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疑卷七 元 郑玉 撰
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时而往，曰：「及▯而代。」朝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从妺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防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防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牀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戸下，遂弑之，而立无知。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谢氏曰：「无知，僖公母弟年之子也，衣服礼秩如适，因以作乱。然则公孙无知，缘公孙之宠而敢为大逆者也。《春秋》夺其公孙，所以絶其亲而诛之也。公子、公孙恃子孙有承继之道而肆为逆恶者众矣，故卫州吁黜其公子，齐无知黜其公孙，所以正大法也，所以杜后世子孙争国之心也。无知书齐，与州吁书卫同意。」胡氏曰：「僖公私其同母，异于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礼秩如适，此乱本也。故于年之来聘，特以弟书；于无知之弑，不称公孙，着其有宠而当国，垂戒之义明矣。古道亲亲与尊尊并行而不相悖，故尧亲九族，必克明俊徳而后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叔而后王室强。徒知宠爱亲属，而不急于尊贤使为表仪，以为亲亲之道，必有篡弑之祸矣。」徒人费遇贼于门，先入伏公，出而鬭死，石之棼如死于阶下，是能死节者也。《春秋》重死节之臣，而法有特书，其不见于经，何也？如费等，则所谓便辟私昵之臣，逢君之恶，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与大臣……孔父、仇牧，义形于色，不畏强御，以身死职，则异矣。当是时，管仲、隰朋、鲍叔皆沉于下僚，不见庸也，而徒人费、石之棼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逺亲信如此。故以齐国之强大一也，桓公用之，则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由亲贤人、逺小人，所以兴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戸下，由亲小人、逺贤人，所以亡也。此二人虽死于难，与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者，犹不逮焉，乃致乱之臣，死不偿责，又何取乎？陈氏曰：「弑君者连称、管至父，则其専罪无知何？君弑而无知受之，则贼不在二子。春秋诛利心，是故连称、管至父实弑齐襄，无知与闻故者也，而无知受之，则无知为逆首。」张氏曰：「襄公即位以至于今，春秋所书齐事，无一非亡国戕身之谋，所谓积不善之余殃者也。」
九年春齐人杀无知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至是，雍廪杀无知。胡氏曰：「杀无知者，雍廪也，而曰齐人者，讨贼之词也。弑君之贼，人人之所恶，夫人之所得讨，故称人。人者，众辞也。无知不称君，已不能君，齐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齐大夫盟于蔇
髙氏曰：「按《国语》韦昭注云：『齐人杀无知，逆子纠于鲁。庄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齐大夫归，遂隂召小白于莒。』则知此盟盖公意也，故书『公及』。凡国乱而嗣君未定，则方伯请天子之命以正之，可也。今公既不能请天子之命，乃捐礼以求盟，且齐人义欲纳纠而自迎之，又何以盟为？然齐来求君，而公固欲盟，茍辞不盟，恐生他变，故以一时之权，抗公而盟于蔇。所以称『齐大夫』而不见名氏者，圣人深察人情所难，而曲尽一时之变，有异乎处父、髙傒也。公之所为如此，宜乎齐人之背盟也。」
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
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子纠，《公》、《谷》皆无「子」字。程子曰：「《春秋》书『公伐齐纳纠』，而不称子，不当立者也。书『齐小白入于齐』
译鲁庄公十一年冬，癸未日，齐国的无知杀死了他的国君诸儿。
齐侯派连称、管至父去戍守葵丘，正值瓜熟时出发，说：“等到瓜熟时派人替换。”早晨去戍守，齐侯没有来问候，请求替换，齐侯不答应，因此他们谋划作乱。僖公的同母弟弟名叫夷仲年，生了公孙无知，受到僖公的宠爱，衣服和礼制待遇如同嫡子。襄公削减了他的待遇，这两个人便借机作乱。连称有个堂妹在齐侯宫中，不受宠爱，连称让她做齐侯的内应，说：“事成之后，我立你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在姑棼设防，随后到贝丘打猎。看见一头大猪，随从说：“这是公子彭生。”齐侯愤怒地说：“彭生敢出现！”射它，猪像人一样站立着啼叫。齐侯害怕，从车上摔下来，伤了脚，鞋也掉了。返回后，向徒人费责问鞋的事，没找到，鞭打他直到出血。徒人费跑出去，在门口遇到叛贼，被劫持并捆绑起来。徒人费说：“我能抵挡什么呢？”脱下衣服露出后背，叛贼相信了他。徒人费请求先进去，伏在齐侯身上保护他，然后出来战斗，死在门中。石之纷如死在台阶下。叛贼于是进入，在床上杀死了孟阳，说：“这不是国君，不像。”看见齐侯的脚在门后，于是杀死了他，立无知为国君。起初，襄公即位后，行为没有常度。鲍叔牙说：“国君使百姓轻慢，祸乱将要发生了。”便奉送公子小白出逃到莒国。祸乱发生，管夷吾、召忽奉送公子纠来投奔鲁国。谢氏说：“无知是僖公同母弟弟夷仲年的儿子，衣服和礼制待遇如同嫡子，因此借机作乱。那么公孙无知，是凭借公孙的宠爱而敢于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春秋》剥夺他‘公孙’的称呼，是为了断绝他的亲属关系而诛讨他。公子、公孙倚仗子孙有继承的道理而肆意犯下逆恶罪行的人很多，所以卫国的州吁废黜他的公子，齐国的无知废黜他的公孙，这是为了端正大法，为了杜绝后世子孙争夺君位的心。无知记载为‘齐’，与州吁记载为‘卫’用意相同。”胡氏说：“僖公偏私于同母弟，不同于其他弟弟，恩惠施及他的儿子，衣服和礼制待遇如同嫡子，这是祸乱的根源。