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法第三十一
守”，(《左》僖十二年传)栾盈亦以士匄为“王守臣”。(《左》襄二十一年传)小国相也，其命曰“令”。故楚以子男，令尹辅之。及秦罢侯，而闿置其孤卿；郡则御史监之，其主者言“守”，其下县道言“令”，皆因前世建国之差率以为比。(晋侯问原守，史起为邺令。先秦之世，以方部大吏为守令，业有萌芽。要本被以相国之号，以为尊荣，亦犹后世藩镇之带京衔也。集成箸法，则自秦始)是故郡县之始，亡大异封建。汉氏因之，大守上与天子剖符，而下得刑赏辟除。一郡之吏，无虑千人，皆承流修职，故举事易而循吏多。成哀之末，纲纪败于朝，吏理整于府。至于元始，户口最盛矣。
译“守”，（《左传》僖公十二年传）栾盈也把士匄称为“王守臣”。（《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传）小国的相，其官名叫做“令”。所以楚国以子爵、男爵之国的相，由令尹辅佐。等到秦国废除诸侯，而设置其孤卿；郡则由御史监察，其长官称为“守”，其下属的县道长官称为“令”，都是沿袭前代建立国家的等级差别作为比照。（晋侯询问原地的守臣，史起担任邺县的令。先秦时代，以地方大吏为守令，已有萌芽。但原本加上相国的称号，以示尊荣，也就像后世藩镇带有京城官衔一样。制度确立并著于法典，则从秦国开始）因此，郡县制的开端，与封建制没有太大差异。汉朝沿袭这一制度，太守对上与天子剖符为信，对下拥有刑赏和任免官吏的权力。一郡的官吏，大约有一千人，都顺承政令、修明职守，所以办事容易而循吏众多。成帝、哀帝末年，朝廷纲纪败坏，而地方府署吏治整肃。到了元始年间，户口达到最繁盛的时候。
其县邑犹有议院。《稿长蔡湛碑》阴曰“贱民、议民”，与“三老、故吏、处士、义民”异列。议民者，西方以为议员，良奥通达之士，以公民参知县政者也。贱民者，西方以为私人厮役扈养，不及以政，不得选人，亦不得被选者也。此其名号炳然。国命不出于议郎，而县顾独与议民图事，与今俄罗斯相类。凡汉世道路河渠之役，今难其费，彼举之径易者，无虑议院之效。后王觖望于斯制，如其初政，则因是也。
新与晋、魏、隋、唐之政，可法有一焉。
汉承秦敝，尊奖兼并。上家累钜亿，斥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踦岖无所踌足，乃父子氐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帑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伤心腐臧，不可胜陈。(《通典》一引崔寔《政论》语如此)
新帝复千载绝迹，更制“王田”，男不盈八，田不得过一井。此于古制少奢。荀悦以为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此其所以败也。然分田劫假之害，自是少息。讫建武以后，乡曲之豪，无有兼田数郡，为盗跖于民间，如隆汉者矣。大功之成亏，亦不于一世也。
晋之平吴，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然仕者犹差第官品，以得荫客。
及元魏，制均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人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
北齐之授露田，夫妇丁牛皆倍魏制，亦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以为桑田。
周制：“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七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下，宅三亩。”
隋居宅从魏，永业、露田从齐，而陿乡每丁财二十亩。唐：男子丁、中者，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老男、疾废、口分半之。寡妻妾，口分田三十亩。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黄、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疾废、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陿乡所受，口分视宽乡而半，易田倍给。
大氐先后所制，丁男受田，最多百亩，少不损六十亩。亩以二百四十步为剂，视古百步则赢。民无偏幸，故魏、齐兵而不殣，隋世暴而不贫。讫于贞观、开元，治过文、景。识均田之为效，而新室其权首也。夫农耕者，因壤而获，巧拙同利。一国之壤，其谷果桑榆有数，虽开草辟土，势不倍增。而商工百技，各自以材能致利多寡，其业不形。是故有均田，无均富；有均地箸，无均智慧。今夏民并兼，视他国为最杀，又以商工百技方兴，因势调度，其均则易。后王以是正社会主义者也。
朱梁之政，可法有一焉。
