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后汉书卷三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第四十卷，宋代萧常撰，《魏载记》第五。王朗字景兴，是东海郯人。因为通晓经书而任郎官，拜太尉杨赐为老师。杨赐去世后，王朗弃官服丧。徐州刺史陶谦察举王朗为茂才。当时献帝在长安，关东兵乱兴起。王朗任陶谦的治中，和别驾赵昱等劝陶谦说：“《春秋》的义理认为，求得诸侯拥护，没有比勤王更重要的。如今天子远在西京，应当派使者奉行并承受王命。”陶谦于是派赵昱带着奏章到长安，天子嘉奖他的心意，任陶谦为安东将军，任赵昱为广陵太守。会稽太守孙防渡江攻取土地，功曹虞翻认为力量不足以抵御，不如避开他。王朗不听，同孙防交战而大败，渡海到东冶。孙防追击，又把他大败，王朗于是到孙防那里投降，自称是被擒获的俘虏。孙防因为他儒雅，没有加害。王朗虽然流离困顿，早晨还不能谋划晚上的生活，却收养孙防的亲旧，分给他们较多、自己留下较少，行义十分显著。曹操上表召他，他到达后，被任为谏议大夫，参与司空军事。曹操任魏王后，王朗屡次升迁为大理，审理疑罪时多从轻处理。当时钟繇明察，依法办案，两人都因治理狱讼而著称。曹丕继承相位后，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曹丕篡夺汉朝后，任王朗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当时有鹈鹕聚集在灵芝池，诏令公卿推荐品行独特的君子，王朗推荐光禄大夫杨彪。曹丕想攻打孙权，王朗上疏劝谏说不可，曹丕没有听从，结果无功而返。曹叡初年，进封兰陵侯，上疏劝谏不要修建宫室，转任司徒，去世。著有《易》《春秋》《孝经》《周官》的传、奏、议论、记等作品，都流传于世。有儿子王肃。王肃字子雍，十八岁时跟随宋忠学习《太玄》，又为它作注解，屡次升迁为散骑常侍。曹叡时，曹真侵犯汉中，王肃上疏劝谏。又说应当遵循旧有礼制，为大臣发哀，荐献果品于宗庙，这些建议都得到施行。又上疏陈述政治的根本：“应当撤除无事可做的官位，减少不急需的俸禄，停止浮食之费，合并从容闲散的官职，使官员一定有职务，职务一定有专任之事，任事就一定领取俸禄，用俸禄代替耕作，这是古代一向的制度，也是当今应当施行的。唐尧、虞舜时代，设置官职、划分职守，郑重命令公卿，各自负责其事务。龙官担任纳言，就像今天的尚书，只负责传达和收纳帝王的命令。《甘誓》说：‘六事之人’，这说明六卿也是掌管事务的官。周官的制度就更完备了。到了汉朝初年，公卿都因具体事务入朝。高祖亲自追赶逃跑的周昌，武帝在远处认可奉上奏章的汲黯，宣帝命令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开始设置五名尚书，从此逐渐衰落，朝会礼仪于是缺失。可以恢复五日一次临朝的仪式，使公卿、尚书都因各自事务入朝奏报；废弃的礼仪重新兴起，这就是所谓名声美好而实际厚重。”汉献帝去世后，王肃上疏认为：“汉朝总称帝、皇的名号为皇帝；有单独称帝的，没有单独称皇的，那么皇就是等级稍低的称号。” 所以高祖时土地上没有两个王，他的父亲在世却让父亲称皇，说明这并不构成两个王的嫌疑。如今既然是追赠谥号，停止称帝而只称皇，来配合他的谥号就可以了。”曹叡没有听从，于是仍然追谥为孝献皇帝。后来王肃兼任秘书监，并兼任崇文观祭酒。曹叡曾问：“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说‘帝，就是审察明白的意思’，这是不是说皇帝想不明察，怎么能不杀他呢？”王肃回答：“只是因为言语失去了尊卑顺逆的节度；推究他的本意，都是想尽心补救国家。况且帝王的威势超过雷霆，杀一个平民同杀蝼蚁没有差别；如果宽容赦免他，可以显示能够容纳接受直言，所以臣认为杀他未必正确。”