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疑卷七

译春秋阙疑卷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疑》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八 元 郑玉 撰

鲁僖公十三年春天，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在北杏会盟，是为了平定宋国的内乱。遂国的人没有到来。齐侯，《谷梁传》写作齐人。陈氏说：“《春秋》不主张用兵，都按爵位排列。在这里把齐排在宋之上，是给予齐以霸主的地位。从此就没有单独相会的盟约了。”朴乡吕氏说：“在霸业尚未兴起的时候，各国诸侯互相吞并，间或有像郑庄公、齐僖公那样的人，虽然能在一时称雄，但最终未能掌握霸主的权柄，天下纷乱，没有人能统一，这也可叹了。虽然如此，人心还知道有周天子。等到霸业已经兴起，各国诸侯，先前纷乱而没有统属的，现在则一致听从霸主的号令，下以号令诸侯，上以招致天王的巡狩，一时气势声威显赫，中原地区赖以稍得安宁，然而从此王命逐渐衰微了。圣人在《春秋》中，固然不曾不给予霸主功劳，也不曾喜欢霸主的强盛，根据事实直书，善恶自然显现。”胡安定先生说：“桓公只有尊周的虚名，没有尊周的实情。看他贪图土地广大，倚仗兵力众多，驱逐胁迫，强制诸侯，用会盟来约束他们，用盟誓来要挟他们，用军队来威胁他们，用武力来控制他们，那些不顺从的，小的就侵犯讨伐，严重的就拘捕灭国，其实是借尊周之名来自我扩张罢了。”胡氏说：“春秋时代，诸侯主持天下的会盟，从北杏开始。其后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交替主持会盟，都是循着这个踪迹而做的。桓公不是受命的方伯，诸侯自己推戴他为盟主，这是无君了。所以四国称人，以惩罚首乱者，正王法也。齐侯称爵，是赞许他吗？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有能会盟诸侯，安定中原，使百姓免于沦为夷狄的，那么即使赞许他也可以。惩罚诸侯，是正道；赞许桓公，是权变。”家氏说：“如果像胡氏所说，那么权变和正道截然分为两样，为首的给予爵位，随从的受到惩罚，《春秋》略去为首的而惩治随从的，必定不是这样。”我认为这里应当从《谷梁传》写作齐人，大概都是贬斥。王权下降而霸权兴起，这是古今的大变，治乱的关键。从此功利之习兴起，而诈力之谋得胜，二帝三王的恩泽，不再遍及天下，仁义道德之说，不再听闻于后世了。何况桓公是五霸之首，北杏又是图谋霸业的开始，圣人对此，怎能不谨慎呢？大概霸者在春秋衰世，固然有功，在商周盛世，则有罪。为什么呢？九次会盟诸侯不用兵车，确实足以暂时平息当时的动乱。然而擅自掌握会盟、侵伐的权力，天下只知有霸主，而不知有王室，实在开启了后世的动乱。圣人在霸业兴起时，正喜天下有霸主，又忧后世无王。那么圣人给予霸主，也是很不情愿的。所以给予他必定是逐渐的，开始时贬斥他，中间时进用他，最后褒扬他。北杏的会盟，圣人怎能立刻给予他呢？至于葵丘之盟、首止之防，圣人虽然想不给予，也不可能了。《春秋》进用霸主是逐渐的，进用楚国是逐渐的，进用吴国是逐渐的，都是古今的大变。然而开始时进用霸主，中间时进用楚国，最后时进用吴国，也可以看出圣人的不得已。唉！读《春秋》到了这里，可以看到世道的降落了。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门下，五尺高的孩童都羞于称说五霸，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假如桓公趁着宋万弑君之初，就举天子的军队，修方伯的职责，讨伐宋万以正其罪，立宋公以定其国，他的功业大概不止于此。现在宋万被剁成肉酱，宋公被立，却借平定宋国之乱来会合诸侯，而进行霸业的举动，适宜他的功业如此卑微。唉，可惜啊！

