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疑卷十 元 郑玉 撰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防齐侯盟于扈。
程子曰：「遇于谷，盟于扈，皆为要结姻好也。」髙氏曰：「此离盟，齐已霸矣，复为离盟者，婚议虽定，齐犹疑之，故为盟。此盟，齐志也。齐侯以公求婚之急，甘心卑下，恐有心报齐，不惮屈辱，为可忧也。于是致公于扈以盟，冀絶婚后悔吝云尔。」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胡氏曰：「公将逆姜氏，丹桓宫之楹，刻其桷，为盛饰以夸示之。自常情而观，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详书于防，御孙以为大恶，何也？桓公见杀于齐，则不能复，而盛饰其宫，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乱心，废人伦，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孙知为大恶而不敢尽言，《春秋》谨礼于微，正后世人主之心术者也，故详书于防，为后世鉴。」家氏曰：「禽兽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复沿其父之所从出而知有其祖，有曾、有髙焉，又沿其曾、髙之所从出而有始祖焉，皆为之庙以祀之。礼，自天子至诸侯、公卿、大夫、士，隆杀有等，夫然后尽其礼，不以逾礼而为荣也，不以▯礼而为孝也。今庄公忘父之讐，狥母之欲，娶讐女以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自知其非，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是悖礼也。以悖礼施之亲庙，不足以荣其亲，适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无父也；隆于父而薄于祖，无祖也。无父无祖，禽兽之道也。」
葬曹庄公
夏公如齐逆女
谷梁氏曰：「亲迎，恒事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亲迎于齐也。」
秋，公至自齐。入，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谷梁氏曰：「入者，内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庙弗受也。其以宗庙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荐舍于前，其义不可受也。」泰山孙氏曰：「公亲迎于齐，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妇人从夫者也，不从公而入，失妇之道也。」髙邮孙氏曰：「夫人之至，尝告庙矣。然圣人不与庄公以讐人之女而见其父也，特变文而书曰『夫人姜氏入』，以明仇讐之女无时而可与通，况取其女以事先君之庙乎？」髙氏曰：「夫妇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夫人淫于二卿，杀其二子，几防鲁国，而终见讨于父母之邦，由其始之不正也。是以《春秋》尽其辞焉。」胡氏曰：「庄公不胜其母，越礼逾时，俟讐人之女，荐舍于宗庙，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几致亡国。故《春秋》详书其事，以着不孝之罪。」家氏曰：「自纳币为始，至用币为卒，《春秋》僃书以责之。彼愚人何足责哉！彼鲁庄公亦何足责哉！实僃书以责齐桓也。桓为盟主，方将秉法以示诸夏，谓鲁庄不当请婚襄女，则明义以斥絶之，孰曰不然？茍欲镇抚鲁国而许之，则当谨于用礼，饬齐女以行妇道，母使为二国羞。今也不然，纳币未几，要以观社；观社未几，而有谷之遇、扈之盟；最后逆女，姜乃不与公偕归，是孰使之然哉？不责齐桓而谁责哉？及哀姜骄淫不妇以害其君，然后取而戮之，亦已晩矣。」
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