曹叡又问：“司马迁因为受刑的缘故，内心怀有隐痛，著《史记》时并没有贬低孝武帝，却让人痛恨。”王肃回答：“司马迁善于叙事，具有良史之才，人们称它为实录。武帝听说他在撰述《史记》，取来《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阅读，于是大怒，将文字削去并投入火中。直到今天，这两篇只有记录而没有原书。后来又发生李陵之事，司马迁于是被下蚕室。这说明隐痛在于孝武帝，而不在史迁本人。”当时正在大规模修建宫室，百姓失去农业时节，有人因误期而按约定被处刑，仓促杀人，王肃上疏说：“孟轲说：‘杀死一个无罪的人而取得天下，仁人是不做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汉朝时有人触犯警跸、惊扰皇帝乘舆的马，廷尉张释之奏请只罚金。文帝认为处罚太轻，张释之说：‘当时如果皇上命令杀他，也就罢了；如今既然交给廷尉审理，廷尉就是天下公平执法的人。一旦在这里有所偏失，天下使用法律的人都会随意改变轻重，百姓将把手脚安放在哪里呢？’臣认为这是严重违背法义的说法，不是忠臣所应陈述的。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公平，天子的自身反而可以迷惑错误吗？这就是对自己严格、对君主宽纵，是最不忠诚的行为。周公说：‘天子没有戏言，说出的话史官会记录，乐官会诵读，士人会称述。言语尚且不能当作戏言，何况付诸行动呢？’所以张释之的话不可不察，周公的告诫不可不遵循。”王肃屡次升迁为太常。他的儿子王芳当时在曹爽辅政时任职。何晏、邓飏等人同王肃、蒋济、栢范议论当时政事，王肃正色说：“这些人就是弘恭、石显一类的人，难道还要再称赞他们吗？”曹爽听到后，告诫何晏等人说：“你们应当共同谨慎，公卿已经把诸位比作前代的恶人了。”王肃因宗庙事务获罪免官，后来任光禄勋。当时有两条一尺长的鱼聚集在武库屋顶上，有关官员认为这是吉祥。王肃说：“鱼生在深渊，却高居屋顶，这是鳞介之物失去了自己的处所；边疆将领恐怕将有丢弃铠甲的忧患吧？” 后来果然有东关之败。司马师废黜曹芳后，让王肃到元城迎接曹髦并拥立他。王肃屡次升迁为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去世。他的门生身穿丧服的有数百人。起初，王肃精通贾逵、马融的学说，却不喜欢郑玄的学说，采集并辨析其中的异同，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作解，又撰定父亲王朗所作的《易传》，都列入学官所传授的教材。他评论、驳议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以及丧服制度轻重等，共有一百多篇。当时乐安人孙炎字叔然，师从郑玄的门人，号称东州大儒，朝廷召他任秘书监，他没有就任。王肃编集《圣证论》来讥刺贬低郑玄，孙炎加以驳斥并作解释。到孙炎撰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等注，又著书十多篇。自汉末被征召的士人敦煌周生烈，以及曹叡时的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人，也都曾为经传作注，颇为流传于世。王弼字辅嗣，是山阳人。祖父王凯任侍中，是王粲的堂兄弟。父亲王业是荆州牧刘表的外甥，官至谒者仆射。王弼年少时聪敏早慧，十多岁便喜好老子的学说，已经能够辨析义理。

