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之三
何独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动静云为一乎持敬。 【动静云为一乎持敬 「乎持」明钞本校作「持乎」，清钞本作「持乎」。】 行之以刚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将，俟其成功于潜斋之下，自任益重，前习尽变，不事浮末矣。 【牧庵姚公撰神道碑。】
译为何唯独不能追随前代贤人的足迹呢。穷究事理以增进知识，反省自身以践行真理，无论动静皆统一于持守恭敬。以刚健之德行事，以悠久之心安居，日积月累，在潜斋之下等待功业的成功，自我担当日益加重，以往的习气完全改变，不再从事虚浮末节之事了。
岁甲寅，司徒许文正公，奉潜藩教来秦，公往见之，际其道德之光，闻其仁义之言，于倾盖顷归心服曰：「世乌有斯人之伦。」敬事犹师，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讲贯，动穷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讱于为言。丧中大夫，绝口水浆五日，丧葬用牲， 【丧葬用牲 「丧」原作「器」，明钞本描改作「丧」，清钞本、聚珍本均作「丧」，与元文类卷六○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合，今据改。】 尽祛桑门惑世之法，为具不足，称贷益之，棺椁皆黄肠，衣衾必缛，疏衰餐粥，悲忧为疾，杖始能起。司徒会葬归，语学者曰：「小子志之，旷世坠典，夫夫特立而独能行之。」聚居六年，司徒东归。丧妣夫人，犹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辅士夫，知由礼制自致其亲者，皆本之公。 【神道碑。】
先是，宣抚司、行省欲以掌书记共议事禄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诏司徒由国子祭酒拜中书左丞，始与右丞相安童共政，日誉公贤，丞相以闻。十年，遣使来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储皇下教中书：「汝如汉惠聘四皓者，其聘以来。」故丞相遣郎中张元智书致是命。其冬，下车京师，上遣国王和童劳其远来。他日入见，上问何乡、先德为谁、从何师学、子今有几，无不周悉。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师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时以日者待诏公交车，百十为辈，独以命公，盖以其道德素着，可交神明者，其言颇秘。 【神道碑。】
侍读徒单公履请设取士之科，诏先少师文献公、司徒窦文正公与公杂议，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艺，宾兴贤能。汉举孝廉，兼策经术。魏、晋尚文辞，而经术犹未之遗。隋炀始专赋诗，唐因之，使自投牒，贡举之法遂熄，虽有明经，止于记诵。宋神宗始试经义，亦令典矣，哲宗复赋诗，辽、金循习。将救斯弊，惟如明诏尝曰：『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赋诗空文。』斯言足立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贱， 【使无投牒自贱 「贱」上引元文类作「荐」。】 试以五经四书大小义、史论、时务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趍厚，国家得识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务，倚以自毗，会其北征，公遂请毕男婚而归。 【神道碑。 【神道碑 「碑」字原脱，据清影元钞本、清钞本、聚珍本补。】 】
