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疑卷四

译以齐国为主角而先于宋国，唯独采纳《谷梁传》的说法。大概齐国与纪国，是世代的仇敌。齐国联合三国去攻打纪国，鲁国、郑国援助纪国而与齐国交战。记载战争却不写地点，是为了纪国。如果不是这样，纪国害怕灭亡尚且来不及，怎么敢率领军队越过别国去帮助鲁国、郑国以增加怨恨呢？齐国无道，倚仗强大欺凌弱小，这却以纪国为主角，为什么呢？对方无道，把军队加在自己身上，必定有引咎自责的事情，有礼义辩白晓谕的文辞，尚且不能免除祸患，那么也就应当巩固自己的疆界，效死力来守卫，向上向天子申诉，向下向方伯、连率以及邻国的诸侯告急，其中必定有为他们伸张正义的人。不这样做，却愤然与之交战，难道是已经混乱的做法吗？力量相当则衡量德行，行动则观察时机，小国仇视大国而侥幸获胜，这是祸患的开始。息国攻打郑国而灭亡，郑国战胜蔡国而恐惧，蔡国打败楚国而灭亡。现在纪国不衡量德行，不估量力量，不征引辞令，轻易与齐国交战，而为它援助的，是弑君的贼人、篡夺国家的人。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从这场战争开始。《春秋》以纪国为主角，是含有反省德行、观察时机、自我治理的意思。

译三月，安葬卫宣公。

胡氏说：“葬礼由内部记录，既然已经与卫国军队交战，为什么还要记载安葬卫宣公？这是说怨恨不能抛弃道义，愤怒不能废除礼制，由此可见古人将葬礼看得很重。”

夏季，发生大水。

秋季七月。

冬季十月。

鲁僖公十四年春季正月，鲁僖公在曹国与郑伯相会。

郑伯十三年前就来请求修好，到这时在曹国相会，曹国人赠送了活牲。

高氏说：“郑伯想要结交曹国，所以鲁僖公前往相会。鲁僖公与郑伯都是篡位逆乱的大恶之人，为天下所不容，如今在曹国相会，可知曹国也容纳恶人了。”

没有结冰。

公羊氏说：“这是记载异常现象。”胡氏说：“查考《豳风·七月》，这是周公陈述王业功绩的诗篇。其中词句说：‘二月凿冰声冲冲，三月把冰存入凌阴，四月早早献羔羊祭韭菜。’《周官》中凌人的职责，在夏季颁赐冰块。储藏冰块时，在阴冷严寒之时采集；取出冰块时，在接待宾客、饮食、丧事、祭祀时使用。储藏周全，使用普遍，这也是调理阴阳天地的一件大事。”高邮孙氏说：“《春秋》的春季，相当于夏历的冬季。冬季结冰，是阴阳运行的常态，事物变化的自然规律。冬季不结冰，那就是阳气不能闭藏而阴气不能凝聚。《洪范·五行》称之为‘常燠’（常年温暖）。圣人认为这是政教出现偏差，上干阴阳，导致阴阳乖戾，所以谨慎地记载为‘无冰’。‘无’，是不应该没有的意思。《春秋》记载灾异的法则，有说‘无’的，‘无冰’就是；有说‘不’的，‘不雨’就是。然而冰不说‘不冰’而说‘无’，雨不说‘无雨’而说‘不’，这都是详尽地探究细微差别而记载的。孔子在《春秋》中，委曲详尽，没有一个字是随意写下的，所以能传信万世以昭示后人。”

夏季五月。

谷梁氏说：“‘夏五’，是传抄存疑。”杜氏说：“没有记载月份，是文字缺失。”泰山孙氏说：“孔子作《春秋》，独掌笔削，删减增补，以成就大中至正的法则，难道旧史中日月有缺失的地方，他不随之刊正吗？这里说‘夏五’没有月份，是后人传抄时脱漏罢了。”

