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解頥总论卷一　　　　明　季本　撰

译《毛诗》的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与毛公合作而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引用旧说称：“从‘后妃之德也’到‘用之邦国焉’，名为《关雎》的小序；从‘风风也’直到末尾，名为大序。”如今我认为，这篇序文仅仅是《关雎》的序言，总论诗歌的纲领，并没有大小之分。

译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卫宏字敬仲，东海人。起初，九江人谢曼卿精通《毛诗》，于是为它作训诂。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因而作了《毛诗序》，善于把握《国风》《大雅》《小雅》的界限，如今流传于世。

《隋书·经籍志》说：先前的儒者相承认为《毛诗》序是子夏所创，毛公和卫敬仲又相继加以润色。

程颐说：大序是孔子所作。又说：国史知道治乱得失的迹象，将其记载在诗篇的开头，然后其意义才可知晓。现在小序的开头就是这样，其下才是解说《诗经》者的言辞，而后人所附益的。有的违背了诗的本意，有的说是国史自己作的诗，或许也有这样的，但不必全是自己作的。总之，诗都是由国史主管的。程大昌《考古编》范晔明确说：卫宏所序的是《毛传》，那么诗的古序就不是卫宏作的。古序与卫宏的序，现在混合在一起没有区别，但有可以考证的地方。凡是诗开头发序的两句话，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称为小序的，是古序。两句话以外续写并申述的，世人称为大序的，是卫宏的序。郑玄解释《南陔》说：子夏序诗篇义合编，遭遇战国到秦朝，而《南陔》等六首诗亡佚。毛公作传，各引其序，加在篇首，所以诗虽然亡佚但意义还在。郑玄说序出于子夏，是失传了。至于说六首诗的发序两句话，古时曾经合编，到毛公才分开加在篇首，郑玄在汉代，大概是亲眼所见。现在六序两句话之下明确说有义无辞，知道这是秦火以后见到序而没见到诗的人所为。毛公对于诗只作传，不作序，那么其申释先后辞义，不是卫宏又是谁呢？用郑玄亲眼所见来证明先秦本有的序，用六序的缀语来类推三百五篇的序语，黑白分明地清楚了。

章如愚《山堂考索》说：诗有序，从太史采诗的时候，明确得失的迹象，已经在篇首叙述了美刺的意思。从“美刺”一词以下，大概是讲师的解说，有的出于子夏，有的出于毛公和卫宏之徒，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所以保存在诗中的，文辞重复。不然的话，六首亡佚诗的序，为什么只保留开头的一个词，如《白华》《孝子操》《白华》之类就是这样？大概诗亡佚的，经师不得见，所以其序不详。《丝衣》的序，高子说：“是灵星祭的尸。”由此考证，那么诗序附益的言辞，也都不是汉儒所作，这是明确的。

现在按：《毛诗》大序本来与《关雎》序合为一篇，没有大小之分。所以萧统全文记载此序于《文选》，而说是卜子夏所作。其分为大小，郑玄《诗谱》才开始说，也不知道它起于何处。但也只是把“风风也”到末尾当作大序。到朱熹，又认为大序只到“四始，诗之至也”为止。那么《关雎》《麟趾》的教化以下，仍属于“用之邦国”一类，作为《关雎》小序，都是凭意思划分的。大序的话，杂取《礼记》《周礼》的文字，似乎都是后人所搜集。而以一国之事称“风”，天下之事称“雅”，又以政事的大小作为二《雅》的区别，那么对于经义多有不合。这决不是子夏所作。所以韩愈议论它，何况可以说作于孔子呢？说大序是孔子所作的，程颐才开始说。郑玄以来没有这种说法。至于小序，那么其错误又更严重了。太师陈诗之后，虽然有时国史主管它载入典籍，未必亲自作诗，并且类为之序，而意义又多有违背。看其文辞重复，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大概是经师所次辑。王安石又独自说是诗人自己作的，尤为臆测之论。如果诗人自己作的，那么就得到诗的本意了，即使是子夏又能增加什么呢？何况未经秦火，尚属完整经典，为什么其解说多有严重悖理的？只是《诗序》篇义旧本合编，而毛公分冠各篇，是郑玄亲眼所见。那么如果毛传所从出，也是秦火以后的经生，没有得于孔门宗旨的。至于卫宏，也是附着其说于古序之后的人吧？其余详见朱熹《诗序辩说》。○按：孔氏说：“汉初作传训的，都与经别行。三传的文字不与经相连，所以石经书《公羊传》都没有经文。”《艺文志》说：“《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诂诂训传》三十卷。”这是毛作诂训，也与经别行。又马融为《周礼》作注，却说：“想省学者两读，所以具载本文。”那么后汉以来才开始就经作注，不知此诗引经附传是谁作的？其《毛诗》二十九卷不知并入哪一卷了？现在看毛氏以古序各冠篇端，而篇末总计章句之数，那么其以传附经，毛氏应当自己作的。所以朱熹说：“序本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到毛公引以入经，大概也是以此非后人所并。”只是《毛诗》诂训传自为一编，那么不知是经过而言呢？还是诂训传不附经，而序语则以别编，仍附于经后呢？如此，那么并经附序的，不是毛氏，怀疑也是卫宏所为。