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兽，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防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公羊氏曰：「宗妇者何？大夫之妻也。觌者何？见也。用者何？不宜用也。」胡氏曰：「公事曰见，私事曰觌。见夫人，礼也。曷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见于宗庙，则不可以临诸臣，故以私言之也。」髙邮孙氏曰：「圣人罪庄公娶讐人之女，而又侈之，至于失礼，故书曰：『大夫宗妇觌用币』，所以见币非妇人之贽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
杜氏曰：「羁盖曹之世子，即位逾年而不穪爵，不能君也。赤不系国，不称公子，盖庻孽也。」谢氏曰：「戎之侵曹也，羁微弱不能保其位，故羁弃国出奔。羁之出也，赤为所纳
译冬季十一个月，曹国国君射姑去世。
十二月甲寅日，鲁庄公在扈地与齐侯结盟。
程子说：“在谷地相遇，在扈地结盟，都是为了缔结姻亲友好关系。”高氏说：“这是离间盟约。齐国已经称霸，又进行离间盟约，是因为婚议虽然确定，齐国仍然怀疑，所以结盟。这次结盟，是齐国的意图。齐侯因为鲁公求婚急切，甘心处于卑下地位，担心鲁国有心报复齐国，不畏惧屈辱，这是令人担忧的。于是让鲁公到扈地结盟，希望断绝婚后后悔的念头罢了。”
二十四年，春季，周王三月，雕刻桓公庙堂的椽子。
御孙劝谏说：“我听说，节俭是美德的共性；奢侈是最大的恶行。先君有美德，而您却陷入大恶，恐怕不可以吧？”胡氏说：“鲁公将要迎娶姜氏，将桓公庙堂的柱子漆成红色，雕刻椽子，用华丽的装饰来夸示。从常情来看，丹楹刻桷，似乎只是小过失，但《春秋》详细记载在防地，御孙认为是大恶，为什么呢？桓公在齐国被杀，无法复仇，却华丽装饰他的庙堂，向仇人的女儿夸示，这是有作乱之心，废弃人伦，违背天道而不知道纠正的人。御孙知道这是大恶但不敢直言，《春秋》在细微处谨守礼制，是为了端正后世君主的心术，所以详细记载在防地，作为后世的鉴戒。”家氏说：“禽兽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人知道有父亲，又顺着父亲所从出的地方知道有祖父，有曾祖父、高祖父，又顺着曾祖父、高祖父所从出的地方而有始祖，都为他们建立庙宇来祭祀。礼制，从天子到诸侯、公卿、大夫、士，隆重与简小有等级，这样然后才能尽礼，不以逾越礼制为荣，也不以违背礼制为孝。现在庄公忘记父亲的仇怨，顺从母亲的欲望，娶仇人的女儿作为夫人，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又自知不对，将桓公庙堂的柱子漆成红色并雕刻椽子，这是违背礼制。用违背礼制的行为施加于亲近的祖庙，不足以荣耀其亲人，恰恰足以违背其祖先。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就是没有父亲；对父亲隆重而对祖先淡薄，就是没有祖先。没有父亲没有祖先，是禽兽之道。”
安葬曹庄公。
夏季，鲁公到齐国迎娶女子。
谷梁氏说：“亲自迎娶，是常事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是不认为亲自到齐国迎娶正当。”
秋季，鲁公从齐国回来。进入国都，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国都。
谷梁氏说：“‘入’，表示内部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因为宗庙不接受。为什么宗庙不接受？娶仇人的子弟来在宗庙前荐献牺牲，道义上不可接受。”泰山孙氏说：“鲁公亲自到齐国迎娶，不等夫人就先到，失去了丈夫的道义。妇人是跟随丈夫的，不跟随鲁公进入，失去了妇人的道义。”高邮孙氏说：“夫人到达，曾经告祭宗庙了。但是圣人不赞同庄公带着仇人的女儿去见他的父亲，特意改变文字记载为‘夫人姜氏入’，以表明仇人的女儿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相通，何况娶她的女儿来侍奉先君的宗庙呢？”高氏说：“夫妇是端正开始的道义，王化的基础。夫人淫乱于两个卿大夫，杀死了两个儿子，几乎危害鲁国，最终被父母之邦讨伐，是因为开始就不正当。所以《春秋》用尽言辞来记载。”