郑伯派他的弟弟郑子来结盟。

郑子来寻求结盟，并且重修曹国会盟的友好关系。高邮孙氏说：“《春秋》中诸侯派弟弟来使的，都是谴责他不应当派弟弟。弟弟如果可以被派遣，那么受命而派遣就可以；没有受命而派遣，只说是弟弟，这是谴责他。”胡氏说：“诸侯的弟兄，惯例以字相称，而这里称名的，是谴责他有偏爱的私情，不符合友爱兄弟的道义。”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高邮孙氏说：“御廪，是储藏祭祀谷物的地方。即使尊贵为天子，也一定有宗庙；显贵为诸侯，也一定供奉祭祀谷物。所以天子籍田，诸侯躬耕，都是为了教导百姓务农，并亲自侍奉祖先。然而却发生火灾，鲁公所侍奉的，难道没有不恭敬的地方吗？而祭祀谷物的使用，难道没有缺失吗？四季的祭祀，秋季叫尝。《春秋》的八月，相当于夏历的六月，举行尝祭不合时宜。御廪发生火灾，过了四天才举行尝祭，不合时宜而且不恭敬。御廪发生火灾，是鲁公没有德行，侍奉祖先的道理没有做到位。不知道遇到灾祸而恐惧，责备自身修养德行，以回应灾异的警戒，却匆忙用火灾后剩余的谷物，不及时地举行祭祀，大概鲁公没有恐惧之心，而亵渎更加严重了。”胡氏说：“御廪，是储藏祭祀谷物的地方，其中的谷物一定是新的。为什么不记载？营造宫室以宗庙为先，是重视根本。御廪发生火灾而谷物是新的就不记载，这是常事。把常事不记载，垂示教化的意义深远。懂得这个道理，然后才知道治国的急务，为政的先后次序，即使勤于工程建筑，百姓也不劳苦怨恨，这与妄兴土木、困竭民力以自我奉养的人不同了。”

冬季十二月丁卯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国人、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攻打郑国。

宋国人率领诸侯攻打郑国，是为宋国之战报仇。焚烧了渠门，攻入城内，到达大逵，攻打东郊，夺取了牛首，把大宫的椽子带回去，用作卢门的椽子。谷梁氏说：“‘以’，是不应当率领的意思。”谢氏说：“‘以’，是用。”高氏说：“宋公无道，拘捕别人的卿大夫，更换别人的国君，后来又贪求贿赂没有满足，深深怨恨郑突背叛自己，而自量力量不足以压制他，于是又率领齐、蔡、卫、陈的军队去攻打他。诸侯的国家，甲兵有制度，都统属于天子，竟然敢私自使用，以及私自为人所用，去攻打别人的国家，这是大乱之道。宋公的罪过，这就尤其严重了，所以加上‘以’字。”

鲁僖公十五年春季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请求车辆。

左氏说：“诸侯不进贡车服，天子不私下求取财物。”公羊氏说：“王者没有求取，求取车辆不合礼制。”谷梁氏说：“求取车辆不合礼制，求取黄金就更过分了。”常山刘氏说：“世道治平的时候，天子命令天下进贡赋税，而没有敢不听从的，没有求取的情况；诸侯奉送贡赋给天子，而没有敢不恭敬的，不至于让天子来求取。世道混乱则相反。史官记载这是互相讥讽，所以显示王室的衰微，而彰显诸侯的罪过。”胡氏说：“派遣使者需索叫做‘求’。因为丧事而求取货财，已经不可，何况是车服呢？经文对于求赙、求车、求金都记载为‘求’，是垂示后世的警戒。上面有好求的人，下面一定有更加过分的人。天子说有所求取，下面观察而效仿，诸侯必将有所求取以

译如果只图有利于国家，大夫必定会有所求以利于自己的家族，士和庶人也必定会有所求以利于自身，惶惶不安地唯恐不足，不到达篡位、弑君、掠夺的地步，是不会满足的。古代的君子，一定彰显节俭的德行来统御百官，尊卑等级的高低升降，各有固定的数目，以此显示等级威严，明确贵贱差别。民心既定之后，都安守本分而没有贪求，战争的形势也就逐渐平息了。等到奢侈之心一起，没有人加以防范制约，必定会发展到极端而不合正道，官员丧失德行，廉洁羞耻之道沦丧，恩宠贿赂日益公开，沦落到危亡的地步才会停止。观察《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就能看出王室衰败混乱的原因，从而了解关于国家兴废和拨乱反正的道理了。

