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文第二十五

译订文第二十五

泰逖国的人，叩开外门来观察政令，从文字的繁简，就可以推测那个时代的兴盛或衰败了。

从前用书写契约代替结绳记事的人，并不是喜好繁琐，而是因为万事的萌芽，都潜伏在蛊惑之中。名与实令人迷惑眩乱，就要为它们区别异同，于是借助蹄印和兽迹来创制文字。既然如此，那么从上古直到今天，解蔽垢浊的程度日益严重，文字也就日益繁复，这也是形势发展的自然结果。

先师荀子说：后王兴起，“必定要遵循旧有的名称，创制新的名称。”所以有政令的国家，其伦理纲常必定清晰，法度秩序必定整齐，官职事务和民众的心志日益进步，即使想让文字不随之进步，也是不可能的。没有政令的国家，其发出的言论不合正道，其行为不远于禽兽，官职事务和民众的心志日益怠惰苟且，即使想让文字不随之怠惰苟且，也是不可能的。

我听说斯宾塞尔的话说：有了语言然后才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本来不是两回事，都起源于建造宫室而有了这种制度。建造宫室的开始，则起源于神权统治。有了神权统治，然后才有王权统治。所以说：“通过五世之庙，可以观察怪异。”禹铸造九鼎来描绘鬼怪，屈原观看楚国的寝庙而创作《天问》，古代的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野人，曾经用白土和墨汁涂抹地面，用红漆涂画墙壁，来制作图画。那些图画描绘的是生人战斗和上古的奇异事件，用来敬奉鬼神。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法律，除了祠庙宫寝之外，不得在墙壁上作画，其名器更加高贵。在那个时候，发布政令的厅堂与祠庙合为一体，所以用图画来决断政事，并在王庭上宣扬。朝觐的仪式画在上面，战胜奏凯的场景画在上面，民众心志驯服、带着酒食来迎接的场景画在上面，顽固违抗命令最终被俘获斩首的场景画在上面。对于图画，史官观看它，而且六典也观看它。而民众的震动和恭敬，就不仅仅针对神明，而是延伸影响到图画，看到图画就像严厉的老师或保姆站在面前一样。君主借此来相互制约，使民众驯服，办事更加便利。不久，因为图画过于繁琐，逐渐刻写简化，那么马、牛、野鸭、水鸟等，大多只用尾巴和脚来区别而已，于是有了墨西哥的象形文字。后来更加简化，凡是几十笔画的，削减合并成一画；于是有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凡是象形文字，其脉络又分为两类：一类用来描写形体面貌，一类借用形体作为象征，这就是所谓“人很少见到活象，但按照图画就能得到大概”的意思。至于人的姓氏，州、国、山、川的主名，依靠形体表示的方法困窘穷尽，于是假借同音的字来依托，于是有了谐声字，那么西域字母的根源就在这里了。人有语言，本来不能遍包所有事物，那些形色心志相近的，就引申附会来作为称呼。不久，听到这些话的人，迷惑得像占卜覆卦一样，于是不得不为他们划分界限，文字因此滋生繁衍。所以几个字的含义，祖辈和父辈共用一个名称，时间久了就无法追踪其踪迹了。现在英语最多，大概有六万个词，（斯宾塞尔说当时的话）每个词各有其义，不相混淆。东西方有书写契约，没有比这更繁复的了，所以足以代表西方。

章炳麟说：唉！这就是中国之所以日益削弱的缘故啊。自从史籀创制文字，共有九千个名称，不是随便制定的，有这种文字必定有对应的俗语。秦朝小篆削减了它，《凡将篇》等篇章相继创作，到了鄦氏（许慎）时代，也有九千个名称。比鄦氏更多的，从《玉篇》到《集韵》，不少于三万个字，不是随便制定的，有这种文字必定有对应的俗语。北宋灭亡，而民众日益怠惰苟且，其隶书没有增加；增加的起于俗儒鄙夫，相当于没有增加。所以嘴唇舌头所能容纳的，一千个名称就足够了；檄文移书所需要的，两千个名称就足够了；细密的毡席所承载的，金匮所收藏的，记载在文史中的，三千个名称就足够了；清庙所演奏的，统一音律所覆盖的，记载在赋颂中的，四千个名称就足够了。其他的就视同腐朽的木头和败坏的皮革罢了！至于用来治理百官、考察万民的方法，则达到檄文移书的两千个名称就停止了。以神州如此广大，庶务如此繁多，而用来辅助治理的仅仅这些，难道能不混乱混杂，使政令迟疑而日益废弛吗？

再说文字依附于语言，其末流则是语言受到压迫而依附于文字。为什么呢？文字的琐细，是为了简约；词语的苛碎，是为了质朴。刻玉叫作瑑，刻竹用来书写叫作篆。黑马的黑，与黑丝的黑，名实令人迷惑，就用骊、缁来区别。青石的青，竹笋的青，名实令人迷惑，就用苍筤、琅玕来区别。配偶怨恨，是匹；合配配偶，是匹；它们的匹相同，匹的情感不同，就用逑、仇来区别。马的沉重迟缓，物体的重厚，它们的重相同，重的情感不同，就用笃、竺来区别。树木的根本叫作柢，山崖的根本叫作氐。仰视苍天叫作天，发际叫作颠。这还是单音词。

词语有时冗长了，而进言动辞的人不方便。如果造字没有神、祗，那么终古都要说“天引出万物、地提出万物”了。这就费口舌，而且烦劳简册。所以称作为神、祗，而一个字就充足了。这还是物名。

历数事物的意义，心志祈向的曲折，其变化像云气一样，而语言有时要用十几个字。不说辍，那么终古都要说“车小缺复合”了。不说毋，那么终古都要说“女欲奸，诃止之勿令奸”了。其冗长不便尤其严重，所以称作为辍

译不，你一句话就足够了。然而那些名声显赫的人，他们的文章是否遵循他们的言论，这是不可知的。如果（人们）在祈愿向往上有所曲折，而用“馔具”这一个名称来引导他们，那一定是史官通达书名，使百姓遵循并把它作为言语，这是毫无疑问的。

译如今既然与外国进行贸易，器械每天都在更新，新的思想观念每天也在萌发，却还仅仅用两千个汉字去和那六万个词汇的外语相抗衡，两者的便利程度相差万倍，等到再依靠翻译来传达，其道理就大大困窘了。现在世间有生命的物种，必定会顺从便利的一方。既然如此，那么必定会有人卑顺地跟随他们。即使是我们自己的文字，也将被抛弃而不再使用了。

孟子所说的“晋”之后的“壬”，必定要修撰文字。事物的形态、色彩、意志、念头，本来就有它们的名称。现在无法列举的，就顺着去采集它。本来没有名称，现在因为实用而匮乏的，就由我来创造它。这些称谓，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想要废弃它们，能行吗？如果这样，那么颁布政令的语言，就能使长幼尊卑清晰明了，如同用墨线来校正木材一样分明，百姓得以清醒振作，而懒惰苟且的人就会争相改进了。我听说古代统治人民的道理，叫做：审慎详密如同天帝。

附录：正名杂义

《管子》说：“义，就是名。时，就是似；类，就是比；状，就是象。”（《七法》）在《七法》中，把它作为一个官职。推广到外国，谈论正名的很多。那三段论的条理，五旌的教化，是有专门学问的，不能随意采摭。现在选取文字和声音，阐明其大略条例，以及修辞方法中应当审慎纠正的，汇编成《杂义》。这并非真正为了正名而附在其后，大概是《匡谬正俗》的续篇。

