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疑卷十
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頺。子頺有宠，蒍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十九年秋，五大夫奉子頺以伐王，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頺以奔衞，衞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頺。二十年夏，郑伯遂以王归。秋，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寳器而还。二十一年春，郑伯、虢叔杀王子頺及五大夫。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衞。至是，齐侯伐衞，战败衞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愚按：子頺之事，使诚有之，乃王室之大变，《春秋》何故不书？齐人奉王命以讨衞不王之罪，《春秋》亦当特书以着其美，而无一辞及之，何也？况子頺之事，乃衞侯朔之所为，已厯十年之乆，朔又死矣，不应至是始命齐侯讨其子也。况取赂而还，亦非齐侯始霸之事，皆不可信。泰山孙氏曰：「前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衞侯不至，故齐人伐衞。」谢氏曰：「齐人伐衞，以衞有可伐之罪也。衞人有辞不服，故与齐人战焉。衞人力不胜齐，故败绩。桓公威力可谓盛矣，然伐国不以道，则虽小国，有至举兵相敌，终于卒伍败衂而后退焉者也。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桓公以仁义用兵，特假之而已，安能使人心服哉！故齐之伐衞也，上书伐，下书战，以着衞人无服齐之志也。《春秋》战分主客，战而为主者其罪大，战而为客者其罪轻，以战由主起故也。齐人以兵来伐，我茍直焉，以义辨吾之直，而勿与之校，可也；谨边陲，严备守，需其变而勿与之争，可也；上诉天王，下告列国，求为之助以解其危，可也。若夫不恤民命而以战为心，则曲反在我而不在人，罪反在此而不在彼矣。然则《春秋》以齐人主伐，而以衞人主战者，以明两国之战，由衞人欲战所致也。战之为祸大矣，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皆战之由也。故仁者之兵有」征无战。邦国有罪，以兵诛罪而已，服则舍焉，未尝以战为事也。邦国有乱，以兵定乱而已，顺则止焉，未尝以战为事也。用兵而至于战者，皆好功嗜杀而轻民命也。故《春秋》以大罪归于首战之人。
夏四月丁未邾子琐卒
秋荆伐郑公防齐人宋人救郑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僃也。今令尹不寻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车六百乗伐郑，入于桔秩之门。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秋，申公鬬班杀子元，鬬谷于莵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谷梁氏曰：「善救郑也。」谢氏曰：「文公与诸侯同盟，故荆伐郑。聘称人，进之也；伐复称荆，外之也。荆人陵犯中国乆矣，天子不能制，方伯不能却，小国困于水火亦乆矣。方是时，荆以不仁伐郑，而三国能出力救之，三国与郑同盟而复能与之同患，小国有息肩之地矣。」胡氏曰：「桓公主兵锄强救弱之事见矣。」
冬筑郿
胡氏曰：「郿邑也。凡用工大曰城，小曰筑，故馆则书筑，台则书筑，囿则书筑。郿邑而书筑者，创作邑也。其志不视歳之丰凶，而轻用民力于其所不必为也，则非人君之心矣。」
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
冬饥，臧孙辰告籴于齐。胡氏曰：「麦熟于夏，禾成于秋，而书于冬者，庄公惟台榭是崇是饰，费用浸广，调度不充，有司防计歳入之多寡虚实，然后知仓廪之竭也，故于歳杪而书曰大无麦禾。」刘敞谓不言如齐告籴而曰告籴于齐者，言如齐则其情缓，告籴于齐则其情急也。古者三年耕，余一年之食；九年耕，余三年之食。今庄公享国二十八年，当有九年之积，而虚竭如此，所谓寄生之君也。苏氏曰：「是歳未尝有水旱虫螟之灾，而书大无麦禾者，刘向《春秋説》曰：『土气不养，稼穑不成也。』沈约《宋志》言孙皓时尝有之
译起初，王姚受到庄王的宠幸，生下了子頺。子頺受到宠爱，蒍国担任他的老师。等到惠王即位，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发动叛乱，勾结苏氏。十九年秋天，五大夫拥戴子頺攻打惠王，惠王战败，出逃到温地。苏子拥戴子頺逃往卫国，卫国军队、燕国军队攻打周王室。冬天，立子頺为王。二十年夏天，郑伯于是将惠王护送回国。秋天，惠王和郑伯进入邬地，随后进入成周，取回宝器后返回。二十一年春天，郑伯、虢叔杀死了王子頺及五大夫。二十七年，惠王派遣召伯廖赐给齐侯王命，并且请求讨伐卫国。到了这时，齐侯讨伐卫国，在战斗中击败卫国军队，以王命列举卫国的罪状，索取贿赂后返回。