夏天六月，齐人灭遂。

灭遂并驻军防守。高氏说：“北杏之盟，诸侯还有不服的，桓公于是灭遂以示威。借小国以示威，来胁迫大国，这是齐侯的权术。然而齐侯未见其救中国之功，而先恃强以灭人之国，使其宗庙无人祭祀，人民无所依归，所以圣人深责之。”胡氏说：“灭国与被灭，罪哪个更重？取国而书灭，夺取人土地，使人不得有其民；毁其宗庙，使人不得奉其祭祀，不是极不仁者不忍为之。见灭而书灭亡，是国家的善辞，上下同心协力，这也是不幸罢了。”家氏说：“霸者借公义以济私欲，灭了谭国，又灭遂国，这不过是拓土开疆之计。先王拥有天下，以兴灭继绝为事，而霸者灭国不忌，这就是无王。《春秋》在三年之间，连书二灭，以彰显齐桓之功过不相掩。”我认为天子对于诸侯，一次不朝见就贬其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其土地，三次不朝见就六师移之。其爵位本有轻重，而施之又有先后。现在齐与遂均为天子之诸侯，会盟而不至，告之以辞命，怀之以德礼可也，而

译如果突然凭借强大的武力将其消灭，那么对于那些抗拒违背王命、傲慢轻慢王室的人，又将用什么罪名来加罪于他们呢？桓公的这一举动，难道只是不能充分体现尊崇周王的道义吗？恐怕已经产生了无视周王的念头了。

译秋七月。

冬，鲁隐公与齐侯在柯地结盟。这是鲁国开始与齐国修好。高氏说：“北杏之会，遂国没有赴会，齐国就灭掉了它；鲁国虽然没有赴会，但齐国也没有办法加害于它，因为齐国自知对鲁国有亏欠。齐国灭掉遂国后，便在柯地结盟，只防备鲁国而不防备其他国家，是估计鲁国一定会顺从的缘故。这也是齐国善于谋划霸道的策略。”胡氏说：“开始与齐国修好，世代仇敌而和解，可以吗？《尚书》有言：‘敌惠敌怨，不在后嗣。’鲁国对于齐襄公有不共戴天之仇，当仇人在世时，就释怨不再报复，并且主持王姬的婚事、在禚地狩猎、防备齐国伐卫、共同围攻郕国、接纳子纠，圣人详细记载以彰显其忘却亲仇的罪过。如今已经改朝换代了，而齐桓公开始会合诸侯，安定中原，抵御夷狄，尊崇天子，却想要修旧怨怒邻，而危害自己的宗庙社稷，这能说是孝吗？”家氏说：“敌怨不在后嗣，是指疆场小事，在改朝换代之后可以释怨。如果不共戴天之仇，任何时候都不能释怨。”我按：所谓不共戴天之仇，是发誓不与他共生于天地之间，一定要报仇杀他。仇人已死，就不是不共戴天了。仇人的子孙，难道还能称为不共戴天吗？从鲁侯的角度来看，忘记父亲杀我父亲的仇，而与他的儿子通婚姻、结盟好，固然不可；因为父亲杀我父亲，而要报复他的儿子，则过分了。圣人在此必定有等级区别，既不认为是不共戴天之仇而一定要杀他，也不与他通盟好、婚姻之好，像其他邻国一样。但柯之盟，齐桓公霸业方兴，鲁国虽然不想与他结盟，又害怕有灭亡的祸患，圣人认为他的情势可以宽恕，所以用寻常盟好的辞令记载，而没有褒贬。至于忘记父亲的仇，与他的国家结亲，则罪不容诛了。

