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清史第五十九
哀清史第五十九
乌乎！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矣。(除去复重《旧唐书》《旧五代史》二种)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
自清室滑夏，君臣以监谤为务。当康熙时，戴名世以记载前事诛夷矣；雍正兴诗狱，乾隆毁故籍。姗谤之禁，外宽其名，而内实文深。士益偷窳，莫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悲夫！天子之将崩，便房、题凑、璠玙、玉匣之属，宿成于考工，无所吝讳，虽讳亦不得不豫。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跱之，人死而有随之赍送以赗襚者，国死而赍送亦绝，可不哀邪？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所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氐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殽矣。
清室始滑夏，崇拜浮屠以奖其奸，烝报尊亲以盈其欲。故世祖大行，暗曶之事，吴伟业诗彰之。而张煌言为《满洲宫词》，箸文皇后之婚睿王。(张苍水《奇零草》有《满洲宫词》云：“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大后婚。”此当时事证)然皆家人事，米盐琐细，不箸于惇史无损。史之枉桡，曰：“圣祖至仁也”。滇都沦丧，天保既定．而明之宗室诛夷残破，不记于史官。仁和宋氏者．自言明裔，康熙世惧搜戮，改氏曰宋。风皇朱氏者，自言明裔，清初逃之镇{▯阜}山中，戒子姓不出山。亦足以见其戕虐三愙，憯毒无道，视蒙古之遇宋裔，绝矣！且延恩之封，不建于六十一年，而待世宗，明明裔彫零破覆尽也。高宗者，威谋若神，善御将帅，每用兵，诸将必禀承庙算，违者辄败。以成事诊之，福康安、柴大纪之狱，功罪易知，犹乱于名实，若万里之外何？薛莹《汉纪》有言：“古者师不内御。而光武命将，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其违失无不折伤。意岂文史之过乎？不然，虽圣人其犹病诸？”(《御览》九十引。莹，吴人，与韦昭同时)
田文镜之峭核，天下称其酷吏。赵申乔者，以清方被主知，善为句稽，布政有绩，及其发《南山集》以诛名世，余螫被于方苞诸良，钳语丑正，伤志士之心。清世以文字成狱者，自此始。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其恶超跃于文镜矣！比迹彭鹏，声为惠吏，国史无讥，而草野亦莫之讥也。乃者宋之徐爰，谙识朝章，大礼仪注，非爰不定。其学业精博，终身亦未有大过也。徒以豫参顾问，能得人主微旨，既善傅会，又饰以典文，遂与阮佃夫等同列于《恩幸传》。今之徐乾学、高士奇，非爰之亚佐邪？国史无讥，而草野亦莫之讥也。钱谦益与冯铨，其二心一也。一思明，一忘明，则恶名归于思明者。肃顺与奕訢，其辅主一也。一骨鲠，一夸毗，则美名归于夸毗者。且李绂、孙嘉淦，若遽受大辟，则百岁不雪矣。讷亲、张广泗，诚得减死，贳贷前事而复用之．其褒颂载涂又可知也。
夫国史诎于人主，首施俛仰．无柰之何，而私箸者复逐游尘以为褒贬，如之何其明枉直也？又辽左旧臣，起自草昧，而传者辄加文饰．推其学术，多仿佛雒闽。斯与魏收、牛弘之记索虏何异？(《史通·浮词篇》云：“如《魏书》称登国以乌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述道武结婚藩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奢言无限，何其厚颜？”又《杂说篇》云：“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而弘载周言，文雅若此，动遵经典，多依《史》《汉》。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鹏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案：世儒载满洲事迹，多有类此，不独学似雒闽而已)至于淫秽之迹，墨贼之状，故老相传，十口不殊，而不箸于竹素者，尚将千万。易世以后，