西方用几个声音组成一个词才成为一个字，震旦（中国）却不是这样。除了《释故》、《释言》之外，还有《释训》。如果不是联绵词的两个字，就是用双声叠韵来构成词语。这与单独列举的不同。又如事物的名称，合并使用几个词。岁阳、岁阴，意义就很难解释。放勋、重华，是古代圣人的命名；阿衡、祈父，是官僚的定名；这些都是两个意义合并，成为一个称呼。如果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与一个字又有什么不同呢？现在通俗所用的，虽然仅仅两千多个，之所以不至于非常忧虑困乏，固然依赖它们的转换。由此说来，用于文章和俗语的，也超过一万个。然而在理财和端正言辞方面，其忧虑还远远没有达到极限。如果有创作，用来继承旧有的文字，那么（一个）字对应（多个）训释的两端，都称为一个字。这样的话，书写在竹简上的文字，数量必定超过亿计。

“六书”中的形声字，十之七八都是。自从叔然、弘嗣之后，就有了反切注音。后来有人用婆罗门的方法贯穿其中，应当像调瑟有标准一样，观察其反切就知道读音。然而翻阅《广韵》，那二百六十个韵部却无法辨别。那些能辨别的，九州各地又各自有不同的宽窄。声音不恰当，那些就不明白，人们互相非议，谁才是雅言呢？考察这产生的原因，那么曾经纠正字母的读音，以贯穿双声，却没有纠正二百六十个韵部首字的读音，以贯穿叠韵。所以“呿”、“唫”同属一类，而韵部却不可知。沿袭孙愐、韦骧反切注音的方法，却不加整理，其反切就杂举散字来使用，未曾使用字母部首，所以枢轴繁杂混乱而读音不可知。世人说汉文杂识，不如欧洲那样简易。如果专门以字母和韵部首字为纲，上声、去声附在平声之下，加上点识，以示区别，所识不过百个。而反切字既然有了定数，即使是咳嗽笑闹的孩童，也能没有歧音，普及于一国，如同乡邑相通，是可以的。

上古语言简少，所以文字少而足以表达旨意。等到分析细密，如果不滋生繁衍，言辞就不周全。像上古那样，与未开化的国家相似，本来没有那件事，固然不必有那言语了。

按：柏修门人种，把同部落的女子作为男子所共有，所以没有夫妇配偶的言语；妇人、处女，言语也不区别。征引《说文》：“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曲礼》：“士称妇人，庶人称妻。”这适人的定名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士丧礼》：“妇人侠床”，注解说“妻妾子姓”。言语没有区别，与柏修门人种没有不同。大概是伏羲氏以皮革为礼之前的遗语罢了。

又如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各有正文，而兄弟却假借于韦束的次第，后来才因缘而造“悌”字。《说文》中“兄”虽然训为长，毛公故训义实为“兹”。大概由“兹”长而为长者，也如同令长的引申了。这就是兄弟、昆弟，古代没有其文字，大概也没有其言语。大宗继承始祖，小宗继承四亲，族人为宗服齐衰三月。宗在家族政体中的重要，已经很久了。起初鉴于立少，害怕其动摇，而尊崇他使他陡峭不可攀登；族人不能以其亲属关系亲近君主，也不能以其亲属关系亲近宗子。所以余子对于嫡长子，不敢有兄与昆的称呼。即使嫡长子也以臣庶看待余子，未曾称弟。那些庶子互相称呼，只是孟、仲及季罢了。本来没有兄弟、昆弟的名称，所以也不造其字。等到立名借字，那么社会已经开启，必定在三王之间了。

又如加路脱称：达马拉人，用两本淡巴苽，换一匹羊；十本淡巴苽，换一头小牛。然而他们的算术，知道五就停止了。自五以上，没有其言语，也没有会计。所以见到十本淡巴苽的人，张开两手，用手指切近，略知它合于二五之数，而不知道它是十。又那些愚顽的人，识数到三就停止了。等到澳大利亚人，连三数还不能明白。世上没有衡量筹算，人们记数，本来是用手指。以五指为极数，而不

译如果能让左右相互替代来确定位置，那么五以上的数字，大概就无法知道了。汪容甫撰写《释三九》一文，广泛征引古籍，凡是想要极力强调数量众多的时候，有时列举“三”，有时列举“九”。我认为列举“九”的情况，是在社会开化之后才出现的；如果列举“三”，则是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说法。在那个时候，人们认为数字到了三，就没有可以再增加的了。况且伏羲已经有了十进制的教化，而《易经》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个方位相互配合而各自有对应的组合。《律历志》说五和六是“天地之中合”。其他如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之类，大体都以五为限度。大概当时只有伏羲知道十进制罢了。普通百姓，则认为数字到了五，就没有可以再增加的了。后世虽然逐渐文明，但关于数字极限于三和五的说法，在老一辈人中流传，人们口耳相传习以为常，所以也就互相引用而未曾废止吗？

译又，古代“人”、“仁”、“夷”三字含义相同。查考《说文解字》，古文的“仁”字写作“{尸二}”。而古代的“夷”字也写作“{尸二}。（《汉书·樊哙传》中“与司马{尸二}战于砀东”，注释说：“{尸二}，与‘夷’同。”《孝经·仲尼居》的释文说：“{尸二}，是古代的‘夷’字。”）这是借用“仁”字来表示“夷”。《海内西经》说：“百神所在的地方，在八隅的岩石旁，赤水的岸边，如果不是仁羿，没有人能登上那山冈上的岩石。”仁羿就是夷羿，《左传》中说“夷羿收留了他”便是此意。《说文解字》说夷人的风俗崇尚仁德，有仁德的人长寿。所以“夷”与“仁”，通过声音训释本来相通，是脂部与真部的音转，字形可以互相借用。《表记》和《中庸》都说：仁，就是人。《表记》说：“用恩德来回报怨恨，这就是宽恕自身的仁德。”《韩敕碑》说：“有四方来的士人。”这些都是借用“仁”字来表示“人”。由此可知，古代“人”与“仁”、“夷”只是一个字。大概关于种类的区分，“夷”字从“大”，而演变为“人”。自从禹区分九州之后，才开始以“夏”作为中国之称，造字从“页”，用“臼”和“攵”来描绘其形貌。在禹之前，夷人和夏人都统称为“人”。夷人的风俗崇尚仁德，所以根据其种族称为“人”，顺应“人”的读音，而将德行命名为“仁”。“仁”就是“人”字。从名家（逻辑学）的角度来说，“人”是具体名称，“仁”是抽象名称，而在简朴的时代还无法区分这些。古代青铜器上“人”字有的写作“仌”。两个“人”重叠就是“仌”，用两画代替重叠部分，就是“仁”，这明显说明它们不是两个字。自从夷人和夏人分开，不能再通称为“人”，才开始根据“人”的转音来造“夷”字。然而《说文解字》在“儿”字下说：“仁爱的人，古文奇字中的‘人’字。”古文和小篆本是同一个字，为什么特别训释为“仁人”？由此可知左史官造“儿”字，大概是专门用来称呼东夷，以区别于夏人。夷人的风俗崇尚仁德，所以训释为“仁人。（这个意义研究小学的人大多不清楚，不深入考察古今变迁就无法知道）《白虎通义》说夷人蹲坐无礼义，所以“儿”字的下部弯曲，（《说文解字》“儿”字下引用孔子的话：“在人的下面，所以弯曲。”）用来象征蹲坐的夷人。而且《海内西经》中的“仁羿”，《说文系传》在“儿”字下注引作“人羿”。这是“儿”、“夷”是同一个字不同读音的明显证据。通观其源流正变来说，那么“人”、“儿”、“夷”、“仌”、“仁”、“{尸二}”这六个字，在古代只是一个字一个音，等到社会日益进步，音义才分化为四五种。语言文字的繁简，跟随社会的质朴与文饰而变化，难道不值得相信吗！