鲁隐公十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夏，单伯参与伐宋。十三年，宋人违背北杏之会，诸侯伐宋。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隐公四年，诸侯伐郑，翚率军参与伐郑，则再次列举宋、陈、蔡、卫四国之名。如今诸侯伐宋，而单伯参与伐宋，不再列举三国之名，为什么呢？宋人违背北杏之会，会合诸侯而伐宋的，是齐桓公，参与伐宋的没有贬义，所以辞令平实。主谋伐郑，而想求得诸侯宠爱以安定自己地位的，是州吁，参与伐郑的是党附逆贼，所以辞令繁复而不简略。左氏说：“诸侯伐宋，齐国向周王室请兵。夏，单伯参与伐宋，在宋国取得和解而回。”按左氏在单伯迎接王姬一事上，误为送，至此想附会成其说，所以认为是齐国请兵，而单伯作为周王臣子参与伐宋。程子曰：“齐国自从管仲执政，庄公十一年以后，未曾兴师动众，对诸侯的赋税也很少。终管仲之身，休养生息，厚待天下。至于秦、晋，只是使他们不能竞争而已，不强求，所以他的功业卑微而容易成功。”

秋七月，荆人入侵蔡国。楚子因为蔡侯灭掉息国，于是伐蔡。秋七月，楚人入侵蔡国。高邮孙氏说：“荆人自从打败蔡师开始通好中原，如今又入侵蔡国，其势将盛，想让中原各国防备，在开始兴盛时制服他还容易，等到他逐渐兴盛，将不可制服了。”朴乡吕氏说：“看荆楚刚开始兴起，而蔡国首先遭受其祸，未尝不感叹中原的不振，使楚人暴横而没有人能制服。自春秋以来，蔡国曾跟随周王伐郑，则还修勤王之职；在邓地结盟折节，则还交诸侯之玉帛；伐郑伐卫伐戴，则还同诸侯兵车之会。自败莘以来，五年两次被荆师入侵，哀侯战死不还，而蔡国的臣子甘为楚国属国。齐桓称霸，蔡国仅一次跟随北杏之会，从此折节而顺从楚国。召陵加师，仅足以使楚人屈服，而不能改变蔡人顺从楚国的心，齐桓终不得将蔡国置于盟会。齐桓既死，晋文未兴，楚或抗行北方，则蔡必参与。至于城濮之战，楚既大创，蔡也改图，晋的三次会盟，勉强周旋。文公既死，而中原的盟会，蔡国又不参与。厥貉之次，遂执干戈，挟楚穆为窥宋之谋。晋悼公兴起，列国悚然听命，而蔡国且安于楚国之下，终悼公之世，不能将蔡国置于盟会。晋悼公卒，而楚役蔡尝从之，是中原的诸侯折节顺从楚国的，没有比蔡国更早的；其坚持事奉楚国的，没有比蔡国更甚的。昭公十一年，楚子会诱蔡侯般杀之于申矣，楚子弃疾帅师围蔡矣，其冬楚师灭蔡，执世子有以归用之矣。楚平王既死，而蔡庐复封，则蔡之存亡兴废皆寄于楚，而中原安得有之乎？蔡朱东国之废置，以楚费无忌之一言而废君立君，楚之小臣得制之矣。蔡昭抱累世之憾，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止之辱，沉玉璧以绝楚，质爱子以请晋，气愤而情激，亦既转而从夏矣。而召陵之役，晋人求货而辞蔡，诸侯侵楚之师不出，而楚人围蔡之师反至。柏举之战，遂使蔡人假手于吴以释憾。楚祸虽深，蔡忧未已，迄于春

译秋天之后，蔡国最终被楚国吞并，那么中原诸侯遭受楚国的祸患，也没有像蔡国这样严重的了。假使当初楚国击败蔡军、楚军进入蔡国之时，齐桓公能够立即根据盟约文书来救援蔡人，那么蔡国就不会屈服而落入楚国之手了。假使践土会盟之后，晋国的霸业能一直像晋文公时期那样强盛，那么蔡国必定不会背离中原而追随楚国人。假使当蔡昭公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而依附晋国之际，晋国的国君能够坚守祖先的基业而不被贪图财货的大臣所蒙蔽，那么蔡国必定不至于借助吴国来消除怨恨，最终导致州来的迁徙了。所以蔡国起初背离中原，是因为楚军进入蔡国而齐桓公不能救援；再次背离中原，是因为晋文公去世而晋国霸业不能持续；最终背离中原而归附吴国，是因为晋国霸业已经衰落，而不能保有蔡国。阅读《春秋》的人，难道不为这三件事叹息吗！