译哀清史第五十九
唉！从黄帝到明朝，修史已有二十二种。（除去重复的《旧唐书》《旧五代史》两种）从此以后，史书恐怕就要断绝了！为什么呢？唐朝以前，史官能够尽职，像吴兢、徐坚等人，奋笔疾书而不阿谀曲从。宋朝、明朝虽然衰微，但朝野间的私人记载，仍然多得编不完。所以后来的史家能够依据这些来观察得失。作者虽然有优劣之分，但其中如实记录的大约占十分之四五。
自从清朝入主中原，君臣把监视诽谤当作要务。在康熙年间，戴名世因为记载前朝往事而被诛杀灭族；雍正年间兴起文字狱，乾隆年间销毁旧籍。禁止讥讽诽谤的法令，表面上宽缓，实际上却深文周纳。士人更加苟且懒惰，不敢记述时事以触犯法网。后来即使有优秀的史官，也将没有可信的凭证。可悲啊！天子将要驾崩时，便房、题凑、璠玙、玉匣等丧葬用品，事先由工官准备好，毫不吝惜忌讳，即使有忌讳也不得不预先准备。现在清朝的覆亡，知道为时不远了！史书对于亡国，也是重要的陪葬品，不在国家存在时预先储备，人死了还有随葬的赗襚，国家死了连随葬的东西也断绝了，能不悲哀吗？大凡纪传体史书，由史馆编纂，只是直录其事，却不详细记载其因果渊源。私人传记和碑状，虽然详细叙述委曲，大体上都是阿谀诬妄。而且，坚守节操信义的人遭受杀戮，国史就不予记载；善于逢迎的人得到君主宠信，民间也不加讥讽；朱紫玉石，就这样混乱混杂了。
清朝初入中原，崇拜佛教以奖赏其奸邪，用祭祀尊亲来填满其欲望。所以顺治帝去世时，暗昧昏乱的事情，吴伟业用诗歌揭露了它。而张煌言写《满洲宫词》，记载了文皇后嫁给睿王的事。（张苍水《奇零草》中有《满洲宫词》说：“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大后婚。”这是当时的证据）但这些都是家庭琐事，米盐细微，不记载在正史中也没有损失。史书的歪曲，说：“圣祖（康熙）至仁”。昆明城沦丧，天下平定之后，明朝宗室被诛杀残破，史官却不记载。仁和宋氏，自称是明朝后裔，康熙年间害怕被搜捕杀戮，改姓为宋。凤凰朱氏，自称是明朝后裔，清初逃到镇阜山中，告诫子孙不出山。这也足以看出他们残害明朝宗室，残酷毒辣无道，比起蒙古对待宋朝后裔，更加绝情！而且，延恩侯的封爵，不在康熙六十一年建立，而要等到雍正年间，明明是因为明朝后裔凋零破败殆尽。高宗（乾隆）威谋如神，善于驾驭将帅，每次用兵，诸将必须禀承朝廷的谋划，违背的就会失败。用成事来诊断，福康安、柴大纪的案件，功罪容易知道，尚且混淆名实，何况万里之外的事呢？薛莹《汉纪》有话说：“古代军队不由内廷干预。而光武帝任命将领，都授予方略，让他们拿着地图进军。违背失误的没有不遭受挫折的。这难道是文史的过错吗？不然的话，即使是圣人也会担忧吧？”（《御览》卷九十引。薛莹，吴人，与韦昭同时）
田文镜严苛苛刻，天下人称他为酷吏。赵申乔，因为清廉方正被君主赏识，善于查核，任布政使时有政绩，等到他揭发《南山集》以诛杀戴名世，余毒波及方苞等好人，钳制言论，丑化正直，伤害了志士的心。清朝因文字而成狱的，从此开始。豺虎所不食，北方所不接受，其恶行超过了田文镜！相比彭鹏，名声是惠吏，国史没有讥讽，民间也没有讥讽。以前的宋朝徐爰，熟悉朝廷典章，大礼仪注，没有他不定的。他的学业精博，终身也没有大过错。只是因为预先参与顾问，能领会君主细微的旨意，既善于附会，又用典章文饰，于是与阮佃夫等人同列于《恩幸传》。现在的徐乾学、高士奇，不是徐爰的副手吗？国史没有讥讽，民间也没有讥讽。钱谦益与冯铨，他们的二心是一样的。一个思念明朝，一个忘记明朝，那么恶名就归于思念明朝的人。肃顺与奕訢，他们辅佐君主是一样的。一个刚直，一个谄媚，那么美名就归于谄媚的人。而且李绂、孙嘉淦，如果立刻遭受死刑，那么百年也不能昭雪。讷亲、张广泗，如果真的得以减死，赦免前事而再次任用，他们的褒颂载途又可知了。
国史屈从于人主，首鼠两端，俯仰由人，无可奈何，而私人著作又追逐浮尘来褒贬，怎么能辨明枉直呢？又何况辽东旧臣，起自草创，而传记往往加以文饰，推崇他们的学术，多类似洛闽学派。这与魏收、牛弘记录索虏有什么差别？（《史通·浮词篇》说：“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就说‘好尚淳朴，远师少皞’；叙述道武结婚藩落，就说：‘招携荒服，追慕汉高’。奢言无限，何其厚颜？”又《杂说篇》说：“周齐二国，都出自阴山。一定要说‘类互乡’，那么宇文氏尤其严重。而牛弘记载周朝的话，文雅如此，动辄遵循经典，多依《史》《汉》。这何异于庄子叙述鲋鱼的对话而辩类苏、张。贾生叙述鹏鸟的言辞而文同屈、宋？用于寓言则可以，求诸实录则不行。”按：世儒记载满洲事迹，多有此类，不独学术类似洛闽而已）至于淫秽的痕迹，墨贼的状貌，故老相传，十口不殊，而不记载在竹简素帛上的，还有千万。改朝换代以后，
