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爵传（元史卷一八三）

译寄托于文献典籍，讨论讲习辩难，即使年老也不感到疲倦。晚年，又将以阐释经义作为自己的责任。学者们因为他居住的地方，称他为滋溪先生。他所撰写的文章，有《松厅章疏》五卷、《春风亭笔记》二卷，《辽金纪年》《黄河原委》还没来得及完稿。

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元代苏天爵撰写。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人。他由国子监学生考试获第一名，初次授官，担任从仕郎、蓟州判官，最终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其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这本书记载元代名臣的事迹，始于木华黎，终于刘因，共四十七人。大致多依据各家文集中所载的墓碑、墓志、行状、家传，那些杂书中可信的，也加以采录。每一条都注明出处，以显示有根据，大概是仿效朱熹《名臣言行录》的体例，但始末较为详细，又兼仿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录》的体例，只是有所取舍，并不全部抄录原文罢了。后来苏霖作《有官龟鉴》，对当代事迹都采自本书；《元史》列传也与本书多有出入，足以知道它不失为可信的史书。

《元朝名臣事略》

元朝人物传记资料选编。元代苏天爵（见《元文类》）编纂，十五卷，原题《国朝名臣事略》。（元统乙亥，即1335年，建安余氏勤有书堂刊本《国朝名臣事略》目录首页）书前有天历二年（1329年）序，所以成书不晚于此时。全书收录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共四十七人的传记，前四卷收录蒙古、色目人十二人，后十一卷收录汉人三十五人。该书仿效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琙集》的体例，直接利用诸家文集中的碑传等原始资料成篇，但不像杜书那样全文照录，而是按年份和事件选辑有关人物的行状、碑文、墓志、家传及其他记载，分段注明出处，取详略去简，删去重复和冗词，使文字首尾一贯。每篇传记前有提要，概述传主的氏族、籍贯、简历、年龄等。传主祖先功业卓著的，在正文下用小字摘注其事迹。文中涉及的事、人物有其他书籍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这是中国传记史籍中一种创新的体裁。全书共引用文章一百三十余篇，其中选自元初著名文人王鹑、王盘、徐世隆、李谦、阎复元明善等十余人的作品占一半以上，他们的文集如今已不存，许多名篇赖此书得以保存，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及据其翻刻的几个版本错漏很多，加上专有名词经过改译，面貌全非。中华书局1972年影印的元统乙亥（1355年）建安余氏勤有书堂刊本，是此书最好的版本。

（周清澍）

《元朝名臣事略》

本书十五卷，元代苏天爵编纂。苏天爵本卷另有传。他曾参与修撰《武宗实录》及《文宗实录》，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本书外，还有《元史类》和《滋溪文稿》。另有《松庭章疏》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经散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苏天爵这本书“记载元代名臣事迹，始于木华黎，终于刘因，共四十四人。大致多依据各家文集中所载的墓碑、墓碑、行状、家传，那些杂书中可信的也采纳了，一一注明出处，以显示有根据”，基本概括了本书的特点。此书取材极广博，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失传，全靠此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的珍贵史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文集》时，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以审定”；缪荃孙辑录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收集了许多资料。明朝初年编纂《元史》，取材于此书的更多，例如木华梨传，差不多全采用此书。又此书四十七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四卷都是蒙古人、色目人，其余是汉人其中无南人）；而《元史》列前32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第三十三卷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可见《元史连列传的编排也是仿照此书的。

此书元刊本极少见。1962年中华书局根据元统乙亥（1355年）建安余家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开头有韩林撰《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略序》，序文介绍了本书作者简况、史料价值版本状况。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过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依据《四库全书》于敏中家藏本翻印的，因为校勘不精，几乎没有一篇没有错字和脱文，脱文多的竟有千字以上，甚至因《赵良弼传和《贾居贞传中间有缺页，竟把两传合并为一传，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加以改，给研究蒙元史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碍。

译《世龟鉴》 （元朝）苏天爵 撰写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一

儒家类

治世龟鉴

提要

臣等谨按：《治世龟鉴》一卷，元代苏天爵撰。苏天爵另有《名臣事略》别著录。此书篇首结衔题署“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考《元史》苏天爵本传，他两次拜任此官，一次在至正七年，一次在至正十二年。此书前有林兴祖、赵方两篇序言，都标有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可知作于他再次任职之时。当时妖寇从淮右蔓延到江东，朝廷诏令苏天爵统领饶州、信州军队，收复一路六县，正值干戈扰攘之际。此书所采录的都是宋以前的善政嘉言，而主旨归于培养国家元气。其目录共六项：一曰治体，二曰用人，三曰守令，四曰爱民，五曰为政，最后以止盗结尾，大概有深意在其中。苏天爵的著述，载于本传的有《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亭笔记》二卷、诗七卷、文三十卷；又载有《辽金纪元》、《黄河源委》两书，未及脱稿；但不载此书。此本为成化丙午年吴江知县太和陈尧弼所刊刻，那时距离至正壬辰年才一百多年，旧本流传应当有所依据。本传大概是偶然遗漏了，这也足以证明《元史》的疏漏。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治世龟鉴原序

《治世龟鉴》是由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所编纂的。大纲共六项：曰治体、曰用人、曰守令、曰爱民、曰为政、曰止盗。每项大纲各有其细目，确实是前知未来的龟卜，不远之镜鉴，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没有一项可以遗漏。我姑且在六项大纲的细目中各举其一，以类推其余。治体的细目有九条，司马光评论牛僧孺而称之为诬蔑，如今评论治体的人，必定不会像牛僧孺那样诬蔑。用人的细目有十四条，欧阳修评论冯道说他无廉耻，司马光认为冯道是奸臣中的尤甚者，如今用人的人，必定不会任用像这样的人。守令的细目有六条，说“起初造簿书是为了防备遗忘罢了”，如今反而追求案牍的精详而忽视人才，这是张九龄将重任归于守令的原因，做太守、县令的人不可不思考这一点。爱民的细目有六条，有人说“放宽茶盐禁令不是应当首先做的”，这是范仲淹的话，掌管国家大计的人，难道可以不思考应当首先做什么吗？为政的细目有十一条，而汉建武年间的诏书所说的“省减吏员”，难道不是当今为政的要务吗？而止盗的细目有八条，引用孔子的话说：“如果在上位者自己不贪求，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这难道不是最为简捷而易行的吗？我对《龟鉴》的纲目并非有所取舍，只是各举其一，而其余的没有不可以作为龟鉴的。苏公著述行于世间的有《名臣事略》、《文类》，在《伊洛渊源录》中有序，我都曾读过，他明体适用的学问，实在得自鲁斋先生许衡。至正十二年壬辰岁良月吉日，三山林兴祖谨书。