我按：子頺之事，如果确实存在，乃是王室的大变，《春秋》为何不记载？齐人奉王命讨伐卫国不尊王室的罪行，《春秋》也应当特别记载以彰显其美德，却没有一字提及，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子頺之事，乃是卫侯朔所为，已经过了十年之久，卫侯朔也已经死了，不应该到这时才命令齐侯讨伐他的儿子。况且索取贿赂后返回，也不是齐侯开始称霸时的事，都不可信。泰山孙氏说：“前年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结盟，卫侯没有到，所以齐人讨伐卫国。”谢氏说：“齐人讨伐卫国，是因为卫国有可讨伐的罪过。卫人有言辞不服，所以与齐人交战。卫人力气不如齐人，所以大败。桓公的威力可以说是强盛了，然而讨伐国家如果不依正道，那么即使是小国，也会出兵对抗，最终士兵战败后才退兵。所以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主，凭借武力使人服从的，不是内心信服。’桓公用仁义来用兵，只是假借罢了，怎么能使人内心信服呢！所以齐国讨伐卫国，《春秋》上面写‘伐’，下面写‘战’，以表明卫国人没有顺服齐国的志向。《春秋》记载战争区分主客，战争中作为主方的一方罪责大，作为客方的一方罪责轻，因为战争是由主方引起的。齐人出兵来讨伐，我如果理直，以道义辨明我的理直，而不与他们较量，是可以的；谨守边疆，严加防备，等待他们的变化而不与他们争斗，是可以的；向上向天王申诉，向下向列国告知，寻求帮助以解除危难，是可以的。如果不顾惜百姓性命而以战争为心，那么理屈就在自己而不在别人，罪责就在自己而不在对方了。那么《春秋》以齐人为主攻方，而以卫人为主战方，是为了说明两国的战争，是由卫人想要作战导致的。战争的祸害太大了，原野上堆满人的肉，川谷中流淌人的血，都是战争造成的。所以仁者的用兵只有‘征讨’没有‘交战’。国家有罪，用兵诛除罪恶罢了，服从就放过，不曾以交战为事。国家有乱，用兵平定动乱罢了，顺从就停止，不曾以交战为事。用兵而至于交战的，都是喜好功名、嗜杀而轻视百姓性命的。所以《春秋》把大罪归于首先挑起战争的人。”
夏四月丁未，邾子琐去世。
秋天，荆国讨伐郑国，鲁公在防地，齐人、宋人救援郑国。
楚令尹子元想要迷惑文夫人，在她的宫室旁边建造馆舍，并在那里演奏万舞。夫人听到后，哭泣说：“先君用这种舞蹈，是为了练习军事戒备。现在令尹不寻找仇敌，却在未亡人（寡妇）的旁边，不也很奇怪吗？”驾车的人把这话告诉了子元。子元说：“妇人不忘复仇，我反而忘了吗？”秋天，子元率领六百辆战车讨伐郑国，攻入桔秩之门。众车从纯门进入，到达逵市。城门没有打开，楚国人说话后退出。子元说：“郑国有人才。”诸侯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跑。秋天，申公鬬班杀死了子元，鬬谷于莵担任令尹，自己毁坏家产以缓解楚国的灾难。谷梁氏说：“善于救援郑国。”谢氏说：“文公与诸侯结盟，所以荆国讨伐郑国。聘问称‘人’，是进升之称；讨伐复称‘荆’，是外斥之称。荆国人侵犯中原国家很久了，天子不能制约，方伯不能击退，小国困于水火也很久了。正当这时，荆国以不仁讨伐郑国，而三国能出力救援，三国与郑国结盟而又能与之同患，小国有了喘息之地。”胡氏说：“桓公主持军事、锄强救弱的事迹显现了。”
冬天，修筑郿邑。
胡氏说：“郿是邑名。凡是用工大的叫‘城’，小的叫‘筑’，所以馆舍记载为‘筑’，台记载为‘筑’，囿记载为‘筑’。郿邑记载为‘筑’，是因为是新建邑。其心意不看年成的丰歉，而在不必为之的地方轻用民力，这就不是人君的心意了。”
大无麦禾，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
冬天发生饥荒，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胡氏说：“麦在夏天成熟，禾在秋天成熟，而记载在冬天，是因为庄公只崇尚修饰台榭，费用逐渐扩大，调度不足，官吏防备计算岁入的多寡虚实，然后才知道仓廪枯竭，所以在岁末记载说‘大无麦禾’。”刘敞认为不说“如齐告籴”而说“告籴于齐”，是说“如齐”则情势缓和，“告籴于齐”则情势紧急。古代三年耕种，剩余一年的粮食；九年耕种，剩余三年的粮食。现在庄公在位二十八年，应当有九年的积蓄，却空虚枯竭到如此地步，这就是所谓的寄生之君。苏氏说：“这一年不曾有水旱虫螟之灾，而记载‘大无麦禾’，刘向《春秋说》说：‘土气不养，庄稼不成熟。’沈约《宋志》说孙皓时曾有这种情况。”
，苗稼丰美而实不成，百姓以饥，合境皆然，连歳不已，则所谓大无麦禾也。」愚谓春秋书此，见庄公不用心于民事，歳之凶丰，食之有无，皆所不问，及冬民饥，始知大无麦禾，急遣臧孙辰告籴于齐也。茍非齐桓有救灾恤隣之义，则鲁民之不为饥殍者几希矣。他日葵丘之防，申严遏籴之禁，岂非自此而推之乎？然则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其民无菜色者，以其备之有素也。有国有家者，其可不知所务而预为之僃乎？
译庄稼虽然茂盛，但果实未能成熟，百姓因此遭受饥荒，全境都是如此，连续多年没有停止，这就是所说的“大无麦禾”。我认为《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鲁庄公不关心民事，年成的好坏、食物的有无，他都不过问，等到冬天百姓饥饿，才知道麦禾歉收，急忙派遣臧孙辰去齐国请求买粮。如果不是齐桓公具有救灾恤邻的道义，那么鲁国百姓不至于饿死的就很少了。后来葵丘会盟时，重申严禁阻挠粮食交易的禁令，难道不是由此推演而来的吗？既然如此，那么尧帝时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旱灾，而他们的百姓没有面露饥色，是因为他们早有准备。拥有国家或家族的人，怎么可以不知道所应致力之事而预先做好准备呢？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厩