译王弼的父亲任曹叡的尚书郎时，裴徽任吏部郎。王弼尚未成年便去拜访裴徽。裴徽认为他奇异，问道：“无，确实是万物所凭借的根本。然而圣人没有一个肯专门谈论它，老子却不断申说它，这是为什么？”王弼说：“圣人体会无的境界，而无又不是可以用言语训释的。老子是从有的方面来说的，所以常常谈论无，以说明有的不足。”何晏非常惊异，感叹说：“仲尼说后生可畏，像这个人，难道可以同他谈论天人之间的关系吗？”淮南人刘陶善于纵横议论，受到当时人推重，每次同王弼谈论，没有一次不自行折服。王弼是天才，才华出众，辩论诘难颇有锋芒；在他所得意的领域，没有人能够挫败他。他性情平和随易，喜爱宴饮游乐，通晓音律；他论说道理虽然有附会玄理之处，文辞不如何晏，但探究幽深奥妙，多超过何晏。他颇凭自己的长处傲视他人，所以当时常被士大夫厌恶。他同钟防友善。钟防议论以考校精练为宗旨，却常常佩服王弼的高妙旨趣。何晏常说圣人没有喜怒哀乐，他的论说非常精微，钟防等人都转述它。王弼认为不对：圣人胜过常人的地方，是神明；同常人相同的地方，是五情。神明高明，所以能够体会中和之道而通达玄理；五情同于常人，所以不能没有哀乐来应对万物。然而，圣人的情感虽然应对外物，却不会被外物所牵累。如今因为圣人的情感不受外物牵累，便认为他不再应对外物，错误就太大了。王弼曾为《易》作注，颍川人荀融诘难王弼关于大衍之义的说法；王弼又为《老子》作注，说明其大旨，颇有义理和意趣。又著《道略论》。太原人王济喜好谈论《老子》《庄子》，常说从王弼的《易注》中领悟到很多道理。曹芳时，王弼任尚书郎，去世时二十四岁。赞曰：王朗以德义自持，能够用《春秋》中勤王的道理劝勉陶谦，却在孙氏面前屈节，在曹操面前屈身，这些都不值得称道。礼制规定要为旧君服丧，用来表示不忘根本，所以郑季不忍心为了苟且求取富贵而改名换籍。田横的门客能够依礼安葬田横，直到今天仍被称为长者。王肃父子曾赶上侍奉汉献帝直到他去世，曹叡想把追尊皇帝的礼数全部施加给汉献帝，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增减的；作为王肃，赞成曹叡的决定还可以。既然不能这样做，反而想削去汉献帝的帝号来讨好自己所侍奉的人，他刻薄寡恩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小人啊。”}], 王粲，字仲宣，是山阳郡高平人。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都做过汉朝的三公。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汉献帝西迁时，王粲迁居长安。中郎将蔡邕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当时蔡邕凭才学显贵，朝廷宾客常常满座；听说王粲来了，便倒穿着鞋出门迎接。王粲年纪尚小，身体短小，一座宾客都感到惊异。蔡邕说：“这是王公的孙子，有非凡的才华，我不如他。我家的书籍，应当全部送给他。”王粲十七岁时，司徒征召他，诏令授任黄门侍郎；但当时局势阻塞，他都没有赴任，于是前往荆州依附刘表。刘表嫌他相貌丑陋，不太以礼相待。刘表死后，王粲劝他的儿子刘琮归顺曹操。曹操征召王粲为丞相掾，封关内侯。曹操在汉水边置酒，王粲捧杯称颂曹操的美德，把他的功业比作三王；正直的人都鄙视他的奸佞谄媚。曹操称魏王后，任命王粲为侍中。当时旧有礼仪废弛，创立法度，均由王粲掌管。起初，王粲和人一起在路旁读碑文，有人问：“你能背诵吗？”王粲便朗声背诵，一字不差。他又曾观看别人下围棋，棋局被弄乱后，王粲把棋局复原；下棋的人用帕子盖住棋局，另摆一局让他复原，他也没有错一着。他还精通计算，撰写算术著作；善于写文章，提笔便能写成，不需删改。人们以为他早已预先构思，但即使他重新精心推敲、深入思考，也不能再增益一字。建安二十三年，王粲跟随曹操攻打孙权，途中因病去世，时年四十一岁。当初曹丕任五官将时，和弟弟曹植都喜爱文学；王粲与北海人徐干伟长、广陵人陈琳孔璋、陈留人阮瑀元瑜、汝南人应防德琏、东平人刘桢公干互相友善。徐干任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文学。