往昔先王盛世，纪纲法度完备，子孙得以依据这些来治理国家，称为成宪旧章。君臣上下共同借鉴前代，以保全天命、维系民心，忧劳勤勉、警惕戒惧，不敢稍有遗忘，将其作为家法。在混乱未发生前就加以制约，像这样，所以即使有祸乱萌芽其中，也能在困难尚易时图谋，在事情尚小时做大，可以没有祸患。难道会有突然土崩瓦解的灾祸吗？秦人学习不效法古人，将三代圣人用来维持天下的器具及其深微的意旨，全部荡灭扫除。这不仅仅是焚烧经书、杀害学士足以灭亡其国家。从此以后，创业的人无所因袭，守成的人无所遵循，而庙堂的筹策、侍从的论思，遂成为治乱安危的根本，其不可忽视是明显的。然而历代史册所记载的忠言嘉谋，哪里能胜得尽数？在当时，有的被采用，有的被采用而未究其底，有的最终不被采用，得失都可以考证知晓。而从今天看来，那些好的都可以劝勉，那些可戒的没有不可以惩戒的。如果上下古今博观约取，以留给当世而昭示后来的智者，或许圣贤经世之志能有一二被看见，那么君子的用心真是如此啊！江浙行省参政赵郡苏公，曾经采录经史百家书中切合治道政要的，辑为一编，名为《治世龟鉴》。至简而不遗漏，甚深而不激切，疏通练达而正大之规明显，亲切确实而公平之体存在，确实是谋王断国者的元龟宝鉴。民有言：“中国所珍贵的，是因为有上古帝王以来千数百年的议论。”漠然无所镜鉴考察，而徒然放纵其胸臆，这也是苏公深深忧虑的吧。苏公做御史时知无不言，持宪节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时，屹立不阿；两次典领大藩，都勤于庶务，尤其拳拳以护惜国家元气为心。曾经奉诏宣抚京畿，实冠诸道，广泛探求民间疾苦，秋毫无隐，而斟酌道理的中正，存大体于几微，不迎合前人，无顾虑后人，虽然当权者似乎不察觉，但退居之日，凡可以尊主庇民的，未曾稍停其讨论之功。苏公学问本于先王而志存天下，其见于行事者如此，那么这本书的写作，难道是想寄托于空言吗？至正壬辰岁正月初吉，诸生新安赵方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治世龟鉴

（元）苏天爵 撰

○治体

《尚书》伊尹向君王申述诰命说：“唉！上天没有私亲，能恭敬者就亲近他；民众没有常怀之心，怀恋有仁德者；鬼神没有常享之祭，享祭能诚者。天位艰难啊！有德则治，无德则乱。与治同道者，没有不兴盛的；与乱同事者，没有不灭亡的。终

译起初，谨慎地选择所交往的人，只有英明圣哲的君主才能做到。

蔡氏说：“申诰”就是重申告诫。上天所亲近、百姓所归附、鬼神所享祭的对象，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能够恭敬、有仁爱、能诚信，然后上天才会亲近他，百姓才会归附他，鬼神才会享祭他。

所谓“敬”、“仁”、“诚”，是分别针对其所面对的对象而言的：对于上天称为“敬”，因为上天是理之所存，无论动静语默，不可有丝毫怠慢；对于百姓称为“仁”，因为百姓如果没有君主，依靠谁来拥戴呢？鳏夫、寡妇、孤儿、老人都应当由人君来抚恤；对于鬼神称为“诚”，因为不真诚就没有事物，真诚确立在这里，然后鬼神才会感应在那里。这三方面所应当尽到的责任就是这样。人君居于上天的位置，怎么可以轻易地对待呢？

分开来说，是敬、仁、诚三者；合起来说，只是一种德行罢了。太甲改过向善不久，伊尹就用这些话来告诫他，他的才能确实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吧？

“德”是合称敬、仁、诚的。有这种德行就会治理得好，没有这种德行就会混乱。治理得好，古人已经有实行过的了；混乱，古人也有实行过的。与古代治理得好的人同道，就没有不兴盛的；与古代导致混乱的人从事同样的事情，就没有不灭亡的。

治理得好而称之为“道”，是因为治理要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有时减损有时增益，事情未必相同，但道理却是相同的。混乱而称之为“事”，是因为亡国败家不过是因为贪财好色、游猎无度、作威作福、杀戮无辜等事情，事情和道理没有不相同的。

治理与混乱的区别，就看所交往的人如何罢了。起初与治理得好的人交往，固然可以兴盛；最终与导致混乱的人交往，那么灭亡也就到了极点。谨慎地选择所交往的人，始终如一，只有英明圣哲的君主才能如此。

译张南轩说：西汉末年，恰如病人元气先已败坏，各种疾病都能乘虚而入，也都足以导致死亡。当时的大臣，应当极力陈述国家根本已经动摇的形势，劝勉君主在道德上自我加强，广泛寻求贤才来辅佐自己，或许可以扶助元气，消除沉疴。如果不遵循根本，只是姑且针对某一件事的谬误、某一个人的进用而指陈批评，纵使纠正了那件事、罢免了那个人，也还会有继任者，终究没有益处。

汉哀帝时，谏大夫鲍宣上书说：我私下看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握权力，浊乱天下，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现，这是危亡的征兆，是陛下亲眼所见的。现在为什么反而比从前更严重呢？朝廷大臣中没有大儒、刚正之士，议论通达古今，忧国如饥渴的人，只有外戚小童幸臣董贤等人在宫门内侍奉。陛下想与他们共同承受天命，安定天下，实在很难。从前尧流放四个罪人，天下信服；现在罢免一个官吏，众人却都困惑。古代刑罚使人信服，现在奖赏反而使人困惑。现在百姓有七种丧失：水旱灾害，是一；沉重的赋税，是二；贪官污吏受贿，是三；豪强侵吞，是四；苛刻的官吏徭役，是五；郡县警报频传，是六；盗贼抢劫，是七。这七种丧失尚可忍受，又有七种死亡：酷吏驱赶杀戮，是一；审理案件严酷，是二；冤屈陷害无辜，是三；盗贼横行，是四；仇怨互相残杀，是五；年成不好饥饿，是六；时气瘟疫，是七。百姓有七种丧失而没有一种获得，想要国家安定，实在困难；百姓有七种死亡而没有一种生存，想要刑罚搁置不用，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暴形成的风气所导致的吗？群臣有幸身居高位，享受厚禄，难道有肯对细民施加恻隐之心，帮助陛下推行教化的吗？只是在经营私家，招揽宾客，谋取奸利罢了。把苟且迎合、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拱手沉默、尸位素餐当作智慧，认为像臣下鲍宣这样的人是愚蠢的。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作为天来牧养百姓，看待他们应当如一。现在贫民连野菜都吃不饱，衣服又破，父子夫妇不能互相保全，为什么独自私养外戚幸臣，赏赐动辄上万，让奴仆宾客像水一样喝酒、像豆叶一样吃肉，这不符合天意。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陛下任用不适当的人，却希望上天喜悦、百姓信服，难道不难吗？孙宠、息夫躬是奸人的魁首，惑乱世道尤其严重，应当及时罢免退位；以及外戚幼童不通经术的，都应当让他们休息去拜师学习。紧急征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何武、师丹、彭宣、龚胜可以大大委任。陛下尚能容忍没有功德的人很多，难道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的心为心，不能独自专断快意罢了。鲍宣的话虽然刻薄，皇上因为鲍宣是名儒，宽容了他。

唐太和六年，文宗对宰相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你们也对此有意愿吗？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没有固定的形象，现在四方夷狄不来交相侵扰，百姓不来流离失所，虽然不是最好的治理，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另外寻求太平，不是臣所能达到的。于是多次上表请求罢免，于是出京镇守淮南。