公羊氏曰：「新延廐，修旧也。修旧何以书？凶年不修。」谷梁氏曰：「冬筑▯，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为已悉矣。」临江刘氏曰：「延廐者，天子之廐，非诸侯之廐也。」髙氏曰：「鲁侯僭乘天子之车，僃十二闲之马，圣人不敢斥言之，是以特因其修旧而书以讥之。且去冬大无麦禾，今又新延廐，所谓廐有肥马，民有饥色，何以为民父母乎？」谢氏曰：「廐以安马而已，亦恶旧而新之，庄公好治宫室，可知也。冬方告籴，春又兴工，民困之不忧，廐陋之为恤，与孔子问伤人不问马异矣。」
夏郑人侵许
许氏曰：「许以近楚，自齐之霸，未防诸侯，故郑侵之。自是而后，许从中国矣。」
秋有蜚
公羊曰：「记异也。」何氏曰：「蜚者，臭恶之虫，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国之所有。书，有言本无也。」家氏曰：「《洪范五行传》云：『蜚，荒徼之物，越之所生，其为虫臭恶，能害人。』独刘原父云：『蜚状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国大疫。』与传注所言，盖两物也。」髙氏曰：「此亦逺人乱中国之象。自此中国不以为怪，故一书而不复书。如鸜鹆之类，中原皆有之，故始于春秋之时。自春秋以来，鄋瞒、陆浑杂居中原，岂此数物为之兆乎？古者橘逾淮而化枳，今淮宋之间橘大如柑，乃知物理之变殆不可测，后世之事古人不能知者众矣。」
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髙邮孙氏曰：「内女归为诸侯夫人，无他恶行，即书卒，犹不书葬。其贤行之著者，则书卒、书葬以旌之，异于他女也。纪叔姬为纪侯之媵，法不当书，而《春秋》书归于纪，归于酅，而卒、葬皆详书之者，特贤之也。」胡氏曰：「纪已灭矣，其卒之何？见纪侯去国终不能自立，异于古公亶父之去，故特书叔姬卒而不卒纪侯，以明其不争而去则可，能使其民从而不释则防矣。」家氏曰：「以此防民，犹有俪体宸居，国亡不能死，委身于仇讐，如晋之惠后者，可为痛哭流涕矣。」
城诸及防
谢氏曰：「诸防二邑诸役才已，防役又兴，书及着其不恤民力也。凡土工茍害于民，虽时勿兴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师次于成
谷梁氏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不言公，耻不能救鄣也。」赵氏曰：「鲁盖欲防齐围鄣，至成待命，闻鄣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无质，但当存而勿解。」愚谓是时齐桓正霸，齐鲁方睦，决无争鄣之事，当以赵説为是，然不可考矣。
秋七月齐人降鄣
公》《谷》皆以鄣为纪之遗邑，杜氏以为纪之附庸。啖氏曰：「鄣自是小国尔。」愚按：纪亡已乆，遗邑将安所属以至于今？啖氏之説近是。齐人降鄣，于以见桓公霸业之成、兵威之盛也。降者，有以得其心而使之屈服。《诗》云：「我心则降」，是也。古之善为兵者不陈，善陈者不战。今齐人临鄣，兵刃未接而能使之屈服，服则舍之而不复加之以罪，亦可谓善为兵矣。五霸，桓公为盛，岂不信哉！先儒以为齐恃强凌弱使之降，故书「齐人降鄣」以罪齐者，过矣。
入月癸亥葬纪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
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杜氏曰：济水厯齐国界，在齐界为齐济，在鲁界为鲁济。愚按：济之遇，左氏以为谋伐山戎，然伐戎之役，鲁实不与。独髙氏以为齐将伐山戎，道由鲁济，公于是乎出迓之，故书曰「遇」，若邂逅相值，理或然也。
齐人伐山戎
胡氏曰：「齐人者，齐侯也。其称人，讥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尝命大夫为主将，亦未尝兴大众出侵伐，故鲁庄十一年而后，凡用兵皆称人者，将卑师少尔。今此安知其非将卑师少，而独以为齐侯也？以来献戎防称齐侯，则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何以讥之乎？桓不务德，勤兵逺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
译鲁庄公二十九年春天，修缮延厩。
公羊氏说：“新延厩，是修缮旧有的建筑。修缮旧物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凶年不应当修缮。”谷梁氏说：“冬天筑台，春天修缮延厩，是因为使用民力已经太过苛细了。”临江刘氏说：“延厩是天子的马厩，不是诸侯的马厩。”高氏说：“鲁侯僭越乘坐天子的车驾，备齐十二闲的马匹，圣人不敢直接斥责，所以特意借着他修缮旧物而记载下来以讥讽他。况且去年冬天大旱，麦禾歉收，今年又修缮延厩，这就是所说的马厩里有肥马，百姓却有饥色，怎么能称为百姓的父母呢？”谢氏说：“马厩只是用来安顿马匹罢了，也厌恶旧的而翻新它，可见庄公喜好修治宫室。冬天刚刚告籴借粮，春天又大兴工程，不忧虑百姓困苦，却忧虑马厩简陋，这与孔子只问人伤不问马死的做法不同了。”
