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疑卷二

译《史记·世家》中记载其名为允。他在桓王九年即位。谥号的含义是：开拓疆土、使远方归顺的称为桓。

译鲁桓公元年春，周历正月。

谷梁氏说：“桓公无王，这里说‘王’是什么意思？是为了慎重地开始。桓公作为弟弟弑杀兄长，作为臣子弑杀国君，天子不能平定，诸侯不能救援，百姓不能离去，认为这是无王道的行为，于是就可以达到这种地步了。元年有‘王’，是用来治理桓公的。”程子说：“桓公弑君自立，是不知天命、无视王道的极致，而史书‘春王正月’，是用天道和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行。”高邮孙氏说：“元年书写‘王’，是因为弑君的贼人将来必定被诛杀，既然已经弑君了，难道能免于诛杀吗？元年书写‘王’，是用来诛杀桓公的。二年书写‘王’，必定是因为王室微弱，弑君的贼人力气不能立即诛杀他，二年之后才诛杀他，也已经晚了，然而也足以算是王法诛杀了。十年书写‘王’，是因为教化和政令不可以一天没有，十年没有王，那么王道将在天下断绝了。十八年有‘王’，是桓公的终结。弑君的贼人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不在当时被诛杀，应当在岁月流逝中被诛杀；不在生前被诛杀，应当在将死时被诛杀；不在终身被诛杀，应当在万世中被诛杀。”我按：桓公不书写‘王’，而宣公书写‘王’，是因为桓公弑君而自立，宣公是被弑君者所立，事情本来不同。胡氏说：“古代诸侯不再娶，在礼制上没有两个嫡妻。惠公的原配夫人已经去世，继室是声子，那么声子只是代理主持内务。仲子怎么能成为夫人？母亲不是夫人，那么桓公就是隐公的庶弟，怎么能作为嫡子说应当立为国君呢？桓公不应当立，国家是隐公的国家，隐公想要授予桓公，实际上是让位，不是代理。那么公羊所说的‘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儿子因母亲尊贵而尊贵’的说法不对吗？这是顺从惠公失礼的行为而找的借口，不是《春秋》的法度。仲子受宠，惠公想让她做夫人，母亲受爱儿子就受抱，惠公想以桓公为嫡嗣，这是礼制所不允许的。惠公放纵他的邪念而这样做，隐公探知他的邪志而促成它，公羊又肆意传播邪说而传述它，汉朝又引用为邪议而采用它，夫妇的大伦常就乱了。《春秋》明确记载桓公的罪行，以显示王法，端正人伦，保存天理，训诫后世，不可以用邪说来扰乱它。”

桓公即位。

胡氏说：“即位，是指告祭宗庙、临视群臣。国君继承王位，在初丧时确定，必定要过了一年之后才改元。书写‘即位’，是依据始终的道义，一年不有两个国君；依据百姓和臣子的心意，不能多年没有国君。查《尚书》记载舜、禹接受终命传位的事情，在舜那里说：‘正月元日，到达文祖。’在禹那里说：‘正月朔旦，在神宗接受天命，率领百官如同帝王的开始。’在文祖、神宗，就是告祭宗庙；率领百官如同帝王的开始，就是临视群臣。自古通丧三年，如果穿着凶服，就不能进入宗庙；如果穿着吉服，那么斩衰还在丧服之中，不能既完成丧礼又改变它。国君去世，百官总揽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三年，那么告祭宗庙、临视群臣，本来就有代理执行的事情。查商《书》称‘太甲元年，伊尹在先王宗庙祭祀’，这是代理告祭宗庙的证据；‘百官总揽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这是代理临视群臣的证据；至于‘三年十二月，伊尹穿着冕服奉送嗣主’，这是脱去丧服从吉的证据。”朱子说：“胡文定解释《春秋》桓公即位，终究是不通的。况且过了一年即位，穿着凶服怎么进入宗庙？文定却说是冢宰代理执行。其他事情可以代理，即位怎么可以代理？想古代这种大事，必定有权宜之计，比如借吉的例子。”我按：所谓即位，天子就天子的位，诸侯就诸侯的位，怎么可以让人代理呢？况且古代人子对于父亲、人臣对于国君，都服斩衰三年。如果说国君穿着斩衰在丧服之中，不可以脱去丧服从吉告祭宗庙、临视群臣，他的臣子难道可以脱去丧服从吉执行吗？大概这件事本是凶礼，嗣子在柩前确定位置，没有正式君臣的名分，所以趁着过了一年改元，国君穿着凶服临视群臣，臣子穿着凶服朝见国君，以端正君臣的名分，哪有脱去丧服从吉的道理？至于告祭宗庙，也只是穿着凶服。这是告而不是祭。大概祭是吉礼，这告自然是凶礼。况且像《仪礼》奉柩朝见祖先，不是穿着凶服入朝吗？施行于朝见祖先既然可以，施行于告祭宗庙难道不可以吗？所谓凶服不能进入宗庙，是指国家祭祀，臣子有私丧，就不能参与祭祀罢了，不是说这种情况。查《尚书·伊训》‘惟元年十二月乙丑，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奉送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侯、甸群后都在’，那么太甲亲自告祭宗庙、临视群臣了，不是伊尹代理执行的。‘百官总揽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是指庶政听从冢宰罢了。传述者曲解说伊尹奉送太甲以即位改元的事情，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就是代理告祭宗庙；侯甸群后都在，百官总揽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就是代理临视群臣。于是失去了经文的真意。然而现在礼文残缺，无从考证，不敢随意以臆测作为定论，姑且记下所见以等待知者。又查凡是人君继承世代改元，行即位之礼就书写即位，不行即位之礼就不书写即位，都依据实际情况罢了。然而或行或不行，又各有含义：隐公称代理让国，所以不行即位之