六书最初创造时，形、事、意、声，都用来组合本义，只有言语和书写的使用，假借的情况较多。小徐（徐锴）编撰《说文解字系传》，才开始有引申这一条例。然而鄦君认为“令长”是假借，“令”是发号施令，“长”是久远，而把它作为司命令职位极高的称呼。这就是把假借当作引申，与那些意义完全不同，仅仅因为同声而通用的情况，其旨趣大不相同了。

万物数量号称万种，动物、植物、金石、器械之类，已经不能全部为它们命名。至于人事的开端，心理的细微之处，本来没有形体形象，就不得不借用其他名称来表示。像动静形容之类的字，各种有形的东西已经不能一一为它们命名，而大多用一个词来概括；各种无形的东西则更不得不假借来表示，这也是形势所迫。

姊崎正治说：表象主义，也是一种病态。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其赖以生存的机能，就是病态产生的根源。所以人世间的精神现象、社会现象，必定与病态并存。马科斯牟拉认为神话是语言的赘疣，这是对的。况且语言本来就不能与外物完全融合，那么表象确实是不得已的。如果说下雨，（按：降，下也。本意是人从山陵高处下来）风吹，（按：吹，嘘也。本意是人口中呼出气息）都是大致用人世的事物来表象。由此进而发展为抽象思想的语言，其特征就更为显著。如果说思想的深远，度量的宽宏，深是用来测量水深的，远是用来记录里程的，宽宏是用来形容空中容器的，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而精神现象借此来表象。如果说宇宙是理性的，这是用人材性来表象宇宙。如果说真理，那么主观和客观起初没有区别，这是用主观的承受，客观的存在，来表象真理。总之，人类的思想，必然不能超越表象主义之外。有表象主义，就有病态依附其中。

他推究假借引申的根源，非常精妙。然而最为多病的，莫过于神话，把“瑞麦来牟”解释为“天所赐来”；而解释“行来”，把“{丿乙}至得子”解释为“嘉美之”，从而造出“孔”字。这真的不失为赘疣啊！

只有万事繁杂兴起，文字也日益滋生，才逐渐脱离表象的意义而成为正字。比如“能”、“豪”、“群”、“朋”，起初是用猛兽、羊、雀来表象。这还像埃及古文，用雌蜂表象至尊，用牡牛表象有力，用马爵的羽毛表象性情恺直的人。（《嗀利亚英文学史》）久而久之，“能”就有志向，“豪”就有权势，“群”就有聚集，“朋”就有朋友，都特别制定了正字。而在文辞中应用时，仍然习惯使用旧字而懒得更新字体；由此表象主义日益浸染。然而赋颂的文章，声律对仗的体裁，有时反而以代表为工巧，以质直为拙劣，这是把病态当作美了。

译疢也。杨泉在《物理论》中说：“在金石中称为坚，在草木中称为紧，在人中称为贤。”（《艺文类聚》人部引用）这是说原本由一个语源，分化演变出多个文字的情况。然而这只是就简略通俗的常言，用来作为分类区别，已经不能完全获得其本义。（“紧”字的本义是缠绕丝线使之紧急，引申用于草木。）这种本义更加衰微，于是研究文字训诂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因此愤争互骂，而文学之事，也就更加纷乱繁杂了。

译如上所述，言语不可能没有弊病。然而文辞越是精巧，弊病也就越严重。这其中的界限，就在于文言与质言的区别罢了。文辞虽然以保存质朴为根本，但既然称为“文”，它不可能完全遵循质朴的语言，这是显而易见的。文辞越是背离质朴，表象就越多，弊病也就越深重。这不仅仅是魏晋以后的情况，即使上自周公、孔子，下至秦、汉，这种弊病也已经积久成习了。商汤、周武革命而提到“黄牛之革”，皿中生虫为蛊而说“干父之蛊”。《易经》讲究象数，表象尤其显著。所以研究训诂的人，也从《易经》开始，而背离质朴的弊病，到现在更加严重了。

虽然如此，人没有生来没有弊病的，但弊病越少越好。浸渍污渍，哪里知道它的尽头？荀子有话说：乱世的征兆，是文章隐藏了文采。（《乐论》）这怎么能长久呢？近代的奏章公文，语言本来直接核实，纯粹出自史官胥吏之手，弊病还比较少。而平庸虚妄的幕僚，错误地加以粉饰，同一件事，不说“细节全部呈现”，却说“水落石出”；排除一个困难，不说“祸根可以断绝”，却说“釜底抽薪”。表象既然多了，鄙陋悖谬也就更严重了。说话苛刻就说“吹毛求疵”，比喻猛烈就说“鹰击毛鸷”，司马迁、班固这样的雅正之才，也有这种弊病了。味道浓厚如同腊毒，物极必反，于是对于文格来说，最为低劣。这就是表象的弊病，自古以来就很明显。

去除昏昧趋向明达，也不过是崇尚训诂解说、探求真理罢了。从前的文士，不记录章句，而刘勰却独自说：“注释作为辞章，解散论述的体例，杂文虽然不同，总会是相同的。”（《文心雕龙·论说篇》）这确实是文辞的极致。像郑玄为《毛诗》作谱，公彦为《士礼》作释，武子为《穀梁》作训，台卿为《孟子》作读，师法义例，或许有周详或疏漏的地方，但他们的文辞都确实美好可信。当文学衰败，浮躁的人喋喋不休，想要使名实逐渐相符，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有通俗的语言，有科学的语言，这是学说与日常语言不能不区分的原因。现在如果粗略列举其要点：炭、铅、金刚石，这三种物质元素相同，但形态各异，在化学家看来都可以称为炭。太阳与列宿，地球与行星，在天文学上难道是不同的物体吗？然而应用到官府民俗中，就明显不同了。盘盂钟镈，都用金属冶炼；几案杯箸，都用木材雕刻；而名称各异，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如果没有新造的字，那么新增的器物，它们的名称必然彼此借用。就像炱煤叫煤，古树入地所化，也因为它形状相似而叫煤，不知道这正应该写作“墨”。假如古代没有“墨”字，那么就必然要特造一个字了。

有农牧的语言，有士大夫的语言，这是文言与鄙俗语言不能不区分的原因。天下的士大夫少而农牧民多，所以农牧民所说的话，是语言的基础。而世人想要更改文籍为鄙俗语言，希望人人都能理解，那么文化就容易流失，这就错了。现在说道、义，它们的旨意本来不同。农牧民说道，就说道理；他们说道义，也说道理。现在说仁人、善人，它们的旨意也有区别。农牧民说仁人，就说好人；他们说善人，也说好人。更改文籍而跟随他们，应当如何区分呢？街巷中的日常用语，大体上不完整，用这个来教授，正好使真意讹误混杂，怎么能理解呢？从前佛经中说“般若”，中国的意思叫智慧。因为般若的意义广泛，而智慧不足以完全表达它，但又没有词语来替代，所以不翻译它的意义，而记录它的音。为什么呢？超越物质的词语，在高深的典籍中越完整，向下传递则词语越缺失，缺失则两种意义就混淆了。所以教育者不用鄙俗语言替代文言，翻译者不用文言替代学说，不是喜欢故作艰深，如果取捷径而混淆真意，宁可不要捷径。

