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制第二十

译《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祖先，是帝颛顼的后裔，孙子名叫女脩。女脩在织布时，玄鸟掉落了蛋，女脩吞下后，生下了大业。”《索隐》说：“秦、赵两国因为母系族属而尊颛顼为祖，这不符合生人的常理。”“《左传》记载：郯国是少皞的后代，而嬴姓大概属于少皞的族系。秦、赵应当尊少皞为祖。”按：少皞是己姓，《索隐》的说法有误。况且诸侯都源自同一祖先，只有六国和蓼国，则同时尊咎繇和庭坚为祖。庭坚，是颛顼的才子。（《古今人表》列举高阳才子八人，用咎繇代替庭坚，竟说是一人两名，这是错误的）女脩对于庭坚，大概是姑母或姐妹。母系社会传位给外甥，因此舅舅和外甥共同尊奉其祖。（《族制进化论》说：世间有不将官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姐妹之子的情况。这是由于母系亲族法。所以拔德儿说：罗安高的四位市府酋长，都是国王的外甥；王子不能继承王位。海衣说中部非洲的风俗也是如此。佗斯佗士史记载日耳曼古代风俗说：舅舅和姨妈疼爱外甥，如同父亲疼爱儿子；外甥爱舅舅和姨妈，甚至超过爱父亲；敌国交换人质，不取儿子而取外甥，只有财产才传给儿子。印度的连波人，丈夫用少量财物给妻子，买回儿子，冠以己姓，才得专有；其女儿则必须归妻子娘家，丈夫不得拥有。班古罗夫的书所记载的亚美利加其尼路人，将财产传给母系子孙；初克佗人，儿童将入学校，不由父亲命令而由舅舅命令。这些都是重视外甥的证据）传说称咎繇的儿子是皋子。（《列女·辨通传》。皋就是咎）只有咎繇也被称为陶叔，（《易林》需之大畜）而许由实际上是咎繇的异称。（后有附说）由此可知“繇”是他的名，“咎”则如同“咎犯”一样。（舅犯，古多作咎犯）咎繇既然传位于母系，自己也遵循其典章而授予外甥；外甥称他为“咎”，后来遂成为习俗用语，如同“咎犯”一样。所以化益虽然是咎繇的儿子，却另立姓为嬴，只是国邑尚未完备以授予他人罢了。（见后附说）胥臣说青阳，是方雷氏的外甥；夷鼓，是彤鱼氏的外甥；方以明彰族姓，而屡次言及外甥，即黄帝之子仍有母系遗风，无疑了。唉！考察血缘的远近，家族的兴衰系于其上。（传说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所以父系和母系七世以内，都应当禁止通婚，因为血缘太近的缘故）遗传的优劣，愚笨与智慧系于其上。血液的纯杂，强弱系于其上。（言人种改良者，谓劣种婚优种，其子则得优劣之血液各半；又婚优种，其子则得优种血液6／8；至七世，则劣种血液仅存1／128，几乎全为优种矣）细胞的繁简，生死系于其上。（生物学之说，谓单细胞动物万古不死，异细胞动物则无不死。然其生殖质传之裔胄，亦万古不死）民众有统绪，固然不能排斥其母系。观察深山大泽，就知道将生出龙蛇，素成的道理，书写在玉版上，其慎始敬终的态度。民众的准则啊！

译平等之说盛行，而区分高下的人，坚持旧有的理由来互相诘问，说：女子的智慧必定不如男子，蝴蝶为了争夺配偶而美化羽毛；鸡为了争夺配偶，所以生出鸡冠和距爪；狮子只为了争夺配偶，所以长出长颈和鬃毛。它们美丽且勇武，都是为了争夺配偶而在雄性中独占优势。即使是人，也是动物，从远古以来，安静柔顺的女性不增加体力，又常常受妊娠之苦，以至于不能从事各种事务，因此《尚书·梓材》怜悯她们，称她们为“媰妇”、“鳏寡”。对待她们必定要优厚，但他们的权力就必定不能与男子均等了。圣王因此以世袭嫡子为尊贵，尊崇宗庙。天子则追尊到远祖，即使是文母也依附于儿子，这是世袭嫡子的尊贵，也就是所谓的遗传罢了。这种制度的弊端发展到任用同姓，而贵戚之卿守护着他们的俸禄。守护俸禄的人，如果确实能继承祖先的德行，不丧失蝉联的荣耀，世袭的卿大夫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遗传，就像冰中隐藏着热量一样，隐藏于几代之后，跨越世代而爆发，类似于鼻祖，不一定限于父子。所以商均不能继承舜，而继承了鼓叟；周幽王不能继承宣王，而继承了汾王。

况且本性就像竹箭一样，加上箭羽，装上箭头，搭上弓弦，这就是学习。不学习，即使遗传再好，能自然而然地成就吗？那些登上肥马、乘坐坚车的孩童，却将穿着羊皮裘的俊才雄杰排斥在桩木之下，他们的道理没有不正的。圣王因此废除世袭卿大夫而将官职授予天下人，说：不行啊，不行啊！白雉不进贡，泗水不出现宝鼎，我完了啊！孔子被季孙氏、田成子阻挡而不能进用；子弓有赤色的角，却不能在南面称王。阻挡的力量强大，所以创制的痛苦也很深重。

