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阙疑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阙疑》四十五卷，元郑玉撰。其书采《左氏▯列于前，《公》、《谷》二家以下合于理者则取之。其或经有脱误，无从质证，则阙之，间附己论。如开卷「夏正」、「周正」，其事易明，存而不论，慎之至也。其序谓：「《春秋》有鲁史之旧文，圣人之特笔，不可字求其义，亦不可谓全无其义。」持论至为平允。至于朱子《纲目》，体例本仿《春秋》经传而作，序乃谓以经为纲，以传为目，仿朱子之体例，则所言不免倒置耳。玉字子美，歙县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辞。明兵入徽州，守将要致之，玉不屈死。学者称师山先生。所着有《师山集》，今亦别着于录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春秋阙疑原序
呜呼！夫子集羣圣之大成，《春秋》见夫子之大用，盖体天地之道而无遗，具帝王之法而有征。其于事也，可以因则因，可以革则革；其于人也，可以褒则褒，可以贬则贬。其为纲也，则尊王而贱霸，尊内而攘外；其为目也，则因讲信修睦、救灾恤患之事，而为朝觐、聘问、防盟、侵伐之文。其主意也，则在于诛乱臣、讨贼子；其成功也，则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拨乱世反之正，损益四代之制，着为不刋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其与天为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故《易》、《诗》、《书》言其理，《春秋》载其事，有《易》、《诗》、《书》而无《春秋》，则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尧、舜、汤、武之治可复；昧之者，桀、纣、幽、厉之祸立至。有天下国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为天下国家也哉！然在当时，游、夏已不能赞一辞，至于三家之传，左氏虽若详于事，其失也夸；公、谷虽或明于理，其失也鄙。及观其著作之意，则若故为异同之辞，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説两汉专门名家之学，则又泥于灾祥征应，而不知经之大用。唐、宋诸儒，人自为説家自为书，纷如聚讼，互有得失。程子虽得经之本防惜无全书；朱子间论事之是非，又无著述。为今之计，宜博采诸儒之论，发明圣人之防经有残阙，则考诸传以补其遗；传有譌舛，则稽诸经以证其谬。使经之大防粲然复明于世，昭百王之大法，开万世之太平，然后足以尽斯经之用，而玉也非其人也。间不自揆，尝因朱子《通鉴纲目》之例，以经为纲，大字掲之于上；复以传为目，而小字疏之于下。叙事则专于左氏，而附以公、谷，合于经者则取之；立论则先于公、谷，而叅以歴代诸儒之説合于理者则取之。其或经有脱误，无从质证，则宁阙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强为训解，传有不同，无所考据，则宁两存之，而不敢妄为去取。至于诛讨之事，尤不敢轻信传文，曲相附防，必欲狱得其情，事尽其实，则以经之所作，由于斯也。其他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盖《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固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圣人之经，辞简义奥，固非浅见臆説所能窥测，重以岁月滋久，残阙维多，又岂悬空想像所能补缀？与其强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讥于当世，孰若阙其所当阙，以俟知于后人？程子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岂无可明之义？」朱子谓：「起头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当阙之疑。玉之为是书也，折衷二説而为之义例，所以辞语重复，不避繁芜者，盖以常人之心，窥测圣人之意，虽费辞説，犹不能达其意也，况敢畧于言乎？然将以备遗忘，便检阅而已，非敢谓明经防传后世也。观者幸恕其僭。至正十五年秋九月朔，新安郑玉序。
钦定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阙疑》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阙疑》四十五卷，元代郑玉撰写。该书选取《左传》列于篇首，《公羊传》、《谷梁传》两家之说，若符合义理则予以采纳。若经文有脱落错误，无法考证印证，则留白不译，偶尔附上自己的议论。如开篇关于“夏正”、“周正”的讨论，事理容易明白，便保留而不加议论，这是极为谨慎的做法。其序言说：“《春秋》既有鲁国史官的旧文，又有圣人的特笔，不可逐字寻求其义，也不可说全无其义。”所持论调极为平正公允。至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体例本仿照《春秋》经传而作，序言却说以经为纲，以传为目，仿照朱熹的体例，那么所说的就不免本末倒置了。郑玉字子美，歙县人。元末被任命为翰林待制，因病推辞。明军攻入徽州，守将想要招致他，郑玉不屈而死。学者称他为师山先生。所著有《师山集》，现在也另行著录。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阙疑》原序
唉！孔子集众圣之大成，《春秋》体现孔子的大用，大概体现了天地的道理而没有遗漏，具备帝王的法则而有征验。对于事物，可以因循的就因循，可以变革的就变革；对于人物，可以褒扬的就褒扬，可以贬斥的就贬斥。作为纲领，则是尊崇王权而轻视霸权，尊崇内部而排斥外部；作为条目，则是依据讲求信用、修好和睦、救灾恤患的事迹，而写成朝觐、聘问、结盟、侵伐的文字。其主旨，在于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其成效，在于遏制泛滥的人欲，保存即将灭绝的天理，拨乱反正，损益四代的制度，著为不可磨灭的典籍。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的人，知道它与天道合一；怪罪的人，怪罪他以平民身份行天子之事。又说：“我想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行事上那样深切明显。”所以《易》、《诗》、《书》阐述其道理，《春秋》记载其事迹，有《易》、《诗》、《书》而没有《春秋》，那么都只是空言罢了。因此明白它的人，尧、舜、汤、武的治世可以复兴；不明白它的人，桀、纣、幽、厉的祸患立刻到来。拥有天下国家却不知道《春秋》的道理，那又凭什么治理天下国家呢！然而在当时，子游、子夏尚且不能赞一词，至于三家传注，《左传》虽然似乎详细记载事迹，其弊病在于夸张；《公羊》、《谷梁》虽然有时阐明道理，其弊病在于浅陋。等到观察它们的著述意图，则好像故意制造异同之辞，而没有一定不可更改的说法。两汉专门名家之学，又拘泥于灾异祥瑞的征验，而不知道经书的大用。唐、宋诸儒，人自为说，家自为书，纷乱如聚讼，互有得失。程子虽然领会经书的本旨，可惜没有全书；朱子偶尔论断事理的是非，又没有著述。为今之计，应当广泛采纳诸儒的议论，阐发圣人的本旨，经文有残缺，就考证传注来补充其遗漏；传注有错误，就稽查经文来证明其谬误。使经书的大旨粲然复明于世，昭示百代君王的大法，开创万世的太平，然后足以尽此经之用，而郑玉并非其人。我偶尔不自量力，曾依据朱子《通鉴纲目》的体例，以经为纲，大字标在上面；又以传为目，小字疏在下面。叙述事迹则专取《左传》，而附以《公羊》、《谷梁》，符合经义的则采纳；确立论断则先取《公羊》、《谷梁》，而参以历代诸儒的说法，符合义理的则采纳。若经文有脱落错误，无法考证印证，则宁可留白以待知者。而不敢强行训解，传注有不同，无所考据，则宁可两存，而不敢妄加取舍。至于诛讨之事，尤其不敢轻信传文，曲意附会，必定要狱得其情，事尽其实，因为经书的所作，由于此也。其他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大概《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固然不可逐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也不可说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圣人之经，辞简义奥，固然非浅见臆说所能窥测，加上岁月滋久，残阙维多，又岂能悬空想像所能补缀？与其强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讥于当世，孰若阙其所当阙，以俟知于后人？程子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岂无可明之义？”朱子谓：“起头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当阙之疑。郑玉之为是书也，折衷二说而为之义例，所以辞语重复，不避繁芜者，盖以常人之心，窥测圣人之意，虽费辞说，犹不能达其意也，况敢略于言乎？然将以备遗忘，便检阅而已，非敢谓明经传后世也。观者幸恕其僭。至正十五年秋九月朔，新安郑玉序。
钦定四
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杜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愚谓：孔子之脩《春秋》，假一国之史书，寓百王之大法，至于其名，则因其旧而不易，所谓述而不作者也。然不观诸天地，不足以知《春秋》之原；不观诸《春秋》，不足以见圣人之用。盖一生一杀而岁功成者，天地之至神；一赏一罚而治功成者，圣人之能事。错举四时以为名者，圣人未脩之《春秋》，鲁史之旧文也；法诸天地以立义者，圣人已脩之《春秋》，帝王之大法也。但圣人之经，词简义防，本非后世儒者所能测识。然圣人之意，本欲使与鲁史并行，学者求事之本末于史，而观理之曲直于经也。史则如今世吏人之文案，经则如前代主者之朱书。惜乎鲁史不存，犹頼《左传》可以考其大槩。然意左氏当时所见鲁史已无全文，故于其残阙，则妄为之説以补之，是以间有本末顚倒、是非错缪之失，而经之微防不复可见，此《春秋》之大恨也。
隐公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之子伯禽始受封于鲁，至公十三世。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諡法：不尸其位曰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杨龟山曰：「春秋之时，诗未尽亡也。黍离降为国风，则雅亡矣。雅亡则无政，春秋所为作也。」愚按：诗自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平王东迁，正在雅亡之后。播荡陵迟，至于老死，不能中兴，所谓王者之迹熄矣。圣人于是托始于隐公而作《春秋》焉。
元年
公羊氏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高氏曰：「岁在己未，是隐公之始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人君嗣位，必逾年称元者，自古天子诸侯皆然，非仲尼作《春秋》始为此法也。然诸侯嗣君得有其年，不得有其正，正朔必禀于天子，故仲尼因鲁史脩《春秋》，以正月系之王，而元年系之鲁也。董仲舒曰：「谓一为元者，示大始，欲正本也。」一元既建，累而数之，为国之久新，歴年之多少，显然可见矣。前古人君皆然，自汉文帝改后元年，孝武又因事别建年号，后世帝王遂因袭之，数年一改，以为美事，乃以改元之多寡为享国之久长。或于一岁之内有改元再三者，又一国之中有前后重复者，甚至于不待逾年而自改元，又复有改年为载者，斯皆率意妄作，又岂知《春秋》书元之义，乃万世不易之法乎？愚按：孔子之作《春秋》，所以记天下诸侯之事，而非一国之史，虽用周以纪元可也。盖周有一代之定制，所谓时王之法，孔子安敢置可否于其间？惟托之于鲁，然后可以损益三代之礼，因四王之事，而为万世之法也。然则《春秋》实夫子所以为治于天下后世者，特托鲁史以成文尔。
春王正月
公羊氏曰：「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谷梁氏曰：「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程子曰：「春，天时；正月，王正。书春王正月，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而人道立矣。」高氏曰：「夫春者，天时也；正月者，王正也。知王正月之为春，则知王道即天道矣。春秋因王命以正王道，称天王以奉天命，故先书春王正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王道也。」谢氏曰：「人君以政率天下，正天下始于是月，故年之一月谓之正月。有德然后有政，有年然后有月，故圣人以元起年，以正起月。」张氏曰：「示一统于此，而礼乐征伐之专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为谨始之书也。」胡氏曰：「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创制裁自圣心，无所述于人者，非史册之旧文矣。」愚按春王正月，或曰夏正，或曰周正，或曰以夏时▯周正，考之于经，终无定説，姑阙之以竢知者。
译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本质是一样的。它们记载的事迹都是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它们的文字风格都是史官的笔法。孔子说：‘其中的大义，是我私下窃取而来的。’”杜氏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事的人将事件系于日，将日系于月，将月系于时，将时系于年，以此来记录时间的远近、辨别事物的同异。所以史官所记载的，必定用年份来统领事件。一年有四个季节，所以交错列举季节来作为所记载内容的名称。”我认为：孔子修订《春秋》，是借用一国的史书，寄托历代帝王的大法，至于它的名称，则沿袭旧称而不改变，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然而，不观察天地，不足以知晓《春秋》的本原；不观察《春秋》，不足以看见圣人的功用。大概一生一杀而成就岁功的，是天地最大的神妙；一赏一罚而成就治功的，是圣人的才能。交错列举四时作为名称的，是圣人未修订之前的《春秋》，即鲁史原有的文字；效法天地来确立大义的，是圣人修订之后的《春秋》，即帝王的大法。只是圣人的经典，言辞简略而义理深奥，本来就不是后世儒者所能推测认识的。然而圣人的本意，原本是想让它与鲁史并行，学者在史书中寻求事件的始末，而在经典中观察义理的曲直。史书就像当今官吏的文案，经典就像前代主管者的朱笔批注。可惜鲁史没有保存下来，还依赖《左传》可以考察其大概。然而推测左氏当时所见的鲁史已经没有全文，所以在那些残缺的地方，就随意编造说法来补充，因此偶尔有始末颠倒、是非错谬的错误，而经典中细微的义理就不再可见，这是《春秋》的一大遗憾。
隐公
隐公名息姑，是惠公的儿子，姓姬，爵位为侯。从周公的儿子伯禽开始在鲁地受封，到隐公已是第十三代。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谥法规定：不尸位素餐而有所作为的称为“隐”。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佚，《诗》亡佚之后《春秋》才作出来。”杨龟山说：“《春秋》时代，《诗》并没有完全亡佚。《黍离》降格为《国风》，那么《雅》就亡佚了。《雅》亡佚就没有政教，这正是《春秋》所作的原因。”我认为：《诗》自从《黍离》降格为《国风》而《雅》亡佚，平王东迁，正是在《雅》亡佚之后。动荡衰败，直到老死，不能中兴，这就是所谓的王者踪迹熄灭了。圣人于是假托从隐公开始而作《春秋》。
元年