意念的曲折，不可能每个字都造出来，但常用的不应该缺乏。像这样直行叫径，容易说；一曲一直叫迂，如果不特意为它命名，那么在言语中就会冗长了。像物有大小，容易说；从圆心出发画辐线，稍微向前越来越大叫耎，如果不特意为它命名，那么在言语中就会冗长了。像形式的分合，容易说；看两物平行者，渐远而合成交角叫{日匕}，如果不特意为它命名，那么在言语中就会冗长了。古义有精妙翔实的，而现在不用，举出来使用，也如同修复废弃的官职一样。像火车中止，不久即行，这应该用“辍”字的古义。像铁路中断，济水恢复连接，这应该特制一个字。雷霆击物，过去称为震。火山爆发，上变陵谷，下迁地臧，现在应该称什么？釜气上蒸，过去叫融。既蒸又变，既蒸又凝，现在应该叫什么？南北极半年见日，半年不见日，过去叫暨。赤道下昼夜平等者，现在应该叫什么？东西半球两足相抵，过去叫僢。（正当作舛）东西背驰，终相会遇者，现在应该叫什么？以此类推，不止千万。选择重要的，为它们造字，就可以了。

所以已有的字，现在强行借用来命名其他物体的，应该删去重新确定。像鎕锑，本来是火齐珠，现在用锑作为金类元素的名称。汽，本来是水涸，现在用汽作为蒸气的名称。名实混淆，容易让人眩惑。在六书中，

译确实存在假借这一类方法，但它是用字的方法，而不是造字的方法。至于同声通用的情况，大概不能与造字法相提并论了。因此，像“锑”、“汽”这样的字，必须加以更改确定。

译官吏确立名号，疆域划定大号，其称谓与实际职权不相符合的情况，自古以来就存在。例如秦朝以御史为三公，而在周代，御史不过是簪笔的属吏；唐朝以侍中为宰相，而在汉代，侍中不过是奉壶的役使。然而，封驳的官职称为给事中，一支军队的长官号称千总，这就太过分了。至于辗转沿袭，以至于无法通晓的情况，则始于元朝以后。例如将州升为府，而府仍然称为某州，最为没有道理。如今官方文书中，常说各直省，这又是沿袭明朝而造成的错误。当时有南北直隶，所以称各直；有十三省，所以称各省。现在直隶并非有两个，而且它也只是行省之一。那么称各省就足够了（省应当称为司，或者应当称为部，前人已经说过，这里暂且随俗），仍然说各直，所指在哪里呢？于是观察日本的官号，多么确切典雅啊！近来效法东邻，或许可以复古吧！

翻译官号，这件事尤其困难。因为各国制度不同，没有理由相互比拟。有人说应当全部翻译音译，如汉代且渠、当户的例证。然而左右贤王、僮仆都尉，本来就是翻译意义。总之，中国应当自己确定官号，名实既然核实，那么相切合的就多，必然不能勉强附会，然后像贤王、仆射，不是汉代所有的，而特别为之造名也可以。并不能为之造名的，然后从且渠、当户的例证也可以。

人名地名，虽然举音而应当知道其意。

纵向来说，苫越生子，命名为阳州，以地名命名。蒲姑，是东土奄君的称号，人与地互称。怀坏，汜汎，由事情得名；仲中，屔和，意义与事情兼具，这大概可以知道。

横向来说，佛经说世间名字，有的有因缘，有的没有因缘。其大致说：有因缘的，如舍利弗，母亲名叫舍利，因母亲立字，所以名叫舍利弗；如摩鍮罗道人，生在摩鍮罗国，因国立名，所以名叫摩鍮罗。没有因缘的，如曼陀婆，一名二实，一名殿堂，二名饮浆，堂不饮浆，也得名叫曼陀婆；如萨婆车多，名叫蛇盖，实际不是蛇盖。那么渠搜以罽毳命名，支那以蚕丝命名（世人说震旦、支那，翻译都说秦。今人考证，实际是蚕的意思），域多利以英吉利君主命名，非律宾以西班牙国王命名，这也是地名有因缘的。如果能够搜集古语，像古代儒者为《春秋名字解诂》那样，对于古训应当更加明白。

狗有悬蹄的叫犬（《说文》），犬未成豪的叫狗（《释畜》）。通称则相同，细说则不同。所以墨子辨析说：“狗是犬，而杀狗不是杀犬，可以。”（《经下》）鸟白的叫白隺，霜雪白的叫皑，玉石白的叫皦（《说文》）。颜色举出则同类，形状举出则不同。所以孟子驳斥说：白羽的白，如同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如同白玉的白（《告子》）。中原言辞，有流传而无疑止，多分支而缺乏中央。观察这两件事，就可以知道了。《释故》用三十多个字总持一个意义，大概因为八代殊名，方国异语，无不集合，不是一时能具备几个词的。《方言》列举解释“大”的十二个词，列举解释“至”的七个词，而说别国的语言，起初不往来。旧书雅记，俗语不失其方，现在则有时相同。由此可知闭关裹足的世道，人操士风，名实符号，局限于一个词；而文辞也没有对偶语。

如果《史通·杂说》记载姚最《梁后略》叙述高祖的话说：“得既在我，失亦在予。”认为“变我称予，互文成句，求诸人语，理必不然。”这是因为对偶辞盛行，语须对偶的缘故。这对于对偶辞固然伤害繁郑，而且观察庄周《山木》已经说：“吾无粮，我无食矣！”（近世多读“我”为“饿”。从《释文》所举，一本也。然而如果辞避繁复，则只说“吾无粮”，足够了。《齐物论》说：“今者吾丧我。”吾、我互举，则此也未必不是互文）如果只有“我”字，而没有同训的“予”，则这话就不能成立了。臧洪《与陈琳书》：“足下徼利于竟外，吾子托身于盟主。”许靖《与曹公书》：“国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县于执事。”寻找其辞例，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称人者只说“足下”，不说“吾子”、“执事”的，则这话也不能成立了。于是《柏舟》中，“顜闵既多，受侮不少”，意义趣味两同，而表里各异，不是一训数文的限制。至于素王《十翼》，史聃一经，捶句皆双，对偶辞是开始，观察其文义，独多对待。然而老说“为天下谿，为天下谷”，豁、谷大同（《释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这是广陋的不同。《释山》：“山豄无所通谿。”《说文》：“水出通川为谷。”这是通塞的不同。而《广雅·释山》则直说：“谿，谷也。”所以谓大同），直取相变；孔说“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译义理有正误之分，文辞实际上相互施用；（《晋语》韦昭注：“倾，危也。”《释故》：“平，易也。”陆绩解释此义，就说“易，平也”）如果没有一个训释对应多个文辞的情况，也就不能形成这样的说法了。