书志者，受成于官书者也。前世上下非甚鬲越，所施法令，惟礼乐等秩，县其文具，而民不率行；其他每下一令，虽有邕滞，大氐见诸施行矣。故苟有练习制度者，上观法式，下览计簿，无必清问下民，而优于作志。蔡邕之《十意》是也。其后有空文不行者．私录具在，犹可句校。
自清室布政，不综名实，筐箧猥积，而细民弗知；期会迫亟，而吏有余裕。奏记文牍，是非贞伪，成于赇赂。兵制、刑法，不胜其弊。
至食货，益羕羕无可稽。法令之所需，官司之所内，农商之所输，数各乖异。曩者独有盐、漕、河三政，詑谩泰甚，俊民党言以陈其弊，大吏下问，始播扬之，更制新法。今又四五十年矣，惟河北流少事。盐、漕之政，隐疵伏瘢，又参半于昔者，下无良书，则不得彰闻也。又官书称民数四万万，比伍而阅，必无四万万矣；称氂金岁二千万，贾人所赋，必再倍二千万矣。昔康熙中祀，名为家给人足。谀者直者，雷同无异辞。独唐甄生其时，则曰“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潜书·存言篇》)由此言之，宽假之令，免赋之诏，皆未施行也。众谀之言，仰戴仁帝以为圣明，虽直者犹倾之。惟甄发其覆蒙，然尚不能详其时粟布、泉币、械用盈绌之大齐，后史无所依据以为实录。食货之条，又有万此者，当何所取酌以为国典邪？
若乃清之礼乐，胡汉杂用。其发端多鄙倍，深自讳匿。至于今，堂子之神怪，达赖之尊礼，名实缘起，不可得而详也。兼是数者，虽欲为志，而风俗蕃变之故，政事棼理之迹，文之与实一切相缪，宁得不谢短乎？
传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清氏御世也，岂不欲褒扬其祖考，滂沛令闻，棻香无穷？故示之意旨，使杜塞其姗谤者。终然清议寝息，而浮虚之颂，牣于宇甸。及其弄臣酷吏，配享在下，相引以为华，语繁听厌，虽有实美，诚伪不辨，一切无以自别。孰与纵民之譁嚣，恣其载笔，令美恶偕箸，异时纪传书志得所因袭？其恶，诚蒙谯让于后；其美者，人亦乐谈而不厌。以校今兹，孰修孰短也？夫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将奄其咎，必憎其表，事之理矣。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亦无算也哉！
或曰：西方皙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述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
附：中国通史略例
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杜、马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评议简短．贵与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稚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覆，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钱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今修《中国通史》，约之百卷，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夫策锋、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
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彪蒙之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至乃研精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亦犹志方舆者，或主郡国，则山水因以附见，其所起讫，无必致详；或主
译撰写史志的人，是依据官方现成的文献来写作的。前代上下级之间并非隔绝不通，所施行的法令，只有礼乐等级制度，仅悬挂其形式条文，百姓并不遵从执行；其他各项政令，每次颁布，虽然有时会有阻滞，大体上都能付诸实施。因此，如果有熟悉制度的人，向上查看法规格式，向下阅览统计簿册，不必一定去详细询问下层百姓，就能擅长撰写史志。蔡邕的《十意》就是这样的例子。后来有些法令成为空文并未实行，但私人记录的资料尚存，仍然可以逐句核对。