司马光说：君主英明，臣子忠诚，上级命令下级服从，贤良在位，奸佞邪恶被斥退远离，礼仪修明，音乐兴盛，刑罚清明，政治公平，奸邪消伏，战争停止，诸侯顺从归附，四方夷狄怀德归服，时和年丰，家家给人充足，这就是太平的景象。在这个时候，宦官在内胁迫君主，藩镇在外拥兵自重，士卒杀害驱逐主帅，抗拒命令自立，军队每年兴起，赋役日益紧急，而牛僧孺却称之为太平，不也是欺骗吗？正当文宗寻求治理的时候，牛僧孺位居辅弼，进则苟且偷安、取悦君主以窃取职位，退则欺骗君主、诬蔑世道以盗取名声，罪过还有什么更大的呢？

五代后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谈论时事，他的话是：治理国家的人，有五种不足畏惧的，六种深深可畏的。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不足畏惧；天象变化显现，不足畏惧；小人散布谣言，不足畏惧；山崩河竭，不足畏惧；水旱虫蝗，不足畏惧。贤士隐藏不出，深深可畏；四种百姓迁徙职业，深深可畏；廉洁羞耻之道消亡，深深可畏；毁谤赞誉混淆真假，深深可畏；直言听不到，深深可畏。有见识的人都称赞康澄的话切中时弊。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每次进见，皇上必定用太平来责问他。范仲淹感叹说：皇上任用我到了极点，但是事情有先后，在长久安定中革除弊端，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不久皇上再次赐予手诏，催促他条陈天下大事，又开启大章阁召见，赐座，授予纸笔，让他在面前条陈。范仲淹惶恐地避开席位，开始退下后，条陈当时应当优先处理的事情呈上。他的诏令天下兴办学校，选拔士人，以德行优先，不专重文辞；改革磨勘例，选拔以区别能否；减少任子数量以清除滥官；用农桑考核守宰等十几件事。

《易经》泰卦九二爻辞说：包容荒秽，使用能涉河的人。程颐说：人情安适放纵，则政令舒缓而法度废弛，各种事务没有节制。治理的方法，一定要有包容荒秽的度量，那么他的施为宽裕详密，弊端革除，事理顺畅，人们也就安定了。如果没有含弘的度量，而有忿怒疾恶的心，就没有深远的考虑，有暴虐扰乱的祸患，深重的弊端未去，而近处的祸患已经产生了。所以在于包容荒秽。自古以来，太平治世必定逐渐走向衰败，大概是因为习惯于安逸，因循守旧而这样。如果不是刚断的君主、英烈的辅佐，不能挺立奋发以革除弊端。所以说“使用能涉河的人”。有人怀疑上面说“包容荒秽”，那就是包含宽容；这里说“使用能涉河的人”，那就是奋发改革，似乎相反。不知道以含容的度量施行刚果的作用，才是圣贤的做法。

程颐说：圣人警戒，必定在正兴盛的时候。正当兴盛而不知道警戒，所以习惯于安富，则骄奢产生；乐于舒肆，则纪纲败坏；忘记祸乱，则祸端萌芽。因此逐渐浸染，不知道乱的到来。

程伊川回复别人展示奏稿的书信说：看您的意思，专门以畏惧动乱为主。我希望您以爱民为先，极力陈述百姓饥饿且将死，乞求朝廷哀怜，因为害怕将要成为寇乱，可以。不仅告诉君主的道理应当如此，事势也应当这样。您正寻求钱财来活人，用仁爱分析，就应当轻财而重民；用利害恐惧，就会依赖钱财来自保。

译在那个时候，得到百姓就能得到天下；后世用武力控制百姓，用财物聚集众人，聚集财物的人能够守住，保护百姓的人被认为是迂腐的，只应当用真诚的心意去感动他们，希望他们产生不忍之心罢了。

译○用人

五峰胡氏说：治理国家必须用尽天下的人才，人才如果用不尽，政事就会有缺失。汉高祖网罗笼络了许多人才，所以能够成就功业；曹操虽然也网罗了许多人才，但未能用尽，所以只能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宋嘉定年间，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进言说：近年以来，士大夫不崇尚廉洁清正，却崇尚奔走钻营；不尊重名节，却尊重爵位；不喜欢公正，却喜欢圆滑媚俗；不敬重君子，却敬重庸人。既然安于这种习惯并形成了风气，认为只要能够获取利益就是最上等的计策。这实在是因为前辈长老凋零殆尽，如今那些负有物望、符合公论的人没有聚集在朝廷，后辈新进之士议论没有依据，没有宗主，正确的议论日益衰微，士人的风气不再争胜。希望诏令大臣精心搜求人才，一定要选拔朝野共同推举、贤愚共同敬重的一二十人，参差错落地立于朝廷，国家的势力自然就会强盛。况且当今的祸患在于不致力于培养人才，台谏官员只有摧残，朝廷中枢却没有培养。而且人才是国家的根本，缺乏时就培养他们，有了就使用他们。庆历年间之所以兴盛，难道是积累了一天的成果吗？正因为不是一天的积累，所以也不是一天的使用。

南轩张氏说：没有什么比宰相更容易的了，形势便利、利益诱人，有人可以任事；没有什么比宰相更难的了，稍有私心，就隔绝了。施政举措不过举出大纲，先让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君子聚集在朝廷，中间的人都可以感化而向善；小人得势，中间的人都会被引去。又说：依附坏人，如同被刺字、被割鼻，虽然想要洗刷，但痕迹还在，别人指出来，就不再是完人了。

东莱吕氏说：杀害百万生灵，灭亡数百年的社稷，都源于士大夫害怕失去官位。

横渠张氏说：观察大的节操，必须从细微的事情入手；观察在朝廷的表现，必须从平日的行为入手。平日趋利避害，日后必定欺君卖国；平日违背约定、失约误期，日后必定依附下属、蒙蔽上级。

王沂公担任宰相时，对谏官韩琦说：最近频繁看到奏章疏文很好，只要这样就可以了。以前像高若讷等人，大多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范希文也难免追求名声。必须纯粹出于为国家办事的心意。

赵清献公担任御史时，他的言论常常希望朝廷能够区分君子和小人。他常说：小人即使有小过错，也应当极力排斥并断绝关系，这样以后就没有祸患；君子不幸而有失误，应当保持爱惜，以成就他的德行。所以虽然言论急切，但人们不讨厌。

徽宗初年，吏部侍郎陆佃上疏说：君主即位，关键在于端正开始。端正开始的方法，根本在于朝廷。近来学士大夫相互倾轧争进，把善于谋求事功当作精神，把能够揭发别人当作风采，把忠厚当作迟钝，把静退当作卑弱，相互效法形成风气，没有人能够制止。端正并挽救它，实在在于今天。又说：当今天下的形势，如同人患重病将要痊愈，应当用药物辅助调养，等待他平安平稳。如果轻率地改变做法，就是让他骑马射箭。

《易经》渐卦九三爻辞说：利于抵御寇盗。程子传解说：君子与小人为邻，自己坚守正道，难道只是让君子保全自己吗？也是让小人得不陷入不义之中，所以顺着正道相互保全，抵御制止他们的恶行。又说：防范小人的方法，以端正自己为先。

邵康节说：君子赢得做君子，小人枉然做了小人。赵明诚说：善恶如同水火，绝对不能同处一器。只有君主能够辨别小人并疏远他们，然后君子的道义才能昌盛，天下才能治理。如果都收用，小人必定得志；小人得志，君子必定遭受祸害。