译虽然如此，因为骈体文在运用上，由于意念有各种不同的条理，文辞必须开合呼应，单句没有气势是不行的。所以晋、宋时期的作者，都取对偶工整为能事，不以同义复用为崇尚，这也看出骈文若用同义词，意义就没有精微紧要之处了。（明代张燧作《千百年眼》十二卷，其中有《说古人文辞》一条，说：“‘修禊序丝竹管弦’，本出自《前汉书·张禹传》。又如《易经》说‘明辨晰也’，《庄子》说‘周遍咸’，《诗经》说‘昭明有融，高朗令终’，宋玉赋说‘旦为朝云’，古乐府说‘莫夜不归’，《左传》说‘远哉遥遥’，《邯郸淳碑》说‘丘墓起坟’，古诗说‘被服罗衣裳’，《庄子》说‘吾无粮，我无食’，《后汉书》说‘食不充粮’。古人的文辞，不嫌重复郑重，在今人看来却认为是重复了。”按：张氏所举的例子，不一定是同义复用，如果说‘明而未融’、‘墓而不坟’，那么明、融、墓、坟，自有区别。然而分析来说则不同，笼统来说则相同，用在文辞中，本来取大致相同而忽略细微差异，那么即使说它们是同义复用，也可以。）

那琴瑟专一，不能让人听受，分开间隔、布置空白，正反对比才显得彰明。所以骈体文的运用，同义复用的千中不过一二，而非同义复用的占据了全部。文辞气势不同，名物用法各异，于是辞例就产生了。

辞例这种东西，又不可以固执拘泥。如果说“上下无常，进退无恒”；（《易经·文言》）“处而不底，行而不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传）前者是同趣，（指“上下”与“进退”、“常”与“恒”都意义相近）后者是相反。（指“处”与“行”、“底”与“流”，意义相反对）总之它们的辞例是一样的，词性也相同，意义有正负之分，而程度没有长短之别。至于像《墨子·经说下》说：“白马多白，视马不多视。”（视马，指马中善于视物者）白马、视马，辞例是一样的。而白是全体，视是一部，观念既然不同，那么词性也就不同了。谢惠连《雪赋》说：“皓鹤夺鲜，白鹇失素。”夺鲜、失素，辞例是一样的。而素是举性，鲜是加性，（《墨子·经上》有“移举加”的文字，指言词分为移、举、加三种性质。《经说上》解释说：“狗犬，是举；叱狗，是加。”大概直指形质称为举，意存高下称为加。比如素，就是白色，这是直指形质。比如鲜，《方言》解释为好，《淮南子·俶真训》注解释为明好。好者，是由人意喜好，这是意存高下。比如平气称狗，是直指形质；比如激气叱狗，是意存高下。同样是说狗，而有举、加之别，这就像长言短言，本来不取决于文字的不同。至于像鲜、素这类，都是形容词，而应当确定它们的类别。所以今取《墨子》的话，命名为举性形容词、加性形容词）观念既然不同，那么词性也就不同了。

由此推论，春为苍天，秋为旻天；（《释文》）仁覆愍下而言旻，远视苍然而言苍；内涵德行与表现颜色是不同的。天子曰后，庶人曰妻；（《曲礼》）君母得言太后，民母不得言大妻；尊号与常名是不同的。况且元年一年，其实是一样的。递数之始，于一曰元；骈列之举，其一不曰元。所以孔子书写“元年”，子夏问说：“为什么不写初、哉、首、基？”（张揖《上广雅表》引《春秋元命苞》）如果说一人，就不能说初人、哉人了。中国、内国，其实是一样的，在外而正亦曰中，在内而倚不曰中。所以惠施历物之意，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庄子·天下》）无外者，尺度绝，而亦无中，然未尝无内。如果固执辞例，而说准则尺度两语，分毫无差，至于白、视、素、鲜，也一定要为之穿凿形声，改字易训，那就是削足适履以迎合辞例了。

近世的作者，高邮王氏实在是大师，其后诸儒，逐渐多有肤浅附会。看那些严重的，虽然看似涣散解体，正当更加诘问追究，应当有所收敛停止了。

古人文义，与今世习用者或许不同，而世人必定以近语来衡量。或者举《孟子·万章篇》“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说“之”、“其”同义，而用之不得不异。太粗野了！他们不知道，大概是缺漏吧。《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朕其弟”，就是“朕之弟”也。《书序》：“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就是“尧闻其聪明”也。《左传》定公二年传：“夺之杖，以敲之。”“夺之杖”，就是“夺其杖”也。为什么不能代用呢？

大概之、其、是、者四个字，古代实在同义互用，只是语有轻重，则相变而已。《洪范》说：“时五者来备。”《宋世家》作“五是来

译备。”（《后汉书·李云传》作“五氏”。“氏”与“是”同音通用。《荀爽传》作“五韪”，用“韪”来解释“是”，不符合原意。）这里是用“是”等同于“者”来解释的。况且“五是”，也是“时五”的倒装说法。《汉书·艺文志》中的“儒家者流”，用现代文义来理解，“者”字显得生硬难通。查考《说文解字》：“者，别事词也”；《丧服》注中说“者者，明为下出也”。所以“者”的含义与“是”、与“此”相类似，至今仍有“者番”、“者回”等说法。“儒家者流”，即儒家。应当将“者流”断为一句，“者流”犹如说“此流”。《释训》说：“之子者，是子也。”所以“之”也与“是”、“此”含义相同。通过类比观察，可知古人在普通代名词上，通常是通用互换的，不能因为《孟子》中“之”、“其”偶尔有别，就认为语气用法不同。

译高邮王氏，凭借他的绝学来解释姬周、汉代的古书，如同冰消土裂，没有任何凝滞不通之处。真是这样啊！一千五百年间没有这样的人了。但仍有未完全明朗的地方，一是倒装，二是间语。

所谓倒装，是指在文明初开、蒙昧未启的时代，语言必定先说名词，接着说动词，最后说助动词。譬如小孩想吃枣子，都是先说“枣”，然后才说“吃”。等到百姓开化，疆土划分，有的顺应这种顺序形成语学，有的逆反这种顺序形成文辞。中国幅员辽阔，言语都有一定的次序，但如果追溯其流变，并未完全清除这种倒装现象。《尚书·禹贡》说“祗台德先”，（郑玄注：“其敬悦天子之德既先”）就是“先祗台德”的意思。《无逸》说“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伪孔传”作“卑服”，今从《释文》引马融本。马融说，“俾，使也。”意思是说大王、王季，使文王就任康功田功）就是“俾文王即服康功田功”的意思。《墨子·非乐》引用《武观》说：“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就是“饮食于野”的意思。（这与“室于怒”、“市于色”属于同一类，最容易明白）《非命上》引用《仲虺之告》说：“帝式之恶，袭丧厥师。”就是“帝式恶之”的意思。（今本“式”作“伐”。根据《非命中》《非命下》更正。按：《非命中》说：“帝式是恶，用阙师。”《非命下》说：“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式，用的意思。帝用之恶，就是帝用恶之的意思）《诗经·日月》说“逝不古处”，《传》解释“逝”为“逮”，就是“不逮古处”的意思；“逝不相好”，《传》说“不及我以相好”的意思。《公羊传》襄公二十七年传中说“昧雉彼视”，就是“视彼昧雉”的意思。这种排列，也不能完全符合规范。总之，这种地方的古语，必定有其特殊之处。