十六年，诏安西王相敦遣赴都。九月，入见，诏于太史院改历。十七年二月，副枢领太史、易教领太史衡及公等上改历奏曰：「臣等徧考自汉以来，历书四十余家，精思推算，昼夜测验，旧仪难用，而新者未备，故日行盈缩，月行迟疾，五行周天，其详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测验参考。臣等共议，权以新仪木表，与旧仪所测相较，得今岁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与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极之高下，昼夜刻长短，参以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虽或未精，然比之前改历者，附会历元，更立日法，全踵故习，顾亦无愧。然必每岁测验修改，积二三十年，庶尽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职，测验恒久，无改岁之事矣。」又合朔议曰： 【合朔议 「议」原作「历」，据畿辅本及元史卷一六四本传改。】 「日行历四时一周，谓之一岁，月踰一周，复与日合，谓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谓合朔。自秦废历纪，汉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间，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测验时刻亦鲜中。宋何承天测验四十余年，进元嘉历，始以月行迟速定小余，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时以异旧罢之。梁虞■〈广刂〉造大同历，隋刘孝孙造皇极历，皆用定朔，为时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历，定朔始得行。贞观十九年，四月频大，人皆异之，竟改从平朔。李淳风造麟德历，虽用平朔， 【虽用平朔 按上引元史「用」上有「不」字，似是。本传上文云：「贞观十九年，四月频
译甲寅年，司徒许衡（谥号文正）奉潜藩之命来到秦地，杨公前去拜见他，沐浴在他道德的光辉中，聆听他仁义的言论，在短暂交往后就倾心信服，说：“世间哪有这样的人啊。”杨公恭敬地侍奉他如同老师，而司徒对他也十分友好，两人分庭抗礼而行，对等而坐。一旦讲学讨论，往往耗费整天的精力，而杨公的造诣日益精深，平时说话谨慎。中大夫去世时，杨公绝食断水五天，丧葬使用牲畜祭品，完全摒弃佛教迷惑世人的做法，因为丧葬费用不足，便借贷来补充，棺椁都用黄肠木，衣衾必定丰厚，穿着粗麻丧服，喝粥度日，因悲伤忧愁而生病，拄着拐杖才能起身。司徒参加葬礼回来后，对学者们说：“你们要记住，这是旷世失传的礼典，只有这位先生特立独行并能践行它。”杨公与司徒聚居六年，司徒向东返回。杨公的母亲夫人去世，情况如同中大夫去世时一样，他的病情更加危重。三辅地区的士大夫，那些知道通过礼制来尽孝道的人，都以杨公为榜样。
在此之前，宣抚司、行省想用掌书记的职位和俸禄来招揽他参与议事，他都不肯屈从。至元七年，朝廷下诏司徒由国子祭酒升任中书左丞，开始与右丞相安童共同执政，司徒每天称赞杨公贤能，丞相将此事上报。至元十年，朝廷派使者来召见杨公，他因病不能前往。至元十一年，皇太子下教令给中书省：“你们要像汉惠帝聘请四皓那样，聘请他前来。”所以丞相派郎中张元智写信传达这个命令。那年冬天，杨公抵达京师，皇上派国王和童慰劳他远道而来。后来杨公入朝觐见，皇上询问他是哪里人、祖先德行如何、跟随谁学习、现在有几个儿子，没有不详细问到的。第二年正月初一的第二天，皇上驾临香殿，因为派往南方征伐的大师很久没有消息，皇上深深思念，想要占卜。当时有日者（占卜者）在公车等候诏命，成百上千，唯独命令杨公占卜，大概是因为他道德一向显扬，可以沟通神明，他的话颇为隐秘。