译三月乙未日，周天子去世。

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郑突出逃，奔往蔡国。郑国世子郑忽重新回到郑国。

祭仲独揽大权，郑伯郑突对此感到忧虑，派自己的女婿雍纠去刺杀祭仲。雍纠准备在郊外设宴款待祭仲，雍纠的妻子雍姬知道了这件事，问她的母亲说：“父亲和丈夫，谁更亲近？”她的母亲说：“丈夫人人都可以做，但父亲只有一个，怎么能相比呢？”于是雍姬告诉祭仲说：“雍纠舍弃自己的家室，却要在郊外设宴款待您，我感到疑惑。”雍姬把这话告诉了祭仲，祭仲杀了雍纠，把尸体扔在周氏家的水塘里。郑伯郑突用车载着雍纠的尸体出逃，说：“谋划大事却咨询妇人，他死得是应该的。”夏季，郑厉公郑突出逃，奔往蔡国。六月乙亥日，郑昭公郑忽进入国都。谢氏说：“郑突即位不合正道，为王法所不容，所以出逃时称爵位而后面又连名。”张氏说：“郑忽之所以能够回来，是因为他曾经做过世子；之所以不称郑伯，是因为他不能胜任君位。”所以程子曰：“郑忽称世子，本是应当立为国君的人，但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所以不称爵位。”朴乡吕氏说：“记载‘复归’，是恢复他的位置。”髙氏说：“郑突借助宋国的援助，以弟弟篡夺哥哥的君位，在位数年，担忧祭仲专权，想要杀他，被祭仲察觉，所以躲避祭仲而出逃。圣人因为他出逃，所以连名以断绝他。然而郑突的出逃，并非被国人断绝，只是躲避祭仲罢了。不记载祭仲驱逐国君，为什么呢？驱逐国君的臣子，其罪行容易知晓；国君被驱逐，其罪行就更严重了。圣人的教化，在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所以凡是诸侯出逃，都不记载驱逐他的臣子，而是以国君自行出逃来行文，以此来警戒人君。国君在世时称世子，国君去世称子。郑伯已经去世，而郑忽还称世子，为什么呢？郑忽的出逃，是不能稳固自己的位置罢了。人们都怀疑他即位不正，所以趁他回来而正名为世子，以明确他是嫡长子继承者。如果不说‘复归’，就无法知道他曾经拥有过国家。”

许叔进入许国。

高邮孙氏说：“隐公十一年，许国曾经被郑国占有。许国的宗庙祭祀没有断绝，而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部边缘，所以没有灭亡许国的记载。到了这时，郑国发生子忽、子突的动乱，许叔能够趁此机会进入许国而恢复国家，圣人赞美他，所以特别记载‘许叔入于许’。许叔在许国危亡之际，国君出逃，就暂且保全宗庙祭祀，居住在东部边缘；等到郑伯发生动乱，兄弟争位，强臣专权，就凭借自己的力量，恢复国家并居住下来。圣人赞许他屈伸得当，进退没有失误。特别记载他的字叫许叔，不记载他的爵位，是因为他未曾有爵位；不说‘归’，是因为有郑国的灾难，不能安然回归。”谢氏说：“称‘入’，是把他当作外人。许庄公并非因为罪恶失去国家，只是被大国为难罢了，大概没有被国人断绝。许叔向上向周王伸张正义，向下向大国寻求公道，恢复许庄公的君位并辅佐他治理国人，这是许叔的道义。如今却趁郑国的动乱，幸灾乐祸于国君的危难，而窃取国家，这与盗贼得到国家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春秋》记载‘入’而把他当作外人。”我按：‘入’有两个含义：一是逆乱的辞令，一是艰难的辞令。如果许庄公还活着，那么许叔应当迎接许庄公回国并辅佐他，如今擅自占有国家，这是恶行，那么‘入’就是逆乱的辞令，用来贬低他；如果许庄公已经去世，那么许叔恢复国家，使祖先的祭祀不断绝，这是善行，那么‘入’就是艰难的辞令，用来褒扬他，又显示他恢复国家的艰难。如今也没有考证。然而从经文来看，孔子所记载的，既系于国家，又写明他的字，那么‘入’并不是有所贬低，而是显示他的艰难并褒扬他罢了。

鲁僖公在艾地会见齐侯。

谋划安定许国的事。我按：隐公十一年进入许国的战役，是齐、鲁、郑三国。如今许叔趁郑国的动乱恢复国家，齐、鲁不兴师问罪，也就罢了，怎么能反而开会来安定他的位置呢？髙氏说鲁国曾经与齐国断绝关系，到了这时齐僖公去世、齐襄公即位，鲁僖公重新与齐国交好。而齐襄公在丧期出会，违背礼义道义，与文姜做出禽兽般的行为，桓公、彭生的祸患在此萌芽了。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以齐侯为主，道理或许是这样的。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正义说：曹国派世子射姑来朝见，诸侯世子称名，那么附庸国的世子称人，这是称呼的等级差别。陈氏说：集体朝见不是邦交旧例，从三人以上开始，太严重了！凡是朝见没有比三人以上更值得讥讽的了。