自从清朝统治以来，不注重名实相符，档案文书杂乱堆积，而底层百姓却不知晓；期限紧迫，而官吏却从容有余。奏章文书，是非真假，都由贿赂决定。军事制度、刑法，弊端不胜枚举。
至于经济财政方面，更是模糊不清，无法查考。法令所需要的，官府所收纳的，农民商人所缴纳的，数目各不相同。过去只有盐政、漕运、河工这三项政务，荒谬混乱到了极点，杰出的人士直言陈述其弊端，高级官员向下查问，才开始揭露宣扬，并制定新的法规。到现在又过了四五十年，只有河北地区因黄河水患较少而事情不多。盐政、漕运的弊端，隐藏潜伏，又比过去增加了一半，下面没有好的记载，就无法让上面知晓。又官方记载人口有四万万，如果逐户核查，一定没有四万万；记载岁入白银二千万两，商人所缴纳的赋税，必定是二千万两的两倍。过去康熙年间，号称家给人足。阿谀奉承的人和正直的人，说法相同没有异议。只有唐甄生活在那个时代，却说：“清朝兴起五十多年，四海之内，百姓日益贫困。中等人家，常常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一两银子，不见串钱，无法流通，所以农民受冻挨饿，丰收年景如同灾年。好的商人走在都市，店铺华丽耀眼，冠服华美，进入他们的家室，早晨烟囱无烟，寒冷时身体蜷缩无法舒展。吴中的百姓，大多将儿女卖到远方，遍布全国。”（《潜书·存言篇》）由此说来，宽缓的政令，免除赋税的诏书，都没有真正施行。众人阿谀的话语，推崇仁德皇帝以为圣明，即使是正直的人也倾向于这样认为。只有唐甄揭开了这层蒙蔽，然而他尚不能详细记载当时粮食布匹、货币、器械用品盈亏的大致情况，后来的史家没有依据来作为实录。经济财政方面的条目，还有比这多得多的情况，应当依据什么来斟酌作为国家典章呢？
至于清朝的礼乐，胡汉杂用。其开端多鄙陋悖理，深深自我讳匿。直到今天，堂子神怪的由来，达赖尊礼的起源，名实缘起，无法详细得知。加上这几种情况，即使想要撰写史志，但风俗变迁的原因，政事混乱的踪迹，文字与事实完全相悖，难道能不承认自己的短处吗？
《传》说：“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危险。”当清朝统治天下时，难道不想褒扬其祖先，广泛传播美好的名声，使其芳香无穷吗？所以显示其意旨，使那些讥讽诽谤的人闭嘴。最终清议沉寂，而虚伪浮夸的颂扬，充满了天下。等到弄臣酷吏，配享在下，互相引以为荣，言语繁多令人厌倦，即使有真实的美德，真假也无法分辨，一切都无法自我区别。这哪里比得上放任百姓喧哗，任凭他们执笔记录，让善恶都记载下来，后世的纪传书志有所依据呢？其恶行，确实会在后世受到谴责；其美德，人们也乐于谈论而不厌倦。与现在相比，哪个更好哪个更差呢？身上有疤痕的人厌恶镜子，驼背的人厌恶绳子，想要掩盖自己的过错，必定憎恨那些能暴露它的事物，这是事理常情。最终导致一家的史书，断绝而终止，遗留的美好和恶行，昏暗一同消亡，这也是无法计算的损失啊！
有人说：西方白人的史书，按种族分别书写。像汉朝的十志，以及《儒林》《货殖》等传，叙述详尽，都可以各自成为一部书，与过去的二十二家史书在义例方法上不同。现在修史的人，正想变革，即使断绝也无须担忧。但我没听说过事迹不具备，而仅仅变革义例方法的。近代的事情只听说其简略，没听说其详尽，所以驰骋而上，以编造《中国通史》。
附：中国通史略例
中国自秦汉以来，史籍繁多。纪传表志始于司马迁，编年体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体作于袁枢，都是具体的记述，不是抽象的理论。杜佑、马端临罗列典章，分类设置，这接近分析法了。君卿评议简短，贵在持论鄙陋，两人的优劣，即使是善于计算的人也无法计算。然而对于演绎法，都没有完全做到。衡阳的圣人，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幼稚，其方法也接近演绎；但他的文章反复辩驳，而辞藻没有组织，好比织女，整天织布，却织不成完整的布匹。至于社会政法盛衰变迁的根源，这些人就昏暗不明瞭了。王、钱诸人，不明白根本，攻击枝节，难道没有见识宏大之处，但仍愧对贤者。现在修撰《中国通史》，大约一百卷，熔铸哲理，以去除追逐末节的陋习；挖掘深埋的史料，以振奋墨守成规的困惑；希望不同于策论、计簿、相斫书之类的作品！
西方作史，多按时代划分；中国则只有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划分：两者也互为经纬。彪蒙的作用，在于权衡，大体让人知道古今进化的轨迹而已，所以按时代划分适合学校教科书；至于深入研究条列，各自成为科目，使一件事的文野，一个物的进退，都可以比较得出，这是分类者为学术讨论所做的。也如同记载地理的，有的以郡国为主，那么山水就依附其中，其起止，不必详细；有的以
