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疑卷十二

译将她送回去，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刑罚吗？所以经书记载“夫人薨”，是为了表明鲁国无法讨伐作为贼人的夫人；记载“齐国人将她送归”，是为了表明鲁国无法断绝与夫人作为亲属的关系。经书说“死于夷地”，那么夫人不得善终也就很明白了。之所以让鲁国人最终请求将哀姜安葬在防地，并以小君的礼仪下葬，这都是因为齐侯不明大义而在用刑上出现了失误。然而，鲁国自从桓公被弑杀后，文姜得以侥幸免死，使鲁国混乱了三四十载，最终酿成了再次弑君的祸患。到了这时，齐桓公能够履行方伯的职责，庆父和哀姜都被处死且不予赦免，此后三纲才稍微明晰，人伦才大致端正，这对于世道人心来说，也不能说没有功劳。查考“以归”二字，意思是归于齐国，有人说是归回鲁国，这是错误的。观察后来记载夫人下葬于防地，不说是“从夷地回来”而说是“从齐国回来”，由此可知这里说是归齐是很清楚的。

译楚国人攻打郑国。

郑国，就是齐国旧有的属国。家氏说：“荆国改号为楚国，由来已久了。到这时才在中国被听闻，旧史记载了它，圣人因而保留下来，彰显楚国人逐渐强盛，成为中国人的忧患。”常山刘氏说：“楚国从此逐渐强大了，所以称‘人’。然而直到齐桓公在位期间，只称‘人’而不能与中原各国结盟，是因为齐桓公能制约它的强大。到齐桓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楚国于是开始横行。十九年就已经与齐国结盟了。《春秋》记载：‘冬天，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国结盟。’二十一年春天，宋人、齐人、楚人在鹿上结盟。由此可以看出中原衰落，防备楚国正在扩张罢了。至于秋天在盂地的会盟，则记载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拘捕宋公以讨伐宋国，楚国于是大大扩张，位列在陈、蔡之上而记载爵位了。”胡氏说：“来聘问记载为‘人’，攻打郑国又用称号举出，到这时又攻打郑国也记载为‘人’，难道是允许他攻打国家而称‘人’吗？防备中华，拘捕盟主，朝见诸侯，统领齐晋，这种情形是逐渐形成的。”

八月，鲁公在柽地会合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

在荦地结盟，谋划救援郑国。张氏说：“楚国人攻打郑国，桓公不立即救援而会合诸侯谋划，大概是因为楚国正强盛，而鲁公谋划制约楚国的万全之策。”家氏说：“经文记载会合，传文记载结盟，大概会合是为了谋划救援郑国；结盟是为了与诸侯确定约束，将要讨伐楚国以问其侵凌之罪，召陵之师的端倪就在这里了。”

九月，鲁公在偃地打败邾国军队。

这是虚丘的戍卒将要回国的时候。胡氏说：“在柽地的会合，谋划救援郑国，而鲁公与邾人都参与了，这是志向相同而谋划协调。现在既在柽地会合邾人，又在偃地打败邾国军队，在这里指责鲁公没有抵御寇难、安定中原的诚意了。凡此都是直书其事而意义自见。”诈战称为“败”，打败对方的一方为主语。张氏说：“在会合于柽地之后记载打败邾国，不仅是因为鲁僖公没有保全国家的道术，也显示出桓公伯主的威势未能建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军队，俘获莒拏。

莒国人来求取贿赂。公子友在郦地打败他们，俘获莒子的弟弟拏。鲁公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以及费地。谢氏说：“列国的大夫都是王的臣子，以作战为事而俘获别人的卿，这是公子友的罪过。估量德行衡量力量，是用兵之道。不义不智，而自身被他人俘获，这是莒拏的罪过。郦地的战败，理亏在莒国已经明确，所以不记载‘伐’。”胡氏说：“罪在莒国，却以季友为主语记载这场战争，为什么呢？抑制锋芒制止锐气，用言辞命令晓喻，使对方知道理亏而退去，那就好了。现在到了兵器相接，又用诈谋擒获其主将，这是强国的做法，不是王者的军队，这是《春秋》的旨意，所以以季友为主语而记载‘败’和‘获’，是责备他准备不足。”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到达。

髙氏说：“秋七月，齐国人杀死哀姜而将她的尸体送回。现在经过两个季节，鲁国不迎接她的灵柩，是因为夫人与弑杀闵公有关，道义上想要断绝关系，所以如此。僖公新即位，对外想要巩固与齐国的关系以居安处顺，对内想保持母子不断绝的道义，所以请求而安葬她，这就是灵柩从齐国到达的原因。”刘氏《意林》说：“哀姜怎么可以再次配享宗庙，再次面对群臣？齐国以公义诛杀她，鲁国以私意请求她，这是鲁国的不忍心，而不能通达于《春秋》。”我按：夫人的灵柩从齐国到达，去掉‘姜’而记载‘氏’，解说的人认为文姜弑夫，哀姜弑子，罪过本来有轻重。如果真像这样说，那是天下有可以弑杀的君主，而弑君有轻重的刑罚了。大概哀姜的灵柩从齐国到达，去掉‘姜’是为了表明齐国已经杀了她，那么道义已经断绝；保留‘氏’是为了使人们好像不知道她是哪一氏的女儿，引起发问者产生疑问，而知道她是弑君的贼人。这是《春秋》的微妙意旨，不是圣人谁能修撰？

二年春王正月，修筑楚丘城墙。

诸侯修筑楚丘城墙而封立卫国。胡安定先生说：“查考闵二年狄人入侵卫国，卫国国君死亡百姓离散，齐侯视而不见不救援，到这一年才开始修筑城墙，怠于救援患难可知。与其亡国后再保存它，不如未亡时救援它更好。”张氏说：“这里记载修筑楚丘城墙，大概是将板筑的劳役分派给诸侯，而鲁国前往修筑。”家氏说：“公羊氏说：‘修筑卫国，为什么不说不修筑卫国？因为卫国被灭了。谁灭了它？狄人灭了它。为什么不记载狄人灭了它？为桓公避讳。为什么为桓公避讳？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有相互灭亡的，桓公不能救援，那就是桓公的耻辱。那么是谁修筑的？桓公修筑的。为什么不记载桓公修筑？不赞成诸侯擅自封立。’公羊在记载修筑邢国、修筑楚丘时都说天下诸侯有相互灭亡的，而桓公不能救援，乃是桓公的耻辱，他责备期望霸主的意思很大，符合《春秋》的意旨。但将修筑邢国、修筑卫国视为擅自封立，则是我不理解的。邢、卫都是周朝建立的诸侯国，现在被狄人所灭，而周朝的封爵依然如故，夷仪、楚丘乃是邢、卫的故土，齐桓公修筑而迁移他们，这是方伯职分所应当做的，哪里有擅自封立呢？修筑楚丘不说‘卫楚丘’，是因为卫国尚未迁移。邢国迁移而修筑，卫国修筑而迁移，所以书法不同。”

译东莱吕氏说：“以前的儒者认为诸侯的道义不允许擅自分封土地。所谓擅自分封，是指把这块土地封给这个人，这就叫做专封，这确实是不可以的。但如果同时期的诸侯有互相攻灭的情况，天子不能命令，方伯不能救援，天下的诸侯有能力去救援并恢复其国家，这就是践行仁义，却把这看作是擅自分封，这就好比嫂子落水，用手去拉她上来，反而把这当作罪过一样。”我按：齐桓公修筑夷仪城来安定邢国，修筑楚丘城来安置卫国，都是在这些国家濒临危亡、溃散奔逃之后保全了他们，没有违背复兴灭亡国家、延续断绝宗祀的道义，并没有擅自分封、无视天子的事情。用《春秋》经文来考察，并没有分封卫国的记载；用《诗经·木瓜》来考察，也不过是说想要厚报恩情，而没有分封的言语。以前的儒者只是因为《诗经》的小序中有“齐桓公救援并分封卫国”的说法，于是产生了擅自分封的议论。现在只应当以经文为准，讨论修筑城邑的是非，不应当在经文之外另立见解，说擅自分封是有罪的。