秋季九月，郑伯郑突进入栎地。

郑伯郑突因为栎人杀了檀伯，于是就居住在栎地。程子曰：“郑突不是正统，郑忽既然微弱，所以国人拥戴他，诸侯帮助他。记载爵位，是用来警戒居于正统地位的人，自己不能保住，那么别人就会夺取了。记载‘入’，以显示道义不容。”谢氏说：“郑忽虽然复归，众人不能保全他，所以郑突进入栎地。人心所在，命令就随之；命令所在，君道就随之。所以郑忽虽然正统，虽然在国都内，称世子；郑突虽然不正统，虽然在国都外，称郑伯，是因为人心在郑突，不在郑忽的缘故。郑突虽然称爵位，因为他不是正统，所以连名；因为世子在国都内，所以记载‘入’。《春秋》对于郑突，出逃时连名，进入栎地又连名，厌恶他不正统，始终归罪于他，已经很彻底了。然而因为郑忽没有君道，人心归向郑突，所以出逃时称郑伯，进入栎地称郑伯。那么郑突称郑伯，是因为郑忽失去君道，而国人跟随郑突的缘故。看《春秋》先记载郑忽回归，后记载郑突进入，而

译圣人之所以归罪于忽而诛杀突，责备君道而保全世袭的嫡子，其防范的举措都尽在于此了。」胡氏说：「《春秋》对于厉公复国，删削而不记载，只记载他进入栎邑，为什么呢？制邑中杀死虢君，共城中太叔叛乱，都是庄公亲自告诫过的。如今又修筑栎邑并安置子元在那里，致使昭公不能即位，这是谋划国事多么大的失误啊！卫国拥有蒲、戚两地而驱逐了献公，楚国拥有陈、蔡、不羹三地而弃疾叛乱，末梢过于强大必然折断，这是拥有国家的祸害。厉公复国，删削而不记载，是好像在说既然已经进入了栎邑，那么他的国家就已经恢复了，以此来阐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以身体指挥手臂的道理，作为天下和后世借鉴。」

译冬十一月，鲁桓公与宋公、卫侯、陈侯在袲地会盟，讨伐郑国。

在袲地会盟，谋划讨伐郑国，打算拥立郑厉公，未能成功便回国了。起初，郑庄公打算让高渠弥担任卿，昭公厌恶他，坚决劝谏，庄公不听。昭公即位后，害怕高渠弥杀自己，十七年十月辛卯日，昭公杀了高渠弥并立公子亹。十八年秋天，齐侯在首止驻军，公子亹去会见齐侯，高渠弥担任相礼。七月戊戌日，齐国人杀了公子亹并车裂高渠弥。祭仲从陈国迎接郑子回国并拥立他。庄公十四年，郑厉公从栎地入侵郑国，到达大陵，俘获了傅瑕。傅瑕说：“如果赦免我，我请求迎立您回国。”与他结盟并赦免了他。六月甲子日，傅瑕杀了郑子及其两个儿子，迎立厉公。厉公回国后，随即杀了傅瑕，派人告诉原繁说：“傅瑕有二心，周朝有常刑，他已经伏法了。迎立我而没有二心的人，我都许诺让他担任上大夫，我希望与伯父商议此事。况且我流亡在外时，伯父没有私下议论；我回国后，伯父又不思念我，我对此感到遗憾。”原繁回答说：“先君桓公命令我先君主持宗庙祭祀，国家有了君主却向外怀有二心，还有什么比这更二心的呢？如果主持国家社稷，国内的百姓谁不做臣子？臣子没有二心，是天定的制度。子仪在位十四年了，而谋划召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有二心吗？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如果都凭借官爵行贿劝诱他们怀有二心而可以成就大事，您打算怎么办？我听从命令了。”于是上吊而死。高氏说：“讨伐郑国，是讨伐郑忽而拥立郑突。郑突无道篡夺国家，诸侯应当讨伐郑突而体恤郑忽，现在反而想驱逐郑忽拥立郑突，废嫡立庶，罪过太大了。宋公起初拥立郑突，反而被郑突讨伐，现在又联合诸侯为郑突讨伐郑忽，无道到了极点，不可胜诛。”胡氏说：“谷梁氏说：‘先写地名后写讨伐，是表示怀疑的措辞，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怀疑。’郑昭公虽然名正言顺，但他的才能不足以统治一国之人，回到郑国后，日益微弱；郑厉公虽然篡位，但他的智慧足以结交四邻的援助，进入栎地后，日益强盛。诸侯不顾是非而计较强弱，起初怀疑辅助正统，最终改变立场而依附邪道，互相联合出兵动众，拥立篡国的公子，所以详细记载会盟的地点而后说讨伐，以此来讥讽他们。”