六义

大序：诗有六义。一是风，二是赋，

译第三是比，第四是兴，第五是雅，第六是颂。在上位者用诗教来教化在下位者，在下位者用诗教来讽谏在上位者。借助文辞委婉地劝谏，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的人足以引以为戒。所以称为风。到了王道衰微，礼义废弃，政教失当，各国政令不同，各家习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就产生了。国史明白治乱兴衰的轨迹，痛感人伦关系的变异，哀叹刑罚政令的苛刻，吟咏内心的情感，以此讽谏在上位者，通达世事的变化而怀念旧日的风俗。所以变风抒发于情感，却终止于礼义。抒发于情感，是百姓的本性；终止于礼义，是先王恩泽的体现。因此，一国的事情，联系着一个人的根本，称为风；言说天下的事情，体现四方风俗，称为雅。雅，就是正。言说王政兴衰的原因。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也有大雅。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辞藻，用它来向神明报告功绩。这就是四始，是诗歌的最高境界。

译如今考察，“六义”的名称本源于《周礼》中太师的职责，风、雅、颂称为“三经”，赋、比、兴称为“三纬”。在“风”之后接着论述赋、比、兴，是先就“风”而言，以显示这三者作为“纬”的地位。风，就是讽谏，是民间百姓互相咏唱的歌辞，其中有赞美人的善行而感动良心的，有讽刺人的恶行而激发羞耻心的，都属于讽谏之言。雅，就是正，是彼此当面互相告诫的言辞，其中有官僚规劝陈述而属于小范围的，有君臣训导晓谕而属于大范围的，都属于正言。颂，就是容，就是公，是臣子形容功德的言辞，其中有称颂先君之德而追思的，有称颂当世君主之德而祝愿的，都属于公言。它们也是陈述而非私下的讽谏，所以与风人歌咏的体裁不同。淫邪的言辞不可以作为讽谏，邪恶的言辞不可以作为正言，阿谀的言辞不可以作为公言。但是秦火焚书之后，诗篇错乱大多散失，所以《诗序》又混杂了里巷狎邪的言论，于是其义理开始不明朗了。详见后文“删次”条下。风、雅、颂的体裁也有相互兼有的，如《崧高》列于雅，却说“其风肆好”，这是雅兼有风，但只因为作者本意在于雅，并非私下讽谏的言辞，所以不能算作风。又如《鸤鸠》中有颂的言辞，这是风兼有颂，但只因为作者本意在于风，并非当面陈述的言辞，所以不能算作颂。这只是各自归入其类罢了，并非因为音节的差异而分为三者。至于“吉甫作诵”中的“诵”，是诵读的诵，不是祝颂的颂。赋只是直接叙述事由，以穷尽其情状。比则是借物为喻，意在言外，但有两种含义，有接连叙述其事的，有完全不叙述其事的。兴则是借物起头，引出下句，也有两种含义，有取义而发的，有因所见而发的，各自根据文意去探求罢了。这六者不过是显示《三百篇》的纲领体例罢了，并非“兴观群怨”所依赖的。华谷严氏认为风、雅、颂不作为三经，而与赋、比、兴各自成为《三百篇》中的六义，那么太师的话为什么不一并说风、雅、颂，而将赋、比、兴归属于风之下，以显示雅、颂与之同例呢？他的言论也太好奇了。章句中分别赋、比、兴的例子，另见“章句音韵”条下。○《诗序》说风是防止大旨，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把一国的事情称为风，天下的事情称为雅，那么风也有关乎天下事情的，雅也有关乎一国事情的，恐怕不应该这样过分剖析。至于以王政的大小来区分小雅、大雅，也不是命名雅的本意。认为颂只用于告成功于神明，那么还有臣子祝颂其君主之德这一节，将归属于哪里呢？这又是片面的言辞。○变风、变雅，旧说认为王道兴盛则风、雅都是正，王道衰微则风、雅都是变，是以时世的盛衰来区分正与变。如文王、武王、西周是盛世，所以为正；成王、康王以后治理教化不及西周，所以为变。我对此有疑问：《破斧》在豳风，《淇奥》在卫风，《缁衣》在郑风，《车攻》在小雅，《烝民》在大雅，都是歌咏盛德的言辞，不可以说不是正。而成王期望治理的时候，宣王中兴之日，平王平定祸乱之初，还保留着先王的旧制，却都称之为变，这种想法也太狭隘了。文王、武王是周朝的盛世。他们的诗列于乐官的，都是周公、召公亲手确定的，其正是不用说的。然而成王、康王之时，也有周公、召公的遗风。从此直到宣王，中间虽然经历了夷王、厉王的动乱，但宣王中兴，几乎恢复了文王、武王的基业，仲山甫、尹吉甫等贤人在位，他们所采集的诗，必定都可以与先王媲美，未必不是周公、召公的家法。继宣王之后是幽王，继幽王之后是平王，才开始东迁。东迁又过了四十九年，春秋才开始作。春秋的作，是因为诗亡了。那么东迁之初，虽然承接着幽王的无道，但贤人如卫武公、郑武公等，相继担任王卿士，那么太史所掌管的诗没有废弃，公论尚存，不可以说是诗亡。而那时太史所采集的，本来就是瞽蒙所讽诵的，必定有完整的书籍，如果得到其旧有的次序，无需等待孔子的删定。而孔子的删定，是因为诗亡而发起的，这与“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意思，确实相互表里。我私下认为，诗亡之前，太史所采集的，可以视为正；诗亡之后，孔子所删定的，可以视为变，也是可以的。正变之说，本来不是经文，而《诗序》中有，又依据什么呢？况且现在列于风、雅的诗，意指差讹，篇章错乱，未必都得其所在吧？郑氏因此，于是作《诗谱》，列文王、武王、夷王、厉王等王的时代，而以周、召、豳、邶等国分附其下；欧阳氏又从而补其残缺，不过是依据《诗序》而强行排列罢了，凭什么必定知道是这样呢？至于孔氏认为“王道衰，诸侯有变风；王道盛，诸侯无变风”的说法，就更加多余了。余详见后文“删次”条下。○《诗序》说国史，明白得失的痕迹，哀伤人伦的变故，哀怜刑政的苛刻，吟咏性情以讽谏其上级，通达于事变而怀念其旧俗。如果认为是作诗，那么公卿大夫、匹夫匹妇都可以为之，而不能专说是国史；如果认为是诵诗，那么太师之类、瞽蒙之职，也不是国史所参与的。朱子已经论述其非了，然而华谷严氏认为古者有采