译礼是用来彰显其内心的；齐桓公杀害国君自立为君，所以特意举行即位之礼以掩盖他的罪恶；庄公、闵公、僖公，则是在国君被杀、国家动乱之时即位的，没有空闲举行即位之礼。

译三月，鲁桓公与郑庄公在垂地相会。郑庄公拿着玉璧来交换许田。

鲁桓公即位后，与郑国修好。郑国人请求恢复对周公的祭祀，最终用祊田交换许田，鲁桓公答应了。三月，郑庄公拿着玉璧来交换许田，是为了周公祊地祭祀的缘故。高氏说：“‘会’，是以外国为主。郑庄公太无道了！他知道鲁桓公是篡位逆贼，内心不安，特意举行友好的会盟，是想以此索取贿赂。他揣度鲁国急于会合诸侯，一定会顺从他的要求，所以才这样做。那杀害国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讨伐他，何况郑庄公与鲁隐公结盟交好，本来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看到鲁桓公的罪行不去讨伐，反而有所索求，想以此安定自己的地位，这究竟是什么居心呢！先写‘会于垂’，接着写‘假许田’，可见郑庄公贪利忘义到了极点。那玉璧，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不像土地人民那样重要，而鲁国又何必用玉璧呢？只是因为鲁桓公既已弑君自立，害怕诸侯讨伐。郑庄公知道了他的实情，姑且以玉璧为借口，而实际上是想得到许田罢了。圣人如果记载鲁国用许田贿赂郑国，就无法显明郑庄公的罪过，所以记载‘郑庄公以璧假许田’，而鲁国的罪过自然就显现了。这是《春秋》微言大义、彰显幽隐的道理。先儒说郑庄公用祊田交换许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祊田刚进入鲁国时，许田就应当进入郑国，又怎么能够几年没有回报，一定要等到郑庄公再次用玉璧来交换，然后才给予呢？先儒只看到郑国先前归还鲁国祊田，现在来交换许田，就认为是互相交换，却不知道郑国起初结交鲁国是为了抵御敌人，所以归还祊田来拉拢鲁国；鲁国现在篡位是为了寻求援助，所以贿赂田地来报答郑国。那土地虽然像是互相交换，但事情并不相关联。”谢氏说：“国君去世，百官总领己职以听命于冢宰三年，孝子心中悲痛，思虑不能处理政事。鲁隐公即位三个月就在蔑地结盟，鲁桓公即位三个月就在垂地相会，由此可知《春秋》时代的诸侯没有三年的丧期。《春秋》在即位三个月时记载结盟、相会，其恶行自然显现了。”杨龟山说：“宋督杀害了他的国君，而鲁桓公造成动乱，取回郜国的大鼎；鲁桓公杀害了鲁隐公，而郑庄公在垂地相会，用玉璧交换许田，那么鲁国的动乱，是郑庄公促成的。不记载，是为了为内国避讳。那郑庄公交换田地，与鲁桓公取回大鼎，都是索取贿赂，而记载的措辞不同，这是内外有别的缘故。”

夏四月丁未，鲁桓公与郑庄公在越地结盟。

这是为了完成祊田的交换。盟誓说：“违背盟约的人，不能享有国家。”冬天，郑庄公拜谢盟约。胡氏说：“垂地的会盟，以郑国为主，所以称‘会’；越地的结盟，是鲁国的意愿，所以称‘及’。”郑国人想得到许田来扩充自己的土地，所以举行垂地的会盟；鲁桓公想结交郑国以求自安，所以举行越地的结盟。程子说：“鲁桓公想接纳郑国的好意以求自安，所以既给了许田，又结盟。杀害国君的人，百姓没有不怨恨的，而郑国与他结盟来安定他，罪过太大了。”家氏说：“三月在垂地相会，可以结盟了，却没有结盟，回国不到一个月，才举行这个盟约。《春秋》紧接着交换田地记载结盟，是讥讽用田地贿赂，以求结盟。鲁桓公割让土地给他人以逃避篡逆的讨伐，郑庄公接受土地并结盟而庇护其篡弑的罪行，《春秋》并列记载这些事，不加贬斥，而大义自然显现了。”

秋天发生大水灾。

公羊氏说：“这是灾祸。”家氏说：“记载‘大’，是变异常情的措辞，伤害人民、损害万物之后才记载。”程子说：“国君德行修养，则和气相应而风雨适时；鲁桓公施行逆德而招致阴气积聚，这是理所应当的。”胡安定先生说：“圣王在位，五件事修明而伦理有序，则吉祥的征兆应验；圣王不出现，五件事废弛而伦理败坏，则凶险的征兆应验。大水，是经常下雨，伤害庄稼、毁坏房屋，所以叫大水。”胡氏说：“上天并不是因为尧有洪水之灾，直到禹治水后水才从地下流过。后世有人行为不善，感动天变，招致水溢的灾害，必定引用尧来辩解，这是错误的。”

冬天十月。

鲁桓公二年春天周历正月戊申日，宋督杀害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元年，宋华父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目光迎送着她，说：“美丽而艳丽。”到了这时，宋督攻打孔氏，杀死孔父并夺走了他的妻子。国君愤怒，宋督恐惧，于是杀害了殇公。家氏说：“传文说宋督羡慕孔父妻子的美貌而杀了她的丈夫，国君愤怒宋督恐惧，因此弑君。杜氏从而解释说：‘孔父对内不能端正他的家庭，对外招致百姓的怨恨，祸及他的国君，所以《春秋》直呼其名。’这是拘泥于书名书字而强求其说，虽然排斥死节而不顾，失之太远了。”公羊氏说：“‘及’是什么意思？是连累。杀害国君的人多了，除了这个没有连累的吗？”回答说：“有。仇牧、荀息都是连累的。”“有连累的为什么记载？”“因为贤德。为什么认为孔父贤德？孔父可以说是义气表现在脸色上了。他的义气表现在脸色上是怎么样的？宋督将要杀害殇公，孔父活着存在，那么殇公就不能被杀害。孔父可以说是义气表现在脸色上了。”程子说：“臣子为国君难而死，记载‘及’以彰显他的节操。父，是名。称大夫，是不失他的官职。”临江刘氏说：“《春秋》对贤者不直呼其名。孔父，是所贤德的人，那么为什么直呼其名？父亲面前儿子称名，国君面前臣子称名。”薛氏说：“担任国相而不能平息动乱，以至于国君被杀自身死亡，虽然孔父贤德，也不是辅相之道。”高邮孙氏说：“《易》《大过》

译上六爻辞说：“渡水淹没了头顶，有凶险，但没有过失。”《象传》说：“渡水淹顶的凶险，是不可归咎的。”大概死亡是人们所难以面对的，一旦奋起赴死而不避讳，那些好生事的人往往因为事情没有成功而多所指责。圣人在《易经》中特意设立这一卦象并解释说不可归咎，以此来勉励忠义之士，在不可为的时代有所作为，在无可挽救的危急关头尽力施救，以期望万一能侥幸成功。”胡氏说：“华督想要弑杀国君却忌惮孔父，刘安想要背叛汉朝却忌惮汲黯，曹操想要禅让帝位却忌惮孔融，这几位君子，正义之气显露于神色，都足以捍卫国家社稷而违逆奸邪之心，这正是奸臣所忌惮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春秋》推崇孔父，是向后世世人显示，君主尊崇奖赏坚守节义的臣子，乃是天下的重大法度，也是治理国家的紧急要务。”

译滕国的国君来朝见。

我按：滕国原本是侯爵，在鲁隐公时期记载其国君去世、朝见，都称其为侯，现在却降格记载为子，直到《春秋》记载的整个时期都不再称侯。杜预、范宁认为这是被当时的周天子废黜，但当时王室微弱，怎么能废黜诸侯呢？赵岐认为因为居丧所以称子，滕国的继任国君，难道整个春秋时期都在居丧吗？胡安国认为因为滕国首先朝见鲁桓公，当时结党作恶的诸侯很多，为什么唯独贬低滕国的爵位呢？程颐认为因为滕国臣服于楚国，当时臣服于楚国的诸侯很多，没听说贬低他们的爵位。胡瑗认为或许是因为滕国以侯国的礼仪来朝见，程端学认为如果以侯国的礼仪相见，那么供给的物品就多，所以滕国自己降低礼仪以子国的身份相见。五等爵位，是天子所封赐，诸侯所接受，各有确定的名分，即使当时礼制紊乱，《春秋》对于名分极其严格，孔子怎么能不纠正呢？吕祖谦说：“《春秋》以后，杞国有时称侯，有时称伯，有时称子；滕国有时称侯，有时称子；薛国有时称侯，有时称伯，都无法详细考证，大概是后来记录《春秋》的人文字有误。大国，显赫，所以没有错误；小国，微弱，所以有错误。但也不应该错误到如此之多。现在暂且存疑。”