译夏五月辛巳日，安葬我国夫人哀姜。

愚按：鲁国人请求，齐国人送回，到这时才安葬，圣人只记载“安葬我国夫人哀姜”罢了。大概因为孙邾、薨夷之事，夫人的罪责已经明显，到这时礼仪制度已经确定，还有什么可讥讽的呢？只是如实记载罢了。

虞国军队和晋国军队灭了下阳。

晋国荀息请求用屈地出产的良马和垂棘出产的美玉，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晋献公说：“这些是我的宝物啊。”荀息回答说：“如果能从虞国借到路，这些宝物就像存放在外面的府库一样。”晋献公说：“宫之奇还在那里。”荀息回答说：“宫之奇为人懦弱，不能强行劝谏，况且他从小和国君一起长大，国君亲近他，即使他劝谏，国君也不会听从。”于是派荀息向虞国借路，说：“冀国行为不道，从颠軨侵入，攻打鄍的三门。冀国已经疲惫，也是因为您的缘故。现在虢国行为不道，驻扎在客馆，侵犯我国南部边境。冒昧请求借路，以便向虢国问罪。”虞公答应了，并且请求先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公不听，于是出兵。夏天，晋国里克、荀息率领军队防备虞国军队讨伐虢国，灭了下阳。虢公在桑田打败了戎人。晋国卜偃说：“虢国必定灭亡了。灭亡下阳却不害怕，反而又有战功，这是上天夺走了他的明镜，而加重了他的疾病。必定轻视晋国军队而不安抚他的百姓了，不能超过五年。”《公羊传》说：“虞国是小国，为什么排在大国之上？让虞国作为首恶。”《谷梁传》说：“不是国家而说灭，是重视下阳。”胡氏说：“查考《孟子》：‘晋国人用垂棘的美玉、屈地的良马，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百里奚不劝谏。那么晋国人故意让虞国作为首恶，为什么呢？贪图厚重的贿赂，遂行其强暴，灭亡兄弟之国，以及自身而灭亡其社稷，所以作为首恶！《春秋》是圣人的律令，观察这个义理可以见到法度了。国家而说灭，下阳只是城邑，记载灭是什么意思呢？下阳是虞、虢的边塞城邑，就像秦国有潼关，蜀国有剑岭，都是国家的门户。潼关、剑岭不守，那么秦、蜀就破败；下阳既被攻取，虞、虢就灭亡了。”许氏说：“记载‘郑伯突进入栎’，不记载进入郑国；记载‘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下阳’，不记载灭虢国，观察事物有要领了。”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

使江、黄服从。《谷梁传》说：“江人、黄人，是远方国家的说法。”张氏说：“只有宋国与之结盟，不烦劳诸侯。”胡氏说：“荆楚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江、黄是它东方的同盟国。两国来定盟，那么楚国人失去右臂，桓公制服荆楚的考虑周详了。他们同恶相恤，以遵从简书的义理显著了。”师氏说：“齐、宋，是国家最大且近的；江、黄，是国家最小且远的。都能联合而与之结盟，足以表明天下的诸侯没有一个不尊崇盟主的。”

冬十月不下雨。

《谷梁传》说：“不下雨，是勤于求雨。”师氏说：“十月不下雨，尚未严重成灾，而记载它，用来表明人君谨慎天时以重视其事。”高邮孙氏说：“一时不下雨，就担忧灾祸波及万物，《春秋》依据旧史记载，以表明其有志于民。”

楚国人侵犯郑国。

斗章囚禁了郑国的聃伯。高氏说：“贯泽的会盟，江、黄都到了，那么齐国已经强大而楚国人失去援助了。这里记载侵犯郑国，是楚国的恐惧。恐惧而侵犯郑国为什么呢？楚国失去江、黄了，能争夺郑国还可以抵抗齐国，只是得不到郑国，所以服从齐国。”家氏说：“周朝自东迁至今，历经四位君王，外寇内侵，没有人能抵御。齐桓公奉行王命，伸张伯讨，孜孜以求讨伐楚国为要务，可以说是天下所难的。谨慎之又谨慎，必定万全而后行动，这是霸业之所以独特的原因。明年，楚国人讨伐郑国，齐国才出兵，《春秋》不以救援迟缓为讥讽，是怜悯其难。”

三年春王正月不下雨，夏四月不下雨。

胡氏说：“《谷梁传》说：‘不下雨，是勤于求雨。’每个时节都记载一次，是怜悯不下雨。怜悯不下雨，是有志于民的。历经时节而总括记载，是不担忧不下雨。不担忧不下雨，是无志于民的。”查考《诗经》称僖公节俭以足用，宽厚以爱民，务农重谷，确实是贤君，其有志于民是确切的。所以冬天下雨而记载，春天不下雨而记载，夏天不下雨而记载，以表明其勤勉。文公因为练祭，就迟缓制作神主；因为宗庙，就太室屋坏；因为赋政，就四次不视朔；因为邦交，就三次不防备盟约。其无志于民也是确切的。所以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而记载，以表明其怠慢。

徐国人攻取了舒国。

赵氏说：“得到国家不记载灭，是不断绝其祭祀。”高邮孙氏说：“舒国是楚国的附庸国，服属于楚国。徐国人攻取它，使其服属于徐国。”家氏说：“荆楚与舒国毗邻而成为中国祸患，由来已久了。徐国人讨伐舒国，为中国牵制楚国。十五年，楚国讨伐徐国，齐桓公率领诸侯军队救援，由此知道徐国人大概是受命于齐国。齐国制约楚国，其用力艰难了，其谋划审慎了，计算无遗漏策略而后行动。”高氏说：“徐国人想要与中国结盟，所以攻取舒国以自效，后来齐桓公举行牡丘之会大概就是因为这个。”

六月下雨。

译谷梁氏说：“记载‘下雨’，是因为欣喜于这场雨。欣喜于这场雨，是因为君主心系百姓。”胡氏说：“担忧久旱无雨，是与百姓同忧；欣喜于降雨，是与百姓同乐，这就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道理。”观察这层含义，就知道《春秋》畏惧天灾、体恤百姓疾苦的用意了。刘氏在《意林》中说：“《春秋》不仅记载了‘六月下雨’，还先记载了‘四月不下雨’，以此来显示君主心系百姓、急切盼望降雨的程度之深。虽然心系百姓、急切盼望降雨，还不足以作为圣人的法则。然而《春秋》之所以采纳这种记载，是因为凡是南面称尊、治理国家天下的人，担忧的是不能与百姓同忧；如果不与百姓同忧，那么也就不会与百姓同乐了。只有有道的人不是这样，自己未曾有过忧愁，但百姓的忧愁不可不担忧；自己未曾有过快乐，但百姓的快乐不可不快乐。像这样的人，就是所说的没有固定不变的心意，而以百姓的心意为心意。因此，与百姓同忧，是王道事业的开端；与百姓同乐，是王道事业的完成。这就是《春秋》所看重的，并非仅仅是因为得到了雨水，其义理则接近于此。”