奄寺，周而有之，至汉转盛；江左晋、宋几绝，而不能瀸尽也。(案：晋、宋二志，惟大后三卿，似为奄官，其余未见有位者。西晋贾后时，有宦者董猛，稍稍用事。东晋及宋，史传虽间见奄儿，然其箸者极鲜。周繇矜重流品，不使刑人干位。又元帝以相王草创，宋武素不好弄，故裁减奄官，几于尽绝也)唐法魏、周，中官复贵。此非独以分权陵主当去，无罪而宫人，固无说焉。梁大祖龚行其罚，践位以后，切齿于薰椓，改枢密院曰崇政院，以敬翔为院使，不任中人，虽趋走禁掖者亦绝。及李氏破汳，诏天下求故唐宦者悉送京师
译其时县邑中尚设有议院。《蔡湛碑》碑阴刻有“贱民、议民”字样，这与“三老、故吏、处士、义民”并列不同。所谓议民，相当于西方的议员，是良善通达之士，以公民身份参与县政。所谓贱民，相当于西方的私人仆役，不参与政事，既不能担任官职，也不能被选举。这些名号界限分明。国家政令不由议郎发出，而县政却独自与议民共同谋划，这与当今俄罗斯的情形相似。凡是汉代修筑道路、开凿河渠的工程，如今人们担心费用高昂，而当时却能轻易完成，大概都是议院的功效。后来的君王对此制度感到不满，如果像其初期那样施政，就会因为这种制度而有所因循。
新朝与晋、魏、隋、唐的政制，值得效法的有一项。
汉朝承袭秦朝的弊端，尊崇并奖励土地兼并。上层人家积蓄巨亿，占有的土地堪比封君，通过行贿扰乱执政，豢养剑客威吓百姓；擅自杀害无辜，号称没有市死之子；生养死葬的待遇，大多仿效君主。因此下层百姓艰难困苦，无处立足，于是父子低头像奴仆一样侍奉富人，亲自率领妻儿为他们服役。所以富人凭借余财日益兴盛，穷人因短视而逐年困顿，世代为奴，尚且衣食不足；若遇小年歉收，便流离失所，抛妻卖子，伤心腐骨，惨状不可胜数。（《通典》卷一引用崔寔《政论》的话如此）
新帝复兴千年未有的举措，改制“王田”，男子不满八口，田地不得超过一井。这比古制稍显宽裕。荀悦认为，废除少数人的利益，确立多数人的利益，土地分布在豪强手中，突然加以变革，众人都会产生怨恨之心，从而引发纷乱。这就是它失败的原因。然而，分田劫夺的祸害，从此稍得平息。直到建武年间以后，乡间的豪强，没有兼并数郡田地、在民间充当盗跖的人，像隆汉时期那样了。大功的成败，也不只在于一代人。
晋朝平定吴国后，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中成年男子课田五十亩，成年女子二十亩；次等成年男子减半，女子则不课田。”然而做官的人仍按官品等级，得以荫庇家客。
到了北魏，制定均田制：“凡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奴婢依良民标准。成年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头牛。所授之田通常加倍，三年轮耕一次的田地再加倍。”“百姓到了应课田的年龄就受田，年老免役或死亡就还田，奴婢、牛随有无而还受。各种桑田不在还受的限制之内。”“初次受田者，男子一人给田二十亩，用于种植，其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根。非桑田地区，每人给一亩，依法种植榆枣。”“各种麻布产地，男子及应课者，另给麻田十亩，妇女五亩。奴婢依良民标准。都遵循还受之法。”“凡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作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
北齐授予露田，夫妇及牛都加倍于北魏制度，也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作为桑田。
北周规定：“有家室者田一百四十亩，成年男子田一百亩。”“人口十口以上，宅地五亩；七口以上，宅地四亩；五口以下，宅地三亩。”
隋朝居宅依从北魏，永业田、露田依从北齐，而狭乡每丁仅二十亩。唐朝：成年男子及中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老年男子、残疾废疾者，口分田减半。寡妻妾，口分田三十亩。先有永业田者，通充口分田的数额。黄口、小男、中男、成年男子以及老年男子、残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狭乡所受，口分田视宽乡而减半，易田加倍给予。
大致先后所制定的制度，成年男子受田，最多一百亩，最少不少于六十亩。每亩以二百四十步为标准，比起古制百亩则有余。百姓没有偏私侥幸，所以北魏、北齐战乱而不致饿死，隋朝暴政而不致贫困。直到贞观、开元年间，治理超过文景之治。认识到均田制的功效，而新朝是其权变的开端。农耕者，凭借土地获得收获，巧拙同利。一国的土地，其谷物、水果、桑榆的数量是固定的，即使开垦荒地，形势也不可能倍增。而商业、手工业百技，各自凭借才能获取利益的多少，其产业不显形。因此有均田，无均富；有均地之制，无均智慧。如今夏民兼并，比其他国家最为严重，又加上商业、手工业百技方兴，顺势调度，其均等则容易。后来的君王以此纠正社会主义者。
朱梁的政制，值得效法的有一项。