三月，鲁桓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是因为贿赂的缘故，拥立华氏。宋殇公即位，十年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百姓不堪忍受。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督担任太宰，于是趁着百姓不堪忍受，先散布谣言说：“司马（孔父嘉）就是这样的。”随后杀了孔父嘉并弑杀了殇公，从郑国召回庄公并拥立他，以亲近郑国。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桓公，齐、陈、郑都收到了贿赂，所以华督得以担任宋庄公的相国。谷梁氏说：“‘以’字，表明这是鲁国自己的意愿。鲁桓公有意促成这场动乱。”高氏说：“鲁桓公弑君自立，正害怕诸侯讨伐，于是趁着宋华督弑君，特意会合诸侯以促成其动乱。《春秋》深深痛恨他，所以将宋国动乱的责任归咎于鲁桓公。鲁桓公如果会合诸侯去讨伐宋国，宋国的动乱就不会形成。只有鲁桓公以动乱助长动乱，所以动乱才形成。”家氏说：“宋国的动乱已经形成，而《春秋》记载‘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动乱’，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华督虽然弑君，但冯（宋庄公）的地位尚未确定。现在三国举行这次会盟，打算谋划宋国以谋取利益，而冯的地位在此时才确定，华督的罪过才得以不被讨伐，所以促成宋国动乱的是三国；而让三国促成这场动乱的是鲁国。”陈氏说：“会盟没有记载其目的的，这里说‘促成宋国动乱’，弑君的祸患接连发生在天下，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前会合五国的国君和大夫以平定州吁，而州吁最终被讨伐；现在会合四国的国君以拥立华督，华督于是担任宋庄公的相国。弑君的祸患接连发生在天下，是这四位国君造成的。《春秋》的褒贬，到了改变文辞的地步就严厉了。从前五国的国君和大夫，反复记载，整个《春秋》仅再次出现。用改变文辞还觉得不够，而直接记载其所做的事，除了这里没有再见的了。”胡氏说：“邾定公时，大概有弑杀其父的人，而定公惊惧地离开座位，说：‘这是我的罪过。我曾经学过审理这类案件：臣子弑杀国君，凡在官署的人杀无赦；儿子弑杀父亲，凡在宫室的人杀无赦。杀其人，毁坏其房屋，污秽其宫室并蓄水其中。大概国君过了一个月才举杯饮酒。’华督是弑君的贼人，凡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而鲁桓公与诸侯会盟并收受贿赂以拥立华氏，让他担任宋公的相国，太过分了！所以特意记载其所做的事。臣子为君主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是礼制，但这里直言不讳，为什么呢？鲁桓公罪恶极深，臣子想要尽力隐瞒，但不能欺骗后世。这里说‘促成宋国动乱’而不记载‘拥立华氏’，是因为有隐瞒吗！这与澶渊会盟各自记载其事一样，鲁桓公弑杀隐公，华督弑杀殇公，般弑杀景公，都是天下的大恶，是圣人担忧的，也是《春秋》所作的原因。一是收受宋国贿赂而拥立华氏，一是谋划宋国灾祸而不能讨伐弑君之贼。’所以特意记载其事，以示贬斥。然而澶渊会盟，想要谋划宋国灾祸而不讨伐弑君之贼，虽然记载为‘宋国灾祸的缘故’，但未能表明诛责之意。必须深深忌讳鲁国卿大夫，而重重贬斥各国的大夫，然后足以启发问者，明辨是非。稷地会盟，前有宋华督弑君，后有取宋鼎之事，记载为‘促成宋国动乱’，其责备已经明白，不必忌讳鲁桓公与贬低诸侯爵位，然后才能见其罪。华督有不赦之罪，鲁、郑、齐、陈同会在稷地以促成其动乱，收受贿赂而回国，都自以为有利。不知道百官效仿，齐国大不利。不久，陈国有五父之乱，齐国有无知之乱，郑国有祭仲、子突、亹、仪之乱，鲁国有叔牙、庆父、般、闵之乱。数十年间，四国乖逆，几乎灭亡，就是因为不明白‘履霜坚冰’的警戒，不能及早辨别。

夏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入太庙。

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放入太庙。臧哀伯劝谏说：“作为君主的人，将要彰显美德，堵塞违礼之事，以监察百官，还担心有所失误，所以彰显美德以昭示子孙。因此清庙用茅草盖顶，大路用蒲草垫席，大羹不调和五味，黍稷不精舂，以彰显节俭；衮服、冕冠、黻纹、玉笏，腰带、下裳、绑腿、鞋子，衡、紞、纮、綖，以彰显法度；藻、率、鞞、鞛，鞶、厉、游、缨，以彰显数量；火、龙、黼、黻，以彰显文采；五色配合形象，以彰显物类；钖

译鸾和铃，是用来彰显车马行进之声的；绘有三辰的旗帜，是用来彰显光明之象的。所谓德行，在于节俭而有法度，升降进退有定数，用礼乐文物来记录它，用声音光明来发扬它，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因此戒慎恐惧而不敢轻易违背法纪。如今却毁灭德行、树立违逆，将贿赂之器安置在太庙，以此昭示百官，百官效仿这种做法，那还怎么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宠幸与贿赂公开显露。郜鼎放在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显露的吗？周武王攻克商朝，将九鼎迁至洛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他，何况是将昭示违逆作乱的贿赂之器安置在太庙，这该怎么办呢？」鲁桓公不听。谷梁氏说：「鲁桓公在国内弑杀其君，在国外助长他人的动乱，接受贿赂而后退兵，用这些来侍奉其祖先，是不合礼制的。郜鼎，是郜国所铸造的。经文称‘宋’，是指从宋国夺取的。」家氏说：「太庙，是祖宗神灵所居住的地方，周公、鲁公的典章法制都在这里。郜国的鼎，宋国的贿赂，为什么竟然到了这里呢？」高氏说：「鲁桓公不知道纳鼎是恶行，又想向神明夸耀，将那些器物放置在周公的庙里。宋国华督贿赂四国以逃避诛杀，并将郜鼎送给鲁桓公，经文不称‘宋国派人来归还’，而称‘从宋国夺取’，以此表明鲁桓公是自以为有功而夺取的，专门归罪于鲁桓公。」胡氏说：「取，是得到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称呼；纳，是不接受却强行送来的意思。弑君叛逆的贼人不能加以讨伐，反而接受其贿赂之器并置于太庙，以此昭示百官，这是教唆他们习惯于毁灭德行、扰乱纲纪的行为。公子牙、庆父、仲遂、意如的罪恶，又怎么惩罚得了呢？圣人因此担忧而作《春秋》，所以直接记载其事，垂训后世，使人们知道宠幸贿赂的行为，会保全邪恶、废弃正道，能够败坏人的国家，或许也能知道警戒了。」

译秋季七月，〇侯来朝见。

〇侯来朝见，态度不恭敬。〇侯回国后，鲁国便谋划讨伐他。胡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程氏都认为〇是纪侯。桓公作为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这是天下最大的罪恶，纪侯来朝见，为何唯独没有贬斥呢？当时，齐国想要灭掉纪国，纪侯请求鲁国作为援助，并不是为了拥立桓公而朝见他。”张氏说：“《左传》说‘〇侯来朝见不恭敬，〇侯回国便谋划讨伐他’，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