十六年春天正月，鲁桓公与宋公、蔡侯、卫侯在曹地会盟。

这是谋划讨伐郑国。泰山孙氏说：“未能拥立郑突，所以再次在此会盟。”

夏天四月，鲁桓公与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

程子说：“郑突善于结交诸侯，所以诸侯都为他尽力，屡次讨伐郑国。”高氏说：“春天与曹国谋划，但曹国人不肯，现在又与陈侯一同讨伐宋国。起初讨伐郑突，目的是使郑突屈服罢了，并不期望郑忽回国。郑突逃跑而郑忽回国，这对宋国不利，所以宋公连年讨伐郑忽以拥立郑突。由此说来，郑国的动乱，宋公实际上是罪魁祸首，所以以宋国为首恶。”家氏说：“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夏天，三次记载会盟，两次出兵讨伐郑国，中间没有其他事情，这是诛伐宋、鲁辅助篡位而扰乱正统的行为。谁没有礼义之心呢？郑忽的正统，郑突的不正统，黑白分明容易辨别。郑忽在外流亡五年，没有人仗义恢复他的地位；郑突刚进入栎地，五国君主欣然来会，像蚂蚁慕香、苍蝇聚醋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宋冯、鲁允用他们篡位的手段，去辅助别人篡位，不仅同恶相济，而且唯利是图。郑国的土地，郑国的重器，足以动摇他们的内心，所以即使结党作恶败坏道义，他们也不顾惜了。”朴乡吕氏说：“有人怀疑宋国既然已经用齐、蔡、卫、陈责求贿赂于郑突而讨伐郑国，不应当今年又谋划拥立郑突，于是认为袲之会、曹之会都是讨伐郑突以救郑忽。然而考虑到鲁桓公正与郑突讨伐宋国，也不应当会合宋国去讨伐郑突。春秋时期诸侯的离合不常，哪里能一一辩明呢！现在只根据‘伐郑’二字来说，那时郑突在栎地，郑忽在郑国，那么就是讨伐郑忽很明显了。”我按：春天正月在曹地会盟，蔡侯排在卫侯之前；夏天四月讨伐郑国，卫侯排在蔡侯之前。诸侯的班序自有定制，如同天地建立不可扰乱，为什么顷刻之间变化如此之大呢？有人认为以到达的先后决定上下，以到达的先后决定上下，是以利害引导人而不以礼义约束人，当时诸侯固然有这样做的人，孔子修《春秋》，难道肯顺从吗？又有人认为以兵力的多少决定先后，以兵力的多少决定先后，是以强弱引导人而不以道义约束人，当时诸侯固然有这样做的人，孔子修《春秋》，难道能不纠正吗？只有有人认为蔡国从此服属于楚国，所以《春秋》贬低它而列在卫侯之下，这比较接近事实。然而蔡国跟随楚国，也没有年月可考，难道是在这一年正月至四月之间吗？暂且留待知道的人来解答。

秋天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冬天修筑向城的城墙。

程子说：“《春秋》的文字，没有不意在示人的。比如土木工程之事，无论大小，没有不记载的，其意图只是想让君主重视民力。”

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起初，卫宣公与夷姜通奸，生了急子，托付给右公子。为急子在齐国娶妻，妻子很美，宣公夺为己有，生了寿和朔，托付寿给左公子。夷姜上吊自杀。宣姜与公子朔构陷急子。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派盗贼在莘地等候，准备杀他。寿子告诉了急子，让他快走。急子不肯，