山川，记一山必尽其脉带，述一水必穷其出入，是宁能以郡国封限矣！昔渔仲粗粗，用意犹在诸《略》；今亦循其义法，改命曰《典》，盖华峤之故名也。
译记载山川，记录一座山必定要详尽其山脉的走向，叙述一条水必定要穷尽它的源头与归宿，这哪里能受限于郡国行政区域的界限呢！过去王应麟（渔仲）虽然粗略，但用心仍在于各类《略》书；如今也遵循他的体例法则，改称为《典》，这是沿用华峤著作的旧称。
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滕》《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撰十篇，命之曰《记》。
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胪举蜀才，不遗小大；及为《蜀志》，则列传亡几。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案：大史公引《禹本记》、杨子云作《蜀王本纪》，皆帝者之上仪也。然汉《艺文志》儒家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而刘縚《圣贤本纪》亦列子产．见于《文选·王文宪集序》注所引。是知纪传本无定称。今亦聊法旧名，取孟坚《考纪》、子政《别录》以为识别云尔)
列表五篇：首以《帝王》，以省《考纪》；复表《师相》，以省别录。儒林文苑，悉数难尽，其撰述大端，已见于《文言》《学术》二典，斯亦无待作传，故复列《文儒表》，略为第次，从其统系而已。方舆古今沿革，必为作典，则繁文难理；职官亦尔，孟坚《百官公卿》止于列表，一代尚然，况古今变革可胜书邪？故于《帝王表》后，即次《方舆》《职官》二表，合后《师相》《文儒》，为《表》凡五云。
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上世瞽史巫祝．事守相近；保章、灵台，亦官联也，故作史必详神话。降及迁、固，斯道无改。魏、晋以来，神话绝少，律历、五行，特沿袭旧名，不欲变革，其义则既与迁、固绝异。然上比前哲，精采黯黕，其高下相距则远。是繇一为文儒，一为专职尔。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霩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后世经说，古义既失其真，凡百典常，莫知所始，徒欲屏绝神话，而无新理以敹彻之。宜矣！其肤末茸陋也。要其素知经术者，则作史为犹愈。允南《古史》，昔传过于子长，今不可见。颜、孔《隋书》，亦迁、固以后之惇史。君卿《通典》，事核辞练，绝异于贵与之伧陋者。故以数子皆知经训也。(近世如赵翼辈之治史，戋戋鄙言，弗能钩深致远．由其所得素浅尔)惜夫身通六艺之士，滞于礼卑而乏智崇之用，方之古人，亦犹倚相、射父而已。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庶几无愧于作者。
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庄周、韩非，其非古之良史邪！
设局修史，始自唐代。繇宋逮明，监修分纂，汗漫无纪。《明史》虽秉成季野，较《宋》《元》为少愈，亦集合数传以成一史云尔。发言盈廷，所见各异，虽有殊识，无繇独箸。孟德斯鸠所谓“古事谈话”者，实近史之良箴矣。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昔《春秋》作而百国宝书崩，《尚书》删而《三坟》《穆传》轶，固缘古无雕版，传书不易，亦繇儒者党同就简．致其流亡。然子骏《七略》：《尚书》家犹录《周书》；《周官》而外，《周法》《周政》亦且傍见儒家；固非谓素王删定以后，自余古籍，悉比于吐果弃药也。《通史》之作，所以审
译各种典籍所记载的内容，大多接近于制度规范。等到人事纷繁复杂，就不是制度所能限制的了，然而这些事关系到社会的兴衰、国力的强弱，并非微不足道。会稽章氏认为，后人编写史书，应当兼采《尚书》的体例，《金滕》《顾命》等篇就是就一件事来详细叙述其始末。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可以说是暗合自然，也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如此。因此我又简要列举人事，撰写了十篇文章，命名为《记》。