胡氏说：“庄公不能克制母亲，逾越礼制超过时限，等待仇人的女儿，在宗庙荐献牺牲，以完成婚配，最终导致宗嗣没有确立，弑君叛逆相继发生，几乎导致亡国。所以《春秋》详细记载这件事，以彰显不孝的罪过。”家氏说：“从纳币开始，到用币结束，《春秋》详细记载以责备他。那些愚人值得责备吗？鲁庄公也值得责备吗？实际上是详细记载以责备齐桓公。齐桓作为盟主，正将秉持法度来展示给诸夏，认为鲁庄公不应当请婚襄公的女儿，就明确道义来斥责断绝他，谁说不是这样？如果要想镇抚鲁国而答应他，就应当谨慎于使用礼制，整顿齐女以行妇道，不要让她成为两国的耻辱。现在不是这样，纳币不久，就要观社；观社不久，就有谷地的相遇、扈地的结盟；最后迎娶女子，姜氏却不与鲁公一起回来，是谁让她这样的呢？不责备齐桓公而责备谁呢？等到哀姜骄横淫乱不像妇人而危害她的君主，然后抓来杀死她，也已经晚了。”
戊寅日，大夫和宗妇觐见使用币帛。
御孙说：“男子的礼物，大的用玉帛，小的用禽兽，以彰显物产。女子的礼物不超过榛、栗、枣、干肉，以表示恭敬。现在男女礼物相同，这是没有区别。男女的区别，是国家的大节，却被夫人扰乱，恐怕不可以吧！”公羊氏说：“宗妇是什么？是大夫的妻室。觌是什么？是相见。用是什么？是不应当使用。”胡氏说：“公事叫见，私事叫觌。见夫人，是礼制。为什么用私事来说？夫人不可以见于宗庙，就不可以临视众臣，所以用私事来说。”高邮孙氏说：“圣人罪责庄公娶仇人的女儿，又奢侈，以至于失礼，所以记载说：‘大夫宗妇觌用币’，以此表明币帛不是妇人的礼物。”
发生大水。
冬季，戎人侵犯曹国。曹羁出逃到陈国。赤回到曹国。
杜氏说：“羁大概是曹国的世子，即位超过一年而不称爵位，不能为君。赤不系属国家，不称公子，大概是庶孽。”谢氏说：“戎人侵犯曹国，羁微弱不能保住他的位置，所以羁弃国出逃。羁出逃时，赤被接纳。”
而人心从之，故赤归曹。春秋首书戎侵曹，而继以羁出赤归者，以明曹国废立之命，皆制于戎也。庄公之卒也，羁以世子嗣位，已逾年矣。称名不称国，以其絶于国人也。赤以公子入国，非正也。非正而称归，以罪羁失人心，而国人归赤也。其于羁也，称国以明正，去爵以示絶；其于赤也，去国以明非正，称归以明得国。而羁之防，失君道；赤之进，不由正。于此见矣。」胡氏曰：「宋人执郑祭仲而忽出突归，权在宋也；戎侵曹而羁出赤归，制在戎也。使郑忽、曹羁明而能断，虽有宋、戎之众，突、赤之孽，何缘而起？以国储君副，不能自定其位，于谁责而可？故虽以国氏，皆不书爵，为居正者之戒。」张氏曰：「赤以庻逐适，戎以逆间顺，而天子、方伯不能正，比事属辞，简明之防可见，亦以累齐也。」髙氏曰：「按《史记·世家》，自曹庄公之后，僖公夷、昭公班各立九年。今考经文，自赤归至班卒，共十八年。合之于史，则各据九年。疑赤即僖公，而《世家》误作夷也。」
译然而人心归附于他，所以公子赤回国即位。《春秋》首先记载戎人侵犯曹国，接着记载公子羁出逃、公子赤回国，这是为了表明曹国废立君主的命令，都受制于戎人。庄公去世时，公子羁以世子身份继承君位，已经过了一年。史书称他的名字而不称国家，是因为他被国人所弃绝。公子赤以公子身份回国，并非正统。并非正统却称“归”，是为了谴责公子羁失去人心，而国人归附公子赤。对于公子羁，称国家以表明其正统，去掉爵位以示被弃绝；对于公子赤，去掉国家以表明其非正统，称“归”以表明其获得君位。而公子羁的防备，失去了君道；公子赤的进位，不循正道。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胡氏说：「宋人拘捕郑国祭仲，导致郑忽出逃、郑突回国，权力在宋国手中；戎人侵犯曹国，导致公子羁出逃、公子赤回国，控制权在戎人手中。假如郑忽、曹羁明智而能决断，即使有宋国、戎人的军队，郑突、公子赤这些孽臣，又从哪里兴起呢？因为国家储君和副君，不能自己确定地位，又能责怪谁呢？所以虽然以国名称呼他们，都不记载爵位，作为居正统者的一种警戒。」张氏说：「公子赤以庶子驱逐嫡子，戎人以逆乱介入顺正，而天子、方伯不能匡正，通过排比事件、连缀文辞，简明的界限就可以看见，这也是用来连累齐国的。」高氏说：「查考《史记·世家》，从曹庄公之后，僖公夷、昭公班各自在位九年。现在考据经文，从公子赤回国到曹班去世，总共十八年。与史书相合，则是各自占据九年。怀疑公子赤就是僖公，而《世家》误写为夷了。」
郭公
上下必有阙文误字，或曰：「郭亡」，亦强通之也，当传疑。
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
