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统下第三十四
举则废，将论官者必于大学。求材于学，洽定之制也。今后王暴兴而置学堂，待其毕业，犹十有八岁，将空位不可以待矣。梅福有言，不循伯者之道．“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时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也；“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夫遭时阽危，则薮泽之才者，必盛于平世；敷心优贤，不在校官矣。明大祖令中外诸臣，下至仓库杂流皆得举士，传相引擢。是时山林穷居皆得自达。故草昧一切之政，不举于学校，而举于荐引。一术。
译如果实行科举制度就会废除，将要选拔官员的人必须在太学中进行。从学校中寻求人才，是太平时期确定的制度。如今王室突然兴起而设立学堂，等到学生毕业，已经十八岁了，而空缺的职位不能等待。梅福曾说，不遵循霸者的治国之道，“想要用夏商周三代的选举方法，来选拔当时的人才，就像拿着伯乐画的马图，在市场上寻找千里马”；“用太平时期的法规，来治理暴秦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就像用乡饮酒的礼仪，来管理军中的集市”。当遭遇时局危殆，那么隐居在沼泽山林中的杰出人才，必定比太平盛世更多；诚心优待贤才，不在于学校官员的选拔。明太祖命令朝廷内外的大臣，下至仓库管理等杂流官员，都可以举荐人才，互相引荐提拔。那时隐居山林、处境困窘的人都能自我通达。所以在建国初期所有政务，不从学校中选拔，而从推荐引荐中选拔。这是一种方法。
议院者，别于科道，治定之制也。上书者，别于通政司之守，定与未定之通制也。当其未定，语无取翔博，言无取成文典。苟便于事，跖之黏牡，越人之不龟手，方伛偻以承之；若其勿便，虽不愆于旧章，蜚蓬之问，三王所不宾。虽然，上书则新旧杂糅，而持新者制之；群议则新旧杂糅，而持旧者制之。故据乱则通封事，乱已定则置议院。二术。
稷之善农，大费之善虞，咎繇之善李法，虽贤圣勿能以代官。因国之关道出乎总理，按察使出乎刑部，曏犹以为事守，而久更慢弛。其他之凌乱则旧矣！是故革故之政，相材而授之职。自治官、法吏、军帅、专对之使，帑臧之守，起自卒史，上至乎上卿，终身不出其曹。虽有大勋，止乎赐爵矣。三术。
处战国者，以军队为国之大郛，其势则不得不右武。兵法既异，因国之文臣，虽握神雀刀，持遏必隆之匕首，不足以统驭士卒。八国比合，以陷宛平，其主跳走，督抚则先与密为誓盟。夫以疆圉抗诏，叛也；又逡遁多畏，而弗能自立为小国，虚设节镇也；孰用？后王废督抚而建师团，内受命于本兵，外有承宣布政使以长一部。四术。
明制，监司长吏以下，皆避本省。宋政和制，则授官无过三十驿。议者善宋，以朱买臣、毕安敬、张汉周、范仲淹之守本郡为故。之二议者，其失则均也。必不用乡人．则瞢于风土，其举戾民；必专用邻比，而勿远取．僻陋之地风俗弗革，其民将老死不相往来。夫豪俊虽超轶于里闬之士，其材性则大氐不出其里闬。东方日本，有少连焉，(《礼记·杂记下》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案：日本自神武天皇班功建德，胙土赐姓，于是有国造、县主之号。尔后氏族繁膴，贵贱掍殽。逮天武天皇十三年，诏定八等之姓，曰真人，曰朝臣，曰宿祢，曰忌寸，曰道师，曰臣，曰连，曰稻置，以牢笼天下之姓氏。然则以官定姓，虽自天武始赐，实昉于神武也。仲哀天皇，当汉献帝初平、兴平、建安间，始置大连之官，亦因于古。盖是等官族，皆自神武建德赐姓始。神武元年，当周惠王十七年。少连、大连．盖即其时人。故孔子得称之。《论语》少连与柳下惠并称，曏不知其何时何国。今观《杂记》“东夷之子”一语，又证以东方氏族，而知少连、大连之称，犹汉世大小夏侯、大小戴等以氏族箸者，乃始豁然确斯云)其民蹲夷不恭，故贤者犹侏张。西方秦，有子桑焉，(《论语》“子桑伯子”，《正义》曰：“郑以《左传》秦有公孙枝，字子桑，则以此为秦大夫。”案，郑盖以子桑、伯子为二人，与包氏异也)其民好稼穑，务本业，(汉《地理志》说秦俗如此)故贤者犹大简，不足以自拔也。今是秦、赵、燕、代、荆、楚、滇、蜀，陆行几万里。铁道未布，游者未能以遍至，赖远宦互革其俗，互增其见闻。必杜绝之，则民死其乡，吏死其牖下，川谷郡县鬲越而不达，风俗臭味窒阂而不流。若是，则其害于文明也最甚。故除吏者，无避本省，亦无迾远；人情有不通，则辅以三老、亭长。五术。
贵贱之情，视其权不视其位；轻重之情，视其禄不视其阶。有位而无权，有阶而无禄，则将军之策命，或廑足以易觞豆。往者有理藩院，则鸿胪寺替矣；有总理通商之臣，则理藩院轻矣。大学士，宰臣也；提督，持斧之帅也。自军机处之设，则内阁无政；自金陵之陷，则提镇为仆妾。至于郎曹观政之士，而不肯与均茵伏，名违其实，权舛其秩，故赏不劝而黜不创。必核其权实，而升降其阶位。其尤冗散无事者，则废。六术。