译秋季，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设防。

这是为了谋划讨伐楚国。张氏说：“去年结盟以确立彼此交好，今年再次设防，是为了重申讨伐楚国的约定。”胡氏说：“有人说：‘入侵蔡国、驻扎在陉山的军队，诸侯都在，唯独江国和黄色没有参与，那么怎么知道他们是谋划讨伐楚国呢？’回答说：‘用兵有聚集而成正兵，也有分散而成奇兵。诸侯的军队一同驻扎在陉山，这就是聚集而成正兵；江人、黄人各自守卫自己的土地，这就是分散而成奇兵。驻扎在陉山的军队集结重兵，声讨罪过以震慑中原的威严；江人、黄人各自守卫边境，按兵不动作为八国的后援。这是克敌制胜的谋略。在召陵退兵并订立盟约，沿着海边返回并抓获了涛涂，然后才与江人、黄人一起讨伐陈国，由此可知，入侵蔡国、驻扎在陉山时两国不设防，自然形成了掎角之势，这是很明显的。’这是重大的军事行动却最后才提及，是因为赞赏这种谋略。”

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参加盟会。

齐侯因为阳谷设防之事，前来寻求结盟。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参加盟会。谢氏说：“齐国将要讨伐楚国，所以季友前往齐国参加盟会。涖盟，是指我方前往对方那里接受盟约；来盟，是指对方来到我方这里接受盟约。盟约在对方那里而我方前往接受，所以记载为‘涖’。”

楚国人讨伐郑国。

楚国人讨伐郑国，郑伯想要讲和，孔叔不同意，说：“齐国正在辛勤地帮助我们，抛弃恩德是不吉利的。”髙氏说：“楚国倚仗其强大，连续三年对郑国用兵，想要与中原各国抗衡，那么中原的衰落就可以知道了，齐桓公怎么能停止行动呢？”于是第二年诸侯大规模出兵讨伐楚国。

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入侵蔡国。蔡国崩溃，于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山。

三年前，齐侯与蔡姬在园林中乘船游玩，蔡姬摇晃船只，齐侯感到害怕，脸色改变，禁止她这样做，但她不听。齐侯发怒，将她送回蔡国，但并没有断绝关系，蔡国人却将她改嫁。到了这时，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入侵蔡国，蔡国崩溃，于是讨伐楚国。楚子派人对军队说：“您住在北海，我住在南海，即使是风马牛也互不相及，没想到您会涉足我的土地，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讨，以辅佐周王室。’赐给我先君征伐的范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进贡的包茅没有送达，周王的祭祀无法供给，没有用来缩酒的东西，我是为此而来征讨。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我是为此而来询问。”楚人回答说：“贡品没有送达，是我们国君的罪过，怎敢不供给？昭王没有回来，您还是去水边询问吧。”军队前进，驻扎在陉山。公羊氏说：“溃，是指下属背叛上级。”谷梁氏说：“遂，是承接前事。”临江刘氏说：“驻扎在陉山，是停止军队以修明文告的命令。”泰山孙氏说：“齐桓公厌恶楚国已很久了，所以元年设防于柽，二年结盟于贯，三年设防于阳谷以谋划此事。当时楚国正强盛，气势凌驾于中原各国之上，不可轻视。蔡国是楚国的盟国，所以先入侵蔡国，等到其军队震动、威势确立，然后才大举进攻。蔡国已经崩溃，于是进军驻扎在敌境。”查考元年桓公救邢、筑城于邢，都记载为“某师某师”，这次联合鲁、卫、陈、郑七国之君入侵蔡国进而讨伐楚国，记载爵位，是因为他们能够制服强楚、尊崇王室、拯救中原的功绩开始显著。陈氏说：“桓公开始有志于区分夷夏，于是讨伐楚国，并以入侵蔡国召集诸侯，记载说‘遂伐楚’，是说志向不在蔡国。”胡氏说：“秘密行军掠夺边境叫侵，入侵蔡国是奇兵；声讨罪过进行征伐叫伐，讨伐楚国是正兵。楚国进贡包茅没有送达，周王祭祀无法供给，没有用来缩酒的东西，桓公为此征讨，而楚人认罪，军队就有名分了。孟子为什么独说‘春秋无义战’呢？譬如杀人，有人说：‘人可以杀吗？’回答说：‘可以。’‘谁可以杀他？’回答说：‘担任狱官就可以杀他了。’国家可以讨伐吗？回答说：‘可以。’‘谁可以讨伐它？’回答说：‘作为天吏就可以讨伐它了。’楚国虽然暴横，欺凌大国，齐国不请示周王，擅自联合诸侯，怎么能说是作为天吏去讨伐它呢？”杨龟山说：“桓公以包茅没有进贡责备楚国，固然没有辅佐王室的诚心，但这件事是正当的。”尹和靖说：“责备包茅没有进贡，昭王没有回来，这就是所谓的假借仁义来实行霸业。”家氏说：“齐桓公自从北杏设防开始，到这时已经二十六年了，所以安定中原、尊崇王室，功绩之大、事情之伟大的，只有制服楚国而已。孔子发出‘微管仲’的感叹，也专门是为了这件事。而传文说是因为蔡姬的缘故，联合诸侯入侵蔡国，蔡国崩溃，于是讨伐楚国。那么齐桓公入侵蔡国是因为私怒而发动，讨伐楚国是入侵蔡国的后续事件，这大概不是事实吧。大概齐国距离楚国，南北相望数千里，召集诸侯，调动大军，跋涉险阻，很久之后才涉足其边境，楚国得以有所防备，胜负还不可知。所以桓公先入侵蔡国，经由蔡国到达楚国，这就是所谓的兵从天降，楚国想要聚集兵力据险防守已经来不及了，想要出战，知道不是对手。于是派屈完到军中请求结盟，未战而气势已尽。于是齐桓公兵不血刃，坐收攘除楚患的功劳。这是桓公、管仲所以深思熟虑、预先谋划，万全而后动，不是因为蔡国崩溃而侥幸万一才采取这一举动的。”张

译氏说：“楚国自从桓公二年，蔡国、郑国在邓地设防以来，就已经担心它成为中原各国的祸患。又经过五十年的富强和吞并扩张，如今连年攻打郑国，气势凌驾于中原各国之上。幸好齐国自从桓公回国后，任用管仲治理百姓、训练军队，到这时才能率领诸侯的军队，纠正楚国的罪行并讨伐它，使得楚国的君臣震惊恐惧，派遣使者到军中求和，可以说对齐国是有功于中原各国的。然而齐桓公与屈完检阅军队时，倚仗武力而骄傲自满，这种态度显露在言辞神色之中，于是招来了屈完以方城和汉水为屏障的强硬回应。屈完回国后，最终践行了这番话，并没有完全屈服，时常做出违背礼法纲纪的事，灭亡〇国、救援郑国，所以曾西得以轻视他功业的卑微。”

译夏，许国国君新臣去世。

胡氏说：“刘敞说：‘诸侯死在外地的，在军队中死就称在军中死，在边境防守地死就称在防地死。现在许男新臣的记载中没有任何称呼，这是离开军中和防地又回到自己国家的证据。召陵在颍川，所以许男回到了那里。古代国君即位时就制作棺材，每年漆一次，出国境必定携带棺材。死在军中称死在军中，死在防地称死在防地，这是合乎正道的。许男新臣去世，不合正道。他作为国君，是不懂天命的人。不懂天命就必定畏惧死亡，畏惧死亡就必定贪恋生存，贪恋生存就必定扰乱礼制，然后就有苟且偷生、只求免祸的耻辱，然后就有滥设祭祀、非分企求的迷惑。’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些通晓生死道理、贯通昼夜规律的人，难道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吗？只要得以正道而死，就没有其他企求了。”