侍读徒单公履请求设立选拔人才的科举，诏令先少师文献公、司徒窦文正公和杨公共同商议，杨公上奏说：“夏商周三代凭借德行和六艺，选拔贤能之人。汉代举荐孝廉，同时考察经术。魏晋崇尚文辞，但经术还没有被废弃。隋炀帝开始专门考赋诗，唐代沿袭，让士人自己投牒应试，贡举之法于是衰微，虽然有明经科，也仅限于记诵。宋神宗开始考经义，也是很好的制度，哲宗又恢复考赋诗，辽、金沿袭旧习。要挽救这种弊端，只有如明诏曾经说的：‘士人不研究经学孔孟之道，每天写赋诗空文。’这话足以确立万世治安的根本。现在要选拔人才，应该命令有关部门，举荐有品行操守、通晓经史的人，让他们不必投牒自轻，用五经四书的大小义、史论、时务策来考试。既然从事实学，那么士风就会回归淳朴，民俗趋向敦厚，国家就能得到治理的人才了。”奏章呈入，皇上认为很好。丞相每次咨询世务，都倚仗他作为辅佐，恰逢丞相北征，杨公于是请求完成儿子的婚事后就回家。
至元十六年，诏令安西王相敦派遣杨公赴京。九月，入朝觐见，诏令在太史院修改历法。至元十七年二月，副枢领太史、易教领衡及杨公等人上奏改历说：“我们广泛考察自汉代以来的四十多家历书，精心思考推算，昼夜观测，旧仪器难以使用，而新仪器尚未完备，所以太阳运行的盈缩，月亮运行的迟疾，五行周天，其细节都没有精细考察，四方也没有观测参考。我们共同商议，暂且用新仪器木表，与旧仪器所测相比，得到今年冬至的日影长度及太阳所在的位置，与列舍分度的差异，大都北极的高低，昼夜刻度的长短，参照古代制度，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虽然可能还不够精细，但比起之前改历的人，附会历元，更改日法，完全沿袭旧习，我们也问心无愧。但必须每年观测修改，积累二三十年，大概能穷尽其法。可以让它像三代日官那样，世代守护其职，长期观测，没有每年改历的事情了。”又上合朔议说：“太阳运行历四时一周，称为一岁，月亮越过一周，再次与太阳相合，称为一月，说一月的开始，日月相合，所以称为合朔。自从秦代废除历纪，汉代太初历只使用平朔法，大小月相间，有时有两个大月，所以日食多在晦日或初二，观测时刻也很少准确。宋代何承天观测四十多年，进献元嘉历，开始以月亮运行的迟速定小余，以正朔望，使日食必在朔日，名为定朔法，有三大二小，当时因与旧法不同而废止。梁代虞广造大同历，隋代刘孝孙造皇极历，都用定朔，被时人所阻。唐代傅仁均造戊寅历，定朔才得以实行。贞观十九年，四月连续大月，人们都感到奇异，最终改从平朔。李淳风造麟德历
大，人皆异之，竟改从平朔」，李淳风之造麟德历则不当再用平朔，不然下文「遇四大则避人言，以平朔间之」，就前后矛盾。】 遇四大则避人言，以平朔间之，又希合当世，为进朔法，使无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历，谓『天事诚密，四大三小何伤。』 【天事诚密四大三小何伤 「三」原作「二」，按前引元文类作「三」；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叙及一行造历亦云：「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元史卷五三历志有「天事诚密，虽四大三小庸何伤。」今据改。】 诚为确论，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历，一依前贤定论，推算皆改从实。今十九年历，自八月后，四月并大，实日月合朔之数也。」是日，方列跪未读奏，诏赐鲁斋及公坐，谕曰：「卿二老，毋自劳，谨教示诸人耳。」四月，授集贤学士，兼太史院事。 【墓志。】
译历法中月份大小，人们都对此感到诧异，最终改为采用平朔，李淳风制定麟德历时就不应当再使用平朔，否则下文“遇到四大就避开人言，用平朔来间隔”，就会前后矛盾。遇到四大就避开人言，用平朔来间隔，又是迎合当时世俗，制定了进朔法，使得元旦没有日食。等到一行制定大衍历，说：“天道确实精密，四大三小有何妨害。”这确实是确切的论断，然而他也沿袭常规没有改变。臣等重新制定新历，完全依照前贤的定论，推算都改为符合实际情况。现在十九年一闰的历法，从八月之后，四个月都是大月，这确实是日月合朔的实际数目。这一天，刚刚排列跪拜尚未诵读奏章，皇帝下诏赐予鲁斋和公坐，告诫说：“你们两位老人，不要自劳，只是谨慎地教导众人罢了。”四月，任命为集贤学士，兼任太史院事务。
