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第十二

译《庄中白棫〈周易通义〉》说：“曲成万物”在《周髀算经》中对应的是勾股弦，引申开来就是“和”与“较”，意思是只要知道一个角，其他的角就可以推导出来。《周易》不直接说勾股弦，而说“曲成”，为什么呢？因为勾股弦不能穷尽万物，所以说“曲成万物”，又说“不遗”。天的运行经过十二辰，是曲成；地的山川溪涧，是曲成；人物的筋脉转动，也是曲成。所以说“曲成”可以涵盖《周髀算经》，而说《周髀算经》却不能涵盖“曲成”。

译《诗经》如同《薄伽梵歌》，《尚书》如同《富兰那》神话，向下汲取民义，向上与九天帝王相通。只有《乐经》，还保留着《傞马》（吠陀歌诗）和《黑邪柔》（吠陀赞诵祝词及诸密语，有黑白二邪柔）的面目，鸟兽行列整齐，天翟率领舞蹈，观察其征召之象，那种怪异迂阔、宏大奇伟的风格就可以知道了。

《礼》和《春秋》，它们的言辞雅正训诫，接近人世，所以荀子主张推崇礼义、削减《诗》《书》。礼义受到推崇，那么《士礼》《周官》以及公冠、奔丧等典章，便杂乱地一同出现，并列于经部。《诗》《书》被削减，那么伏生就将百篇删减为二十九篇。（《尚书大传》明确提到“六誓”、“五诰”，这些篇章都存在于伏生所传的书中。伏生书中没有的如《汤诰》，虽然序言列在百篇之中，但并不属于“五诰”。由此可知二十九篇是伏生自己确定的，其篇目是从百篇中削减而来的，只是假托孔子的名义罢了。认为传授诵读不足以导致其消亡的说法，是不对的。明白了削减《诗》《书》的说法，那么近代儒者认为孔子本来就没有百篇，壁中之书都是刘歆、王莽伪造的说法，也是不对的）《齐诗》学说中的五际、六情，摒弃《颂》与《国风》，只取二《雅》。（迮鹤寿说：十五《国风》，是诸侯的风俗；三《颂》，是宗庙的音乐；只有二《雅》叙述王者的政教，所以四始、五际专用二《雅》，不用《风》《颂》。按：刘歆《移大常博士》说：“一个人不能独自穷尽一经，有的专治《雅》，有的专治《颂》，相互配合而成。”这大概过分了。三家《诗》都削减本经，而专门选取其中一部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齐诗》。《齐诗》怪诞，确实不能作为典要，用来证明荀子的说法在汉代儒者中流行罢了）虽然如此，治经通常以诵习法度和讨论辨析为调剂。诵习法度，是用其义理约束自身，而有推崇和削减；讨论辨析，是用其事迹观察世道，有推崇的，没有削减的。西汉的儒者，他们的诵习法度既狭隘，对世事不周全透彻却强行比附次序，因此谬误失实，还凭借师说在王官中取效，制定法度决断事务，这就更加有害了。

杜预、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兴起，就知道“治理国家不在于崇尚古制”，广泛搜集别记，考察法度，核实名实，论述社会以观察世道，而“六艺”又回归于史学。神话的弊病，不浸染于今天，其源流清浊所在，风化芳臭气泽所及，就昭然可察了。在魏晋时混乱，到宋明更加动荡。继承汉代有著作的，其次是清代儒者。

清代理学言论，枯竭而无余华；多忌讳，所以歌诗文史受到束缚；愚弄百姓，所以经世先王的志向衰微。（三代都有作者，然而他们远不及宋明）家有智慧的人，大多聚集于解说经书，也以此缓解死气，而其方法接近工巧、精微、高远、善美。

起初明代职方郎昆山顾炎武，著《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才开始明了，其后研究声音训诂的人以此为准则。太原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断定东晋晚出的书为伪作，学者尊崇他；济阳张尔岐开始阐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理方位，系之于《禹贡》，都是大儒。然而草创未精博，时常掺杂宋明妄言。其形成学问著述系统的，从乾隆朝开始。一来自吴地，一来自皖南。