公羊氏说：“元年是什么意思？是君主开始执政的年份。”高氏说：“岁在己未，这是隐公执政的起始年份，也就是周平王的四十九年。”君主继承王位，必定要过了一年才称元年，自古天子诸侯都是这样，并非孔子作《春秋》才开始采用这种体例。然而诸侯的继位君主可以拥有自己的年号，但不能拥有正朔，正朔必须禀承于天子，所以孔子依据鲁史修订《春秋》，将正月系于周王，而将元年系于鲁国。董仲舒说：“将一称为元，是显示伟大的开始，想要端正根本。”一个元既已确立，累积计数，国家的久新、历年的多少，就显而易见了。前代的君主都是这样，自从汉文帝改变后以元年纪年，汉武帝又因事另外建立年号，后世的帝王就沿袭这种做法，几年就改一次，认为是美事，竟然以改元的多少作为在位时间长短的标志。有的在一岁之内改元两三次，有的在一个国家之中前后重复，甚至有的不等到过年就自己改元，又有改年号为载的，这都是随意妄作，又哪里知道《春秋》书写“元”字的意义，是万世不变的法度呢？我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记载天下诸侯的事迹，而不是一国的史书，虽然用周朝来纪元也可以。因为周朝有一代的定制，即所谓当今天子的法度，孔子怎敢在其中置可否呢？只有假托于鲁国，然后才可以损益三代的礼制，依据四位先王的事迹，而制定万世之法。那么《春秋》实际上是孔子用来治理天下后世的，只是假托鲁史来成文罢了。
春王正月
公羊氏说：“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是王的正月。为什么说王的正月？是为了尊大一统。”谷梁氏说：“即使没有大事，也必定举出正月，是为了慎重开始。”程子说：“春，是天时；正月，是王的正朔。书写春王正月，是显示人君应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白了这个意义，就知道王与天一样伟大，而人道就确立了。”高氏说：“春是天时，正月是王正。知道王的正月就是春，就知道王道就是天道了。《春秋》依据王的命令来端正王道，称天王来奉行天命，所以先书写春王正月，而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迹，都是天理王道。”谢氏说：“人君以政令率领天下，端正天下是从这个月开始的，所以一年中的第一个月称为正月。有德行然后有政令，有年然后有月，所以圣人用元来起始年，用正来起始月。”张氏说：“在此显示一统，而专擅礼乐征伐的人，依次得以端正。这就是元年春王正月，之所以成为慎重开始的记载的原因。”胡氏说：“正次于王，王次于春，这是立法创制制裁出自圣人的内心，没有沿袭别人的，不是史册原有的文字了。”我认为春王正月，有人说夏正，有人说周正，有人说用夏时的周正，考证经典，终究没有定论，暂且空缺以待知者。
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张氏曰：「鲁侯爵而称公者，臣子之辞。夫子鲁人也，书他国诸侯侵伐盟会，则从其本爵，而鲁独书公，盖父母之邦，从臣子所称，所以崇敬也。」谷梁氏曰：「及者何？内为志焉尔。」公羊氏曰：「及犹汲汲也。」程子曰：「盟誓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所不禁也。盟而不信，则罪也。诸侯交相盟誓，乱世之事也。凡盟，内为主称及，外为主称会。在鲁地，虽外为主亦称及，彼来而此及之也。两国以上皆称会，彼盟而往防之也。邾，附庸国。邾子克，字仪父。附庸之君，例称字，同王臣也。在外则称名，降于内也。」谢氏曰：「诸侯敎命皆受之王，而达之民也。礼乐不敢擅出，禁令不敢擅行，制度不敢擅革，臣子之道也。春秋之乱，列国讲好脩令，不复请命天子，而擅相为盟，上命由此不行，而王纲由此坏矣。凡书盟，以罪诸侯之专也。脩德礼，明信义，正法令，大国得小国之道也。德礼脩而小国懐信义明而小国服，法令适宜而小国畏，又奚待盟约相要而后协哉？春秋之乱，诸侯好修令，不正其本，而劫之以盟，诚意由此不明，而邦国由此不亲矣。凡书盟，以示诸侯之失道也。」高邮孙氏曰：「盟会则以主会为首，侵伐则以主兵为首，所以轻重之也。」临江刘氏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国五十里，不及五十里，附于诸侯曰附庸。」愚按：元年为蔑之盟，七年为伐邾之举，比事而观，善恶着矣。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已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已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啓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谷梁氏曰：「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程子曰：「郑伯失为君之道，无兄弟之义，故称郑伯而不言弟。克，胜也，言胜见段之强。使之强，所以致其恶也。不书奔，义不系于奔也。」杨龟山曰：「其始畏父母、诸兄之言，所谓小不忍也，而卒害之。其为言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又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其弗制也，姑稔其恶也。书曰『郑伯克段于鄢』，则克段者，郑伯而已，非国人所欲也。」胡安定先生曰：「郑伯，兄也，不能敎弟，以养成其恶，是兄不兄、弟不弟，故圣人书以交讥之。」家氏曰：「郑庄始也从母之命，封段于京，以是为孝，卒之以段之故，誓母于颍，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孝安在焉？使郑庄于请制、请京之时，裁之以义，谕之以礼。」感之以诚，与其所当与，勿与其所不可与，则段不至于逆，公不烦于讨，而郑无事矣。吁！惟知孝弟之道者，而后可以语此，吾于郑庄何责？愚谓姜氏欲之，焉避害之言，庄公固不能胜其母也。然不能胜母者，情也；制之以礼者，义也。圣贤于此，安肯舍礼法、纵情欲，而陷其亲于不义乎？亦必有道也。孟子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译鲁公即位后想与邾国交好，所以举行了蔑地之盟。张氏说：“鲁侯爵位是侯，却称公，这是臣子的说法。孔子是鲁国人，记载其他诸侯国的侵伐盟会，就依照他们原本的爵位，唯独鲁国记载为公，大概是因为父母之邦，顺从臣子的称呼，以此来表示崇敬。”谷梁氏说：“‘及’是什么意思？表示鲁国内心有意愿。”公羊氏说：“‘及’就像急切的样子。”程子说：“盟誓用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并不禁止。盟誓而不守信，就是罪过。诸侯互相盟誓，是乱世的事情。凡是盟誓，以鲁国为主称‘及’，以外国为主称‘会’。在鲁国境内，即使以外国为主也称‘及’，那是对方来而鲁国应接。两个以上国家都称‘会’，那是对方盟誓而鲁国前往防备。邾，是附庸国。邾子克，字仪父。附庸国的君主，惯例称字，等同于王的臣子。在境外则称名，是降低身份。”谢氏说：“诸侯的教令都接受于天子，而传达给百姓。礼乐不敢擅自制定，禁令不敢擅自施行，制度不敢擅自变革，这是臣子的道理。春秋时期的混乱，各国讲求友好修定法令，不再向天子请示，而擅自互相盟誓，天子的命令因此不能施行，而王纲因此败坏了。凡是记载盟誓，是为了谴责诸侯的专断。修明德礼，明信义，正法令，是大国对待小国的道理。德礼修明而小国归附，信义明确而小国服从，法令适宜而小国畏惧，又何必等待盟约互相约束而后协调呢？春秋时期的混乱，诸侯喜好修定法令，不端正根本，而用盟誓胁迫，诚意因此不明，而邦国因此不亲近。凡是记载盟誓，是为了显示诸侯的失道。”高邮孙氏说：“盟会以主持盟会的人为首，侵伐以主持军事的人为首，以此来区分轻重。”临江刘氏说：“公侯封地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国五十里，不到五十里，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我按：元年举行蔑地之盟，七年进行讨伐邾国的举动，对比事情来看，善恶就明显了。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
起初，郑武公在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寤生，于是姜氏讨厌他。姜氏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地。庄公说：“制，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城邑听凭吩咐。”姜氏请求京地，庄公让共叔段居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大叔。祭仲说：“都邑超过三百丈，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地不合制度，不符合先王的制度，您将不能忍受。”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哪里能避开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有什么满足的？不如早点为他安排，不要让他滋长蔓延。蔓延，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尚且不能清除，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自己倒下，您姑且等着看。”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北部的边邑同时臣属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您将怎么办？想把国家给大叔，臣请求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求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将自己招致祸患。”大叔又收取两属的边邑作为自己的城邑，直到廪延。子封说：“可以了，势力雄厚将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不亲，势力雄厚将崩溃。”大叔修筑城墙，聚集百姓，修整甲兵，准备步兵战车，将袭击郑国。夫人将为他开城门。庄公听说他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乘去讨伐京地。京地背叛大叔段，段逃入鄢地，庄公在鄢地讨伐他。五月辛丑，大叔逃奔到共国。于是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对她发誓说：“不到黄泉，不相见。”不久后悔了。谷梁氏说：“段，是弟弟，却不称弟弟；是公子，却不称公子，是贬低他。段失去了子弟的道理，轻视段而更责备郑伯。”程子说：“郑伯失去了为君的道理，没有兄弟的情义，所以称郑伯而不说弟弟。克，是战胜，说战胜可见段很强。使他强，所以导致他的恶。不记载逃奔，道义不系于逃奔。”杨龟山说：“起初畏惧父母、诸兄的话，所谓小不忍，而最终害了他。他的话说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又说‘不义不亲，厚将崩’，不制止他，姑且让他的恶成熟。记载说‘郑伯克段于鄢’，那么克段的，只是郑伯，不是国人所想要的。”胡安定先生说：“郑伯，是哥哥，不能教导弟弟，以致养成他的恶，是兄不兄、弟不弟，所以圣人记载以互相讥讽。”家氏说：“郑庄起初听从母亲的命令，封段于京，以此认为是孝，最终因为段的缘故，在颍地发誓给母亲，说‘不到黄泉，不相见’，孝在哪里？假使郑庄在请求制、请求京的时候，用义来裁断，用礼来晓谕。”用诚意感动，给他应当给的，不给他不可给的，那么段不至于叛逆，公不烦于讨伐，而郑国就没事了。唉！只有知道孝悌之道的人，然后可以谈论这个，我对郑庄有什么责备？我认为姜氏想要这样，哪里能避开祸害的话，庄公固然不能战胜他的母亲。然而不能战胜母亲，是情；用礼来制约，是义。圣贤在这里，怎肯舍弃礼法、放纵情欲，而陷他的亲人于不义呢？也必定有办法。孟子说：“仁人对于弟弟，不藏怒，不宿怨
焉，亲爱之而已矣。」使郑伯之于段，如舜之于象，封之有庳，使吏治之，而段不得有为，则段长有京城，而郑无患矣，岂有置姜氏于城颍之祸哉？此所谓从父之令为非孝也。
译罢了，只要亲近爱护他就行了。”假使郑庄公对待共叔段，能像舜对待象那样，将他封在妫水之滨，派官吏去治理，使共叔段无法有所作为，那么共叔段就能长久地保有京城，而郑国也没有祸患了，哪里还会有姜氏在城颍引发的祸患呢？这就是所说的顺从父亲的命令反而是不孝。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公羊氏曰：「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谷梁氏曰：「乘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赙。」髙邮孙氏曰：「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不曰夫人而系之惠公者，不正其为夫人，故从夫以别之，见失礼者夫也。仲子卒于春秋之前，天王至是而来赗之耳。」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称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讨曰天讨。尽此道者，王道也；后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称天王以奉天命。夫妇人伦之本，最当先正。春秋之时，嫡妾僭乱，圣人尤谨其名分。男女之配，终身不变者也。大夫而下，内无主则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礼。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亡，可以摄治，无再娶之礼。以夫人礼赗人之妾，不天乱伦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义未见，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见其不王。」胡氏曰：「王朝公卿书官，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仲子，惠公之妾尔，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是加冠于屦，人道之大经拂矣！夫天王，纪法之宗也；六卿，纪法之守也。议纪法而修诸朝廷之上，则与闻其谋；颁纪法而行诸邦国之间，则专掌其事。而承命以赗诸侯之妾，是坏法乱纪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贬而书名，以见宰之非宰矣。」程氏学曰：「成风之丧，亦妾母也。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王使召伯来会葬，俱不称天者，以明无天道也。前之所以书天者，不如是无以见王者当奉若天道；后之所以去天者，不如是无以见弗克若天也。春秋谨严，大法可见。」愚按：春秋之前，王未有称天者。王称天王，《春秋》立法创制，圣人之特笔也。天子而知此，则必以天自处而不敢自轻；诸侯而知此，则必以天事王而不敢自肆。此则《春秋》以天书王之意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胡氏曰：「内称及，外称人，皆微者。其地以国，宿亦与焉。微者盟会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国之君也。凡书盟者恶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载之法，诅祝作其词，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约。《苏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夫盟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犹不禁也，而谓凡书盟者恶之，可乎？」曰：「盟以结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时，会而歃血，其载果掌于司盟，犹不以为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倾危之习哉！」谢氏曰：「元年及宋人盟，十年伐宋，败宋师，盟不足以结邻可知也。故人君务修刑政以服四邻。」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左氏曰：「非王命也。」谷梁氏曰：「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防弓鍭矢不出境场，束修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贰之也。」胡氏曰：「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党之原，为后世事君而有贰心者之明戒也。」谢氏曰：「春秋首夺祭伯之朝，而王臣擅命私交之罪着矣。」