所以在夷仲年来聘问时，特别以‘弟’来称呼；在无知弑君时，不称‘公孙’，彰显他受宠而掌权，垂示警戒的意义很明显了。古道上亲爱亲属与尊重尊贵并行而不相违背，所以尧亲爱九族，必定先能彰明俊德而后九族和睦；周朝分封同姓，必定任用康叔、蔡叔而后王室强盛。只知道宠爱亲属，而不急于尊重贤人使其成为表率，以为这是亲爱亲属之道，必定会有篡弑的祸患。”徒人费在门口遇到叛贼，先进去伏在齐侯身上保护他，出来战斗而死，石之纷如死在台阶下，这是能为节义而死的人。《春秋》重视为节义而死的臣子，而法度上有特别记载，他们不见于经文，为什么呢？像徒人费等，就是所谓逢迎谄媚、私昵的臣子，迎合君主的恶行，田猎射鸟而不修民事，使百姓受苦，与大臣……孔父、仇牧，义气显露于神色，不畏强暴，以死尽职，是不同的。当时，管仲、隰朋、鲍叔都沉沦在下僚，不被任用，而徒人费、石之纷如却得以在左右，襄公所疏远和亲信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凭借齐国的强大，桓公任用贤人，就九合诸侯，不靠武力，是因为亲近贤人、疏远小人，所以兴盛；襄公任用小人，不能保全自身，死在门后，是因为亲近小人、疏远贤人，所以灭亡。这两个人虽然死于祸难，与自缢在沟渠中而无人知晓的人相比，还不如他们，是致乱的臣子，死了也不能抵偿罪责，又有什么可取的呢？陈氏说：“弑君的是连称、管至父，那么为什么专罪无知呢？国君被弑而无知接受了君位，那么贼人就不在这两个人身上。《春秋》诛讨利心，所以连称、管至父实际弑杀齐襄公，无知是同谋，而无知接受了君位，那么无知就是逆乱的首犯。”张氏说：“襄公即位直到今天，《春秋》所记载的齐国事情，没有一件不是亡国害身的谋划，这就是所谓积不善的余殃。”
鲁庄公九年春，齐国人杀死了无知。
起初，公孙无知虐待雍廪，到这时，雍廪杀死了无知。胡氏说：“杀死无知的是雍廪，却说‘齐人’，这是讨伐贼人的措辞。弑君的贼人，是人人所厌恶的，是人人所能讨伐的，所以称‘人’。‘人’，是众人的意思。无知不称‘君’，他已经不能为君，齐国人也不把他当君看待。”
鲁庄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
髙氏说：“查《国语》韦昭注说：‘齐国人杀死了无知，迎接子纠到鲁国。庄公不立即派遣，而是结盟来要挟他，齐国大夫回国，于是暗中从莒国召小白。’那么知道这个盟约大概是庄公的意思，所以记载‘公及’。凡是国家动乱而嗣君未定，那么方伯请求天子的命令来正定，是可以的。现在庄公既不能请求天子的命令，却抛弃礼制来求盟，而且齐国人道义上想接纳子纠而亲自迎接他，又为什么要盟呢？然而齐国来求君，而庄公坚持要盟，如果推辞不盟，恐怕产生其他变故，所以以一时的权宜，违背公理而在蔇地结盟。所以称‘齐大夫’而不列名氏，圣人深刻洞察人情所难，而曲尽一时的变通，与处父、高傒不同。庄公这样做，难怪齐国人违背盟约。”
夏，鲁庄公攻打齐国，送子纠回国。齐小白进入齐国。
夏，鲁庄公攻打齐国送子纠回国，桓公从莒国先进入。子纠，《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子”字。程子说：“《春秋》记载‘公伐齐纳纠’，而不称‘子’，是不应当立的人。记载‘齐小白入于齐’”
，以国系者，明当立也。桓公，兄也，当立；子纠，弟也，不当争。』考之《春秋》可见。桓公之入也，书曰『齐小白入于齐』；鲁之纳子纠也，书曰『公伐齐纳纠』。左氏误多「子」字，《公》、《谷》之言是也。杨▯山曰：「尝攷子纠与小白未尝为世子，而俱出奔，故《春秋》不书子，而书『公伐齐纳纠』、『齐小白入于齐』。以齐系小白，宜有齐者也。纠不称子，又不系之齐者，外之，不宜有齐者不宜有齐而入之，是为乱而已。」胡氏曰：「纳者，不受而强致之。称入者，难词。襄公见杀，纠与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纠，弟也。按史，周公诛管蔡以安周，齐桓杀其弟以反国，是纠幼而小白长，其有齐宜矣。宜则何以不称公子？内无所承，上不禀命，故以王法絶之也。桓公于王法虽当絶视子纠则当立，故管仲相桓公为徙义，召忽死子纠为伤勇。」愚按：子纠、小白之少长，▯记所载不同，今亦无从考证。但以《论语》所记「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观之，则桓公、管仲之事，决非簒弑矣。故程子释之曰：「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桓公杀之虽过，而纠之死实当。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争为不义，不死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若使桓弟而纠兄，管仲所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无乃害义之甚，起万世反覆不忠之乱乎？」程子之为是说，盖以夫子之言可信也。若使桓公之立非义，虽有及人之功，夫子之言不以过掩其功，而功过并论可也。许其功掩其过，以成败论人，吾知夫子之言必不如是也，况肻以召忽死子纠之难，为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者乎？程子之说，千古不易之论，有天下国家者之所当取法，岂特施于桓公、管仲而已哉！
译以国系者，表明应当立为国君。桓公是兄长，应当立；子纠是弟弟，不应当争夺。考察《春秋》就可以明白。桓公回国时，记载说“齐小白入于齐”；鲁国接纳子纠时，记载说“公伐齐纳纠”。左氏误多了“子”字，《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杨〇山说：“曾经考察子纠与小白未曾做过世子，而且都出奔在外，所以《春秋》不称‘子’，而记载‘公伐齐纳纠’、‘齐小白入于齐’。用‘齐’来系属小白，是因为他适宜拥有齐国。纠不称‘子’，又不系属‘齐’，是把他排除在外，因为他不适宜拥有齐国却强行进入，这只是为了作乱罢了。”胡氏说：“‘纳’，是指不被接受而强行使其就位。称‘入’，是表示艰难的措辞。襄公被杀，纠与小白都以庶子的身份出奔，而纠是弟弟。按照史实，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周朝，齐桓公杀死他的弟弟以返回齐国，这说明纠年幼而小白年长，小白拥有齐国是适宜的。适宜为什么不称‘公子’？因为国内没有继承的依据，向上没有禀受君命，所以用王法断绝了他。桓公对于王法虽然应当被断绝，但相对于子纠则应当立，所以管仲辅佐桓公是转移道义，召忽为子纠而死是感伤勇烈。”我按：子纠、小白谁长谁幼，《史记》所载不同，现在也无法考证。