译冬天，单伯在鄄地会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

这是因为宋国已经服罪。高邮孙氏说：“诸侯讨伐宋国，宋国已经认罪服罪，所以齐侯在鄄地会合诸侯，以便与宋国讲和，而鲁国的单伯也曾前往会合，所以一同参与了鄄地的会合。”

十五年春天，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合。

再次会合，标志着齐国开始称霸。张氏说：“齐国开始称霸，大概是指诸侯开始安定而言。然而鲁国尚未信服，从此之后，宋国人有时仍主持军事行动，卫、郑两国难免再次叛乱，大概齐国的霸业正逐渐趋向安定，而诸侯的心意还未统一。”高氏说：“到这时诸侯才开始会合，霸业的体制才确定下来。齐侯还未主导诸侯，第二年大家在幽地结盟，自从幽地会合之后，齐侯始终位居诸侯之上。”许氏说：“齐侯三次会合诸侯而不结盟，以示慎重，因此后来结盟时众人信服，没有人敢违背。”我按：桓公、管仲如果真有尊奉周王的心意，等到诸侯尚未聚合之时，向周天子请示，沿用周、召公分陕而治的旧例，选择贤能的诸侯与自己分治东西，这也只是两位方伯罢了，何至于成为三王所谴责的罪人呢？不知道这样做，却依靠多次会合来结交诸侯，这是末节了。

夏天，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高邮孙氏说：“圣人制定礼制，只有父母健在的才能回娘家省亲，父母去世后，即使是兄弟也不前往。这是为了预先避免嫌疑，防止逆乱即将发生。”齐桓公虽然没有齐襄公那样的恶行，但《春秋》记载此事，与齐襄公同等看待，大概是因为违背礼制的迹象相同。张氏说：“文姜没有去齐国已经八年了，到这时又去齐国，大概是因为鄄地会合鲁庄公没有参加，这次出行大概是出于文姜的意思，齐侯想要求得鲁国的好感以安定霸业，而没有人拒绝。”许氏说：“鄄地会合时鲁侯尚未顺从，桓公认为他未能亲近，无法向远方展示，致力于求得鲁国的好感，所以在此时接纳文姜而不加阻止，以显示亲爱亲属，从而齐鲁两国最终交好。然而礼制的防范一旦松弛，夫人就再次开启越境的放纵，于是成就了前往莒国的奸情，使人伦失去正道，风俗相互败坏，这是先王兴起时，之所以重视道义、谨慎法度而不谈利益的原因。”家氏说：“姜氏过去因为去齐国，给鲁国留下祸患，齐桓公应当避嫌不接近，以向诸侯展示仪范，却仍然听任她来归，置过去的罪过而不问。姜氏不值得责备，齐桓公可责备得很厉害。”我认为齐桓公能够趁着姜氏越礼来归的机会，讨伐她杀害丈夫的罪行，明正典刑而诛杀她，那么家规严明、国家治理，天下诸侯知道畏惧，祸乱也差不多可以平息了，何必担心鲁国不参与会合呢？现在想要让鲁国参与会合而容忍文姜的奸情，这是谋取利益，而不端正道义，拿什么向天下展示呢？又拿什么使天下诸侯的心信服呢？这就是霸业之所以为霸业，而不能进入王道的原因。

秋天，宋人、齐人、邾人讨伐郳国。

胡氏说：“霸主在诸侯之前行动，是专断征伐；不是霸主而在诸侯之前行动，是主持军事。这是齐桓公的军队，为什么排在宋国之下？还未能成就霸业。二十七年大家在幽地结盟，天下归附他，然后才成就霸业。”