公子益师卒
程子曰：「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复请命，故诸侯之卿皆不书官，不与其为卿也。惟宋王者后，得自命官，故独宋卿书官。卿者，佐君以治其国，其卒国之大事故，书于此，见君臣之义矣。或日或不日，因旧史也。」
二年春公防戎于潜
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程子曰：「周室旣衰，絶域之民有散居中国者，方伯大国眀大义以攘斥之，义也；其余列国，慎固封守可也。若与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谓以固吾圉，所以启其乱源也。故《春秋》中外之辨尤谨。」张氏曰：「惠公与之有好，旣失之矣。隐公眀内外之辨，修戎政而絶其好会，可也。不能絶之，而与盟于后，故于此书曰『会戎』，所以讥隐公降国君之尊，失中国之重，不修攘斥，以啓其冦
译秋季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前来送还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
公羊氏说：“赗，大概是用马，用驾车的马和成束的丝帛。”谷梁氏说：“驾车的马叫赗，衣服被褥叫襚，贝玉叫含，钱财叫赙。”高邮孙氏说：“仲子是惠公第二次娶的夫人。不称夫人而附属于惠公，是因为不认为她做夫人是正当的，所以跟随丈夫来区别她，表明失礼的是丈夫。仲子死在《春秋》记载之前，周天子直到这时才来送助丧财物。”程子说：“王者奉行天道，所以称天王；他的命令叫天命，他的征讨叫天讨。完全遵循这种道的，是王道；后世凭借智力和武力把持天下的，是霸道。《春秋》借王命来端正王法，称天王来奉行天命。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最应当首先端正。《春秋》时代，嫡妻和妾室僭越混乱，圣人尤其谨慎地对待名分。男女的配偶，是一生不变的。大夫及以下的人，家中没有主妇，家道就不能建立，所以不得已有再娶的礼节。天子诸侯，内职齐备，皇后夫人去世，可以代理治理，没有再娶的礼节。用夫人的礼节去送诸侯的妾的助丧财物，不是大大扰乱伦常吗！然而《春秋》开始的时候，天王的道义还没有显现，所以不能去掉‘天’字而直呼宰咺的名字，以此来显示他不像天王。”胡氏说：“王朝的公卿记载官职，大夫记载字，上士、中士记载名，下士记载人。仲子只是惠公的妾罢了，以天王的尊贵向下送诸侯的妾的助丧财物，这是把帽子加在鞋子上，人伦的大纲被违背了！天王是法纪的宗主；六卿是法纪的守护者。在朝廷上议论法纪并修定它，就参与谋划；颁布法纪并在各国间实行，就专门掌管这件事。而接受命令去送诸侯的妾的助丧财物，这是败坏法纪从王朝开始的。《春秋》重视嫡妻和妾室的区别，所以特意贬低而记载宰咺的名，以显示宰咺不像宰咺了。”程氏学说：“成风的丧事，也是妾母。周王派遣荣叔来送含玉和助丧财物，周王派遣召伯来会葬，都不称天王，是为了表明没有天道。以前之所以记载天王，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显示王者应当奉行天道；以后之所以去掉天王，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显示不能奉行天道。《春秋》严谨，大法可见。”我按：《春秋》之前，周王没有称天王的。周王称天王，是《春秋》立法创制，圣人的特笔。天子如果知道这一点，就必定以天来要求自己而不敢轻视自己；诸侯如果知道这一点，就必定以天来侍奉周王而不敢放纵自己。这就是《春秋》用天王来记载周王的意思。
九月，鲁国与宋国人盟会于宿。
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宋国军队。隐公即位后谋求和解。九月，与宋国人盟会于宿，开始互通往来。胡氏说：“内称及，外称人，都是地位卑微的人。地点以国名，宿国也参与了。地位卑微的人盟会不记载于《春秋》，这里记载，是因为有宿国的国君。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厌恶的。”有人说：“《周官》有司盟掌管盟誓的法则，诅祝制作誓词，玉府提供器物，戎右执行事务，太史收藏盟约。《苏公》也说：‘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盟誓用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尚且不禁止，却说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厌恶的，可以吗？”回答说：“盟誓用来结信，不是先王想要而不禁止。等到道德衰败，想要禁止而不能。《春秋》时代，会盟而歃血，盟约果然由司盟掌管，尚且不认为是好的，又何况私下要誓，轻慢鬼神，触犯刑政，以养成倾危的习惯呢！”谢氏说：“元年与宋国人盟会，十年伐宋，打败宋国军队，盟会不足以结交邻国可以知道了。所以国君致力于修明刑政来使四邻顺服。”
冬季十二月，祭伯来。
左氏说：“不是周王的命令。”谷梁氏说：“来，是来朝见。为什么不说是朝见呢？王畿内的诸侯，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会见诸侯。不认为他的外交是正当的，所以不承认他是朝见。防止弓矢不出境，束修之肉不行于境中，有至尊者，不贰心。”胡氏说：“人臣道义上无私交，大夫没有君命不越境。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杜绝朋党的根源，给后世事君而有二心的人明确的警戒。”谢氏说：“《春秋》首先剥夺祭伯的朝见，而王臣擅命私交的罪过就显明了。”
公子益师去世。
程子说：“诸侯的卿，必定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再请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记载官职，不承认他们是卿。只有宋国是王者的后代，得以自命官，所以唯独宋国的卿记载官职。卿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他们去世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在这里，显示君臣的道义。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日期，是因为沿袭旧史。”
二年春季，鲁公在潜地防备戎人。
修好惠公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盟会，鲁公推辞。程子说：“周室已经衰微，绝域之民有散居在中国的，方伯大国阐明大义来排斥他们，是义；其余列国，谨慎巩固封守就可以了。如果与他们和好以免受侵暴，不是所谓巩固我的边疆，所以开启乱源。所以《春秋》内外之辨尤其谨慎。”张氏说：“惠公与他们有友好关系，已经失去了。隐公阐明内外之辨，修明戎政而断绝他们的友好会盟，是可以的。不能断绝，而在后来盟会，所以在这里记载为‘会戎’，用来讥讽隐公降低国君的尊严，失去中国的庄重，不修明排斥，以开启寇患。”
乱之阶也。」高氏曰：「隐公居丧，未会诸侯于王朝，而先与戎会，是诚何心哉！及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则鲁会戎盟，适所以贻王室之患耳，此《春秋》之所诛也。」谢氏曰：「礼，时见曰会，则无非时者；会以训上下，以正班爵，以叙长幼，则防无非事者。《春秋》之世，强凌弱，小役大，讲好无节，出师无义，构事者旁午交兴，畏命者奔走不息。故列国欲相亲则为会，欲求盟则为会，欲合众则为会，以致劳民蠧财，弃国弛政，纷然会于郊境之间。凡书会，以罪诸侯之非法也。结之以恩，懐之以德，绥戎之道也。人君曷尝屈辱于戎哉！隐公欲修好而与戎会于郊，弱邦国之势，啓外冦之心，适以招患而已。《春秋》书『会戎于潜』，以示诸侯御戎之失道也。治政中国为善，人材中国为强，甲兵中国为利，修此以待彼，而四方莫敢不服，况于一戎之小乎？故有国家者，患内不修，不患外不顺；患内不强，不患外不畏。」
译这是导致祸乱的开端。」高氏说：「隐公在守丧期间，没有先朝见天子与诸侯会盟，却先与戎人相会，这究竟是何居心！等到周天子派遣凡伯前来鲁国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掳掠而归，那么鲁国与戎人结盟，正好给王室带来祸患，这是《春秋》所谴责的。」谢氏说：「按照礼制，按时相会称为‘会’，那么就没有不合时宜的；通过会盟来训导上下尊卑，端正爵位等级，排列长幼次序，那么就没有无端生事的情况。《春秋》时代，强国欺凌弱国，大国役使小国，讲和没有节制，出兵没有道义，挑起事端的人纷繁交错，畏惧天命的人奔走不停。所以各国想要亲近就结会，想要求盟就结会，想要聚合众人就结会，以至于劳民伤财，荒废国政，纷纷在边境郊野会盟。凡是记载‘会’，是为了谴责诸侯不合礼法。用恩义来联结，用德行来安抚，这是安抚戎人的正道。君主何曾向戎人屈辱过！隐公想要修好而与戎人在郊外相会，削弱了邦国的威势，开启了外寇的野心，正好招致祸患罢了。《春秋》记载‘在潜地会盟戎人’，是为了显示诸侯抵御戎人的失道。治理内政，中原地区最为善治；人才，中原地区最为强大；甲兵，中原地区最为锋利。修养这些来等待对方，那么四方没有谁不敢服从，何况一个小小的戎国呢？所以拥有国家的人，担忧的是内部不修治，不担忧外部不顺从；担忧的是内部不强盛，不担忧外部不畏惧。」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取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胡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莒人入向，以姜氏还，此所谓按也。春秋书曰莒人入向，此所谓断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国都；以义言之，入者逆而不顺。莒称人，小国也。」张氏曰：「莒以一妇人之故，擅兴兵入人之国都，王法所当诛也。」家氏曰：「夫妇人伦之始，国君所与共承祭祀、刑家以治其国者也。向姜不安莒，是必有故，莒子当知所以自反。今也遽以兵入人之国都而夺其去妻以还，此非还妻之道也。」
无骇帅师入极
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时，诸侯自命。已赐族者则书族，不书者未赐也。」谢氏曰：「师大众；极，小国。以大众入小国，残虐之大者也。方是时，天王无讨罪之威，方伯连帅无致伐之义，故莒人、无骇肆虐而弗能正，向、极小国被害而弗能救也。观莒人入向、无骇入极，而上下不知治罪，可见矣。」朴乡吕氏曰：「自僖以前，书大夫帅师者九；自文而后，书大夫帅师者百有八焉。世之相去畧同，而帅师之多寡不侔若是，盖其始也，大夫之专权犹寡，其终也，则视以为常矣。然则无骇其始欤？据事直书，义自见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程子曰：「戎荐居，而与之盟，非义也。」程氏学曰：「诸侯与诸侯盟誓已曰不可，况与戎人防血要言哉！」胡氏曰：「前此盟不日，盟于唐书日，谨之也。」高氏曰：「唐，我地，彼来而我及之也。」谢氏曰：「戎人嗜好无厌，其有求也，不正以义，不结以威，彼将肆其所欲，则吾将有所不堪。隐公旣与戎会于潜，又与戎出盟于唐，其不能制戎可知也。会，与之相见而已；盟，则以事相要，非特相见也。与戎防血要言，非特不能制戎也，又将受制于戎矣。故戎不难治也，中国自轻，然后戎见陵；中国自强，然后戎不为寇。」愚按：春书会戎于潜，秋书盟戎于唐，所以责鲁者至矣。比事而观，使鲁能辞潜之会，则无盟戎之辱；旣无盟戎之辱，又安有戎伐凡伯于楚邱之祸哉！然则隐公能守周公、鲁公之旧法，以礼自立，岂惟鲁无侵辱之患，王室亦且尊安矣。此《春秋》于盟戎之事，所以防罪鲁侯而不责戎人也。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杜氏曰：「裂繻，纪大夫。」公羊氏曰：「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入国称夫人。」妇人谓嫁曰归。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何以书？讥不亲迎也。谷梁氏曰：「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胡氏曰：「鲁哀公问：『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对曰：『合二姓之好，以为宗庙社稷主，君何谓已重乎？』《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则世子而亲迎也。韩侯娶妻，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则诸侯而亲迎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人伦之本也。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归赗以讥乱法，书履緰逆女以志变常，众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礼严矣。」
纪子伯莒子盟于宻
程子曰：「阙文也。」胡氏曰：「甲戌、己丑、夏五、纪子伯、莒子盟于宻之类，或曰：『本据旧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传受，承误而不敢增者也。』阙疑而慎言其余可矣，必曲为之説则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程子曰：「薨者，上坠之声。」谷梁氏曰：「夫人者，隐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胡氏曰：「邦君之妻，国人称之曰小君，卒则书薨以明齐也；先卒则不书葬以明顺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入《春秋》之始，于子氏书薨不书葬，明示大伦。茍知其义，则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
郑人伐衞
元年，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衞。衞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衞南鄙。至是，郑人伐衞，讨公孙滑之
译夏季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
莒国国君从向国娶妻，向国的姜氏因不适应莒国生活而返回娘家。夏季，莒国人攻入向国，将姜氏接回。胡氏说：“莒国国君从向国娶妻，向国的姜氏因不适应莒国而返回，莒国人攻入向国，将姜氏接回，这就是所谓的‘按’（依据事实）。《春秋》记载为‘莒人入向’，这就是所谓的‘断’（评判）。从事理上讲，‘入’是指进入其国都；从道义上讲，‘入’是指违背常理而不顺从。莒国被称为‘人’，是因为它是小国。”张氏说：“莒国因为一个妇人的缘故，擅自兴兵攻入他国国都，这是王法所应当诛杀的。”家氏说：“夫妇是人伦的开端，国君与之共同承担祭祀、治理家庭以治理国家。向国的姜氏不适应莒国，必定有其原因，莒国国君应当知道自我反省。如今却急忙带兵攻入他国国都，强行夺回离去的妻子带回来，这不是接回妻子的正道。”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
司空无骇攻入极国，费国的庈父战胜了无骇。程子曰：“古代卿大夫都受命于天子，春秋时期，诸侯自行任命。已经赐给族氏的就记载族氏，不记载的则是尚未赐给族氏。”谢氏说：“‘师’指大军；‘极’是小国。用大军攻入小国，是极大的残虐。当时，周天子没有讨伐罪人的威严，方伯连帅没有征伐不义的道义，所以莒国人、无骇肆虐而不能被纠正，向、极这些小国受害而不能被救援。观察莒人攻入向国、无骇攻入极国，而上下都不知道治罪，由此可见一斑。”朴乡吕氏说：“从僖公以前，记载大夫率领军队的有九次；从文公以后，记载大夫率领军队的有一百零八次。时代相隔大致相同，而率领军队的多寡如此悬殊，大概起初大夫专权还少，后来则视为常事了。那么无骇就是开端吗？据事直书，其中的道义自然显现。”