译掌管诗歌的官员，在巡视各地时，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采集之后交由国史官整理。国史官明察治乱兴衰的迹象，即知晓诗人所表达的含义。知道他们的意图在于哀叹人伦纲常、刑罚政教的缺失，抒发于性情之中并吟咏出来，以此讽喻上级，这大概是通晓古今的变迁，而追思先王的旧制。这些都是诗人的本意，只有国史官能明察并揭示，所以在篇首题写相关事迹。这种说法在义理上也是讲得通的，现在暂且保留此说。○司马迁说：“《关雎》的乱辞作为《风》的开端，《鹿鸣》作为《小雅》的开端，《文王》作为《大雅》的开端，《清庙》作为《颂》的开端。”朱子引用这段话来说明“四始”的意义。我私下认为，《周南》的首篇是《关雎》，这固然没有异议；至于《鹿鸣》、《文王》、《清庙》作为另外三部分的开端，在义理上则不太妥当。古诗散佚亡失之后，竹简编联错乱的情况很多，怎么可以依据这三首诗就认定它们是开端呢？所谓“四始”，是说教化风气所由产生的根源。○《风》、《雅》、《颂》排列的先后顺序，也有其义理。《风》用来感发人的良心，人心端正之后才有正确的议论，所以《雅》排在《风》之后；朋友关系端正之后君臣关系才端正，所以《大雅》排在《小雅》之后；君主的德行端正之后才能成就功业，所以《颂》排在《大雅》之后。然而这些都起源于《风》，而《风》又以《周南》、《召南》为根本。《鲁颂》、《商颂》继承《周颂》之后，诸侯的国家，有圣人的遗风存在，也值得歌颂。周公、商王的德行不同于其他国家，所以特别列举来说明。商朝有《颂》而夏朝没有《颂》，是因为商朝有宋国留存，夏朝则杞国不足以作为征验，详细情况见《鲁颂》、《商颂》的本篇之下。诗乐

译《尚书·舜典》记载：帝尧说：“夔！命令你主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歌表达志向，歌唱延长语意，声音依据歌唱的延长，音律调和声音。八类乐器能够和谐，不互相扰乱次序。这样神灵与人类都能和谐。”

《尚书·益稷》记载：帝尧说：“许多顽劣的人被说服，如果不按时令来阐明道理，用鞭打来让他们记住，用文字来识别他们，是想让他们一起生存吗？乐工用来采纳言论，适时地宣扬它，合乎正道就承用它，任用他，否则就用威严来震慑他。”

《礼记·王制》记载：天子每五年巡视一次，命令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周礼》记载：太师教导六诗，即风、赋、比、兴、雅、颂。以六德作为根本，以六律作为音律。