译说：“违背父亲的命令，还要儿子做什么！除非是没有父亲的国家，才可以这样做。”等到出发时，给他喝酒，祝他长寿。寿子载着旌旗走在前面，盗贼杀了他。急子到了，说：“这是我寻求的结果。这有什么罪？请杀我吧！”又杀了他。两位公子因此怨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拥立公子黔牟，惠公逃奔到齐国。高氏说：“卫宣公纳伋的妻子，生了寿和朔，朔谗害他的哥哥伋，因而连寿一起杀害。即位之后，骄横无礼，两位公子的党羽怨恨他，朔恐惧而逃奔，于是拥立公子黔牟为卫侯。圣人在记载朔的出奔时，特意写出他的名字以断绝他。大概《春秋》的法度，凡是诸侯不能继承守成先人的基业，上下离心离德，流离失所失去土地，自取逃亡之祸的，都活着时写出他的名字。朔是齐国的外甥，所以逃奔到齐国。”朴乡吕氏说：“出奔时写出国家名称，就不是他的国家了；出奔时不写出国家名称，还是他的国家。郑伯突出逃而世子忽进入，国家本来就是忽的国家；卫侯朔出逃而公子黔牟即位，国家就不是朔的国家了。”陈氏说：“这是卫国人拥立公子黔牟之后才出奔，那么只记载‘奔’字是什么意思呢？认为是他自己失去国家。《春秋》的法度，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导致失国，即使有篡位的公子，也按照自取祸患的文辞来记载。”

译鲁僖公十七年春正月丙辰，鲁僖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结盟。

这是为了平定齐国与纪国的关系，并且谋划卫国的事务，所以如此。高氏说：“纪国害怕齐国图谋自己，每次都为此做准备，而齐国人多欺诈，所以举行这次盟会，向纪国表示不怀疑它，使它放松警惕而不考虑我方，因此盟会结束后，鲁国随即与齐国在奚地交战。两年之后，齐国果然迁徙了纪国的三座城邑，足以知道盟约没有益处，而侵略征伐随之而来。”

二月丙午，鲁僖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

这是重申蔑地的盟约。高氏说：“下文有五月丙午，那么二月就没有丙午，必定有一个错误。”这次盟约难道不是因为诸侯中有图谋邾国的人，想要寻求鲁国的援助吗？看下文就可以明白。我按：盟约不久之后，鲁国就与宋国、卫国攻打邾国，盟约又足以依赖吗？

夏五月丙午，鲁国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

这是关于疆界的事务。当时齐国人侵犯鲁国的疆界，守边官吏来报告。鲁僖公说：“疆界上的事务，谨慎地守住自己的一方，防备意外情况。暂且尽力做好防备，事情发生了就作战，又何必请示呢？”程子说：“天下政治清明时，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春秋时期，擅自相互侵略征伐，举兵侵略别人，罪责明显。《春秋》直接记载其事，而责备通常落在被侵略的一方。大概对方对自己动武，就应当引咎自责，或者自我辩白，用礼乐来晓谕对方，如果无法避免，就巩固自己的封疆，向天子、方伯报告。如果愤怒地与对方交战，就把交战者当作主事者，这是断绝混乱之道的做法。”高氏说：“两国春天刚刚盟会，夏天就交战，对方因为疆界事务兴师而来，那么鲁国应当有办法晓谕对方。凡是战争由主事者发起，主事者服罪，就不交战了。”孙氏说：“战争称‘及’，战争由我方发起。主战的是鲁僖公。不写‘公’，是避讳。”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秋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蔡桓侯去世，蔡国人从陈国召蔡季回来。秋，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高邮孙氏说：“蔡季的事迹，《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记载，只有《左传》记载蔡侯封人去世，蔡国人从陈国召蔡季回来，秋，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蔡国人嘉奖他。”何休说：“蔡封人没有儿子，蔡季应当继位，封人想立献舞而忌恨蔡季，蔡季避祸去了陈国。封人死后，蔡季回来奔丧，思念哀慕三年，最终没有怨恨之心，所以认为他贤德而称他的字。”《左传》、何休的意思都认为蔡季贤德，所以《春秋》特意称他的字。而何休所记载的不出自传记，不知道从哪里得知，然而这件事非常美好，值得嘉奖，与《春秋》称字的意义相合。杜预认为桓侯没有儿子，所以召蔡季而立他，蔡季在国内得到民众的期望，在国外有诸侯的援助，所以称字以赞美他得到人心，称归以表明外部接纳。杜预的意思大概是说蔡季应当立为蔡君，而啖氏、赵氏、陆氏都认为蔡季合乎道义而后取得，不像当时其他归国的人有的谋杀，有的夺位，有的本来不当立，国民不顺从，只有蔡季入继的善行，赞美而称他的字，与杜预的说法相互印证。现在查考《蔡世家》及《诸侯年表》，没有蔡季曾经立为蔡君的记载；又庄公十年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中间也没有蔡季为君的记载。由此看来，蔡季的回归，只是作为蔡国的臣子罢了，未曾做过君主。蔡季之所以得称字记载于《春秋》，应当如《左传》、何休所说，蔡季离开他的国家以避位，进入他的国家以终丧，一国之尊、社稷之重，就轻易舍弃以让给别人；我君的丧事、我兄的丧事，就一定回去穿丧服。那么蔡季的行为，也足以被孔子取法而称字记载于《春秋》。如果杜预、陆氏的说法，查考传记没有记载，寻求《春秋》又没有其事，即使立为君主，也不足以多嘉奖，不如生前被驱逐、死后服丧那样美好。况且献舞的事情相距才十年，不容蔡季去世安葬与献舞得以立为君主的踪迹不见于经文，况且《世家》、《年表》都没有其事，杜预、陆氏错了。《春秋》入国的体例有加上“自”字的，这里大概是他的国家奉送他回来，所以记载他所从来的地方，因为他有援助的缘故，事情的善恶也都随之显现，不取决于轻重。胡氏说：“蔡季的离去，是合乎道义而离去；他的回归，是合乎礼制而回归。公子不离开国家。”蔡季为什么离开？权变。既然回归，为什么没有拥有国家？献舞已经立为君主了。像蔡季这样的人，就是刘敞所说的“智慧足以参与权变而不混乱，力量足以得到国家而不占据，远离而不背离，亲近而不逼迫”的人，因此被《春秋》所推崇。