但根据《论语》所记“子路说：‘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没有死。’孔子问：‘这不仁吗？’孔子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吗？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殉死，反而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哪里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信，自缢于沟渠之中而无人知晓呢？’”来看，那么桓公、管仲的事，决不是篡位弑君了。所以程子解释说：“桓公是兄长；子纠是弟弟。管仲偏私于他所侍奉的人，辅佐他争夺国家，是不义的。桓公杀他虽然过分，但纠的死确实是应当的。管仲起初与他同谋，最终与他同死，是可以的；知道辅佐他争国是不义的，不死以图谋后来的功业，也是可以的。所以圣人不责备他殉死，而称许他的功业。假如桓公是弟弟而纠是兄长，管仲所辅佐的是正当的，桓公夺取他的国家并杀了他，那么管仲与桓公，就是不可共存于世的仇敌了。如果只计较后来的功业而赞同他侍奉桓公，岂不是极大地损害道义，引发万世反复不忠的祸乱吗？”程子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孔子的话可信。假如桓公的即位不义，虽然有惠及他人的功劳，孔子的话不会用过错掩盖他的功劳，而是功过并论也可以。肯定他的功劳而掩盖他的过错，以成败论人，我知道孔子的话一定不会是这样，何况肯把召忽为子纠殉难的壮举，看作普通男女自缢于沟渠之中而无人知晓的行为呢？程子的说法，是千古不变的定论，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效法，难道只适用于桓公、管仲而已吗！
秋七月丁酉葬齐襄公
髙邮孙氏曰：「齐乱，不以时葬，于是小白始入葬之。」
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
公丧戎路，乗传而归。胡氏曰：「何以不书公？庄公忘亲释怨，欲纳讐人之子，谋定其国家，不为复讐与之战，是故没公以见贬。若为复讐举事，则此战为义战，当书公冠于败绩之上，与沙随之不得见、平丘之不与盟为比，以示荣矣。惟其不以复讐战也，是故讳公以重贬其忘亲释怨之罪，其义深切着明矣。」髙邮孙氏曰：「春秋之义，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未有内言败绩者。干时之战书战书败，此春秋之变例也。庄公父见弑于齐，齐为仇讐之国，无时而可通。庄公受公子纠之奔，志欲纳之，已盟其大夫，伐齐而纳纠矣，而公子小白先之，既忘其讐也，又不量力而与齐战焉，战而不胜，而至于败，师徒崩丧，而子纠不免于死，为庄公者，其罪如何也？庄公有诸侯之位，国君之尊，民人之所瞻望，一国之所矜式也。父之仇讐则忽而忘之，仇讐之弟则决而纳之，既不果纳，又战而败其师焉。不共戴天之讐，已不报而与之交矣；无辜之民，又驱之战而至败焉。十二公之间，师之恶未有甚于此者。内不言战，战不言败，鲁史所以待鲁公之法也。若庄公之行，盖非鲁公之所宜为，书战书败，若曰吾君之所以至于是者，由其不君也。」愚按：不书公，所以讳鲁之辱而存臣子之礼；特书败，所以见公之恶以明君父之讐。其词微而彰，其义微而着，非圣人孰能修之！
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讐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髙傒，使相可也。」公从之。张氏曰：「杀兄弟，当着君之罪，而罪齐人者，废立之际，杀生予夺寄于当国之手，毫厘之差，霄壤之缪。今齐大夫始以纠为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谋不审于初，已为罪矣。及桓公得国，又不体其君天伦之恩，从议亲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杀之，废兴生杀，轻率甚矣。故加『子』于纠，又书『齐人』，书『取』，书『杀』，则举国君臣同责其忘恩失义之罪也。」髙氏曰：「书『齐人杀』，则小白在其中；书『齐侯杀』，则国人之罪免矣。」谷梁氏曰：「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取，易辞也，犹曰取其子纠而杀之云尔。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以千乗之鲁而不能存子纠，以公为病矣。」常山刘氏曰：「公伐齐纳不正，故书『纳纠』而不曰『子』；齐人杀纠而书『子』者，齐大夫既自与鲁盟而立之矣，又自杀之，故书曰『齐人取子纠杀之』，以罪齐也。」胡氏曰：「取者，不义之辞。前书『纳纠』不称『子』者，明不当立也；此书『杀纠』复称『子』者，明不当杀也。或夺或予，于义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纠虽争立，越在他国，置而勿问可也，必请于鲁杀之，然后快于其心，不仁亦甚矣。后世以传让为名而取国者，必杀其主以为一人心、防后患，意与此同，流毒岂不逺哉！故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愚谓：「纳纠不书『子』，以明纠不可以为齐君，所以罪鲁纳之不正；杀纠复书『子』，以明齐人杀其所立之君，以罪齐杀之不当。子纠之死，或曰鲁杀，或曰齐杀。以经考之，齐人取之于鲁而杀之，齐人杀之，固有罪矣；鲁人非特不能纳之，又举以与齐，使齐得杀之，则犹鲁杀之也。故书。」法如此，而齐鲁之罪见矣。
冬浚洙
公羊氏曰：「浚者，防之也。曷为防之？畏齐也。」胡氏曰：「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揺，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域，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而况洙乎？书『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译秋天七月丁酉日，安葬齐襄公。
高邮孙氏说：“齐国发生动乱，没有按时安葬，直到小白才入齐安葬他。”
八月庚申日，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