楚国屈完来到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楚成王派屈完到齐军中去，齐军撤退，驻扎在召陵。齐桓公陈列诸侯的军队，和屈完同车观看。齐桓公说：“难道是为了我吗？是为了继承先君们的友好关系。与我结为友好，怎么样？”屈完回答说：“君王施恩，向敝国的社稷祈求福佑，屈尊接纳寡君，这是寡君的愿望。”齐桓公说：“用这些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些军队攻城，什么城攻不下？”屈完回答说：“君王如果用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君王如果用武力，楚国以方城山作为城墙，以汉水作为护城河，即使军队众多，也没有用武之地。”屈完与诸侯结盟。谷梁氏说：“楚国没有大夫，这里称屈完，为什么呢？因为他来阻止齐桓公，成就了齐桓公的大夫身份。”高邮孙氏说：“《春秋》记载大夫来结盟必定书写。楚君派屈完来，不写使者，屈完接受使命但不接受具体言辞，掌握了专使的适宜做法，所以不说‘派’。先写来结盟，以显示楚人的服从；又写盟于召陵，以显示诸侯的退兵。《春秋》的盛况，没有比齐桓公更大的；齐桓公的功绩，没有比召陵之盟更大的。”许氏说：“楚国未服时，就入侵蔡国、驻扎在陉山来威慑它；楚国已服时，就退兵到召陵以礼相待。”胡氏说：“来军中结盟，是嘉奖服从道义；在召陵结盟，是叙说齐桓公的功绩。在这里可以看出齐军虽然强大，桓公能用法度使用它而不暴虐；楚人已经服罪，桓公能以礼谦下而不骄傲。”张氏说：“在这里可以看出齐桓公讨伐楚国，进退都合乎礼，虽然不足以完全体现王者的道义，但孔子所说的‘一匡天下’，百姓至今还受他的恩赐，确实是二百四十二年中非常盛大的举动。”陈氏说：“《春秋》的褒贬，言辞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然后在文字中显现。记载说：‘驻扎在陉山，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这文字，很美啊。”我认为孟子所说的“《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那一方比这一方好一些罢了”，正是指这件事。桓公的功绩，没有比伐楚更大的；荆蛮的罪过，也没有比僭越称王更大的。召陵之战，如果桓公能禀承天子命令，号召诸侯，申明大义来告谕当世，然后竭尽天下之力，挫败强楚的锋芒，岂止周王室依赖，万世的纲常实在由此而定。可惜桓公只想逞显霸主的虚名，没有尊奉王室的实意。开始既不禀承天王命令，最终又不申明大义。诸侯驻扎在陉山，屈完来到军中，就责备楚国不纳包茅，质问昭王不归，取得盟约就返回。大概霸主的心，急于功利的近便，昧于道义的长远谋划。当他纠合诸侯的时候，未曾像成汤在亳都誓师、武王在孟津会师那样，正明强楚的罪过。等到屈完到来，有“没想到君王涉足我的土地”的话，管仲仓促间就用“包茅不入”、“昭王不反”为辞来应对，所以他的功绩仅足以暂时安定中原于一时，不足以永远尊奉周室于后世。有人说如果问楚国僭越称王的罪过，楚国必定不服，召陵之战不能成功。人心天理，起初没有夷夏的区别；私情曲说，才产生是非的争辩。但只看当时应对的言辞，就可以知道了。管仲问“包茅不入”，屈完就说“是寡君的罪过”；等到说“昭王不反”，就说“去水边问吧”。大概包茅的罪过实在难以逃脱，昭王的事模糊容易辩解的缘故。桓公问以继好，屈完就说“是寡君的愿望”；等到说“用这些军队作战，谁能抵挡”，就说“汉水方城，虽然军队众多也没有用武之地”。大概继好以德，众战以力，所以如此。由此看来，当时如果问楚国僭越称王的罪过，它将用什么言辞来自我辩解而不屈服呢？如果桓公果真懂得仁义道德的说法，君臣上下的名分，以王者之师讨伐不臣的罪过，联合九国军队临在于方城、汉水之上，晓谕天子的命令，责备他僭越称王的罪过，那么楚国的君臣无处逃避天子的讨伐，将会看到楚君肉袒牵羊，求哀请命，然后贬爵削地，最终恪守臣节，不敢僭越，那么中原永远安定而王室也将复兴了。岂止是屈完来军中结盟，而随后就有灭国的耻辱、伐郑的辛劳呢？桓公没有汤武帝的学问，管仲不是伊尹周公辅佐的才能，于是使他们的功业如此卑微。唉！

齐人抓获陈国的辕涛涂。

陈国的辕涛涂对郑国的申侯说：“军队从陈、郑之间经过，国家必定非常困苦。如果从东方经过，在东夷展示军威，沿着海边返回，可以吗？”

译也。」申侯说：「好。」涛涂将此事告知齐侯，齐侯答应了他。申侯进见齐侯，说：「军队已经疲惫了，如果从东方出兵而遭遇敌人，恐怕无法作战。如果从陈、郑两国之间经过，由他们供给资粮和鞋袜，那是可以的。」齐侯高兴地把虎牢交给申侯，却逮捕了辕涛涂。《公羊传》说：「涛涂的罪过是什么？是避开军队行军道路的缘故。涛涂对桓公说：『您既然已经降服了南方的夷人，为什么不把军队撤回到海边向东行进，降服东方的夷人然后回国呢？』桓公说：『好。』于是军队撤回到海边向东行进，却深陷在沛泽之中，回头逮捕了涛涂。」逮捕者为什么有时称侯，有时称人？称侯而逮捕的，是霸主征讨；称人而逮捕的，不是霸主征讨。这次逮捕的是有罪之人，为什么不能算作霸主征讨？古代周公东征，西方各国就怨恨；西征，东方各国就怨恨。桓公借道陈国去讨伐楚国，陈国人不愿意军队返回时再从自己这里经过，是因为军队名分不正的缘故。不整顿军队就逮捕涛涂，古人的征讨，就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如果按照《左传》所记载的，那么军队最终是从陈、郑返回；如果按照《公羊传》所记载的，那么军队是从东海返回。如果真像《公羊传》所说涛涂用计欺骗蒙蔽，导致诸侯军队陷入困境，他的罪过就大了，齐侯逮捕他符合他的罪责，不应当贬低而称人。现在既然贬低而称人，就应当采纳《左传》的说法；然而《公羊传》所论述的书写称人的法则，则是正确的。

译秋天，鲁国与江人、黄人一起讨伐陈国，是为了惩处陈国的不忠。高氏说：“这里记载‘及’，并不是鲁国主动联合他们，而是承接上文齐人抓捕辕涛涂的记载，实际上是齐国联合他们罢了。齐国之所以联合江人、黄人讨伐陈国，是为了惩处陈国误导军队行军的罪过。尽管如此，讨伐陈国并不合乎道义，陈国人也不肯屈服，所以到了十二月，再次阻止诸侯讨伐陈国。”

八月，鲁君从讨伐楚国回来。

安葬许穆公。

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阻止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