瞽蒙掌管九德、六诗的歌唱，来辅佐太师。

《周礼》记载：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用来治理建立国家的教育行政，并用音乐教育贵族子弟。

《汉书·礼乐志》记载：“《周礼》规定，从卿大夫、师、瞽以下，都选拔有道德的人，早晚学习业务，来教育贵族子弟。贵族子弟，是卿大夫的子弟。”《仪礼·乡饮酒礼》记载：“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吹奏《南陔》、《白华》、《华黍》。接着交替歌唱《鱼丽》，笙吹奏《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奏《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吹奏《由仪》。然后合奏《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向乐正报告说：“正式的歌唱已经完备。”

《礼记·乡饮酒义》记载：乐工进入，升堂歌唱三遍，主人献酒；笙工进入三遍，主人献酒；交替歌唱三遍，合乐三遍，乐工报告乐曲完备，于是退出。

《仪礼·乡射礼》记载：然后合奏《周南》的《关雎》、《葛覃》、《卷 ear》，《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萍》。向乐正报告说：“正式的歌唱已经完备。”

《仪礼·燕礼》记载：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吹奏《南陔`、《白华》、《华黍》。然后交替歌唱《鱼丽》，笙吹奏《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奏`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吹奏`由仪`。接着歌唱乡乐：《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苹`。太师向乐正报告说：“正式的歌唱已经完备。”

《仪礼·大射礼》记载：于是歌唱《鹿鸣》三遍，于是吹管演奏《新宫》三遍，演奏《貍首》来进行射箭。

《礼记·射义》记载：天子以《驺虞》为节拍，诸侯以《貍首》为节拍，卿大夫以《采苹》为节拍，士以《采蘩》为节拍。《诗经》说：“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是众士，大小都没有防备于君主。”所以宴饮时进行射箭，宴饮时就赞誉。

《礼记·玉藻》记载：“快步走时奏《采齐》，行走时奏《肆夏》。圆周转动合乎圆规，折转合乎方矩。”《国语》记载：“叔孙穆子出使晋国，晋悼公设宴招待他。音乐奏到《鹿鸣》的第三遍，然后拜谢。音乐奏了三遍，晋侯派使者询问原因。回答说：‘先前的音乐，金奏《肆夏》、《繁遏》、《渠》，是天子用来招待大国诸侯的。歌唱《文王》、《大明》、《绵》，是两国君主相见时的音乐，都不是使臣敢听的。现在伶人吹箫歌唱《鹿鸣》的三遍，是君主用来赏赐使臣的，臣子怎敢不拜谢！况且《鹿鸣》，是君主用来嘉奖先君友好的，怎敢不拜谢嘉奖！《四牡》，是君主用来表彰使臣辛劳的，怎敢不拜谢表彰！《皇皇者华》，是君主教导使臣说：‘每时每刻都担心来不及，询问谋划考虑咨询，一定要咨询周全。’怎敢不拜谢教导！’”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到达，秦穆公设宴招待他。公子吟诵《河水》，秦穆公吟诵《六月》。赵衰说：“重耳拜谢赏赐。”公子下堂拜谢叩头，秦穆公走下一级台阶来推辞。赵衰说：“君主称颂用来辅佐天子的使命，命令重耳。重耳怎敢不拜谢？”

文公四年秋天，寗武子来聘问。鲁公与他宴饮，为他吟诵《湛露》和《彤弓》，他不推辞，也不回答吟诵。鲁公派使者私下询问，回答说：“从前诸侯朝见天子，于是吟诵《湛露》，那么天子当阳，诸侯服从命令。诸侯对抗天子的仇敌，并献上报功，天子于是赐给他彤弓一把，彤矢一百支，黑弓矢一千支，用来酬谢宴饮。现在陪臣前来，延续旧日的友好，君主屈尊赏赐他，怎敢冒犯大礼，来自取罪过。”

文公十三年冬天，鲁公前往晋国。回来时，郑伯在棐地与鲁公宴饮。子家吟诵《鸿鴈》。季文子说：“寡君未能免于此。”文子吟诵《四月》。子家吟诵《载驰》的第四章。文子吟诵《采薇》的第四章。郑伯拜谢，鲁公回拜。

成公九年夏季，文子前往宋国，送女子出嫁，回来复命。鲁公设宴招待他，吟诵《韩奕》的第五章。穆姜从房里出来，再拜说：“大夫勤劳屈尊，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恩惠施及未亡人。先君还有指望，敢拜谢大夫的重重勤劳。”又吟诵《绿衣》的末章而入。

成公十二年，晋国的郤至出使楚国聘问，并且主持盟誓。楚子设宴招待他，子反做傧相，挖了地室并在下面悬挂乐器。郤至将要登堂，金奏在下面响起，他惊吓得跑了出来。子反说：“天色已晚，寡君在等候，您还是进去吧。”客人说：“君主不忘先君的友好，恩惠施及下臣，用大礼赏赐，又用完备的音乐加重，如果是上天的福佑。两君相见，用什么代替这个？下臣不敢。”子反说：“如果是上天的福佑，两君相见，无