庄公丢失了戎路车，乘坐传车回国。胡氏说：“为什么史书不记载‘公’字？因为庄公忘记杀父之仇、放下怨恨，想要接纳仇人的儿子，谋划安定国家，不是为了复仇而与之交战，所以隐去‘公’字以表示贬斥。如果是为了复仇而举事，那么这场战争就是正义之战，应当在‘败绩’之上书写‘公’字，与沙随之战中未能相见、平丘之盟中未参与结盟的情况相比，以显示荣耀。正因为不是出于复仇而战，所以隐去‘公’字以加重贬斥他忘亲释怨的罪过，其义理深切而明显。”高邮孙氏说：“《春秋》的义理，对内不记载‘战’，记载‘战’就意味着失败。在二百四十二年间，没有对内记载‘败绩’的。干时之战既记载‘战’又记载‘败’，这是《春秋》的变例。庄公的父亲被齐国杀害，齐国是仇敌之国，任何时候都不应通好。庄公接纳了公子纠的投奔，立志要拥立他，已经与大夫盟誓，攻打齐国以拥立公子纠，但公子小白抢先即位，庄公既忘记了仇敌，又不量力与齐国交战，交战不胜，以至于大败，军队溃散丧亡，而公子纠也不能免于死难，作为庄公，他的罪过如何呢？庄公有诸侯的地位、国君的尊贵，是百姓瞻望、一国效仿的对象。父亲的仇敌却忽视忘记，仇敌的弟弟却决意接纳，既然没能成功拥立，又交战导致军队失败。不共戴天的仇敌，已经不报反而与之交往；无辜的百姓，又驱使他们作战以至于失败。十二公之间，军队方面的恶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对内不记载‘战’，记载‘战’不记载‘败’，这是鲁国史官对待鲁公的法则。像庄公这样的行为，大概不是鲁公所应该做的，记载‘战’记载‘败’，好像是说我们的国君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不具备国君的德行。”我按：不记载‘公’字，是为了避讳鲁国的耻辱而保存臣子的礼节；特别记载‘败’，是为了显示庄公的恶行以明确君父的仇敌。其文辞微妙而显著，其义理微妙而明显，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呢！
九月，齐国人捉拿子纠并杀了他。
鲍叔率领军队来进言说：“子纠是我的亲人，请国君惩处他；管仲、召忽是仇敌，请让我接受他们以解恨。”于是在生窦杀了子纠，召忽为此殉死。管仲请求被囚禁，鲍叔接受了他，到了堂阜就释放了他。鲍叔回国后报告说：“管夷吾治理高傒，让他做相国是可以的。”庄公听从了。张氏说：“杀害兄弟，应当归咎于当国者的罪过，而将罪责归于齐国人，是因为在废立之际，杀生予夺寄托在当国者手中，毫厘之差，谬误如天壤之别。现在齐国大夫起初因为公子纠是先君之子而盟誓想要拥立他，谋划不审慎于初，已经是罪过了。等到桓公得国，又不体谅其君天伦之恩，听从议亲的避讳来赦免他的罪过，却一定要杀他，废兴生杀，轻率得很。所以在‘纠’前加上‘子’字，又记载‘齐人’，记载‘取’，记载‘杀’，那么举国君臣共同承担忘恩失义的罪责。”高氏说：“记载‘齐人杀’，那么小白就在其中；记载‘齐侯杀’，那么国人的罪责就免除了。”谷梁氏说：“对外不记载‘取’，记载‘取’，是责备内国。‘取’是轻率的言辞，好像是说取走他们的子纠而杀了他。十户人家的城邑，可以逃避灾难；百户人家的城邑，可以隐藏死难。凭借千乘之鲁却不能保全子纠，以庄公为病态了。”常山刘氏说：“庄公攻打齐国拥立不正之人，所以记载‘纳纠’而不称‘子’；齐国人杀了公子纠而记载‘子’，是因为齐国大夫既自己与鲁国盟誓拥立他，又自己杀了他，所以记载‘齐人取子纠杀之’，以归罪于齐国。”胡氏说：“‘取’是不义的言辞。前面记载‘纳纠’不称‘子’，是明确他不应当被拥立；这里记载‘杀纠’又复称‘子’，是明确他不应当被杀。或夺或予，于义理各自安适，这是《春秋》的精微意旨。仁人对于兄弟，不隐藏愤怒，不宿怨，只是亲爱罢了。公子纠虽然争夺君位，越在他国，置之不问也可以，一定要向鲁国请求杀了他，然后心里才痛快，不仁也太甚了。后世以传让为名而夺取国家的人，一定要杀其君主以统一人心、防备后患，意图与此相同，流毒岂不深远吗！所以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事情的。”我认为：“纳纠不记载‘子’，以明确公子纠不可以做齐国国君，所以归罪于鲁国拥立他不正；杀纠又记载‘子’，以明确齐国人杀了他们所拥立的国君，以归罪于齐国杀他不应当。子纠的死，有人说鲁国杀的，有人说齐国杀的。根据经文考察，齐国人从鲁国捉拿他而杀了他，齐国人杀他，本来就有罪；鲁国人不仅不能拥立他，又把他交给齐国，使齐国得以杀他，那么就像鲁国杀了他一样。所以这样记载。”法则如此，而齐鲁的罪过就显现了。
冬天，疏浚洙水。
公羊氏说：“浚，是防备的意思。为什么防备？畏惧齐国。”胡氏说：“巩固国家以保护百姓为根本，轻用民力，妄兴大工程，国家根本一旦动摇，即使有长江巨川环绕封域，洞庭、彭蠡、河汉的险要，还不足以凭借，何况洙水呢？记载‘浚洙’，显示在守国的末节上劳民，而不知道根本，作为后世的警戒。”
十年春天，周历正月，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国军队。
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逺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髙氏曰：「公曷为败齐师？能强也。我因败绩而修备，齐师恃胜而益骄，是以能败之。所以齐师之来不书侵伐，盖因其兵入吾境而遂败之，不待交战也。」家氏曰：「干时败归，齐人得志，取子纠而杀之，鲁复不敢校，而桓公挟其杀纠之余怒以兵加鲁，鲁之师直，桓之师曲，春秋书法坦然易见也。幸鲁庄能与讐国为敌而又胜，故书曰『公败齐师于长勺』，喜之也。」愚谓春秋之法，诈战曰败，然鲁之败齐，齐曲鲁直，故春秋喜鲁之胜，非喜其胜也，喜其胜于齐也。
译齐国军队攻打我国，鲁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进见。他的同乡说：“当权者会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当权者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入朝进见。曹刿问鲁庄公凭借什么条件作战。鲁庄公说：“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专有，一定把它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没有遍及百姓，百姓是不会跟从您的。”鲁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器和丝织品，我不敢虚报夸大，一定对神诚实。”曹刿回答说：“小信用未能使神信服，神不会赐福给您。”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根据实情处理。”曹刿回答说：“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个条件打一仗。