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第三
虽然，以短丧言，则禹与大公，皆有咎，奚独墨翟？以蔽罪于兼爱，谓之无父，君子重言之。(又案《水经·淇水注》：《论语比考谶》曰：“邑名朝歌，颜渊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独顾，由蹙堕车。”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顾视凶地，故以足蹙之，使堕车也。”寻朝歌回车，本墨子事，而《论语谶》以为颜渊。此六国儒者从墨非乐之证也。至于古乐，亦多怪迂，诚有宜简汰者。然乐则必无可废之义)
儒道第四
学者谓黄老足以治天下，庄氏足以乱天下。
夫庄周愤世湛浊，已不胜其怨，而托卮言以自解，因以弥论万物之聚散，出于治乱，莫得其耦矣。其于兴废也何庸？
老氏之清静，效用于汉。然其言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其所以制人者，虽范蠡、文种，不阴鸷于此矣。故吾谓儒与道辨，当先其阴鸷，而后其清静。韩婴有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国可耻。”儒道之辩，其扬榷在此耳。
然自伊尹、大公，有拨乱之材，未尝不以道家言为急。(《汉·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大公》二百三十七篇)迹其行事，与汤、文王异术，而钩钜之用为多。今可睹者，犹在《逸周书》。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其治天下同，其术甚异于儒者矣。故周公诋齐国之政，而仲尼不称伊、吕，抑有由也。
且夫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得木不求赢，财帛妇女不私取，其始与之而终以取之，比于诱人以《诗》《礼》者，其庙算已多。夫不幸污下以至于盗，而道犹胜于儒。
然则愤鸣之夫，有讼言“伪儒”，无讼言“伪道”，固其所也。虽然，是亦可谓防窃钩而逸大盗者也。
儒法第五
自管子以刑名整齐国，著书八十六篇，而《七略》题之曰“道家”。然则商鞅贵宪令，不害主权术，(见《韩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
今之儒者，闻管仲、申、商之术，则震栗色变，曰：“而言杂伯，恶足与语治？”尝试告以国侨、诸葛亮，而诵祝冀为其后世。噫！未知侨、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申、商也。
然则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决事比》，引儒附法，则吾不知也。
夫法家不厌酷于刑，而厌歧于律。汉文帝时，三族法犹在，刑亦酷矣。然断狱四百，几于兴刑措之治者，其律壹也。律之歧者，不欲妄杀人，一窃箸数令，一伤人箸数令．大辟之狱差以米，则令诛。自以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歧于律，则下遁于情，而州县疲于簿书之事，日避吏议，娖娖不暇给。故每蔽一囚，不千金不足以成狱，则宁过而贳之。其极，上下相蒙，以究于废驰。是故德意虽深．奸宄愈因以暴恣，今日是也。
仲舒之《决事比》，援附经谶，有事则有例，比于{虘阝}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枝。已用之，斯焚之可也！箸之简牍，拭之木觚，以教张汤，使一事而进退于二律。后之廷尉．利其生死异比，得以因缘为市，然后弃表埻之明，而从縿游之荡。悲夫！儒之戾也，法之弊也。
吾观古为法者，商鞅无科条，管仲无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律不亟见，奚有于歧者？子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乌乎！此可谓儒法之君矣。
儒侠第六
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韩非·显学》：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是漆雕氏最与游侠相近也)
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并摈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侯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晏婴也，(见《吕氏·士节篇》)自决一朝，其利及朝野。其视聂政，则击刺之萌而已矣。
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
