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统上第三十二

译法度是《春秋》所沿袭的。等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凑成一百二十个官职，如果说不相契合。然而这一百二十个官职，还没有包括中士和下士；三百六十个官职，则是下及中士和下士的。将八十一名元士乘以三，得到二百四十三，作为中士和下士的数量，加上前面的一百二十个官职，总数就是三百六十三。所以董仲舒在《爵国篇》中说：“八十一名元士，二百四十三名下士。”又说：“天子分设左右五等，共三百六十三人。”这就叫做“周制”，哪里有什么不合呢？（按：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中下士，都是指它们的职名，而不是指它们的人员数量。比如以大夫为长官的，有二十七个职名；以元士为长官的，有八十一个职名。并不是说大夫只有二十七人，元士只有八十一人。《周礼》中一个官职下有数名大夫、数名士的情况不少，但它的官职总数只有三百六十。何况乡、遂、都、鄙的长官，同属一个官职，而人员数以千百计，即使耗尽中下士的名额，还不足以充任呢！又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的说法，《王制》和《尚书大传》都相同。郑玄注释《大传》说：“从三公到元士，总共一百二十，这是夏朝的官制。周朝的官制是三百六十。《礼志》说：有虞氏官五十，夏朝一百，殷朝二百，周朝三百。接近事实，但没有得到实情。根据夏、周推算其差等，则有虞氏官六十，夏朝一百二十，殷朝二百四十，周朝三百六十，是有依据的。”我认为《明堂位》的说法似乎与此无关。《大传》又说：“舜摄政时，三公、九卿、百执事，这是尧朝的官制。所以让百官侍奉舜。”这就又说尧舜时已有一百二十个官职，也与《明堂位》官五十的说法相矛盾。我私下认为古代制度模糊不清，学者多拿周制去解释虞夏，或者拿虞夏制去解释周制，纷乱如乱麻。现在根据《考工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的文字，定为周制。至于所谓的九卿，就是六卿和三孤，而三孤也必定兼任六卿所属的官职。比如师氏、保氏，有人说就是师保，大概是这样吧？）

译从“午”往下，到“亥”这六个等级，其数目达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是胥吏、史官以及随从属员，逐级统领而依次增加。这六个等级是什么呢？士所统领的称为“早”，“早”统领“舆”，“舆”统领“隶”，“隶”统领“僚”，“僚”统领“仆”，“仆”统领“台”。这在《春秋传》中对应的是十日，现在却对应十二时辰，是因为《传》中有王、公、大夫、士，而大夫没有区分卿与士，也没有区分元、中、下，所以定为十；加以区分就定为十二，这并不是彼此矛盾。《周官》中府、史、胥、徒的制度，并不都是按三进位相乘，即使上面也是如此。（比如大夫，也不止二十七种职事）总之，只是大概粗略地说明而已。千里的路程，不能用绳子去量；万家的都城，不能用水平仪去测。如果大体意思把握住了，就不因为小的缺失而觉得遗憾。如果一定要像拉墨线那样精确，并用三进制来规定，即使是倕、商高这样的人来执政，也肯定做不到。况且爵位名称是沿袭周朝的，至于春秋时期所做的斟酌增减，数量极多。所以荀子有《序官》篇（即《王制》），其中的名称有的与《周礼》不同，但仍然有十分之七八是相同的，所以说这是文王的法度罢了。

至于箕子所陈述的话，是以五行为准则，这是上古夏、殷两代的成法。而周朝时早已废弃很久了。荀子叙述夏桀、商纣的时代说：古代天子有千官，诸侯有百官。凭借这千官，政令通行于诸夏各国，称为王；凭借这百官，政令通行于国境之内，称为君。（见《正论》）这千官，就是《郑语》所说的“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楚语》所说的“百姓，千品，万官，亿丑”的意思。这些都是以十进位相乘，但其根本在于“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见《郑语》）所谓五物之官，就是《传》中所说的“物有其官”，“所以有五行之官”，“分别授予氏姓”，就是这样。（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传）