吴地始于惠栋，他的学问喜好广博而尊重传闻。皖南始于戴震，综合形名，敢于裁断。这是他们的不同之处。

惠栋之前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都崇尚通达，杂治经史文辞。到了惠栋，继承其父惠士奇的学问，立志于经术，撰写《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开始精微，不被浅陋的见闻所迷惑；然而也泛滥百家，曾注《后汉书》及王士祯的诗，其余笔谈语录尤其众多。惠栋的弟子有江声、余萧客。江声著《尚书集注音疏》，余萧客著《古经解钩沉》，大都笃信尊崇，缀辑古义，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而王鸣盛、钱大昕也受其风气影响，稍加发扬舒展。在扬州教学的，则有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依次兴起。余萧客的弟子甘泉江藩，又续写《周易述》。都陈义典雅，深奥地遵循古训。

戴震生于休宁，师从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都深通。他的同乡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是胡匡衷、胡承拱、胡培翚，都善于治《礼》。而程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戴震又在京师教学，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都跟随他问业。弟子中最知名的是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段玉裁著《六书音韵表》以解释《说文》，《说文》于是明了。王念孙疏解《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屈聱牙的都得以理解。传授给儿子王引之，著《经传释词》，阐明三代古辞气，是汉儒所不能理绎的。其小学训诂，自魏晋以来，未曾有过。（王引之曾受诏修《字典》，如今《字典》谬妄如故，难道是虚挂其名吗？）

译难道是因为腐朽蛀蚀的质地不值得雕刻吗？近世德清的俞樾、瑞安的孙诒让，都继承了段玉裁、王念孙的学问。俞樾撰写《古书疑义举例》，辨析古人称名中相互矛盾之处，分别按条目罗列，使人不再疑惑迷乱，尤其细微精到。世人多将段玉裁、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视为经学儒者，但他们最终最精深的地方却在于小学，往往接近名家流派，并非汉代《凡将篇》《急就篇》那一类人。凡是戴震学派中的各家，分析条理，都缜密严谨，上溯古代义理，而以自己的准则进行判断，这与苏州诸学截然不同。

译然而自从明末出现了浙东学派，万斯大、万斯同兄弟，都是鄞县人，师从余姚的黄宗羲，讲说《礼经》，杂糅汉学与宋学，而万斯同特别推崇史学方法。后来余姚的邵晋涵、鄞县的全祖望继承他们，尤其擅长讲述明末的遗闻旧事。会稽的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著作，以恢复刘歆、班固的学术，其卓越简约之处超过了《史通》。而研究礼学的学者绵延不绝，定海的黄式三传承浙东之学，开始与皖南学派交流。他的儿子黄以周撰写《礼书通故》，三代制度的度量衡得以确定。只有浙江上下各派的学说，也到此才完备集结。

起初，太湖之滨，苏州、常州、松江、太仓等县，那里的百姓安逸华丽。自从晚明以来，喜好从事文辞的比兴创作，在饮食聚会中，以博闻强记互相问难，所以喜好浏览而没有纲纪，这种流风遍及长江南北。惠栋兴起时，仍然崇尚广博洽闻百家之言，喜爱文采的人与之模棱两可地附和。等到戴震在休宁兴起，休宁在江南属于高原，那里的百姓勤劳刻苦善于谋生，所以求学深奥，言论直截了当且切实，没有温和委婉之处，不便文人。戴震开始进入四库馆，众儒者都对他震惊敬畏，于是敛衽作弟子。天下逐渐轻视文人，文人与经学儒者开始交恶。而江淮之间研究文辞的人，本来有方苞、姚范、刘大櫆，都产自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互相标榜，也愿意充当程朱理学的代表以垂范后世，称为桐城义法。戴震撰写《孟子字义疏证》，以阐明才性，学者从此轻视程朱理学。桐城各家，本来没有掌握程朱理学的要领，只是援引肤浅末节，用大话自我壮胆。（按：方苞出身寒微，虽然不认识程朱理学的深意，他的孝友严整、亲身践行值得称赞。其他姚氏子弟生于富贵之家，只是稍微恬淡自持，凭借富厚之家自然容易做到，其他亲身践行方面，没有听说。既然不是诚心求取宋学，委曲求全、宁静安适，也不足以称为实践，这就更加卑下了。）所以尤其被轻蔑。姚范的曾孙姚鼐，想跟随戴震学习，戴震谢绝了他，仍然急切地用微言大义匡正告诫。姚鼐心中不平，多次持论诋毁朴学支离破碎。后来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学术派别更加分明。阳湖的恽敬、陆继辂，也暗中从桐城接受义法。其余写作骈文的人很多，有的表面奉承戴氏，实际上与他的学说不相容。（骈文各家，只有汪中称颂戴氏，但学问已不类似。其他大多为辞赋家，有的略微接近惠氏，离戴氏则极远。）经学解说崇尚朴实，而文辞贵在优游繁衍，它们分道扬镳是自然的。