始结陈好也，女叔，三传皆以为字，独刘朔以为陈大夫名。陈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隣无聘者矣。于是交聘，齐桓公为之也。自女叔之后，诸侯之防数，而朝聘皆之盟主矣，《春秋》所以作也。」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谷梁氏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鼔；诸侯置三麾，陈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柝。言充阳也。」朴乡吕氏曰：「声，阳类也。鼓，所以作阳而助声也。《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鼓奏鼔，啬夫驰，庻人走。』而《周官》救日月，则有鼓人以诏王鼓，有太仆以赞王鼔详于用鼓者，急于助阳也。天子伐鼓于社者，社，隂之神也；日食，则隂胜阳也。天子尊，诸侯卑，天子责神，诸侯自责而已。诸侯而鼓于社，则失正矣。复用牲，非礼也。凡天灾，有币无牲。」薛氏曰：「礼，天子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鼔于朝。」胡氏曰：「讥不鼔于朝而鼔于社，又用牲也。」
伯姬归于杞
谷梁氏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胡氏曰：「逆者非卿，其姓氏不登于史册，则书归以志礼之失也。」髙氏曰：「若时君之女，则加子字以别之。此伯姬，若桓公末年所生之女，则于今殆二十余歳，盖已失时，公既娶而后嫁之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
左氏曰：「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不鼓。」髙邮孙氏曰：「日食必鼓者，必隂侵阳，其验甚逺，而为灾未见；大水则灾及于物，其验已明，其灾已着。其灾未见，则圣人为伐鼓之法以救阳，且以警于人君也；验已著者，则无事于鼔也。」谢氏曰：「社主土，门主出入。大水之为患也，鲁人欲以声骇变，故鼓；欲以土胜水，故用牲于社；欲以门御水，故用牲于门。凡天地之变，先王责诸已，求诸人而已。犹以为未也，又以隂阳象类，致力乎祈禳祭享之间，所以尽救灾之道也。方是时，庄公君道不脩，国事不治乆矣。鲁人不知所以消变，而一切求之祈禳之间；其祈禳一切以意而不以礼。夫救灾之道逺矣！大水漂荡，而欲以鼓骇之，不亦愚乎？大水出为国害，而欲以社胜之，以门御之，不亦惑乎？」
冬公子友如陈
杜氏曰：「鲁出朝聘皆书如。」谢氏曰：「友，庄公弟，以公子为卿，故书公子。」朴乡吕氏曰：「公子、母弟一也。或称弟，或称公子者，礼诸侯絶朞而臣诸父昆弟。君臣者，分之别也；昆弟者，恩之属也。礼不可以无分，异贵贱则礼法严；臣不可以敌君，申私恩则公义废。然则《春秋》之书公子，乃其常也；其书弟者，变之正也。」友如陈，报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朴乡吕氏曰：「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必以乘闲而侵我也。二十年而齐人伐之，必以奸纪而为暴也。今又侵曹以出羁，因乱以纳赤，其▯浸盛矣。」许氏曰：「齐鲁伐戎，而中国崇。隐桓以来，世有戎盟，至于庄公，戎始变渝，我是以有济西之役。于此伐戎，义以胜矣。」
曹杀其大夫
髙邮孙氏曰：「礼曰『刑不上大夫』者，一国之选，而人君之所尊、任者也。选之得其人，而任之当其才，故君臣相与，而国家以治。不幸其选之非人，而任之不见其功，则放之而已。盖大夫有罪而放之，为之君者已有罪矣，况刑之乎？故曰『刑不上大夫』也。」张氏曰：「诸侯虽专一国之权，而卿大夫非大罪极恶，不得擅加以刀锯，必以闻于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谨。盖视为一体，则恩意之笃，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于无穷；视犹土芥，无罪而杀之，则宼讐之视，有所必至。此《春秋》于杀大夫所以详书而谨之，上下相杀之变，至于定、哀而极也。」胡氏曰：「称国以杀者，国君、大夫与谋，事不请于天子而擅杀之也。义系于杀，则止书其官，『曹杀其大夫』、『宋
译郭公