魏了翁说：君子虽然在朝内，但君主的心意不倾向他，就如同在朝外；小人虽然在朝外，但君主的心意倾向他，就如同在朝内。又说：人才以党派来论，所以交替着败坏和兴起。古人在众人中选拔，听取国人的意见，广泛搜求并急切地使用，还担心不够用。后世风俗浅薄，世道败坏，人才稀少，竟然还轮流休息、交替进用。一则常常把一半人置于闲散，所以人才不能周遍使用；二则长期闲散的多是君子，而小人本来就不会长期闲散；三则在聪明未衰的时候抛弃他们，而在老病交加的时候使用他们；四则小人败坏国家，渐渐不可支撑，然后用君子来挽救，小人常处于安逸而侥幸免祸，君子常处于艰难而承担责任；五则交替消长进退，如同人多次更替疾病，元气难免耗伤。

唐会昌三年六月，内侍监仇士良退休。武宗表面上尊崇宠信仇士良，内心其实忌惮他。仇士良察觉到了，于是以老病为由退休。他的党羽送他回私宅，仇士良教导他们说：天子不可让他空闲，常应用奢侈靡费来娱乐他的耳目，使耳目之欲日新月异，没有闲暇顾及别的事，然后我们这些人才能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看到前代兴亡，心里知道忧虑恐惧，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会被疏远了。他的党羽拜谢后离去。

范氏说：小人无不培养君主的欲望，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使君主行动而不安静，做事而不止息，那么小人就能实行他们的计谋了。难道只是奢侈靡费的娱乐足以荡涤他的心吗？还有更严重的。有的积聚财货，有的修治宫室，有的开拓边境，有的监察臣下，随着君主的喜好来窃取权宠。君主乐于得到欲望的满足，而不知道这是天下的祸害，所以政事日益混乱而自己不知道。只有亲近正直、远离奸佞，才可以免除这种祸患。胡氏说：仇士良狡猾奸诈，用来迷惑君主的方法很周密了。然而知道他的利益而不知道他的危害罢了。已经没有了被疏远排斥的方法，用忠信谨慎厚道来履行他的职责，又何须迷惑君主然后才能安心呢？如果为了自己安心而迷惑君主，以至于达到危亡的地步，那么哪有君主灭亡而我存在的道理呢？他的祸患难道只是被疏远排斥而已吗？所以仇士良的计谋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却是愚蠢的。黄氏说：仇士良告诫他的徒众不要让天子有空闲，有空闲就观书亲近儒生，不如积聚财货，兴盛鹰马，每天用球猎声色来迷惑他的心。唉，这究竟是什么心呢？然而仇士良暗中使用他的计谋，虽然对一时有害，史官明确记载他的话，实际上对万世有益。假使拥有天下的人常抄写仇士良的传记一通，张贴在座位旁边，早晚观看反省，那些挟持仇士良计谋的人，又怎么能得逞呢？

五代周显德初年，太师中书令瀛王

译冯道去世。冯道年轻时以孝顺谨慎而闻名，在唐庄宗时期才开始显贵，从此在历代朝廷中从未离开过将相、三公、太师的高位，时间很久。他清廉节俭，宽厚弘大，人们无法推测他的喜怒。他诙谐机智，随波逐流以求容身，曾经撰写《长乐老叙》，自述在历代朝廷中荣耀待遇的情形，当时的人常常以德行和度量推崇他。

译欧阳公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这四个支柱不稳固，国家就会灭亡。何况身为大臣却没有廉耻，天下难道有不混乱、国家难道有不灭亡的吗？”冯道可以说是没有廉耻的人了，那么当时天下的状况和国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五代时期找到保全节操的士人三位，为国事而死的臣子十五位，都是武夫战卒，难道儒者中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难道不是那些高洁之士厌恶时世的混乱而不肯出仕吗？曾经听说当时有个叫王凝的人，家在青州、齐州之间，担任虢州司户参军，死后妻子李氏背负着他的遗骸回家。向东经过开封，住在旅店，店主不接纳他们，拉着她的手把她赶出去。李氏仰头痛哭说：“我作为妇人不能守节，而这只手被人抓住吗？”随即拿起斧头砍断自己的手臂。看见的人为之叹息流泪。开封尹听说后，向朝廷报告了这件事，朝廷厚待抚恤李氏，而鞭打了那个店主。唉，那些不爱惜自己身体、忍受耻辱苟且偷生的人，听到李氏的风范，应该稍微知道羞愧吧！

司马光说：“天地确立了位置，圣人效法它来制定礼仪和法律。内部有夫妇，外部有君臣。妻子顺从丈夫，终身不改；臣子侍奉君主，宁死也不怀二心。这是人伦的大道理。如果废弃了它，没有比这更大的动乱了。范质称赞冯道品德高尚，考察古制，才识宏大，气量宏伟，虽然朝代更替，人们没有非议的话，像巨大的山岳一样屹立，不可动摇。然而，做女人不贞洁，即使容貌美丽，纺织精巧，也不值得称贤；做臣子不忠诚，即使才能智慧众多，治理政绩优秀，也不值得尊贵。为什么呢？因为大节已经亏损的缘故。冯道的大节如此，即使有小善，哪里值得称赞呢？有人认为，在那个时候丧失臣节的不只是冯道一个人，怎么能单独归罪于冯道呢？忠臣担忧公事如同担忧家事，见到危险就献出生命；智士有道就出仕，无道就隐居。如今冯道尊贵宠幸位居三公之首，权力责任居宰相之首，国家存在时就窃据职位白吃饭，国家灭亡时就迎接新主劝进，这是奸臣中的尤甚者，怎么能和别人相比呢？有人认为冯道能在乱世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这也算是贤能了。然而君子有杀身成仁的志向，难道专门以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为贤能吗？然而不贞洁的女人，中等以上的士人羞于娶她为妻；不忠诚的人，中等以上的君主羞于用他为臣。像冯道这样的臣子如果不被诛杀抛弃，那也是当时君主的罪责了。

○守令

汉朝建立之初，为了纠正秦朝的弊政，让百姓休养生息，凡事简单容易，法网宽疏。相国萧何、曹参以宽厚清静作为天下的表率，百姓唱起《画一之歌》。孝惠帝垂衣拱手，高后作为女主不出宫门，而天下安宁，百姓致力于农耕，衣食日益丰富。到了文帝、景帝时期，更是移风易俗。这时循吏如河南太守吴公、蜀郡太守文翁等人，都谨慎修身，率先垂范，居住以廉洁公平为原则，不至于严厉而百姓顺从教化。孝武帝时期，对外抵御四方夷狄，对内改变法度，民力凋敝，奸邪轨范不禁，当时很少能用教化治理著称的人，只有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儿宽，居官可记述。这三个人都是儒者，通晓世务，熟悉文书法律，用经术润色吏治，天子器重他们。孝昭帝年幼，霍光执政，承接奢侈和战争之后，海内空虚耗损，霍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到了始元、元凤年间，匈奴归顺教化，百姓日益富裕，举荐贤良文学，询问百姓疾苦，于是废除酒专卖而议论盐铁。到了孝宣帝，从卑微的地位登上至尊之位，兴起于民间，深知民事的艰难。自从霍光死后，开始亲自处理万机，励精图治，每五天听一次政事。从丞相以下各自奉职进见。等到拜刺史、太守、国相时，就亲自接见询问，观察他们的来历，退下后考察他们的行为，以验证他们的言语。有名实不相符的，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常称赞说：“百姓之所以安居乐业而没有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与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优秀的二千石官员吧。”认为太守是吏民的根本，频繁更换则下面不安定。百姓知道他将长久任职，不可欺骗蒙蔽，于是顺从他的教化。所以二千石有治理成效的，就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禄，赐给金钱，有的爵位达到关内侯。公卿空缺，就从这些被表彰的人中依次选用。因此汉朝的优秀官吏在这时最为兴盛，称为中兴。