叔孙戴伯率领军队阻止诸侯的军队侵犯陈国，陈国于是归还了辕涛涂。高氏说：“记载公孙兹率领军队，就知道诸侯都是由大夫率领军队来阻止的。诸侯都被贬称为‘人’，那么公孙兹被贬斥也就可知了。齐国是首恶，罪过多得不可胜诛。”师氏说：“秋天，曾经因为辕涛涂的缘故，联合江人、黄人讨伐陈国，这是怪罪臣子而牵连到君主，怪罪君主而牵连到国家，动用武力来显示威风，而不顾政治刑罚的颠倒，已经是不仁了。何况不把以前的讨伐当作错误，冬天又阻止七国去侵犯陈国呢？《春秋》记载‘伐’，大概是怪罪齐国还以辕涛涂为借口，说我有理由，不是无缘无故的。等到这里记载‘侵’，就看出齐侯理屈词穷，没有借口，无缘无故侵犯陈国，陈国正直而齐国理亏，这不符合盟主的行为。”胡氏说：“扬雄《法言》中说：‘有人问治理政事有几条原则？回答说：思虑和厌恶。从前周公征伐东方，四个国家都归顺他，那是深思熟虑啊！齐桓公想经过陈国，陈国没有果断接纳，抓捕了辕涛涂，那是厌恶啊！’桓公见识高明但气量浅薄，管仲器量不足但才能有余。当楚国人还未顺服，齐国就以此为忧，他考虑得多么深远，礼节多么谨慎！如果保持这种心态去增进善行，那么桓公就有王者的德行，而管仲就是王者的辅佐了。可惜楚国刚刚受盟，志向已经骄横溢满，陈国大夫一个计谋不协调，他自己被抓获，他的国家被讨伐、被侵犯，而怒气还没有平息。桓公的德行在这里就衰落了。行为没有达到预期，都应该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而天下归附，怎么能苛责别人而不自我反省呢？推究他的过失，在于气量浅薄而器量不宏大。《春秋》用‘人’来称呼齐侯并记载抓捕，是怪罪齐侯；记载侵犯陈国，是深责齐侯。所以孟子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事迹的。’管仲，是曾西都不愿意做的事，而你却希望我这样做吗？”张氏说：“桓公在这里惭愧的德行很多，大战之后，又出兵，重重困扰诸侯，所以楚国最终不服，郑伯逃盟，以至于不能救援，坐视其灭亡，都是因愤怒陈国而导致的。”我认为《春秋》在讨伐楚国时列举齐桓的功劳，在侵犯陈国时彰显齐桓的罪过。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过不相掩盖。五霸之中，齐桓是功劳之首，也是罪过之首。”说的就是这个吧？

五年春天，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在贾地娶妻，没有儿子。又与齐姜通奸，生了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又从戎族娶了两个女子，大戎狐姬生了重耳，小戎子生了夷吾。晋国讨伐骊戎，骊戎把男女都献给了晋国，骊姬生了奚齐。她的妹妹生了卓子。骊姬受宠，想立自己的儿子，贿赂外宠梁五和东关嬖五，让他们对献公说：“曲沃，是君主的宗庙所在地；蒲和两个屈地，是君主的边疆，不可以没有主人。如果让太子主持曲沃，而让重耳、夷吾主持蒲和屈，就可以威慑百姓而震慑戎族，并且彰显君主的功业。”晋侯很高兴。夏天，派太子住在曲沃，重耳住在蒲城，夷吾住在屈。众公子都住在边邑，只有两个姬妾的儿子住在绛都。梁五和东关嬖五最终与骊姬一起诬陷众公子而立奚齐，晋国人称他们为“二五耦”。晋侯派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里克劝谏说：“太子负责宗庙祭祀和社稷的祭品，早晚侍奉君主的饮食，所以称为冢子。君主出行就留守，有留守就跟随，跟随叫抚军，留守叫监国，这是古制的规定。率领军队，专断谋划，誓师军旅，是君主和国家政事所谋划的，不是太子的事，将要用他做什么呢？况且我听说皋落氏将要作战，君主还是放弃吧。”献公说：“我有儿子，不知道立谁。”里克不回答就退下了。见到太子，太子说：“我大概要被废黜了吧？”里克回答说：“告诉你要治理百姓，教你军事，不恭敬是害怕的，为什么要废黜呢？况且你担心不孝，不要担心不能立。修养自己而不责备别人，就可以免于灾难。”等到将要立奚齐，已经和中大夫定好计谋，骊姬对太子说：“君主梦见了齐姜，一定要赶快祭祀。”太子在曲沃祭祀，把祭肉献给献公。献公外出打猎，骊姬把祭肉放在宫里六天。献公回来，毒死祭肉后献给他。献公把祭肉扔在地上，土隆起；给狗吃，狗死了；给小臣吃，小臣也死了。骊姬哭着说：“凶手是太子。”太子逃到新城，献公杀死了太子的师傅杜原款。有人对太子说：“你辩解，君主一定会分辨清楚。”太子说：“君主没有骊姬，住不安稳，吃不饱。我辩解，骊姬一定有罪。君主老了，我也不快乐。”那人说：“你要走吗？”太子说：“君主实在不查明我的罪过，背着这个罪名出去，谁收留我？”十二月戊申日，在新城自缢而死。骊姬于是诬陷两个公子说：“都知道这件事。”重耳逃到蒲，夷吾逃到屈。到了这时，晋侯派使者以杀太子申生的缘故来告知鲁国。起初，晋国派士蔿为两个公子修筑蒲和屈的城墙，不谨慎，

译把柴草放在那里。夷吾向国君告发他，国君派使者责备他。士蔿叩头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防备却过分忧虑，忧患必定会招来仇敌；没有战事却修筑城墙，仇敌必定会保全。仇敌得以保全，又何必谨慎呢？”坚守官职却废弃君命，是不敬；固执地保全仇敌，是不忠。失去了忠和敬，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诗经》说：‘怀有德行才能安宁，宗室子弟才是国家的城墙。’您应当修养德行并巩固宗室子弟，什么样的城墙能比得上他们呢？三年后将要寻找军队来讨伐，哪里用得着谨慎呢？”士蔿退下后赋诗说：“狐皮袍子毛色杂乱，一国之中有三个君主，我该听从谁呢？”等到祸难发生，国君派寺人披去攻打蒲城。重耳说：“国君和父亲的命令，不能抗拒。”于是宣告说：“抗拒命令的人，就是我的仇敌。”他翻越城墙逃跑。寺人披砍断他的衣袖，重耳于是出逃到翟国。六年春天，晋侯派贾华攻打屈地。夷吾无法坚守，盟誓后离去。他打算逃往狄国，郄芮说：“后来出逃的人一同逃跑，是罪过。不如去梁国。梁国靠近秦国，或许能得到幸运。”于是去了梁国。公羊氏说：“杀害世子和同母弟弟，称国君，是深恶痛绝这种行为。”谷梁氏说：“晋侯斥责杀害，是厌恶晋侯。”师氏说：“在申生身上记载世子，是为了表明他没有失去做儿子的道义；在晋侯身上记载爵位，是让他羞愧身为国君，却听信谗言不能容纳一个儿子。他对亲近的人尚且如此，那么对其他人就没有不刻薄的了。”胡氏说：“内宠并列皇后，宠爱的儿子与嫡子平起平坐，这是动乱的根源。骊姬受宠，奚齐、卓子受宠，动乱的根源就形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是谁呢？因此《春秋》直指晋侯斥责杀害，专门归罪于献公，让后世那些想要扰乱妃妾名分、颠倒嫡庶地位、放纵人欲、灭绝天理从而败坏国家的人，知道警戒。用这种标准来防范百姓，还有用尧母的名字命名门庭，让奸臣逆推他的心意，有危害皇后、太子的想法，从而酿成巫蛊之祸的人。”朴乡吕氏说：“董仲舒说：‘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贼人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处理常规事务却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却不知道变通。’那么像献公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的人吧？这就是他首恶之名的由来。像申生这样的人，就是所谓遭遇变故却不知道变通的人吧？这就是他使父亲陷入不义的原因。”谢氏说：“世子，是君主的副手，国家的根本。听信谗邪而杀害世子，这就是做君主却毁灭国家的根本，君道在这里断绝了。父子之道，是天性。听信谗邪而杀害世子，这就是做父亲却灭绝天性，父道在这里断绝了。所以申生死，记载杀，记载世子，是为了彰显献公的罪恶。嬖宠造成的祸患多么严重啊！身体没有比世系更重要的，感情没有比儿子更亲近的。嬖宠在内得志，谗言在外得逞，那么即使那重要的人是我的世系，那亲近的人是我的儿子，人心所依附而不能解脱的，也会把他们视为仇敌，抛弃他们如同粪土。有国家的人，对于嬖宠，能不加以防范吗！”所以《春秋》明确记载申生之死，作为天下的警戒。髙氏说：“如果申生能够自我辩白，献公感慨地自我反省，即使居住不安、吃不饱，君子也认为他是孝子。正直而不能取胜，逃跑以避开祸难，等待他自我悔改，父子之恩还可以保全。申生不知道采取这两种做法，却采取奴仆的计策，他的无知太严重了。”家氏说：“申生处于人道的变故中，即使想不死，也不可能。评论的人被《左氏传》的话迷惑，认为他因为爱父亲而姑息，从而陷父亲于不义，认为小仁是大仁的贼，这太过分了。晋献公残忍不像君主，沉溺于内宠，所与朝夕密谋的，不过是树立庶孽作为身后的打算，天伦之爱已经泯灭了。难道他会听到申生的申诉，幡然悔悟，而把骊姬定罪吗？”髙邮孙氏说：“舜侍奉瞽叟，瞽叟也顺从而免于祸患；申生对待献公，献公听信谗言而申生死去。《春秋》举重者而言，直指晋侯，而申生未免也有罪。”我认为家氏的说法，是用常人的标准期望申生，所以没有可为的道理；孙氏的说法，是用圣人的标准责备申生，大概没有不可为之事。然而申生能做常人的事，而不能做圣人的事。立教的言论，必定应当以圣人为法则，而不应当以申生为法则。唉！申生已经过去了，后来的学者又怎能不寻求如何达到圣人而像舜那样，反而自暴自弃，安于小成，而像申生那样呢？张子说：“无处可逃而等待烹杀，申生是恭敬的。”这种言论是恰当的。