陈琳先前任何进的主簿。何进想诛杀宦官，太后不同意，于是召集四方猛将，带兵向京城进发，想用武力胁迫太后。陈琳劝他说：“《易经》说‘追赶鹿却没有虞人引导’，谚语又说‘蒙住眼睛捕雀’。微小的事尚且不能靠欺骗来实现愿望，何况国家大事，难道可以用欺诈建立吗？如今将军掌握皇帝的威势，控制军队要害，进退高下都在掌握之中，凭此行事，和用大火炉烧毛发有什么不同？只应当权宜行事，设立防备，虽违背经文却合乎道理，使上天和人心都顺从；反而放下自己的利器，再去征召外地大军。大军一旦会合，强者便占优势，这就是所谓倒拿着太阿剑把剑柄交给别人，必定不能成功，只会成为祸乱的开端。”何进没有采纳，最终果然遭遇灾祸。陈琳逃难到冀州，袁绍让他掌管文章。袁氏败后归附曹操，曹操对他说：“你过去替本初写檄文，只需列举我的罪状罢了，为什么还要牵连到我的父祖？” 陈琳叩头谢罪说：“箭已经搭在弦上，不能不发。”曹操爱惜他的才华，没有治罪，和阮瑀一同任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撰写军国文书。檄文大多出自陈琳、阮瑀之手。阮瑀曾撰写各种文书和檄文，草稿写成后呈给曹操。此前曹操患头风，这天病发，躺着读陈琳写的文章，突然坐起说：“这篇文章能治好我的病。”于是多次加以厚赏。陈琳调任门下督，阮瑀任仓曹掾，阮玚、刘桢也任丞相掾，后来转任五官将文学。刘桢因不敬获刑，刑满后任属吏，众人都写有数十篇文章和赋。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去世，陈琳、徐干、阮玚、刘桢都在建安二十二年去世。曹丕写信给元城令吴质说：“往年发生疫病，亲友大多遭受灾祸；徐干、陈琳、应防、刘桢同一时期都去世了。考察古今文人，大多不拘小节，很少能凭名节立身。只有伟长内心有文章才学而质朴淡泊，安静少欲，有箕山隐士那样的志向，可以说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他所著《中论》二十多篇，文辞义理典雅，足以流传后世，这个人可以不朽了。”德琏常常有写作著述的愿望，他的才学足以著书，只是高雅的志向没有实现，实在令人痛惜。孔璋的章表尤其雄健，只是略显繁复富丽。

译公干有超逸的气质，只是还不够刚劲。他五言诗中优秀的作品，精妙绝伦，胜过当时所有人。元瑜的书记文章飘逸，也足以令人欣赏。仲宣尤其擅长辞赋，可惜文体气势偏弱，不足以振起他的情意；至于写得好的地方，古人也无法远远超过他。他们都是一时的俊才。曹丕曾撰写《典论》，把孔融也列入其中，称为“建安七子”。从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人，也有文采，但不在七人之列。路粹曾任曹操军谋祭酒，诬告上奏孔融，人们都害怕他的笔。阮玚的弟弟阮璩，字休琏，也因文章显名。吴质，字季重，是济阴人，受到曹丕、曹植的友善礼遇，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又有谯郡嵇康、下邳桓威，也在当时以才名著称。嵇康字叔夜，文章辞采壮丽，喜谈老庄之学，又崇尚奇异、任侠仗义，被司马昭杀害，晋史自有传。桓威出身孤寒低微，十八岁时著《浑舆经》，依托道家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后来任安成令。阮瑀的儿子阮借在晋朝做官。卫顗，字伯儒，是河东安邑人。年轻时便以才学著称。曹操征召他为司空掾，屡次升任治书侍御史，出使益州。因道路阻塞不能通行，便留在关中镇守。当时关中百姓逃散迁往其他郡的，逐渐返回本土。各位将领大多把他们招来充作部曲。卫顗写信给荀彧说：“盐是国家的大宝。应当像过去一样设置使者监督售盐，把盐的收入用来购买牛，供给百姓，劝导耕种、积存粮食，使关中富足繁衍。