黄霸担任颍川太守，让邮亭乡官都饲养鸡猪，用来赡养鳏寡贫穷的人。制定条教在民间推行，劝勉行善，防范奸邪，以及致力于耕种桑麻，节约用度，增殖财产，种植树木，饲养牲畜。起初看似繁琐细碎，然而黄霸精力充沛，能够推行。官吏百姓见到他，谈话间他反复追问其他暗中的情况，互相参考验证，聪明识事，官吏百姓不敢有所欺骗。奸邪之人离开进入其他郡县，盗贼日渐减少。黄霸努力推行教化而后诛罚，务求成全保全。长吏说：“频繁更换长吏，送旧迎新的费用，以及奸吏趁机断绝簿书盗窃财物，公私耗费很多，都应当出自百姓。更换新吏又未必贤能，有的还不如原来的，只是互相增加混乱罢了。大凡治理之道，去掉那些过于严重的弊端罢了。”黄霸外表宽厚内心明察，得到官吏百姓的心，户口每年增加，治理成效天下第一，被征召担任京兆尹。

汉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下诏说：“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我非常厌恶，非常苦恼。安静的官吏，诚恳朴实没有浮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官吏百姓同声称赞他不烦扰，虽然没有其他奇异之处，这也大概接近了。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明智，把轻率当作恩德，把沉重当作威严，这四种情况如果兴起，那么下面就有怨恨之心。我的诏书多次下达，使者车盖连接道路，而官吏不加以治理，百姓有时失去职分，他们的罪过在哪里？努力思考旧的法令，符合我的心意吧。”

唐开元年间，张九龄上疏说：“违背政令的气象，表现为水旱灾害。天道虽然遥远，但其感应很近。从前东海冤杀孝妇，天旱很久。一个官吏不明，一个妇女非命，那么上天就昭示她的冤屈。何况天下众多的百姓，性命系于县令，生活依赖于刺史。陛下与他们共同治理，尤其亲近于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水旱的原因岂止是一个妇女而已。现在刺史，在京师附近和重要望郡，还很少选择合适的人。江淮、陇蜀、三河大府之外，稍微不合适的人，从京官外放的，有的自身有累，有的政绩无状，用牧守的职位作为排斥放逐的地方，有的因为依附结党而忝居高位，等到权势衰落，就说他不称职，从京职外放担任州官。武夫流外积累资历而……

译如果不考虑才能，刺史尚且如此，县令更不必说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重视根本的职责却被那些急于求进的人所轻视，承受弊政的百姓遭受不肖之人的骚扰，圣明的教化因此消沉郁结，这都是因为不选拔亲近贤良之人，从而造成了这种弊端。古代刺史入朝可以做三公，郎官出外可以治理百里之地，现在朝廷的士人入朝后就不再出外，他们在计算私利方面感到非常自得。京城是衣冠士族聚集、声名显扬的地方，从容地依附迎合，不费力就能成功，所以巨大的利益在于朝廷内部而不在于地方。有智慧才能的人，怀着求利之心，怎么肯再出外去做刺史、县令呢？国家依靠有智慧才能的人来治理，却常常没有亲近贤良的人，这是陛下不通过法律来革除弊端的缘故。臣愚昧地认为，治理的根本没有比重视守令更重要的了。守令受到重视，那么有才能的人就可以被任用，于是应当规定他们的资历：凡是未曾担任过都督、刺史的，即使考绩优异，也不能担任侍郎、列卿；未曾担任过县令的，即使政绩良好，也不能担任台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都督、守令即使地处偏远，也要让他们在地方任职满十年。如果不这样做来补救过失，恐怕天下仍然不能治理。

古代选拔士人，只取称职的人，因此士人修养平素的品行，而不做侥幸之事，奸诈虚伪自然停止，流品不混杂。现在天下不必治理得比上古更好，但事务却比从前成倍增加，这确实是因为不纠正根本，而在末节上设置巧诈。所谓的末节，就是吏部的条章，列举的条目数以千百计，那些擅长文书的人沉溺于文字细节，巧诈的史官和狡猾的徒众凭借奸邪而得逞。臣认为，起初制定簿籍文书，是为了防备遗忘罢了，现在反而追求案牍的精巧，而忽视人才，这就是所谓的“刻舟求剑”啊。凡是被称为吏部能干的，就说从县尉到主簿，从主簿到县丞，这是拘泥于文书而知道官职次序的人，却不讨论他们的贤与不贤，难道不荒谬吗？吏部尚书、侍郎是因为贤能而被任命的，难道不能识人吗？如果识人困难，选拔十个人能得到五个贤才，也就足够了。现在拘泥于格条，依据资历来匹配职位，是为官职选择人，最初就没有为人才选择职位的意思，所以当时的人有“平配”的讥讽，官署没有得到贤才的实际效果。臣认为，选部的弊端在于不变，现在如果刺史、县令仔细考察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人，那么每年应当选拔的人，让他们考察才能和品行，可以进入流品的，然后送到台省，再加选择，以所用人才的多少作为州县的考核标准，那么州县就会慎重地举荐，可以任官的人才多了，吏部就可以利用现成的人才，没有冗杂的麻烦了。现在每年的选拔数以万计，京城的米粮物资因此耗费，难道是因为士人多吗？大概是冒滥造成的。现在用一首诗、一篇判文来判定是非，正好使得贤人被遗漏，这是明代的缺政。

天下虽然广大，朝廷虽然人多，但如果让毁誉相混淆，听受不明，事情就完了。如果知道贤能各有品第，每一个官职空缺，不按照次序任用，难道不可以吗？如果各个部门的重要官职以下，让低等的人侥幸晋升，议论没有高下，只得到与得不到罢了，所以清议不能建立，名节不能修养，善良的士人坚守志向而落后，中等的人进取求取而改变操守。朝廷能够以美好的名声提拔士人，士人以修养名声来获取利益，利益出众，众人就会趋向。如果不这样，小的方面就会苟且求取，一变而至于阿谀取利，大的方面就会许诺分义，再变而形成朋党。所以在用人方面，不能不区分高下，高下有次序，就不能妄图干求，天下的士人必定刻意修饰自己，刑罚政令自然清明，这是兴衰的大端。

译刘安礼问治理百姓的方法，程子说：“让百姓各自能够表达他们的实情。”问驾驭官吏的方法，说：“端正自己以端正事物。”又说：“教导别人的人，培养他们的善心，那么恶念自然消除；治理百姓的人，引导他们恭敬谦让，那么争斗自然平息。”

宋孝宗初年，朱子应诏上奏章说：“天下的利弊，关系到百姓的安乐与忧患；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关系到地方长官的贤良与否；而根本所在，在于朝廷。如果朝廷不选拔监司来考察州县，即使今天下一道诏令，明天推行一项政事，想要惠民却反而增加骚扰，想要兴利却反而加重危害。”