译杞国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高氏说：“杞国伯姬来，是不应该来的；朝见她的儿子，是不应当朝见的。先王的制度，诸侯没有行冠礼就即位，称为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见，大概是因为不能用成人的礼节来接待他。伯姬嫁到杞国才十三年，如果她有儿子，必定还年幼，又还没有继承君位，怎么能承受朝见呢？如果伯姬回娘家省亲，和她的儿子一起来，那也是常事，就不会记载了。现在特别记载‘杞国伯姬来’，并接着说‘朝见她的儿子’，大概是没有正当理由而来，以朝见儿子为名义罢了。”师氏说：“杞国伯姬一来朝见她的儿子，所犯下的过失有四：杞国国君不能控制他的家庭，是不像丈夫；伯姬不能以顺从为正理，而在外面妄动，是不像妻子；儿子还年幼，却让他在他不该行父礼的国家僭越行父礼，是不像母亲；鲁僖公坐视别人的儿子行父亲的礼节，是不像国君。互相记载而完备地责备他们。”

夏季，公孙兹前往牟国。

公孙兹到牟国去娶妻。高氏说：“查考桓公十五年牟人来朝见，大概是小国，鲁国必定不会派大夫去聘问。这里记载公孙兹前往牟国，直接表明他借聘问之名以图谋婚姻，大概大夫没有国君的命令不越过国境，现在以聘问的名义出行，那么他的出国有名目了。公孙兹虽然可以把责任推到自己一人身上，其实是自取卑贱和侮辱罢了。”

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周王的世子。

会见周王太子郑，谋划安定周王室。杜氏说：“周惠王因为惠后的缘故，打算废黜太子郑而立王子带。”张氏说：“齐桓公认为废长立幼，将引发祸乱的阶梯，于是率领诸侯在首止会见周王世子，向天下显示拥戴他，作为天王的副手，以此来尊崇国家的根本，断绝祸乱的阶梯。”高氏说：“凡是鲁国与一两个国家结盟或征伐，就有称‘防’、称‘及’的区别，用来辨别发起意图的主方。如果是大规模会合各国结盟或征伐，都是盟主召集而前往会合，所以都不记载‘及’。这里记载‘及’，不是因为内国是主方，而是特别会见周王世子，所以不写‘防齐侯’而写‘及’。天王打算废黜世子郑而立王子带，齐侯认为如果在朝觐时议论，用谏言责备，听从则王子平安，不听从则废黜他，听从与否还不可知。不如通过会见来见世子，使天下诸侯清楚地都知道世子是郑，而共同尊崇他，我们从而与他结盟，那么即使有惠后的宠爱，天王也不能行其私欲，那么世子终究不可更换了。这是齐侯的志向。”胡氏说：“以王世子的身份而向下会见诸侯，则是凌驾；以诸侯的身份而向上与王世子会见，则是抗衡。《春秋》抑制强臣，扶持弱主，拨乱反正，特别记载‘及’来会见，好像是说王世子在这里，诸侯都前往会见，显示不可与之抗衡。后世论及班位，有排在三公宰臣之下的，也有排在其上的，那将如何纠正？从天王来说，想要委屈疏远他的儿子，使他排在下面，显示谦德的；从臣下来说，想要尊敬王世子，就排在他上面，以正分义。天尊地卑，而名分确定；典章礼制有序，而道义明了。使群臣能够伸展他们的敬意，那么尊贵者有恒常的尊严，上下就分辨清楚了。经书记载宰周公，只与王人一样排在诸侯之上，而不能与特别会见同书，这是圣人尊崇君主抑制臣下的方法，而班位就确定了。”

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郑伯逃归，没有结盟。

诸侯结盟，周王派周公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跟随楚国，用晋国辅佐你，可以稍微安定。”郑伯高兴于王命，而害怕不朝见齐国，所以逃归没有结盟。孔叔阻止他说：“国君不可以轻率，轻率就会失去亲近的人，失去亲近的人祸患必定到来，生病时乞求结盟，所防备的就多了，您一定会后悔的。”不听，逃离军队而归。高氏说：“这里再次列举诸侯，是尊崇王世子，不敢与他结盟。会见，是辨别上下的礼节，修好和睦之道，而王世子参与，还可以。结盟，是因为不相信的缘故，如果王世子也参与，那就是把所不相信的加之王世子，与约束诸侯没有区别。所以齐侯不敢与世子结盟，而以会见世子为名，可以说是知道尊崇王了。”谢氏说：“会见王世子以尊崇周室，盟会诸侯以崇尚大义，《春秋》的会见和盟会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郑文公追随夷狄抛弃华夏，以亲附楚国的心违背盟约偷偷归去，是以匹夫的行为逃避中原的道义。记载逃归，是轻视他；记载不盟，是罪责他违背命令。”胡氏说：“会见和盟会在同一地点，两次提到首止，是记载的重要，言辞的重复，其中必定有大的善恶。首止的盟会，是大的善行。王打算以宠爱更换世子，桓公对此担忧，控制大国，扶持小国，在首止会见以安定他的地位。太子即位，这就是襄王。一举而君臣父子之道都得以保全。所以孔子称赞说：‘管仲辅佐桓公，一匡天下，百姓到现在还受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发左衽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因为有父子君臣的大伦常，一旦失去就成为夷狄了。事情有恶的，不与之为幸；其善的，不与之为贬。平丘的盟会，是恶的，请求鲁国不要劳顿，所以以此为幸，因此直接记载说：‘公不与盟。’首止的盟会，是善的，违犯众人不结盟，所以以此为贬，因此直接记载说：‘郑伯逃归。’逃，