此处上下必定有缺漏的文字或错字，有人说这是“郭亡”，也是勉强解释得通的说法，应当存疑。
二十五年春天，陈侯派遣女叔来鲁国聘问。
这是开始与陈国结交友好。女叔，左氏、公羊、谷梁三传都认为是他的字，只有刘朔认为是陈国大夫的名。陈氏说：“在此之前，如果不是王室姻亲或邻国，是没有来聘问的。此时开始互相聘问，是齐桓公促成的。自从女叔聘问之后，诸侯的会盟频繁，朝见和聘问都归向霸主了，《春秋》因此得以成书。”
夏天五月癸丑日，卫侯朔去世。
六月辛未日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并在社坛使用牺牲祭祀。
谷梁氏说：“天子救日食，设置五种指挥旗，陈列五种兵器、五种鼓；诸侯设置三种指挥旗，陈列三种鼓、三种兵器；大夫击门，士击柝。这是为了充实阳气。”朴乡吕氏说：“声音属于阳类。击鼓是为了激发阳气而辅助声音。《尚书》说：‘于是季秋月的初一，日月不在房宿相合，击鼓奏乐，啬夫奔驰，庶人奔走。’而《周礼》中救日月食，有鼓人宣告王击鼓，有太仆辅助王击鼓，详细记载使用鼓的情况，是因为急于辅助阳气。天子在社坛击鼓，是因为社是阴神；日食时，阴气胜过阳气。天子尊贵，诸侯卑贱，天子责问神灵，诸侯只需自责罢了。诸侯在社坛击鼓，就失去了正道。又使用牺牲，是不合礼的。凡是天灾，只献币帛而不使用牺牲。”薛氏说：“按照礼制，天子在社坛击鼓，诸侯在社坛献币帛，在朝廷击鼓。”胡氏说：“讥讽不在朝廷击鼓而在社坛击鼓，并且使用了牺牲。”
伯姬嫁往杞国。
谷梁氏说：“这里不写‘逆’（亲迎），为什么呢？因为亲迎的礼节已经衰微了。”胡氏说：“亲迎的人不是卿，他的姓氏不登上史册，所以只写‘归’以记录礼制的缺失。”高氏说：“如果是当时国君的女儿，就加上‘子’字来区别。这位伯姬，如果是桓公末年所生的女儿，到现在大概二十多岁了，已经过了适婚年龄，是国君先娶妻而后才嫁她的。”
秋天发生大水灾，在社坛和城门击鼓并使用牺牲祭祀。
左氏说：“凡是天灾，只献币帛而不使用牺牲。如果不是日月食，就不击鼓。”高邮孙氏说：“日食必定击鼓，是因为必定是阴气侵犯阳气，其征兆很远，而灾害尚未显现；大水则灾害波及万物，其征兆已经明显，灾害已经显著。灾害尚未显现，圣人就制定击鼓的方法来救阳，并且以此警示君主；征兆已经显著的，就不需要击鼓了。”谢氏说：“社坛主管土地，城门主管出入。大水造成的祸患，鲁国人想用声音来惊骇变化，所以击鼓；想用土来克制水，所以在社坛使用牺牲；想用城门来抵御水，所以在城门使用牺牲。凡是天地的变化，先王责求于自身，寻求于人事罢了。还认为不够，又用阴阳象类，致力于祈祷祭祀之间，这是为了尽到救灾的方法。在这个时候，庄公君道不修，国事不治已经很久了。鲁国人不知道如何消除变化，而一切都在祈祷祭祀中寻求；他们的祈祷祭祀全凭心意而不合礼制。救灾的方法深远啊！大水漂荡，却想用鼓声来惊骇它，不也太愚蠢了吗？大水泛滥成为国家的祸害，却想用社坛来克制它，用城门来抵御它，不也太迷惑了吗？”
冬天，公子友前往陈国。
杜氏说：“鲁国出使朝聘都写‘如’。”谢氏说：“友是庄公的弟弟，以公子身份担任卿，所以写‘公子’。”朴乡吕氏说：“公子、母弟是一样的。有时称弟，有时称公子，是因为礼制规定诸侯斩衰期结束后，将伯叔父和兄弟视为臣下。君臣关系，是名分的区别；兄弟关系，是恩情的归属。礼制不可以没有名分，区分贵贱则礼法严明；臣下不可以与君主对等，申张私恩则公义废弛。那么《春秋》书写‘公子’，是常规；书写‘弟’，是变通中的正当。”公子友前往陈国，是为了报答女叔的聘问。
二十六年，春天，鲁公讨伐戎人。夏天，鲁公从讨伐戎人处返回。
朴乡吕氏说：“庄公十八年，鲁公在济西追击戎人，必定是因为戎人趁间隙侵犯我国。二十年后齐人讨伐戎人，必定是因为戎人违背法纪而作乱。现在又侵犯曹国以拘禁曹羁，趁乱接纳曹赤，其气焰渐渐兴盛了。”许氏说：“齐国和鲁国讨伐戎人，而中原国家得以尊崇。自隐公、桓公以来，世代都有与戎人的盟约，到了庄公时期，戎人才开始变节，因此有了济西之战。在此讨伐戎人，是以义取胜。”
曹国杀了它的大夫。
高邮孙氏说：“礼制说‘刑罚不施于大夫’，是因为大夫是一国的选拔人才，是国君所尊重、任用的。选拔得到合适的人，任用符合他们的才能，所以君臣相互协作，国家得以治理。不幸选拔的不是合适的人，任用没有看到功效，就流放他们罢了。大夫有罪而流放他，作为国君已经是有罪的了，何况刑罚他们呢？所以说‘刑罚不施于大夫’。”张氏说：“诸侯虽然专掌一国的权力，但卿大夫如果没有大罪极恶，不得擅自施加刀锯刑罚，必须上报天子，这是《王制》所非常谨慎的。因为将大夫视为一体，那么恩意深厚，自然足以感动他们忠敬之心于无穷；如果视如土芥，无罪而杀之，那么仇敌的看待，就必然会导致。这是《春秋》对于杀大夫详细记载而谨慎的原因，上下相杀的变故，到定公、哀公时达到了极点。”胡氏说：“称国名来杀，是国君、大夫共同谋划，事情没有请示天子而擅自杀害。义理系于杀，就只书写其官职，‘曹杀其大夫’、‘宋
