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第三十五
商鞅第三十五
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乌乎！是惑于淫说也甚矣。
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乂天下，是之谓法。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
后世之有律，自萧何作《九章》始，(汉《地理志》“箕子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李悝、高祖皆尝有作。然或行于小国，或草创未定之制。若汉唐及今变本加厉之法，则皆萌芽于何)远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张汤、赵禹之徒起，踵武何说而文饰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于是乎废《小雅》。此其罪则公孙弘为之魁，而汤为之辅．于商鞅乎何与？
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民有不率，计画至无俚，则始济之以擢杀援噬。此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故大史公称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今夫家给人足，而出于虔刘之政乎？功坚其心，纠其民于农牧，使曏之游惰无所业者，转而傅井亩。是故盖臧有余，而赋税亦不至于缺乏。其始也觳，其终也交足，异乎其厉民以鞭箠而务充君之左臧者也。
及夫张汤，则专以见知、腹诽之法，震怖臣下，诛诅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此其鹄惟在于刑，其刑惟在于簿书筐箧，而五官之大法勿与焉，任天子之重征敛、恣调发而已矣！有拂天子意者，则己为天子深文治之，并非能自持其刑也。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张汤行法而汉日贫，观于汲黯之所讥，则可知矣。繇汤之法，终于盗贼满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为治。何其与鞅反也？则鞅知有大法，而汤徒知有狴狱之制耳。法家与刀笔吏，其优绌诚不可较哉！
且非特效之优绌而已，其心术亦殊绝矣。迹鞅之进身与处交游，诚多可议者，独其当官，则正如檠榜而不可紾。方孝公以国事属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内，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其贤于汤之闚人主意以为高下者，亦远矣。辱大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乌乎！其魁垒而骨鲠也。庸渠若弘、汤之徒，专乞哀于人主，借其苛细以行佞媚之术者乎？
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其酷烈或过于汤，而苛细则未有也。观其定令，如列传所言，略已具矣。吾以为酷烈与苛细者，则治乱之殊，直佞之所繇分也。何者？诛意之律，反唇之刑，非有所受也。汤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瘁心力而裁制之，若鞅则无事此矣。周兴、来俊臣之酷烈也，又过于鞅，然割剥之憯乱越无条理。且其意亦以行媚，而非以佐治，则鞅于此又不屑焉。嗟乎！牛羊之以族蠡传者，虑其败群，牧人去之而无所遴。刑七百人，盖所以止刑也。俄而家给人足、道不拾遗矣！虽不刑措，其势将偃齐斧以攻榱桷。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若鞅之为人，终日持鼎镬以宰割其民者，岂不缪哉！余观汉氏以降，刀笔吏之说，多傅《春秋》。其义恣君抑臣，流貤而及于民。汤之用“决事比”，其最俶矣。自是可称道者，特旌旗之以文无害之名，而不能谓之有益于百姓。是其于法家，则犹大岩之与壑也。今缀学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于商鞅。乌乎！其远于事情哉！且亦未论鞅之世矣。
夫使民有权者，必有辩慧之士可与议令者也。今秦自三良之死，后嗣无法，民无所则效，至鞅之世，而冥顽固以甚矣。后百余岁，荀子犹曰“秦无儒”，此其蠢愚无知之效也。以蠢愚无知之民，起而议政令，则不足以广益，而只以殽乱是非。非禁之，将何道哉？后世有秀民矣，而上必强阏之，使不得与议令。故人君尊严若九天之上，荫庶缩朒若九地之下。此诚昉于弘、汤之求媚，而非其取法于鞅也。
借弟令效鞅，鞅固救时之相而已。其法取足以济一时
译商鞅第三十五