译普通百姓做的事，以诸侯尊贵的身份去行普通百姓的事，即使最终后悔，生病而请求结盟，又能对已防范的事有什么补救呢？史书记载郑伯逃跑回国不结盟，是深深贬斥他。」有人说：「首止之会的防范，不是周王的本意，周王厌恶齐桓公确立世子，于是派周公召见郑伯，郑伯高兴于周王的命令而畏惧齐桓公，所以逃跑回国不结盟，既然这样，郑伯有什么罪呢？」回答说：「《春秋》讲究名分，尊崇周天子，而以大义为主。所谓义，就是权衡名分之中道而得其恰当之处。诸侯防范周王世子，虽然是衰微时代的事，但《春秋》予以认可，这是权变之中的中道。郑伯虽然秉承周王命令，但周王的命令不合大义，《春秋》记载他逃跑，这也是权变之中的中道。」天下的大伦理，有常规有权变。舜对待父子关系，商汤、周武王对待君臣关系，周公对待兄弟关系，都是处理权变的人。贤人坚守常规，圣人穷尽权变。在首止防范世子，让郑伯逃跑，处理父子、君臣关系的权变而不失其中道。唉！这就是《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而非圣人不能编纂的原因。朴乡吕氏说：「桓公在防地，有三件涉及天子的事。在洮地，就把王人排在诸侯之上而一同结盟，王人地位卑微，虽然一同结盟也没有嫌疑；在葵丘，就把周公排在诸侯之上而不敢一同结盟，天子的宰相，不同于地位卑微的人；在首止，不仅不一同结盟，而且特别防范世子，不敢把世子与诸侯等同，因为世子的尊贵，不仅仅等同于天子的宰相。桓公在这里知道了节制。」陈氏说：「厥貉之会的防范，麋子逃跑回国不记载；厉地的战役，郑伯逃跑回国不记载，大概是因为他们逃跑的是楚国。一定要像郑文公逃跑齐国、陈哀公逃跑晋国那样才记载，以此来显示夷夏之辨的严格。」我认为特别防范周王世子，是圣人的大法；不结盟周王世子，是桓公的大义。首止这件事，从名分来说，固然在情理上不顺；从事功来说，则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春秋》舍弃首止之盟而不赞美它，这就没有可赞美的事了。然而从周王派周公召见郑伯这件事来看，惠王只是迫于诸侯的压力、众人的情势，而不敢更换太子罢了。如果用礼来劝谏，一定要禀告命令，周王的命令未必能得到，而太子的位置就更换了。这是权衡轻重，不得已而为之，处理权变之事而不失其常规。唉！惠王的昏庸愚昧，固然不容易觉悟，也是桓公的诚心未到，不足以感动他。这就是《春秋》时代之所以不及成周，五霸的卑微之所以不能成为三王的原因。汉朝采用张良的计策，召来四位白发老人侍奉太子。八次出现，高祖指着他们对戚夫人说：「这四个人，羽翼已经形成了，太子不可更换了。」这种权变的开端大概就出于此吧？

译楚国人灭掉了弦国，弦国国君逃奔到黄国。

楚国的斗谷于菟灭掉了弦国，弦国国君逃奔到黄国。当时江国、黄国、道国、柏国正与齐国和睦，都是齐国的姻亲。弦国国君倚仗这种关系而不侍奉楚国，又不设防备，所以灭亡了。高邮孙氏说：“《春秋》记载国家被灭而其国君死亡的，只写‘灭’；带着国君一起被俘的，写出国君的名字；国君出逃的，写‘奔’。出逃的人并非没有罪过，但与随军被俘的人相比，罪行较轻；国家被灭而自身死亡的，并非值得褒扬，但与不死而逃跑的人相比，则显得更好。所以灭人国家的罪行是一样的；而被灭国家的国君，其记载体例有三种。出逃而不写名字，罪行比被俘的人轻。”权氏学说：“凡是诸侯被人灭掉国家，或者被讨伐而自身没有过错，那么对于国家不应当断绝关系，对于其出逃也不写名字。他们道义上没有亏损，所以可以直接向天子请求复国，怎么可以就此断绝他们呢？”泰山孙氏说：“楚国人灭掉弦国，是厌恶桓公不能救援。”家氏说：“假如齐国人在那时能派出偏师，联合江国、黄国作为声援，弦国必定不会灭亡，而江国与黄国也没有日后的祸患。”张氏说：“桓公不能救援弦国，从而开启了救援郑国、包围许国的纷乱局面。大概楚国灭掉弦国，已经是出于迅雷不及掩耳的计谋了。桓公在此时，趁着弦国国君出逃而率领诸侯讨伐楚国恢复弦国，难道不足以树立中原的威严，而制约楚国的蛮横吗？所以详细记载此事，以归罪桓公失去了这个防备的机会。”

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

冬天，晋国人拘捕了虞公。

晋侯再次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必定跟随它灭亡。对晋国不可开启贪欲，对敌寇不可玩忽。借路一次已经过分，难道可以再来一次吗？谚语所说的‘面颊与牙床互相依靠，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啊。”虞公说：“晋国是我的同宗，难道会害我吗？”宫之奇回答说：“太伯、虞仲，是大王的昭辈。太伯不听从继位，因此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穆辈，担任文王的卿士，功勋在王室，记载在盟府。将要灭掉虢国，对虞国有什么爱惜的呢？况且虞国能比桓叔、庄伯更亲近吗？晋国对桓叔、庄伯有什么爱惜呢？桓叔、庄伯的族人有什么罪过，却被杀戮？不就是因为逼迫太甚吗？”虞公说：“我祭祀丰盛洁净，神明必定保佑我。”宫之奇回答说：“我听说，鬼神并不是亲近人，只依凭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的人。’又说：‘黍稷并不香，光明的德行才香。’又说：‘百姓不能改变祭品，只有德行才是祭品。’神明所依凭的，将在德行罢了。如果晋国夺取虞国，用光明的德行来进献馨香，神明会吐出来吗？”虞公不听，答应了晋国的使者。宫之奇带领他的族人出走，说：“虞国过不了腊月了。就在这一次行动，晋国不需要再兴兵了。”八月甲午，晋侯包围上阳。十二月丙子初一，晋国灭掉虢国，虢公丑逃奔到周天子京城。晋军返回，驻扎在虞国，于是袭击虞国，灭掉了它。拘捕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用来陪嫁秦穆姬。并且修缮虞国的祭祀，而且把虞国的职贡归还给周天子。胡安定先生说：“称‘人’来拘捕，是厌恶晋侯。”公羊氏说：“虞国已经灭亡了，为什么说拘捕他？是不认可灭国。灭国，是国家灭亡的好听说法，上下同心协力。”谷梁氏说：“拘捕不说明在什么地方，是隐晦在晋国。”高邮孙氏说：“《春秋》在虢国灭亡时，把虞国列在晋国之上，而用下阳来对应；在虞国灭亡时，不说明其迁徙灭亡，只写拘捕虞公。大概虞国所依靠的，是虢国。贪图贿赂首恶，虢国灭亡则虞国灭亡。下阳的灭亡，虞国已经显现灭亡，而晋国已经夺取虞国。虞国的灭亡，到现在四年了，于是只拘捕虞公罢了。”谢氏说：“虞公以一国之君，而被别人拘捕，只是因为缺乏后虑罢了。百里奚、宫之奇离去，而虞国空虚；虢国灭亡，虞国单弱。在这个时候，外面没有邻国的援助，里面没有忠臣的辅佐，虞公置身于国势如同匹夫，所以献公还师驻扎虞国，而虞公被拘捕了。有国家的人，怎么可以没有藩篱的遮蔽、股肱的辅助呢？记载拘捕虞公，是为了给后世警戒。”刘氏《意林》说：“虞国的灭亡，从下阳开始。下阳灭亡，则虞国灭亡了。宫之奇、舟之侨之类都知道，唯独他们的国君不知道。所以《春秋》因为在大处显现灭亡下阳的裂痕，而深埋其痕迹于拘捕虞公，使天下做国君的人，可以在此警戒。所以说：‘家有已经灭亡的，国有已经灭亡的，由于辨别不清，能不大大悲哀吗？’国君没有不厌恶灭亡而喜好生存的，没有不因为灭亡而保存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嗜欲的习惯近，而忧患的到来远。”胡氏说：“记载灭下阳于开始，记录拘捕虞公于后来，可以看出趋利弃义、贪财无厌能够亡国败家，确实如此。”高氏说：“虢国保护逆旅来侵犯晋国的南边，还可以作为罪过；贿赂虞国而虞国顺从，有什么罪过而灭亡？这些人进入晋国而爵位虞国，不是圣人谁能辨别？这就叫做明辨。”张氏说：“记载灭下阳于前，记载拘捕虞公于后，晋献公无道，断绝虢叔、虞仲的祭祀，以及虞公自取灭亡，片言只语都看见了，所以警戒后世的人，可以说深切明显了。”