开始畏惧楚国了。胡氏说：“以国名作为地名，邓国也参与了。楚国自西周以来就是中原的祸患，周宣王大概曾经命令将领南征过。等到周朝东迁，楚国僭越称王，凭借武力凌驾于江汉地区，这三个国家与楚国相邻，因此感到畏惧。后来最终灭掉了邓国，俘虏了蔡侯，而郑国因为与王室有亲近的血缘关系而为其服役，直到春秋末年，圣人对此感到悲伤。天下没有比礼更重要的，没有比信义更强大的。遵循天理，敦守信义，以此来守卫自己的国家，荆楚即使再强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不知道以此为根本，土地相当、德行相等，不能互相超越，那就只能凭土地的大小、力量的强弱来分胜负了。观察诸侯会盟离合的迹象，就可以考察天下盛衰的原因；观察《春秋》进退予夺抑扬的界限，就知道安定中原、抵御外患的道理了。”

九月，鲁军进入〇国。

讨伐不恭敬的行为。程氏说：“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就称‘人’。对于本国军队，只说‘入某国’、‘伐某国’。”大东莱吕氏说：“进入〇国，微小的事情为什么要记载？天子在上，诸侯擅自互相攻伐，进入别人的国家，是大罪。圣人认为这是无王道的表现，这就是《春秋》所作的原因。”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重修旧好的缘故。

冬季，鲁桓公从唐地回来。

胡氏说：“凡是作为人子的，出门必须告知，回来必须拜见，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所以国君出行必须告祭宗庙，回来必须奠祭然后入庙，这是礼制。”谢氏说：“春秋时期诸侯出入没有定时，会盟征伐接连不断，回来却不告祭宗庙的很多。《春秋》因为告祭宗庙就记载，不告祭就不记载，以示不恭敬。诸侯是宗庙社稷的主人，政治不按时修治，祭祀不按时举行，臣民不按时省视，那么国事就败坏了。所以鲁侯出行，《春秋》谨慎地记载他的归来，以此作为警戒。凡是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观察他归来的时间月份，诸侯抛弃社稷人民，沉溺享乐放纵自己，长期在外废弃政务，他们的过失就显现了。”《左传》说：“单独相会，往来都称地名；三人以上，去时称地名，来时称会盟。”我按：有的因为前事归来，有的因为后事归来，有的不是因为本件事归来，就各自根据他的告辞来记载。至于文公以前记载‘至’的少，文公以后记载‘至’的多，大概是因为世道有远近，所以史书有详略吧？

三年春季正月。

胡氏说：“桓公弑君自立，到现在三年了，诸侯的丧事都办完了，这是入朝见天子接受任命的时候。而天朝的司马没有施加残害执缚的刑罚，邻国的大夫没有听说有沐浴斋戒的请求，鲁国的臣子道义上不能与仇人共戴天，却反过来侍奉仇人，竟然不以为耻，让乱臣贼子肆意凶逆，无所忌惮，人伦大道灭绝了。所以从此以后不记载‘王’，表明桓公没有王法，以及天王失政而不像王。”

鲁桓公与齐侯在嬴地会盟。

在齐国完成婚事。高邮孙氏说：“婚礼有六项，只有迎娶新娘是亲自去，其余都由父兄命令派遣使者，以此来培养廉洁远离耻辱，显示万世的继承不可轻率。现在桓公与齐国谋划婚事，却不通过介绍人的命令、媒人的言辞，亲自到齐国边境与齐国谋划自己的婚事，丑恶就显现了。”

齐侯、卫侯在蒲地胥命。

不结盟。《谷梁传》说：“胥的意思是，如同相互。相互命令而诚信明白，谨慎言辞而退下，以此认为接近古制。”程子说：“两国相会，约定言辞相互命令而不结盟诅咒，接近道理，所以称赞它。”高邮孙氏说：“当时，齐、卫两国在蒲地约定命令，约定言辞而诚信明白，不结盟而友好达成，两位君主终身没有违背。言语上发生侵伐，是由于胥命的言辞，而两国和好十几年之间。夫子怎能不稍微肯定它，以显示屡次结盟多次会盟而侵伐随之而来的罪过呢？”胡氏说：“古人不结盟，结下言辞就退下。人们爱惜自己的私情，私下互相猜疑，形成了倾危的风俗，它的由来逐渐形成了。有能够相互命令而诚信明白的，难道不独自接近正道吗？所以特别兴起胥命的文字，在这里有所取义。”谢氏说：“命，是王的事。两国胥命，不是正道。虽然如此，圣王不出现，诸侯大小猜疑，盟约并起，公正之道衰落，而信义不再出现了。当时，两国用书信相互命令，而不以歃血为盟，有重视信义的心，可以说接近正道了。《春秋》记载他们的胥命，然而命必须有主持者，称为胥命，不给予诸侯专断。”

六月，鲁桓公与〇侯在郕地会盟。

〇国请求讲和。高邮孙氏说：“去年秋天，鲁国曾经进入〇国，〇国因此恐惧而向桓公请求讲和，所以在郕地会盟。”程子说：“桓公篡位自立，没有一年不与诸侯盟会，结交外援以巩固自己。”许氏说：“姻亲大国，降服小国，显示得意。天下无王，而后人得意如此。”

秋季七月壬辰朔日发生日食，全食。

《谷梁传》说：“既

译“者”，是尽的意思，含有接续的言辞。」程子说：“日食尽为异，是大事。”杨龟山说：“日月变化的规律，有定数存在，这是精妙的历法所能穷尽的。而《春秋》记载日食作为异常现象，大概是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借此来端正严肃他们的政事，那么日月发生变异，难道是徒然的吗？必定有其原因。所以记载说‘有食之’，而其言辞像是‘有食之’的样子，大概是为了将过错归咎于人事，而不认为常数是不足畏惧的。」高邮孙氏说：“说‘尽’就没有再生的道理，说‘既’则看见日食既尽后又复生。当说日食的时候，只看见它食尽，怎么知道它既尽后又复生？然而圣人用复生的意思来记载，这就是他的深意。圣人之道，只有阳气胜过，那么君父常尊而臣子常卑，君子常强而小人常弱；至于阴气盛而胜过阳气，圣人是不同意的。阴气虽然盛，必定对它警戒；阳气虽然衰，必定对它辅助。为什么天下属于阳的，常常衰微而被阴所胜；天下属于阴的，常常盛极而凌驾于阳。凡是属于阴这一类的，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属于阳的有过错罢了。」高氏说：“经书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而日食既尽的有两次，这一年和宣公八年就是。天变的严重，唯独在这两位君主身上显现，谁说没有天道呢？」家氏说：“常听长老说，日食既尽，京师看不见，认为是君德时政所感应的。到了乙亥、丁丑这两年，亲眼看见日食既尽。在此之前，太史定为食五六分，不久日食白天昏暗，星星出现。等到有从四方远道而来的人，才说食五六分，不既不晦。然后才知道天文示异，精妙的历法有不能预知的。」

