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变第八
学变第八
汉晋间，学术则五变。
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教皇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杨雄变之以《法言》。
《法言》持论至剀易，在诸生间，陖矣。王逸因之为《正部论》．以《法言》杂错无主，然已亦无高论。(《正部论》元书已亡，诸书援引犹见大略，下论亡书准此)顾猥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儗违其伦类？盖忿狷之亢辞也。
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箸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蜂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斯所谓烦琐哲学者。惟内心之不充熲，故言辩而无继。充称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定贤篇》)《新论》今亡，则桓、王之学亦绝。或曰：今之汉学，论在名物，不充其文辩，其正虚妄、审乡背，近之矣。
东京之衰．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论》也，皆辩章功实，而深嫉浮淫靡靡，比于“五蠹”；又恶夫以宽缓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广，上视杨雄诸家，牵制儒术，奢阔无施，而三子闳达矣。法家之教，任贤考功，期于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伍，故姚信《士纬》作焉。乱国学者，盛容服而饰辩说，以贰人主之心，“修誉不诛，害在词主。”(二语即《阮子正论》之言，见《意林》四引)故阮武《正论》作焉。自汉季以至吴、魏，法家大行，而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伦，皆以其道见诸行事，治法为章。然阔疏者苟务修古，亦欲以是快其佚荡。故魏衰而说变。
当魏武任法时，孔融已不平于酒几，又箸论驳肉刑。及魏，杜恕倜傥任意，盖孟轲之徒也。凡法家，以为人性忮駻．难与为善，非制之以礼、威之以刑不肃。故魏世议者言：“凡人天性多不善，不当待以善意，更堕其调中。”惟杜恕惎闻之，而云：已得此辈，当乘桴蹈仓海．“不能自谐在其间也。”(《魏志·杜恕传》注引《杜恕新书》)恕为《兴性论》，其书不传。推校之，则为主性善者。其作《体论》，自谓疏惰饱食，“父忧行丧，在礼多愆，孝声不闻。”(引见《意林》五)荀卿所谓顺情性而不事礼义积伪者也。盖自魏武审正名法，钟、陈辅之．操下至严。文、明以降．中州士大夫厌检括苛碎久矣。势激而迁，终以循天性、简小节相上，固其道也。会在易代兴废之间，高朗而不降志者，皆阳狂远人。礼法浸微，则持论又变其始。
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魏晋间言神仙者，皆出于厌世观念，故多借老庄抒其愤激。独葛洪笃信丹药，而深疾老庄，恶放弃礼法者如仇雠。观《抱朴》外篇《疾谬》《诰鲍》，其大旨在是矣。盖吴士未遭禅让，无所忿恚，故论多守文。及其惑于仙道，根诸天性，亦视愤世长往者为甚也)
凡此五变，各从其世。云起海水，一东一西，一南一北，触高冈、象林木而化。初世雄逸，化成于草昧，而最下矣。
然箸书莫易以杂说援比诸家。故季汉而降，其流不绝。汉时周生烈已为《要论》，其后蒋济作《万机论》，谯周作《法训》，顾谭作《新语》，陆景作《典语》，杜夷作《幽求新书》，杨泉作《物理论》。秦菁、唐滂之徒，皆有论箸。或称杂家，或缘儒老，上者稍见行事兴坏，其次乃以华言相耀。惟荀悦、徐幹为愈。《申鉴》温温，怀宝自珍。《中论》朴质理达矣。殷基曰：“质胜文，石建；文胜质，蔡邕；艾质彬彬，徐幹庶几也。”
学蛊第九
宋
译学术变迁第八
汉晋之间，学术经历了五次变革。
董仲舒用阴阳学说制定法令，确立博士官制，尊崇儒术。致使学者们拘泥于琐碎的义理，逃避危难，只求获取利禄，而不识远大谋略。所以扬雄用《法言》来改变这种风气。