征士萧■〈奭斗〉志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学盛于江左，北方之士闻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圣贤精微之蕴，笃志于学，真知实践，主乎敬义，表里一致，以躬行心得之余， 【以躬行心得之余 「余」原作「于」，明钞本描改作「余」，清钞本眉校作「余」，聚珍本亦作「余」，与上引元文类合，今据改。】 私淑诸人，继前修而开后觉，粹然一出乎正者，维司徒暨公。」呜呼！诚知德不易之言哉。 【神道碑。 【神道碑 「碑」字原脱，据清影元钞本、清钞本、聚珍本补。】 】
●国朝名臣事略卷第十四
左丞董忠献公（文炳）
内翰董忠穆公（文用）
枢密董正献公（文忠）
○左丞董忠献公（文炳）
左丞董忠献公
卷十四之一
公名文炳，字彦明，真定藁城人。少为藁城令，入事潜邸。中统元年，宣慰燕南诸道。二年，授山东东路宣抚使，未至，召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召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卫」原作「御」，据元文类卷七○藁城董氏家传及元史卷一五六本传改。按元无「侍御亲军」。】 三年，授山东经略使。至元三年，授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统军副使。七年，改山东统军副使。九年，迁枢密院判官，行院淮西。十一年，拜参知政事，遂与丞相伯颜合兵取宋。宋亡，拜中书左丞。十四年，还朝，拜佥书枢密院事。是岁，薨， 【是岁薨 按本传正文，文炳死于至元十五年九月十三日，与上引元文类、元史合，则此「是岁」当作「十五年」。】 年六十二。
龙虎公薨时，公年始十六，率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贤行，治家严，笃于教子。公学侍其先生，警敏善记诵，自幼俨如成人。 【清河元公撰家传。 又李野斋撰墓志云：公幼岐嶷，举动如成人，尝率羣儿嬉戏，部分左右，习为行阵之事，指挥号令，无敢违者。】
岁乙未，以父任为藁城令，同列皆父时人，少公，吏亦不之惮。居半岁，明于听断，以恩济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首，里人亦化服。县贫，重以旱蝗荐饥，而府征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谷数千石予县，县得以少宽民。前令乏军兴，贷于人，而贷家息入岁倍，率取偿民之蚕麦。公曰：「民困矣，头会箕敛，不足己责。吾为令，义不忍，吾代偿。」乃以田庐若干亩所，计直予贷家。遂业贫民县之闲田，教之敏艺，而豪不敢夺。流离渐还，数年间，民食以饶。初料民，敢隐实者，诛籍其家。公务众其力，而寡其居，众危不可，公曰：「为民获罪，亦所甘心。」由是藁民富完至今。外县民或衔负， 【外县民或衔负 「衔」原作「御」，明钞本描改作「衔」，清钞本、聚珍本均作「衔」，与上引元文类合，今据改。】 不直其县，而投牒求直于公，尝上计府，外县人聚观之，曰：「吾亟闻董令，董令顾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索无厌，公抑不予。或谗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终不能剜民规利。」即弃官去。 【家传。】
世祖在藩邸，癸丑秋，奉宪宗命征南诏。公率义士四十六人骑从世祖南诏，后世祖军，人马道死亡，比至吐蕃，止两人能从，两人翼公徒行，顑颔蹢躅，取死马肉续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达。会东使过公，至军言状，世祖亟命公弟文忠解尚厩五马，载糗糒来迓。既至，世祖壮其忠，闵其劳，劳赐优渥。用辄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 【家传。】
己未，我师伐宋，上驻跸淮西之仙居山，旁有台山砦，宋人行光山县事于其上。公受命往取之，亲抵砦下，再四开谕，守者不应。公免冑示之曰：「以吾之兵威，视举一砦如拉朽耳。所以不即取者，正欲活汝等故也。」守者感悟，遂降。 【墓志。】