郑人侵犯宋国。

诸侯为了宋国讨伐郳国，郑人趁此间隙侵犯宋国。张氏说：“趁诸侯讨伐郳国而侵犯宋国，对服从齐国不真诚，而违背了两次鄄地会合的约定。郑国在齐、楚之间反复无常，大概从这里开始。”高氏说：“大概从这次举动之后，郑国就不安宁了。”

冬天十月

十六年春王正月

夏天，宋人、齐人、卫人讨伐郑国。

这是因为宋国的缘故。许氏说：“中原诸侯中宋国最大，既然已经为它服罪，郳国又为它报仇，郑、宋从此与齐国成为一体，宋国亲近而中原诸侯安定了。”家氏说：“郑昭公作为嫡长子君临国家，突与强臣勾结而篡位；昭公得以返回国家，突又与强邻勾结而扰乱他，占据栎地的坚固来号召凶恶党羽，昭公被杀而死，是突造成的。齐桓公刚开始称霸，认为应当声讨突以前的罪过，向周王请示而正其杀戮，现在为了宋国讨伐他，名分不正。”

秋天，荆国讨伐郑国。

高氏说：“齐国已经与宋、卫讨伐郑国，郑国服从中原，而荆国又讨伐它，这是郑国自找的。大概楚国与中原争夺郑国，从此干戈不止。”张氏说：“自从桓公二年，郑国已经畏惧楚国而会合邓国，到这时三十多年后才遭受兵祸，楚国的威势不轻易使用，大概就是这样。从此开始成为中原的祸患。”高邮孙氏说：“前年荆国曾经进入蔡国，于是又讨伐郑国，以此来显示楚人的强大，而中原的衰落。不早做准备，将横行天下。所以二十三年来聘问，于是称荆人；僖公元年讨伐郑国，于是称楚人。在这里称荆，是说它还可以抵御。”

冬天十二月，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结盟。

郑国讲和了。《公羊传》在“会”字上有“公”字。家氏说：“这次会合，既然褒扬他们能够同心，必定不会以鲁公参与为讳，应当从《公羊传》作公会。”《公羊传》说：“结盟是什么意思？是意愿相同。”程子说：“上没有明王，下没有方伯，诸侯交相争斗，齐桓公开始称霸，天下归附他，所以记载‘同’。”杜氏说：“齐桓公开始称霸，楚国也开始强大，陈国介于两国之间而为三恪之客，所以齐桓公趁机提升它，于是排在卫国之上。”高氏说：“许男排在滑伯、滕