译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新娘。

谷梁氏说：“迎娶新娘，是亲自去接的意思。派大夫去，是不合正道的。”高邮孙氏说：“公子翚在隐公时期，曾两次出现在经文中而没有氏，大概是因为隐公自称摄政，不任命大夫。桓公弑君自立，而翚是主谋，即位不久，就加爵任命，所以称他为公子翚。”谢氏说：“翚去世没有记载，是断绝他。奸臣在乱世中犯下大恶，而刑罚没有加在他身上，春秋用法律诛杀他，以此来向天下昭示他的罪过。”

九月，齐侯在讙地送姜氏。

谷梁氏说：“礼制规定，送女儿出嫁，父亲不下堂，母亲不出祭门，伯叔母和兄弟不出阙门。送女儿越过国境，是不合礼的。”高邮孙氏说：“女子以出嫁为归宿，道义上应当去往外家，只是以道义割舍恩情罢了。所以男子出生，就主持祭祀，以传承世系；女子则一次出嫁到外家，终身不返回。男子离开父母，就是不孝；女子被休弃回娘家，就是极大的恶行。所以闺门之内，以道义割舍恩情；男女之事端正，夫妇之道才能成就。齐侯以诸侯的尊贵，不能割舍私爱以顺从道义，却眷眷于男女之情，超越礼制触犯道义，送女儿越过国境，直到鲁地，失礼太严重了。”高氏说：“礼制规定，诸侯娶女，进入国境就称为夫人。讙，是我国的土地，而姜氏不称夫人，是因为齐侯亲自送她，有父亲的亲情，还不能系属而称夫人。”

鲁桓公在讙地与齐侯相会。

程子说：“齐侯出疆送女，桓公前往相会，都不合道义。”胡氏说：“古代婚礼必须亲自迎娶，那么授受关系就明确了。后世亲自迎娶的礼制废除了，于是有父母兄弟越过国境送女儿的情况。派公子翚去迎娶，就已经轻慢了；因为齐侯前来，反而在讙地迎会，这是桓公此行重在齐侯而不重在姜氏，难道是礼制吗？”高氏说：“讙地的相会，实际上是接受姜氏从齐国归来，但只以‘会于讙’来记载，是因为作为万世的继承人，自己却轻慢她，而让公子去迎娶；齐侯强大，自己畏惧他，而亲自去相会。这是桓公此行，重在齐侯而不重在姜氏。如果齐侯不送，桓公也不会到讙地，所以记载‘公会齐侯于讙’来谴责他。”

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

程子说：“这是向宗庙报告。”谷梁氏说：“不说翚接她来，是因为桓公亲自从齐国接受了她。”泰山孙氏说：“这是齐侯送姜氏，桓公在讙地接受她。桓公在讙地接受姜氏，不认可桓公在讙地接受姜氏，所以说‘夫人姜氏至自齐’，以端正其道义。”薛氏说：“记载‘至’，是不认可桓公与她一同到达。桓公夫妇之道，始终都不正。”胡氏说：“不能防范戒备，就在这里，《敝笱》的讽刺征兆已经出现了。礼制，是用来区别嫌疑、明确细微、在混乱之前治理的，不可不谨慎。”高氏说：“春秋时期，婚姻失道，很少有贤女辅佐君子。所以文姜扰乱鲁国，骊姬迷惑晋国，南子倾覆卫国，夏姬败坏陈国，上下效仿，到处都是。所以从隐公以下，国内女子和夫人的事迹，圣人谨慎地记载，以惩戒和警戒，作为万世的法则。”

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这是致送夫人。

这一年丰收。

谷梁氏说：“五谷都成熟称为有年。”程子说：“记载有年，是记录异常。人事在下顺从，那么天气在上就和谐。桓公弑君而立，违背天理，扰乱人伦，天地之气因此混乱，水旱凶灾是应当的。现在却丰收，所以记载其异常。宣公是被弑君者所立，他的罪恶稍轻，所以大有年就记载。”谢氏说：“桓公时期记载有年，宣公时期记载大有年，是记录异常，记录侥幸。行为的恶没有比桓、宣更大的，桓公而有年，宣公而大有年，是极大的异常。国家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桓公而有年，宣公而大有年，是极大的侥幸。”高邮孙氏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记载有年、大有年的，只有两处，一处是桓公，一处是宣公。桓、宣大恶，施行什么道而有年呢？记载，是不应当的。”胡氏说：“旧史灾异与庆祥一并记载，所以有年、大有年得以见于经文。然而十二公大多历经多年，也有务农重谷、忧雨而记载雨的，难道没有丰年，却唯独不见于经文？这是孔子对于其他公都删削了。唯独桓、宣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这两位公获罪于天，应当受到水旱凶灾的谴责，现在却丰收，这是反常，所以认为是异常，特别保留。那么天道也错乱吗？桓、宣在位十八年，唯独这一年记载有年，其他年份歉收可知，而天理不差确实可信。这件事，在不修《春秋》时是庆祥，君子修之则是变异，这是圣人依据鲁史旧文，确立兴王的新法。所以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曾以此观察，非圣人不能修得如此审慎。”

四年春正月，桓公在郎地狩猎。

公羊氏说：“常事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远。”诸侯为什么一定要田狩？一是为了祭祀，二是为了宾客，三是为了君主的厨房。程子说：“桓公出动众人，都应当记载。在郎地，是远了。”何氏说：“禽兽

译如果过度就会损害五谷，因此借着练习军事，又不白白设立，所以借此来捕猎禽兽，用来共同供奉宗庙，表示不忘武备，又借此在田猎中除去害虫。”啖氏说：“符合礼制的搜狩是常事，史书不记载；不合时宜以及超越礼制而进行的才记载，以此来表示讥讽。”赵氏说：“四季的田猎，其事各不相同，名称也各异。春天用来检阅武备、选拔人才，所以称为‘搜’；夏天用来为禾苗除去害虫，所以称为‘苗’；秋天顺应天时来杀伐万物，所以称为‘狝’；冬天守护禽兽以练习作战，所以称为‘狩’。认为细微的事不谨慎，那么大事就建立不起来，所以每次都在细微处谨慎，然后君王的德行才能完美。”胡氏说：“军事和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田猎是用来演习大事的。役使百姓来训练军队，以此来展示武力而威震天下；获取猎物来祭祀宗庙，以此来展示孝心而顺服天下。所以仲春教导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仲夏教导茇舍，接着进行苗猎；仲秋教导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仲冬教导大阅，接着进行狩猎。然而不合时宜就会伤害农事，不合地点就会伤害万物，能不谨慎吗？”

译夏天王派遣冢宰渠伯纠前来鲁国聘问。

胡氏说：“宰，就是冢宰。渠是氏，伯是爵位，纠是名字。纠位居六卿之首，却降低规格按中士的体例只书其名，这是贬斥。为什么要贬斥纠呢？按照周制大司马九伐的法度，诸侯如果有杀害亲属的罪行，就予以纠正；有放逐弑杀国君的罪行，就予以讨伐。桓公的行为符合这两种罪行，天子不但不讨伐，反而派遣使者聘问，这是失职。掌握刑赏大权以驾驭臣下的是天子；议论刑赏法度以禀告天子的是冢宰。如今冢宰却顺从乱首的命令，去聘问弑君之贼吗？所以特别贬斥而只书其名，以表明这位冢宰名不副实。”程子曰：“桓公弑杀国君自立，天子不能惩治，天下无人讨伐，反而派遣冢宰去聘问，表示加尊宠，这是天理灭绝，人道沦丧。书‘天王’，是说应当奉行天道，而他的行为却如此；书‘纠’，是说尊卑贵贱的道义已经丧失。人理既已灭绝，天运也就乖违了，阴阳失去秩序，一年的功业不能成就，所以不记载四季。”尹氏说：“天道不能成就，不记在元年而记在这里，是因为天王派遣冢宰渠伯纠来聘问而记载的，尤其有深意。”