远方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日夜想着归来。又应让司隶校尉留在关中治理，以此作为关中的主政者；这样各位将领的权力会日益削弱，官府和百姓的力量会日益强盛。这就是强固根本、削弱枝叶的好处。”荀彧把这番话告诉曹操，曹操采纳了。于是开始派谒者仆射监督盐务，并让司隶校尉治理弘农。关中归服后，召卫顗回朝，逐渐升任尚书。曹操称魏王后，任命卫顗为侍中，与王粲一同掌管制度。曹丕继承相位后，卫顗回到汉朝任侍郎，劝导赞助禅让取代之事，并撰写相关诏令文告。曹丕篡汉后，卫顗又任尚书，封阳吉亭侯。曹叡初年，进封阎乡侯。卫顗上奏说：“律法是国家所看重的，却是私下议论者所轻视的；狱吏关系百姓的性命，却是选用官员所鄙视的职位。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 “请设置律博士，让他们轮流相互教授。”这件事于是得以施行。当时百姓困敝，而徭役事务正繁重。卫顗上疏说：“如今的要务，应当量入为出。但尚方制造的器物越来越多，奢侈靡费日益加重，国库日益枯竭。过去汉武帝相信求神仙之道，认为应当得到云上的露水，用来调和玉屑，所以设置仙掌承接露水。如今并不求取露水，却白白设置仙掌；既不能供实际使用，又徒然耗费，没有益处，这些都应当裁减限制。”卫顗奉命掌管卜筮和著作，又撰写《魏官仪》，各种著述有数十篇。他喜好古文、鸟篆、隶书、草书，没有不精通的。后来因病去世。儿子卫瓘任镇西将军，其余事迹见于《晋史》。建安末年，尚书右丞、河南人潘朂元茂，散骑常侍、河内人王象羲伯，与卫顗都以文章显名。又有刘廙，字恭嗣，是南阳安众人，当时也很有名望。官至侍中，著书数十篇，和丁仪共同议论刑法与礼制，著作都流传于世。刘劭，字孔才，是广平郡邯郸人。建安年间，作为计吏到许都，太史说元旦这天将发生日食。刘劭当时正在尚书令荀彧的官署，座中有几十人，有人说应当停止朝会，有人说应当退朝避灾。刘劭说：“梓裨是古代的良史，尚且会占卜水火之事，却错失天时。《礼记》说：‘诸侯朝见天子，到了宫门而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四种，日食就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圣人制定礼制，并不会因为预先知道有变故就停止朝会；或许灾祸会消失、异象会潜伏，或许推算演绎本来就有错误。”荀彧认为他说得好，命令朝会照旧举行，太阳也没有发生日食。曹丕篡汉后，刘劭任尚书郎、散骑侍郎。曹丕命令汇集群书，按类别编排，撰成《皇览》。曹叡时，刘劭出任陈留太守，召回任骑都尉，和庾嶷、荀诜等制定科条，撰成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升任散骑常侍，曾撰《赵都赋》，曹叡很赞赏，命他再作《许都赋》《雒都赋》。当时对外兴兵，对内营造宫室，刘劭撰写这两篇赋，都含有讽谏之意。孙权围攻合肥时，东方的官吏和士卒都分批休假，满宠上表请求调集中军士兵，并召回休假的将士，等兵力集中后攻击孙权。刘劭认为：“吴军刚到，心志专一、气势锐盛；满宠因为兵少，请求等援兵到达，这本身并没有过错。我认为可以先派步兵五千、精锐骑兵三千，张扬声势、显示威力；骑兵到达合肥后，疏散队列，增加旗帜和鼓声，从敌军后方出击，截断他们的退路，拦截他们的粮道。他们听说我军到达，骑兵又堵在后面，一定会震惊恐惧而逃走，不必交战便会自行崩溃。”曹叡采纳了他的意见。等军队赶到合肥时，孙权果然逃走了。曹叡命刘劭制定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撰写《说略》一篇；他还认为应当制定礼制、制作乐章，刘劭于是撰成《乐论》十四篇。事情完成但尚未上奏，曹叡就去世了，来不及施行。曹芳初年，刘劭为皇帝讲解经书，赐爵关内侯。他撰写《法论》《人物》《卜志》等一百多篇著作。