文人既然已经自得其乐，又耻于不学习经典，于是有了常州今文经学，务求瑰丽的意旨和微妙的言辞，以方便文人。今文经学，指《春秋》的公羊学；《诗经》的齐诗；《尚书》的伏生学；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融和郑玄的《尚书》。然而都以公羊学为宗。起初，武进的庄存与与戴震同时，唯独喜好研究公羊学，撰写《春秋正辞》，仍然称说《周官》。他的门徒阳湖的刘逢禄，开始专门推崇董仲舒、李育，撰写《公羊释例》，连缀文辞比附事迹，分类排列明显昭著，也不愿意随意夸大诡辩。然而他的辞义温和深厚，能使阅览者愉悦理解。等到长州的宋翔凤，最擅长附会，牵强引证修饰说辞，有的采纳翼奉等家，而杂以谶纬神秘的言辞。宋翔凤曾对人说：“《说文解字》始于一而终于亥，就是古代的《归藏》。”其义理瑰奇，而文辞特别华美精妙，与治朴学的学者方法不同，所以文人尤其利于此。

道光末年，邵阳的魏源，夸诞好言经世致用，曾经用术数奸佞之说游说权贵，不得志，晚年任高邮知州，更加落魄，于是想研究今文经学以成名；然而素来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撰写《诗书古微》。凡是《诗经》，今文有齐、鲁、韩三家；《尚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所以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如同互相攻击如仇敌。魏源一概杂糅它们，所不能贯通的，就归之于古文，尤其混乱没有条理。仁和的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孙，稍知书本，也研究《公羊》，与魏源互相称誉。而仁和的邵懿辰撰写《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出《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是刘歆伪造，却反而相信东晋古文，称颂不衰，这就是所谓的倒置。总之，这三人都喜好写作姚易卓荦的言辞，想以前汉经术助长文采，不素习规矩法度，所以所论支离自陷，往往如同胡言乱语。只有德清的戴望阐述《公羊》以赞《论语》，是有师法的。而湘潭的王闿运并注释五经。王闿运的弟子，有井研的廖平传承他的学问，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学说虽无根据，然而还胜过魏源辈绝无伦类的。

大体上清代经学儒者，除了今文经学之外，大体上与汉儒截然不同。不凭借经术来治理乱世，所以短于风议；不凭借阴阳来断决人事，所以长于求是。短长虽然不同，总之都彰显了他们的文明。为什么呢？传记通论，阔远难以应用，本来就不周延于治乱。建议而不符合实际，夸诞虚妄有什么益处？鬼神、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宗教遮蔽六艺，怪诞妄为！哪里比得上断决于人道，将六艺等同于古史，只是料简事类，不每日吐言为律，那么上古社会污

译隆盛时期的事迹，大致还可以知晓。用这种方法来综合贯通，就可以阐明进化的规律；用这种方法来拆分剖析，就可以审察因袭与变革。所以只有惠栋、张惠言等学者，他们研究《周易》，不能不搜集采撷阴阳之说，其他各家几乎都被摒弃搁置。虽然他们或许只是琐碎地认识细微之处，但大概也远离了巫祝之流了。