阉人，周朝已有，到汉朝更加兴盛；江左晋、宋几乎断绝，但不能彻底清除。（按：晋、宋两朝史志，只有太后三卿，似乎是阉官，其余未见有位者。西晋贾后时，有宦官董猛，稍稍用事。东晋及宋，史传虽偶尔见到阉儿，但著名者极少。周繇矜重流品，不让刑人干位。又元帝以相王草创，宋武素不好弄，故裁减阉官，几乎尽绝）唐朝效法北魏、北周，中官复贵。这不仅因为分权凌主应当去除，无罪而宫人，本来就没有理由。梁太祖执行刑罚，即位以后，切齿于薰椓，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以敬翔为院使，不任用中人，即使是趋走禁掖者也断绝。等到李氏攻破汴州，诏令天下寻求故唐宦者，全部送往京师
。此梁无奄寺之征也。
嗟乎！淫昏不道之君，作法于齐，犹高世主。生民载祀四千，而间十七，文德之流，轶于汤、武矣。后王欲循理饬俗，观视四夷，可无鉴是邪？
译这是梁国没有阉人服役的征象。
唉！那些荒淫昏乱、违背道义的君主，在齐国制定法度，尚且能高出世俗的君主。百姓历经四千多年的传承，而其中十七代君王，文治德化的流传，超越了商汤和周武王。后来的君王如果想要遵循道理、整顿风俗，让四方夷族前来观瞻，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戒吗？
明之政，可法有一焉。
初罢行省，主疆域者曰布政使，凡理财、长民、课吏皆责之，西方之知事是也。按察使，掌刑名廉劾之事，西方诸裁判所是也。都指挥使，(秩正二品，与当时布政使同秩)掌治军政，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西方之师团是也。三司同位，不相长弟，贤于后嗣常设督抚。后王式之，按察与布致分，则司法、行政异官之隧也；都指挥与布政分，则治戎、佐民异官之剂也。
哀乎！中夏之统一，二千年矣。量其善政，不过于五，然世犹希道之，斯足为摧心失气者也。及夫东晋之世，君臣有礼，而唐陈诗不讳，得尽见朝政得失、民间疾苦，此亦其可法者。然当时自以习贯率行，将法典之非成文者，故不陈于大禘也。
官统上第三十二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箸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管子·宙合篇》语)
盖先圣刘歆有言：“《书》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大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律历志》说。本《史记·律书》，而去其余分)
自子至亥，数以三积：《易》曰“亥子之明夷”，(《易》“箕子之明夷”，赵宾作“荄兹”，云“万物方荄兹”也。惠定宇以为“亥子”虽非其本文，而训读则极当。《律历志》云“该阂于亥”，“孳萌于子”，是其义也)算命所取法，则在于是。彼明夷者，箕子、文王所公也。然阴阳气无箕子。箕子言五行，出于《雒书》；文王言八卦，《河图》也。是故言“元年”者，以“王”为文王，而摈箕子于海外营部之域，使无乱统。
如彼积数至于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者，是安用邪？
章炳麟曰：此谓官制之大数，在察玉衡，箸于方明者也。
凡官．皆以一统三。昔者管仲之治齐也，曰：“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而临下相统，亦往往以三三积之。文王之立政也，“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庶慎”者何也？公羊董仲舒《官制象天》曰：“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为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为九慎，以持九卿；九卿为三慎，以持三公；三公为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积四十慎，以为四选。选一慎三臣，皆天数也。”然则“慎”者，三之别称。《秦风·小戎》传曰：“胁驱，慎驾具，所以止入也。”此因止骖马之入以为名。“慎驾具”者，若言“三马之驾具”矣。(乘马实有驷牡。然骖之命名．实因驾三而起。盖一服两骖，非骖服皆两也。慎驾具亦本此为名。而驷马之两骖驾具，即因名于是)厥以慎名官者。《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厌次侯爰类，“以慎将，元年从起留”。慎将，为楚汉时官号，犹明之参将也。(明《职官志》：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无品级，无定员。此参将与总兵、副总兵为三，慎将之名犹此矣。师古言“以谨慎为将”，义甚迂曲。汉初厩将、弩将、刺客将等，命名皆从其职，无以空言立号者。以慎为三，周、秦、汉之通言，故董氏用之)夫慎者，三物之称；自上以下，积乘以三，故曰“庶慎”；僚佐辅殷，置自上官，故文王罔兼。此则官以三乘之义．明矣。