癸巳，安葬蔡桓侯。

我按：五等诸侯，《春秋》在其安葬时都称公，只有蔡桓侯书写本爵位。啖氏说：“蔡季的贤德，为他向周王请求，所以仍用他的爵位。”先儒于是认为书写其一，那么其他非自见的。书写蔡桓侯，以此来表明《春秋》的臣子不向周王请求，私自谥号其君而称公的，都有罪了。啖氏的说法，不知道依据什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国之君书写的很多，难道没有像蔡季那样贤德的一两个人为其君向周王请求谥号，而唯独一个蔡季吗？朱子说：“书写蔡桓侯，只是文字错误。”这个说法比较接近。

与宋人、卫人攻打邾国。

高邮孙氏说：“宋、卫称人，是地位低微的。”高氏说：“春天与仪父

译在趡地结盟，如今却自己违背盟约，联合宋国、卫国去攻打它，这究竟是何居心呢？那宋国人，难道不是弑君的党羽吗？自从宋督弑君以来，罪人至今尚未被讨伐。那卫国人难道不是驱逐国君的贼人吗？自从卫侯被驱逐以来，罪人至今仍在国内。现在您与那些弑君、逐君的党羽同心同德，去攻打同盟的邻国，那么您的罪恶就不被世间所容了。圣人不记载“公”而只记载“及”，是因为桓公的罪过如此明显，千年之后人们都知道与宋、卫一起攻打邾国的是鲁桓公，不必直斥其名。

译冬季十月初一，发生了日食。

高邮孙氏说：“《春秋》记载了‘朔’而没有记载具体的‘日’，这是孔子沿用了旧史的记载，无法加以增补。”

鲁桓公十八年春天，周王正月。

胡氏说：“《春秋》在十八年再次书写‘王’字，表明弑君的贼人虽然身体已经死亡，但王法不能赦免他。又依据桓公十五年天王去世，到现在新君即位，三年的丧期已经完毕，表明弑君的贼人虽然在先朝，但古今的罪恶是一样的。那么篡位弑君的人不被天地所容，无论身体是活着还是死了，无论时代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应该被讨伐而不能赦免，圣人的法度真是严厉啊。”