夏天，郑国人侵犯许国。
许氏说：“许国因为靠近楚国，自从齐桓公称霸以来，没有防备诸侯，所以郑国侵犯它。从此以后，许国就归附中原各国了。”
秋天，出现蜚虫。
公羊氏说：“这是记载异常现象。”何氏说：“蜚是臭恶的虫子，在南越盛暑时产生，不是中原地区所有的。记载‘有’，是说本来没有。”家氏说：“《洪范五行传》说：‘蜚，是荒远边境的东西，越地所生，这种虫子臭恶，能害人。’只有刘原父说：‘蜚形状像牛，白头，一只眼，蛇尾，走到水里水就干涸，走到草上草就枯死，出现则国家有大瘟疫。’这与传注所说的，大概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高氏说：“这也是远方之人扰乱中原的征兆。从此中原不再把它当作怪异，所以只记载一次而不再记载。像鸜鹆这类，中原都有，所以始于春秋之时。自春秋以来，鄋瞒、陆浑杂居中原，难道这几样东西是它们的征兆吗？古时候橘子过了淮河就变成枳，现在淮宋之间的橘子大如柑，才知道事物的变化难以测度，后世的事情古人不知道的很多。”
冬天十二月，纪叔姬去世。
高邮孙氏说：“本国女子出嫁成为诸侯夫人，没有其他恶行，就记载‘卒’，但不记载‘葬’。那些贤德行为显著的人，则记载‘卒’、记载‘葬’以表彰她，与其他女子不同。纪叔姬是纪侯的媵妾，按法理不应当记载，而《春秋》记载她‘归于纪’，‘归于酅’，而且‘卒’、‘葬’都详细记载，是特别认为她贤德。”胡氏说：“纪国已经灭亡了，为什么记载她的去世？是因为看到纪侯离开国家最终不能自立，不同于古公亶父的离开，所以特意记载叔姬去世而不记载纪侯去世，以表明不争而离开是可以的，能使百姓跟随而不放弃则是危险的。”家氏说：“以此防备百姓，还有那些依附君主居所，国家灭亡不能殉死，委身于仇敌，像晋惠后那样的，真让人痛哭流涕。”
修筑诸邑和防邑。
谢氏说：“诸、防两个邑，诸地的劳役刚结束，防地的劳役又兴起，记载‘及’字，是为了彰显他不体恤民力。凡是土工如果害民，即使时机合适也不可以兴起。”
鲁庄公三十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军队驻扎在成地。
谷梁氏说：“次，是停止，有畏惧，想救鄣而不能。不称‘公’，是以不能救鄣为耻。”赵氏说：“鲁国大概是想要防备齐国围攻鄣，到成地等待命令，听说鄣已经投降，所以没有行动。然而疑事没有确证，只应当保留而不解释。”我认为这时齐桓公正称霸，齐鲁关系和睦，决不会有争夺鄣的事，应当以赵氏的说法为是，但不可考证了。
秋天七月，齐国人使鄣投降。
《公羊》《谷梁》都认为鄣是纪国的遗邑，杜氏认为鄣是纪国的附庸。啖氏说：“鄣本来是小国。”我认为：纪国灭亡已经很久，遗邑将归属谁以至于今天？啖氏的说法比较正确。齐国人使鄣投降，由此可以看出桓公霸业的完成、兵威的强盛。降，是有办法使其心服而使之屈服。《诗经》说：“我心则降”，就是这个意思。古代善于用兵的不列阵，善于列阵的不交战。现在齐国人面对鄣，兵刃未接而能使之屈服，屈服就放过它而不再加罪，也可以说是善于用兵了。五霸中，桓公最为强盛，难道不确实吗！先儒认为齐国恃强凌弱使之投降，所以记载“齐人降鄣”以归罪于齐，这是错误的。
九月癸亥日，安葬纪叔姬。
九月庚午日初一，发生日食，击鼓、用牲祭社。
冬天，鲁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
谋划讨伐山戎，是因为山戎侵害燕国的缘故。杜氏说：济水流经齐国边界，在齐国边界称为齐济，在鲁国边界称为鲁济。我认为：在济水相遇，左氏认为是谋划讨伐山戎，然而讨伐山戎的战役，鲁国实际上没有参与。只有高氏认为齐国将要讨伐山戎，道路经过鲁济，鲁公于是出来迎接，所以记载为“遇”，像是邂逅相遇，道理或许如此。
齐国人讨伐山戎。
胡氏说：“齐人，就是齐侯。称‘人’，是讥讽讨伐山戎。自从管仲执政，到这时二十年，不曾任命大夫为主将，也不曾兴动大军出征讨伐，所以鲁庄公十一年以后，凡是用兵都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罢了。现在怎么知道这不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唯独认为是齐侯呢？因为后来献戎捷称齐侯，就知道了。北戎侵害燕国，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借口，外无跟随的诸侯，跨越千里险阻，为燕国开辟土地，可以说是能修方伯连帅的职责，为什么要讥讽他呢？桓公不致力于德行，勤于用兵远伐，不纠正王法以讥讽他的罪过。”
，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以事边陲，舍近政而贵逺畧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髙氏曰：「以此为防，而后世犹有开邉拓境、好大喜功，如秦皇、汉武甘心徼外者，实万世之▯鉴也。」
译那么，这将开启后世君主的先例，使中原百姓辛劳以侍奉边疆，舍弃近处的政事而看重远方的谋略，耗尽我民的力量，去争夺不长草木的不毛之地，其祸患是不胜枚举的。所以特别贬低他，称他为‘人’，以此作为喜好武功而不修文德的君主的警戒。」高氏说：「以此作为防范，而后世仍有开辟边疆、拓展疆土、好大喜功，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甘心于境外征伐的人，这实在是万世的明鉴啊。」
