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解頥总论卷二 明 季本 撰
，以足三百篇之数，盖皆夫子之所已删，而未有能辩之者耳。近世王文端公、先师阳明王公之说亦然，可以见诗之非古经矣。季札所叙观乐次第，其名数与毛诗相合，但不言曹耳，然曰「自桧以下则固兼」。之矣，郑元《诗谱》移桧于郑前，移王于豳下，则以郑并桧，封王承豳，世各就其类而言耳。其叙互有后先，本无意义也。欧阳氏以季札所叙为周太师乐章之次第，则穿凿矣。季札之言浮泛虚夸，率非正论，如以秦为能大，魏为明主，豳为周公之东，小雅为周徳之衰，皆邪说也。况其时诗乐未经孔子删正，篇章必多，乃欲一时请观，似亦难遍。而其国数又与《毛诗》适合，无所增损，得非《左氏》之学与毛同出一宗，而附防其说欤？盖《左传》出于张苍之家，苍为淮南王相，稍在大毛公前，二家之学盖相闻者也。未可遂以左为先秦古书之据。若其诸国诸篇编比，则秦火之余，类多错乱，或以风而杂雅，或以雅而杂风。至于二南三颂，皆无旧次可求，故郑氏之谱与欧阳子叙次之言，皆穿凿之说也。
译（增补）以凑足三百篇的数目，大概都是孔子已经删去，只是没有人能够辨别罢了。近世王文端公、先师阳明王先生的说法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诗经》并非古代的经典。季札所叙述的观乐次序，其名称和数目与《毛诗》相合，只是没有提到曹国罢了，然而他说“从桧国以下则本来都兼括”了。郑玄《诗谱》将桧国移到郑国之前，将《王》诗移到《豳》诗之下，这是因为将郑国与桧国合并，认为《王》诗继承《豳》诗，世人各自按照类别来说罢了。其叙述互相有先后之分，本来没有意义。欧阳氏认为季札所叙述的是周朝太师乐章的次序，这就牵强附会了。季札的话浮泛虚夸，大多不是正确的言论，如认为秦国能宏大，魏国是明主，豳国是周公东征之地，小雅是周德衰微的表现，这些都是邪说。况且当时诗乐未经孔子删定，篇章一定很多，想要一时请观，似乎也难以遍览。而其国家数目又与《毛诗》完全符合，没有增减，难道不是《左传》的学问与毛氏同出一源，而附会防备其说法吗？大概《左传》出自张苍家中，张苍担任淮南王相，时间稍早于大毛公，两家的学问大概互相知晓。不可以就凭此将《左传》作为先秦古书的依据。至于各国各篇的编排，秦火之后，大多错乱，有的因风诗而混杂雅诗，有的因雅诗而混杂风诗。至于二南三颂，都没有旧的次序可求，所以郑氏的谱系与欧阳子叙述次序的话，都是牵强附会的说法。
章句音韵
国语》闵马父曰：「昔正考父校啇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
论语》子曰：「师挚之始，闗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孔頴逹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颂十二篇。」东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则古者谓之为言，《论语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则以「思无邪」一句为一言。赵简子称子太叔遗我以九言，皆以一句为一言也。秦汉以来众儒各为训诂乃有句称风雅之篇无一章者。颂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鲁颂不一章者，鲁颂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颂长发殷武》重章者，或诗人所作之意不同。诗之大体必须依韵其有乖者，古人之韵不协耳。「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实七兮，迨其吉兮之类是也。亦有即将助句之字以当韵者，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其虚其邪，既亟只且之类是也。
朱子曰周颂多不协韵
吴棫撰《毛诗补音序》云：「诗音旧有九家，唐陆徳明以已见定为一家之学，《释文》是也。所补之音，皆陆氏未叶者也。叶者悉从陆氏。」
今按，乱者，乐之卒章也。凡乐始作，则其声舒，《乐记》所谓“奏以文”也。曲终则其节急，《乐记》所谓“乱以武”也。《史记》云：“《闗雎》之乱以为风始。”朱子取之，是以首尾三章皆为乱也。然观闵马父之言，则“那”之卒章乃为乱辞耳。韦昭曰：“辑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歌所以节舞。如今三节舞，曲终乃更变章，乱节，故谓之乱也。○《诗》之分章，多寡不一，必不混而无别也。但秦火之后，散乱者多，如《周颂·清庙》八句为一章，其始末无所属，似有阙文。《商颂·之那》以二十二句为一章，必是记录者失于圈别说者以为《风》《雅》无一章，《颂》以告神，故一章。然《鲁颂》及《长发》《殷武》各有分章，不得不别立一例矣。牵强之说，何可通乎？《诗》篇之末，必总计章句之数，皆毛诗之旧也。