所谓间语，是指夹杂在有意义的词语之间，看似繁冗，按照现在的文义来看，又好像曲折难通。如《卷耳》说“采采卷耳”，而《传》说“采采，事采之也”，将上面的“采”字解释为“事”；以现在的眼光看，似乎迂曲不合情理。又如《载驰》说“载驰载驱”，《传》说“载，辞也”；其他“载”可以解释为“辞”的，多解释为“事”。如《释故》说“言，间也”；（间即助词）又说“言，我也”。像《诗经》中“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受言臧之”之类的句子，以现在的眼光看，都可以解释为“间”，而《传》都解释为“我”；《笺》将“言”解释为“我”的，共有十七处。近代人大多认为这些解释曲折难通。毛公生活在衰微的周代，文学正兴盛，难道对于助词还不能通晓吗？郑君虽然专治朴学，不崇尚文采，看他的《谱序》与《戒子书》，本来就是文章的杰作。然而他的训释，必定是这样说的，正是因为这二位深通古语啊。那些绝代的方言，或者在异域。日本与我们隔海而近，周秦之际，往来者云集，所以他们的言语有可以证明古语的地方。他们凡是涉及人世之辞，语末大多加上“事”字，或者用“コト”代替，“コト”也是事的意思。又凡是说话不省略“我”而必定举出“我”字的，往往有之，像“事采”之类，只是“事”字排在前面，其排列稍异于东方，而“言告”、“言臧”解释为“我”，则正与东方一致。以现在的眼光看古语，觉得其曲折难通，犹如以汉语看日语一样，在那里却是流畅如簧的。虽然如此，解释为“事”和“我”，又不可固执地读它。“事”与“我”即为助词。所以“载”解释为“事”，与解释为“辞”相同；“言”解释为“我”，与解释为“间”相同。同条共贯，都是为了辅助唇吻的发声转气而已。

在高邮王氏的时代，这两件事尚未显著，所以必须更改旧有的训释，然后辞义才能归部。这也是千虑之一失吗？疏通古文，制定凡例，是后来者的责任。

《史通·杂说篇》说“积字成文”，“由趋声对”。那么有韵的文辞，有时以几个字构成句度，不可增减；有时为了协合音律，不能随意曲从己意。强行支配，疣赘实在很多。

所以又有训故常法所不能限制的。如古辞《鸡鸣高树颠》说：“黄金络马头，熲熲何煌煌。”熲熲、煌煌，意义没有太大差异，（《释故》：“熲，光也”。《说文》：“熲，火光也。”《苍颉篇》：“煌，光也。”《说文》：“煌，煌辉也”；“辉，光也”，都相同）而中间加上“何”字，只是为了凑足五言罢了。（那些不是韵文而文义与此类似的。如《尚书·多方》“大淫图天之命{佾－亻＋尸}有辞”。根据《多士》“大淫泆有辞”，《释文》引马融本，泆作{佾－亻＋尸}。那么这里的“{佾－亻＋尸}”也就是“泆”的意思。在“大淫泆有辞”之间，插入“图天之命”四字，与“熲熲何煌煌”相似，然而更加不可理解。这大概是简札烂错，并非本来如此，

译不然的话，古语“泰无规则”就失去依据了。

译也有当时的常用语，不是训诂学所能割裂解释的。魏武帝《蒲生篇》、东阿王《明月篇》，都说“今日乐相乐”。魏文帝《朝日篇》，说“朝日乐相乐”。可见“乐相乐”是当时的常用语。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定要探求其文字意义，就会阻塞难通，确实是因为韵语不同于其他文体罢了。《诗经·卷阿》说“亦集爰止”，“集”和“止”意义相同。（《鸨羽》传：“集，就是止。”）“爰”有“于”、“於”、“曰”三种解释，（《释故》）夹在“集”、“止”之间，都不妥当。这难道不是“熲熲何煌煌”的例子吗？《式微》说“式微式微”，传文说“式，用也。”“用微用微”，话语难以明白了！（《经传释词》认为“式”是发语词。其实解释为“用”的，也是发语词）这难道不是“乐相乐”的例子吗？虽然如此，这类情况也不过是千百中占十分之一罢了。如果不通晓这个规律，古代的意义就不完整；如果随波逐流而忘记根本，谬误的说法就会兴起。世上有狂妄的人，喜欢说“读书不求甚解”，所以不能把我的说法作为准则。

前代著作，其篇章标题大多没有固定的义例。《和氏》《盗跖》，以人名为标志。《马蹄》《骈拇》，以章节开头为标识。穿凿附会的人，有时因此衍生出意义，确实不符合本旨。至于韵文，又有特别之处。大概因为弦歌诵读相互传授，向来依靠听觉，久而久之音节和谐熟练，触动唇舌，不假思索，而自然发出声音。这就像心理学所说的联想，醉酒的人，有时写一封信，混乱容易出错，本是他的常态；但出错的内容有时文义可通，必定是他平时所习惯写的，这是手有联动。歌唱沿用旧曲，成响在喉，等到抒发心意歌唱时，话语多因袭旧曲，这是口有联声。

因此后人创作新曲，往往袭用古辞，意义实际上相差千里。如《吕氏春秋·古乐》说：“商汤命令伊尹，创作《大护》，歌唱《晨露》，修习《九招》《六列》，以显示他的善政。”“晨露”的意义，大致如《小雅》所说的“匪阳不晞”那样，但音韵和谐语言变化，就成为了“振鹭”。《周颂》说：“振鹭于飞，于彼西雍”，以此命名篇章，《鲁颂·有駜》也说“振振鹭，鹭于下”，都是从这里演变而来的。汉代鼓吹铙歌十八曲，有《朱鹭》篇，其歌词说：“朱鹭，鱼以乌，路訾邪！鹭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将以问诛者。”等到何承天拟作《朱路篇》，则说：“朱路扬和鸾，翠盖耀金华。”音韵递代，以水鸟变为车舆。这就是晨露、振鹭转变的例子。铙歌又有《拥离》，其歌词说：“拥离趾中可筑室，何用葺之蕙用兰。拥离趾中。”等到承天拟作《雍离》篇，则说：“雍士多离心，荆民怀怨情。”以“雍”为雍州了。又有《上邪》，其歌词说：“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等到承天拟作《上邪篇》，则说：“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以“邪”为邪正了。这些都是声类相同，辞旨大异，其名实讹变，又不能用训诂常法限制。也有义训相近，而取舍完全不同的。如《吕氏·古乐》所载有娀二女作歌说“燕燕往飞”，而《邶风》说：“燕燕于飞”；涂山女作歌说：“候人兮猗”，而《曹风》说“彼候人兮”。孔甲作《破斧之歌》，而《豳风》也有《破斧》。推寻其事指，绝非一致，而文句相同，义训也近。这都是所谓音节和谐熟练，自然发出声音的。如果一定要彼此互证，岂非陷入两伤吗？

又有用古调以成新曲，而其篇题与诗旨完全相远的，于是歪曲附会以迎合。如古《黄爵》《钓竿》二行，不知何指。等到傅玄作《鼓吹曲》以颂扬晋德，就因《黄爵》而附会于伯益的知鸟言，因《钓竿》而附会于太公的善饵术，然后可以说“神雀来游，飞龙戾天”，而与晋德相合。古代的《黄爵》《钓竿》，也未必取于致嘉瑞、用阴符。这种歪曲迁就的又为一例，三百五篇大概没有见过。虽然如此，六代的乐，现在尽数崩坏；文始五行，唐代以后也缺失。古乐章的篇题，既然不可见，怎知三百五篇一定没有这个例子呢！