商鞅遭受谗言诽谤已有两千年，而当今世道尤为严重。那些言论认为，自汉代以来，压制剥夺民权，使君主放纵恣意，都是由商鞅的法家学说所倡导。唉！这真是被荒谬的邪说迷惑得太深了。
法，是制度的总称。周代的六官，各官职守分明，陈列典章制度，以此治理天下，这就叫做法。所以法家这一流派，就如同西方所说的政治家，并非仅仅拘泥于刑律而已。
后世有律法，是从萧何制定《九章律》开始的，（汉代《地理志》记载“箕子制定乐浪朝鲜百姓违犯禁令的八条”。李悝、汉高祖都曾有过创制。但有的施行于小国，有的只是草创未定的制度。至于汉唐乃至今天变本加厉的法度，都萌芽于萧何）远不源于商鞅，近不源于李斯。张汤、赵禹之流兴起，追随萧何的说法并加以文饰，以此讨好君主，震慑百官，束缚百姓，于是废弃了《小雅》。这种罪过，公孙弘是首恶，张汤是帮凶，这与商鞅有什么关系呢？
商鞅制定法律，穷尽各种变化来统摄五官，核实宪章制度作为治理的根本。百姓有不顺从的，谋划周到没有漏洞，这才用提拔、杀戮、援引、吞噬等手段来辅助。这是用刑罚来维护法律，而不是把刑罚作为法律的根本。所以太史公称赞他说：“施行法律十年，秦国百姓非常高兴，路上不拾遗物，山上没有盗贼，家家衣食充足。”现在如果家家衣食充足，是出于残暴的政策吗？确立功业以坚定民心，纠集百姓从事农牧，使过去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转而依附于田地。因此积蓄有余，赋税也不至于缺乏。起初严厉，最终百姓富足，这与残害百姓用鞭打驱使来充实君主私库的做法截然不同。
等到张汤，则专门用见知故纵、腹诽之法，震慑恐吓臣下，诛杀劝谏之士，铲除豪杰，以迎合天子专制的意图。他的目标只在于刑罚，他的刑罚只在于文书簿册，而与五官的大法无关，只是任凭天子加重征收、随意调发罢了！有违背天子心意的人，就由自己替天子深文周纳地治罪，并不能坚持自己的刑罚原则。所以商鞅施行法律而秦国日益富强，张汤施行法律而汉朝日益贫困，从汲黯的讥讽中就可以知道了。沿袭张汤的法度，最终导致盗贼满山，直指使者四处出动，上下互相蒙蔽，用空文来治理国家。这与商鞅多么相反啊？这是因为商鞅懂得有大法，而张汤只知道牢狱的制度罢了。法家与刀笔吏，他们的优劣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不仅仅是效用的优劣不同，他们的心术也截然不同。考察商鞅的进身和交往，确实有很多可议之处，唯独他在任职时，就像矫正弓弩的器具一样不可弯曲。秦孝公把国事托付给商鞅，商鞅从此得以实行自己的主张，政令的发布，即使是皇帝也不能违法而凭喜怒行事。他比张汤窥探君主心意来决定高低的做法，高明得多了。侮辱太子，刑罚公子虔，知道后来有新君主能决定祸福，却不愿屈从法律以求容身。唉！他是多么刚直不阿啊。哪里像公孙弘、张汤之流，专门向君主乞求哀怜，借苛刻细微的手段来行谄媚之术呢？
商鞅一天处刑七百人使渭水变红，他的酷烈或许超过张汤，但苛刻细微却没有。看他的定令，如列传所说，大致已经具备。我认为酷烈与苛刻细微，是治乱的区别，正直与谄媚的分野。为什么？诛心的律令，反唇的刑罚，并不是有所继承。张汤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讨好君主，所以耗尽心力来裁制，而商鞅则没有这种事。周兴、来俊臣的酷烈，又超过商鞅，但他们的剥削惨乱毫无条理。而且他们的意图也是行媚，而不是辅助治理，那么商鞅对此又不屑一顾。唉！牛羊因为族蠡而传播，担心它败坏群体，牧人赶走它而不加选择。处刑七百人，大概是为了停止刑罚。不久就家家衣食充足、路上不拾遗物了！虽然不能废除刑罚，其趋势也将是放下斧钺去攻击椽子。世人只看到商鞅初政的酷烈，而不考察他后来的成效，如果商鞅为人，整天拿着鼎镬来宰割百姓，难道不是谬误吗？我观察汉代以来，刀笔吏的学说，多附会《春秋》。其义理放纵君主压制臣下，流传影响到百姓。张汤使用“决事比”，是最突出的。从此可以称道的，只是用无害的名义作为旗帜，而不能说对百姓有益。这在法家看来，就像大岩与深谷的区别一样。现在的缀学者不能坚持旧说，而用“压制百姓放纵君主”来归罪于商鞅。唉！他们离事实太远了！而且也没有论及商鞅的时代。
如果让百姓有权力，必定有辩慧之士可以参与议论政令。现在秦国自从三良死后，后继无法，百姓没有效法的准则，到商鞅的时代，冥顽不灵更加严重。一百多年后，荀子还说“秦国没有儒生”，这是愚蠢无知的表现。让愚蠢无知的百姓起来议论政令，不足以广开益见，只会淆乱是非。不禁止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后世有秀民，但上级一定强行压制，使他们不能参与议论政令。所以君主尊严如在九天之上，百姓退缩如在九地之下。这确实始于公孙弘、张汤的求媚，而不是效法商鞅。
即使假使效法商鞅，商鞅本来就是救时的宰相而已。他的法律取足以济一时
，其书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非若儒墨之箸书，欲行其说于后世者也。后世不察鞅之用意，而强以其物色效之，如孙复、胡安国者，则谓之愚之尤；如公孙弘、张汤者，则谓之佞之尤。此其咎皆基于自取，而鞅奚罪焉？