译“子者”是指当时霸主掌权，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诸侯的升降，或者各国凭借自身的强弱来互相排定尊卑，圣人因此如实记载，以显示先王的制度在当时已经不再实行了。陈氏说：“诸侯初次会盟，齐桓公初次主持盟会，天下都听从一个国家的指挥。如果没有王者兴起，天下却听从一个国家的指挥，古代是没有这样的事的。在最初记载时写为‘同’盟，‘同’是众人的意思，还并没有把主持盟会的专断权给予齐桓公。在第二次于幽地会盟之后，天下只知道有齐桓公了。”张氏说：“孔子所说的‘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武力’，这大概是其以礼服人的大义的开端。”朴乡吕氏说：“会盟而记载为‘同’，大概是与诸侯的愿望相同，没有什么可疑的。根据经文考察，只有两次在幽地的会盟都记载为‘同’，至于葵丘、牡丘的会盟则不记载为‘同’；晋文公在践土、翟泉的会盟也不记载为‘同’；直到赵盾在新城的会盟才记载为‘同’，从此以后不记载为‘同’的就很少了。大概齐桓公在幽地的会盟，实在是在楚国入侵蔡国、讨伐郑国之后，中原诸侯同样畏惧楚国，倚重桓公，所以两次在幽地的会盟都记载为‘同’。至于葵丘、践土的会盟，那是桓公、文公霸业鼎盛的时候，主持盟会的是出于桓公、文公的意愿而诸侯顺从，所以不记载为‘同’。晋文公死后楚国更加强大，新城的会盟同样是出于畏惧楚国，从此以后楚国一天比一天强大，中原的霸业一天比一天不振，所以凡是中原诸侯相互会盟的，都倚重晋国，这都是诸侯共同的愿望。只有澶渊的会盟不记载为‘同’，是因为平定了齐、晋的争端；臯鼬的会盟不记载为‘同’，是因为刘子没有参加会盟。所以有主持盟会的就不记载为‘同’，这是桓公、文公霸业鼎盛的表现；两次幽地的会盟记载为‘同’，是桓公霸业尚未鼎盛的时候；新城以后都记载为‘同’，是晋国霸业逐渐衰微的时期。凡是记载为‘同’的，都是众人的愿望。是众人的愿望，就说明还没有完全由一人专断主持盟会。”家氏说：“又有天子去世不奔丧而举行会盟，以及王命使者下凡参与列国会盟，以及其他按义理不应会盟却举行会盟的情况，都记载为‘同’盟，这是‘同’盟的变例。学者随着具体事情去观察，就可以领会圣人的用意。”朱熹说：“如果桓公不打着尊崇王室的旗号，无事自己召集诸侯，那么鲁庄公不去赴会是可以的。现在桓公名义上是尊崇王室，如果鲁庄公不去赴会，不是背叛齐国，而是背叛周王室了。如果想要报仇，就应当在襄公杀他父亲的时候，以不共戴天的缘故，告知周天子、方伯、连帅，一定要以报仇为事，杀了襄公，才痛快人心。况且桓公进入鲁国，是在襄公被杀之后，与鲁桓公被杀没有关联。”有人问：“如果庄公能杀了襄公，再与桓公会盟，可以吗？”回答说：“既然杀了襄公，那么自家的责任已经了结，与桓公会盟又有什么妨碍？只是庄公如果能杀了襄公，那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劳，将在庄公而不在齐桓公了。正因为他不能，所以才屈服于人。”

译邾子克去世。

张氏说：“克，就是仪父。称他为子，大概是齐桓公请求周天子任命他为诸侯，所以称子，从此开始列入诸侯行列。”临江刘氏说：“尚未成为正式国家时称邾仪父，成为正式国家后称邾子克。成为正式国家后才记载其去世、记录其葬礼，未成为正式国家则不记载。”

鲁庄公十七年春天，齐国人拘捕了郑国的詹。

因为郑国没有来朝见。谢氏说：“拘捕而不杀害称为执，拘捕他是为了让他屈服。春秋时期的混乱，诸侯擅自行使刑罚威严，以强凌弱而拘捕别国国君的有，以上欺下而拘捕别国臣子的也有。凡是拘捕，春秋都剥夺爵位称人，用天子的法度来制裁他们。只有晋国拘捕曹伯送回京师，拘捕得其所罪，所以记载为晋侯。”许氏说：“宋国大郑国小，桓公对宋国怀以德，对郑国施加以刑。周文王兴起时，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怀念他的德行，而桓公却相反，这就是所谓的霸道。”我按：左氏认为郑国没有来朝见，公羊、谷梁则认为詹是郑国的奸佞之人。然而根据经文考察，齐、郑在幽地结盟，是在去年十二月，到现在才过了一个月，怎么能立刻责备他不来朝见呢？如果认为是奸佞之人，文中没有依据，况且郑国的奸佞之人，齐国凭什么拘捕他？应当是因为有事来聘问，应对失当，或者礼貌悖逆傲慢而被拘捕。