去世时，东海人谬袭熙伯、陈留人苏林孝友、京兆人韦诞仲将、谯国人夏侯惠稚、任城人孙该公达、河东人杜摰德鲁等，也都著有文章和赋，且都官至大官。傅嘏，字兰石，是北地郡泥阳人，是傅介子的后代。二十岁左右便已知名，司空陈群征召他为属吏。当时刘劭撰写考课法，事情下达到三府，傅嘏提出异议说：“考察《考课论》，虽然想要寻求前代考核升降官员的文献，但那套制度已经残缺失传。礼制中保存下来的，只有《周礼》：对外分封侯伯，作为九服的屏障；对内设置各类官司，统管六种职务。士人有固定名额，官职有确定规制，百官分担职任，士农工商各有不同职业，所以考核政绩可以有条理，升降官员也容易实行。自建安以来直到今天，事务繁多而无暇应付，治理国家、整治军队，权宜之法和常法并用；百官各司，都共同承担军国事务，依据时势需要来应对政务。把古制施用于今日，事务复杂、义理不同，很难贯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制度适合长远，有时不切合眼前；法令适应时务，又不足以流传后世。设置官职、均分职守，清理治理百姓和事务，这是建立根本；按照名义考察实际，纠正督励、形成规制，这是治理枝节。根本纲领尚未建立，制度创制又没有完成，国家大略还未兴盛，却先制定考课，我担心这不足以区别贤能与愚劣，也不足以精确辨明幽隐与显著。过去先王选取人才，一定先依据他们在乡里的品行，在学校讲习道理；品行完备便称为贤，道理修习有成便称为能。

译乡里的长老把贤能者的名册献给君王，君王拜受后，任用他们，让长官任事治理；这就是先王取用人才的原则。如今还没有六卿那样的荐举制度，选拔人才的职权专由吏部掌握。依据考察材料，真正有才能的人未必得到适当任用；依据功劳，德行又未能得到排列叙录。这样一来，考课优劣不能完全考察人才；综合叙述王道制度、传播赞助国家法式，内容深、意义广，很难详尽说明。”曹芳时，傅嘏授任尚书郎，升任黄门侍郎，和何晏关系不合，被免官。后来起用为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司马懿杀曹爽后，任傅嘏为河南尹，升任尚书。傅嘏常认为，秦朝开始废除侯国、设置郡守，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与古制不同。汉朝沿用了这一制度，一直到今天；但儒生学士都想把三代礼制错综杂糅进来，所讲道理宏大而高远，却不合时务，事实和制度相违，名义与实际不相称，历代不能达到治理，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他想大幅改定官制，一切依照古代原则，但当时局势多艰，不能立即改革。傅嘏曾议论才性同异，钟会汇集众说加以评论。曹髦初年，傅嘏封武乡亭侯。毌丘俭、文钦等起兵，想诛杀司马师，司马师的军队抵抗他们。有人认为司马师不应亲自出征，只有傅嘏和王肃劝他前往。司马师让傅嘏代理尚书仆射，和自己一同向东进军。毌丘俭、文钦战败，其中有傅嘏的谋略。司马师去世后，傅嘏秘不发丧，假称奉司马师遗命到许昌召他的弟弟司马昭，接管司马师的军队，直接返回洛阳。司马昭于是辅政，傅嘏因功进封阳乡侯。后来去世，时年四十七岁，有儿子傅祗。崔林，字德儒，是清河郡东武城人。年轻时成名较晚，宗族中没有人了解他，只有堂兄崔琰认为他非同寻常。曹操兼并冀州后，任崔林为邬县县长。后来攻打壶关，曹操询问长史中谁的德政最好，并州刺史张陟把崔林作为回答，于是提拔他为冀州主簿。崔林屡次升任御史中丞。曹丕篡汉后，崔林任尚书，出任幽州刺史。当时北中郎将吴质统领河北军事，涿郡太守王雄对崔林的别驾说：“吴中郎将是皇上亲近看重的人，持节统领事务，州郡无不奉上笺表表示敬意，而崔使君却不与他通报。如果他以边塞没有整治为由杀掉你们使君，你难道能阻止吗？”别驾把这些话全告诉崔林，崔林说：“刺史看待离开这个州就像脱掉鞋子一样，难道会因此连累自己吗？