秋九月，师次羊罗洑。羊罗洑，宋之要害也，筑堡于岸，陈船江中，军容甚盛。公请于世祖曰：「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之气
译征士萧奭斗为其墓作志说：“朱文公集周、程两位夫子之大成，他的学说在江南兴盛，北方的士人听说并了解的，固然有其人，但能探究圣贤精微的意蕴，笃志于学问，真知实践，以敬义为主，表里一致，在亲身践行和心得之余，私下向他人传授，继承前代贤者而开启后人的觉悟，纯粹地出于正道的人，只有司徒暨公。”唉！确实知道德行不易啊。这是神道碑上的文字。
●国朝名臣事略卷第十四
左丞董忠献公（文炳）
内翰董忠穆公（文用）
枢密董正献公（文忠）
○左丞董忠献公（文炳）
左丞董忠献公
卷十四之一
公名文炳，字彦明，是真定藁城人。年轻时担任藁城令，入宫侍奉潜邸。中统元年，宣慰燕南各道。二年，授任山东东路宣抚使，尚未到任，被召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三年，授任山东经略使。至元三年，授任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统军副使七年，改任山东统军副使。九年，升任枢密院判官，在淮西行使职权。十一年，拜任参知政事，于是与丞相伯颜合兵攻取宋朝。宋朝灭亡后，拜任中书左丞。十四年，回朝，拜任佥书枢密院事。这一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龙虎公去世时，公才十六岁，率领各位年幼的弟弟侍奉母亲李夫人。李夫人有贤德的品行，治家严厉，笃信教育子女。公跟随其先生学习，机警聪慧善于记忆诵读，自幼庄重如同成人。
乙未年，因父荫担任藁城令，同僚都是父亲时代的人，轻视公，吏员也不敬畏他。任职半年，明察断案，以恩德济助威严，同僚束手服从，吏员抱着案卷请求签署，不敢抬头，乡人也感化信服。县里贫穷，加上旱灾蝗灾接连饥荒，而府衙征敛日益暴虐，百姓几乎无法生存。公拿出私有的粮食数千石给县里，县里得以稍微宽慰百姓。前任县令缺乏军费，向人借贷，而借贷家的利息每年翻倍，通常从百姓的蚕桑麦收中索取偿还。公说：“百姓困苦了，按人头征收、用箕敛取，不足以抵偿债务。我作为县令，道义上不忍心，我代为偿还。”于是用若干亩田庐的价值，计算后给借贷家。于是让贫民经营县里的闲田，教他们敏捷的技艺，而豪强不敢掠夺。流离失所的人逐渐返回，几年间，百姓粮食充足。起初统计民户，敢隐瞒实情的，诛杀并登记其家产。公致力于聚集众人的力量，而减少他们的居所，众人认为危险不可行，公说：“为百姓获罪，我也心甘情愿。”因此藁城的百姓富裕安定至今。外县的百姓有的背负怨恨，认为自己的县令不公，而投书请求公主持公道，曾经上报计簿到府衙，外县人聚集观看，说：“我多次听说董令，董令竟然也是人，为何明察能像神一样！”府衙索取无厌，公抑制不给。有人向府衙进谗言，府衙想要中伤公，公说：“我终究不能剜割百姓来谋求利益。”随即弃官离去。
世祖在藩邸时，癸丑年秋天，奉宪宗之命征讨南诏。公率领义士四十六人骑马跟随世祖前往南诏，后来世祖的军队，人马在路上死亡，等到到达吐蕃，只有两人能跟随，两人护卫公步行，面容憔悴步履艰难，取死马肉继续食用，每天不能走三二十里，但约定一定要到达。恰逢东使经过公，到军中陈述情况，世祖急忙命令公的弟弟文忠解开尚厩的五匹马，装载干粮前来迎接。到达后，世祖赞赏他的忠诚，怜悯他的辛劳，慰劳赏赐优厚。因为屡次称旨，从此日益亲近贵用事。
己未年，我军讨伐宋朝，皇上驻跸在淮西的仙居山，旁边有台山砦，宋朝人在上面行使光山县的职权。公受命前往攻取它，亲自抵达砦下，多次开导晓谕，守军不回应。公摘下头盔给他们看，说：“以我的兵威，看攻取一个砦如同折断枯朽的木头一样容易。所以不立即攻取，正是想活命你们这些人。”守军感悟，于是投降。
秋天九月，军队驻扎在羊罗洑。羊罗洑，是宋朝的要害之地，在岸边筑堡，在江中陈列船只，军容非常盛大。公向世祖请求说：“长江天险，是宋朝所倚仗立国的，势必死守，不夺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