先圣荀卿曰：后王之成名，“爵名从周”。(《正名》)明三百六十官者，其
译明朝的政制，值得效法的有一处。
起初废除行省，主管疆域的是布政使，凡是理财、治理百姓、考核官吏都归他负责，相当于西方的知事。按察使，掌管司法刑名和监察弹劾事务，相当于西方的各级裁判所。都指挥使，（官阶正二品，与当时的布政使同级）掌管军事政务，率领其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并听从兵部调遣，相当于西方的师团。三司地位相同，互不统属，这比后世常设的总督、巡抚要高明。后来的君主效法这一制度，按察使与布政使分设，于是司法与行政由不同官员掌管；都指挥使与布政使分设，于是治军与辅佐民事由不同官员掌管。
可悲啊！中原的统一，已经两千年了。衡量其善政，不过五种，然而世人仍然向往它，这足以让人痛心失气。到了东晋时期，君臣有礼，而唐代陈诗不避讳，能够完全看到朝政的得失、民间的疾苦，这也是值得效法的。然而当时人们自以为习惯成自然，将未成文的法典视为当然，所以不在大禘祭中陈述。
官统上第三十二
“天时不一，地利不一，人事不一。因此职业不得不繁多，人的名位不得不不同。方正明智的人明察事理，所以不拘泥于具体事物而能旁通大道。”（《管子·宙合篇》语）
大概先圣刘歆曾说：“《尚书》说：‘先其算命。’根本起源于黄钟的数理，始于一而乘以三，三次相乘，历经十二辰的数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完备了。”“太极元气，包涵三而为一。极，是中。元，是始。运行于十二辰，始于子位发动。在丑位参之，得三。又在寅位参之，得九。又在卯位参之，得二十七。又在辰位参之，得八十一。又在巳位参之，得二百四十三。又在午位参之，得七百二十九。又在未位参之，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在申位参之，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在酉位参之，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在戌位参之，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在亥位参之，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是阴阳合德，气聚于子位，化生万物的道理。”（《律历志》的说法。本于《史记·律书》，而去掉了其余分）
从子到亥，数字以三累乘：《易经》说“亥子之明夷”，（《易经》“箕子之明夷”，赵宾作“荄兹”，说“万物方荄兹”也。惠定宇认为“亥子”虽不是原文，但训读则极恰当。《律历志》说“该阂于亥”，“孳萌于子”，就是这个意思）算命所取的法度，就在于此。那明夷，是箕子、文王所共有的。然而阴阳之气没有箕子。箕子言五行，出于《雒书》；文王言八卦，出于《河图》。所以说“元年”，是以“王”为文王，而将箕子摈弃于海外营部之地，使其不扰乱统绪。
像那样累乘数字直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有什么用呢？
章炳麟说：这是说官制的大数，在于察玉衡，著于方明。
凡是官制，都以一统三。从前管仲治理齐国，说：“参国起案，设立三官，臣下立三宰，工匠立三族，市场立三乡，沼泽立三虞，山林立三衡。”（《齐语》）而上下相统，也往往以三三累乘。文王建立政制时，“不兼管庶言、庶狱、庶慎”。“庶慎”是什么？公羊学派董仲舒《官制象天》说：“三臣而成一慎，所以八十一元士，为二十七慎，以扶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为九慎，以扶持九卿；九卿为三慎，以扶持三公；三公为一慎，以扶持天子。天子积四十慎，以为四选。选一慎三臣，都是天数。”那么“慎”，是“三”的别称。《秦风·小戎》传曰：“胁驱，慎驾具，所以止入也。”这是因阻止骖马向内而入而命名。“慎驾具”，若说“三马之驾具”矣。（乘马实有驷牡。然而骖的命名，实因驾三而起。大概一服两骖，并非骖服皆两也。慎驾具也本此为名。而驷马的两骖驾具，即因名于是）以慎命名官职的，《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厌次侯爰类，“以慎将，元年从起留”。慎将，是楚汉时的官号，犹如明朝的参将。（明《职官志》：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无品级，无定员。这参将与总兵、副总兵为三，慎将之名犹此矣。师古言“以谨慎为将”，义甚迂曲。汉初厩将、弩将、刺客将等，命名皆从其职，无以空言立号者。以慎为三，周、秦、汉之通言，故董氏用之）夫慎者，是三物之称；自上以下，积乘以三，故曰“庶慎”；僚佐辅佐，置自上官，故文王不兼管。这官以三乘的意义，明白了。
先圣荀卿说：后王确定名号，“爵名从周”。（《正名》）明朝三百六十官，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