○爱民

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办理政事而讲求信用，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朱子说：“‘道’是治理的意思。‘千乘’是指诸侯国，其土地足以出兵车千辆。‘敬’是指专一而不旁骛。‘敬事而信’是指严肃认真地办理政事而在百姓中建立信用。‘时’是指农闲的时候。意思是说，治国的关键就在这五点，这也是致力于根本的意思。”程子说：“当时的诸侯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些，也足以治理好他们的国家了。如果推究到极致，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杨氏说：“在上位者不恭敬，在下位者就会怠慢；不守信，在下位者就会怀疑。在下位者怠慢且怀疑，事情就办不成了。‘敬事而信’，是以自身率先垂范。《易经》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因为奢侈浪费就会耗费财物，耗费财物必然导致伤害百姓，所以爱护百姓必须先于节约用度。然而役使百姓如果不顺应农时，那么从事农业的人就不能尽力，虽然有爱护百姓的心，但百姓也得不到恩泽。”

孟子回答梁惠王说：“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轻刑罚，降低赋税，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青壮年在闲暇时修养孝悌忠信的美德，在家侍奉父兄，出门侍奉尊长，这样就能让他们拿着木棒去抗击秦国、楚国那些坚甲利兵的军队了。”

朱子说：“百里是小国，但能施行仁政，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归附它。减轻刑罚、降低赋税，这是仁政的两个大要点。君主施行仁政，百姓就能尽力于农田耕作，又有闲暇时间修养礼义，因此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并乐于效死。”

晁错上奏章说：“圣明的君王在位，百姓不挨饿受冻，并不是君王亲自耕种让他们有饭吃、亲自织布让他们有衣穿，而是为他们开辟了获取财富的途径。所以尧、禹时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旱灾，但国家没有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是因为积蓄多而防备预先完备。如今海内统一，土地和人口的众多不亚于商汤、大禹之时，加上没有天灾，连续几年的水旱灾害，而积蓄却不够，为什么呢？是因为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泽的利益没有全部开发，游手好闲的人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百姓贫穷就会产生奸邪，贫穷产生不足，不足产生于不从事农业，不从事农业就不安于土地，不安于土地就会离开家乡、轻视家庭，即使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也不能禁止。寒冷时对衣服的需求，不等待轻暖；饥饿时对食物的需求，不等待美味。饥寒交迫降临身上，就不顾廉耻，这是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整年不制衣服就会冷。肚子饿得不到食物，皮肤冷得不到衣服，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住她的孩子，君王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王知道是这样，所以致力于让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增加积蓄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所以百姓才能被拥有。”

唐太宗时，魏征上疏说：“陛下志向业绩与贞观初年相比，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共有十条。其中一条认为，近年来轻易役使民力，竟说百姓无事就会骄纵放逸，劳役就容易驱使，自古以来没有因为百姓安逸而败亡、因为劳役而安定的，这恐怕不是振兴邦国的言论。”

范祖禹说：“拥有国家的人不担忧百姓贫穷，却怀疑他们财物有余，索取不停；不体恤百姓劳苦，却怀疑他们力气有余，役使不停。这两条是亡国的道路。君主为什么不反省自己呢？自己希望富裕而厌恶贫穷，希望安逸而厌恶劳苦，那么富裕和安逸是百姓所希望的。给予百姓所希望的，去除他们所厌恶的，而不称王的，从来没有过。”

唐明宗自从即位以来，裁减罢免官员和伶人，废除内藏库，四方进贡的物品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广寿殿发生火灾，有关部门处理时请求增加丹雘（红色涂料），他感叹说：“上天用火警戒我，怎么适宜增加奢侈呢？”当年曾经干旱，后来大雪暴降，他坐在庭院中，下诏武德司宫中不要扫雪，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多次询问宰相冯道等人民间疾苦，听说冯道等人说粮食布帛便宜，百姓没有疫病，就高兴地说：“我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恩德？应当与你们做好事来报答上天。”

宋庆历年间，议论放宽茶盐禁令以及减少商税，参政范仲淹认为不可。茶盐商税的收入，只是分减商贾的利益罢了，实行于商贾，危害还不严重。如今国家用度没有减少，每年的收入不可缺。既然不从山泽商税中取用，现在的计策不如先节省国家用度。国家用度有余，应当先宽免赋役，然后才轮到商贾。放宽禁令不是应当首先做的。他的议论于是停止。

○为政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六月辛卯日下诏说：“设置官吏是为了服务百姓。如今户口减少，官吏职事仍然烦杂，命令司隶、州牧核实所辖地区，裁减官吏员额。郡县不足以设置长官的可以合并，上报给司徒、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合并裁减四百多个县。”

程子说：“为百姓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民力充足，那么生养就能顺利；生养顺利，那么教化就能推行而风俗美好。所以为政以民力为重。《春秋》凡是使用民力，必定记载其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违背道义，固然算是罪过；即使合时宜且合乎道义，也必定记载，表明劳民是重大的事情。然而有使用民力很大却不记载的，这是因为教化的意义深远。僖公修建泮宫、恢复閟宫，不是不使用民力，然而不记载，这两者是复古兴废的大事，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像这样使用民力，是应当使用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为政的先后轻重了。”

东莱吕氏说：“杨炎将租庸调合并为两税，两税之外不许索取一文钱，他却不知道保不住后来。大凡治理财政，最不可破坏旧法，最不可合并省减名目。”

唐朝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天下户口十亡八九

译驻扎重兵，费用巨大，都依靠转运使刘晏筹措。刘晏精力充沛，多机智变通，善于调剂有无，巧妙至极。他常常用高薪招募善于奔走的人，设置驿站相望，侦察报告四方物价，不出几天都能送达。粮食货物轻重贵贱的调控权，完全掌握在他手中。国家获利，天下没有物价极贵或极贱的忧虑。

刘晏认为，处理众多事务的关键在于用人，所以必定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干练、廉洁勤勉的人才来任用。他常说：“士人陷入贪污受贿，就会被当时舆论抛弃，名声重于利益，所以士人多清廉修身；官吏虽然廉洁，终究没有显赫荣耀，利益重于名声，所以官吏多贪污。核查账目、收支钱粮的事，即使再细微，也必定委托给士人；官吏只负责书写文书，不得轻易发表意见。”他的下属官员，即使远在数千里之外，奉行教令也如同在眼前一样，不敢欺骗。权贵因为亲戚故旧的关系托付他，刘晏也答应他们，俸禄多少、升迁快慢，都如他们所愿，但这些人不能亲近职事。

刘晏又认为，户口增多，赋税自然扩大，所以他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旬月将雨雪丰歉的情况上报。丰收时高价收购，歉收时低价出售，或者用谷物交换杂货供给官府使用，然后在丰收的地方卖出。知院官刚看到歉收的迹象，就提前申报某月需要减免多少赋税，某月需要救济多少。到了期限，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奏请施行，不等到百姓困苦流离饿死才去赈济。因此户口繁衍，起初担任转运使时，天下现存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后期竟有三百多万，不是他管辖的地区也没有增加。起初财赋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后期竟达一千多万缗。