世人说希腊文学，自然发展，观察其秩序，如一年气候，梅花先发，次及樱花；桃实先成，次及柿实；所以韵文完备而后有散文，史诗功善而后有舞诗。（歰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韵文先史诗，次乐诗，后舞诗；散文先历史、哲学，后演说。其所谓史诗者：一、大史诗，叙述复杂大事的；二、裨诗，叙述小说的；三、物语；四、歌曲，短篇简单的；五

译正史诗，就是有韵的历史；六、半乐诗，是乐诗与史诗的结合；七、牧歌；八、散行作话，接近于街谈巷语。考察我们这一类，秩序也是相同的。那三科五家，文辞与质朴各不相同，然而商、周的誓辞诰命，语言多艰涩拗口；《尚书·尧典》浩大广博，反而容易理解。这是因为前者直接记录原话，而后者则是经过剪裁形成的有韵历史。《顾命》中说：“陈教则肄肄不违。”江叔沄解释说，重复使用“肄”字，是因为病重，气喘而说话结巴。这个说法最正确。因为即使气息急促、说话结巴，也没有删削，由此可知商、周记录言语，完全照搬口语，没有史官润色的辞藻。《尧典》叙述大事，不能多录口头语，以免使史书体例杂乱，所以删去了冗赘的言辞。大概古代文字尚未兴起，靠口耳相传，时间久了就会遗忘，加上韵文，便于吟咏，也容易记忆。推测在仓颉、沮诵之前，大概只有史诗罢了。下到虞舜、夏禹时期，简册篇章已经具备，所以《尧典》虽然言语都有韵脚，但文句参差不齐，长短随意，与诗歌属于不同的流派了。这种体裁在史官那里废弃，其事业保留在盲人乐师那里。由此《大雅》《小雅》相继兴起，借歌谣陈述政事，《诗序》说：“雅，就是正，说的是王政废兴的原因。”同出一源却波澜各异，于是各自成为派别。

译自春秋以后，史书都不押韵，而哲学演说也就由此产生。推究九流学派的起源，它们分出于王官，所以诸子初兴时，旧有的章法尚未改变，确立标准、制定尺度，管仲与老子是相同的。到了孔子，擅长使用对偶的辞藻；墨子反复叮咛，言语大多不讲究辩饰；虽然奇偶句式有所不同，但书面语与口语并没有区别。战国六国的诸子都继承了这种风气。这就是哲学演说的开端吗？纵横家出自行人（外交官），短长术的各种策略确实多采用口语，探寻其根本宗旨，不过寥寥数语，却务必修饰得华丽，期望在仓促间就能让人听得入耳。追溯其流派类别，实际上是不歌唱而诵读的赋体。秦代张仪、苏秦的言辞，之所以不同于《子虚赋》、《大人赋》，也不过是有韵与无韵的区别罢了。名家出自礼官，墨家师从史角，本来就是宗庙的守臣。所以《经说》上下篇，发端于此；公孙龙、惠施相继传承，其流派于是昌盛。辩士凌驾于谩骂之上，确实不是韵文所能约束的了。那么纵横家接近于雄辩，虽然言语有时违背规范，但口才敏捷可用。名家契合于逻辑推理，如果言语稍有偏差，那么条理脉络就已经分歧了。一个是无法度，一个是有法度，但都归属于演说。况且名家所著述的，是演说的法度准则，他们虽然施之于笔端，仍然与演说有所不同。至于战国时的游说，只在于立谈。言语与文学，其科类本来不同，凡是集录文辞的人，应当不取用这些。（战国时的陈说，与宋人的语录、近世的演说同类，本属于言语，而非文学。效法战国时的口说作为文辞，言语必定粗俗，而且私下迎合笔端，苟且炫耀文采，浮夸的言论妨害要旨，其损害实在很多。唐代的杜牧、宋代的苏轼，便其喧嚣，至今成为障碍。所以应当划分界限，不使两者混淆。文辞则务必合乎体例要旨，口说则在于打动听闻，大概各自归入其类罢了。）

武岛又次郎作《修辞学》说：言语有三种，适用于文辞，称为见在语、国民语、著名语，这是善于用法；反之也有三种，称为废弃语、（千年以上所必用，而今已亡佚的，称为废弃语）外来语、新造语，施用于文辞，这是不善于用法。世人有时取用坟墓中的死语，强行使其复活，言语既已长久废弃，人们不理解，就使得神韵意味减损。如外来语，破坏纯粹的国语而驳杂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有时势所逼迫，没有其他语言可以替代，那么使用它也可以；如果务求虚饰，正好显示其言语匮乏。（美国诗人普来乌德氏，曾对他的朋友说：看你多次使用法语，果真使英语精练，无论何种感想，自有语言可以表达，何必借用法语呢？武岛又次郎按：美国语匮乏，不得不借他国输入，然而普来乌德还说这样的话，那么外来语不得随意使用，是明显的了）新造语，大概是言语发展的开端，新陈代谢的作用；当今世纪是进步发现之时，代有新事物，确实不是新造语不能明白。然而使用它，有的是为了华言虚饰，有的是因为势不可已，这是有区别的。古代日本思想简单，即使简易的汉语，已足以指明，而作者却刻意使用险怪多笔画的文字，何其浅陋啊？

按：武岛认为外来语、新造语，有时需要；废弃语则直接被官师视为无用。这对于日本，或许可以说得通。至于中国，进化虽然曲折，人事万端，本来不同于偏远的岛屿。近年有时需要新造语，查检《苍颉篇》、《尔雅》，那么废弃语多有可以用作新语的，如“耎”、“{日匕}”、“辍”、“暨”等字就是。东方人很少通晓小学，不知道它们可以相互替代，就应当认为是一闭眼就不再看了。言语厌恶其冗长，施用遗言，那么一两个字可以了结的，在势理上确实最为便捷。西方的新语，多取自希腊，或本于梵文，腐朽化为神奇，道理是不变的，哪里像樊、卢诸子，喜好险怪，以眩惑视听呢？只有官号地望，著于榜题，施用于传记谱录的，必须使用今名，而其他语言都不能替代。器械舆服，古今适宜不同，也同此理。所以崔鸿把“抚盘”改为“推案”，苏敬把“脱帽”改为“免冠”，事物并非所有，装饰从雅言，被刘知几讥讽了。（见《史通·叙事篇》）现在的说话者，不是拥旄剖符的将领，却急切称“击节”；处在髡首辫发的习俗，却自述“抽簪”。这应当杜绝，大概是文辞的恒常条例。如果雅俗称名，新故杂用，这难道有严厉禁令吗？

至于说“人们不理解，导致减损神韵”，说法尤其鄙陋。废弃的言语，固然施用于文辞，则为间或见到；行于谚语，反而成为通达的称呼了。颜师古作《匡谬正俗》，曾举出数条。如《释故》说：“略，利也”，而唐人谓“厉刃”为“略刃”。《释故》说“洋，多也”，而山东谓“众”为“洋”。《释言》说“恫，痛也”，而大原谓“痛而呻吟”为“通唤”。（颜说：通，即恫）《晋令》有“覆逴”，而唐人谓检察探试为“覆坼”。这些都旷绝千年，或数百年，不见于文辞很久了！然而耕夫贩妇，尚人人能言之。至于今日，这类例子还很多。《方言》说“佻，（丁小反）县也”，今称“县系”