译晚近有番禺人陈沣，正值惠栋、戴震之学衰微，今文经学家又拘守章句，与其他典籍不相调和，于是开始糅合汉学与宋学，撰写了诸部《通义》及《读书记》。因为其中郑玄、朱熹的遗说最多，所以舍弃了二者大体上截然不同的部分，只选取细微的契合之处，作为类比依据。这就像从千匹马中挑选毫毛，必定有那些分割后色泽纹理相同的。陈沣既然擅长牵强附会，那些追求名望的显贵大多宣扬他。他的弟子稍微崇尚记诵，靠剽窃言论来取悦世人。仲长子说：“天下的学士有三种奸邪：实际上不知道，却详细地不说，这是第一种；窃取他人的学说，来成就自己的学说，这是第二种；接受无名者的学说，却转移给有知者，这是第三种。”（见于《意林》卷五引《昌言》）

自古以来，经文的师法传承散失断绝，于是唐代出现了《五经》《周礼》《仪礼》等疏，宋人继承其后，命名为《十三经注疏》。然而《周易》采用王弼的注，《尚书》采用枚颐的注，《左氏春秋》采用杜预的注，《孝经》采用唐玄宗的注，都不能令人满意。枚颐伪造古文，世代相传认为是孔子壁中所得，这本应早就刊正。毛亨、郑玄的传注没有争议，但作疏的人有时未能通晓原本的含义，大多违背了本意。

到了清代作疏的，《周易》有惠栋的《述》，江藩、李林松的《述补》（以荀爽、虞翻两家为主，兼采汉儒各家及《乾凿度》等纬书），张惠言的《虞氏义》。《尚书》有江声的《集注音疏》，孙星衍的《古今文注疏》（都删削伪古文。其注释，孙星衍以《大传》《史记》、马融、郑玄为主。江声间或加入自己的说法，但都采自古书，没有凭主观臆断分析的）。《诗经》有陈奂的《传疏》（采用毛《传》，舍弃郑《笺》）。《周礼》有孙诒让的《正义》。《仪礼》有胡培翚的《正义》。《春秋左传》有刘文淇的《正义》（采用贾逵、服虔的注；不完整的，则采杜预的解）。《公羊传》有陈立的《义疏》。《论语》有刘宝楠的《正义》。《孝经》有皮锡瑞的《郑注疏》。《尔雅》有邵晋涵的《正义》、郝懿行的《义疏》。《孟子》有焦循的《正义》。《诗经》的疏稍显拘泥，其他的都超过了旧的释义。所用资料精审丰富，是时势使然。只有《礼记》、《穀梁传》唯独缺失。大概是因为孔颖达的疏翔实，后儒无法超越，而《穀梁传》淡泊少味，研究的人稀少，前无所承袭，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缘故。

其他《周易》有姚配中（著有《周易姚氏学》），《尚书》有刘逢禄（著有《书序述闻》《尚书今古文集解》），《诗经》有马瑞辰（著有《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著有《毛诗后笺》）。他们探究精微，通达旨意，有的高出新的疏之上。像惠士奇、段玉裁对于《周礼》（惠士奇有《礼说》，段玉裁有《汉读考》），段玉裁、王鸣盛对于《尚书》（段玉裁有《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有《尚书后案》），刘逢禄、凌曙、包慎言对于《公羊》（刘逢禄有《公羊何氏释例》及《解诂笺》。凌曙有《公羊礼疏》。包慎言有《公羊历谱》），惠栋对于《左传》（有《补注》），都是新疏所依据的本源。焦循作《易通释》，选取各卦爻中文字声类相比附的，顺着其方部，触类旁通，所到达之处冰释瓦解。有人用“天元”这一术数贯通它，虽然陈述的义理奇特，违背了师法，也足以自成一家。黄式三作《论语后案》，时有善言，不同于先师，确实美好而不偏离其枢纽。《穀梁传》只有侯康的值得观看（著有《穀梁礼证》），其余大多疏阔。《礼记》在三《礼》之间，所以没有专门的训说著作。陈乔枞、俞樾合著《郑读考》，江永有《训义择言》，都短促不能具备大体。其他如《礼经纲目》（江永著）、《五礼通考》（秦惠田著）、《礼笺》（金榜著）、《礼说》（金鹗著）、《礼书通故》（黄以周著）等书，博综三《礼》，那么四十九篇就在其中了。