夏天，齐国人在遂地全军覆没。

遂国的因氏、领氏、工娄氏、须遂氏宴请齐国戍卒，趁他们喝醉而杀害他们，齐国人全部被杀。谢氏说：“齐国人被杀无一幸免，所以称殱。春秋不因此责备遂国而归咎于齐国，是因为祸患由齐国引发。记载‘齐人殱于遂’，是谴责他们自取灭亡。凡是祸患出于自身行为的，春秋对上不委过天命，对下不责备他人。”胡氏说：“殱，是尽的意思。春秋记载这件事，表明齐国人灭遂，恃强凌弱，不是讨伐罪人、安抚百姓的军队。遂国记载灭，是亡国的好言辞，表明上下同心协力。凭借亡国的遗民能歼灭强齐的戍卒，那么申包胥一人可以保全楚国，楚国即使只剩三户人家也可以灭亡秦国，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足以作为强大而不义的警戒，而弱小者也可以反省自身而自立。”陈氏说：“桓公称霸诸侯，却在亡国的遗民中防备军队，是自取灭亡。”许氏说：“齐军灭谭，谭子逃到莒国，彰显其国君不屈服；齐人灭遂，齐人殱于遂，彰显其民心不归服。孟子认为霸者以力服人，不是心服，是因为力量不足。看桓公的兴起如此，那么所谓以力服人难道不对吗？”家氏说：“鲁庄公凭借千乘之国，甘愿侍奉仇敌而不以为耻，遂国的遗民鼓动剩余的勇气，还足以歼灭齐国戍卒。春秋特意为此记载，是认为合乎道义，也可以让忘记亲仇侍奉仇敌的人感到羞愧。”

秋天，郑詹从齐国逃回。

谷梁氏说：“逃。”意思是逃。谢氏说：“詹作为国家卿大夫被拘捕，不能辩明是非、澄清曲直，以解除国家忧患，却像普通人逃避灾难一样，臣子侍奉君主不可夺志的节操扫地以尽了！《春秋》用对待逃犯窃贼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为逃，是轻视他。”临江刘氏说：“这是讥讽。认为他应该为义而死吗？认为他不应该为不义而死吗？君子不说他侥幸免祸。”苏氏说：“詹的道义应当是亲身承担罪责，以缓解国家危难，却逃跑自免，所以不记载来奔而记载逃来，是轻视他。”常山刘氏说：“齐桓公开始称霸，在幽地结盟，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收留逃犯，损害了信义。”张氏说：“拘捕列国大夫，历经三个季节，不让他屈服就放他走，导致防备松懈，国家囚犯逃亡，这是齐国的罪过；奉命出使霸主国家，有罪不能立即受刑，带着身体逃跑，如同普通人失节辱国，这是詹的罪过；在幽地结盟，守信不坚定，成为逃犯的主子，招致霸主的讨伐，这是鲁国的罪过。一句话而定三罪，《春秋》简练严正，在这里可以看见。”

冬天，麋鹿很多。

胡氏说：“麋鹿，是鲁国所有的，多了就是异常。因为它又危害庄稼，危害庄稼就波及人了，所以记载。”

春秋阙疑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九 元 郑玉 撰

鲁庄公十八年春天，周历三月，发生日食。

大东莱吕氏说：“没有日期和朔日，史官失误，春秋也无法追考。灾异的变化，褒贬的意义，大概不在于此。”

夏天，鲁庄公在济西追赶戎人。

泰山孙氏说：“不说侵伐，表明戎人不知不觉而来，已经离去而鲁公去追赶他们。”程氏说：“防备意外，是武备的善经。戎人来侵鲁不记载，是因为不知道戎人来，已经离去而鲁公在济西追赶，其没有武备太严重了，这是危险的做法。”刘氏权衡说：“戎人来侵鲁，必有兵众，怎么不知道？”我认为如今诸蕃出人意料，抄掠边境，志在得财，不争土地，踪迹如盗贼，所以人们不知道他们来。

秋天，出现短狐。

杜氏说：“短狐，是短狐。”大概是以含沙射人为灾。胡氏说：“短狐，是鲁国没有的，所以用有记载。”凭借含沙射人，这种生物太阴险了。鲁人察知它而报告朝廷，鲁史认为异常而记载在防地，为什么呢？山阴陆佃说：“短狐，是阴物，麋鹿也是阴物。这时庄公上不能防范他的母亲，下不能端正自身，阳刚消减而阴邪增长，这是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