五年春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

陈侯鲍去世，于是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了太子免并取代了他。程子曰：“五年春正月甲戌，下文缺失。”高邮孙氏说：“《左传》在这条经文之下，记载陈国动乱，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第二年秋天，经文记载蔡人杀陈佗。赵氏认为甲戌日之下应当记载这件事，而竹简脱落了。”按《春秋》经文，自相印证，没有开始和结束不相符合的。如果第二年只记载杀陈佗，而今年不记载陈国动乱的迹象，那么陈佗是什么人？杀他又是什么罪名？据此推究，所以甲戌日之下记载陈佗之事，赵氏的说法是对的。

夏天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齐侯、郑伯到纪国朝见，想要趁机袭击纪国，纪国人知道了。程子曰：“齐作为诸侯，却想在邻国做贼，非常无道。郑伯帮助他，罪责相同。”高邮孙氏说：“春秋时期，齐、郑强大，而纪国最小，按理纪侯忙于朝事都来不及，而齐、郑反而去朝见，那么朝见就不是真正的朝见，而是有窥探之意。所以桓公十三年发展到战争，而庄公元年迁走纪国的郱、鄑、郚，二年把酅地并入齐国，纪国就灭亡了。这样的朝见，怎么能心服而朝呢？是想图谋其土地，名义上是朝见，实际上是袭击。事情没有成功，于是举行朝见礼仪后返回。孔子痛恨他们心怀欺诈图谋他国，所以特别记载为‘如纪’。”胡氏说：“‘如’，是朝见的辞令。这不过是诸侯之间的往来，为什么要记载？因为纪国是鲁国的主盟者，所以来报告这件事，鲁国史官承接报告，所以在防地详细记载。孔子修撰经文，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小国依靠大国的安定，大国却包藏祸心图谋它，这也不同于兴灭国、继絶世的大义了。”

天王派遣仍叔的儿子前来聘问。

公羊氏说：“讥讽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谷梁氏说：“记录父亲派遣儿子。”胡氏说：“说‘仍叔之子’，是讥讽世袭官职而非公正选拔。帝王不因私爱损害公选，所以做官的人世袭俸禄而不世袭官职，任用不以其贤能，驱使不以其才能。卿大夫子弟因父兄的缘故被派遣，就不是公选，政事因此败坏。上古有从耕野、钓渭被提拔为辅相的，人们没有不认为合适的；伊陟效法先贤，再次辅佐太戊；丁公世代美德，入朝掌握兵权：不因世袭而怀疑他们。崇伯被杀，禹担任司空；蔡叔被囚禁，仲担任卿士：也不因父亲的原因废黜他们。只是公正罢了。等到周朝衰微，小人得政，把朝廷官爵视为私产，援引亲党，占据要职，甚至施及孩童。贤人退居草门，年老不被任用，公道不行，然后寇盗侵凌，国家倾覆，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善后了。《春秋》记载武氏、仍叔之子，是警戒后世君主顺从大臣私意而任用子弟中的弱者，占据公选之位，从而败乱国家。”高邮孙氏说：“父亲在世而派遣儿子，不是君道；自己已在位而让儿子代替，不是臣道。自己的父亲在世而代替父亲受命，不是臣子。天王、仍叔与仍叔之子，都有罪了。”

安葬陈桓公。

修筑祝丘城墙。

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

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担任平王的卿士。平王对虢公产生二心，郑伯怨恨平王，所以周郑交换人质。平王去世，周人打算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夺取成周的禾稼。周郑关系恶化。六年，郑伯到周朝，开始朝见桓王，桓王不以礼相待。八年夏，虢公忌父开始在周朝担任卿士。八月，郑伯带着齐国人朝见周王。九年，郑伯担任周王左卿士，奉王命讨伐宋国。十一年，周王从郑国夺取邬、刘、蒍、邘的田地，而把郑国苏忿生的田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懐给郑国。至此，周王剥夺郑伯的政权，郑伯不再朝见。秋天，周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周王居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人、卫人归属；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人归属。郑国子元请求设置左拒以抵挡

译蔡国人，设置右拒来抵挡陈国人，说：“陈国混乱，百姓没有斗志，如果先攻击他们，必定会逃跑。周王的军队看到这种情况，必定会混乱。蔡国、卫国支持不住，本来就会先逃跑。随后聚集到周王的军队中，可以成就大事。”郑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曼伯担任右拒，祭仲足担任左拒，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奉护郑伯，摆成鱼丽阵势，先部署偏师，后部署伍卒，伍卒承接并填补偏师之间的空隙。在繻葛交战，郑伯命令左右两拒说：“看到旗帜挥动就击鼓进军。”蔡国、卫国、陈国都逃跑了，周王的军队大败。祝鮀射中周王的肩膀，周王也能保持军队的秩序。祝鮀请求追击，郑伯说：“君子不愿意过多地凌驾于他人之上，何况敢欺凌天子呢？如果只是自我救助，国家不灭亡就已经很好了。”夜里，郑伯派祭足慰劳周王，并且问候周王身边的人。公羊氏说：“跟随周王，是正当的。”谢氏说：“君主出行而臣子跟随，这是君臣之间的大义。周朝衰微，诸侯不遵从王命已经很久了。桓王讨伐郑国，这三个国家能够为周王出兵以讨伐不敬的诸侯，勤王之道达到了极致。《春秋》记载说‘跟随周王’，是为了彰显君臣之间的大义。因为君臣大义而记载三国跟随周王，那些大国不能跟随周王，他们的罪过就显现了。三国出兵，大概是卿大夫率领军队。郑庄公凭着手足之亲，却成为王室的仇敌，这是诸侯讨伐他的原因。三国虽然由卿大夫率领军队，但诸侯中没有亲自辅佐的功勋，三国跟随周王只记载人名，而诸侯侍奉周王不尽忠尽力，他们的过失就显现了。”程子曰：“周王的军队对于诸侯不记载战败，因为诸侯不可以敌对周王；对于夷狄不记载交战，因为夷狄不能抗拒周王。这是道理。如果敌对或抗拒，那是王道的缺失。”

译大雩

公羊氏说：“大雩是什么？是求雨的祭祀。为什么不直接说旱灾？因为说了大雩，旱灾就显现了；如果只说旱灾，大雩的仪式就看不出来了。”刘氏《意林》说：“求雨本是常事，遇到旱灾才求雨，这是非常之事。”谢氏说：“诸侯不得祭祀上天，祈求谷物丰收的祭祀在社稷坛举行，求雨的礼仪只在境内的山川举行罢了。雩，是祈求降雨的祭祀。大雩，是祭天求雨，这是天子的礼仪。夏季，是百谷需要雨水的时候，所以求雨在孟夏举行；秋季举行大雩，是违背了天时。那么，记载大雩，是记载僭越；秋季大雩，是记载懈怠。”家氏说：“郊祀、禘祭也是僭越，为什么不记载‘大’字？郊祀、禘祭只举行一次，所以不记载‘大’字。至于求雨，诸侯的求雨与天子的求雨礼仪各不相同，所以记载‘大’字来讥讽其僭越。”