刘晏专门采用榷盐法来充作军国费用。当时从许州、郑州以西，都吃河东池盐，由度支主管；汴州、蔡州以东，都吃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认为官吏多就会扰民，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官吏收盐，转卖给商人，任凭他们到哪里去。那些距离产盐地远的地方，就把官盐转运到那里储存。如果商人断绝、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称为常平盐。官府获得利润，而百姓不缺乏盐。起初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后期竟达六百余万缗。因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苦。

先前从关东运粮到长安，因为河流湍急凶悍，通常一斛只能运到八斗，能运到的就作为功劳受到优厚赏赐。刘晏认为江、汴、河、渭的水力不同，各自根据便利制造运船，教导漕卒，沿水设置仓库，转相接收供给。从此每年运粮有时多达百余万斛，没有斗升沉没翻船的。十艘船为一纲，派军将率领，十次运输没有失误，授予优劳官。在扬子设置船场造船，每艘给一千缗。有人说费用不到一半，请求减少。刘晏说：“不对。讨论大计的人不能吝惜小费，凡事必须为长久考虑。现在刚设置船场，办事的人多，应当先让他们私用不奢侈，那么官物就坚固完好了。如果立刻与他们琐碎计较，怎么能长久施行呢？日后必定有减少的人，减半以下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就不能运输了。”五十年后，有关部门果然减了一半。到了咸通年间，有关部门按费用给予，不再有盈余，船只更加脆弱单薄，漕运于是废止。

刘晏为人勤勉，事情无论闲杂还是繁重，必定在一天中决断。后来谈论财利的人，都没有能比得上他的。

译胡氏说：刘晏主张，财政收支必须委托给士人，理财应以养育百姓为首要任务；官吏过多就会扰民，讨论大事不应计较细微的费用，事情必须在一天内决断，这些都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

唐武宗时，李德裕担任宰相，平定叛乱，威令严明。皇上厌恶僧尼耗费天下财富，想要废除佛教，于是先摧毁山野间的招提、兰若等小寺庙，接着下诏令长安和洛阳各保留两座寺庙，每寺保留僧人三十人，天下各镇节度使辖区各保留一座寺庙，寺庙分为三等，保留的僧人数量有所不同，其余僧尼一律勒令还俗，寺庙都限期拆除，并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执行。寺庙的财物田产全部没收归官，寺庙木材用来修缮官府和驿站，铜像钟磬用来铸造钱币。全国被毁的寺庙四千六百多处，招提兰若四万多处，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收回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五代后周世宗因为官府很久不铸钱，而民间多熔毁钱币制作器皿和佛像，钱币越来越少，于是下诏设立铸钱监，开采铜矿铸钱。只有法物、军器以及寺观的钟磬、钹铎之类允许保留，民间的铜器和佛像必须在五十天内上缴官府换取价款，过期隐藏五斤以上者处死，不足五斤的按程度不同论处刑罚。他对侍臣说：“佛以善道教化世人，如果立志行善，这就是奉佛了。那些铜像难道是所谓的佛吗？况且我听说佛的志向在于利益世人，即使头目身体都舍得布施。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我也不吝惜。”

司马光说：“像周世宗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仁爱的了，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爱护百姓；像周世宗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英明的了，不因无益之事而废弃有益之事。”

周世宗留心农事，常常雕刻木头做成农夫和蚕妇的形象，放置在宫殿庭院中。想要平均天下的租税，先拿出元稹的均田图赐给各道，于是下诏派遣散骑常侍艾颕等三十四人分别前往各州均定田租。又下诏各州乡村以百户为一团，每团设置耆长三人。又规定各类课税户及俸禄户一律归属州县管理，其幕职官和州县官从今以后一律发放俸钱及米麦。

张九龄说：“书生崇尚清高游乐，不熟悉民事，轻易进献计策，不知道一旦施行，一张纸的命令发出，百姓就会遭受祸害。”

黄震说：“宋朝的名相只有李沆，对于上报的利害建议一概不施行，而每天只奏报各地的盗贼、水旱灾害。在汉代只有魏相也是这样。后来的宰相则喜欢变更祖宗法度，厌恶听闻天下的灾异。”

赵普担任宰相时，在厅堂后面放置两个瓮，凡是投进关于利害建议的文字都放在里面，满了就在通衢大道上焚烧。李沆担任宰相时，自称在位没有补益万一，只是对于四方上报的利害建议未曾见施行，姑且以此报国。从常理来看，这两位似乎像是苟且废弛政务的人，但当时国家安定，百姓富庶，这是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不可轻易更改，兴办一项利益必然伴随一项害处，今天对百姓有益的事情，将来或许对百姓有害。因此，法律不到非常弊坏的地步，坚守它是可以的。保持清静，百姓就能安宁统一，汉代的曹参也是如此。

《少仪传》说：“现在为后世谋划的人，不过广泛经营生计留给后代，田地连接阡陌，店铺跨越坊曲，粟麦充满仓廪，金银布帛装满箱箧，贪得无厌地追求仍然不满足，洋洋自得地认为子孙后代累世享用也用不完。然而不知道用道义教导儿子，用礼法整顿家庭，自己在十几年中勤劳身体、苦累形体来积聚财富，而子孙在一年之间奢侈浪费、游荡挥霍来散尽家财，反而嘲笑祖辈的愚蠢，不知道自我娱乐，又怨恨祖辈吝啬，对自己没有恩惠，从而怨恨他们。起初欺骗偷窃来满足欲望，不足则立约举债于人，等待祖辈死后偿还。看他们的意图，只怕祖辈长寿。严重的甚至祖辈有病不治疗，暗中下毒，也有这样的事。那么以前用来利于后世的，恰好足以助长子孙的恶行，而给自己带来祸患。”

○止盗

《易经》大畜卦六五爻辞说：“阉割公猪的牙齿，吉祥。”程子传解说：“事物有总摄的关键，事情有契机，圣人掌握得其要领，那么看待亿万民众的心就像一颗心，引导它就行动，制止它就收敛，所以不劳苦就能治理，其作用就像阉割公猪的牙齿一样。猪是刚躁的动物，如果强制它的牙齿，那么用力劳苦而不能制止；治理它，阉割去除它的势气，那么牙齿虽然存在，但刚躁自然停止。君子领悟阉割公猪的意义，知道天下的恶行不可以用强力制止，那么考察其契机，持守其要害，断绝其本源，所以不借助严厉的刑法，恶行自然停止。况且制止盗贼，百姓有欲望之心，见到利益就行动，如果不知道教化，又迫于饥寒，即使每天施行刑罚杀戮，难道能胜过亿万民众利欲的心吗？圣人知道制止盗贼的方法，不崇尚威刑，而修明政治教化，使他们有农桑的产业，知道廉耻的道理，即使奖赏他们去偷窃，他们也不偷窃了。”

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请教，孔子说：“如果你自己不贪欲，即使奖赏百姓让他们去偷窃，他们也不会偷窃。”

朱熹说：“你不贪欲，那么即使奖赏百姓让他们做盗贼，百姓也知道羞耻而不偷窃了。”

孟子派阳肤担任士师，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高兴。”

谢氏说：“百姓离散，是因为让他们没有道德，教化没有素来培养，所以他们犯法，不是迫于不得已，就是陷入于无知。所以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高兴。朱熹说：“百姓生计不丰厚，教化不修明，内心没有尊君亲上的心，外面没有仰事俯育的依靠，因此恩情疏远，义理淡薄，不相维持，而每天有离散的心罢了。”