译虽然如此，如果从缩短丧期的角度来谈论，那么禹和周公都有过失，为什么单单指责墨翟呢？因为墨家被“兼爱”的偏见所累，被指责为“无父”，所以君子对此言论格外重视。（又按《水经·淇水注》记载：《论语比考谶》说：“地名朝歌，颜渊不肯停留，七十位弟子掩住眼睛，只有宰予独自回头看，子路因此用脚踢他，导致他摔下车。”宋均解释说：“子路担心宰予回头看凶险之地，所以用脚踢他，使他摔下车。”推究起来，朝歌回车本是墨子的事迹，而《论语谶》却将其归于颜渊。这是战国时期儒者跟随墨家反对音乐的证据。至于古代的音乐，也有很多怪异迂腐之处，确实有应当删减淘汰的。然而音乐必定有不可废除的道理。）
儒道第四
学者认为黄老之学足以治理天下，而庄子之学足以扰乱天下。
庄子愤世嫉俗，沉溺于浑浊的世道，已经无法抑制内心的怨恨，于是寄托于支离破碎的言论来自我解脱，进而广泛论述万物的聚散，超越了治乱的范畴，找不到对应的范畴了。这对于国家的兴废有什么用处呢？
老子的清静无为，在汉代产生了效用。然而他的话说：“想要夺取它，必定先给予它。”他用来控制人的手段，即使是范蠡、文种，也没有比他更阴险狠毒的了。所以我认为儒家与道家的辩论，应当先批判其阴险狠毒，而后才谈其清静无为。韩婴有话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国家也是可耻的。”儒道之争的关键，大概就在这里了。
然而自从伊尹、姜太公以来，拥有拨乱反正才能的人，没有不将道家言论视为急务的。（《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考察他们的行事，与商汤、周文王的方法不同，而钩距权术的运用居多。现在还能看到的，仍然在《逸周书》中。老子担任柱下史，熟知历史故事，概括《金版》《六韬》的要旨，著成五千言，作为后世阴谋者的法则。他们治理天下的目的相同，但其方法与儒家大相径庭。所以周公批评齐国的政治，孔子不称赞伊尹、吕尚，也是有原因的。
况且儒家的学说，窃取它的人最多不过成为王莽；而窃取道家学说的人，则不至于沦为田常、汉高祖那样的人物。得到木材却不求其弯曲，财帛妇女不私自占有，开始时给予而最终用来夺取，与用《诗》《礼》来诱导人相比，其战略谋划已经多了一筹。如果不幸堕落以至于成为盗贼，道家依然胜过儒家。
那么愤世嫉俗的人，有指责“伪儒”的，却没有指责“伪道”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如此，这也算是防备偷窃钩带的小贼，却放跑了大盗吧。
儒法第五
自从管仲用刑名之学来整顿国家，著书八十六篇，而《七略》将其归类为“道家”。那么商鞅重视宪令，不损害主权的权术，（见《韩非子·定法篇》）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道家是本源，法家是末流！
现在的儒者，听到管仲、申不害、商鞅的学说，就吓得脸色改变，说：“言论混杂霸道，哪里值得与他们谈论治国之道？”试着告诉他们郑国子产、诸葛亮的事迹，并诵读祝融、冀缺作为他们的后世典范。唉！不知道子产、诸葛亮用来管理万民的方法，与管仲、申不害、商鞅也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儒家的道理，不能排斥法家，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法家也有一部分源自《周礼》，而董仲舒的《决事比》，引用儒家经典附会法律，我就不知道了。
法家不厌烦刑罚的残酷，而厌烦律令的繁杂。汉文帝时，三族之法仍然存在，刑罚也很残酷。然而判决案件四百起，几乎达到了废除刑罚的理想治理，是因为律令统一。律令繁杂的人，不想随意杀人，偷窃一根筷子定几条法令，伤害一人定几条法令。死刑的案件相差毫厘，就定下诛杀之罪。自以为慎重使用刑罚，百姓不会随意遭受杀戮。不知道上面律令繁杂，下面就会钻营人情，州县官吏疲于文书工作，每天躲避官吏的议论，忙碌得来不及应付。所以每掩盖一个囚犯，没有千金不足以成案，那么宁愿放过他。极端情况下，上下互相蒙蔽，导致法律废弛。因此德意虽然深厚，奸邪之人反而更加放纵暴虐，今天就是这样。
董仲舒的《决事比》，援引附会经书谶纬，有事就有案例，类似于萧何的《九章律》。其条文已经冗长，而其案例已经枝蔓。已经使用过了，就可以烧毁了！把它写在竹简木牍上，擦拭在木片上，用来教导张汤，使一件事在两条律令之间进退两难。后来的廷尉，利用生死判决的不同案例，得以趁机做买卖，然后抛弃明堂之上的光明，而追随放纵的潮流。可悲啊！儒家的乖戾，法家的弊端。
我看古代制定法律的人，商鞅没有细碎的科条，管仲没有五曹令。上面的法律像流水一样顺畅，下面的不遵从就施加重刑。律令不频繁出现，哪里会有繁杂的呢？子弓说：“内心恭敬而行事简约，以此来治理百姓。”唉！这可以说是儒法兼用的君主了。
儒侠第六
漆雕氏的儒学衰废，而乡里有游侠兴起。（《韩非子·显学》记载：漆雕氏的儒学，“不因脸色威胁而屈服，不因目光回避而逃避，行为弯曲则违背奴仆，行为正直则激怒诸侯”。可见漆雕氏与游侠最为接近）
游侠没有著作，不能依附于九流，难道只是儒家排斥他们，其他八家也一并排斥他们。然而天下有紧急事务，没有游侠不足以托付。侯生保全赵国，北郭先生为晏婴辩白，（见《吕氏春秋·士节篇》）他们在一朝之间决断，其利益遍及朝廷和民间。他们看待聂政，不过是击刺技艺的萌芽罢了。
况且儒家的义气，有超过“杀身成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