秋季八月庚辰日，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戎人请求结盟，秋季，在唐地结盟，是重新修好戎人的关系。程子曰：“戎人居住杂乱，与他们结盟，是不合道义的。”程氏学说：“诸侯与诸侯盟誓已经说不通，何况与戎人歃血立誓呢！”胡氏说：“以前的盟誓不记载日期，在唐地结盟记载了日期，是表示慎重。”高氏说：“唐，是鲁国的土地，戎人来到鲁地，鲁公才与他们结盟。”谢氏说：“戎人嗜好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们的要求，如果不以道义纠正，不以威势约束，他们就会肆意妄为，那么我们就会有所不堪。隐公既在潜地与戎人会盟，又在唐地与戎人结盟，其不能制服戎人是可以预知的。会盟，只是与他们相见；结盟，则是以事情相互约束，不仅仅是相见。与戎人歃血立誓，不仅仅是不能制服戎人，还将受制于戎人了。所以戎人不难治理，中原国家自己轻视自己，然后戎人才敢欺凌；中原国家自己强大，然后戎人才不敢为寇。”我按：春季记载在潜地与戎人会盟，秋季记载在唐地与戎人结盟，所以对鲁国的责备到了极点。对比事情来看，如果鲁国能推辞潜地的会盟，就没有与戎人结盟的耻辱；既然没有与戎人结盟的耻辱，又怎么会有戎人在楚邱攻打凡伯的祸患呢！那么隐公如果能遵守周公、鲁公的旧法，以礼制自立，不仅鲁国没有侵辱的忧患，王室也将尊贵安宁。这就是《春秋》在盟戎这件事上，防备罪责归于鲁侯而不责备戎人的原因。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冬季十月，伯姬嫁到纪国。
杜氏说：“裂繻，是纪国的大夫。”公羊氏说：“女子在本国称为‘女’，在途中称为‘妇’，进入夫家称为‘夫人’。”妇人出嫁称为“归”。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婚礼不称主人。为什么记载？是讥讽不亲迎。谷梁氏说：“迎娶女子，应当亲自去。派大夫去，是不合正道的。”胡氏说：“鲁哀公问：‘戴着礼帽亲自去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回答说：‘结合两姓的友好，为了宗庙社稷的主宰，国君为什么说太隆重呢？’《诗经》说‘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那么世子也亲自迎娶。韩侯娶妻，是蹶父的女儿，韩侯在蹶父的乡里迎娶，那么诸侯也亲自迎娶。有了夫妇然后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是人伦的根本。迎娶女子必须亲自去，派大夫是不合正道的。进入《春秋》的开端，记载宰咺送葬具以讥讽扰乱法度，记载履緰迎娶女子以记录违背常理，众妾的份位确定了，大婚的礼仪严肃了。”
纪国的子伯与莒国国君在宻地结盟。
程子曰：“这是缺文。”胡氏说：“甲戌、己丑、夏五、纪子伯、莒子盟于宻之类，有人说：‘原本依据旧史，沿袭而不能增益的。’有人说：‘先儒传授，承袭错误而不敢增加的。’对缺漏存疑而谨慎地谈论其余部分就可以了，一定要曲折地为之解说就穿凿了。”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
程子曰：“‘薨’，是向上坠落的声音。”谷梁氏说：“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去世而不记载安葬，夫人的道义，是顺从国君的。”胡氏说：“国君的妻子，国人称她为小君，去世就记载‘薨’以表明地位相等；先于国君去世就不记载安葬以表明顺从。有了夫妇然后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有君臣。进入《春秋》的开端，对于子氏记载去世而不记载安葬，明示大伦。如果知道其中的道义，那么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家道就端正了。”
郑国人攻打卫国。
元年，郑国共叔段的叛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王室的军队、虢国的军队攻打卫国的南部边境。至此，郑国人攻打卫国，讨伐公孙滑的
乱也。程氏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时，诸侯擅相侵伐，举兵以侵伐人，其罪着矣。春秋直书其事，而责常在被侵伐者，盖彼加兵于己，则当引咎自辨，喻之以礼义，不得免焉，则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与战，则以与战者为主，处已絶乱之道也。衞服，故不战。衞服可免矣，郑之擅兴戎，王法所不容也。」谢氏曰：「伐，讨罪之词也；侵，则以彼犯此、此犯彼也。故春秋之兵，执言讨罪为伐，无名攻掠为侵。虽然，以义伐不义者，治国之伐也；以不义伐不义者，乱国之伐也。春秋以义行伐者寡矣。若夫彼善于此，恶有重轻，则观乎其事而得失见矣。」胡氏曰：「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愚按：《春秋》所书侵伐，皆因当事出师之名而录之耳，非有所予夺于其间也。若曰因侵伐以寓褒贬之意，则征伐自天子出，非诸侯之所得专也。然则《春秋》凡书侵伐，皆罪也。至于齐、晋伯业之盛衰，则或间有微意焉。夫衞人党恶伐郑以取廪延，固不为无罪。元年郑人以王师、虢师伐衞南鄙，亦足以声其罪矣，故《春秋》不书以责衞也。至是不由王命而又兴师以伐衞，则已甚矣，故《春秋》书之以罪郑也。
译这属于祸乱。程氏说：“天下政治清明时，礼乐和征伐的权力都出自天子。春秋时期，诸侯擅自互相侵伐，发兵去侵犯别人，他们的罪责就很明显了。《春秋》直接记载事实，而责备的对象常常是被侵伐的一方，大概是因为对方对自己施加武力，就应当引咎自责，用礼义来晓喻对方；如果无法免除祸患，就应当巩固自己的边疆，向天子或方伯报告。如果因愤怒而与之交战，那么交战的一方就处于主动地位，这是断绝祸乱之道的方法。卫国服从（王命），所以不交战。卫国服从，就可以免罪了，郑国擅自发动战争，是王法所不容许的。”谢氏说：“‘伐’，是声讨罪过的用语；‘侵’，则是彼此互相侵犯。所以春秋时期的军事行动，以正义名义讨伐罪过称为‘伐’，没有名义的攻掠称为‘侵’。虽然如此，以正义讨伐不正义的，是治理国家的征伐；以不正义讨伐不正义的，是祸乱国家的征伐。春秋时期以正义进行征伐的情况很少。至于双方善恶程度不同，罪恶有轻重之分，那么观察具体事情，得失就显现出来了。”胡氏说：“声讨罪过而进行征讨称为‘伐’，秘密出兵掠夺边境称为‘侵’。”我按：《春秋》所记载的侵伐，都是根据当事方出师的名义来记录的，并没有在其中有所褒贬取舍。如果说通过记载侵伐来寄托褒贬之意，那么征伐应当出自天子，不是诸侯所能专断的。既然如此，《春秋》凡是记载侵伐，都是罪责。至于齐、晋霸业的盛衰，则偶尔有细微的寓意。卫国人结党于恶，征伐郑国以夺取廪延，本来就没有无罪。元年郑国人率领王师、虢师征伐卫国南部边境，也足以声讨他们的罪过了，所以《春秋》不记载以责备卫国。到了这时，不遵从王命却又兴师征伐卫国，那就太过分了，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罪责郑国。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则书王二月；在三月，则书王三月。无事则书时、书首月。盖有事则道在事，无事则存天时、王朔。天时备则岁功成，王道存则人理立，《春秋》之大义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何者？也，太阳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灾而非异也。临江刘氏曰：「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之记失也。」谢氏曰：「日食，天变之大者也。天人一气，故人事与天变相应，犹影响相随。日变见于上，则人事沴于下。人君不知恐惧脩省，则祸败至矣。周之盛时，日非无食也，所以上下顺治而无患者，盛德之君能使人事不随日食更变而已。故日食一也，德足以弭变则灾害消，德不足以弭变则灾害起。故《春秋》日食必书，以为人君警惧之戒。」胡氏曰：「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灾咎象也。克谨天戒，则虽有其象而无其应；弗克畏天，灾咎之来必矣。」愚谓不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者，有者，自外至之词，盖阳弱而阴来食之也。然则阳气弱则阴得以食之，君德衰则臣得以干之矣，此有食之之谓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谷梁氏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程子曰：「崩，上坠之形。四海之内皆当奔赴，鲁君不往，恶极罪大，不可胜诛，不书而自见也。」胡氏曰：「诸侯为天王服斩缞，礼当以所闻先后而奔防今平王崩，周人来讣，而隐不往，是无君也。」谢氏曰：「天王升遐，王室变故之大者也。诸侯以臣事君，犹以子事父，其闻赴也，近者当奔丧，逺者当会葬，臣子哀痛之情也。周衰，列国朝聘不修，征伐自擅，告戒不以王命而专盟，出入不以王事而专会，臣子之礼扫地尽矣。故天王之崩也，丧不奔，葬不会，或以卿往而身不行，或以微臣往而卿不出。春秋或书卿会葬，或书葬不书卿，或书崩不书葬，或奔葬皆不书，着诸侯不臣之罪也。襄王之葬，叔孙得臣如京师；景王之葬，叔鞅如京师，鲁以卿会葬也。桓王、匡王、简王之葬不书卿者，鲁以微臣会葬也。平王、惠王、定王、灵王不书葬者，鲁不会葬也。庄王、厘王、顷王崩葬皆不书者，王室微弱不能赴，诸侯骄亢不往会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氏曰：「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谷梁氏曰：「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于天子之崩为鲁主，故隐而卒之。」公羊氏曰：「其称尹氏何？讥世卿，非礼也。」愚按：三説不同，未知孰是，姑阙之以竢知者。
秋武氏子来求赙
王未葬也。公羊氏曰：「武氏子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武氏子者何？讥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谷梁氏曰：「归死者曰赗，归生者曰赙。归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虽不求，鲁不可以不归；鲁虽不归，周不可以求之。求之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辞也，交讥之。」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称武氏，见世官。天王崩，诸侯不供其丧，故武氏子征求于四国，书之以见天子失道、诸侯不臣也。」胡氏曰：「古者君薨谅阴，百官总己以听于冡宰三年。夫百官总己以听，则是摄行军国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称使，所以谨天下之通丧，而严君臣之名分也。」张氏曰：「仲子之丧，宰咺归赗，而平王之丧，隐公不奔丧，不胜诛。为政于王室者，不能辅王以举政刑，而遣使下求于列国。春秋书之，以见其隳体失政，取轻天下，文武之泽斩然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羣臣愿奉冯也。」公曰：「不
译鲁隐公三年春季，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程子说：“‘王’字，是王历的意思。事情发生在二月，就记载为‘王二月’；发生在三月，就记载为‘王三月’。如果没有大事，就只记载季节和首月。大概是因为有大事时，道义体现在事件中；没有大事时，则保留天时和王历的朔日。天时完备，一年的功业才能成就；王道存在，人伦道理才能确立，这是《春秋》的大义。”日食，就是“有食之”，不再推求其他原因呢？因为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却遭受侵食，这是君主之道所忌讳的，但日食有固定的规律，是灾变而非怪异。临江刘氏说：“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有时说朔日，有时不说朔日，这是史官记载的失误。”谢氏说：“日食，是天象变化中最大的。天与人同气，所以人事与天象变化相互感应，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日象变化出现在天上，那么人事的邪气就在地上相应。君主不知道恐惧修省，那么祸败就会到来。周朝兴盛的时候，日食并非没有，所以上下顺治而没有灾患，是因为盛德的君主能使人事不随着日食而改变。所以日食是一样的，德行足以消除灾变，灾害就消解；德行不足以消除灾变，灾害就兴起。所以《春秋》必定记载日食，以此作为君主警惧的告诫。”胡氏说：“太阳，是众阳的宗主，君主的表率，却发生日食，这是灾祸罪过的象征。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那么即使有这种象征也没有相应的灾祸；不能敬畏上天，灾祸罪过的到来就必然了。”我认为不直接说“日食”，而说“日有食之”，“有”字，是从外面到来的意思，大概是阳气衰弱而阴气来侵食它。既然阳气衰弱阴气就能侵食它，君主德行衰微臣子就能冒犯他了，这就是“有食之”的含义。
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
谷梁氏说：“高贵的叫崩，厚重的叫崩，尊贵的叫崩。天子驾崩，是因为尊贵，因为他在百姓之上，所以称崩。”程子说：“崩，是上面坠落的形状。四海之内都应当奔赴丧礼，鲁君不去，罪恶极大，不可胜数，不记载而自见其罪。”胡氏说：“诸侯为周天子服斩衰之丧，礼制应当根据听到讣告的先后而奔赴丧礼。现在平王驾崩，周人来报丧，而隐公不去，这是没有君主的样子。”谢氏说：“周天子驾崩，是王室最大的变故。诸侯以臣子侍奉君主，如同以儿子侍奉父亲，他们听到讣告，近的应当奔赴丧礼，远的应当参加葬礼，这是臣子哀痛的情理。周朝衰微，各国朝聘不修，征伐擅自行动，告戒不依王命而专行盟会，出入不依王事而专行集会，臣子的礼制扫地以尽了。所以周天子驾崩，丧礼不奔赴，葬礼不参加，有的派卿去而君主本人不去，有的派微臣去而卿不出。《春秋》有时记载卿参加葬礼，有时记载葬礼不记载卿，有时记载驾崩不记载葬礼，有时奔赴和葬礼都不记载，这是彰显诸侯不臣的罪过。襄王下葬，叔孙得臣前往京师；景王下葬，叔鞅前往京师，这是鲁国派卿参加葬礼。桓王、匡王、简王下葬不记载卿，这是鲁国派微臣参加葬礼。平王、惠王、定王、灵王不记载葬礼，这是鲁国不参加葬礼。庄王、厘王、顷王驾崩和葬礼都不记载，这是王室微弱不能前往，诸侯骄横不肯去参加。”
夏季四月辛卯日，君氏去世。
左氏说：“君氏去世，是声子。不向诸侯报丧，不在寝宫反哭，不附祭于婆婆，所以不称薨，不称夫人，所以不记载葬礼，不记载姓氏，因为她是鲁公的缘故，称君氏。”谷梁氏说：“夏季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尹氏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外国的卿大夫不记载去世，这里为什么记载她去世呢？因为在天子驾崩时作为鲁国的主持者，所以隐公为她记载去世。”公羊氏说：“称尹氏是什么意思？讥讽世卿，不合礼制。”我认为：三种说法不同，不知道哪个正确，暂且空缺以待知者。
秋季，武氏子来请求赙赠。