汉宣帝地节年间，渤海发生饥荒，盗贼并起，皇上选择能治理的人，丞相御史推荐龚遂，任命为渤海太守。召见询问用什么方法治理盗贼，回答说：“海边遥远，不沾圣化，百姓困于饥寒而官吏不体恤，所以使陛下的赤子盗弄陛下的兵器在潢池中罢了。现在想要让我战胜他们呢，还是安抚他们呢？”皇上说：“选用贤良，本来是想安抚他们。”龚遂说：“我听说治理混乱的百姓，就像治理乱绳，不可急躁，只有缓和然后才能治理。我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用法律条文拘束我，让我一切方便从事。”皇上答应了他，加赐黄金，赠送遣返，乘坐传车到达渤海边界，郡中发

译（王）莽派兵来迎接他，（王）莽就把这些兵都遣送回去，并写信命令所属各县停止追捕官吏，凡是手持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盘问；只有手持兵器的人才算是盗贼。于是（王）莽只乘一辆车来到郡府，盗贼听说（王）莽的教令，立刻解散，丢弃他们的弓弩而拿起锄头。于是百姓都安居乐业，（王）莽于是打开粮仓借贷给贫民，选用贤良的官吏安抚、养育百姓。齐地的风俗奢侈，喜好工商业而不从事农业耕作，（王）莽亲自带头节俭，鼓励百姓致力于农桑，按人口规定种植树木和饲养牲畜。百姓中有携带刀剑的，让他们卖掉剑买牛，卖掉刀买小牛犊，说：“为什么要带着牛和小牛犊呢？”（王）莽慰劳百姓，巡视郡中，百姓家中都有积蓄，诉讼案件停止平息。于是（朝廷）召他担任水衡都尉。

译梁朝罗研担任益州别驾时，齐狗儿作乱，临汝侯嘲笑罗研说：“你是蜀地人，喜好祸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罗研回答说：“蜀地百姓积弊已久，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百家为一村，不过几户人家，有食物却陷入穷困的人十有八九。束缚他们，使他们十天中有两三天受苦，他们贪恋祸乱、喜好灾祸，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让每家养五只母鸡、一头母猪，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几升麦饭，即使苏秦、张仪在面前巧言劝说，韩信、白起在身后按剑威胁，也不能使一个人成为盗贼，何况是贪恋祸乱呢？”

唐朝自唐懿宗以来，奢侈之风日益严重，用兵不止，赋税征收更加急迫。关东地区连年水旱灾害，州县不据实上报，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街头，无处申诉，相聚为盗，所到之处如蜂群般兴起。州县兵力稀少，百姓不习战事，每当与盗贼相遇，官军大多战败。唐僖宗干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聚集数千人，在长垣起事。第二年，王仙芝及其党羽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讨击，失利。冤句人黄巢善于骑射，喜好行侠仗义，曾与王仙芝一起贩卖私盐，至此聚集众人响应王仙芝，攻掠州县，被繁重赋税困扰的百姓争相归附。几个月之间，众达数万。此后朱温相继起事，最终导致唐朝灭亡。

范祖禹说：“自古盗贼兴起、国家败亡，没有不是由于暴虐的赋税、沉重的征收，致使百姓失去生计的人众多。唐朝末年，政令出自宦官，不仅赋税剥削，还贩卖百物，尽夺百姓利益，所以有私盐之盗。让百姓没有衣食之资，想要不灭亡，怎么可能呢？”

五代刘知远时，天下盗贼众多。宰相苏逢吉亲自起草诏书下达州县，凡是盗贼居住的本家及邻居保甲，都族诛。有人对苏逢吉说：“因做盗贼而族诛，已经不符合王法，何况邻居保甲呢？”苏逢吉吝惜这个意见，认为不得已，只去掉“族诛”二字。于是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十七个村庄的数百村民。卫州刺史叶仁鲁听说辖区有盗贼，亲自率兵捕捉。当时十几个村民共同追逐盗贼进入山中，盗贼都散走。叶仁鲁随后赶到，看见捕捉盗贼的百姓，以为是盗贼，全部擒获，割断他们的脚筋，暴晒在山脚下，辗转呼号，数日后死去。听闻的人无不感到冤屈，而苏逢吉认为叶仁鲁能干，因此天下因盗贼杀人更加泛滥。

南安监狱有囚犯，按法律不该处死，转运使王逵想严加惩处。王逵苛刻，官吏没有敢与他争论可否的。濂溪周子当时担任司理参军，独自极力争辩。王逵不听，周子就放下手板，回家取来告身（委任状），丢下离去，说：“像这样还可以做官吗？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王逵也感悟，囚犯得以不死。

《读诗疑问》 （元）苏天爵 撰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滋溪文稿卷二十五）

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音乐得以纠正，雅、颂各得其所。”那么，二南（《周南》《召南》）作为正风，不可以称为乐吗？还是兼而言之呢？古时春秋时期，用礼乐教导百姓，所谓乐，就是雅、颂之乐吗？还是《大韶》《大夏》之乐呢？《诗》三百零一篇都是古乐章，六篇无辞的是笙诗。那么，《大韶》《大夏》也是笙诗吗？如果不是，它们的歌词为何不流传于世呢？当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时，是鲁哀公十一年冬天。前六十八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周乐，先歌《周南》《召南》，次歌《邶》《鄘》《卫》，次歌《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然后歌《小雅》《大雅》《颂》，终焉。由今观之，所纠正的唯独《豳》以下，而雅、颂何尝不得其所呢？如果说《左传》后出而作传，为何唯独《豳》之下、雅之上不得其序呢？

《诗》三百篇，妇人女子所作占十分之三。以淫邪妇人而能作此，难道是圣人润色吗？不然，后世老师宿儒反有不能及者，何也？

郑、卫之诗，大概多是淫乱之诗。平王以下，朝廷雅正之乐歌，难道也少吗？至于孔子定《诗》，独取郑、卫淫乱之诗，而弃宗周雅正之乐歌，何也？有人说：平王东迁，王室衰微，不再能作祭祀朝聘之乐了。以大王之尊，不能为此，而鲁是诸侯之国，独能作燕享之颂吗？

《汉广》之诗，言文王之化及于江汉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行露》之诗，言南国之人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乱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礼自守，而不为强暴之所污矣。《摽有梅》之诗，言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贞静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之辱也。夫文王之化，既能变南国前日淫乱之俗，而其妇人女子亦皆有端庄静一之德，独其男子反不能被文王之化，革其强暴之性，何也？

《淇澳》，卫人美武公之德；《宾之初筵》，武公饮酒悔过而作；《抑》，亦武公作，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皆卫诗也。一录于风，一录于小雅，一录于大雅，何也？岂声音节奏亦有丰杀廉肉之不同欤？果然，则诸侯之诗亦可谓之雅矣。《七月》，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使瞽蒙朝夕讽诵以教之也。《公刘》，召康公以成王将莅政，当戒以民事，故咏公刘之事以告之也。当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皆作诗以戒王。今《七月》录于风，《公刘》录于雅，何也？《周礼》：龠章氏祈年于田祖，则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则吹豳颂。岂豳诗亦可为雅为颂欤？果然，是一诗而杂三体矣。岂所谓雅、颂各得其所乎？

《六月》，宣王命尹吉甫帅师伐玁狁，有功而归，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