虽然如此，如果上古没有世袭卿大夫，又哪里会有孔子、子弓呢？从共和时代以来，那些担任国子职务的人，不是因为尊贵，只是为了竞争而保存他们的族群罢了。不然，现在我国中原的氏族，清晰显著，都出自五帝。五帝的百姓，为什么都断绝了祭祀呢？这没有别的原因，自然的淘汰与人为的淘汰，优秀的必定胜利，劣等的必定失败。睿智如五帝，百姓本来就在奔逐，喘息都来不及了，于是又分封亲戚作为屏障，胁迫异族使他们成为一个宗族；不归属宗族的，用律令放逐，屏弃在大荒深阻、丛棘白草之间，与戎狄为伍。从轩辕到孔子，将近二千年，那些有名号的子孙达到百姓、千品、万官、亿丑，不是他们同类的人，又哪里容得下他们的足迹呢？

况且古代的淘汰，很急切啊！所以戚施（驼背）直镈（锄头），蘧篨（伛偻）蒙璆（玉饰），侏儒扶卢（爬竿），蒙叟（老人）修声（调音），聋聩（聋哑）司火，有时也能用他们。至于童昏（愚钝）、嚚瘖（愚哑）、焦侥（矮小），是官师认为没有才能的人，用来充实边远之地。那些被屏弃在边远之地的人，是害怕他们传播疾病而败坏我们华夏的种族，所以局促不安地进行淘汰。（凡是带有遗传损伤，如狸犬失去尾巴，所生的后代也没有尾巴；人如果掉了指头，他的儿子也没有指头；又如有并指多达六七指的，有的几代都相同。这说明形体上的疾病灾祸，都有遗传性）古人，不曾不在赏罚上僭越滥施。想要改良他们的种族，本来就不能舍弃这种方法。

等到端门有命令，而种族已经优良了，尽天下的人都出自厉山有熊，那么谁是优秀的？谁是劣等的？于是废除世袭卿大夫，释放刑徒，与天下人重新开始。三古的世袭卿大夫，就像拿着桃枝扫帚扫除那些没有才能的种族，然后九州去除了狼扈（凶暴），而聚集了清淑（清明善良）。虽然竞争生存，但不是私心。现在到了桓公、文公的时代，四裔的孤弱，有什么能扰乱我们的族纪呢？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和皇后的耳孙。虽然不竞争生存，也没有增进他们的公心。如果不是前世的竞争生存，那么孔子、子弓早就被雕刻额头、剃去胡须了，又哪里能得到渊圣的才能，而制定这些法则呢？

制定法则有程序，而种族的日益进步没有程序。如果人人都角犀丰盈（强壮有力），必定要改变他们的常态。改变常态的方法，不仅依靠严父，也依靠母仪。《十翼》以《归妹》为天地的大义，（上《系》：“《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虞注：“四象，是四时；两仪，是乾坤。《乾》二五之《坤》，成《坎》《离》《震》《兑》。《震》春，《兑》秋，《坎》冬，《离》夏。所以两仪生四象。《归妹》卦具备，所以《彖》独称天地的大义。”这就是《风》始于《关雎》，《书》首“厘降”，意义都包含在内了。又案：从大极到两，到四，到八，那么从八到十六，到三十二，到六十四，自然可以比类，不是邵雍的私说。现在生物学家说细胞极球，一裂为二，二裂为四，从此为八，为十六，为三十二，为六十四。这就是《归妹》的宗旨）其成绩究极于“使跛能履，使眇能视”：（《集解》本“能”作“而”。《履卦》亦然。但《释文》不出异文。据虞注，则作而；据《履》卦侯果注，则作能。案：废疾负伤，如果夫妇同病，则必定遗传；如果妇人不跛不眇，则幸可改良。凡改良之说，看这里）唉，百姓的福祉啊！

附：许由即咎繇说

唐、虞以贵族行禅让。瞽叟是虞君，而舜是他的世袭嫡子，不想把天位授予庶人。

大史公称“尧让天下于许由”，宋氏《尚

译《书略说》认为许由就是伯夷。其理由说：“《大传》中的‘阳伯’，郑玄认为由伯夷掌管。《左传》隐公十一年的传文说：‘许国，是大岳的后裔。’《墨子·所染》和《吕氏春秋·当染》都记载‘舜受到许由、伯阳的影响’。伯阳，就是阳伯。所以知道许由就是伯夷。史书说尧把天下让给许由，正是附会《尚书》中‘咨询岳牧，顺承天命’的文句。”这种说法虽然知道放勋（尧）没有禅位给平民，但其实仍然不够审慎确切。

译查考《吕氏春秋》的高诱注，说“伯阳就是老子”。这种说法确实荒谬错误，然而《尸子》记载：“舜得到六位贤人，名叫雒陶、方回、续耳、伯阳、东不识、秦不空，都是国家的贤才。”（《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用）这说明本来另有伯阳其人，并非许由。