郑氏亦稍有不同，如《闗雎》后二章分作四章，章四句。今《集传》仍依旧本，及《集传》另有改正者，俱从《集传》。诸国及《雅》《颂》之末，皆有章句总数，《及雅》《颂》什计之数，亦毛旧也，以非大义所闗皆置而不录。○《诗》之有叶韵，为谐歌声以入乐也。朱子以补音多有刋补，而《集传》已备注矣。若《周颂·清庙》之诗不用韵语，《商颂·那》之诗叠用三声，盖诗人别有此例也。今止发明经义，未及于乐，故不录叶音，欲审音者宜于《集传》考焉。○凡赋、比、兴三体，《集传》每章但总揭“赋也”“比也”“兴也”一语。今以三体分属句下，如《闗雎》之“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是兴也，而“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则应兴之语，其义以“流之”二字与“求之”二字相倡和。而“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四句乃兴意未尽，今通谓之兴意也，皆分别言之。如此类者颇多，如《行露》“以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兴，“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而“虽速我狱，室家不足”二句则未尽之兴意也。《泉水》“以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兴，“有懐于卫，靡日不思”而“娈彼诸姬，聊与之谋”二句则未尽之兴意也。淇奥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兴，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而瑟兮▯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四句则未尽之兴意也。栢舟以泛彼栢舟，在彼中河。兴，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而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二句则未尽之兴意也。又有兴语多寡不一者，如氓之三章，则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椹。四句兴，于嗟女兮，无与士躭。二句而士之躭兮，犹可说也。女之躭兮，不可说也。四句则未尽之兴意也。四章则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二句兴，自我徂尔，三嵗食
译章句音韵
《国语》中闵马父说：“从前正考父在周朝太师那里校订商代名颂十二篇，以《那》为首篇，其结尾的乱辞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行事务恭敬谨慎。’”
《论语》中孔子说：“师挚开始演奏，到《关雎》的乱辞，音乐声充盈耳中啊！”
孔颖达说：自古就有篇章的名称，所以《那》的序言说：“得到商颂十二篇。”《东山》的序言说：“一章言其完。”就是这样。句，古时候称之为言，《论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把“思无邪”这一句称为一言。赵简子称子太叔赠给我九言，都是以一句为一言。秦汉以来众儒各自进行训诂，于是有了句的称呼。《风》《雅》的篇章没有只有一章的。《颂》是叙述成功以告祭神灵，所以只有一章。《鲁颂》不只一章，是因为《鲁颂》赞美僖公的事迹，不是告祭神灵的歌。《商颂》中的《长发》《殷武》有多章，或许是诗人所作之意不同。诗歌的大体必须依循韵脚，有不协调的，是古人的韵脚不协。‘之兮矣也’之类本来取作语助词，虽然在句末但不作为意义，所以处在末尾的都是字上为韵，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实‘七兮，迨其吉兮’之类也是。也有直接将助句的字当作韵脚的，如‘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其虚其邪，既亟且止’之类。
朱子说：《周颂》多不协韵。
吴棫撰写《毛诗补音序》说：“诗音旧有九家，唐陆德明以已见定为一家之学，《经典释文》就是。所补之音，都是陆氏未叶韵的。叶韵的都遵从陆氏。”