作战时请允许我跟随您。”鲁庄公和他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与齐军交战。鲁庄公将要击鼓进军。曹刿说：“还不行。”齐军击了三次鼓。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鲁庄公将要驱车追击。曹刿说：“还不行。”他下车查看齐军车轮的痕迹，又登上车前横木眺望齐军，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战胜之后，鲁庄公询问取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士气。第一次击鼓能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衰弱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耗尽，我们的士气正旺盛，所以能战胜他们。大国难以推测，怕他们有埋伏。我看到他们的车辙混乱，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追击他们。”高氏说：“鲁庄公为什么能打败齐军？是因为鲁国能自强。我国因战败而修明战备，齐军依仗胜利而更加骄傲，因此能够打败他们。所以齐军来犯不记载为‘侵’或‘伐’，大概是因为齐军进入我国境内就被打败，不需要正式交战。”家氏说：“干时之战鲁军战败回国，齐人得逞，抓走公子纠并杀了他，鲁国再次不敢较量，而桓公挟着杀公子纠的余怒对鲁国用兵，鲁国的军队是正义的，桓公的军队是不义的，《春秋》的书法坦率易见。幸好鲁庄公能与仇敌对抗并且获胜，所以记载为‘公败齐师于长勺’，这是表示喜悦。”我认为《春秋》的法度，以欺诈手段作战称为“败”，然而鲁国打败齐国，齐国理亏鲁国理直，所以《春秋》喜悦鲁国的胜利，不是喜悦其获胜，而是喜悦其战胜齐国。
二月公侵宋
胡氏曰：「声罪致讨曰伐，濳师掠境曰侵。声罪者，鸣钟击鼓，整众而行，兵法所谓正也；濳师者，衔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谓竒也。」薛氏曰：「侵者，掠其边鄙也。怙于长勺之胜，无故侵人之国，书始怨也。」
三月宋公迁宿
胡氏曰：「其曰迁宿者，宿非欲迁，为宋人之所迁也。懐土常物之情，迁国重事也，虽违害就利、去危即安，犹或恐沈于众，不肯率从，而况迫于横逆，非其所欲，弃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路之勤，营筑之劳，起怨谘，伤和气，岂不恻然有隠乎？肆行莫之顾也，其不仁甚矣！凡书迁，不待贬而恶已见矣。」髙邮孙氏曰：「诸侯受地于天子，▯国于先君，不能以道守位，以徳怀民，而见迫于强大，受制于同列，去南面之位而为之臣，屈诸侯之尊而为附庸之国，为之迁者未免有罪，迁人之国，盖不可胜诛矣。」许氏曰：「迁之使未失其国家以往，其义犹有所难，则是王未尽亡也。至僖文以后，则皆灭国无迁国矣。」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
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乗丘，齐师乃还。髙邮孙氏曰：「公正月败齐师于长勺，而二月侵宋，齐纳纠之恨不释，而宋见侵之怨方兴，故齐宋之师防次于郎，将伐我。公乗二国之未至，先败宋师，而齐师亦还也。」胡氏曰：「齐人轻举大众，深入他境，肆其报复之心，诚有罪也。鲁人若不用诈谋，奉其辞令，二国去矣。偷得一时之捷，而积四隣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胜者不以其理，交讥之。」愚按《礼记》《檀弓》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乗丘，马惊，公坠，败绩，与经不同，当以经为正，彼盖记礼者之误尔。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程子《杂说》曰：庄十年，荆败蔡师于莘，荆始见于经。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郑，皆止书荆。荆本子爵，僻在南蛮，不能从中国政令，居中国爵号，不共王祭，故《春秋》外之。庄二十三年书荆人来聘，于此始能修聘，而未能备中国之礼，故祗书人。二十八年荆伐郑，犹前志也。僖二年楚人伐郑，至是始改号楚，盖自此寖强矣，故皆称人。然终齐桓之世，惟祗人而不得与中国之防盟者，为齐桓能制其强也。至十有七年，齐桓卒，楚于是始横。十九年则已盟于齐矣，二十一年又盟于鹿上，用见周室衰微，楚氛方恶。至秋之防，则书宋公防于盂，执宋公以伐宋，楚于是大张，列位于陈、蔡之上，而书爵矣。所以着其强大难制，中国不能抗也。至冬告捷以威诸侯，圣人复书楚人使宜申来献捷，贬其爵，又书献以抑其强尔。从是以后，有事于中国皆用其爵，惟贬而人之者，各随事以见焉。刘氏《意林》曰：呉、楚、徐、越，其上世皆有元徳显功，通乎周室。徐始称王，楚后称王，呉越因遂称王。王非诸侯所名也，是以外之。然犹不欲絶其类，是以上不使与中国等，下不使与外域均，推之可逺，引之可来，此圣人慎絶人也。谢氏曰：荆之败蔡师也，哀侯无死社稷之义，而臣服于荆，则君位已絶于国，故书名。凡书败、书灭、书入以其君归者，《春秋》皆名，以其前无死义之忠，后无复国之志，故以匹夫名之。陈氏曰：《春秋》为尊攘作也。荆败蔡师于莘，是猾夏之始也；而言以归，则蔡侯服楚也，是天下之大变也。呉敢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则诸夏之不亡者寡矣。是故书荆自此始，而《春秋》以呉终焉，圣人之所甚。惧也。
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
齐侯之出也，过谭，谭子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齐师灭谭，谭子奔莒。
译二月，鲁庄公侵犯宋国。
胡氏说：“宣布罪行进行讨伐叫做‘伐’，秘密出兵掠夺边境叫做‘侵’。宣布罪行，是鸣钟击鼓，整顿军队而行，这是兵法所说的‘正’；秘密出兵，是衔枚静默、卧鼓无声，出其不意，这是兵法所说的‘奇’。”薛氏说：“侵，是掠夺其边远地区。倚仗长勺之战的胜利，无缘无故侵犯别国，这是记载怨恨的开始。”
三月，宋公迁移宿国。