我认为许由就是咎繇（皋陶），《古今人表》写作许繇，正好与咎繇同字。《夏本纪》说：“封皋陶的后代在英、六两地，有的封在许地。”（皋陶即咎繇）古人常以子孙的封邑来逆称祖先，因为他的子孙封在许地，所以就把咎繇称为许繇，这也就像契被称为“殷契”，（盘庚迁都到殷，才开始有殷这个名称。契最初封在商，并不叫殷。但《殷本纪》也称“殷契”）弃被称为“周弃”，（大王迁都到岐山，才开始有周这个名称。弃最初封在邰，并不叫周。但《国语·鲁语》说“夏朝兴起时，周弃继承大位”。）不必一一举例说明。禅让的说法，原本产生于夏代。《夏本纪》说：“帝禹即位后推举皋陶并推荐他，而且把政事交给他。”而皋陶死后，传说辗转讹误，便说成是尧禅让给许由。古代的事情模糊不清，不足为怪。

《伯夷列传》说：“我登上箕山，山上有许由的坟墓。”《夏本纪》说：“伯益把帝位让给禹的儿子启，自己避居在箕山南面。”伯益本来就是咎繇的儿子。高诱注《吕氏春秋·当染》，认为许由是阳城人。箕山，下面临近阳城。（《括地志》说：阳城县在箕山北边十三里）许由的坟墓在这里，是归葬故乡；伯益避居在这里，是誓守父亲坟墓。这也就像禹把商均封在阳城，阳城以北是崇伯（鲧）的封国，将要守护旧封地，而打算终身不干预天子的政事。（《夏本纪》正义：阳城县在嵩山南边二十三里。查考：嵩山本作崇山，就是崇伯鲧所封的地方。禹、咎繇的封邑相邻，只是分为南北罢了）如果《皇览》说咎繇的坟墓在庐江六县，与许由在箕山不相符合。这就像尧葬在济阴，（《五帝本纪》集解引用刘向及《皇览》）而《墨子·节葬》认为葬在蛩山，《吕氏春秋·安死》认为葬在穀林。舜葬在九疑山，（《五帝本纪》）而《孟子·离娄》认为葬在鸣条。古代的事情模糊不清，也不足为怪。

又，《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七引用戴延之《西征记》说：“许昌城，本来是许由居住的地方。大城东北九里，有许由台，高六丈，宽三十步，长六十步。许由以听到尧的禅让为耻而登上这座山，当地百姓仰慕他的德行，所以建立这座台。”这种说法是后来产生的。然而许昌就是许县，与阳城同属颍川郡。（《后汉书·郡国志》）那么推测咎繇的封邑，本来从阳城延伸到许县，其后代封在许县的，也就是守护着故土，不能轻易断定。

有人说，墨子、吕不韦既然记载了舜被许由感化的文字，又说禹被皋陶、伯益感化，如果许由、咎繇是同一人，为什么改变名字重新列举？这是因为尧禅让的谣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开来，墨子、吕不韦本来习闻此说，却没有考察这是不同的称呼。

民数第二十一

阴阳之气，发散收敛的规律，古今是一样的。丛林中的高大树木，不是一天就能长成的，只有蠛蠓、醯鸡这类小虫吗？蠕动群飞的昆虫，它们的卵孵化也不急促。唯独人类不同。

从秦朝以前，里闾什伍的人口统计，已经不可考了。大概汉平帝元始二年，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后汉和帝永兴元年，人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这是根据《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用伏无忌的记录。东汉户口，这是最盛的时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人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人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明神宗万历六年，人口六千六十九万。清朝兴起以来，康熙四十九年，人口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乾隆五十九年，人口三万七百四十六万；道光二十八年，人口四万二千七十三万。其差距比较如此。

从元始年间到康熙年间，一千七百年，人口数量没有超过。等到乾隆末年，相距才八十年，而人口增加了十三倍。这是什么道理呢？假如说天下长久太平无事，百姓没有遭受水火刀兵之灾，所以日益繁殖。然而从建武年间到和帝、安帝时期，从天宝年间追溯到贞观年间，中原没有狗吠之声（形容社会安定），其相隔年份也相等，但人口增加不到这个倍数。假如说疆域辽阔，前代所未有。前代没有的，只是回部罢了。汉朝曾经开辟朝鲜、高句骊，设立乐浪、玄菟二郡，现在也不能完全郡县化。蒙古现在为汗国，隶属理藩院管辖。唐朝时甚至消灭突厥，设置刺史。比较其长短宽窄，也大致相当。况且沙漠之地，本来人口稀少而土地空旷，其户口哪里值得选取？天府所产出的，没有超过九州的范围。

章炳麟说：将赋税平均摊派到土地上的，开始于康熙朝。从康熙朝往前，上至秦、汉，百姓都有口赋。有口赋，百姓就以身体为祸患，虽然有编审户口，必定争着隐瞒自己。官吏害怕完不成税课，计算其数量，又十分之中隐瞒三四。口赋免除后，贫穷者优于富裕者，游手好闲者优于勤劳谋生者。百姓不担心有生命，即使不编审户口，也争着把自己的名字上报给官府。所以乾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