螽

公羊氏说：“这是记载灾害。”程子说：“这是蝗虫。既遭旱灾又遭蝗灾，饥荒就不必再记载了。”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前往曹国，估计自己的国家危险，于是就不再回国。程子说：“州公曾经担任周王的三公，所以称他为公。”谢氏说：“诸侯奉周王命令主持社稷、安抚百姓，如果有危难，应当彰显忠信，严守防备，与百姓誓死守卫，这是保全国家的道义。州公因为小国夹在大国之间，估计国家危险而不能坚守，以至于不畏周王命令，不顾社稷和百姓，私自为了保全自身避难而前往曹国。那么州公不是去曹国朝见，也不是投奔曹国，他的行为只是为了免除祸患罢了。《春秋》记载说‘如曹’，而州公不能保守他的国家，他的恶行就显现了。”谷梁氏说：“外国诸侯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经过我国。”

六年春正月实来

从曹国来朝见，我考察旧说，有人说“实”是“是”的意思，就像说“这个人来了”，大概是指州公。这是承接上文去年冬天“州公如曹”而记载的。如果在上面记载“州公如曹”之后，紧接着记载“实来”，那么这就是州公。现在“州公如曹”在五年之冬，“实来”在六年之春，中间隔了一年，怎么能说是承接上文，记载“实来”呢？《春秋》的文辞，如同造化生成万物；《春秋》的大义，如同日月星辰高悬天空，绝不会如此晦暗不明。又有人说“实”是州公的名字，去年去曹国时，还没有失去国家，所以不称名；现在来到鲁国，不再回到他的国家，那么他就是平民，所以称名。如果确实是州公，在去年去曹国时，应当按照失去国家的例子记载为“州公实如曹”，那么今年“实来”，就是州公。去年不记载他的名字，今年不记载他的国家，怎么知道“实”就是州公呢？这大概是文字缺失了。

夏四月公会纪侯于郕

纪侯来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

秋八月壬午大阅

检阅车马。公羊氏说：“大阅，是检阅车兵和步兵。”程子说：“治国的道理，武备不可废弃，必须在农闲时节讲习演练，这是保护百姓、守卫国家的道理。盛夏举行大阅，妨害农事、伤害百姓，是政治失误的极致。没有战事而这样做，是妄动；有警报而这样做，平时没有教导训练，怎么保卫国家呢？”胡安定先生说：“记载八月，是不合时宜；记载大阅，是不合礼制。”按：大阅是天子的礼仪，鲁国是诸侯却举行，其僭越可想而知。

蔡侯杀陈佗

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是蔡国人送回的，所以蔡国人杀了五父而立他为君。高邮孙氏说：“陈佗是弑君的贼人，但他的事迹没有见于经文，只有”

赵氏推断说在五年甲戌之后、己丑陈侯鲍去世之前，而《左传》也记载了这件事，赵氏的说法是对的。朱子说：“陈佗，是文公的儿子、桓公的弟弟，桓公病重时，他杀了太子免而取代他。桓公去世后陈佗即位，第二年被蔡人所杀。《墓门》这首诗讽刺陈佗，并追咎先君不能为陈佗设置好的师傅，导致他走到这一步。”胡氏说：“陈佗杀了太子而取代他的位置，到这时超过一年还没有成为国君，是因为他是贼人而被讨伐。记载‘蔡人’是为了褒奖蔡国，记载‘陈佗’是为了褒奖陈国。褒奖蔡国，是因为蔡国人知道陈佗是贼人；褒奖陈国，是因为陈国不把陈佗当作国君。知道他是贼人，所以称‘人’；称‘人’，是讨伐贼人的措辞。不把他当作国君，所以称名；称名，是应当讨伐的贼人。鲁桓公弑君，而郑伯与他结盟；宋督弑君，而四国接受他的贿赂，那么就不认为他是贼人了。齐商人弑君，等到他被杀时，却称其爵位；蔡般弑父，等到他被杀时，却称其爵位，这是齐国、蔡国的人都把他当作国君了。圣人在这里褒贬予夺，遏制泛滥的人欲，保存即将灭绝的天理，体现在行事中，可以说深切显明了。篡位弑君的贼人，对外各国都想要讨伐而不赦免，对内国人不把他当作国君而没有人支持他，谁敢动起作恶的念头？所以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如果邻国明确讨伐贼人的大义，同盟国断绝辅助篡位的奸邪，那么乱贼从哪里兴起？即使兴起，也无法造成动乱，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记载的原因。”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出生，按照太子出生的礼仪举行仪式，用大牢之礼接待，占卜由士背负他，士的妻子哺乳他。鲁公与文姜、宗妇为他命名。鲁公向申繻询问名字。申繻回答说：“命名有五种：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用出生时的情况命名叫信，用德行命名叫义，用相似的事物命名叫象，借用外物命名叫假，

译取名于父亲，称为“类”。不取国名，不取官名，不取山川名，不取隐疾名，不取畜牲名，不取器币名。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人死后名字终将避讳，所以取国名就会废弃国名，取官名就会废弃官职，取山川名就会废弃主祭，取畜牲名就会废弃祭祀，取器币名就会废弃礼仪。晋国因为僖侯而废弃了司徒，宋国因为武公而废弃了司空，先君献公、武公废弃了两座山的名讳，因此重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鲁公说：“他出生时，与我同类，所以给他取名叫‘同’。”程子曰：“嫡长子的出生，是国家的重大事件，所以史书予以记载。”高邮孙氏说：“王者的法则，立太子以嫡长，是为了杜绝争夺的祸患，而明确嫡庶的分别。嫡长子的出生，必定依礼举荐，并由史官记录在册。嫡庶有确定的名分，长幼有确定的次序，一旦载入史册，那么年幼的就不能欺凌年长的，庶出的就不能凌驾于嫡出的之上，争夺的祸患消除，爱憎之心平息。春秋十二位国君，二百四十二年，没有记载儿子出生的，唯独子同的出生特别记载，是为了阐明史书记载的常规法则，而显示嫡庶有分别。其余国君的儿子出生，或者不是嫡子，或者举荐礼仪不完备，或者旧史不记载，春秋记载一个可以见出两个，记载这个可以明辨那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胡氏说：“嫡长子刚出生，就记录在简策上，这是传位给儿子的法则。唐尧、虞舜禅让，夏、商、周世袭，春秋兼有帝王之道，贤能可以禅让，就把天下当作公器，而不拘泥于世袭的礼仪；儿子可以继承，就把天下当作家业，而不必拘泥于让国的道义，这是万世的通行道理。传位给贤者贵在得人，传位给儿子贵在确立嫡长，传位给儿子以嫡长为准则，是天下的普遍礼仪。所以有君主去世而世子尚未出生的礼仪，树立遗腹之木，早晨穿着旧皮衣上朝，而天下不乱，是因为名分向来明确，而民心安定。经书记载子同出生，是为了阐明传位给儿子的法则，端正国家的根本，防止后世庶子争夺正位的事情，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这是世子，为什么不称世子呢？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向天子宣誓后然后才称为世子。”我按：出生就记录，是为了显示名分已经确定，而明确父子的亲情；向天子宣誓后然后称世子，是为了显示爵位的尊贵，而明确君臣的道义。传位给贤者与传位给儿子，虽然是帝王的普遍道理，然而传位给儿子容易，传位给贤者困难。传位给儿子而专于确立嫡长，决不至于混乱；传位给贤者如果选非其人，则必定导致混乱。况且以《春秋》来说，曹国的子臧、吴国的季札，不是不贤，父兄知道他们贤能，把国家让给他们，两位贤者的见识不足以达到这个地步，推辞不接受，最终导致两国混乱，贤能可以轻易给予吗？那么传位给贤者的事情不能在后代实行吗？贤能，必定是舜、禹那样的人才可以，舜、禹不是代代出现的，如果不是舜、禹，只是让位只会产生混乱罢了。所以《春秋》主张确立嫡长，担忧天下产生混乱。然而以当时的事来看，不是禁止传位给贤者的法则而不记载，大概是没有传位给贤者的事情可以记载。所以只记载传位给儿子的法则，作为万世的常道，使世间再出现舜、禹，在上位者又有尧和舜，那么必定会举荐天下进行授受，哪里需要《春秋》的记载呢？记载传位给儿子的法则来教化当时，保存传位给贤者的法则来等待后世，这就是孔夫子的深意，也是《春秋》的大权。