胡氏说：“说‘迁宿’，是因为宿国不想迁移，是被宋国人强迫迁移的。眷恋故土是人之常情，迁移国家是重大事件，即使是避害就利、去危就安，尚且恐怕沉溺于众人之中，不肯顺从，何况是被强暴胁迫，并非其所愿，抛弃长久居住的田里，割除新居处的蓬草，路途的辛劳，营建房屋的劳累，引起怨恨咨怨，伤害和气，难道不令人恻隐痛心吗？却肆意妄为不顾及这些，其不仁德太严重了！凡是记载‘迁’，不需要贬斥，其恶行已经显现了。”高邮孙氏说：“诸侯从天子那里受封土地，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不能用正道守位，用德行安抚百姓，反而被强国胁迫，受制于同列诸侯，离开君位而成为臣属，屈尊诸侯之尊而成为附庸国家，强迫别人迁移的人难免有罪，迁移别人的国家，简直是罪不可赦。”许氏说：“迁移他国使其尚未失去国家而前往，其义理尚且难以接受，这说明周王室的权威尚未完全丧失。到了僖公、文公以后，就都是灭国而没有迁国了。”
夏季六月，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鲁庄公在乘丘击败宋军。
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公子偃说：“宋军军容不整，可以击败。宋军被击败，齐军必定撤退。请攻击他们。”庄公不允许。公子偃从雩门偷偷出城，披着虎皮率先发起攻击，庄公跟随他，在乘丘大败宋军，齐军于是撤退。高邮孙氏说：“庄公正月在长勺击败齐军，二月侵犯宋国，齐国接纳公子纠的怨恨未消，而宋国被侵犯的怨恨正起，所以齐宋两国的军队会合驻扎在郎地，将要讨伐我国。庄公趁着两国军队尚未完全到达，先击败宋军，齐军也就撤退了。”胡氏说：“齐人轻率地出动大军，深入他国境内，肆意发泄报复之心，确实有罪。鲁国如果不用诈谋，奉行辞令，两国就会离去。贪图一时的胜利，而积累四邻的愤怒，这是小人的做法。所以驻扎者不以其事为是，战胜者不以其理为是，互相讥讽。”我按：《礼记·檀弓》记载鲁庄公与宋人在乘丘作战，马受惊，庄公坠落，大败，与经文不同，应当以经文为准，那大概是记述礼制的人的错误。
秋季九月，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军，俘虏蔡侯献舞回国。
蔡哀侯娶了陈国的女子，息侯也娶了陈国的女子。息妫将要回娘家，经过蔡国。蔡侯说：“这是我的姨妹。”留住她并会见，不以宾客之礼相待。息侯听说后愤怒，派人告诉楚文王说：“攻打我，我向蔡国求救，您就攻打蔡国。”楚文王听从了。秋季九月，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军，俘虏蔡侯献舞回国。程子《杂说》说：庄公十年，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军，楚国开始出现在经文中。十四年进入蔡国，十六年攻打郑国，都只记载‘荆’。楚国本是子爵，僻处南蛮，不能遵从中原政令，居于中原爵位，不共同祭祀周王，所以《春秋》将其排斥在外。庄公二十三年记载‘荆人来聘’，从此开始能够修习聘问之礼，但未能具备中原的礼仪，所以只记载‘人’。二十八年楚国攻打郑国，仍如前志。僖公二年楚人攻打郑国，至此开始改称‘楚’，大概从此逐渐强大了，所以都称‘人’。然而直到齐桓公在世，楚国只称‘人’而不得参与中原的会盟，是因为齐桓公能制约其强大。到了十七年，齐桓公去世，楚国于是开始横行。十九年已经与齐国会盟，二十一年又在鹿上会盟，可见周室衰微，楚国气势正盛。到了秋季的会盟，记载宋公在盂地会盟，拘捕宋公以讨伐宋国，楚国于是大张声势，位列陈、蔡之上，而记载其爵位了。这是为了彰显其强大难制，中原不能抵抗。到了冬天报告捷报以威慑诸侯，圣人又记载楚人使宜申来献捷，贬低其爵位，又记载‘献’以抑制其强大。从此以后，在中原有事都使用其爵位，只有贬低而称‘人’的，各自随事而见。刘氏《意林》说：吴、楚、徐、越，其祖先都有元德显功，与周室相通。徐国首先称王，楚国后来称王，吴越因而也称王。王不是诸侯所能称的，所以将其排斥在外。然而又不想断绝其同类，所以上不使其与中原诸侯等同，下不使其与外域相同，推远可以疏远，拉近可以招来，这是圣人慎重对待断绝人的做法。谢氏说：楚国击败蔡军，哀侯没有死守社稷的道义，而臣服于楚国，那么君位已经在国内断绝，所以记载其名。凡是记载‘败’、‘灭’、‘入’以其君归的，《春秋》都记载其名，因为之前没有死义之忠，之后没有复国之志，所以以匹夫之名记载。陈氏说：《春秋》是为尊王攘夷而作的。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军，这是扰乱华夏的开始；而说‘以归’，则是蔡侯服于楚国，这是天下的大变。吴国敢在鸡父顿挫胡、沈、蔡、陈、许的军队，那么诸夏不灭亡的就少了。所以记载‘荆’从此开始，而《春秋》以吴国终结，这是圣人非常恐惧的。
冬季十月，齐军灭掉谭国，谭子逃奔莒国。
齐侯出逃时，经过谭国，谭子不以礼相待。等到齐侯回国，诸侯都来祝贺，谭国又不到场。齐军灭掉谭国，谭子逃奔莒国。
赵氏曰：「覆邦絶祀曰灭。」公羊氏曰：「何以不书出？国已灭矣，无所出也。」啖氏曰：「随敌人归者书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也。凡书灭，又书以归及名者，罪重于奔者也，既责其不死位，又责其无兴复之志也。国灭君奔者四，其三不书名，惟徐子章羽书名，▯以服呉，后乃奔楚，故书名以罪之。」胡氏曰：「国灭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贵，何以书爵乎？已无取灭之罪，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胜，至于出奔，则亦不幸焉尔矣，其义盖未絶也。」谢氏曰：「小国为大国所灭，其君力屈而奔者，非其不道失国也，非以屈节在所弃也，以直词诉王，以王命求助邦国，则社稷可以复安矣，岂可遽以匹夫絶之哉？故君以国灭而奔者，《春秋》皆不名。」陈氏曰：「书灭始于此，《春秋》灭国三十六，五伯为之也。」愚谓此齐桓图霸之始谋也。桓公入国，既定其位，方欲有以合天下之诸侯，而惧人心之不一，首以谭之不礼于已而灭之，使天下诸侯惧而畏服，此所谓以力服人者也。夫三王之兴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齐桓杀纠以得国，杀一不辜矣；灭谭以立威，行一不义矣。虽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仲尼之徒无道之者，五伯三王之罪人，岂不信哉！