译难道只是用一支箭互相赠送吗？既然要行乐，我们国君正等着呢，您还是进去吧。”宾客回答说：“如果因为一支箭而互相谦让，这是极大的祸患，哪里还有什么福分可言呢？世道太平的时候，诸侯在参与天子事务的间隙，就互相朝见，于是就有了享宴的礼节。享礼用来教导恭敬节俭，宴礼用来显示慈爱恩惠。恭敬节俭用来践行礼制，慈爱恩惠用来推行政令，政令通过礼制得以完成，百姓因此得以休养生息，百官各司其职，早朝而不晚退。这就是公侯用来保卫百姓的原因。所以《诗经》说：‘威武的武士，是公侯的盾牌和城墙。’等到世道混乱的时候，诸侯贪婪冒进，侵夺欲望，不顾忌争斗和防备，常常耗尽民力，驱使武士作为自己的心腹、大腿和手臂、爪牙。所以《诗经》说：‘威武的武士，成为公侯的心腹。’天下有道，公侯就防备武士成为百姓的盾牌和城墙，并控制他们作为心腹；天下无道，情况就相反。现在您的话，是混乱之道，不可以作为法则。然而您是主人，我到了，怎敢不听从呢？于是进入，完成了礼仪。

译襄公八年冬天，晋国范宣子来鲁国聘问。鲁襄公设享礼招待他。范宣子吟诵《摽有梅》。季武子说：“谁敢不听从呢！如今拿草木作比喻，我们国君在您面前，就像您身上的气味一样相投。我们欢欣地接受您的命令，什么时候会有不遵从的时候呢？”武子吟诵《角弓》。宾客将要退出时，武子又吟诵《彤弓》。范宣子说：“城濮之战，我们先君文公在衡雍献功，从周襄王那里接受彤弓，把它作为子孙的珍藏。我匄，是先君守职的继承人，怎敢不遵从您的命令？”十四年春天，在防地筑城，是为了替吴国谋划对付楚国。范宣子打算拘捕戎子驹支，驹支以无罪对答，吟诵《青蝇》后退出。范宣子向他道歉，让他去防地任职。这是为了成全他的和乐平易。

十六年冬天，穆叔到晋国聘问，并且说明齐国的事，说：“我国危急，早晨顾不上晚上，伸长脖子向西望，说希望能有所防备吗？等到您办事的时候，恐怕来不及了。”穆叔拜见中行献子，吟诵《祈父》，献子说：“偃知道罪过了，怎敢不听从您的差遣来共同忧虑国家大事，而使鲁国落到这步田地？”穆叔拜见范宣子，吟诵《鸿鴈》的末章，范宣子说：“我匄在这里，怎敢让鲁国没有归宿呢？”

十九年冬天，十二月，齐国和晋国在大隧讲和结盟。所以穆叔在柯地防范范宣子，穆叔吟诵《载驰》的第四章。叔向说：“肸怎敢不遵从您的命令。”二十年冬天，武子到宋国，褚师段迎接他，接受享礼，吟诵《棠棣》的第七章，以此结束。宋人重重地贿赂他，回国复命，鲁襄公设享礼招待他，吟诵《鱼丽》的末章。鲁襄公吟诵《南山有台》，武子离开席位说：“臣承受不起。”

二十六年夏天六月，卫侯到晋国，晋国人拘捕并囚禁了他。齐侯、郑伯为了卫侯的缘故，到晋国。晋侯同时设享礼招待他们。晋侯吟诵《嘉乐》，国景子相齐侯，吟诵《蓼萧》。子展相郑伯，吟诵《缁衣》。叔向让晋侯拜谢两位国君，说：“我们国君敢拜谢齐君安定我们先君宗庙的恩德，敢拜谢郑君没有二心。”国子让晏平仲私下对叔向说：“晋君向诸侯宣扬他的明德，体恤他们的祸患而弥补他们的缺失，纠正他们的违逆而治理他们的烦乱，这就是成为盟主的原因。现在因为臣的缘故拘捕国君，该怎么办？”叔向告诉赵文子，文子告诉晋侯。晋侯陈述卫侯的罪过，让叔向告诉两位国君。国子吟诵《辔之柔矣》，子展吟诵《将仲子兮》。晋侯于是答应放归卫侯。