《法言》的立论极其直截了当，在众儒生中，显得高峻难及。王逸因此写了《正部论》，认为《法言》杂乱无章、没有主旨，然而他自己也没有高深的见解。（《正部论》原书已失传，其他书籍的引用尚可见其大概，下文论及亡佚书籍的均以此为准）他竟轻率地说：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胜过庆封的玉杯。（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三，《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九引）想以此说明什么，却拿不同类的事物相比拟？这大概是愤激狭隘者的偏激言辞。
浮华的文辞堆积，不足以阐明事理，所以王充开始改变方法，说：“著书立说，要让人容易理解却难以模仿，不推崇难以知晓却容易仿造；口头辩论，务求分析透彻且可听，不务求深奥迂曲而难见。”于是写作《论衡》，旨趣在于纠正虚妄、审察是非。怀疑的言论，分析各种端绪，有所揭露，不避讳孔子。汉代得到这样一个人，足以振奋士气。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然而他善于像蜂刺一样摧陷驳斥，却没有根本要领可以持守，这就是所谓的烦琐哲学。因为内心不够充实光明，所以言辞辩驳却缺乏连贯。王充称颂桓君山追随丞相的足迹，保存在《新论》中。（见《定贤篇》）《新论》如今失传，那么桓、王的学问也就断绝了。有人说：现在的汉学，议论集中在名物训诂上，不充实文辞辩说，其纠正虚妄、审察是非，接近王充了。
东汉末年的衰败，刑罚赏赐没有章法。儒生不可任用，于是愤慨的人用法家思想来改变风气。王符写作《潜夫论》，仲长统创作《昌言》，崔寔叙述《政论》，都辩明功绩实效，而深深痛恨浮华淫靡，将其比作“五蠹”；又厌恶用宽缓的政治，治理衰败的习俗。《昌言》最为宏大广博，上视扬雄等各家，牵制儒术，奢阔而无实用，而这三位则宏阔通达了。法家的教化，任用贤能考核功绩，期望九卿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人各有等级，官各有编制，所以姚信写作《士纬》。乱世中的学者，盛装打扮而修饰辩说，以动摇君主的心志，“修名不诛，害在词主。”（这两句话就是《阮子正论》的话，见《意林》卷四引）所以阮武写作《正论》。从汉末到吴、魏，法家大行其道，而钟繇、陈群、诸葛亮等人，都将此道付诸实行，治法成为章法。然而疏阔的人如果只务求复古，也想借此放纵逸乐。所以魏国衰败而学说发生转变。
当魏武帝任用法家时，孔融已在酒席间表示不平，又著论驳斥肉刑。到了魏国，杜恕倜傥任意，大概是孟轲一派的。凡是法家，认为人性嫉妒乖张，难以向善，不用礼制约束、不用刑罚威慑就不能肃然有序。所以魏世议论的人说：“凡人的天性大多不善，不应当用善意对待，反而落入他们的圈套。”只有杜恕听到这话，就说：已得到这类人，应当乘木筏漂流到沧海，“不能让自己与他们和谐共处。”（《魏志·杜恕传》注引《杜恕新书》）杜恕写作《兴性论》，该书没有流传。推究校勘，则是主张性善的。他写作《体论》，自谓疏懒饱食，“父亲去世行丧，在礼制上多有缺失，孝名不闻。”（引见《意林》卷五）荀卿所说的顺从情性而不从事礼义积伪的人。大概自从魏武帝审正名法，钟、陈辅佐，操持下至严苛。文帝、明帝以后，中原士大夫厌恶检束苛碎已经很久了。形势激变而迁移，最终以顺从天性、简略小节为尚，固然是其道理。恰逢在改朝换代兴废之间，高朗而不降志的人，都阳狂远离人群。礼法逐渐衰微，那么持论又改变了初始。
嵇康、阮籍等人，极端地非议尧、舜，轻视汤、武，载其厌世，以至于导引求神仙，而都崇奉老庄，玄言从此兴起了。（魏晋间谈论神仙的，都出于厌世观念，所以多借老庄抒发其愤激。只有葛洪笃信丹药，而深深痛恨老庄，厌恶放弃礼法的人如仇敌。看《抱朴子》外篇《疾谬》《诰鲍》，其大旨就在这里。大概吴地士人未遭禅让，无所愤恨，所以言论多守文。等到他们惑于仙道，根源于天性，也比愤世长往的人更甚）
这五次变革，各自顺应其时代。云起于海水，一东一西，一南一北，触高冈、象林木而化。初世雄逸，化成于草昧，而最下矣。
然而著书没有比杂说援引诸家更容易的。所以季汉以来，其流不绝。汉时周生烈已作《要论》，其后蒋济作《万机论》，谯周作《法训》，顾谭作《新语》，陆景作《典语》，杜夷作《幽求新书》，杨泉作《物理论》。秦菁、唐滂之徒，皆有论著。或称杂家，或缘儒老，上者稍见行事兴坏，其次乃以华言相耀。惟荀悦、徐幹为愈。《申鉴》温温，怀宝自珍。《中论》朴质理达矣。殷基曰：“质胜文，石建；文胜质，蔡邕；艾质彬彬，徐幹庶几也。”
学术蛊坏第九
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