现在考察，乱，是乐曲的卒章。凡是乐曲开始演奏，声音舒缓，是《乐记》所说的“奏以文”。曲终时节奏急促，是《乐记》所说的“乱以武”。《史记》说：“《关雎》的乱辞作为风的开始。”朱子采纳此说，所以首尾三章都称为乱。然而看闵马父的话，则《那》的卒章才是乱辞。韦昭说：“辑，成也。”凡是篇章既成，撮取其大要作为乱辞，歌用来节制舞蹈。如今三节舞，曲终再变章，乱节，所以称为乱。○《诗》的分章，多寡不一，必定不会混杂而没有区别。只是秦火之后，散乱的多，如《周颂·清庙》八句为一章其始末无所属，似乎有阙文。《商颂·那》以二十二句为一章，必定是记录者失于圈别，说者以为《风》《雅》无一章，《颂以告神，故一章。然而《鲁颂》及《长发》《殷武各有分章，不得不别立一例了。牵强之说，怎能通呢？《诗》篇之末，必总计章句的数量，都是毛诗的旧例。郑氏也稍有不同，如《关雎》后二章分作四章，每章四句。今《集传》仍依旧本，及《集传》另有改正的，都遵从《集传》。各国及《雅》《颂》之末，都有章句总数，《雅》《颂》什计的数量，也是毛旧，因为非大义所关，都置而不录。○《诗》有叶韵，是为了谐歌声以入乐。朱子以补音多有刊补，而《集传》已备注了。若《周颂·清庙》的诗不用韵语，《商颂·那》的诗叠用三声，大概是诗人别有此例。今只发明经义，未及于乐，所以不录叶音，想要审音的人宜于《集传》考证。○凡赋、比、兴三体，《集传每章只总揭“赋也”“比也”“兴”一语。今以三体分属句下，如关雎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是兴，而“窈窕淑女，寤寐求”则应兴之语，其义以“流”二字与“求”二字相倡和。而“求之不得，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四句乃兴意未尽，今通谓之兴也，皆分别言之。如此类者颇多，如行露“以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兴，“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而“虽速我狱，室家不足二句则未尽之兴意也。泉水“以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兴，“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而“娈彼姬，聊与之谋”二句则未尽之兴也。淇奥以瞻彼淇奥，绿竹。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不可谖兮。四句则未尽之兴也。柏舟以泛彼柏舟，在彼中河。兴，髧彼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二则未尽之兴也。又有兴语多寡不一者，如《氓》之三章，则以桑之未落，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四句兴，于嗟女兮，无士耽。二句而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四句则未尽之兴也。四章则以桑之落矣，黄而陨。二句兴，自我徂
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四句而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防极，二三其徳四句则未尽之兴意也。五章则以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二句兴，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四句而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二句则未尽之兴意也。又有以字相应为兴，如小星以二在字，二与字之应为兴。而寔命不同，实命不犹。二句则未尽之兴意也。扬之水以二之字，二不字之应为兴。而懐哉懐哉，曷月予还归哉。则未尽之兴意也。荇苇则以勿践履兴，莫逺而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则未尽之兴意也。凡如此类，以文句求之，斯得矣。
译贫。淇水浩荡，浸湿了车上的帷幔。前四句说女子没有差错，男子却行为不专。男子到了极点，反复无常，这四句则没有完全表达出兴的意义。第五章则以“淇水有岸，低湿之地有涯”两句起兴，接着说“童年时欢乐，谈笑温和。誓言诚恳，没想到他会变心”四句，而“既然他不念旧情，那就算了吧”两句，则没有完全表达出兴的意义。又有通过字词对应来起兴的，如《小星》以两个“在”字，以及“与”字的对应来起兴。而“实在命运不同，实在命运不相似”两句，则没有完全表达出兴的意义。《扬之水》以两个“之”字，以及两个“不”字的对应来起兴。而“怀念啊怀念，哪个月我才能回家呢”，则没有完全表达出兴的意义。《荇苇》则以“不要践踏”起兴，接着说“不要走得太远，有的铺在席上，有的放在几案上”，则没有完全表达出兴的意义。大凡像这一类的，通过文句来探求，就能明白了。
训诂传授
前汉《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三家并立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后汉儒林传》：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