二十七年春天，齐国庆封来聘问，他的车很华美。孟孙对叔孙说：“庆季的车不也很华美吗？”叔孙说：“豹听说，服饰华美而不相称，必定以恶果告终。华美的车有什么用？”叔孙和庆封一起吃饭，庆封不恭敬，叔孙为他吟诵《相防》，他也不知道。宋国的盟会上，郑伯在垂陇设享礼招待赵孟，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跟随。赵孟说：“七位大夫跟随国君，来宠幸我武，请都吟诵诗篇来结束国君的赏赐，我也借此观察七位大夫的志向。”子展吟诵《草虫》，赵孟说：“好啊，是百姓的主君。只是我武不足以担当。”伯有吟诵《鹑之贲贲》，赵孟说：“床第之间的言语，不越过门槛，何况在野外呢？不是让人听到的。”子西吟诵《黍苗》的第四章，赵孟说：“我们国君在，我武有什么可防备的？”子产吟诵《隰桑》，赵孟说：“我武请接受它的末章。”子太叔吟诵《野有蔓草》，赵孟说：“这是您的恩惠。”印段吟诵《蟋蟀》，赵孟说：“好啊，我有期望了。”公孙段吟诵《桑扈》，赵孟说：“不交往不傲慢，福将会到哪里去？如果保持这些话，想推辞福禄，能吗？”

秋天，楚国防罢到晋国参加盟会。晋侯设享礼招待他。将要退出时，吟诵《既醉》。叔向说：“防氏在楚国有后代，是合适的！接受君命，不忘勤勉。子荡将要执政了。”

昭公元年春天，武子讨伐莒国，夺取郓地。楚国向晋国报告，请求诛杀他们的使者。赵孟坚决向楚国请求，楚国人答应，于是免罪。叔孙令尹设享礼招待赵孟，吟诵《大眀》的首章。赵孟吟诵《小宛》的二章。赵孟对叔向说：“令尹自认为称王了。”

夏天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国大夫进入郑国，郑伯同时设享礼招待他们。子皮告诫赵孟，礼毕，吟诵《瓠叶》。子皮于是告诫穆叔，在帐幕下准备五献的笾豆。赵孟推辞，于是只用一献。赵孟作为客人，礼毕才宴饮。穆叔吟诵《鹊巢》。赵孟说：“我武承受不起。”又吟诵《采蘩》，说：“小国像蘩草，大国省察农事而使用它，那有什么不是天命呢？”子皮吟诵《野有死麕》的末章。赵孟吟诵《常棣》，并且说：“我们兄弟亲近而安定猛犬，可以让它不吠叫。”

二年春天，晋侯派韩宣子来聘问。鲁襄公设享礼招待他。季武子吟诵《緜》的末章。韩宣子吟诵《角弓》。季武子说：“敢拜谢您弥合我国，我们国君有期望了。”武子吟诵《节》的末章。享礼结束后，在季氏家宴饮，有嘉树。宣子赞美它。武子说：“宿怎敢不封植这棵树，以不忘《角弓》。”于是吟诵《甘棠》。宣子说：“起承受不起，无法比得上召公。”宣子于是到齐国，纳币。从齐国聘问卫国，卫国设享礼招待他。北宫文子吟诵《淇澳》。宣子吟诵《木〇》。

三年冬天十月，郑伯到楚国，子产相礼。楚子设享礼招待他，吟诵

译《吉日》。祭祀完毕，子产于是备齐了田猎的器具。周灵王在江南的泽地举行田猎。

译鲁襄公十二年夏天，宋国的华定前来聘问，是为了与继位的国君建立友好关系。鲁国设享礼招待他，为他吟诵了《蓼萧》。华定不懂这首诗的含义，又没有回赠吟诵《昭子》。鲁国大夫说：“宋国必定要灭亡了。”宴会上交谈时不怀念旧情，恩宠光辉不宣扬，美好的德行不了解，共同的福分不接受，将凭什么立足于世呢？

鲁襄公十六年春天，三月，晋国的韩起聘问郑国。夏天四月，郑国的六位卿大夫在郊外为韩起饯行。韩起说：“各位君子，请都吟诵诗篇。我也借此了解郑国的志向。”子齹吟诵了《野有蔓草》。韩起说：“年轻人真好啊，我对郑国有希望了。”子产吟诵了《郑之羔裘》。韩起说：“我承受不起啊。”子太叔吟诵了《褰裳》。韩起说：“我韩起在这里，怎敢劳烦您去思念别人呢？”子太叔拜谢。韩起说：“好极了，您说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事，郑国怎能长久呢？”子游吟诵了《风雨》。子旗吟诵了《有女同车》。子柳吟诵了《萚兮》。韩起高兴地说：“郑国大概可以了吧？各位君子用国君的命令赏赐我，吟诵的诗篇不超出郑国的志向，都是表达宴饮友好的。各位君子，是几代人的君主啊，可以没有恐惧了。”韩起都献上了马匹，并吟诵了《我将》。子产拜谢，让五位卿大夫都拜谢说：“您平定祸乱，我们怎敢不拜谢您的恩德。”

鲁襄公十七年春天，小邾国的穆公来朝见。鲁公与他宴饮。季平子吟诵了《采菽》，穆公吟诵了《菁菁者莪》。昭子说：“如果不拥有他的国家，他怎能长久呢？”

