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解頥总论卷二
诗说解頥总论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诗说解頥正释卷一 明 季本 撰
正释
正释，释正经也，以别于总论之提大纲、字义之尽余意矣。
国风
风者，讽也。民俗私相咏歌之辞，有嘉人之善而感动良心者，有刺人之恶而感动耻心者，皆讽言也。闺门、乡党、邦国可以通用。其言宜皆出于性情之正，而不可加以淫辞。风之有淫辞，世儒之所杂入也。《周南》《召南》，文王、武王时之诗也。邶、鄘以下十三国，成王以后之诗也。天下之国不止十三，其间必有贤君可咏歌与舆情之得正者，而所载止十三国，其诗且多不系于劝戒，此理之不可通者也。至宋、鲁无风，则郑氏以为宋王者之后，鲁圣人之后，是以天子巡狩不陈其诗以礼之。夫陈诗以观得失而行黜陟焉，此天下之大政也。列国诸侯宜皆有风，乃以为王者后、圣人后而诗独不陈，则宋、鲁二国之政可以恣行矣，又安有此理邪？周诗自《雅》《颂》《二南》之外，犹有《王风》。鲁虽有颂，独不可仍存其风乎？今考《何彼秾矣》《定之方中》诸篇，皆似鲁诗而窜入于他国者，不可谓鲁为无风也。若宋自微子之后，君臣代有贤哲，而又谓其无一诗可系于风邪？详见总论六义下，其诸国序次说见删次下，未尽之意于各国下论之。他诗杂入者，则论于各篇。
周南
周、召二邑，名周，即今鳯翔府岐山县，以周公之采邑言也。召，即今鳯翔府鳯翔县，以召公之采邑言也。二邑本皆文王岐周之地，文王迁丰，而其地空。及武王迁镐于丰之近地，而始以岐周故地分二公为采邑。郑氏以为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则以为文王所赐也。周、召二公至武王时，乃始辅佐；在文王时，未尝用事也。故书《君奭》歴举文王之臣，惟曰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五人，而不及周、召，安得以岐周地赐之？及武王为天子，而后使二公分陜以治。括地志云：今陜州有陜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陜从此原为界，理或然也。周公治内，自陜以西，王畿在焉，故所主皆国都之事；召公治外，自陜以东，侯服在焉，故所主皆诸侯之事，而《风》亦以此分焉。文王以诸侯为西伯，得专征伐，虽三分天下有其二，不过言西方人心之归而已。然其所治惟在故封，若陜外之国，则各有诸侯主之。文王方当事殷之际，小心翼翼，安敢尽制其国之事哉？至于武王为天子，而天下始兼统矣。惟以周之先世，公刘自翟疆迁豳，太王自豳迁岐，本自北而南，故岐周之地遂以南名。武王有天下，而陜外东西之国虽尽有之，亦但通谓为南，犹今北方称中国为南朝也。程大昌乃以南为乐名，不主自北而南之说。夫《诗》列乐官固为南部，然岂二南所以为南之本意哉？至于分陜之说，公羊以为成王时事，先儒盖有疑者，而亦无确论。惟黄氏以为分陜当在武王得天下之后，而二南之系当在二公分陜之后，此说得之。盖陜内之民渐化者久，陜外之民被化者新，则《周南》之诗文王为多，而《召南》之诗武王始备也。但文王止为诸侯，未尝巡狩采诗，而巡狩采诗乃武王时事也。采诗之后，其在诸国者必以覈实于方伯，而召公因以文王时诗并入献之，周公之于国都亦然。否则二公各辑治内所存文武之诗以成编，而使人肄习邪？然则二南之诗乃周、召二公之所手录也。二南之系周、召，殆以此耳。且二公皆圣人也，故其所次篇章皆切伦理，而二南之敎天下遍行。故孔子敎其子伯鱼，使为《周南》《召南》，则二南之名古所已有。此岂可与他诗不闗风化者并论哉？二公分治甚久，周公之没在成王之末，召公之没在康王之初，则文武之诗采辑尽矣。成王以后风化不及二王，不得入《周南》者，则别为《王风》；不得入《召南》者，则别为《国风》。欲人专以文武为法也，其用意深矣。今观《破斧》《九罭》，皆周公既归而人爱之之诗，在成王之初，当属于《王风》，而误为《豳》国
译《诗说解颐》总论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诗说解颐》正释卷一 明 季本 撰
正释
正释，是解释正经的，用来区别于总论中提挈大纲、字义中穷尽余意的方式。
国风