西方社会学家，有静态社会学和动态社会学两种。静态用以保存往事，动态用以预知未来。通史也是如此。有了“典”，人文大略完备，推究古今踪迹，足以保存往事了；如果要振奋士气，让人观感有所触动，就不能不依赖纪传体。现在撰写《考纪》《别录》等几篇。如果不是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这四个方面有关，即使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英明，像房玄龄、魏征那样贤良，像胡亥那样暴虐，像李林甫那样奸诈，一概不收录，只列出《帝王》《师相》两表而已。过去陈寿作《益部耆旧传》，罗列蜀地人才，不论大小都不遗漏；等到写《蜀志》，列传就几乎没有。大概史官的职责重在记录，不在于褒贬讥讽，如果以预知未来为职责志向，像这样也就足够了。（按：司马迁引用《禹本记》，扬雄作《蜀王本纪》，都是帝王之上的典范。然而汉代《艺文志》儒家类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而刘縚的《圣贤本纪》也列入子产，见于《文选·王文宪集序》注所引。由此可知纪传本没有固定的名称。现在也姑且沿用旧名，取班固的《考纪》、刘向的《别录》作为区别标识罢了）
列出五篇表：首先列出《帝王表》，以节省《考纪》的篇幅；再列出《师相表》，以节省《别录》的篇幅。儒林文苑，难以全部列举，他们著述的大致要点，已经见于《文言》《学术》两篇“典”中，这也就无需再作传，所以又列出《文儒表》，略作排序，遵循其统系而已。地理古今沿革，如果一定要写成“典”，则文字繁琐难以整理；职官也是如此，班固的《百官公卿表》只列出表格，一个朝代尚且如此，何况古今变革多得写不完呢？所以在《帝王表》之后，接着排列《方舆》《职官》两表，加上后面的《师相》《文儒》，总共五篇表。
史官的职责范围，古今不同，因此史书体例的变化，也各不相同。上古时代，瞽史巫祝，职事相近；保章氏、灵台，也是官职相连，所以作史必定详细记载神话。下到司马迁、班固，这个传统没有改变。魏晋以来，神话极少，律历、五行，只是沿袭旧名，不想变革，其意义已经与司马迁、班固截然不同。然而与前代贤哲相比，神采黯淡，高下相差甚远。这是由于一个是文儒，一个是专职的缘故。所谓史学进化，不是说仅仅扫除尘垢而已，既然能够破除旧的，也将能够建立新的。后世的经学解说，古义已经失去真相，各种典章常法，不知道起源，只想屏除神话，却没有新的理论来贯通它。难怪！其肤浅粗陋。大抵那些素来通晓经术的人，作史还稍微好一些。谯周的《古史》，过去传说胜过司马迁，现在已不可见。颜师古、孔颖达的《隋书》，也是司马迁、班固之后的敦厚史书。杜佑的《通典》，事实确凿，辞藻精炼，与贵之的粗陋截然不同。所以这几个人都通晓经学训诂。（近代如赵翼等人治史，言辞鄙陋，不能钩深致远，是因为他们所得素来浅薄）可惜那些通晓六艺的人，滞留在礼教卑微而缺乏智慧崇高的作用，与古人相比，也不过像倚相、射父那样罢了。必须以古代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才大概无愧于作者。
今天治史，不专门依赖域内的典籍。凡是远古异闻，种族界的真实事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充旧史所不及的，外国人谈论中国事，时常一两次称道，即使称之为古史，也没有过错。也有草昧初开，东西方状况相同，文化进步后，黄种白种形态不同，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然明白，原委才显现，这即使是希腊、罗马、印度、西膜等国的历史，也不能说与域内无关。至于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然法则，是人类共同的，对于作史尤为关键。道家这一流派，出于史官，庄周、韩非，难道不是古代的良史吗！
设立机构修史，始于唐代。从宋代到明代，监修分纂，杂乱无章。《明史》虽然由万斯同主持，比《宋史》《元史》稍好，也不过是集合几个人的传述来编成一部史书罢了。朝堂上发言众多，见解各异，即使有独特的见识，也无法独自著述。孟德斯鸠所说的“古事谈话”，实在是接近史学的良言。现在修《通史》，旨在独断裁制，那么详略自然不同。想知道它没有详细记载的，旧史都在，不妨参考。过去《春秋》作而百国宝书崩坏，《尚书》删而《三坟》《穆传》散佚，固然因为古代没有雕版，传书不易，也因为儒者党同伐异、就简去繁，导致其流亡。然而刘向的《七略》：《尚书》家还收录《周书》；《周官》之外，《周法》《周政》也旁见于儒家；固不是说素王删定以后，其余古籍，都如同吐果弃药一样被抛弃。《通史》的写作，所以审慎