人杀其大夫』是也；义系于人，则兼书其名氏，『楚杀其大夫得臣』、『陈杀其大夫泄冶』之类是也。所谓义系于杀者，罪在于专杀，而见杀者之是非有不足纪也，故止书其官而不复录其名氏也。古者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诸侯不敢专命也；其有罪，则请于天子，而诸侯不敢专杀也。及《春秋》时，国无大小，卿、大夫、士皆专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无罪皆专杀之而不以归于司宼，无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防，犹曰『无专杀大夫』，故《春秋》明书于防，僃天子之禁也。凡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华，防盟征伐，虽齐、晋上卿，止录其名氏；至于见杀，虽曹、莒小国，亦书其官。或抑或扬，或夺或与，圣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后可以司赏罚之权矣。」陈氏曰：「凡杀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恶君也。庄公卒，有戎难，羁出奔陈，赤于是篡。曹篡而杀其大夫，则必不义其君者也。宋杵臼之弑也，始不书贼，而曰『宋人』，以是为君无道也。无道而杀大夫，则亦不义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
译“人杀其大夫”就是这样；如果道义关系在于被杀者，就同时记载他的姓名，像“楚杀其大夫得臣”、“陈杀其大夫泄冶”这类情况就是这样。所谓道义关系在于杀人者，是因为罪责在于擅自杀人，而被杀者的对错不值得记载，所以只记载他的官职，不再记录他的姓名。古代诸侯的卿、大夫、士，由天子任命，诸侯不敢擅自任命；他们如果有罪，就向天子请示，诸侯不敢擅自处死。到了《春秋》时代，国家无论大小，卿、大夫、士都是擅自任命而不向周王室报告，无论有罪无罪都擅自处死而不向司法官汇报，无视王权到了极点！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而葵丘会盟的禁令，还说“不要擅自处死大夫”，所以《春秋》明确记载在葵丘的禁令中，完备了天子的禁令。凡是诸侯的大夫，当他们参与中原的政务，会盟征伐时，即使是齐、晋的上卿，也只记录他们的姓名；至于被杀时，即使是曹、莒这样的小国，也记载他们的官职。或贬抑或褒扬，或剥夺或给予，这是圣人的大用。明白了这些，然后才可以掌握赏罚的权力了。”陈氏说：“凡是处死大夫，通常都记载姓名，这里不记载姓名，为什么呢？是憎恶国君。庄公去世，有戎族的祸难，羁出逃到陈国，赤于是篡位。曹国篡位并杀其大夫，那么一定是不认为其国君合乎道义的人。宋国杵臼弑君时，起初不记载弑君者，而说‘宋人’，这是因为认为国君无道。无道而杀大夫，那么也是不认为其国君合乎道义的人。因此曹僖公的大夫不记载姓名，宋昭公的大夫不记载姓名。”
秋公防宋人齐人伐徐
胡氏曰：「按《书》，伯禽尝征徐戎，则戎在徐州之域为鲁患旧矣。是年春伐戎，秋又伐徐，必戎与徐合兵，表里为鲁国之患也。故虽齐宋将卑师少，而公独亲行。」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防杞伯姬于洮。
