而不知道切实做事的缘故，所以又引用《易》来说明这一点。诚心希望你能对此有所察识。我之所以不容易说却最终不敢不说，大概你也会体谅我的心意吧。《书曾仲礼字说后》圣贤千言万语，全都具载在书册中。濂洛以来，大儒君子又阐发其中深奥，辨析其中精微，明亮如日月，条理完备。求学者都可以诵读学习它们；这些都是切合自身的重要言语，是进入德性境界的现成方法。譬如田野狩猎，可以凭此找到野兽；面对茫茫原野，如果不立即让虞人引导，就会迷失方向。又譬如药物可以治病，药方药物摆满眼前，如果不请医生诊察，就会错误地对待病症。这就是通过答问来教导、使人才通达的作用，也是为什么重视从师友那里获得见闻。关于博文约礼的说法，自颜氏以来人们都依此求学，谁不知道呢？然而善于学习的人，还要向先知先觉者求取这种道理，难道只是为了外表好看吗？所以回答问题的人，怎么能不看求学者所达到的程度而笼统应答呢？我读临川先生所作《仲礼字说》，私下很有感触。它的言辞多么丰富，意义多么充足！懂得古书而实行天理，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又向他说明慎独的道理，启发他从头开始自行探求，也就可以了。又告诉他说：“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凡是不能拿来对人说的事情，他一定坚决不肯去做。就像食物摆在面前，只把它拿起来吞咽罢了。”然而能否真正用力实行，还是在于本人啊！从前刘元城向司马公求学，得到“诚”这一句话；又追问怎样做到，得到一句话：“从不说妄语开始。”回去以后，他大概反复检点、规范自己的行为，三年后才做到。这真是诚的楷模。因临川先生的话而在慎独上下功夫，做到极致就是天道。唉！难道只是追求外表好看的空话吗？仲礼刚开始担任御史行台江南时，拿出这篇说，请求我题记。御史的职务重要而繁重，有巡行、纠察、审断的劳苦，不能像经生学子那样早晚讽诵。但每当一件事务到来、一个念头发生，都必须依此求得充沛周全的应对，难道能够胜任吗？《刘仲经字说》保定人刘道传来请求取字，我给他取字仲经。他又请我说明其中的意义。韩愈说：“这个道是什么道？是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所传授的道。这几位圣人，遥远地处在几千年以前，他们的容貌已经无法看见，声音也无法听到。然而道德文章所保存的内容，礼乐刑政所记载的制度，即使在百代之后，也像亲眼见到一样，是因为有经书存在。经书是什么？就是《易》《诗》《书》《春秋》。学习这些，就是君子；违背这些，就是小人。治理天下国家，效法这些，就能治理好；违背这些，就不能治理好。承载这个道的，是经书；传授这个道的，是几位圣人所存的心意。说传授道却不以经书为根本，可以吗？”所以给他取字仲经。“经”字的本义，是说治理丝线的事情，引申为牵引伸展。所谓牵引伸展，就是依循常道而不改变，沿着正直的道路贯通前进的意思。仲经，请你试着思考它。《道园学古录》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道园学古录》卷十 元，虞集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