端经隧，决导神思。其佗人事浩穰．乐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旧史具体，自不厌其刘览。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
译端正经隧，疏通神思。其他人事繁杂，喜好广博的学者，想要知道的事情没有穷尽，旧史记载详备，自然不厌倦其浏览。如果说新录已经编成，旧文就可以废弃，这就是拘泥于狭小见识、固守一时之见的看法了。
●中国通史目录
表：帝王表 方舆表 职官表 师相表 文儒表
典：种族典 民宅典 浚筑典 工艺典 食货典 文言典 宗教典 学术典 礼俗典 章服典 法令典 武备典
记：周服记 秦帝记 南胄记 唐藩记 党锢记 革命记 陆交记 海交记 胡寇记 光复记
考纪：秦始皇考记 汉武帝考记 王莽考记 宋武帝考记 唐大宗考记 元大祖考记 明大祖考记 清三帝考记 洪秀全考记
别录：管商萧葛别录 李斯别录 董公孙张别录 崔苏王别录 孔老墨韩别录 许二魏汤李别录顾黄王颜别录 盖傅曾别录 王猛别录 辛张金别录 郑张别录 多尔衮别录 张鄂别录曾李别录 杨颜钱别录 孔李别录 康有为别录 游侠别录 货殖别录 刺客别录 会党别录 逸民别录 方技别录 畴人别录 叙录
杂志第六十
管仲镂簋朱纮，而有三归之家。仲尼曰：微斯人，吾其被发左衽矣！盗嫂如叔术，犹有为之烦浣者。吾观近世李光地之事，何其反也？成功之奉明朔，自拟以共和，谓敌“索虏”，而人亦“岛夷”之。降隶如施琅，光地因其逋逃．以为大用，卒踣郑氏。明之衣冠正朔，自是斩也。其伐高矣！全绍衣顾责之以夺情、背交与寄豭之戮。功名在壶鉴，而以三疵成罪，岂不琐哉？嗟乎！使后世之称光地者，果无以异于管仲、叔术也，则绍衣之责之诚过矣！
宋绍兴三十二年，辛弃疾以耿京之命，率中原义兵归宋。是时，弃疾年二十三。其生在金世，曰践其土、食其毛，倒雕戈之矜以反创之。其诸寄食无所，以从于叛者欤？抑与旃裘居，其义固异于恒也？世或传弃疾与党怀英筮，得卦异象，以是定南北之仕。噫！枯骨朽蓍，其神灵不逾人矣。必有神灵，天弗助逆也，其受命也如响。
曾国藩者，誉之则谓“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既振旅，未尝建言持国家安危，诚笃于清室之宗稷者邪？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癣疥如蛇蚹，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傅之神怪。唐人谓郑畋之生，妊于死母。(见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其谤诬盖相似，死三十年，其孙广钧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后唐明宗夜祝天曰：“臣本蕃人，岂足以临天下？”乌乎！载其玄德，贤于菟裘，其违务光不远。惜乎未闻五始之义也！丧有无后，无无主。族姓皆绝，则里尹主之。《易》称“群龙无首，其血玄黄”。自素王之兴，吾以知诸夏之无是患也。王者代替而孔不代丧，当其无君，则褒成之胄为里尹。虽有戎狄，以盗我九鼎，诚无若共主何？明宗弗知，而辜禳于天，其未闻道者欤？虽然，苟志于仁，无恶也。尚得推贤，不失其序夫？
闻女主、群盗、十国、八贝勒，未闻旷年无君也。元定宗没，而委裘三年，未有压纽之主。(《元史·定宗纪》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杭锡雅尔之地”，下书“己酉年”、“庚戌年”，系之曰“定宗崩后，议所立，未决”。当是时，已三岁无君。其行事之详，简策失书，无从考也)是时中原之黎庶，则谁隶乎？苟曰元百年有君，三年蹔无之，民犹隶元也。乌乎！诸夏之有君，四千年矣，二百年蹔无君，民犹隶诸夏矣！
儒阬于骊山，而伏生、叔孙生独脱。及秦之废，通履汉朝焉。其违于守节欤？当其前，则有夏大史终古，与受之臣挚矣。踵是，则有陆元朗、孔冲远矣。夫以身卫礼乐儒术，不恤其污？此诚非沟渎之小谅所能跂也。及身弗能卫，幸犹有肤敏逸民，以守善道。而世又蹙之，则弗恤其污，以卫是人，如冯道、钱谦益者，亦尽瘁矣哉！不然，革命之际，收
译●中国通史目录
表：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
典：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典、食货典、文言典、宗教典、学术典、礼俗典、章服典、法令典、武备典