这个州和戎狄相接，应当用安静来镇抚；扰乱它就会激起戎狄的叛逆之心，只是替国家产生北方忧患。”崔林任职一期，盗贼都销声匿迹；却因为不侍奉上司，被降为河间太守，清正的舆论大多替崔林抱怨。后来升任大鸿胪。曹叡初年，转任光禄勋、司隶校尉。他处理政务推诚守简，注重大体，因此离任后人们总是思念他。散骑常侍刘劭撰写《考课论》，制度下达百官讨论，崔林议论说：“考察《周官》中的考课制度，其中的文字已经很完备了。自康王以后便逐渐衰败，这说明考课之法能否实行，在于主持它的人。到了汉朝末年，难道在于佐史的职掌不够严密吗？如今的制度并不疏漏，只在于坚守一项原则而不丧失它罢了。如果朝廷大臣能够承担仲山甫那样的重任，成为百官的榜样，那么谁敢不肃敬？”当时司徒、司空职位空缺，散骑常侍孟康推荐崔林忠诚正直、清廉节俭，是宰辅之才，于是崔林任司空，封安阳亭侯。魏朝三公封侯，从崔林开始。不久，进封乡侯。鲁国相上奏说：“汉朝建立孔子庙，褒成侯按时奉祀；在辟雍举行礼仪时，一定祭祀先师。王室发放谷物，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如今宗圣侯奉祀孔子，却没有下令祭祀的礼仪，应当供应牲畜，命长史奉祀，尊孔子为贵神。”朝廷令三府议论此事，博士傅祗依据《春秋》传中“列入祭祀典制”的说法，认为孔子就是这种情况。宗圣侯只足以继承孔子后代绝嗣的家世，彰显其盛德罢了。至于显扬孔子的立言、崇奉他的明德，则应当按照鲁国相所请办理。崔林议论说：“宗圣侯也是奉王命祭祀，并不是没有诏命。周武王封黄帝、尧、舜的后代，又设置三恪；禹、汤的时代不在当时，却又特意命令其他官员祭祀。如今从周公以上直到三皇，忽然都不再祭祀，而礼经中仍保存着相关说法；唯独祭祀孔子，是因为距离当世较近。以大夫的后代而特受无穷的祭祀，礼数超过古代帝王，义理胜过商汤、周武王，这可以说是尊崇根本、报答德行。不应再对非同族者重复祭祀。”曹芳初年去世。赞曰：人们推尊自己的老师，是为了尊崇老师所传的道。孔子这样圣明，是万世仁义礼乐的宗主，那么推尊他的礼仪应当怎样呢？韩愈说过：“从天子到郡邑的守令，能够得到祭祀并遍及天下的，只有社稷和孔子。”社祭土地，稷祭谷物，勾龙和弃只是分别配享的对象，怎么能和孔子相比？孔庙采用王者的礼制，孔子巍然居中，天子以下的人都面向北方拜跪，仿佛亲自成为他的弟子。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德行泽被万世，所以推尊他的礼仪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当曹氏割据时，鲁国相请求由官府另行供应牲畜、长吏奉祀，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吗？那个崔林是什么人？竟然说：“从周公以上直到三皇，尚且不列入祭祀；孔子按大夫身份而受无穷祭祀，这礼数已经过分了。”而且还讥讽不应重复祭祀非同族者，这样的人足以和他谈论推尊老师的意义吗？唐人归崇敬也说：“天子不应面向北方行弟子礼，请面向东方，以减轻过重的礼仪，这是腐儒的见解。”大体与崔林相同，他们忘本实在太严重了。我艺祖皇帝曾到相国寺的佛塔，问身边的人：“应当拜还是不应当拜？”有人回答说人主不应拜；不久皇帝临幸国学，却面向北方再拜。他尊师重道，足以振兴人心，成为后世的法则。可惜这两个人没能亲眼见到这件事，来抒发他们坐井观天般的见识。