周天子尚未下葬。公羊氏说：“武氏子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称武氏子是什么意思？讥讽父亲去世儿子尚未受命。为什么不称使？因为正在丧期尚未即位。”谷梁氏说：“送给死者叫赗，送给生者叫赙。给予的是正礼；请求的是非正礼。周朝即使不请求，鲁国也不可以不给予；鲁国即使不给予，周朝也不可以请求。请求这个词，是得到与否未可知的话，双方都受讥讽。”程子说：“武氏，是王的卿士，称武氏，显示世官。周天子驾崩，诸侯不供给丧事，所以武氏子向各国征求，记载此事以显示天子失道、诸侯不臣。”胡氏说：“古时候君主去世，居丧守制，百官总揽自己的职责听命于冢宰三年。百官总揽职责听命，这就是摄行军国大事。因为不是王命而不称使，是为了谨慎天下的通丧，而严肃君臣的名分。”张氏说：“仲子去世，宰咺赠送赗礼，而平王去世，隐公不奔赴丧礼，罪不可赦。执掌王室政事的人，不能辅佐君王举行政令刑罚，反而派遣使者向下向各国请求。《春秋》记载此事，以显示其毁坏体制失去政令，被天下轻视，文武的恩泽断绝了。”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宋穆公病重，召见大司马孔父而托付殇公，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为君，我不敢忘记。如果凭借大夫的灵验，能保全首领而死，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言辞回答？请子奉持他，以主持社稷，我即使死了，也没有悔恨。”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奉持冯。”穆公说：“不
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高氏曰：「凡外诸侯卒，书名，降于天子也。不曰薨，异内外也。先儒谓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是不然。天子至尊，天下共称曰崩可也；诸侯曰薨，则本国臣子之词。至于赴告，虽大夫以至士皆曰不禄，史官书之亦皆曰卒尔，岂得定配以为品例耶？后世迁、固、晔、寿之作史，凡有爵位之臣皆书曰薨，失《春秋》之法矣。」程子曰：「吉凶庆吊，讲好修睦，隣国之常礼，人情所当然。诸侯之卒与国之大故，来告则书。」胡氏曰：「外诸侯卒，国史承告而后书，圣人皆存而弗削，而交隣国、待诸侯之义见矣。」高邮孙氏曰：「《春秋》记外诸侯之卒百三十有三，无名者十，或即位之初不以名赴，或史失之，未可知也。必若以盟会求之，则未尝与者五十有二，而不名者九耳，此未可通也。」
译可以。先君认为我贤能，让我主持国家，如果抛弃德行不肯让位，这就是废弃先君的举荐，怎么能说是贤能呢？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难道可以不致力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派公子冯到郑国居住。八月庚辰日，宋穆公去世，宋殇公即位。高氏说：「凡是外诸侯去世，史书只记其名，这是降格于天子的写法。不称‘薨’，是为了区分内外。先儒认为天子去世称‘崩’，诸侯去世称‘薨’，大夫去世称‘卒’，士去世称‘不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天子地位至尊，天下共同称其为‘崩’是可以的；诸侯称‘薨’，则是本国臣子的说法。至于通报丧事，虽然大夫乃至士都称‘不禄’，但史官记载也都称‘卒’，怎么能固定搭配作为等级规范呢？后世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人撰写史书，凡是有爵位的臣子都记载为‘薨’，这违背了《春秋》的法则。」程子说：「吉凶庆吊，友好和睦，是邻国的常礼，也是人情所应当做的。诸侯去世和国家重大变故，前来通报就予以记载。」胡氏说：「外诸侯去世，国史接到通报后才记载，圣人都保留而不删削，这样与邻国交往、对待诸侯的道义就显现出来了。」高邮孙氏说：「《春秋》记载外诸侯去世的有一百三十三次，没有名字的有十次，有的可能是即位之初没有以名字通报，有的可能是史官失误，难以确定。如果一定要用盟会来推求，那么没有参加盟会的有五十二人，而没有名字的只有九人，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寻卢之盟也，程子曰：「天下无王，诸侯不守信义，数相盟誓，所以长乱也，故外诸侯盟，来告者则书之。」胡氏曰：「外盟会，常事也，何以书？在《春秋》之乱世，常事也；于圣人之王法，则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诸侯会盟来告则书而弗削者，其诸以是为非常之典，而有志于天下为公之世乎？陈氏曰：「此特相盟也。书石门以志诸侯之合，书醎以志诸侯之散。」吴氏曰：「诸侯之党合，而伯者之事兴。」
癸未葬宋穆公
程子曰：「诸侯告丧，鲁往会则书。」高氏曰：「不称宋葬穆公，而称葬宋穆公者，据我而言葬彼也。」谢氏曰：「书葬书卿者六，鲁以卿往会葬也；书葬不书卿者七十有四，鲁会而非卿也；书卒不书葬者三十四，彼告而鲁不会也。诸侯壤地相接，邦事相交，其相见有朝聘之欢，其相亲有婚姻之好，其情可谓睦矣。其卒而告终也，以赗赙相恤，以国卿会葬，隣国之礼也。春秋之时，弱附强大，轻小，其吊问哀恤非以诚意也，一视国势强弱为之而已矣。其势盛者，其情亲而礼隆；其势微者，其情踈而礼畧。方是时，小国之葬，非特不以卿会也，弃而不视者有之矣。故卒而葬，葬而遣卿者，皆大国也；卒而不葬，葬而非卿者，皆小国也。春秋或书卿，或不书卿；或书葬，或不书葬，而诸侯恃大忽小，亏阙隣好，其恶见矣。葬称諡，志善恶也。称公，臣子辞也。葬者，藏也，既葬则亡者不可得见也，所不可没者，善恶而已矣。故诸侯葬则称諡。礼，诸侯请諡于天子，公一国之善恶而为之惩劝也。周衰，列国諡号皆本国臣子以私意为之，其爵皆以公尊之，故诸侯諡皆称公。春秋之法，其卒也，书公、书侯、书伯、书子、书男，以正王爵；书名、书卒，以正臣职。其葬也，书諡、书公，以明侯国僭礼。君臣上下，其分不可不辨也。正其体于始死之时，诛其僭于已葬之后，而君臣上下之分明于卒葬之间矣。」愚谓：卒以外赴书，葬以鲁会书，不卒则是外不赴，不葬则是鲁不会也，初无其义。弑君不葬，多因国乱不往会耳。传者见礼有「讐不报则服不除不葬」之文，遂云「贼不讨故不书葬」，殊不知「讐不报不葬」者，臣子之私情，誓必报也；防则必书葬者，隣国之常礼，史之实文也。谓吴楚之君避其号而不书葬，理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谷梁氏曰：「言伐言取，所恶也。」啖氏曰：「凡先书伐国，下书取邑者，明取本国之邑也。」赵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当取也。」髙氏曰：「杞，二王之后。武王克商，求夏之后，得东娄公，封之于杞，待以宾礼。虽天子犹不敢臣之，而莒人敢以兵伐其国，夺其先公所守、天子所封之分地，王法所当诛也。」程子曰：「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夺取其土，恶又甚焉。」谢氏曰：「春秋取邑、取田，皆谨而书之，所以着其乱也。春秋无仁义之师，其侵伐以争田土，以复讐怨，以逞威虐而已。牟娄，杞邑也。伐杞而取牟娄，则莒人非以讨罪为心也，利其土田而已，恶之大者也。」胡氏曰：「上二年莒人擅兴兵入向，而天讨不加焉。至是伐国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
衞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衞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敎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
译冬季十二月，齐侯与郑伯在石门结盟。这是继卢地结盟之后的又一次结盟。程子说：“天下没有天子，诸侯不遵守信义，屡次相互盟誓，这是助长祸乱的原因，所以对外诸侯的盟会，来告鲁国的就记载它。”胡氏说：“外国的盟会，本是常事，为什么记载？在《春秋》的乱世，这是常事；但在圣人的王法中，却是非常之事。有虞氏没有向百姓施以信义而百姓自然信任，夏后氏没有向百姓施以恭敬而百姓自然恭敬，殷人发布誓约而百姓开始背叛，周人举行盟会而百姓开始怀疑。”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主的时代，我虽然没有赶上，但心向往之。”诸侯会盟来告就记载而不删削，大概是因为这被视为非常之典，而心向往于天下为公的时代吧？陈氏说：“这不过是相互盟誓罢了。记载石门是为了记录诸侯的聚合，记载醎是为了记录诸侯的离散。”吴氏说：“诸侯结党聚合，霸者的事业就兴起了。”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程子说：“诸侯报告丧事，鲁国前往参加葬礼就记载。”高氏说：“不称‘宋葬穆公’，而称‘葬宋穆公’，是从鲁国的角度说安葬彼国君主。”谢氏说：“记载安葬并记载卿大夫的有六次，是因为鲁国派卿前往参加葬礼；记载安葬不记载卿的有七十四次，是因为鲁国参加葬礼但派去的不是卿；记载死亡不记载安葬的有三十四次，是因为对方报告丧事但鲁国没有参加。诸侯土地相连，邦交往来，相见有朝聘的欢愉，相亲有婚姻的友好，情谊可以说是和睦了。他们去世报告丧讯，用财物相恤，用国卿参加葬礼，这是邻国的礼节。春秋时期，弱国依附强国，轻视小国，他们的吊唁哀恤并非出于诚意，只是根据国势强弱来对待罢了。国势强盛的，情谊亲近而礼节隆重；国势微弱的，情谊疏远而礼节简略。当时，小国的葬礼，不仅不派卿参加，甚至弃之不顾的也有。所以，死亡且安葬，安葬且派遣卿的，都是大国；死亡而不安葬，安葬而不派卿的，都是小国。《春秋》有时记载卿，有时不记载卿；有时记载安葬，有时不记载安葬，而诸侯依仗强大忽视弱小，亏缺邻国友好，他们的恶行就显现了。安葬时称谥号，是为了记录善恶。称公，是臣子的称呼。安葬，就是藏匿，安葬后死者就不可再见了，不可埋没的，只有善恶罢了。所以诸侯安葬就称谥号。礼制规定，诸侯向天子请求谥号，天子公正地评价一国的善恶并以此作为惩戒和劝勉。周朝衰微，列国的谥号都是本国臣子凭私意定的，他们的爵位都尊称为公，所以诸侯的谥号都称公。《春秋》的法度，在死亡时，记载公、侯、伯、子、男，以端正王爵；记载名字、记载死亡，以端正臣职。在安葬时，记载谥号、记载公，以表明侯国僭越礼制。君臣上下，名分不可不辨明。在刚死时端正其体统，在安葬后诛责其僭越，这样君臣上下的名分就在死亡和安葬之间辨明了。我认为：死亡因外国报告而记载，安葬因鲁国参加而记载，不记载死亡就是外国没有报告，不记载安葬就是鲁国没有参加，本来没有其他的含义。弑君不记载安葬，大多是因为国家动乱无法前往参加罢了。传注者看到礼制中有‘仇敌不报则丧服不除不举行葬礼’的文字，就说‘贼人未讨所以不记载安葬’，却不知道‘仇敌不报不举行葬礼’是臣子的私情，发誓一定要报仇；而邻国参加葬礼是常礼，史书的实录。说吴、楚的君主避讳其称号而不记载安葬，道理或许是这样。
鲁隐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谷梁氏说：“说伐又说取，是表示厌恶。”啖氏说：“凡是先记载攻打国家，下面记载夺取城邑的，说明夺取的是本国的城邑。”赵氏说：“凡是凭借武力得到的叫取，是不应当取得的。”高氏说：“杞国，是两位先王（夏、商）的后代。武王攻克商朝，寻找夏的后代，得到东娄公，封他在杞国，以宾客之礼对待他。即使是天子也不敢把他当作臣下，而莒国人竟敢用军队攻打他的国家，夺取他先公所守护、天子所分封的土地，这是王法应当诛杀的。”程子说：“诸侯的土地，是有受封来源的。攻打他的罪过而夺取他的土地，恶行更加严重。”谢氏说：“《春秋》记载夺取城邑、夺取田地，都谨慎地记载，是为了彰显其祸乱。《春秋》没有仁义的军队，他们的侵伐是为了争夺田土，为了报复仇怨，为了逞威风施暴虐罢了。牟娄，是杞国的城邑。攻打杞国而夺取牟娄，那么莒国人不是以讨伐罪过为心，而是贪图其土地，这是极大的恶行。”胡氏说：“上一年莒国人擅自兴兵侵入向地，而天子的讨伐没有加在他们身上。至此攻打国家夺取城邑，他们的暴行更加放肆了。”
戊申日，卫国州吁弑杀了他的君主完。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叫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卫国人因此为她作了《硕人》这首诗。又娶了陈国的女子，叫厉妫，生了孝伯，早死。她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宠妾的儿子，受宠而喜好军事，庄公不禁止，庄姜厌恶他。石碏劝谏说：“我听说爱儿子，就要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恶。骄横、奢侈、淫乱、放纵，是走向邪恶的原因；这四种行为的产生，是因为宠爱和俸禄过度了。如果要立州吁为君，就确定下来；如果还没有确定，这就是祸乱的阶梯。受宠而不骄横，骄横而能谦退，谦退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很少啊。况且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压制强大，淫乱破坏道义，这就是所谓的六逆；君行义，臣执行，父慈
，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至是，衞州吁弑桓公而立。程子曰：「自古篡弑多公族，盖自谓先君子孙可以为国君，人亦以为然而奉之。春秋于此明大义以示万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称公子、公孙，盖身为大恶，自絶于先君矣，岂复得为先公子孙也？古者公族刑死则无服，况弑君乎？大义既明于初矣，其后弑立者，则皆以属称。或见其以亲而宠之太过，任之太重，以至于乱；或见其天属之亲，而反为宼讐，立义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书事同则辞同，后人因谓之例。然亦有事同而辞异者，盖各有义，非可例拘也。」谢氏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縁君之宠，干纪乱法，而桓公不得正东宫以系国人之心，州吁弑逆之萌兆于此矣。夫嫡庶贵贱，天下之定分也。庶陵嫡，贱易贵，上不可以承宗庙，下不可以联族属，乱之大者也。州吁以体则非嫡，以位则非贵，其出而争国，縁公子之宠而为之也，恃子孙有继承之道而为之也。故其肆逆也，春秋夺其公子，所以黜其不正也，所以絶其亲而诛之也，所以杜后世争夺之心也。观州吁削夺公子，而圣人讨乱诛逆之意明矣。世子，国之根本，位不正礼」不隆则乱生。庄公宠嬖孽以陵嫡贵，致世子之位不定，而州吁起争国之心。观州吁称衞，而庄公产逆召祸，其恶亦见矣。高氏曰：「弑者，杀之有渐也。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坚氷至。』《象》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氷也。』斯圣人防微杜渐之防戒，然其言微，其防远。孔子惧后世之弗辨也，复赞之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盖坤者，臣道也，子道也。臣子之弑君父，其包藏祸心如坤之初一阴始生，萌芽有渐，其理至微；积久不已，浸成弑逆，如履霜而至于坚氷也。此由君父不能防微杜渐，辨之于早，积至于此耳。故为人君者，崇学校以养人材，兴廉耻以励人行，其义修，其节立，虽未试以事，而治民之端已见；虽未授以位，而爱民之意已彰。如是而积之，凡在位者皆忠臣也。为人父者，义方以训其幼少，师友以范其成人，不示之以诈以起其奸伪之端，不临之以慢以开其干犯之渐。未孝而已慈，未恭而已慤，如是而积之，凡在家者皆孝子也。不辨之于早者反此：忠贤则不亲，而小人之与徒；忠义则不教，而邪僻之使习。积久不已，殃及其身，于是乎君而见弑于臣，父而见弑于子。圣人伤君父辨之不早，而臣子之恶不容诛也，故详着其事于《春秋》，使元凶大恶虽假息于一时，而常见诛于千载。故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译父子相亲，兄弟友爱，所谓六顺也。背离顺理而效仿逆乱，是招致灾祸的原因。作为君主的人，本应致力于消除祸患，却反而加速祸患的到来，恐怕不行吧？」桓公不听。桓公的儿子州吁与州吁交往，桓公禁止他，但无法禁止。桓公即位后，便退居二线。到了这时，卫国州吁杀害桓公而自立。程子说：「自古篡位弑君的多是公族子弟，大概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先君的子孙可以成为国君，人们也认为确实如此而拥戴他们。《春秋》在这里阐明大义以昭示万世，所以《春秋》初期，弑君者大多不称公子、公孙，大概是因为他们身犯大恶，自己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怎么还能算是先君的子孙呢？古代公族子弟因罪被处死则不穿丧服，何况是弑君呢？大义在初期已经阐明，后来的弑君自立者，则都以亲属称谓来称呼。有的看到他们因为亲近而过分宠信，赋予重任太重，以至于导致动乱；有的看到他们本是血缘至亲，却反而成为仇敌，确立义理各不相同。《春秋》大体上记载的事情相同则用词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体例。