家氏曰：「杜氏以伯姬为庄公之女，即二十五年归于杞者。陆氏谓春秋时有子叔姬者三，皆谓时君之女，穪子者以别先君之子。公、谷以为同母姊妹，非也。则此伯姬未必是庄公之女，借是庄公女，于洮亦非归寜之地。春秋书『公防杞伯姬于洮』，非归寜之义也。」谢氏曰：「伯姬鲁女，洮鲁地。女有归寜于国，无出防于境。洮之防，在鲁有败礼之愆，在杞失正家之道。」陆氏微防曰：「参讥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陈、郑服也。愚按：十六年防于幽，始书「同盟」，至是再防于幽，复书「同盟」。然前盟防者九国，今止五国，特以陈、郑反覆，至是始服，故齐侯防公及宋望国而盟之，不再盟他国也。程子曰：「同志而盟，非率之也。」谢氏曰：「明年荆伐郑，公防二国救郑，然则郑苦于楚，欲与中国同盟，可知也。」髙氏曰：「齐侯九合诸侯，此其二也。十三年北杏之防穪人，十五年鄄之防不穪公，而去年伐徐之役，犹以宋主兵，故谷梁氏谓此盟授之诸侯。授之诸侯，齐桓得众也。」胡氏曰：「同盟之例，有恶其反覆而书『同盟』，此盟郑伯之所欲而书『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国受命于大国，不得已而从焉者也。其有小国愿与之盟，非出于勉强者，则书『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郑伯尝贰于齐矣，至是齐桓强盛，有伯中国、攘夷狄之势，诸侯皆归之，郑伯于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与于盟，所欲也，故特书同。」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旧也。髙氏曰：「大夫不交诸侯，诸侯不行使乎大夫。今公子友往防他国大夫之葬，盖私行也。鲁人听其出，故同出使之文，而系之葬原仲，以重其罪。」谢氏曰：「诸侯相葬，礼也；人臣无境外之交，卿非君命不越境。公子友以私事出境葬大夫，其专命僭制，不待贬絶而自见矣。」愚按：《春秋》书人臣出境，未有着其事者，此独书「葬原仲」，何也？盖不着其事，则嫌于出聘，故特书其事，以明其以私事出境，而更不加讥贬之词，所谓直书其事而义自见也。
冬杞伯姬来
归寜也。赵氏曰：「合礼者常事不书，岂有二百四十二年内女惟两度归寜乎？盖知非礼而来，故书。」髙邮孙氏曰：「《春秋》内女适诸侯者多矣，于其归寜未尝曰子某归寜，常事无书也。伯姬非庄公子，义不当归，故书曰杞伯姬来也。」薛氏曰：「非公之子不归寜，非公之子而归，故曰来也。」陈氏曰：「内女为夫人凡八见于经，未有书公者，而防自伯姬始，由是来朝其子，由是来求妇，伯姬之为皆未之前闻也。是故终伯姬之世但书来。」
莒庆来逆叔姬
髙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妹，皆非庄公女也。」谷梁氏曰：「诸侯之子嫁于大夫，主大夫以与之。」程子曰：「人臣之礼无外交，故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以莒庆国卿而与鲁为婚，是外交也。不书逆女而云逆叔姬，以别卿为君逆也。」临江刘氏曰：「莒庆非有君命，叔姬非适诸侯也，何以得书？以公之自为之主，敌则书也。」胡氏曰：「诸侯嫁女于大夫而自主之，非礼也。」
杞伯来朝
谢氏曰：「伯姬在鲁，故杞伯来朝。」愚按：杞，二王之后，爵本上公，在桓公时犹称侯，至是称伯，其后遂称子。或曰：为时王所黜；或曰：齐桓之伯，以弱强为次；或曰：以其用夷礼；或曰：自侯而伯，自伯而子，盖浸以微弱；或曰：滕、薛、杞爵号不同，皆口授传写，小国多误。众论纷纭，阙之可也。
公防齐侯于城濮
春秋阙疑卷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疑》>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十一 元
译秋，鲁公在防地会合宋人、齐人讨伐徐国。
胡氏说：“查考《尚书》，伯禽曾经征讨徐戎，那么戎人在徐州地区成为鲁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这一年春天讨伐戎人，秋天又讨伐徐国，一定是戎人与徐国联合出兵，内外夹击成为鲁国的祸患。所以虽然齐国、宋国的将领地位低微、兵力单薄，但鲁公却亲自出征。”
十二月癸亥朔，发生日食。
二十七年春天，鲁公在洮地会见杞国的伯姬。
家氏说：“杜氏认为伯姬是庄公的女儿，就是二十五年嫁给杞国的那个人。陆氏说春秋时有三位子叔姬，都说是当时国君的女儿，称为‘子’是为了区别于先君的女儿。《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同母姊妹，这是不对的。那么这位伯姬未必是庄公的女儿，即使是庄公的女儿，在洮地也不是回娘家省亲的地方。《春秋》记载‘公防杞伯姬于洮’，并不是回娘家省亲的意思。”谢氏说：“伯姬是鲁国的女子，洮是鲁国的地方。女子有回娘家省亲的礼节，没有出城到边境去会见的礼节。在洮地会见，在鲁国方面有败坏礼制的过错，在杞国方面失去了端正家道的原则。”陆氏微防说：“这是参杂着讥讽，鲁公和杞侯、伯姬都失正了。”