然而流俗称“十三经”。《孟子》本属儒家，应当剔除。只有《孝经》《论语》，《七略》将其归入六艺，使其成为一种，也是因为尊崇圣人太过，顺从当时的习俗。六艺是官书，不同于口传之说。礼堂六经的简策，都长二尺四寸。（《盐铁论·诏圣篇》，二尺四寸的律令，古今一致。《后汉书·曹褒传》：《新礼》写在二尺四寸的简上。这是官书的长度，周、汉没有差异）《孝经》谦让减半。《论语》八寸的简策，占三分之一，又谦让了。（本于《钩命决》及郑玄《论语序》）由此可知这两本书本不属于经，应当隶属《论语》儒家，剔除《孝经》使其附于《礼记》通论。（凡名为经的，不都是正经，贾谊的《容经》，也是《礼》的传记）那么十三经应当适当减少。

至于古代的六艺，唐宋注疏所不存在的，《逸周书》则由朱右曾校释；《尚书》欧阳、夏侯的遗说，则由陈乔枞考证；三家《诗》的遗说，考证

译对于陈乔枞；《齐诗》翼氏的学说，由陈乔枞进行疏证；《大戴礼记》，由孔广森补注；《国语》，由龚丽正、董增龄作疏。他们在扶持微弱的学术、辅助衰落的学问方面，也足以称道。至于那些单篇的通论，纯正美好、坚实稳固的，更是数不胜数。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必定要寻求证据，虽然有时不免牵强附会，但不能超出其法度准则。这难道不像账簿善于承接展示、却不只遵循其道，而是等待后世咨询古代典实、考证上古社会的人，将其付诸实施吗？那么，质朴与文采的繁盛变化，就明显得像朱红与墨黑一样可以分辨了。然而，阐明古代训诂的人，大多解说诸子百家，只有古代史书也用来推度制度、验证事状。他们致力于观察世道、知晓变化，不想用经术来致用，这是非常明显的。

译至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编纂修订七经，文辞义理往往粗陋悖谬，即使蔡沈、陈澔这样的学者沦为臣仆也不敢推辞；当时偶尔援引古义，却又愚钝不能理解，好比香薰与粪秽混杂，只看到其污浊斑点罢了。而迎合世俗的浅薄儒生，如朱彝尊、顾栋高、任启运之流，蒙昧无知却盲目行事，奋笔疾书毫无愧色，这就是所谓的乡野鄙陋之学，实在令人愤恨厌恶，好比斗筲之量，哪里值得选取呢！

学隐第十三

魏源默深为李申耆作传，称乾隆中叶，惠定宇、戴东原、程易畴、江叔沄、段若膺、王怀祖、钱晓征、孙渊如以及臧在东兄弟，争相研习汉学，禁锢天下智慧使其无用武之地。包世臣慎伯则说戴东原终身担任馆阁职务，然而揣测他必定能够从政。这两种观点相互分歧，用现在来验证，魏源的说法才是可信的。

我特别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用”，是供谁使用呢？身处没有希望的时代，炫耀自己的权术谋略，出仕足以帮助寇盗。反之，想要与寇盗抗衡，即使罗网严密，虞侯枷锁交错，手持羽龠铲除暴乱，终究也无法实现。进退维谷，才能无处施展，如果不施用于训诂考据，还能施用于哪里呢？古代的经师如伏生、郑康成、陆元朗，穷尽老迈之年从事笺注，难道真的淡泊而不为百姓的哀乐所动吗？也是遭遇时势如此罢了。现在看世间的儒者，如李光地、汤斌、张廷玉等人，早晨读上百篇书，晚上就见到其行事，他们的用处是贤能的。至于袁宏称赞荀彧说：“起初拯救生民，最终彰显风范。”这几位先生能够瞻望这种境界吗！所以说：“大儒传授道统，小儒压抑头颈”，《诗》《礼》的用处就是如此。与无用之人相比，谁贤谁不肖？那就非常明显清楚了。