记：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
考纪：秦始皇考记、汉武帝考记、王莽考记、宋武帝考记、唐太宗考记、元太祖考记、明太祖考记、清三帝考记、洪秀全考记
别录：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董公孙张别录、崔苏王别录、孔老墨韩别录、许二魏汤李别录、顾黄王颜别录、盖傅曾别录、王猛别录、辛张金别录、郑张别录、多尔衮别录、张鄂别录、曾李别录、杨颜钱别录、孔李别录、康有为别录、游侠别录、货殖别录、刺客别录、会党别录、逸民别录、方技别录、畴人别录、叙录
杂志第六十
管仲使用镂刻花纹的簋和朱红色的帽带，并拥有三归那样的家产。孔子说：如果没有这个人，我们恐怕就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像叔术那样偷嫂子的行为，还有人替他辩解。我看近代李光地的事，怎么反而成了这样？郑成功奉行明朝正朔，自比于共和，称敌人是“索虏”，而别人也称他为“岛夷”。像施琅那样投降做奴隶的人，李光地因为他逃亡投奔，就大加任用，最终推翻了郑氏政权。明朝的衣冠正朔，从此断绝了。他的功劳确实很高啊！全绍衣却责备他夺情起复、背弃交情以及像寄豭那样的杀戮。功名记载在史册中，却因这三点瑕疵而成为罪过，难道不琐碎吗？唉！如果后世称赞李光地的人，果然没有不同于管仲、叔术的地方，那么全绍衣的责备确实过分了！
宋绍兴三十二年，辛弃疾奉耿京之命，率领中原义兵归附宋朝。这时，辛弃疾二十三岁。他生在金朝统治的时代，却说脚踏那片土地、吃那里的粮食，倒转雕戈的枪尖去反击伤害。那些寄食无着、跟随叛乱的人呢？还是与穿皮衣的人住在一起，他的道义本来就不同于常人呢？世上有人传说辛弃疾与党怀英占卜，得到不同的卦象，因此决定了南北仕途。唉！枯骨朽草，其神灵不能超过人。如果有神灵，上天不会帮助逆贼，接受天命就像回声一样迅速。
曾国藩，称赞他则称他为“圣相”，审判他则称他为“元凶”。考察他的天赋，是一个急于功名、善于变通的人。开始在翰林院时，以声律书法的成就来吸引弟弟们。稍后在各位公卿名流间交往，羡慕声誉，沾沾自喜地用文辞掩盖道的真谛。金陵的举动，成功在于多次尝试，也有群臣张扬他的羽翼，并非深根固本、宁静至极，一举一动都成为事业。他的志向不过是封彻侯，图谋紫光阁的荣耀。既已振作军队，未曾建言主持国家安危，难道真的忠于清室的宗庙社稷吗？拿他与唐代的王铎、郑畋等人相比。世人传说曾国藩出生时，他的祖父梦见蛟龙绕柱，所以他终身患有像蛇鳞一样的癣疥，这是征兆。凡是有功勋长誉的人，流俗必定附会神怪。唐人说郑畋出生时，母亲已死。（见唐尉迟偓《中朝故事》）这种诽谤诬蔑大概相似，死后三十年，他的孙子广钧说：“我的祖先是民贼。”可悲啊！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改变。
后唐明宗夜里祈祷上天说：“臣本是蕃人，怎么足以统治天下？”唉！承载他的玄德，贤于菟裘，离务光不远。可惜没听说过五始的道理！丧事有无后嗣，无主之人。族姓都断绝了，就由里尹主持。《易经》说“群龙无首，其血玄黄”。自从素王兴起，我知道诸夏没有这种祸患。王者更替而孔子不更替丧礼，当没有君主时，褒成的后裔作为里尹。即使有戎狄，来盗取我的九鼎，确实无法对付共主。明宗不知道，而辜负上天禳灾，是没听说道的人吗？虽然如此，如果立志于仁，就没有恶了。尚能推举贤人，不失其序吗？
听说女主、群盗、十国、八贝勒，没听说旷日持久没有君主的。元定宗去世，而委弃衣裘三年，没有压纽之主。（《元史·定宗纪》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杭锡雅尔之地”，下书“己酉年”、“庚戌年”，系之曰“定宗崩后，议所立，未决”。当是时，已三岁无君。其行事之详，简策失书，无从考也）这时中原的百姓，隶属于谁呢？如果说元朝百年有君，三年暂时没有，百姓仍然隶属于元朝。唉！诸夏有君，四千年了，二百年暂时没有君，百姓仍然隶属于诸夏！
儒生在骊山被坑杀，而伏生、叔孙生独自逃脱。等到秦朝废除，通履汉朝。这违背守节吗？在他之前，有夏大史终古，与受之臣挚。跟随他的，有陆元朗、孔冲远。以身体护卫礼乐儒术，不担心其污秽？这确实不是沟渎的小信所能企及的。自身不能护卫，幸好还有肤敏逸民，来守护善道。而世道又逼迫他，就不担心其污秽，来护卫这些人，如冯道、钱谦益，也尽瘁了吗！不然，革命之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