然而也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大概各有其义理，不能拘泥于体例。」谢氏说：「公子州吁，是受宠幸之人的儿子，凭借君主的宠爱，触犯纲纪扰乱法度，而桓公不能确立正统的太子以凝聚国人之心，州吁弑君逆乱的苗头就在这里产生了。嫡庶贵贱，是天下的定分。庶子凌驾于嫡子之上，贱者取代贵者，上不能继承宗庙，下不能联络宗族，是最大的动乱。州吁从身份上说不是嫡子，从地位上说不是尊贵之人，他出来争夺国家，是凭借公子的宠爱而做的，是倚仗子孙有继承的道理而做的。所以他肆意逆乱，《春秋》剥夺了他公子的称号，是为了贬斥他的不正，是为了断绝他的亲情而诛讨他，是为了杜绝后世争夺的念头。观察州吁被剥夺公子称号，圣人讨伐动乱诛讨逆贼的意图就明白了。世子，是国家的根本，地位不正礼仪不隆重则动乱产生。庄公宠幸庶孽以凌驾嫡贵，导致世子的地位不定，而州吁产生争夺国家的心。观察州吁被称为卫国，而庄公产生逆乱招致祸患，他的罪恶也就显现了。高氏说：「弑，是逐渐杀害的意思。在《易经》《坤》卦的初六爻辞说：『踩到霜，坚冰就要来了。』《象传》说：『踩到霜，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就会到坚冰。』这是圣人防微杜渐的警戒，然而言语微妙，警戒深远。孔子担心后世的人不能辨别，又赞叹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所由来的是逐渐形成的，因为辨别得不够早。』大概坤卦，是臣子的道理，儿子的道理。臣子弑杀君父，他们包藏祸心就像坤卦初爻一阴开始产生，萌芽有逐渐的过程，其道理极其微妙；积累久了不停止，逐渐形成弑逆，就像踩到霜而到坚冰一样。这是由于君父不能防微杜渐，早点辨别，积累到这一步罢了。所以作为君主的人，尊崇学校以培养人才，兴起廉耻以激励人的行为，他们的义理修养，他们的节操确立，虽然还没有用事务来考验他们，而治理百姓的端倪已经显现；虽然还没有授予他们职位，而爱护百姓的意思已经彰显。像这样积累，凡是在位的人都是忠臣。作为父亲的人，用义理正道来训导年幼的孩子，用师友来规范成年的孩子，不展示欺诈以引起奸伪的端倪，不表现轻慢以开启干犯的逐渐。还没有孝顺就已经慈爱，还没有恭敬就已经诚恳，像这样积累，凡是在家的人都是孝子。不早点辨别的人与此相反：忠贤的人不亲近，而与小人同流合污；忠义的人不教导，而让邪僻的人习惯。积累久了不停止，灾祸殃及自身，于是君主被臣子弑杀，父亲被儿子弑杀。圣人哀伤君父辨别得不够早，而臣子的罪恶不容诛杀，所以详细记载其事于《春秋》，使元凶大恶虽然暂时苟延残喘，而常见诛杀于千载。所以说：《春秋》完成而乱臣贼子恐惧。」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衞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程子曰：「诸侯相见而不行朝会之礼，如道路之相遇，故书曰遇，非周礼冬见曰遇之遇也。」程氏学曰：「古者诸侯因朝觐，或从王命，则必有会聚之事，无非礼者也。王室微弱，典制废坏，诸侯各逞其欲，盟会纷然，舍此又简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无国君之礼，春秋所以致讥也。」胡氏曰：「春秋书遇，私为之约，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简其礼尔。简畧慢易，无国君之礼，则莫适主矣。故志内之遇者三，而皆书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为莫适主者，异于古之不期而会矣。故凡书遇者，皆恶其无人君相见之礼也。」
宋公陈侯蔡人衞人伐郑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衞州吁立，将脩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衞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衞，故宋公、陈侯、蔡人、衞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公问于众仲曰：「衞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高邮孙氏曰：「书宋公、陈侯之伐而不言帅师者，君行师从，举君之重，则帅师可知也。曰蔡人、衞人者，将卑师少也。」程子曰：「宋以公子冯在郑，故与诸侯伐之也。搂诸侯以伐郑，固为罪矣，而衞弑其君，天下所当诛也，乃与修好而同伐人，其恶甚矣。」胡氏曰：「春秋之法诛首恶，兴是役者，首谋在位，而以宋主兵，何也？前书州吁弑其君，其罪已极，至是阻兵修怨，勿论可也。而隣境诸侯闻衞之有大变也，可但已乎？陈恒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然则隣有弑逆，声罪赴讨，虽先发而后闻可也。宋殇不恤衞有弑君之难，欲定州吁而从其邪説，是肆人欲、灭天理，非人之所为也。故以宋公为首，诸国为从，示诛乱臣、讨贱子，必先治其党与之法也。此义行，为恶者孤矣。」张氏曰：「殇公茍知名州吁为贼，拒其邪説，告于王而讨之，则一举而父子、君臣之伦定，中国之祸未至如后日之惨也。今乃怵其邪説，合陈、蔡以助逆贼之党，而首修怨于隣国，于是冯得以自固于郑，而宋国之人不复知君臣逆顺之正理，自是日从事于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殇。公不能早辨，于此役徒自及也。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衞人伐郑。
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程子曰：「宋虐用其民，衞当诛之贼，而与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国构怨，而他国与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国，重言其罪。左氏以为再伐，妄也。」髙氏曰：「郑本与宋结怨，而他国与之同伐，郑方困于四国之役，而翚复帅师往会之，故再序四国以为重罪也。然《春秋》之辞至简至严，若曰『翚帅师会伐郑』，岂不白乎？再序四国，何其辞费而不惮烦也？言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四国合党，翚复会师，加兵无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贼，此恶之极也。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圣人之情见矣，诛讨乱臣之法严矣。翚不称公子者，隐未命大夫，至桓而受命，乃得称为公子也。」胡氏曰：「公辞而弗许，义也。而翚以不义强其君，固请而行，无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孙升为贵戚之卿者，其植根胶固，难御于异姓之卿，况翚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隐公不能辨之于早，罢其兵权，犹使之帅师也，是以及钟巫之祸
译夏，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鲁公与宋公约定会面，打算重温宿地的盟约，但还没到约定的日期，卫国人来报告国内发生动乱。夏天，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程子曰：“诸侯相见而不举行朝会之礼，如同在道路上偶然相遇，所以史书称‘遇’，这不是《周礼》中冬天相见称为‘遇’的那个‘遇’。”程氏学曰：“古代诸侯因朝见天子，或奉王命行事，必然有会聚之事，没有不合礼制的。王室衰微，典章制度废弛，诸侯各自放纵欲望，盟会纷繁，舍弃这些又简化事务，如同道路相逢，没有国君应有的礼仪，所以《春秋》对此加以讥讽。”胡氏曰：“《春秋》记载‘遇’，是私下约定，自比于不期而遇，只是想要简化礼仪罢了。简略轻慢，没有国君应有的礼仪，就没有人主持礼仪了。所以记载鲁国参与的‘遇’有三次，都写‘及’，好像说以此方去会见彼方；记载他国参与的‘遇’有四次，都称爵位，好像说以尊位去会见卑位。其意在于说明没有人主持礼仪，这与古代不期而会不同。所以凡是记载‘遇’的，都是厌恶其没有国君相见之礼。”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接纳他。等到卫国州吁即位，打算向郑国报复先君的怨恨，并寻求诸侯的宠爱以安抚国内百姓，便派人告诉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以消除您的祸患，您做主帅，我国率领赋税军队跟随陈、蔡两国，这是卫国的愿望。”宋国人答应了。当时陈、蔡正与卫国和睦，所以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包围其东门，五天后退兵。鲁公问众仲说：“卫国州吁能成功吗？”众仲回答说：“臣听说用德行来安抚百姓，没听说用动乱来安抚的。用动乱，就像整理丝线却把它搅乱一样。州吁依仗武力而残忍，依仗武力就没有民众拥护，残忍就没有亲人亲近，众叛亲离，难以成功。武力如同火，不收敛就会自焚。州吁杀害国君而残暴使用百姓，此时不致力于美德，却想靠动乱成功，必定不能免于祸患。”高邮孙氏曰：“记载宋公、陈侯攻打郑国而不说率领军队，是因为国君出行军队跟随，举出国君的重位，率领军队就可知了。称蔡人、卫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程子曰：“宋国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与诸侯攻打郑国。纠集诸侯攻打郑国，本来就是罪过，而卫国杀害国君，是天下应当诛讨的，却与之修好并一同攻打别人，罪恶更甚。”胡氏曰：“《春秋》的法则是诛讨首恶，发起这次军事行动，首谋在位，却以宋国为主帅，为什么呢？前面记载州吁杀害国君，其罪已极，至此依仗武力报复怨恨，不论也可。但邻境诸侯听说卫国有大变，能就这样算了么？陈恒杀害简公，孔子沐浴上朝，告诉哀公说：‘请讨伐他。’哀公说：‘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跟随在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去告诉那三位大夫，他们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跟随在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那么邻国有弑君逆乱，声张罪状前往讨伐，即使先发动后听说也可以。宋殇公不体恤卫国有弑君的灾难，想安定州吁而听从他的邪说，这是放纵人欲、灭绝天理，不是人该做的事。所以以宋公为首，各国为从，显示诛讨乱臣、讨伐贱民，必须先治理其党羽的原则。这个原则实行，作恶者就孤立了。”张氏曰：“殇公如果明知州吁是贼，拒绝他的邪说，报告周王并讨伐他，那么一举就能确定父子、君臣的伦理，中原的祸患不至于像后来那样惨烈。现在却被邪说诱惑，联合陈、蔡来助逆贼的党羽，首先向邻国报复怨恨，于是冯得以在郑国自固，而宋国人不再知道君臣逆顺的正理，从此日夜从事战争，弑逆之事最终殃及自身，都是殇公不能及早辨别，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自取祸患。”
秋天，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诸侯再次攻打郑国，宋公派人来请求出兵，鲁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会同他们，鲁公不允许，羽父坚持请求后出兵。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夺取了他们的庄稼后返回。程子曰：“宋国残暴使用百姓，卫国是应当诛讨的贼，却与之同攻别人，罪过很大。两国结怨，而他国与之同攻，罪过相当。再次列举四国，强调其罪过。左氏认为是再次攻打，是妄说。”高氏曰：“郑国本来与宋国结怨，而他国与之同攻，郑国正困于四国的军事行动，而翚又率领军队前往会同，所以再次列举四国以加重其罪。然而《春秋》的文辞极其简练严厉，如果说‘翚率领军队会同攻打郑国’，难道不清楚吗？再次列举四国，为何文辞冗长而不怕麻烦？言语重复，其中必有重大的善恶。四国结党，翚又会同军队，对无罪的国家用兵，想安定弑君的贼，这是罪恶的极致。言语不足以表达而再次说，圣人的情感显现了，诛讨乱臣的法度严厉了。翚不称公子，是因为隐公时未任命为大夫，到桓公时才受命，才得以称为公子。”胡氏曰：“鲁公推辞不允许，是合乎道义的。而翚以不义强迫国君，坚持请求后出兵，无君之心已显露。公子公孙升为贵戚之卿，其根基牢固，难以抵御异姓之卿，何况翚已经主持军事而违抗命令呢？隐公不能及早辨别，罢免其兵权，还让他率领军队，所以导致钟巫之祸。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衞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衞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涖于衞。九月，衞人使右宰丑涖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杀石厚于陈。公羊氏曰：「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程子曰：「称衞人，众辞也，举国杀之也。」谢氏曰：「弑逆天下之大恶，天地所不容，臣民所共弃，是不待告命而诛者也。故《春秋》杀弑君之贼称人，以眀人皆得而杀之也。《春秋》弑逆之主称君，以其名位定矣。州吁则衞人讨其逆而杀之，故不书爵。」愚谓濮，陈地，书衞人，善衞也；书于濮，善陈也。衞人能以州吁为贼而请讨于陈，陈人能为衞执州吁而请涖于衞，使臣子之心皆如石碏，隣国之义皆如陈人，则乱臣贼子将无所容于天地之间，而篡弑之祸亦庶几乎息矣，宜圣人之善之也。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晋
衞人逆公子晋于邢。十二月，宣公即位。谷梁氏曰：「衞人者，众辞也。立者，不宜立者也。」程子曰：「衞人立晋，衞人立之也。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当时虽不受命于天子，犹受命于先君。衞人以晋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与也。虽先君子孙，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胡氏曰：「春秋于衞人特书曰立，所以着擅置其君之罪；于晋去其公子，所以明专有其国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义明矣。」陈氏曰：「继故未有书立者，贼不讨，君不葬，讥不在立也。必若衞人，贼讨、君葬而后可以书立矣。」家氏曰：「春秋书法，有襃而寓贬，责备贤者之道也；有贬而未絶，开小人以自新之途也。春秋于四国伐郑之后，继书衞人杀州吁于濮，又继书衞人立晋，再书衞人者，襃衞人能不以篡贼为君，相与仗大义而诛之，所以不书入，不书归，而变文书立以表异之，亦以见其讨之难，其立之尤难。惜其不能禀于王命而立之，是所谓襃之中而见责备之意者也。当是时，四国连兵，为篡贼植党，州吁之势成矣，而石碏以告老大夫，非有权位之可▯，毅然以讨贼自任，不动声气，元恶即诛，乃迎晋于邢而立之，可谓居人臣之甚难。是故春秋变文特书，以示别异，而中见责备之意。非石碏之贤，圣人不以是望之。谓之责备则可，谓之直贬，则断乎非春秋意也。」曰：「若子所言，春秋何以不书石碏之名氏，而惟曰衞人立晋乎？」曰：「立君，从众望也。若书石碏立晋，是一人之私也，其可哉？故尹氏立子朝，言王位已定，而尹氏以一人之私而立朝，所以诛也。观尹氏立子朝之为诛，则衞人立晋之意可识矣。」愚谓人欲之感人也虽深，天理之感人也实易甚矣。人恒蔽于人欲之私，而不能啓其天理之公，遂至失其本心，而亦不能明乎人之本心也。方陈人与州吁连兵……伐郑，但知植党之为得计，岂知党贼之为可耻？及闻石碏之请，幡然而悟，遂变党贼之心，而为讨贼之举，实以石碏之言，有以祛其恶念，而动其良心也。今观其言曰：「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忠义之气，贯于日月；恳恻之意，形于言表，宜陈人为之动心，而州吁之见执也。惜其习于当时闻见之陋，不知国君非人臣所可置。公子晋之立，不能请命天王，故圣人既美其讨贼于前，复着其擅立于后，使天下后世知臣子为君父讨贼之为所当为，而擅置其君为所不当为也。然则使晋之立能请命天王，则石碏此举，视夫子之沐浴请讨，亦可无愧矣。