惠定宇去世后，汉学诸公，都拥戴戴东原为大师。他们的见识气度深浅，确实人人不同。像戴东原这样的人，看他的遗著，格局宏大深远，其志向本来就可以知道。当时，知道中原昏暗不可作为，作为也没有鱼子虮虱那样的势力可以凭借；士人都想苟且偷安、长久做官很久了，于是害怕那些阿谀奉承、在权贵门下窃取仁义名声的人。所以教他们汉学，断绝他们宏大诡异的异端谋略，使他们在隐退时合乎中道，出仕时如同朝中隐士。这样也就足够了！假使戴东原被重用如魏源所说，能够反过来写一部《圣武记》那样的书，才志完全如此，戴东原正忙于承奉旨意奔走效力都来不及，怎么会枯槁项背自我束缚，被汉学的拙劣所捆绑呢？

有人说：冠冕的制度，绅带的尺度，当今时代最为细微；而诸儒流涎讨论，以保存其大概，这也是当务之急的用处。（任幼植著《弁服释例》。幼植的学问，出自戴东原。张皋文著《仪礼图》。皋文的学问出自金辅之，辅之与东原也最为友善）

订实知第十四

号钟，是音乐中最和谐的声音。弹奏穆羽之音，只有中期能辨别其音律，不是因为号钟为中期调音，而是为他人流嘶。千岁的青龟，三代视之为宝，不是格人就不会显现征兆，这哪里是神灵呢？孔子吹律而知道其姓，占测鼎折足而知道鲁人战胜越人，也是像这样罢了。王充说：“圣人不能预知，是借助于外物。”试着截断解谷的竹管，让王充用中声吹奏，能知道自己的姓氏出自哪里吗？

不借助外物而知道，叫做鬼神；（如童谣鸟鸣之类，都通称为鬼神，不是说天神人鬼）借助外物而知道，叫做圣人。（《周礼》大司徒：“知仁圣，义中和。”圣本来是一种德行，《毛诗·凯风》传：“圣，叡也。”《说文》：“圣，通也。”所以昭朗万物、不滞于一隅的人，叫做圣人，也就像现在说的通人一样。春秋时称臧武仲为圣人，不是过分的赞誉。如果后世说神圣的人，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至于上中仁智以下的人，即使借助外物也不知道。（《古今人表》列上中仁人、上下智人。然而不是以其德慧材性区分，只是以仁智标目而已。现在用其义）詹何圣于牛，杨翁仲圣于马，樗里子圣于地，他们的术数都是圣。凝聚精神专一思考，不足以旁通。至于圣人则具备了。虽然如此，那是末节。

三统的更替，文质的变化，圣人以上知千世、下知千世，就不借助外物了。尧知道稷、契的后代都称王，周公知道齐、鲁的强弱，哪里比得上高祖预测吴濞造反在五十多年后呢？所以提挈万世的风教，而在崇朝之间射中目标，不是圣哲不能做到。既知道政教，又有闲暇游艺，借助外物以探知姓名人地，那么《绿图》《幡薄》从此产生。虽然如此，其粗浅的在于姓名人地，而深刻的在于政教，那么圣人所以作《绿图》《幡薄》的，其本末就可以知道了。

《楼炭》也好，《万岁历祠》也好，（《隋·经籍志》五行家，有《万岁历祠》二卷）《皇极经世》也好，算数之人借助外物，也以预知未来，其深刻之处在那里而不在这里，所以不是圣人的知识。现在荧惑的占测，填星的课验，对民物没有益处，而巫咸喜欢它，然而其昭朗之处不在于此。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圣人的知识了！

通谶第十五

“积爱为仁，积仁为灵。”（《说苑·修文篇》语）灵，有什么眩惑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