鲁桓公在泺地与齐侯相会。鲁桓公和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春天，鲁桓公将要出行，于是和姜氏一起去了齐国。申繻说：“女子有家，男子有室，不要互相亵渎，这就叫作有礼。改变这种情况必定会失败。”鲁桓公在泺地与齐侯相会，于是和文姜一起去了齐国。齐桓公与文姜私通，鲁桓公责备她，文姜把这件事告诉了齐桓公。张氏说：“泺地相会不提及夫人，是因为夫人不参与相会的礼仪。”谢氏说：“‘与’，是对方想要行动而我跟随他；‘遂’，是对方想要行动而我不能制止。《春秋》记载‘与’、记载‘遂’，是谴责国君微弱无能。女子以幽静为美德，正当地位在于内室罢了。所以女子参与外事就会专断，修习外部的礼仪就会放纵，逐渐放纵她的欲望，必定造成大祸患。文姜不遵循妇道，已经和她一起在泺地相会，又和她一起出访齐国，国君端正家道的方法完全丧失了。女子一旦失去防范约束，她的祸乱就有像这样严重的。那么闺房床席之间，能不谨慎吗！”胡氏说：“‘与’，是许可的言辞，罪责在于鲁桓公。”查考《诗经·齐风》厌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范约束文姜，致使淫乱，成为两国的祸患。而它的辞句说：“破旧的鱼篓在鱼梁上，鱼儿游来游去。齐女出嫁了，她的随从像流水一样。”说的是鲁桓公对文姜委曲顺从，像水顺着地势流动，没有不可行的。所以作乱的是文姜，而《春秋》归罪于鲁桓公，是治理其根本。《易经》说：“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家道就端正了。丈夫不像丈夫，那么妻子就不像妻子了。”乾，是丈夫的道，以驾驭为才能；坤，是妻子的道，以顺从为事务。《易经》著录在乾坤卦中，阐述其道理；《春秋》施行于鲁桓公身上，显现其应用。

夏季四月丙子日，鲁桓公在齐国去世。

四月丙子日，齐侯宴请鲁桓公，派公子彭生陪乘鲁桓公，鲁桓公死在车上。鲁国人告诉齐国人说：“我们的国君畏惧您的威严，不敢安居，前来修好旧日的友好关系。礼仪完成却不能返回，无处归咎罪责，被诸侯厌恶，请杀掉彭生来消除祸患。”齐国人杀掉了彭生。胡氏说：“鲁君被弑而记载为‘薨’的，是因为不记载地点以显示被弑。现在记载桓公薨于齐，难道不掩盖事实吗？前面记载公与夫人姜氏如齐，后面记载夫人孙于齐，去掉她的姓氏，那么事实也就明白了。”高氏说：“记载薨于齐而不记载薨的原因，是不忍心直言，用来培养臣子的志向而激励忠孝之心。桓公弑君而篡夺其位，最终也不免被人杀死，而不以讨伐贼人的言辞加在他身上，是因为齐侯只是杀了鲁君，并没有讨伐他弑隐公的罪行。圣人也根据事实记载，用来断绝篡位弑君无休止的祸乱。”

丁酉日，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到达。

高邮孙氏说：“桓公在齐国被弑，丧事从这里开始，从齐国到达，在宗庙报告，所以经文中记载了。”高氏说：“灵柩在外，必须到达内室然后才能安葬，所以记载公的灵柩从齐国到达，而夫人的罪责不言自明了。”

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高氏说：“称‘我君’，是区别外丧。”我按：《春秋》的法度，国君被弑而贼人不被讨伐，就不记载安葬，用来责备臣子讨伐贼人，而尽到不共戴天的道义。所以隐公被弑，就不记载安葬。现在桓公也被弑却记载安葬，是因为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桓公弑隐公而自立，不仅不为君父讨伐贼人，本身就是弑君的贼人。等到他被弑，又怎么能责备他的臣子以复仇讨贼的道义呢？所以在齐人杀桓公时记载为‘薨’，表明齐人没有讨贼的道义；在桓公被弑后记载安葬，表明桓公是应当被讨伐的贼人。这都是圣人的特笔，是《春秋》的权衡。

《春秋阙疑》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疑》>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六 元 郑玉 撰 庄公

庄公名同，是桓公的儿子。周庄王四年即位。谥法：战胜敌人、平定祸乱叫作庄。

元年春天，周王正月。

三月，夫人逃到齐国。

公羊氏说：“孙同逊，内部忌讳说‘奔’，所以叫作‘孙’。”夫人为什么不称姓氏？因为她参与了弑君。左氏说：“不称姜氏，是断绝亲属关系。”胡氏说：“夫人是文姜，桓公被弑，姜氏参与了，对于鲁国的臣子来说，道义上是不共戴天的。嗣君是夫人所生，恩情如何？顺从私情就伤害天下的大义，举用王法就伤害母子的至恩，这是国论难以决断的。经书记载‘夫人孙于齐’，恩义的轻重就审明了。”梁国有继母杀其父的，而其子杀了她，有司想以谋反大逆定罪。孔季彦说：“文姜参与弑鲁桓，《春秋》去掉她的姜氏，〇说是断绝亲属关系。断绝亲属关系，就是普通人了，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