译说“吊”，那是古语的遗留；“塞”意为“安”，如今杭州人把“安宁”称为“利塞”，那也是古语的遗留；“崽”意为“子”，在湘江与沅水交汇的地方，凡是称这个“子”的都叫“崽”，如今湖南、广东人把儿童称为“崽”，那也是古语的遗留；“伪”（音讹）称为“{亻气}”（注：船摇动的样子），如今南方人都把摇动船称为“划”，那也是古语的遗留。自秦朝以后，臣子不敢自称“朕”，而现今北方人仍自称“朁”，这是“朕”字的音变。晋代人常说“宁馨”，唐代人常说“某享”（见《匡谬正俗》，说俗话中称某人的处所为某享。享音火刚反），如今吴、越地区的人也有这种说法，这也是关中、洛阳一带的旧话了。至于负重时呼喊“邪许”，痛苦时呼喊“燠休”；答应别人说“若”，因为“诺”跟随“若”的读音；拒绝别人说“咅”，因为“否”跟随“咅”的读音。像这类情况，哪里能说得尽呢？更何况“思”字从“囟”（息晋切），浅薄的学者不懂它的读音，而街巷里称小儿的脑盖，仍叫“囟门”。礼制中有“追胥”，律令中讹传为“缉捕”，而民间谚语中称窥视、侦察，仍保留着“胥”的语意。因此，文言辞藻虽然千年隔绝，但俗语谚语却是百姓都能使用的，这也和颜师古、徐锴所列举的情况一样。十枚棋子的变化，尚且不可穷尽，何况天下的语言呢？我们的足迹，涉足的地方不多，尚能列举这几项。那么，不了解的仅仅是一部分文人，而了解的却散布在全体国民之中，为什么还要感到困惑乏味呢？

译由此说来，废弃的词语等待被重新使用，与外来词、新造词并没有区别，只是应当审慎选用而防止滥用罢了。亚诺路得在《评判论》中说：什么是当前适用的？要看它施加于语言体系、关乎表达目的的情况来决定，不在于日常谈话中是否有这样的说法。这就是说，废弃的词语所施加的作用，各自针对其所属类别；在学术论述中，命名有界限，先后属于同一类。虽然可以说“两”，但中间插入说“二”，是不可以的。在一般文章中，趋向于表达意思，不问是周语还是鲁语；虽然说了“光明”，再增加说“缉熙”，是可以的。《诗经·敬之》：“学有缉熙于光明。”郑玄笺注：“缉熙，就是光明。”（本于《释诂》、《文王》传）难道要用那些没有固定含义的词语，放纵其狂妄的举动吗？

顾炎武说：“舍弃今天经常使用的字，而借用古代通用的字，这是文人用来掩盖自己浅陋的方法。”这话是对的。我认为“黾勉”、“密勿”，《毛诗》与《鲁诗》通用，而世人多使用“密勿”。“匍匐”、“蒲伏”，《诗经》与《传》通用，而世人多使用“蒲伏”。如果不推究这类例子，压抑那边而抬高这边，那么顾炎武的观点也就无法立足了。

至于六书的本来意义，废弃搁置已经很久了；经籍中仍然使用的，大多是假借字。舍弃假借字而使用本字，这才是复古，它与喜好通用字的情况，正好相反。愚昧的人看不到文字例则的条理，一概指责为难字，这不是正确的例则。

陆游说：“近代有人摘取《史记》、《汉书》中的字放入文章中，自认为工妙，不知道有嘲笑他们的人，像那样雕琢，实在可耻可鄙。”探究其实质，现在和过去又有所不同。天子称为“乘舆”，名称不是今天的法律典章；朝中士人称为“荐绅”，物品不是今天的礼服。（乘舆、荐绅，都是《史记》、《汉书》正文中的词）如果实际不同而没有过错，而名称相同却受到指责，与陆游的观点相比，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况且一个字所包含的意义，周全而曲折，后世废弃断绝，言辞不能充分表达心意，必须采用旧有的言辞，然后意义才不会遗漏缺失。粗野的人听不到正名的宗旨，一概指责为辞藻华丽，这不是正确的例则。知道《尔雅》是接近正统的，明白民众以共有财物为基础，奇特与平常、今与古，视如游尘，取舍不同，只在于是否恰当。这就是那些见识浅薄的华士、玩弄习气的鄙夫，难道他们都没有尽头吗？

章炳麟说：后世的君王设置管理文字的官员，以统一文字，比合形体与名称，不让其僭越差错。这种方法就像统一度量衡一样。文辞方面，也制定其律令，其巧妙或拙劣则不问。为什么呢？修辞的方法，上等的是宏大典雅，次等的是含蓄隐约，知道阿谀之辞不好，那么碑铭、符命就不会制作；明白直言没有忌讳，那么《变雅》、《楚辞》就不会兴起。所以世道混乱则文辞兴盛，学说衰微；世道治理则学说兴盛，文辞衰微。（如六国的学说，兴盛于周、汉。这是学说初创的时代，不与后代并论）如果训辞深厚，列举典故翔实广博的，只有史官的书籍罢了，又与文辞职责不同。九变知言，出自庄周，那么百代也不能改变了！说：天道，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以此达到大治。

述图第二十六

图画中的山川，不足以衡量远近；人物，不足以穷尽形貌。仅仅挂在墙壁上，那么当官的人就会放任不管了。现在作画的人，只画地图，自从从西方传来，规划方形辨别尺度，从直径容易入手，而其他图史都昏暗不明。

凡是画图的急迫，没有比军旅版籍更急迫的了。在军旅之间，山海幽深昏暗，树林山脚回环封闭，未战之前固然要画图；战后，也应当画出出入路线，知道战略方针，留给后人。在文字上明确，用眼睛观察而辨别版籍对于地体的关系，这是一回事。近代以土地概括人口，而后世的法律，治理以人头税为基础，季冬时在街头弹劾，三年进行一次大比，都登记他们的画像，以知道人口数量。等到他们少壮老迈，以及处在险阻容易隐藏逃跑的人，奸邪之人的萌芽，偷偷挖洞攻击盗窃、杀人逃亡没有踪迹的人，异国的宾客旅人乘船渡海来叩关的人，必须掌握他们的容貌特征，足以辨识，所以在席子上治理，不劳烦。

西方军队有胜负，必定描绘并画下来。古代得到这种方法。汉建昭四年春正月，因为诛杀郅支单于而告祭郊庙，群臣上寿，设酒，用它的图书展示给后宫贵人。（服虔说：讨伐郅支的图书。右见《汉书·元帝纪》）由此知道告捷的人兼写其状况。

西方用光学取民物形景，人必有象，上报给上级官员。游观初到的人，进入传舍，那么警吏征召他们。古代得到这种方法。唐开元二十五年户令说：“各户计算年龄，将入丁老疾，应征免课役及给侍者，都由县令描绘形状作为定簿；一定以后，不需要再描绘；如果有奸欺的人，听随事描绘定，附于实。”天宝九载制：天下虽然三年定户，每年也有团貌。从今以后，计算其转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团貌。（《通典》七）由此知道民不隐藏形貌，足以约束。

古代记事虽然细微美丽，与西方相比，还不尽空积忽微。后王所崇尚的法律，确实在那里。然而往昔只有汉唐文牍有图，而宋元至今逐渐断绝，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