以是六术，规蒦其建置。若夫增损财益之凡目，则以时定也。
章炳麟曰：若古官方之乱，莫泰元魏。县置三令长，郡置三大守，州置三刺史。刺史则皇室一人，异姓二人。守其泯棼，宜勿可以终一爨，然而犹曰“升平之世”。何也？其端未见也。见端而革，以其六典，上诸大旅，震来
译议院，是与科道不同的制度，是天下安定后的定制。上书言事，是与通政司职责不同的制度，是天下安定与否都通用的制度。当天下尚未安定时，言论不追求翔实广博，言辞不追求合乎经典成文。如果有利于事情，即使是跖的黏土、越人不龟手之药那样的偏方，也弯腰恭敬地采纳；如果不利于事情，即使不违背旧章，像蜚蓬那样的疑问，三王也不会接纳。虽然如此，上书言事时新旧观点混杂，而持新观点的人占主导；群议时新旧观点混杂，而持旧观点的人占主导。所以，在乱世时允许通递封事，乱世平定后则设立议院。这是两种方法。
后稷擅长农业，大费擅长虞衡，咎繇擅长刑法，即使是圣贤也不能代替这些官员。因为国家的关隘要道出自总理，按察使出自刑部，过去还认为这是职责所在，但时间久了就懈怠松弛。其他方面的混乱则由来已久！因此，革除旧弊的政治，是根据人的才能授予职位。从自治官、法吏、军帅、专对之使，到国库的守护，从基层的卒史到最高级的上卿，终身不离开自己的部门。即使有大功勋，也只赐予爵位。这是第三种方法。
处于战国时代，以军队作为国家的屏障，形势上不得不偏重武力。兵法既然不同，因循守旧的国家的文臣，即使握着神雀刀，拿着遏必隆的匕首，也不足以统御士兵。八国联军合兵，攻陷宛平，其君主逃跑，督抚则先与敌人秘密结盟。以疆土抗拒诏令，是叛乱；又畏缩多惧，而不能自立为小国，只是虚设节度使；这有什么用呢？后来的君王废除督抚而建立师团，对内接受兵部的命令，对外有承宣布政使统领一部。这是第四种方法。
明朝的制度，监司长官以下，都回避本省。宋朝政和年的制度，则授官不超过三十驿。议论的人称赞宋朝，以朱买臣、毕安敬、张汉周、范仲淹守本郡为理由。这两种议论，其过失是相同的。如果一定不用本地人，就会对风土人情陌生，他们的举措会违背民意；如果一定专用邻近的人，而不从远处选取，偏僻简陋的地方风俗就不会改变，那里的百姓将老死不相往来。豪杰虽然超越乡里之士，但其才性大体不出乡里。东方日本，有少连，（《礼记·杂记下》孔子说：“少连、大连，善于居丧，三天不松懈，三个月不解体，一年悲哀，三年忧虑，是东夷之子。”按：日本自神武天皇班功建德，分土赐姓，于是有国造、县主的称号。后来氏族繁盛，贵贱混杂。到天武天皇十三年，诏定八等之姓，曰真人，曰朝臣，曰宿祢，曰忌寸，曰道师，曰臣，曰连，曰稻置，以笼络天下的姓氏。然而以官定姓，虽然自天武开始赐予，实际上始于神武。仲哀天皇，当汉献帝初平、兴平、建安年间，开始设置大连之官，也是沿袭古制。大概这类官族，都自神武建德赐姓开始。神武元年，当周惠王十七年。少连、大连，大概就是那时的人。所以孔子得以称述他们。《论语》中少连与柳下惠并称，过去不知道他们是何时何国的人。现在看《杂记》“东夷之子”一语，又用东方氏族来证明，知道少连、大连之称，就像汉世大小夏侯、大小戴等以氏族著称的一样，这才豁然明白确实如此）那里的百姓蹲坐不恭敬，所以贤者仍然拘谨。西方秦国，有子桑，（《论语》“子桑伯子”，《正义》说：“郑玄以《左传》秦有公孙枝，字子桑，则认为这是秦大夫。”按，郑玄大概以子桑、伯子为二人，与包氏不同）那里的百姓喜好耕种，致力于本业，（汉《地理志》说秦俗如此）所以贤者仍然粗疏，不足以自拔。现在秦、赵、燕、代、荆、楚、滇、蜀，陆路行走几乎万里。铁路尚未遍布，游历者未能普遍到达，依靠远宦互相改变风俗，互相增加见闻。如果一定杜绝这种情况，那么百姓死在家乡，官吏死在窗下，川谷郡县隔绝而不通达，风俗气味阻塞而不流通。像这样，那么对文明的危害最严重。所以任命官吏，不回避本省，也不限制远方；人情有不通达的地方，就用三老、亭长来辅助。这是第五种方法。
贵贱的情况，看其权力不看其职位；轻重的情况，看其俸禄不看其品级。有职位而没有权力，有品级而没有俸禄，那么将军的策命，或许仅仅足以交换酒器。过去有理藩院，那么鸿胪寺就替代了；有总理通商之臣，那么理藩院就轻了。大学士，是宰相之臣；提督，是持斧之帅。自从军机处设立，那么内阁就没有政事；自从金陵陷落，那么提镇就沦为仆妾。至于郎曹观政之士，而不肯与他们同席，名不符实，权力与品级相悖，所以赏赐不能劝勉而贬黜不能惩戒。一定要核实其权力实际，而升降其品级职位。那些特别冗散无事的，就废除。这是第六种方法。
用这六种方法，规划其建置。至于增减财益的大目，则根据时势确定。
章炳麟说：如果古代官方的混乱，没有比得上北魏的。县设置三个令长，郡设置三个大守，州设置三个刺史。刺史则皇室一人，异姓二人。守其混乱，适宜不可以终一爨，然而还说“升平之世”。为什么呢？其端未见也。见端而革，以其六典，上诸大旅，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