译杨俊，字季才，是河内郡获嘉人。他曾向陈留人边让求学，边让认为他器度非凡。杨俊认为当时正值乱世，而河内处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必然会成为战场，于是扶携老弱，前往京密山中。同行的有一百多家，他救济贫困的宗族。得知旧日相识被人掠去充作奴婢的，共有六家，他都倾尽财产把他们赎回。后来迁徙到并州。本郡人王象年幼丧父，孤苦无依，十七八岁时给人做奴隶放羊，私下读书，因此遭受鞭打。杨俊赞赏他的才质，怜悯他，便赎出王象，安置在自己家中，替他聘妻置产，然后才与他分别。曹操任杨俊为丞相掾，举荐为茂才，授任安陵令，升任南阳太守。他宣扬德教，兴办学校，官吏百姓都称赞他。后来调任征南将军。曹操为魏王后，杨俊升任中尉。曹丕篡汉后，杨俊再次任南阳太守。当时王象任散骑常侍，推荐杨俊说他的吏治功绩显著，应当调回朝廷，在京城辅佐尽力。杨俊从年轻时就以品评人物自任，同郡人审固、陈留人卫恂都出身军伍，杨俊资助、提拔并奖掖他们，最终都成为优秀士人。审固后来历任郡守，卫恂任御史；他们明察人物、践行义理，许多事情都类似这样。起初曹植和杨俊友善，曹丕因此怀恨。后来曹丕到宛城，因市场不够繁荣而发怒，逼令杨俊自杀。王象，字羲伯，和同郡的荀纬等人都受到曹丕礼遇。王粲、陈琳等人去世后，新进士人中只有王象才华最高，屡次升任散骑常侍，封侯，兼任秘书监，奉命编撰《皇览》，共合为四十多部，每部有几十篇，总计八百多万字。王象性情温和厚道，文章又温润雅正，因此当时被称为儒宗。曹丕因旧日怨恨杀死杨俊，王象叩头至流血，极力论救。曹丕说：“我知道杨俊和你的全部关系，如今如果听从你的请求，就是没有我自己了。”杨俊死后，王象因不能救他而怨恨自责，发病去世。高堂隆，字升平，是泰山郡平阳人，鲁国高堂生的后代。年轻时为诸生，太守薛悌召他任督邮。郡督军和薛悌争论，直呼薛悌的名字并呵斥他。高堂隆按剑斥责督军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便登上台阶；秦国弹奏筝时，蔺相如进献瓦缶。面斥臣下的君主，是义理所要惩罚的。”督军脸色大变，薛悌惊起制止。后来高堂隆离开官府，避居济南。建安十八年，曹操召他任丞相军议掾，出任堂阳长。曹叡时，任给事中博士，屡次升任散骑常侍。当时大规模修治殿舍，向西取来长安的大钟。高堂隆引用冷州鸠的事例来答对，说明周景王铸钟时曾受到劝谏。升任侍中后，他请求改正朔、换服色、区别徽号、改易器械。曹叡采纳了他的建议，把青龙五年春二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祭祀用白色牲畜，这是顺应地道。后来升任光禄勋。当时曹叡崇尚修建宫殿，装饰楼阁，开凿太行山的石料，采集谷城的文石，建造景阳山和昭阳殿，铸造黄龙、凤凰等奇异壮伟的兽物，各种劳役同时兴起，参加营造的人有数万。公卿以下直到诸生，没有不出力的。曹叡甚至亲自挖土来率先示范。上天降下过量的雨，冀州发生大水，漂没了百姓。高堂隆上疏极力劝谏，认为秦始皇不修筑道德根基，却修筑阿房宫；不担忧宫墙内部的变乱，却兴修长城的劳役。当时君臣谋划这些事情，也想建立万世基业，使子孙长久拥有天下，哪里会想到一旦有平民大声呼喊，天下就会覆亡呢？所以亡国之君总以为国家不会灭亡，最后却走向灭亡；贤明圣德的君主总认为国家将要灭亡，反而因此能够不亡。如今皇帝所亲信的人，不是三司九卿，就是台阁近臣，本应当无所忌讳，却不敢把实情告诉皇帝；这样的人只是具备官位的臣子，不是刚直的辅弼。过去李斯教秦二世说：‘做人主而不能任意纵欲，就叫作天下的桎梏。’秦二世采用了这套说法，秦朝于是灭亡，李斯自己也被灭族。因此司马迁讥讽李斯没有直谏，把这件事作为后世的警戒。” 奏疏送上后，曹叡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这篇奏疏，我非常恐惧。” 高堂隆病重，又口述上疏极力劝谏，随后去世。起初蒋济请求举行封禅，曹叡说：“听到蒋济这话，使我汗流到了脚。”这件事暂时搁置。过了几年，曹叡想议论施行封禅，命高堂隆撰定礼仪，但还没有完成。等高堂隆去世，曹叡叹息说：“上天不想让我完成这件事，高堂生舍弃我而死了。” 《续后汉书》卷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