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
胡氏曰：「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去国筑台于逺而不缘占候，是为游观之所。厉民以自乐也。厉民自乐，而不与民同乐，则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其能独乐乎？」
夏四月薛伯卒
髙邮孙氏曰：「薛伯卒，经无其名，旧史失之。」
筑台于薛
杜氏曰薛鲁地
六月齐侯来献戎防
谷梁氏曰：「军得曰防。」公羊氏曰：「献戎防，威我也。」左氏曰：「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髙氏曰：「始伐称人，此其称爵者，方其伐戎过我，固已贬之。此献防而称人，则疑若微者，故特书爵以诛齐侯矜功威鲁之罪。」谢氏曰：「军以防为功，故胜敌为防。《诗》曰：『一月三防』是已。以功告上为献，献，臣子之礼也。《诗》云：『在泮献馘』是已。齐之克山戎也，齐侯躬以戎防耀鲁，将以震动小国而威之也。春秋退抑齐侯而书曰来献，黜其强也。黜其强者，不与大国以威诸侯也。齐，大国也，来献戎防，卑者之事也。以卑者屈辱齐侯，而春秋抑强扶弱之心见矣。夫构祸邀功，使生民陷于荼毒，以好战者为之患也；沮直害忠，使柔良困于沉溺，以恃强者为之患也。故春秋纪兵，不美战功，其为道也，不与强凌弱。」愚谓春秋之所谨，王霸中外之辨也。书齐侯来献戎防，所以抑霸也；书楚人使宜申来献防，所以抑戎也。是举也，自齐侯夸示则为荣，自圣人书之则为辱，妍丑见鉴而后明，轻重经衡而后定也。舜之告禹曰：「女惟不矜，天下莫与女争能；女惟不伐，天下莫与女争功。」固圣人之明训。及观夫子称孟之反不伐，抑齐侯之献防，则人之处军旅之间、胜败之际，亦有道矣。
秋筑台于秦
谢氏曰：「害民以兴土功耗财以供不急放心以事盘游作非法以遗后世乃一歳三筑台而不已庄公之过也。」张氏曰：「一歳筑三台正所谓及时般乐怠傲者则其治国治家之当务荒废多矣。」髙氏曰：「当是时庆父执国政而通乎夫人故数筑台于逺地以为公游观之娱公亦为其所惑而不自知也可为后世戒。」
冬不雨
程子曰：「一歳三筑台，明年春城小谷，故冬书不雨，闵之湥也。不雨亦旱也，谓之不雨者，逺近傒雨咨嗟之辞也。」髙氏曰：「一时不雨，未为灾也，书之以见公暮年兴役不已，而灾异数至也。」髙邮孙氏曰：「易之象，隂阳和者曰雨，暌之上九曰：『往遇雨则吉。』其不和者则曰不雨，小过之六五曰：『宻云不雨。』然则凡雨皆隂阳和也，不雨者皆隂阳不和也。书不雨，记隂阳不和之异也。人与物在天地间，仰隂阳以生也，隂阳不和，则所以仰之者不遂矣。故春秋之法，一时不雨亦书，不以其为灾不灾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谷
为管仲也。髙氏曰：「小谷，鲁邑，今曲阜西北有小谷城。先儒以为齐邑，鲁为管仲城之。若然，圣人亦当异其文而系之齐矣。且公虽感齐侯之私，岂肻为管仲城邑乎？」彼殆见昭十一年传云「齐桓城谷而寘管仲焉」，故有此説。殊不知齐自有谷，如文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谷」，宣十四年「公孙归父防齐侯于谷」，此齐谷也，非鲁之小谷。薛氏曰：「庄公自六年之后，无麦苗，大无麦禾，螟、麋、▯、蜚相继，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尚当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因娶而观社，丹楹刻桷，告籴之后，有筑▯之役，次年新延廐，城诸防，去年不雨而三筑台，今岁又城小谷。平歳犹曰不可，况荐饥而轻用民力乎？」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防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夏，遇于梁丘。髙邮孙氏曰：「宋公序齐侯上者，宋为之志也。」髙氏曰：「梁丘，宋地，宋序齐上者，地主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閟，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
译鲁庄公三十有一年春天，在郎地修筑高台。
胡氏说：“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地，诸侯有时台用来观测四季。离开国都在远处修筑高台，又不是为了观测天象，这就是作为游乐观赏的场所。这是劳苦百姓来让自己快乐。劳苦百姓让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乐，那么百姓就想要与他一同灭亡，即使有高台，他能够独自快乐吗？”
夏季四月，薛伯去世。
高邮孙氏说：“薛伯去世，经文中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是旧史失载了。”
在薛地修筑高台。
杜氏说薛是鲁国的土地。
六月，齐侯来进献战俘。