译他的著作旨在足以阐明他所实行的法度，并不像儒家和墨家著书那样，想要让自己的学说在后世得以推行。后世的人不体察商鞅的用意，却强行按照他的面貌去效法他，像孙复、胡安国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愚蠢到了极点；像公孙弘、张汤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奸佞到了极点。这些过错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商鞅有什么罪过呢？
吾所为{氵献}鞅者，则在于毁孝弟、败天性而已。有知其毒之酋腊而制之，其勿害一也。昔者蜀相行鞅术，至德要道弗踣焉。贾生亦好法矣，而非其遗礼义、弃仁恩。乃若夫輓近之言新法者，以父子异财为宪典，是则法乎鞅之秕稗者也。宝其秕稗而于其善政则放绝之，人言之戾也，一至是哉！
夫民权者，文祖五府之法，上圣之所以成《既济》也。有其法矣，而无其人，有其人矣，而无其时，则三统之王者起而治之。降而无王，则天下荡荡无文章纲纪，国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终一餔。当是时，民不患其作乱，而患其骀荡姚易，以大亡其身。于此有法家焉，虽小器也，能综核名实，而使上下交蒙其利，不犹愈于荡乎？苟曰：“吾宁国政之不理，民生之不遂，而必不欲使法家者整齐而撙绌之”，是则救饥之必待于侊饭，而诫食壶飱者以宁为道殣也。
悲夫！以法家之鸷．终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膏泽。而世之仁人流涕洟以忧天下者，猥以法家与刀笔吏同类而丑娸之，使九流之善，遂丧其一，而莫不府罪于商鞅。
嗟乎！鞅既以刑公子虔故，蒙恶名于秦，而今又蒙恶名于后世。此骨鲠之臣所以不可为，而公孙弘、张汤之徒，宁以佞媚持其禄位者也。
正葛第三十六
临沮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候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皆闚闇者也。
法家之所患，在魁柄下移。移者成于从横之辩言，其上则雄桀难御，不可以文法约束者为特甚。故韩非所诛，莫先于务朋党、取威誉。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
葛氏亦法家也，行诛于从横，而彭羕、李严丽于流辟。夫刘封雄桀之次耳，夺孟达鼓吹，守山郡不发兵，罪也。而葛氏特以刚猛难任，不可用于易世之后，劝先主除之。是杀之以其罪，杀之之情则不以其罪也。
如羽，世之虎臣，又非封等伦也。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压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壹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韩非·内储说上》七术：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胥靡，可乎？”王曰：“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诸葛立意，盖亦同兹。大氐法家之旨，宪令为重，而都邑为轻，古今一也)
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法家之竭忠亦瘁矣，亦其所以为小器焉尔。
吾读《梁父吟》言“二桃杀三士”。(事见《晏子春秋》。《梁父吟》云：“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称谗言者，特婉辞尔。终云“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是嘉晏子之杀三士．明矣)葛氏少时盖诵习之。大史公曰：陈平宰割天下之志，见于俎上。乌乎！若葛氏者，其志亦见于诵诗矣。
刑官第三十七
西方之言治者，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独与政府抗衡，苟傅于辟，虽达尊得行其罚。
昔者周公以《立政》为宪法，其言曰：庶言，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卒事而告大史曰：“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此其刑官殊于百工之征也。欧洲法家之训日；“王者无恶，神圣而不可侵。”王者无恶，以有事则与大臣分署也。神圣而不可侵，以其严威深閟也。
今是卒暴小忿，奋佩刀而刃人，及其略夺妇女以为嬖御，(法国柏尔奔朝多有之)大臣所不署，严威所不扶。此谓匹夫之恶，其训不可用。而法律不箸其条，独以侵人田器，予其请求。(西方以田器兴讼者，若讼君则曰“请求”)此虽立宪。犹恣人君，使得以一身