夏季六月，鲁公在防地会见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共同结盟。
陈国、郑国归服了。我按：十六年在幽地会见，开始记载“同盟”，到现在再次在幽地会见，又记载“同盟”。然而前一次结盟的有九个国家，现在只有五个国家，只是因为陈国、郑国反复无常，到现在才开始归服，所以齐侯会见鲁公以及宋国等大国而与他们结盟，不再与其他国家结盟。程子说：“志同道合而结盟，不是率领他们。”谢氏说：“第二年楚国讨伐郑国，鲁公会见两国去救郑国，那么郑国苦于楚国的侵扰，想要与中国结盟，是可以知道的。”高氏说：“齐侯多次会合诸侯，这是第二次。十三年北杏的会见称‘人’，十五年鄄地的会见不称‘公’，而去年讨伐徐国的战役，还以宋国为主帅，所以谷梁氏说这次结盟是授予诸侯。授予诸侯，齐桓公得到了众人的拥护。”胡氏说：“同盟的体例，有厌恶其反复无常而记载‘同盟’的，这次结盟是郑伯所希望而记载‘同盟’的。凡是结盟都是小国接受大国的命令，不得已而跟随的。如果有小国愿意与之结盟，不是出于勉强，就记载‘同盟’，用来记录共同的愿望。此前郑伯曾经对齐国有二心，到现在齐桓公强盛，有称霸中国、抵御夷狄的气势，诸侯都归附他，郑伯于是有了畏惧归服之心，他能够参与结盟，是他所希望的，所以特别记载‘同’。”
秋季，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
原仲，是季友的旧交。高氏说：“大夫不结交诸侯，诸侯不派遣使者到大夫那里。现在公子友前往他国大夫的葬礼，大概是私自出行。鲁国人听任他出去，所以用了出使的文体，而系于安葬原仲，来加重他的罪责。”谢氏说：“诸侯互相参加葬礼，是合乎礼制的；臣子没有境外的交往，卿没有君命不越过国境。公子友因为私事出境安葬大夫，他的专断僭越，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自己显现出来了。”我按：《春秋》记载臣子出境，没有写明具体事情的，这里唯独记载“安葬原仲”，为什么呢？大概是不写明事情，就嫌疑于出使聘问，所以特别写明事情，来表明他是因私事出境，而更不加讥讽贬斥的词语，这就是所谓直书其事而义自见。
冬季，杞国的伯姬来到鲁国。
这是回娘家省亲。赵氏说：“合乎礼制的常事不记载，难道二百四十二年内女子只有两次回娘家省亲吗？大概知道是不合礼制而来，所以记载。”高邮孙氏说：“《春秋》中鲁国女子嫁给诸侯的很多，对于她们回娘家省亲，不曾说‘子某归宁’，常事是不记载的。伯姬不是庄公的女儿，按礼义不应当回娘家，所以记载说‘杞伯姬来’。”薛氏说：“不是国君的女儿不回娘家，不是国君的女儿而回来，所以说‘来’。”陈氏说：“鲁国女子成为夫人的，在经文中一共出现八次，没有记载‘公’的，而‘防’从伯姬开始，从此来朝见她的儿子，从此来求取媳妇，伯姬所做的这些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所以终伯姬之世只记载‘来’。”
莒国的庆来迎娶叔姬。
高氏说：“叔姬，是伯姬的妹妹，都不是庄公的女儿。”谷梁氏说：“诸侯的女儿嫁给大夫，由大夫主持婚礼。”程子说：“臣子的礼节没有外交，所以大夫没有君命不越过国境。莒庆作为莒国的大夫而与鲁国通婚，这是外交。不记载‘逆女’而说‘逆叔姬’，用来区别大夫为君主迎娶。”临江刘氏说：“莒庆没有君命，叔姬不是嫁给诸侯，凭什么记载？因为鲁公自己作为主婚人，地位对等就记载。”胡氏说：“诸侯把女儿嫁给大夫而自己主持婚礼，是不合礼制的。”
杞国的伯来朝见。
谢氏说：“伯姬在鲁国，所以杞伯来朝见。”我按：杞国，是两位先王的后裔，爵位本来是上公，在桓公时还称侯，到现在称伯，后来就称子。有人说：是被当时的周王贬黜；有人说：齐桓公称霸，以弱强为次序；有人说：因为他们使用夷狄的礼节；有人说：从侯到伯，从伯到子，大概是逐渐微弱；有人说：滕、薛、杞爵号不同，都是口授传写，小国多有错误。众说纷纭，存疑即可。
鲁公在城濮会见齐侯。
春秋阙疑卷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疑》>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十一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