谷梁氏说：“军队获得的俘虏称为‘防’。”公羊氏说：“进献战俘，是威吓我们。”左氏说：“凡是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劳，就向周王进献，周王用来警戒夷狄，中原诸侯之间则不这样做。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高氏说：“开始征伐时称‘人’，这里称爵位，是因为在他征伐戎族经过我国时，已经贬低了他。这次进献俘虏而称‘人’，就似乎像是地位低微的人，所以特意书写爵位来诛责齐侯夸耀功劳、威吓鲁国的罪行。”谢氏说：“军队以俘虏为功劳，所以战胜敌人称为‘防’。《诗经》说：‘一月三防’就是这样。把功劳报告给上级称为‘献’，‘献’是臣子的礼节。《诗经》说：‘在泮宫进献首级’就是这样。齐国攻克山戎，齐侯亲自带着戎族俘虏向鲁国炫耀，想要以此震动小国并威吓他们。《春秋》贬抑齐侯而记载说‘来献’，是贬低他的强势。贬低强势的人，是不允许大国用威势凌驾诸侯。齐国是大国，来进献战俘，是地位低下者做的事。用地位低下者的事来屈辱齐侯，而《春秋》抑强扶弱的心意就显现了。那些制造祸端、邀取功劳，使百姓陷入苦难，是好战者造成的祸患；阻碍正直、陷害忠良，使善良的人困顿沉沦，是依仗强势者造成的祸患。所以《春秋》记载战争，不赞美战功，它的道理，是不赞同强凌弱。我认为《春秋》所谨慎对待的，是王道与霸道、中国与外夷的区别。记载齐侯来进献战俘，是为了抑制霸道；记载楚人派宜申来进献俘虏，是为了抑制夷狄。这件事，从齐侯炫耀的角度看是荣耀，从圣人记载的角度看是耻辱，美丑在镜鉴之后才明了，轻重在权衡之后才确定。舜告诫禹说：‘你如果不自夸，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能；你如果不自诩，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功。’这本来就是圣人的明智训诫。等到看到孔子称赞孟之反不自夸，抑制齐侯进献俘虏，那么人在军旅之间、胜败之际，也有道理可循了。”
秋天，在秦地修筑高台。
谢氏说：“害民来大兴土木，耗费钱财来供应不急之需，放纵心意来从事游乐，制定非法之事来遗留给后世，竟然一年三次修筑高台而不停止，这是庄公的过错。”张氏说：“一年修筑三座高台，正是所谓及时享乐、懈怠傲慢的人，那么他治理国家、治理家庭的当务之急荒废的就多了。”高氏说：“当时庆父执掌国政，并且与夫人私通，所以在远处多次修筑高台，作为公游乐观赏的娱乐，公也被他所迷惑而不自知，可以作为后世的警戒。”
冬天没有下雨。
程子说：“一年三次修筑高台，第二年春天又修筑小谷城，所以冬天记载‘不雨’，是怜悯之深。不雨也就是干旱，称为不雨，是远近期盼下雨、叹息之辞。”高氏说：“一个季节不下雨，还不算灾害，记载它来显示公晚年兴役不停，而灾异屡次到来。”高邮孙氏说：“《易经》的卦象，阴阳调和的称为雨，睽卦上九说：‘前往遇到雨就吉利。’那些不调和的则称为不雨，小过卦六五说：‘密云不雨。’那么凡是下雨都是阴阳调和，不下雨都是阴阳不调和。记载不雨，是记录阴阳不调和的异常。人与万物在天地间，仰赖阴阳而生，阴阳不调和，那么所仰赖的就不能顺遂了。所以《春秋》的法则，一个季节不下雨也记载，不因为它是否成灾。”
鲁庄公三十有二年春天，修筑小谷城。
是为了管仲。高氏说：“小谷，是鲁国的邑，现在曲阜西北有小谷城。先儒认为是齐国的邑，鲁国为管仲修筑它。如果这样，圣人也应该用不同的文字而系属于齐国。况且公虽然感激齐侯的私恩，难道肯为管仲修筑城邑吗？”他们大概是看到昭公十一年传中说“齐桓公修筑谷城而安置管仲”，所以有此说法。却不知道齐国自有谷地，如文公十七年“公与齐侯在谷地会盟”，宣公十四年“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侯”，这是齐国的谷，不是鲁国的小谷。薛氏说：“庄公自从六年之后，没有麦苗，大无麦禾，螟虫、麋鹿、蜮、蜚相继出现，而大水有三次。中等君主的本性，尚且应当稍微警戒，而公的奢侈之心日益增长。因为娶妻而观看社祭，丹楹刻桷，告籴之后，有筑台的劳役，次年新建延厩，修筑诸防，去年不下雨而三次修筑高台，今年又修筑小谷城。平年尚且说不可，何况连年饥荒而轻用民力呢？”
夏季，宋公与齐侯在梁丘相遇。
齐侯因为楚国征伐郑国的缘故，请求与诸侯会盟。宋公请求先会见齐侯。夏季，在梁丘相遇。高邮孙氏说：“宋公排在齐侯上面，是宋国为之立志。”高氏说：“梁丘，是宋国的土地，宋公排在齐侯上面，是作为地主。”
秋季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起初，公修筑高台，俯瞰党氏，看见孟任，跟从了她，被遮蔽，因为夫人的话答应了她，割臂盟誓。公生了儿子般。公生病，向叔牙询问继承人。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向季友询问。回答说：“臣以死奉般。”公说：“
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髙氏曰：「传载季友杀叔牙之事，攷之于经，全不寓微意。且公既有子，何必问后？而叔牙辄以庆父对。若公以为不当立，则自不立矣，何至于杀叔牙耶？杀叔牙而反使庆父执国政，此又何理耶？况此去公薨尚逺，岂公临终之事耶？公羊氏以为将弑庄公，此又无谓之甚者。以此言之，公子牙盖自卒耳。」髙邮孙氏曰：「季友遏恶于未萌，乃春秋之所重。春秋既不以骨肉相残责之，当变文以见意，不当但书卒也。二传但见公子牙鲁之大恶者，而卒于庄公之前，又季友方用事于鲁，疑其为季杀之尔。且当据经为正。」