五年春公矢鱼于棠
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諌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
译州吁未能安抚卫国百姓，石厚向石碏询问如何确定国君。石碏说：“去朝见周天子就可以。”石厚问：“怎样才能得到朝见的机会？”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到周天子的宠信，陈国和卫国关系和睦，如果去朝见陈桓公并让他代为请求，一定可以得到机会。”石厚跟随州吁前往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地方狭小，我年纪老了，无能为力。这两个人，确实杀害了我们的国君，冒昧地请求你们谋划处置他们。”陈国人逮捕了州吁和石厚，并向卫国请示如何处置。九月，卫国派右宰丑到濮地杀死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到陈国杀死了石厚。公羊氏说：“这里称‘人’是什么意思？这是讨伐贼臣的措辞。”程子曰：“称‘卫人’，是众人的意思，表示举国上下共同杀死了他们。”谢氏说：“弑君叛逆是天下的最大罪恶，天地所不容，臣民所共弃，是不需要等待命令就可以诛杀的。所以《春秋》记载杀死弑君贼臣时称‘人’，以表明人人都可以杀死他们。《春秋》记载弑君叛逆的主谋称‘君’，因为他们的名位已经确定了。州吁是被卫国人讨伐其叛逆行为而杀死的，所以不记载他的爵位。”我认为濮是陈国的地方，记载“卫人”，是褒扬卫国；记载“于濮”，是褒扬陈国。卫国人能把州吁当作贼臣并向陈国请求讨伐，陈国人能为卫国逮捕州吁并向卫国请示处置，如果臣子的心都像石碏那样，邻国的道义都像陈国人那样，那么乱臣贼子将在天地之间无处容身，而篡位弑君的祸乱也差不多可以平息了，这值得圣人褒扬。
冬季十二月，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卫国人从邢国迎接公子晋回国。十二月，宣公即位。谷梁氏说：“‘卫人’，是众人的意思。‘立’，是不应该拥立的意思。”程子曰：“卫国人拥立晋，是卫国人拥立他的。诸侯的拥立，必须接受天子的命令，当时虽然没有接受天子的命令，但也应该接受先君的命令。卫国人因为晋是公子，可以拥立，所以拥立他，这是《春秋》所不赞同的。即使是先君的子孙，如果不经过天子、先君的命令，也不可以拥立，所以去掉‘公子’的称呼。”胡氏说：“《春秋》对卫国人特别记载‘立’，是为了彰显擅自拥立国君的罪过；对晋去掉‘公子’的称呼，是为了表明专擅拥有国家的错误。以此垂示法则，而父子君臣的道义就明白了。”陈氏说：“继承君位以前没有记载‘立’的，贼臣没有讨伐，国君没有安葬，讥讽的重点不在拥立上。必须像卫国人这样，讨伐了贼臣、安葬了国君之后，才可以记载‘立’。”家氏说：“《春秋》的书法，有褒扬中寓含贬斥，这是责备贤者的道理；有贬斥但不决绝，这是给小人开辟自新的途径。《春秋》在记载四国伐郑之后，接着记载卫国人杀州吁于濮，又接着记载卫国人拥立晋，再次记载‘卫人’，是褒扬卫国人能不把篡位贼臣当作国君，共同秉持大义而诛杀他，所以不记载‘入’，不记载‘归’，而是改变文字记载‘立’以表示不同，也以此显示讨伐之难，拥立之更难。可惜他们不能禀承王命而拥立他，这就是所谓褒扬中见到责备的意思。当时，四国连兵，为篡位贼臣培植党羽，州吁的势力已经形成，而石碏以告老大夫的身份，没有权位可以凭借，毅然以讨伐贼臣为己任，不动声色，元凶立即被诛杀，于是迎接晋从邢国回国并拥立他，可以说是处于臣子的极难境地。所以《春秋》改变文字特别记载，以示区别，而其中见到责备的意思。如果不是石碏的贤德，圣人不会对他有这样的期望。说这是责备可以，说这是直接贬斥，那就绝对不是《春秋》的本意了。”问：“如果像您所说，为什么《春秋》不记载石碏的名字，而只说卫国人拥立晋呢？”答：“拥立国君，要顺应众人的愿望。如果记载石碏拥立晋，那就是一人的私意，这可以吗？所以尹氏拥立子朝，是因为王位已经确定，而尹氏以一人的私意拥立子朝，所以要诛杀他。观察尹氏拥立子朝被诛杀，那么卫国人拥立晋的意思就可以明白了。”我认为人欲对人的诱惑虽然深，但天理对人的感召其实很容易。人常常被私欲所蒙蔽，而不能开启天理的公心，于是失去了本心，也不能明白人的本心。当时陈国人和州吁联合出兵……伐郑，只知道培植党羽是得计，哪里知道党附贼臣是可耻的？等到听到石碏的请求，幡然醒悟，于是改变了党附贼臣的心，转而进行讨伐贼臣的行动，实在是因为石碏的话，能够祛除他们的恶念，触动他们的良心。现在看他的话：“我年纪老了，无能为力。这两个人，确实杀害了我们的国君，冒昧地请求你们谋划处置他们。”忠义之气，贯通日月；恳切之意，流露在言辞之外，难怪陈国人被感动，而州吁被逮捕。可惜他们习惯于当时见闻的浅陋，不知道国君不是臣子可以擅自拥立的。公子晋的拥立，不能请求天子的命令，所以圣人既在前文赞美他们讨伐贼臣，又在后文指出他们擅自拥立的错误，使天下后世知道臣子为君父讨伐贼臣是应当做的，而擅自拥立国君是不应当做的。那么，如果拥立晋能请求天子的命令，那么石碏此举，比起孔子沐浴斋戒请求讨伐，也可以无愧了。
五年春天，鲁桓公在棠地射鱼。
鲁桓公将要去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足以用来演习大事，其材料不足以用来制备器物，那么国君就不去从事。国君是要把百姓纳入正轨和法度的。所以春搜、夏苗、秋狝、冬狩，都在农闲时用来演习军事。三年治理军队，进入国境时整顿军队，回国时举行饮至礼，以清点军实。彰显文采，明确贵贱，辨别等级，顺应长幼，练习威仪。鸟兽的肉不
登于爼，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寔，器用之资，皂▯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畧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矢，公、谷作观。左氏曰：「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薛氏曰：「矢鱼何？射鱼也。」朱子曰：「矢鱼，当是将弓矢射之，如汉武帝亲射江中蛟之类。」程子曰：「诸侯非王事不远出，出观鱼，非道也。」谢氏曰：「古者搜、苖、狝、狩，非独以禽兽为事也，军旅之法寓焉，征伐之事行焉。故先王举动无非事者，田猎以阅车徒，廵狩以察邦国，春秋游豫以省耕敛。若夫观鱼，特游观而已，在事为非事，在礼为非礼，在法为非法。春秋直书观鱼，而诸侯出不以事，举动不以礼法，其失见矣。」胡氏曰：「隐公慢弃国政，远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见纳，则亦已矣，又从而为之辞，是纵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礼也。能无钟巫之及乎？」家氏曰：「臧僖伯之谏，其忧深思远，有周公告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之意，贤人之言哉！」
译登上祭坛，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陈列在祭器上，那么国君就不射猎，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川泽中的物产，器用所需的物资，是仆役的职责，官吏的职守，不是国君所应过问的。」公说：「我将去巡视疆土。」于是前往，陈列鱼只并观看。僖伯称病没有跟随。关于“矢”字，公羊传、谷梁传作“观”。左氏说：「在棠地陈列鱼只，是不合礼的，而且表明是去遥远的地方。」薛氏说：「“矢鱼”是什么意思？就是射鱼。」朱子说：「“矢鱼”，应当是将弓矢射向鱼，如同汉武帝亲自射江中蛟一类的事。」程子说：「诸侯如果不是为了王事，不应远行；出来观看鱼，是不合道的。」谢氏说：「古代的搜、苗、狝、狩，不仅仅以禽兽为事，其中寓含着军队的法则，施行着征伐的事务。所以先王的举动没有不是正事的，田猎用来检阅车马步兵，巡狩用来考察邦国，春秋游历用来省视耕种收获。至于观看鱼，只是游玩观赏罢了，在正事上是不合正事，在礼法上是不合礼法，在法律上是不合法度。《春秋》直书观鱼，而诸侯出行不是为了正事，举动不合礼法，其过失就显而易见了。」胡氏说：「隐公轻慢抛弃国政，远行从事逸乐游玩。僖伯的忠言不被采纳，也就罢了，又接着为他找借口，这是放纵欲望而不能以礼来自我克制。能不招致钟巫之祸吗？」家氏说：「臧僖伯的劝谏，其忧虑深远，有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在观赏、安逸、游玩、田猎上过度放纵的意思，真是贤人的言论啊！」
夏四月葬衞桓公
衞乱，是以缓。胡氏曰：「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见弑，何以为桓？」程子曰：「称桓，见国人死諡送终大事也，必就正寝，不殁于妇人之手。曾子易箦而殁，岂茍然哉？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肯为乎？」
秋衞师入郕
衞之乱也，郕人侵衞，故衞师入郕。谷梁氏曰：「将卑师众曰师。」程子曰：「晋乘乱得立，不思安国保民之道，以尊王为先、居防为重，乃兴戎修怨，入人之国，书其失道也。」胡氏曰：「称师者，纪其用众而立义不同。书衞师入郕，着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
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程子曰：「诸侯无再娶，仲子不得为夫人。春秋之初，」
尚以为疑，故别宫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书以见无礼。成王赐鲁以天子礼乐祀周公，后世遂羣庙皆用。仲子别宫，故不敢同羣庙而用六羽也。书初献，见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鲁之郊禘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礼祀周公，成王之过也。胡氏曰：「惠公欲以爱妾为夫人，隐公欲以庻弟为嫡子。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为别立宫以祀之，非礼也。故因其来赗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赗』，因其考宫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宫』，而夫人众妾之分定矣，隐公摄让之实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生则以氏系姓，以姓系号；殁则以諡系号，以姓系氏者，夫人也。存不称号，殁不称諡，单举姓氏者，妾也。凡宫庙非志灾失礼则不书。」愚谓使隐公闻众仲之言，知八佾之僭，羣公之庙皆降从侯国之常制，则上下各守其分，他日岂有季氏用八佾、三家以《雍》彻之事乎？自诸侯僭天子，而后大夫僭诸侯，以至陪臣执国命，天下之祸无时而息矣。圣人于此安得不谨而书之！
邾人郑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胡氏曰：主兵者，邾也，故虽附庸小国而序乎郑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国之小大，从礼之常也；而盟会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变也。然则衞州吁告于宋以伐郑，事与此同，而圣人以宋为主者何？此《春秋》拨乱之大法也，凡诛乱臣、讨贼子，必深絶其党。
螟
公羊氏曰：「记灾也。」张氏曰：「虫食苖心曰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螟为灾，国之大事也，故书。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谷梁氏曰：「隐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宋人伐郑围长葛
以报入郛之役也。程子曰：「伐国而围邑，肆其暴也。」胡氏曰：「围者，环其城邑，絶其往来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于经年而不解，诛乱臣、讨贼子可也。长葛，郑邑，何罪乎？书围于此，而书取于后，宋人之恶彰矣。」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
渝公谷作输。高氏曰：「先儒以输为渝，或训堕，或训更，或训变，皆未得《春秋》之意。按隐公自即位至此年，若已与郑平，则六年之间未尝有会同朝聘之事也。自此年输平之后，宛来归祊，翚会伐宋，时来之会，伐许之役，皆与隐公同行。岂有当和平之时不相往来，渝变之后反同侵伐哉？」胡氏曰：「输者，纳也；平者，成也。郑人曷为纳成于鲁？以利相结，解怨释讐，离宋、鲁之党也。公之未立，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会伐郑，即鲁、宋为党，与郑有旧怨明矣。五年郑人伐宋，入其郛，鲁欲救之，使者失辞，公怒而止。其
译夏季四月，安葬卫国桓公。
因为卫国发生了动乱，所以葬礼迟缓。胡安国说：“给他定谥号为‘幽’或‘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之后也不能更改。他失去君位而被弑杀，凭什么称为‘桓’？”程颐说：“称他为‘桓’，表明国人按照死谥和送终的大礼来对待他，必定是在正寝去世，而不是死在妇人之手。曾子更换席子才去世，难道是可以随便对待的吗？死后给他加上不端正的谥号，懂得忠孝的人肯这样做吗？”
秋季，卫国军队进入郕国。
卫国发生动乱时，郕国人侵犯卫国，所以卫国军队进入郕国。谷梁子说：“将领地位低微而军队众多，称为‘师’。”程颐说：“晋国趁着动乱得以立君，不考虑安定国家、保护百姓的道理，不把尊崇周王放在首位、把居安思危作为重点，反而兴兵结怨，进入别人的国家，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揭示其违背正道。”胡安国说：“称‘师’，是记录其动用众多兵力而所立的义理不同。记载‘卫师入郕’，是为了彰显其暴虐。”
九月，为仲子庙落成举行祭祀，初次进献六佾舞蹈。
为仲子庙落成举行祭祀，将要举行万舞。鲁隐公向众仲询问羽舞的行列数目。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舞蹈是用来节制八音和推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佾以下递减。”鲁隐公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初次进献六佾舞蹈，开始使用六佾。程颐说：“诸侯没有再娶正妻的制度，仲子不能成为夫人。春秋初期，”
对此还存有疑虑，所以另外建庙来祭祀她。‘考’是指庙宇建成而举行祭祀。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显示其不合礼制。周成王赐给鲁国天子礼乐来祭祀周公，后世于是群庙都使用。仲子另外建庙，所以不敢与群庙一样使用八佾，而使用六佾。记载‘初献’，表明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孔子认为鲁国郊祭和禘祭是周公之道的衰败，使用天子礼乐祭祀周公，是成王的过错。胡安国说：“鲁惠公想以爱妾为夫人，鲁隐公想以庶弟为嫡子。孟子进入惠公的庙，仲子没有祭祀享用的地方，另外建庙来祭祀她，是不合礼制的。所以趁着她送葬礼而来，正名其为‘仲子之赗’，趁着考庙而正名其为‘仲子之宫’，这样夫人与众妾的区别就确定了，隐公摄政让位的实情就辨明了，桓公篡位弑君的罪过就昭示了。生前用氏系姓，用姓系号；死后用谥号系号，用姓系氏的，是夫人。生前不称号，死后不称谥，只举姓氏的，是妾。凡是宫庙，如果不是记录灾异或失礼，就不记载。”我认为，假如隐公听到众仲的话，知道八佾是僭越，群公的庙都降低遵循诸侯国的常规制度，那么上下各自守其本分，日后怎么会有季氏使用八佾、三家使用《雍》诗撤除祭品的事情呢？自从诸侯僭越天子，然后大夫僭越诸侯，以至于陪臣执掌国政，天下的祸患就没有停止的时候。圣人在这里怎么能不谨慎地记载呢！