鲁襄公二十五年春天，宋公设享礼招待昭子，吟诵了《新宫》。昭子吟诵了《车辖》。

鲁定公四年冬天，吴国攻入郢都。楚昭王在随国，申包胥到秦国请求出兵。秦伯推辞，让他回去住在馆舍。申包胥回答说：“我们的国君流落在荒野，还没有得到安身之所，下臣怎敢就安心居住？”他靠着庭院的墙站立着哭泣，日夜声音不断，一口水也不喝，七天。秦哀公为他吟诵了《无衣》，申包胥九次顿首然后坐下，秦国的军队才出兵。《论语》记载：“三家在撤去祭品时唱《雍》。孔子说：‘助祭的是诸侯，天子庄重肃穆。’三家的大堂哪里用得着这些呢？”

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和颂各归其位。”

朱子说：“旧说认为二南是正风，所以用于闺门、乡党、邦国，从而教化天下；十三国是变风，但也由乐官统领，按时存留练习，以备观省。”

现在考察《诗经》，拉长声音就是歌，歌就有高低快慢的节奏而成为声律，声律和谐就是乐。诗，是从声音发出的角度而言；乐，是从声音和谐的角度而言。诗就是乐，演奏八音，不过是和谐这首歌罢了。古人的教化，最重视诗，所以先王命令太师陈列诗篇以观察民风，选取言辞端正的，定为雅乐，让人歌唱以教化国子。胄子就是国子，对于普通人中不道德的，就让乐工把他们采纳的言辞，扬之于歌，以兴起人的善心。这与虞舜朝廷的乐工以采纳言辞而扬之于歌，以观察顽劣之人改过自正，以及太师以六德为根本而歌诗以教化的意思相同。诗的教化施行，那么人心无不和谐，神灵也会感应，赐予和平的福分。所以说：八音和谐，神人和谐。那么诗所关联的，难道不大吗？○天子巡守，命令太师采诗观风，朱子认为诸侯采集进贡给天子，天子接受并列入乐官，大概是本于王通诸侯贡诗、天子采风的说法。如果诗由诸侯进贡，天子就接受并列入乐官，那就是没有取舍了。假如巡守之时，诸侯有不道德而隐瞒其恶，阻塞百姓的疾苦不上达，将凭什么考察呢？朱子又说：男女相互咏歌以表达情意，行人拿着木铎巡行道路采集，这话深得先王采诗的本意。但所谓的行人，应当是天子的行人。我私下认为得到诗之后，也必定让方伯复核其实情，然后报告天子以施行升降赏罚，乐官才可以列入。作乐以宣扬八方之风，是太师的职责，所以让他专门掌管此事。太师，是天子的太师，孔氏认为是诸侯的太师就错了。那么怎么知道方伯的复核呢？看二南的称呼，周召就是周召所考定的，意思可见了。○司马迁说三百零五篇，孔子都歌唱它们，那么古诗篇篇可歌。周南召南可以通用于闺门乡党邦国的，小雅则用于党类之间，大雅则用于朝廷之上，颂则用于祭祀祝颂之时，各有主管而不可混乱。只有风，选取言辞出于性情端正的，由乐官统领，让人咏歌按时练习而随所用，大概感动人好善恶恶之心的，没有比风更近的了，所以风是通用的乐歌。二南，是王化的根本，对于修身正家尤为切近，所以作为风的首篇，而学者应当尽心。如果颂，就不能作为雅；雅就不能作为风。在这里一混乱，那么雅颂就失所了。如晋国用肆夏招待叔孙豹，鲁国用湛露彤弓招待寗俞，三家唱雍以撤祭，这都是僭越混乱的事。等到看《左氏传》记载各位大夫赋诗的事，有断章取义而道理可通的，有不可通的，有举里巷狎邪之言赋于宴飨的正场的，这就是郑声扰乱雅乐，士大夫习以为常而不知道。诗的混乱太严重了，孔子怎么能