译先前叔牙说庆父有才能。」成季假托君命命令僖叔在鍼巫氏那里等待，派鍼季用毒酒给他喝，说：「喝了这酒，你就能在鲁国留有后代；否则，你死了将没有后代。」僖叔喝了毒酒，回去到了逵泉就死了，立了叔孙氏。高氏说：「《左传》记载季友杀叔牙的事，对照《春秋》经文，完全看不出隐含的微言大义。况且庄公既然已有儿子，何必询问继承人？而叔牙竟然以庆父来回答。如果庄公认为庆父不该立，那自然就不会立他，何至于杀叔牙呢？杀了叔牙反而让庆父执掌国政，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况且这距离庄公去世还远，难道是庄公临终时的事吗？《公羊传》认为叔牙将要弑杀庄公，这更是荒谬至极。由此说来，公子牙大概是自然死亡的。」高邮孙氏说：「季友在恶行未萌发时就加以遏制，这是《春秋》所看重的。《春秋》既然不指责他们骨肉相残，就应当改变措辞来体现深意，不应该只写个「卒」字。两传只看到公子牙是鲁国的大恶人，却在庄公之前去世，又正值季友在鲁国掌权，就怀疑是季友杀了他。况且应当依据《春秋》经文作为正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
子般即位，次于党氏。谷梁氏曰：「路寝，正寝也。寝疾居正寝，正也。」谢氏曰：「公薨必书其所，谨凶变也。遇弑则不地，故也。庄公、宣公、成公薨于路寝，正也。僖公薨于小寝，文公薨于台下，襄公薨于楚宫，定公薨于髙寝，不正也。隐公、闵公不地，以明不得其死也。桓公薨于齐，以明遇祸于齐也。昭公薨于干侯，以明客死于晋也。」赵氏曰：「君必终于正寝，以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窥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隐，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权散主之，闺闱严饰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贤良受托，鼎足交辅，则簒弑之祸曷由而至哉！」胡氏曰：「庄公以世嫡承国，不为不贵；周公之后，奄有▯蒙，不为不强；即位三十有二年，不为不乆；薨于路寝，不为不正；而嗣子受祸，几至亡国，何也？大伦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权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共仲使圉人荦贼杀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公羊氏曰：「此其称子般卒何？君存称世子，君薨称
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子般卒，何以不书葬？未逾年之君也。髙氏曰：「子般卒，三传皆以为庆父所杀。攷之于经，全不寓微意，而所书正与襄三十一年子野同。若以子般为被弑，则子野亦岂被弑乎？惟文十入年书『子卒』而不名者，乃被弑也。何则？既书『子卒』，即书『夫人姜氏归于齐』，盖文公既薨，子赤为宣公襄仲所杀，而弑君之贼又自立矣。姜氏不能容，自归于父母之国。圣人不名子赤者，以其被弑，不忍名之，与成君同也。若书其名，则与自卒者无别矣。」或以为先君未葬则名，文十八年书『子卒』而不名者，以先君既葬故尔。是不然。景王既葬矣，王子猛之卒何为而名乎？岂有天子未逾年则名之，而诸侯反不名乎？以此騐之，子般、子野皆非被杀，而子般特以哀姜、庆父之故，疑若为其所弑耳。
公子庆父如齐
髙氏曰：「若以庆父弑君而出奔，则圣人岂不着其出奔之罪乎？乃知此非出奔也。盖庄公既薨，子般又卒，继嗣未定，庆父虽有侥幸之心，而身为国卿，加以公子之贵，寜无嫌疑之避？于是如齐告难，盖桓公始霸，谋定其君。及自齐归鲁，已立闵，庆父始有簒弑之意，故明年齐侯使仲孙湫来省难，而仲孙谓不去庆父，鲁难未巳也。」愚谓圣人书子般之卒、子野之卒无异文，而不同于子赤讳名之例，则般以正卒明矣。书庆父如齐，异于庆父弑闵奔莒之文，则般之死非庆父所杀亦明矣。况以事言之，是时齐桓方霸，专以诛叛讨逆为事，庆父既弑其君，安敢奔齐以自投于宪网？齐桓闻之，必执以为已功矣。故弑闵公之后，则不敢奔齐而奔莒也。岂当时见庄公既薨、子般又死，故以疑似而有是説耶？抑因庆父弑闵之后，遂傅防以成其文耶？子旧读而疑之，及观髙氏之説，湥有契于予心，最为得经之防，故特取之，以明弃经任传之弊。学者于此等处，所宜潜心详玩，参考互订，以明其是非曲直，而不为传注所惑，庻于经有得也。
狄伐邢
髙氏曰：「此为齐侯救邢而书，亦见中国之衰。」张氏曰：「狄，北狄。前此虽未见于经，然自伐邢而灭衞，三年之间涂炭两国，首以伐书，着其强也。」小东莱吕氏曰：「桓公始霸之初，狄灭衞，又伐邢，见得当时中国衰微，至于如此之甚。向非桓公封衞迁邢，则诸姬之尽，岂独在汉阳矣？此孔子作《春秋》，所以于齐桓公之霸多与辞也。」许氏曰：「《春秋》戎先见，荆次之，狄又次之，而荆暴于戎，狄又暴于荆。当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诸夏，使无齐桓攘服以定之，岂复有周天子哉！」
春秋阙疑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十二元郑玉撰闵公
公名开，一名启方，庄公之子，般之庶弟。惠王十六年即位。諡法：在国逢难曰闵。
元年春王正月齐人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
译八月癸亥日，庄公在路寝去世。