译赵氏说：“颠覆国家、断绝祭祀称为‘灭’。”公羊氏说：“为什么没有记载‘出’？因为国家已经灭亡，无处可出。”啖氏说：“跟随敌人回去的人要记载名字，以加重他的罪责，所以逃亡的人不记载名字，以示区别。凡是记载‘灭’，又记载‘以归’以及名字的，罪行比逃亡的人更重，既责备他不死守君位，又责备他没有复兴国家的志向。国家灭亡、国君逃亡的有四位，其中三位不记载名字，只有徐子章羽记载了名字，〇因为他先臣服于吴国，后来才逃往楚国，所以记载名字来归罪于他。”胡氏说：“国家灭亡、自身逃亡而不能保全富贵，为什么要记载爵位呢？他已经没有导致国家灭亡的罪过，遭受横暴侵略而力量不能取胜，以至于出逃，这也只是不幸罢了，他的道义大概并未断绝。”谢氏说：“小国被大国所灭，国君力量穷尽而逃亡的，并非因为他无道而失去国家，也不是因为他屈节而应当被抛弃，如果以正直的言辞向周王申诉，凭借周王的命令求助于各国，那么社稷就可以恢复安定，怎么可以立刻把他当作平民而断绝关系呢？所以国君因国家灭亡而逃亡的，《春秋》都不记载名字。”陈氏说：“记载‘灭’始于这里，《春秋》记载灭亡的国家有三十六个，都是五霸所为。”我认为这是齐桓公图谋霸业的开始谋划。桓公进入谭国，安定其君位后，正想借此联合天下的诸侯，却担心人心不一，首先以谭国对自己无礼为由而灭亡它，使天下诸侯恐惧而畏服，这就是所谓的以武力使人服从。三位先王兴起时，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他们都不做。齐桓公杀公子纠而得到国家，是杀了一个无辜的人；灭亡谭国以树立威势，是做了一件不义的事。虽然他能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但孔子的门徒中没有称道他的，五霸是三位先王的罪人，难道不确实吗！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
宋为乗丘之役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鄑。张氏曰：「宋师再至再败，祸旋及其君；鲁虽再胜，其国亦困于兵矣。」
秋宋大水
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庻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词也。」臧孙逹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张氏曰：「外灾不书，此特书者，宋来告，鲁吊之也。此见怨不废礼，诸侯往吊，主人罪已盖古意之犹存而未泯者。然文岂足以应天哉！闵公不能践敬之一言，而以靳宋万自祸，董氏所谓出灾害以谴告之而不知变者，春秋之存灾异，可不察哉！」胡安定先生曰：「春秋惟内灾悉书，外灾或举一二以见天下之大异。」东莱吕氏曰：「诸国灾则书，其显然为众所知者，亦不待告也。」
冬王姬归于齐
愚按：此王姬归齐，《公》、《谷》皆以为过我，故书，而先儒又多以为再主齐昏。以事考之，襄公既弑，则讐人已死。王姬归齐，前已责其甚者，至此不应再贬。当因适齐道过于鲁，故鲁书之，《公》、《谷》之说为得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纪叔姬归于酅。
啖氏曰：「称纪，言纪之妇也。书归，善叔姬之全妇道也。」陈氏曰：「纪亡矣，曷为谓之纪叔姬？存纪也。国灭而复见者，善词也。未始复也而再见，《春秋》所以录灭国也。」胡氏曰：「庄公四年纪侯去国，至此方卒，故叔姬归酅。归者，顺辞，以宗庙在酅，归奉其祀也。鲁为宗国，妇人有来归之义。纪既亡矣，不归于鲁，所谓全节守义，不以亡故而亏妇道者也。鲁人髙其节义，恩礼有加，是故其归于酅，其卒、其葬，史册悉书之。夫子修经，存而不削，为后世劝。」家氏曰：「是时纪既亡矣，而《春秋》犹书纪叔姬者，录叔姬也。録叔姬，是存纪于既亡之后，叔姬不与纪俱亡也。」髙邮孙氏曰：「叔姬为伯姬媵，法不当书，《春秋》贤之，故备书之。」髙氏曰：「此见纪季以酅入齐，非叛也，政以存国尔。众人疑其迹，而《春秋》明其心，因叔姬之归以见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歂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至是，宋万弑闵公于▯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遇太宰督于东宫之西，又杀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南宫牛、猛获帅师围亳。谢氏曰：「人君所与居处游燕，不可一非其人，隂邪得居其间，则虽千乗之君，匹夫或得为之难。宋万，凶勇之士也，凶则畜祸心，勇则无忌惮。闵公旦夕与之相亲而不知为之戒，故一言拂意，而不测之变发于萧墙。然则左右近习，可以使非其人耶？」胡氏曰：「夫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然徒杀其身，不能执贼，无益于事，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难，义也。徒杀其身而不能执贼，亦足以为求利焉而迯其难者之训矣，何名为无益哉？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执君之政，而君见弑，不以其私也，虽欲勿死，焉得而勿死？圣人书而弗削，以为求利焉而迯其难者之劝也。惟此义不行，然后有弃其君如土梗、弁髦，曽莫之省，而三纲絶矣。」家氏曰：「太宰督亦死于此难，奚以不书？督者，即前日弑殇公、杀孔父之人，身负弑君未讨之罪，今复为盗所殒，此乱臣逸天讨，不可以死节言者。旧史固与仇牧同书，圣人削之尔。」
冬十月宋万出奔陈
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立桓公。猛获奔卫，南宫万奔陈，以乗车辇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请猛获于卫，卫人欲勿与。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恶一也，
译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五月戊寅日，鲁庄公在鄑地击败宋国军队。
宋国因为乘丘之战的怨恨而入侵我国，庄公率军抵御。宋军尚未列好阵势，鲁军就逼近攻击，在鄑地打败了他们。张氏说：“宋国军队两次来犯两次战败，灾祸随即波及他们的国君；鲁国虽然两次获胜，其国家也因战争而疲困了。”
秋天，宋国发生大水灾。
宋国发生大水灾，庄公派使者去慰问，说：“上天降下连绵大雨，损害了祭祀用的谷物，怎么能不慰问呢？”宋国使者回答说：“实在是我不敬，上天降下灾祸，又让国君担忧，拜受您的慰问命令，深感屈辱。”臧文仲说：“宋国大概要兴盛了吧！禹、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兴盛就迅速；桀、纣归罪于他人，他们的灭亡就突然。况且诸侯国有凶灾，自称‘孤’，是符合礼制的。言语中表现出恐惧并遵循礼制，大概能行吧！”不久又听说，说：“这是公子御说的言辞。”臧孙达说：“他适合做国君，有体恤百姓的心。”张氏说：“外国的灾祸一般不记载，这里特别记载，是因为宋国来报告，鲁国去慰问。这显示怨恨不废弃礼制，诸侯前往慰问，主人归罪于自己，大概是古意尚存而未泯灭。然而文德难道足以回应上天吗！闵公不能践行‘敬’这一句话，却因吝惜宋万而自招祸患，董氏所说的‘出现灾害以谴告他，他却不知改变’，春秋记载灾异，难道可以不考察吗！”胡安定先生说：“春秋只有国内的灾祸全部记载，外国的灾祸只举出一两条以显示天下的大异象。”东莱吕氏说：“各国发生灾祸就记载，那些显然为众人所知的，也不必等待报告。”