风，就是讽谏。民俗私下咏唱的歌词，有赞美人的善行而感动良心的，有讽刺人的恶行而感动耻心的，都是讽谏之言。在闺门、乡党、邦国都可以通用。其言辞都应该出于性情的正道，而不可以加入淫靡之辞。风中有淫靡之辞，是世俗儒者混杂进去的。《周南》《召南》，是文王、武王时期的诗。邶、鄘以下十三国，是成王以后的诗。天下的国家不止十三国，其中一定有值得咏唱的贤君和民情得以端正的地方，而记载的只有十三国，而且这些诗大多不关乎劝诫，这是讲不通的道理。至于宋、鲁没有风，郑玄认为宋是王者的后裔，鲁是圣人的后裔，所以天子巡狩时不陈列他们的诗来礼遇他们。陈列诗歌来观察得失并实行升降赏罚，这是天下的大政。列国诸侯应该都有风，却因为是王者后裔、圣人后裔而唯独不陈列他们的诗，那么宋、鲁两国的政事就可以肆意行为了，又哪有这种道理呢？周诗除了《雅》《颂》《二南》之外，还有《王风》。鲁虽然有颂，难道就不能仍然保留其风吗？现在考证《何彼秾矣》《定之方中等篇，都像是鲁诗而窜入他国的，不能说鲁没有风。至于宋，自微子之后，君臣代代都有贤哲，又说它没有一首诗可以归属于风吗？详见总论六义下，各国次序的说法见删次下，未尽的意思在各国下论述。其他诗混杂进去的，则在各篇中论述。
周南
周、召两邑，名叫周，就是现在的凤翔府岐山县，是以周公的采邑来命名的。召，就是现在的凤翔府凤翔县，是以召公的采邑来命名的。两邑本来都是文王岐周的土地，文王迁都到丰，那块地就空了。等到武王迁都到丰附近的镐京，才开始把岐周故地分给两位公作为采邑。郑玄认为文王受命在丰建都，于是把岐邦周、召的土地分给周公旦、召公奭作为采地，认为是文王赏赐的。周、召两位公到武王时才辅佐；在文王时，未曾掌权。所以《尚书·君奭》历数文王的臣子，只提到虢叔、闳夭、散宜生、太颠、南宫括五人，而没有提到周、召，怎么能把岐周的土地赏赐给他们呢？等到武王成为天子，才让两位公以陕为界分别治理。《括地志》说：现在的陕州有陕原，距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陕就以这个原为界，道理或许是这样。周公治理内服，自陕以西，王畿在那里，所以主管的都是国都的事；召公治理外服，自陕以东，侯服在那里，所以主管的都是诸侯的事，《风》也因此而区分。文王以诸侯身份担任西伯，得以专断征伐，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不过是说西方人心归附罢了。然而他所治理的只在原来的封地，如果陕外的国家，则各有诸侯主持。文王正值侍奉殷朝之际，小心翼翼，怎敢完全控制那些国家的事呢？至于武王成为天子，天下才开始统一。只是因为周的先世，公刘从翟疆迁到豳，太王从豳迁到岐，本来是从北向南，所以岐周之地就用南来命名。武王拥有天下，陕外东西的国家虽然都拥有了，但也通称为南，就像现在北方称中国为南朝一样。程大昌却认为南是乐名，不主张自北而南的说法。《诗》列入乐官固然属于南部，但这难道是二南之所以为南的本意吗？至于分陕的说法，《公羊传》认为是成王时的事，先儒大概有怀疑的，但也没有确切的论断。只有黄氏认为分陕应当在武王得天下之后，而二南的归属应当在二公分陕之后，这个说法是对的。大概陕内的百姓教化已久，陕外的百姓受教化较新，所以《周南》的诗文王时期的多，而《召南》的诗武王时期才完备。但文王只是诸侯，未曾巡狩采诗，而巡狩采诗是武王时的事。采诗之后，在各国中的诗必定要通过方伯核实，而召公于是把文王时期的诗一并献上去，周公在国都也是这样。否则两位公各自辑录治内所存的文武之诗以成编，而让人学习吗？那么二南的诗就是周、召两位公亲手记录的。二南归属于周、召，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况且两位公都是圣人，所以他们编排的篇章都切合伦理，而二南的教化天下普遍施行。所以孔子教导他的儿子伯鱼，让他学习《周南》《召南》，那么二南的名字古已有之。这怎么可以和与其他诗不关乎风化的并论呢？二公分治很久，周公去世在成王末年，召公去世在康王初年，那么文武之诗采辑尽了。成王以后风化不及二王，不能入《周南》的，就另列为《王风》；不能入《召南》的，就另列为《国风》。想要人们专门以文武为法则，其用意深远啊。现在看《破斧》《九罭》，都是周公归来后人们爱戴他的诗，在成王初年，应当属于《王风》，却误归为《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