译难道不删诗以正乐吗？等到考证孔子删诗正乐，是在鲁定公十五年以后，而各位大夫赋诗都在定公四年以前，那么他们所赋的诗就不是孔子删正过的篇章，怎么能依据它们作为古经的证据呢？像这样，那些列入国风中的淫诗，不能用于家庭，不能用于宾客，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怀疑了。所以程大昌认为诗有南、雅、颂而没有国风，他的意思是国风不能入乐，而以南、雅、颂作为乐名，不列入六义的三类之中，大概是以小雅为雅，以南和《论语》中“雅颂各得其所”的话作为论乐的根据，却不知道诗就是乐。现在的国风，不是孔子所删的，如果果真是孔子所删的风，怎么可以不进入雅乐呢？程大昌的话，也是矫枉过正了。○赋诗断章，是蒲卢癸说的话。后来的儒者对于凡是引用其他书籍来阐明义理的，因此有了断章取义的说法。况且诗作为教化，所主张的在兴、讽、咏之间，容易感发人心，所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论道的言论，都引用诗来咏叹，然而都切合事理，没有泛泛之辞。只有《礼记》《孝经》出自汉代儒者的附会防范，那么所引用的诗往往多泛泛而不切合，后来引用诗的人就认为没有不可通的，完全不知道诗意在哪里了。正如春秋时晋国的郤至引用“赳赳武夫”的诗来告诉子反，而以前章为赞美，后章为讽刺，一首诗两章，文字相同解释却不同，牵强附会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即使是诸侯大夫僭越赋唱天子元侯的诗，也不知道这是过错。所以断章取义是可以的，举全篇而僭越使用，这难道是诗的本教吗？至于《韩诗外传》的断章，是借事来阐明诗义，大概它所传承的就是这样，又别有一种义理，详见《说理防编》第十卷《诗经条》下。○诗没有完整的经文，古乐于是废弃。虽然有雅颂的名称，但宗庙朝廷所使用的，不知道确切是用什么诗。现在礼家所记载的，虽然略存一二，但与礼不合的，也不能不怀疑。比如《射义》说天子、诸侯、大夫、士歌诗的节次：天子用《驺虞》，诸侯用《貍首》，大夫用《采苹》，士用《采蘩》。这个说法本于《周礼·乐师》中的“驺虞”。如果依照贾谊认为“虞是苑囿中掌管野兽的官”，以及欧阳氏“君主仁爱而不尽杀”的话，用于天子的射礼是可以的。“貍首”这首诗，现在见于《射义》的，也是射发时用的，而“曾孙侯氏”的说法，本来就是诸侯的诗。但大夫用《采苹》、士用《采蘩》，在义理上有什么依据呢？至于歌《采齐》来节制步趋，歌《肆夏》来节制行走，似乎也不是适宜使用的乐。乡饮酒礼、燕礼都歌《鹿鸣》《四牡》《皇皇者皇》《鱼丽》《南有嘉鱼》《南山台》。《鹿鸣》《鱼丽》《南有嘉鱼》，本来都是宴飨贤者的诗，可以作为燕飨通用的乐。歌《四牡》则是征夫劳役的辞，《皇皇者华》则是使臣临行派遣的辞，《南山有台》则是臣下称颂君主的辞，与饮宴无关。莫非春秋时雅颂失其所，诸侯有歌这些诗来宴飨群臣的，其音节有传承，而当时就把它作为常乐了吗？看晋悼公宴享叔孙穆子，也歌《鹿鸣》《四牡》《皇皇华》，就可以看到了。正因为当时通用，所以《学记》说教初学也有“小雅肄三”的说法，而人们就认为是正乐了。至于合乐而用《关雎》《葛藟》《卷耳》《鹊巢》《采苹蘩》，则更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大概古代一定有切合事理的诗，而现在无法考证了。那笙歌合乐的节次，则因事而大致可见。歌者协调琴瑟，有玉磬的，也就敲击它。琴瑟与玉磬都是堂上的乐，《尚书》所谓“敲击鸣球，拍打琴瑟来咏唱”就是如此。笙管鼓钟是堂下的乐，《尚书》所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用笙镛相间”就是如此。在堂上歌叫做升歌，重视人声。堂下的乐合奏，如《商颂》所谓“鼗鼓渊渊，嘒嘒管声，和谐且平稳，依从我磬声”。《乡射礼》注所谓“合金石丝竹而歌之”叫做合乐。歌终而用笙继续，笙终而后合乐，那么说笙的乃是专指笙。说《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是有声无辞，所以作为笙的曲调，这是朱子的确见。但既然有这个名称，就应当有这首诗；既然有这首诗，就应当有这首歌。不说歌而说笙，又为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堂上的乐，所重视的是人声；堂下的乐，单独取笙来吹，想要它清越。也没有不协调歌的。笙而没有辞，那么有无诗之乐，怎么感发人心呢？朱子的说法，特别本于刘原父，古代没有依据。大射礼乃管新宫，意思也是如此。大概必定以管协调歌，主管而言罢了。孔氏说吹管的也吹笙，笙管相将，也是凑合的说法。详见《庙制考义》《庙乐考义》条下○《新宫》《貍首

译《辔之柔矣》等篇章，虽然见于《仪礼》《礼记》《左传》的记载，但都属于散佚的诗歌。这类在其他书籍中出现的例子还很多。这恐怕还夹杂着后世儒者的附会，或者其中有些是孔子已经删去的篇目，因此不敢完全相信。然而，《论语》中提到的“素以为绚兮”、“唐棣之华”，以及《中庸》中提到的“衣锦尚防”这几句话，都是孔子门下亲自传授的，但在《诗经》中却都找不到。这确实说明《诗经》散失了很多，还能称之为完整的经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