冬天，周天子之女嫁给齐国。
我按：这位王姬嫁给齐国，《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她经过我国，所以记载，而先儒又多认为这是再次主持齐国的婚事。根据事实考察，襄公已经被杀，仇人已死。王姬嫁给齐国，之前已经严厉谴责过，到这里不应该再贬斥。应当是因为她前往齐国途中经过鲁国，所以鲁国记载此事，《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十二年春天，周历三月，纪叔姬回到酅地。
啖氏说：“称‘纪’，是说她是纪国的妇人。记载‘归’，是赞美叔姬保全了妇道。”陈氏说：“纪国已经灭亡了，为什么称她为纪叔姬？是为了保存纪国。国家灭亡后再次出现，是赞美的言辞。未曾复国却再次出现，《春秋》以此来记录灭亡的国家。”胡氏说：“庄公四年纪侯离开国家，到这时才去世，所以叔姬回到酅地。‘归’是顺从的言辞，因为宗庙在酅地，回去奉祀祖先。鲁国是宗国，妇人有归来的义理。纪国已经灭亡，不回到鲁国，所谓保全节操坚守道义，不因国家灭亡而亏损妇道。鲁国人推崇她的节义，恩礼有加，所以她的回到酅地、她的去世、她的安葬，史册都全部记载。孔子修订经典，保留而不删削，作为后世的劝勉。”家氏说：“这时纪国已经灭亡，而《春秋》还记载纪叔姬，是为了记录叔姬。记录叔姬，是在纪国灭亡后保存纪国，叔姬没有和纪国一起灭亡。”高邮孙氏说：“叔姬是伯姬的陪嫁，按法理不应当记载，《春秋》认为她贤德，所以详细记载。”高氏说：“这显示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不是背叛，而是为了保存国家。众人怀疑他的行为，而《春秋》阐明他的心意，通过叔姬的归来来显示。”
夏天四月。
秋天八月甲午日，宋万杀死他的国君捷以及大夫仇牧。
十一年，乘丘之战，庄公用金仆姑箭射南宫长万，庄公的右宰歂孙生搏斗他。宋国人请求释放他，宋公讥笑他说：“起初我敬重你，现在你是鲁国的囚犯，我不敬重你了。”宋万因此怨恨。到这时，宋万在〇泽杀死闵公，在门口遇到仇牧，劈杀了他；在东宫西边遇到太宰督，又杀了他。立子游为国君，众公子逃到萧地，公子御说逃到亳地，南宫牛、猛获率领军队包围亳地。谢氏说：“国君与之居住游玩的人，不能有一个不是合适的人，阴险邪恶的人居于其间，那么即使是千乘之国的国君，匹夫也能制造祸难。宋万是凶暴勇猛的人，凶暴则蓄养祸心，勇猛则无所忌惮。闵公早晚与他亲近而不知道防备，所以一句话不合心意，不可测度的变故就发生在萧墙之内。那么左右亲近的人，可以任用不合适的人吗？”胡氏说：“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然而白白送死，不能抓住贼人，对事情没有益处，也值得称赞吗？享受俸禄不避祸难，是义。白白送死而不能抓住贼人，也足以作为那些追求利益而逃避祸难者的训诫了，怎么能说没有益处呢？像仇牧、荀息，站在国家的朝廷，执掌国君的政事，而国君被杀，不是因为私利，虽然想不死，怎么能不死？圣人记载而不删削，作为那些追求利益而逃避祸难者的劝勉。只有这种义理不施行，然后才有抛弃国君如泥土草梗、帽子装饰，毫不省察，而三纲断绝的情况。”家氏说：“太宰督也死在这场祸难中，为什么不记载？督是以前杀死殇公、杀害孔父的人，身负弑君未讨的罪责，现在又被盗贼所杀，这是乱臣逃避天罚，不能用死节来称说的。旧史本来和仇牧一同记载，圣人删削了。”
冬天十月，宋万出逃到陈国。
萧叔大心联合戴、武、宣、穆、庄的宗族，率领曹国军队讨伐他，在军中杀死南宫牛，在宋国杀死子游，拥立桓公。猛获逃到卫国，南宫万逃到陈国，用乘车载着他的母亲，一天就到了。宋国人向卫国请求引渡猛获，卫国人想不给他。石祁子说：“不可以。天下的恶行是一样的，
恶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补？得一夫而失一国，与恶而弃好，非谋也。」卫人归之。亦请南宫万于陈，以赂。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宋人皆醢之。谢氏曰：「闵公遇难已三月矣，贼三月未讨而又出奔，宋无臣子可知也。逆贼所不待告而诛也，逆贼避难隣国而陈容之，陈无臣子可知也。」胡氏曰：「宋人醢万，则贼已讨矣，曷为不书陈人杀万乎？夫天下之恶一也，陈人不以万为贼而纳之，又受宋人之赂而使妇人饮之酒，是与贼为党，非政刑也。特书万出奔陈，以着陈人与贼为党之罪，而不正天讨，其法严矣。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张氏曰：「宋人杀万而书宋万出奔陈者，归恶于陈也。天下之恶当奉天讨，容受其奔，罪已大矣。受赂而后归之，所谓肆人欲而灭天理，当服党恶之罪也。」
译宋国厌恶他，他却来我国寻求庇护，庇护他有什么益处？得到一个男子而失去一个国家，与厌恶的人亲近而抛弃友好关系，这不是好的计谋。」卫国人把他送还。卫国又向陈国请求交出南宫万，并送去了贿赂。陈国人让妇人给他喝酒，然后用犀牛皮包裹住他。等到到达宋国时，他的手脚都露在外面。宋国人把他剁成了肉酱。谢氏说：「闵公遭遇灾难已经三个月了，弑君的贼人三个月没有被讨伐，反而出逃，宋国没有忠臣孝子可以知道了。逆贼不需要等待告发就应当诛杀，逆贼躲避灾难逃往邻国而陈国收留他，陈国没有忠臣孝子可以知道了。」胡氏说：「宋人将南宫万剁成肉酱，那么贼人已经被讨伐了，为什么不记载陈国人杀了南宫万呢？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陈人不把南宫万当作贼人而接纳他，又接受宋人的贿赂而让妇人给他喝酒，这是与贼人结为同党，不是正确的政令和刑罚。特别记载南宫万出逃到陈国，以彰显陈人与贼人结为同党的罪过，而不符合天道的讨伐，其法度是严厉的。所以《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张氏说：「宋人杀了南宫万却记载南宫万出逃到陈国，这是把罪恶归咎于陈国。天下的罪恶应当奉行天道的讨伐，收留接纳逃亡的贼人，罪过已经很大了。接受贿赂后才把他送还，所谓放纵人的欲望而泯灭天理，应当服下与恶人结党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