译我所反对商鞅的原因，就在于他败坏孝悌、毁坏天性罢了。有人知道这种毒害的深重而加以制止，使它不再为害，这是第一点。从前蜀国丞相施行商鞅的术数，但至德要道并没有因此倾覆。贾谊也喜好法治，但他反对抛弃礼义、舍弃仁恩。至于近来那些谈论新法的人，把父子财产分离作为宪典，这不过是效法商鞅的糟粕罢了。珍视那些糟粕，而对于商鞅的善政却断然摒弃，人们言论的乖谬，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所谓民权，是文祖五府的法度，是上古圣人用来成就《既济》卦象的。有了法度，却没有合适的人；有了合适的人，却没有合适的时机，那么三统的王者就会兴起而治理天下。如果降世而没有王者，那么天下就空荡而无纲纪，国政衰败，民生困苦，其危险程度甚至无法维持一顿饭的时间。在这个时候，百姓不担心他们作乱，而担心他们放纵轻慢，从而招致自身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法家，虽然他们只是小器，但能够综核名实，使上下都蒙受利益，这难道不比放纵更好吗？如果说：“我宁愿国政不理、民生不遂，也一定不想让法家来整齐约束”，这就好比救饥荒一定要等待粗劣的饭食，而告诫那些吃壶中剩饭的人宁可饿死在路上。
可悲啊！依靠法家的严厉，最终使民生得以维持；依靠法家的苛刻，最终使百姓得到恩泽。而世上那些流泪担忧天下的仁人，却轻率地将法家与刀笔吏归为一类而丑化他们，致使九流中的善道，竟然丧失了一流，而且无不把罪责归咎于商鞅。
唉！商鞅因为惩罚公子虔的缘故，在秦国蒙受恶名，如今又在后世蒙受恶名。这就是刚正之臣难以作为的原因，而公孙弘、张汤之流，宁愿以谄媚来保住禄位了。
正葛第三十六
在临沮战败时，诸葛亮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救援。昏庸的人讥讽他没有远略，有人则用战败消息未能及时传达来辩解。如果斥候侦察的疏忽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政令就会更加懈怠了！这都是目光短浅的人。
法家所担忧的，在于权柄下移。权柄下移是由于纵横派的辩言造成的，其中那些雄强桀骜、难以驾驭、不能用文法约束的人尤其严重。所以韩非所诛杀的对象，没有比结党营私、博取威名声誉的人更优先的。那些在民间和朝廷之间活动的人，都被称为侠客。
诸葛亮也是法家，对纵横派施行诛杀，彭羕、李严因此受到流放或诛杀。刘封是仅次于雄桀之徒的人，夺取孟达的鼓吹，镇守山郡却不发兵，这是罪过。而诸葛亮特别认为他刚猛难以任用，不能在改朝换代之后使用，于是劝先主除掉他。这是以他的罪过杀他，但杀他的动机则不是因为他的罪过。
至于关羽，是当世的虎臣，又不是刘封那一类人。他功劳多而没有罪状，除掉他不足以压制人心，不除掉他则在改朝换代后无法驾驭，他的势力日益雄厚，将会掣肘我的大政。所以不惜将荆州的全部土地借给吴人，以换取关羽的性命，这并不是嫉妒他。一国的权柄，不能出于两个孔道；如果出于两个孔道，即使他们举荐的人是对的，但宰相因此不能统一人心、统一法令，那么国家就已经分裂了。即使杀了他而导致疆土被侵削，终究也不愿以此换取内部的纷争。（《韩非·内储说上》七术：卫嗣君时期，有个囚犯逃到魏国，卫嗣君就用左氏城去交换他。群臣左右劝谏说：“用一座都城去买一个囚犯，可以吗？”卫嗣君说：“治理没有小事，混乱没有大事。法度不确立而诛杀不一定执行，即使有十个左氏城也没有益处；法度确立而诛杀一定执行，即使失去十个左氏城也没有害处。”诸葛亮的立意，大概也与此相同。大抵法家的宗旨，以宪令为重，而以都邑为轻，古今是一致的）
这方面的先例有萧何诛杀韩信。萧何公开用于韩信，而诸葛亮暗中用于关羽。法家竭尽忠诚也疲惫了，这也是他们被视为小器的原因罢了。
我读《梁父吟》说“二桃杀三士”。（事见《晏子春秋》。《梁父吟》说：“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称谗言，只是委婉的说法罢了。最后说“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这是赞美晏子杀三士，很明显）诸葛亮年轻时大概诵读过这首诗。太史公说：陈平宰割天下的志向，体现在俎上。唉！像诸葛亮这样的人，他的志向也体现在诵读诗歌中了。
刑官第三十七
西方谈论治理的人，将立法、行政、司法分为三部分，而各自由有关部门掌管。只有刑官独自与政府抗衡，如果附会于刑罚，即使是达官贵人也能执行其惩罚。
从前周公以《立政》作为宪法，他说：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文王不敢对此有所知晓”。事情结束后告诉太史说：“司寇苏公，务必敬慎你的狱讼，以延长我王国的寿命。这样就有谨慎，以排列使用中罚。”这是刑官不同于百官的征兆。欧洲法家的训诫说：“王者无恶，神圣而不可侵犯。”王者无恶，是因为有事则与大臣分署。神圣而不可侵犯，是因为其威严深奥。
如今那些突然的暴怒小忿，拔出佩刀杀人，以及掠夺妇女作为宠妾，（法国柏尔奔朝多有此事）大臣不署理，威严不扶持。这被称为匹夫之恶，其训诫不可用。而法律不写明条款，只以侵犯他人田地器物，给予其请求。（西方以田地器物兴讼者，若诉讼君主则称为“请求”）这虽然是立宪，仍然放纵人君，使得他能够以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