邾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请求说：“请您向宋国发泄怨恨，我国愿做向导。”郑国人会同周天子的军队一起攻打宋国，进入宋国的外城，以报复东门之役。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情况。鲁隐公听说他们进入外城，打算去救援，问使者说：“敌军到了哪里？”使者回答说：“还没到达国都。”鲁隐公发怒，于是停止救援，对使者说：“国君命令我共同忧虑社稷的危难，现在问使者，说‘敌军还没到达国都’，这不是我所敢知道的。”胡安国说：发动战争的是邾国，所以虽然是附庸小国，却排在郑国之上。凡是排列上下次序，按照国家的大小，这是礼制的常规；而在盟会征伐时，以主事者为先，这是因事而变。那么卫国州吁向宋国请求攻打郑国，事情与此相同，而圣人以宋国为主事者，为什么呢？这是《春秋》拨乱反正的大法，凡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定要深绝其党羽。
发生螟灾。
公羊子说：“这是记录灾异。”张氏说：“虫子吃禾苗的心叫螟。”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螟灾是国家的重大事件，所以记载。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臧僖伯去世，鲁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安葬他时加一等礼仪。谷梁子说：“隐公不册封任命大夫，这里称‘公子彄’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先君的大夫。”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这是为了报复进入外城之役。程颐说：“攻打国家而包围城邑，是肆意暴虐。”胡安国说：“包围，是环绕城邑，断绝其往来的使者，禁止其砍柴采薪的道路，城守不投降，以至于经年不解围，诛杀乱臣、讨伐贼子是可以的。长葛是郑国的城邑，有什么罪过呢？在这里记载‘围’，而在后面记载‘取’，宋人的恶行就彰明了。”
鲁隐公六年春季，郑国人来改变和平关系。
“渝”字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作“输”。高氏说：“先儒以‘输’为‘渝’，有的解释为‘堕’，有的解释为‘更’，有的解释为‘变’，都没有得到《春秋》的本意。考察隐公从即位到这一年，如果已经与郑国和平，那么六年之间不曾有会同朝聘的事情。自从这一年输平之后，宛来归还祊地，翚会伐宋，时来之会，伐许之役，都与隐公同行。怎么会有在和平之时不相往来，改变关系之后反而一同侵伐呢？”胡安国说：“‘输’是纳的意思；‘平’是成的意思。郑国人为什么向鲁国纳成？是为了以利相结，解怨释仇，离间宋国和鲁国的党羽。隐公未即位时，与郑人在狐壤交战，停止了。元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四年在清地相遇，其秋会合攻打郑国，即鲁国和宋国结为党羽，与郑国有旧怨是明显的。五年郑人攻打宋国，进入其外城，鲁国想救援，使者失言，隐公发怒而停止。其
冬，宋人伐郑，围长葛，郑伯知其适有用间可乘之隙也，是以来纳成耳。然则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释讐，固所善也。输平者，以利相结，则贬矣。曷为知其相结之以利也？后此郑伯使宛来归祊，而鲁入其地；会郑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鲁又取其二邑，是以知输平者以利相结，乃贬之也。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义尔。茍为以利，使为人臣者懐利以事其君，诸侯必曰：『何以利吾国？』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庻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于篡弑夺攘则不厌矣。故特称输平，以明有国者必正其义，不谋其利，杜亡国败家之本也。」陈氏曰：「书『郑输平』，志诸侯之合；书『及郑平』，志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终也。」
译冬天，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了长葛。郑伯知道宋军正好有可以利用的间隙，所以前来缔结和约罢了。然而这值得称许吗？回答说：和平，是化解怨恨、消除仇敌，本来是值得称许的。但如果是为了利益而缔结和约，那就应当贬斥了。怎么知道他们是为了利益而缔结和约呢？后来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而鲁国吞并了那块土地；鲁国又联合郑国攻打宋国，夺取了郜地和防地，而鲁国又占有了这两个城邑，因此知道为了利益而缔结和约，所以予以贬斥。诸侯应当修好和睦以辅佐王室，所秉持的应该是道义罢了。如果为了利益，使做臣子的人怀着私利来侍奉君主，诸侯必定说：“怎样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必定说：“怎样对我的家族有利？”士人和百姓必定说：“怎样对我自身有利？”上下互相争夺利益，不发展到篡位弑君、掠夺侵夺的地步是不会满足的。所以特别称其为“输平”，以表明拥有国家的人必须端正道义，不谋求私利，杜绝亡国败家的根本原因。”陈氏说：“记载‘郑输平’，是记录诸侯的联合；记载‘及郑平’，是记录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的始终之道。”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于齐也。」薛氏曰：「公之会齐者何？与郑平也。与郑平，则曷为与齐盟？齐，郑之与国也。」高氏曰：「郑人来输平，而不言及郑平，曁郑平，是犹未许之平也。齐以是来求盟于公，公于是乎会于艾而与之盟。」
秋七月
胡氏曰：「四德备而后为干，故《易》曰：『乾，元、亨、利、贞。』一德不备，则乾道熄矣。四时具然后成歳，故《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一时不具，则岁功亏矣。旣书时又书月者，时，天时月，王月也。书时又书月，见天人之理合也。」
冬宋人取长葛
杜氏曰：「上有伐郑围长葛，长葛郑邑可知，故不言郑也。」程子曰：「宋人之围长葛，岁且周矣，其虐民无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郑视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诉，卒防其邑，亦可罪也。宋之强取，不可胜诛矣。」
春秋阙疑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疑》>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二 元 郑玉 撰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程子曰：「伯姬为纪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于家，今始归。娣归不书，书，悯其无终也。」髙邮孙氏曰：「法不当书而书者，《春秋》变例以见其贤。叔姬为伯姬之娣，纪侯大去其国，纪季以酅入齐，复存纪之宗社，叔姬又归于酅，以承纪之宗祀。叔姬不以国之盛衰系其懐，不以夫人存亡易其虑，而惟宗社之是依，圣人安得不贤之乎？」
滕侯卒
程子曰卒不名史阙也
夏城中丘
谷梁氏曰：「凡城之志，皆讥也。」泰山孙氏曰：「城邑宫室，髙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廐，作一门，筑一囿，时与不时，皆详而录之。然得其时者，其恶小；非其时者，其恶大。此圣人爱民重兴作、惩僭忒之深防也。」谢氏曰：「国以政治为本，仁义不足以结民心，法制不足以齐民力，则城虽固，适足为寇盗之资而已。故明君以城保国，闇君以城危国。然则政之不修，而城之是务，非保国之道也。书城中丘，而隐公弃内务外，其失见矣。」程子曰：「为民立君，所以养民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书其所兴作。不时害义，固为罪也；虽时且义，必书，见劳民为重事也。后之人君知此义，则谨重于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书者，为敎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宫，复閟宫，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书。二者，兴废复古之大事，为国之先务，如是而用民力，乃所当用也。人君知此义，则知为政之先后轻重矣。」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结艾之盟也。常山刘氏曰：「《周礼·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礼，所以尽人之情。诸侯之于隣国，壤地相接，茍无礼以相与，则何以讲信修睦哉？」王室不纲，典制大壊，无礼义之交，而唯强弱之视，故小国则朝之、聘之，大国则聘而不朝。程子曰：「凡不称公子而称弟者，或责其失兄弟之义，或罪其以弟之爱而宠任之过。」左氏、公羊皆曰：「年，齐僖公母弟。」先儒母弟之説，盖缘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説。其曰同母弟，盖谓嫡尔，非以同母弟为加亲也。若以同母为加亲，是不知人理，近于禽道也。天下不明斯义也久矣！僖公爱年，至其子尚礼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祸。书「弟」，见其以弟之爱而宠任之过也。胡氏曰：「兄弟，先公之子，不称公子，贬也。书盟、书帅师而称兄弟者，罪其有宠爱之私；书出奔、书归而称兄弟者，责其薄友恭之义。仁人之于兄弟，絶偏系之私，笃友恭之义，人伦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训天下与来世之意也。愚按：无知自以篡弑得诛，圣人安得预贬其父？盖无知之能弑，实起于年之宠爱过制，所谓其所由来者渐矣。圣人察见至微，故书「弟」以絶人君宠爱之私，杜天下篡弑之渐，所谓防本塞源，罪在僖公而非
译夏五月辛酉，鲁隐公与齐侯在艾地结盟。
左氏说：“这是鲁国开始与齐国讲和。”薛氏说：“鲁公会见齐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与郑国讲和。与郑国讲和，那么为什么还要与齐国结盟呢？因为齐国是郑国的盟国。”高氏说：“郑国人来请求讲和，但经文不写‘与郑国讲和’，也不写‘与郑国讲和’，这表示还没有答应他们的讲和请求。齐国因此来请求与鲁公结盟，鲁公于是就在艾地会见齐侯并与之结盟。”
秋七月。
胡氏说：“具备元、亨、利、贞四种德行之后才称为‘乾’，所以《易经》说：‘乾，元、亨、利、贞。’如果有一种德行不具备，那么乾道就衰微了。四季具备之后才构成一年，所以《春秋》即使没有大事，只要季节过去了也要记载。如果缺了一个季节，那么一年的功业就亏损了。既然记载了季节又记载月份，是因为季节代表天时，月份代表王历。既记季节又记月份，显示出天理与人理相合。”
冬，宋国人夺取了长葛。
杜氏说：“上文有讨伐郑国、包围长葛的记载，长葛是郑国的城邑可以推知，所以这里不写‘郑’字。”程子说：“宋国人包围长葛，时间将近一年了，他们虐待百姓、无道到了极点，而天子不去惩治，方伯不去征讨，郑国看着自己的百姓处于危险困苦之中而不能保护，即使有赴诉，最终也失去了自己的城邑，这也是有罪的。宋国强行夺取，罪过不可胜数。”
《春秋阙疑》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疑》>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二 元 郑玉 撰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嫁到纪国。
程子说：“伯姬是纪国的夫人，叔姬是她的妹妹，在家等待成年，现在才出嫁。妹妹出嫁通常不记载，这里记载了，是怜悯她最终没有好结果。”高邮孙氏说：“按照体例不该记载却记载的，是《春秋》变例以显示她的贤德。叔姬是伯姬的妹妹，纪侯完全离开了他的国家，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从而保全了纪国的宗庙社稷，叔姬又嫁到酅地，以继承纪国的宗庙祭祀。叔姬不因国家的盛衰而改变自己的情怀，不因夫人的存亡而改变自己的考虑，只依从宗庙社稷的需要，圣人怎么能不认为她贤德呢？”
滕侯去世。
程子说：“去世不写名字，是因为史官缺漏。”
夏，修筑中丘的城墙。
谷梁氏说：“凡是记载修筑城墙的，都是讥讽。”泰山孙氏说：“城邑宫室，高低大小，都有王制的规定，不可以随意建造。所以修筑一个城邑，新建一个马厩，建造一个城门，修筑一个园囿，是否合乎时宜，都详细记录。然而合乎时宜的，罪恶较小；不合时宜的，罪恶较大。这是圣人爱护百姓、重视劳役、惩戒僭越违制的深远用意。”谢氏说：“国家以政治为根本，仁义不足以凝聚民心，法制不足以统一民力，那么城墙即使坚固，也正好成为寇盗的资本罢了。所以英明的君主用城墙保卫国家，昏庸的君主用城墙危害国家。那么政治不修明，却致力于修筑城墙，这不是保卫国家的正道。记载‘修筑中丘城墙’，而隐公抛弃内政去处理外事，他的过失就显现了。”程子说：“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百姓。养育百姓的道理，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民力充足，那么生养顺利，教化推行，风俗美好。所以为政以民力为重。《春秋》凡是使用民力，必定记载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且害义，固然有罪；即使合时宜且合义，也必定记载，表明劳民是一件重大的事。后世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就会谨慎慎重地使用民力了。然而有使用民力很大却不记载的，这是教化的用意深远。僖公修葺泮宫，恢复閟宫，并非不使用民力，但是不记载。这两者，是兴废复古的大事，是国家的首要事务，像这样使用民力，是应当使用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为政的先后轻重了。”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这是为了巩固艾地的盟约。常山刘氏说：“《周礼·大行人》说：‘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互相问候，每三年互相聘问，每世互相朝见。’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尽人情。诸侯对于邻国，土地相连，如果没有礼义来交往，那么用什么来增进信任、修好和睦呢？”王室纲纪废弛，典章制度大坏，没有礼义的交往，只看强弱，所以小国就朝见、聘问，大国就只聘问而不朝见。程子说：“凡是不称‘公子’而称‘弟’的，或者是责备他失掉兄弟之义，或者是罪责他因为弟弟的宠爱而过度宠信任用。”左氏、公羊都说：“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弟。”先儒关于同母弟弟的说法，大概是缘于礼文中有立嫡子同母弟弟的说法。所谓同母弟弟，大概是指嫡子而言，并不是认为同母弟弟更加亲近。如果认为同母更加亲近，是不懂人伦道理，接近禽兽之道了。天下不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齐僖公宠爱年，到了他的儿子尚且像嫡子一样受礼遇，最终导致篡弑的祸患。记载‘弟’，显示他因为弟弟的宠爱而过度宠信任用。胡氏说：“兄弟，是先公的儿子，不称‘公子’，是贬斥。记载结盟、率领军队而称兄弟的，是罪责他们有宠爱私情；记载出奔、归来而称兄弟的，是责备他们淡薄友爱恭敬之义。仁人对于兄弟，断绝偏私之情，笃行友爱恭敬之义，人伦端正而天理存在。”这就是《春秋》用来训诫天下和后世的意思。我认为：无知自认为篡弑而被诛杀，圣人怎么能预先贬斥他的父亲呢？大概无知的能够弑君，实际上起源于年的宠爱超过制度，所谓祸患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圣人洞察极细微之处，所以记载‘弟’以断绝君主宠爱私情，杜绝天下篡弑的萌芽，所谓防本塞源，罪在齐僖公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