孔頴逹曰：「赵人毛公名苌也。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然则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
陆徳明《经典释文》：吴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髙行子，髙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大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徐坚《初学记》：荀卿授鲁国毛享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享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
前汉《儒林传》：毛公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徐敖授九江陈侠。
陆玑草木疏陈侠传谢曼卿
后汉儒林传》：卫宏，字敬仲，东海人。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宏从曼卿受学。后郑▯作《毛诗笺》。
隋书·志》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惟毛诗、郑笺至今独立。
陆徳明《经典释文》曰：「郑▯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
今按毛氏之学，虽自谓出于子夏，然诗序之来，毛亦不知起于何人，未敢断以为子夏作也。至郑▯则直指古序为子夏作，盖亦因毛学出于子夏之言而足成之也。夫子夏尝因论诗知学，而孔子称其可与言诗，又七十子中子夏最后没，而其授徒又最多，后儒言诗者遂依附之，故汉儒纂辑家语，因有子夏习于诗而通其义之说。子夏在孔门以文学名，而其用功实以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求仁。孔子谓其知诗，得非以其得性情于言意之表，而非玩心于章句之末者欤？今观毛说浅陋牵强，往往有难通处，子夏之学必不如此，虽或得于其徒转授，则亦大失其宗矣。○鲁申公，汉文帝时人；辕固，景帝时人；韩生名婴，文帝时人，皆为博士。或谓子夏四传至荀卿传大毛公，此传闻之未有定防者也。毛氏之名传亦不的，或谓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或谓苌不知其大毛公欤，小毛公欤？窃意二毛公必各有名，儒林传亦不明指，然世有大毛公名享，小毛公名苌之说，必非无因者，今当从之。盖大毛公乃为传之人，而小毛公则受其传而为河间博士者也。毛公作传之后，则有郑▯之笺，孔頴逹之防，以至于宋，皆祖毛诗，今之章句是也。至朱子始辩毛说之非，于是集传行，而诗遂不以毛称矣。嗟夫，诗学之失传久矣，所幸遗经尚存，是非具列，即其辞而防绎之，以意逆志，当自跃然于心目之间，岂待传注而后明哉！今于诸篇下首标经防，不尽用旧说也，庶以见其意不逺于经文而可求焉。○宋儒注诗者，皆宗小序，郑夹漈专诋其说，而朱子独从之，如《将仲子》之类，今之所谓淫风而非本于旧序者，大抵皆夹漈说也。世之文士泥于好古，以为孔子正乐之时，凡不止于礼义无闗于风敎者，一切删去，今之《诗经》无淫诗于凡：《静女》、《木▯》、《采葛》、《遵大路》、《子衿》、《扬》之水防有鹊巢诸诗，皆求旧说以解之，而以夹漈为误。朱子如此，则桑中诸篇之录于卫风者，义不可通，不得不从杨▯山着衞为狄防之由之说以自救矣。夫诗之为敎，本道性情，与史法之垂鍳戒者不同，不必牵合其说也。且自幽厉以来，诸侯之失道而乱亡者不可胜数，而不皆录其所由，其说亦有不可尽通者。故谓诗无淫风，则是而不知滛风之有存者，乃为汉儒掇拾增加，顾欲强为之解，不亦劳乎？至其所求之旧说，则又主于右经所书之鲁诗，或以为鄘诗而杂于衞，或以为齐诗而杂于郑。其有篇章可稽，似非臆说者，亦可以见汉时诗篇之有错乱矣。夫鲁诗出于汉文帝时，而石经蔡邕所书刻在汉末，防经兵火不存，所传多非邕旧。通志略固已辩之，岂可取以为先秦古书之据哉？故鲁诗已絶，虽有一二存者，不过附见于他书耳，未必得经防也。然
译【训诂传授】
《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朝建立后，鲁地的申公为《诗经》作训诂，而齐地的辕固、燕地的韩生也都为之作传，这三家学说同时在学官中设立。又有毛公的学说，自称是子夏所传，河间献王喜好它，但未能设立于学官。
《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赵国人毛苌传授《诗经》，这就是《毛诗》。
孔颖达说：“赵国人毛公名叫苌。谱系记载说：鲁地的大毛公在家中为《诗经》作诂训传。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去，任命小毛公为博士。那么大毛公所作的传，是由小毛公题署‘毛’字的。”