译冬天，纪侯来朝见。

请求鲁桓公向周天子求取命令，以与齐国讲和，鲁桓公告知自己无能为力。程子说：“纪侯不能向上申诉给天子，就近奔赴各国求取和解，安抚他的百姓，效死以守卫国家，却想要向鲁桓公求援，不能保住他的国家，是适宜的。”我按：鲁桓公是弑君的贼人，一个人倡导正义就能诛杀他，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抵御大国、庇护小国而救助别人的急难呢？纪侯主要依靠他来求援，怎么能保住国家呢？《春秋》详细记载这件事，虽然说是小国侍奉大国、弱国侍奉强国，但也必定有其中的道理。

《春秋阙疑》卷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疑》>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四 元 郑玉 撰

鲁桓公七年春天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胡安国说：“《春秋》记载‘焚烧咸丘’，所谓焚烧森林来打猎。”程子说：“古代在昆虫蛰伏之后才用火驱赶野兽，清除杂草遮蔽来追逐禽兽，并不是竭尽山林而焚烧它们。咸丘，是地名。焚烧咸丘，可以看出其范围非常广大。”谢氏说：“古代天子打猎不包围合围，诸侯打猎不掩捕群兽，以示仁爱。把咸丘全部焚烧，失去了先王田猎的道理。”

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程子说：“臣子弑杀君主，天理灭绝了，应当是天下所不容的。而天子反而聘问他们，诸侯相继去朝见他们，违背扰乱了天道，一年的功业不能完成了，所以不记载秋冬两季，与四年相同。”问：“那么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为什么记载了秋冬？”四年和这一年的记载，已经阐明了其中的义理。胡安国说：“确立天的道理叫做阴阳。阳气居于春夏，以养育为事务，所以使万物生长；阴气居于秋冬，以肃杀为事务，所以使万物成熟。君王继承天意而为天的儿子，就有刑罚和赏赐。赏赐用来鼓励善行，不是私人的给予，所以五服五章称为天命；刑罚用来惩治恶行，不是私人的愤怒，所以五刑五用称为天讨。古代在春夏赏赐，在秋冬刑罚，是效法天道。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而天讨没有施加，这是只有阳而没有阴，一年的功业不能完成了，所以特意去掉秋冬两个季节，以记录当时刑罚的缺失。唯独在四年、七年缺载的，按照周朝制度，大司马对于诸侯中有贼杀其亲属的人，就纠正他；放逐弑杀其君主的人，就残害他。桓公弑杀隐公而即位，大司马九伐的法令虽然没有施行，还有期望。等到冡宰下聘，恩礼施加在他身上，那么天下的期望就断绝了。所以四年宰纠书名而去掉秋冬两季，以显示天王不再能施用刑罚。陈恒弑杀他的君主，孔子请求讨伐他，因为跟随在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桓公弑杀隐公而即位，虽然方伯连帅环视而不顾恤，还有期望。等到谷、邓两国从远方来朝见，那么天下诸侯没有可以期望的了。所以七年谷伯、邓侯各书其名而去掉秋冬两季，以显示诸侯不再能修明他们的职分。那么体现在行事上，不也是深切显明吗！”

鲁桓公八年春天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

公羊氏说：“烝，是冬天的祭祀。春天叫祠，夏天叫礿，秋天叫尝，冬天叫烝。常事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讥讽频繁。频繁就轻慢，轻慢就不恭敬。君子祭祀，恭敬而不轻慢。”高邮孙氏说：“烝，是进献。在冬天万物都成熟了，凡是可以进献的都进献来祭祀。”程子说：“冬天烝祭不是过错，记载它是为了显示五月又举行烝祭，是非常不合礼的。”程氏学说：“《春秋》祭祀常事不记载。周朝正月，是夏历十一月。烝，是冬祭，符合礼制而记载，是因为五月又举行烝祭，显示轻慢。礼说：‘祭祀不希望频繁，频繁就烦乱，烦乱就不恭敬。’宗庙是重大事务，祭祀有时节，却轻慢废弃常典，轻慢先君，其罪过显著了。”

周天子派遣家父来聘问。

杜预说：“家父，是天子的臣子，家氏，父是字。”程子说：“鲁桓公弑君即位，不曾朝聘，而屡次聘问他，失道太严重了。”胡安国说：“向下聘问弑逆之人而不加以贬斥，既然在前面已经指名冡宰，其余就没有责任了，这是同则书重的意义，以此显示《春秋》任用宰相专一而责备完备。”高邮孙氏说：“桓公是大恶之人，而五年之间来聘问的有三次，《春秋》全部记载，所以显示不能讨伐恶人，而王道衰微，于是使篡位的人得志。”

夏天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程子说：“正月已经举行烝祭了，而在非时又举行烝祭，必定是因为以前的烝祭不完备，其轻慢混乱太严重了。”胡安国说：“《春秋》的文字，有一句包含数种意义的，有再次记载而一次贬斥的。戎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带他回去之类，是一句包含数种意义；春正月己卯日烝祭，夏五月丁丑日烝祭，是再次记载而一次贬斥。”

秋天，攻打邾国。

泰山孙氏说：不写出主名，是因为地位卑微。

冬天十月，下雪。

《春秋》的十月，是夏历八月。阴气尚未应当旺盛，阳气尚未应当衰微。八月下雪，所以显示阴气旺盛而阳气衰微。程子说：“建酉之月，没有霜却下雪，记载这是异常现象。”

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

公羊氏说：“祭公，是天子的三公，为什么不称派遣？婚礼不称主人。遂是什么意思？是生发的事务。大夫没有擅自做主的事务，这里说遂是什么意思？是成全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