六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合讨伐郑国，包围新城。

因为

译这是郑伯逃避首止盟会的原因。高氏说：“去年齐侯在首止迎候周天子的世子，而郑伯逃跑回国没有结盟，于是与楚国交好，这就开启了诸侯讨伐他的缘由。七年齐国又讨伐他，八年宁母之会，郑伯便不敢参与盟会，而让世子去听命。九年在洮地会盟，郑伯于是请求结盟。新城实际上是新密，是郑国人新建造的城邑。郑伯逃跑回国，大概是周天子的意思。顺从天子的意思，就不应该讨伐他，于是以郑国在不合时宜的时候修筑城邑为罪名，进而包围它。”许氏说：“包围而没有攻取，也就是让他屈服罢了，这是有余力的表现。”

译秋天，楚国人围攻许国，诸侯于是出兵救援许国。

楚成王围攻许国，是为了救援郑国；诸侯救援许国，楚成王便撤军回国。冬天，蔡穆侯带着许僖公在武城拜见楚成王。许国国君面缚于背，口含玉璧，大夫穿着丧服，士人抬着棺材。楚成王向逢伯询问这种情况，逢伯回答说：“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防子启也是这样做的。武王亲自解开他的绑绳，接受他的玉璧并为他除灾祈福，烧掉他的棺材，以礼相待并命令他，让他返回自己的封地。”楚成王听从了他的建议。谢氏说：“这是诸侯讨伐郑国的诸侯。楚国围攻许国，诸侯从郑国撤兵回来救援许国，这是得到救援之道的表现。”薛氏说：“记载救援许国时用了‘遂’字，是赞美齐桓公急于解除别人的危难，不把兵力穷尽于郑国。”胡氏说：“凡是记载‘救’字的，没有不认为是善行的。这里说‘遂救许’，是特别善行的表现。”家氏说：“讨伐郑国，是合乎道义的；救援许国，也是合乎道义的。转移讨伐郑国的军队去救援许国，这就是所谓权衡时势的适宜而合乎道义。所以记载‘诸侯遂救许’，是赞美他们救援迅速，而许国因此得以保存。齐桓公前几天骄横之心一萌生，就因私怒侵犯陈国，诸侯的联盟几乎解散。现在救援许国、讨伐郑国，讨伐该讨伐的，救援该救援的，这才大大收服人心，因此又有葵丘的盟会。”朴乡吕氏说：“许国国君投降楚国，楚成王赦免他，没有这样的事。诸侯救援许国，许国的围困已经解除，何必苦于向楚国投降呢？又因为后来许国国君曾与诸侯共同设防，可知他起初并没有向楚国投降。”

冬天，鲁公从讨伐郑国归来。

《春秋阙疑》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疑》卷十四 元 郑玉 撰

七年春天，齐国人讨伐郑国。

孔叔对郑伯说：“谚语说：‘内心不争强，还怕什么祸患？’既不能强大，又不能示弱，这就是灭亡的原因。国家危险了，请向齐国屈服以挽救国家。”郑伯说：“我知道祸患从哪里来，暂且稍等。”我回答说：“早晨顾不上晚上，还等什么呢？”胡氏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就称‘人’，声讨罪状去征讨叫‘伐’。郑伯背弃顺从效法叛逆，向南与楚国勾结而没有分离，所以齐桓公再次整治他。”家氏说：“这是为了巩固中原诸侯的心，而逆折强楚的侵凌，是道义上不能不做的。”

夏天，小邾子来朝见。

石氏说：“这是郳黎来。周武王封帝颛顼的后代挟于邾，挟的后代对周朝有功，又封他的儿子友于郳。邾，是鲁国的附庸；郳，又是邾的别封。庄公四年，郳黎来来朝见，记载了他的名字。附庸的国君称字，而郳又是附庸的邑。现在来朝见称小邾子，何休认为齐桓公由天子进封他，于是以爵位相通，道理或许是这样。”

郑国杀了他的大夫申侯。

五年，陈国的辕宣仲怨恨郑国申侯在召陵背叛自己，所以劝他修筑他的赐邑，说：“把城修得漂亮，是大名，子孙不会忘记。我帮你去请求。”于是为他向诸侯请求而修筑了漂亮的城。随即向郑伯进谗言说：“修筑漂亮的赐邑，是要叛乱。”申侯因此获罪。到这时，郑国杀了申侯以取悦齐国，并且是因为用了陈国辕涛涂的谗言。谢氏说：“凡是杀他的大夫，不论有罪无罪，都记载，是谴责其专擅杀戮。”胡氏说：“称国名来杀的，是罪责连累上级。不知道自我反省，内部忌恨听信谗言而擅杀大夫，确实失去了刑罚的公正。像申侯这样的人，他被杀为什么呢？专揽利益而不满足，就足以杀身了。”师氏说：“大概是郑伯因为逃跑的缘故，被齐国讨伐一次，再次度不能自保，于是寻找大夫的微小过错杀之以谢齐国，好像说：‘起初误导郑国背离齐国的，就是这个人。’于是求和，而有甯母的盟会。唉！齐侯主持诸侯的盟会，那些诸侯中有专擅杀大夫的，齐侯应当正典刑。现在郑国专擅杀大夫以取悦齐国，齐侯却释放不问，这就是齐侯让郑国专擅杀戮了。主持盟会的职责，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秋天七月，鲁公在甯母与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结盟。在甯母结盟，是为谋划郑国的事。管仲对齐侯说：“我听说，招抚携贰的人用礼，安抚远方的人用德。德礼不改变，没有人不怀念。”齐侯向诸侯修明礼制，诸侯按官职接受各地的特产。郑伯派太子华在盟会上听命，对齐侯说：“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确实违抗您的命令。您如果除去他们作为和解的条件，我把郑国作为内臣，您也没有不利的。”齐侯将要答应。管仲说：“您用礼和信使诸侯归属，却以奸邪告终，恐怕不可以吧？父子不互相伤害叫礼，遵守命令顺应时势叫信。违背这两点，没有比这更大的奸邪了。”齐侯说：“诸侯有讨伐郑国的理由，不久。现在如果有缝隙，跟随他们，不也可以吗？”管仲回答说：“您如果用德安抚他们，加上训诫的言辞，而率领诸侯去讨伐郑国，郑国将忙于覆亡还来不及，岂敢不害怕？如果总括罪人来威胁他们，郑国就有借口了，还怕什么？况且会合诸侯是为了尊崇德行，盟会上列举奸邪，拿什么给后代看？诸侯的盟会，那德、刑、礼、义，没有国家不记载的。记载奸邪的位置，您的盟约就废弛了。做了却不记载，不是盛德。您不要答应，郑国一定会接受盟约。太子华既然做了太子，却谋求在大国之间做中介，来削弱他的国家，也必定不能免于祸患。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贤良执政，不可离间。”齐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