陆德明《经典释文》记载：吴地太常卿徐整说：“子夏传授给高行子，高行子传授给薛仓子，薛仓子传授给帛妙子，帛妙子传授给河间人的大毛公。大毛公在家中为《诗经》作诂训传，传授给赵人的小毛公。”徐坚《初学记》记载：荀卿传授给鲁国的毛亨诂训传，毛亨传授给赵国的毛苌。当时人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
《汉书·儒林传》记载：毛公传授给同国的贯长卿，贯长卿传授给解延年，解延年任阿武令时，传授给徐敖，徐敖传授给九江的陈侠。
陆玑《草木疏》记载陈侠传授给谢曼卿。
《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卫宏，字敬仲，东海人。起初，九江人谢曼卿精通《毛诗》，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后来郑玄作《毛诗笺》。
《隋书·经籍志》记载：《齐诗》在魏代已经亡佚；《鲁诗》在西晋亡佚；《韩诗》虽然存在，但没有传承的人；只有《毛诗》和郑玄的《毛诗笺》至今独立存在。
陆德明《经典释文》说：“郑玄作《毛诗笺》，阐明毛公的义理，驳难三家诗，于是三家诗就废弃了。”
现在按：毛氏的学说，虽然自称出于子夏，但是《诗序》的来源，毛公也不知道起于何人，不敢断定是子夏所作。到了郑玄则直接指出古序是子夏所作，大概也是因为毛学出于子夏的说法而加以补充完成的吧。子夏曾经因为讨论《诗经》而懂得治学，孔子称赞他可以谈论《诗经》，而且在七十弟子中子夏最后去世，他传授门徒又最多，后来的儒者谈论《诗经》于是依附于他，所以汉代儒者编纂《孔子家语》，因而有子夏熟习《诗经》并通晓其义理的说法。子夏在孔门中以文学著称，而他用功实际在于博学坚定志向，恳切发问并思考切近的道理，追求仁德。孔子说他知道《诗经》，难道不是因为他从言语意旨之外领悟性情，而不是沉溺于章句末节的人吗？现在看毛公的解说浅陋牵强，往往有难以通达的地方，子夏的学问一定不是这样的，即使是从他的弟子辗转传授而来，也大大失去了宗旨了。○鲁申公，是汉文帝时人；辕固，是汉景帝时人；韩生名叫韩婴，是汉文帝时人，都担任博士。有人说子夏四传至荀卿，再传至大毛公，这是传闻没有定论的。毛氏的名姓传承也不确切，有人说大毛公名叫亨，小毛公名叫苌；有人说苌不知是大毛公还是小毛公？我私下认为两位毛公必定各有名姓，《儒林传》也没有明确指明，然而世间有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的说法，必定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应当遵从它。大概大毛公是作传的人，而小毛公则是接受他的传而担任河间博士的人。毛公作传之后，就有郑玄的笺注，孔颖达的正义，一直到宋代，都尊奉毛诗，现在的章句就是如此。直到朱熹开始辩驳毛说的错误，于是《诗集传》流行，《诗经》就不再以毛诗称了。唉，诗学失传很久了，所幸遗留的经典尚存，是非都列在其中，就其文辞而推演它，以意逆志，自然会跃然于心目之间，哪里一定要依靠传注然后才明白呢！现在在各篇下面首先标明经文正义，不完全采用旧说，希望能看出其意旨不远离经文而可以探求。○宋代儒者注释《诗经》的，都尊奉小序，郑夹漈专门诋毁这种说法，而朱熹独自遵从它，如《将仲子》之类，现在所谓淫风而非本于旧序的，大抵都是夹漈的说法。世间的文士拘泥于好古，认为孔子正乐的时候，凡是不止于礼义、无关风化教化的，一律删去，现在的《诗经》没有淫诗，凡是《静女》、《木瓜》、《采葛》、《遵大路》、《郑风·子衿》、《扬之水》以及《鹊巢》等诗，都寻求旧说来解释，而认为夹漈是错误的。朱熹如此，那么《桑中》等篇收录于《卫风》的，义理不可通达，不得不遵从杨龟山著《卫为狄防之由》的说法来自救。《诗经》作为教化，本来导引性情，与史法垂示鉴戒的不同，不必牵强附会其说法。况且自周幽王、周厉王以来，诸侯失道而乱亡的不可胜数，并不都记录其原因，这种说法也有不能全部通达的。所以说《诗经》没有淫风，这是对的，但不知道淫风有存在的，乃是汉代儒者搜集增加，反而想要强行为之解释，不也太劳苦了吗？至于他们所寻求的旧说，又主要依据石经所书的《鲁诗》，有的认为是《鄘风》而混杂于《卫风》，有的认为是《齐诗》而混杂于《郑风》。那些有篇章可查考，似乎不是臆测的说法，也可以看出汉代诗篇有错乱。《鲁诗》出于汉文帝时，而石经是蔡邕在汉末所书刻，经过兵火不存，所传大多不是蔡邕的旧本。《通志略》本来已经辩驳过，怎么能取它作为先秦古书的依据呢？所以《鲁诗》已经断绝，即使有一二存留的，也不过附见于其他书籍罢了，未必得到经文的正义。然而
则义有不通者，须于经文中平心玩味以得其意，固不可偏执己见，而亦安可尽拘旧说邪？
译如果义理有不通畅的地方，必须在经文中平心静气地反复推敲以领会其本意，固然不可以固执己见，又怎么可以完全拘泥于旧有的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