子般即位，驻扎在党氏。谷梁氏说：“路寝，就是正寝。生了病住在正寝，这是合乎礼制的。”谢氏说：“国君去世必定记载地点，是为了谨慎对待凶险的变故。如果是被弑杀就不记载地点，这是有原因的。庄公、宣公、成公死在路寝，是合乎礼制的。僖公死在小寝，文公死在台下，襄公死在楚宫，定公死在高寝，是不合乎礼制的。隐公、闵公不记载地点，是为了表明他们不得善终。桓公死在齐国，是为了表明他在齐国遭遇祸难。昭公死在干侯，是为了表明他客死在晋国。”赵氏说：“国君必定要在正寝去世，以便让公卿们前来吊唁。君位，是奸邪之人窥伺的目标；危重疾病，是邪恶之人伺机而动的时候。如果隐蔽在私室，就会让小人女子得以实现他们的野心。所以宗室继承人要预先确定，兵权要分散给众人掌管，后宫要严加防范，不让小人女子担任重要职务，托付给贤良之人，多方辅佐，那么篡位弑君的祸乱怎么会到来呢！”胡氏说：“庄公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国家，不能说不尊贵；作为周公的后代，拥有奄、蒙之地，不能说不强大；在位三十二年，不能说不长久；死在路寝，不能说不合乎礼制；然而继位的儿子遭受祸难，几乎导致国家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伦纲常不明而宗室继承人未定，兵权不分而君主威权未立，能保全自身，已经是侥幸了。”
冬季十月己未日，子般去世。
共仲派圉人荦在党氏杀害了子般。成季逃奔到陈国。立闵公。公羊氏说：“这里称子般去世是什么意思？国君在世时称世子，国君去世称子某，安葬后称子，过了一年称公。子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安葬？因为他是未满一年的国君。高氏说：“子般去世，三传都认为他是被庆父所杀。考察经文，完全没有寄托微言大义，而所记载的正好与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去世相同。如果把子般看作是被弑杀，那么子野难道也是被弑杀吗？只有文公十八年记载‘子卒’而不称名的，才是被弑杀的。为什么呢？既然记载了‘子卒’，接着就记载‘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大概文公去世后，子赤被宣公和襄仲所杀，而弑君的贼人又自立为君了。姜氏无法容身，自己回到了父母之国。圣人不称子赤的名字，是因为他被弑杀，不忍心称其名，与成为国君的人相同。如果称其名，那就与正常去世的人没有区别了。”有人认为先君未安葬就称名，文公十八年记载‘子卒’而不称名，是因为先君已经安葬的缘故。这是不对的。景王已经安葬了，王子猛去世为什么称名呢？难道天子未满一年就称名，而诸侯反而不称名吗？由此验证，子般、子野都不是被杀死的，而子般只是因为哀姜、庆父的缘故，疑似像是被他们所弑杀。
公子庆父前往齐国。
高氏说：“如果认为庆父弑君而出奔，那么圣人难道不揭露他出奔的罪过吗？由此可知这不是出奔。大概庄公去世后，子般又去世，继承人未定，庆父虽然有侥幸心理，但身为国卿，加上公子的尊贵身份，难道没有避嫌的需要吗？于是前往齐国报告国难，大概桓公刚开始称霸，谋划安定鲁国的君主。等到从齐国回到鲁国，已经立了闵公，庆父才开始有篡位弑君的意图，所以第二年齐侯派仲孙湫来慰问国难，而仲孙说如果不除去庆父，鲁国的祸难就不会停止。”我认为圣人记载子般去世、子野去世没有不同的文字，而不同于子赤避讳称名的例子，那么子般是正常去世就很明白了。记载庆父前往齐国，不同于庆父弑杀闵公后逃奔莒国的文字，那么子般的死不是庆父所杀也很明白了。况且从事理来说，当时齐桓公正称霸，专门以诛讨叛逆为事，庆父既然弑杀了国君，怎敢逃奔齐国而自投罗网？齐桓公听到后，必定会抓住他作为自己的功劳。所以弑杀闵公之后，就不敢逃奔齐国而逃奔莒国了。难道当时看到庄公已死、子般又死，所以因为疑似而有这种说法吗？还是因为庆父弑杀闵公之后，就附会而成这种说法呢？我过去读书时对此有疑问，等到看到高氏的说法，深深契合我的心意，最得经文的要旨，所以特意选取它，以阐明舍弃经文而依赖传注的弊端。学者在这些地方，应当潜心详细玩味，参考互相考证，以明辨是非曲直，而不被传注所迷惑，或许对经文有所心得。
狄人攻打邢国。
高氏说：“这是为了齐侯救邢而记载，也显示出中原各国的衰微。”张氏说：“狄，是北狄。以前虽然在经文中未见，但从攻打邢国到灭亡卫国，三年之间使两国遭受涂炭，首先用‘伐’字记载，是为了显示其强大。”小东莱吕氏说：“桓公刚开始称霸之初，狄人灭亡卫国，又攻打邢国，可见当时中原衰微，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如果不是桓公封立卫国、迁移邢国，那么姬姓诸侯的灭绝，难道只在汉阳吗？这是孔子作《春秋》，所以对齐桓公的霸业多有褒扬言辞的原因。”许氏说：“《春秋》中戎先出现，荆次之，狄又次之，而荆比戎暴虐，狄又比荆暴虐。在惠王时期，戎、狄、荆楚交相攻打中原各国，如果没有齐桓公排斥安抚以安定他们，哪里还有周天子呢！”
春秋阙疑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十二 元 郑玉 撰 闵公
公名开，一名启方，是庄公的儿子，子般的庶弟。惠王十六年即位。谥法：在国内遭遇灾难称为闵。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齐国人救援邢国。
狄人攻打邢国，管敬仲对齐侯说：“戎狄像豺狼一样，不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