古代计算官员，只计算到士为止，不包括“早”、“舆”等随从属员。所以按三进位相乘的，其下虽然还有六个等级，但只说三百六十；按十进位相乘的，其下虽然有万官亿丑，但只说千官。千官的法度，本源于五行，这是皞、顼、夏、商所设立的。（金氏《求古录》认为“周以前，都是五官。《甘誓》召六卿，郑玄认为就是周的六卿。不知道《周官》所说‘军将皆命卿’，是指选拔将领并任命为卿，必定不是让大宰、司徒等六卿去带兵。不能据此认为夏朝有六官”。他的说法最准确。下文《曲礼》：“天子建立六官，先设六大，即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掌管六典。天子的五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掌管五众。天子的六府，即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掌管六职。天子的六工，即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掌管六材。”郑玄说：“这大概是殷代的制度。周朝则大宰为天官，大宗称为宗伯。宗伯为春官，大史以下隶属于它。”“司士隶属于司马。”六府则“都隶属于司徒”，六工则“都隶属于司空”。考察：这是殷代五官的明证。周朝才开始设立六官，《通典》卷二十三说：“从宋、齐以来，多定为六曹，稍微类似《周礼》。到隋朝六部，制度更加明确。大唐武德年间，于是以六部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如果参详古今，考证职任，那么天官大宰应当是尚书令，不是吏部的职责。现在吏部的起源，应当出自夏官的司土。”杜君这个说法，精审绝伦。周代的冢宰，实际上是三公的副手，就像汉代以御史大夫副丞相一样。所以小宰注说“像现在的御史中丞”，说明大宰就像御史大夫。后汉以御史大夫为司空，成为论道的职位，而众务都归于尚书，所以冢宰又像后汉以来的尚书令。杜君又说计算统计的职责，本出于天官的司会。考察近代普鲁士有会计检察院，直隶国王，是特设的官职。古代则直隶宰臣。汉初张苍善于计算，以列侯身份主管计事，居住在相府，邻近郡国上计的人，称为计相。那么司会隶属于天官，就像计相居住在相府，更加说明大宰是副相。又，世人多奇怪禁掖中的冗官，隶属于大宰。不知道大宰实际上兼统五官，而在禁掖任职的官员，在五官中都没有归属，所以直隶大宰罢了。它与五官同列为六，就像后汉到唐代，以令仆与诸曹尚书同为八坐一样。而六官取法，与夏商以前取法五行大不相同，大概是因为神权开始衰落了。又考察夏官的司士，掌管群臣的名册，每年登记增减的数目，根据德行授予爵位，根据功劳授予俸禄，根据才能授予事务，根据资历确定食禄。司士只是下大夫，那么进退百官，不是他的职责。大概官吏的名籍，汇集于司士，所谓的德、功、能、久，自然是根据长官的考核来禀告君王，而不是自己负责铨选，这与汉代选部大致相似，但权力还不如汉代。如果殷代设置司士，是作为五官之一，那么与晋代以后的吏部一致，进退

译升降官员的权力，专断于一人之手了。在上位者选拔卿尹，就不符合敬慎择人的道理；在下位者选拔辅佐之臣，就不符合广泛审慎、无所不知的原则。这是魏、晋以来的积弊，而殷代的制度已经为其开了先河。所以周文王建立政制，大力革除这种制度。然而将大宰作为神官，让司士掌握选拔官吏的权力，都是违背殷代制度的谬误之处，因此爵位名称沿袭周制。而箕子认为（大宰）是王府的保管者。（《隋书·倭国传》记载，其内官有十二个等级：第一叫大德，其次小德，其次大仁，其次小仁，其次大义，其次小义，其次大礼，其次小礼，其次大智，其次小智，其次大信，其次小信。用五官来分派职事，实际上始于五行之官。日本的文化教育，源自百济的王仁。隋代《百济传》明确说百济的祖先，出自高丽。由此可知用五德来命名官职，必定出自箕子）

译在殷朝衰微之时，“上天不享用祭祀长达六十年，麋鹿在牧场游荡，大雁布满原野。当时举荐的有名望的贤民三百六十人，因此殷朝既未能显赫，也未被彻底消灭。”（《逸周书·度邑篇》）由此可知，文王担任方伯时，既然曾经改革官制，就每项职务推举一人以上上报给殷王室。所以《周官》并非由周公旦首创。父子二人深思熟虑，才成就了这项事业，确实非常精勤。

从周朝以后，设置官职在于理财、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为非作歹，而掌管天文、祭祀神灵的职务，并不被崇尚。以五种物象来象征的，只是军事侦察和旗帜罢了。儒家拘泥于一孔之见，不效法后世的君王，却被神妙的运化所迷惑。所以荀子讥讽子思、孟轲说：“依据旧说编造言论，称之为五行。”（《非十二子》）那么箕子的法则，必然不能在天下施行，而文王得以掌握其根本，所以说大一统。《春秋传》在昭公五年，记载叔孙氏占卜得到《明夷》卦的事，就说：“《明夷》，是太阳。太阳有十个数字，所以有十个时辰，也对应十个职位。从王以下，第二个是公，第三个是卿。太阳升到中间，日食时为二，日出时为三。”这也表明《明夷》以太阳来定位，由来已久了。而其中所说的“亥子”，则是周王室取来，作为官制形成的重大准则。

问：军事侦察和旗帜，以五种物象来象征，是什么事呢？

回答说：《春秋传》说“明确五种候望。”贾逵说：“五种候望，是五方的候望，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包括四方和中央。”（昭公二十三年）后来的军候也是如此，所以说：“军队行进，右边是辕门，左边是追蓐。前面是茅虑无，中间是权，后面是劲，百官效法物象而行动，军政无需告诫就完备了。”（宣公十二年传）物，是指旗帜。《曲礼》上说：“行进时，前面是朱雀，后面是玄武，（雀，今本误作鸟）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招摇在上，紧急修缮其怒容。”那么辕，就是和。和，从萑声。《说文》：“萑，读若和”。《大司马》：“以旌为左右和之门。注：‘军门叫和’。”《穀梁》昭公八年传：“设置旃作为辕门。”所以辕门就是和门。辕、和，读音都接近和，所以可以通假。《考工记》鲍人篇说“希望它像荼一样白”，荼，就是和苕。（《诗经》传）右边和，就是右边白。蓐，是鹿蓐草，《释草》所说的“菉王刍”，（某氏注说是“鹿蓐”，孙炎注说是“蓐草”，郭璞注也相同）它的颜色是绿色，《小雅》“终朝采绿”，就是这个意思。追，是画。（《诗经》“追琢其章”，传：“追，雕也。”《广雅·释诂》：“彫，画也。”又“弴弓”，《公羊解诂》作“彫弓”。《说文》：“弴，画弓也。”所以彫本来有画的含义。追则与彫双声通假）“左追蓐”，就是“左画青”。茅虑无，茅虑，就是《释草》所说的“茹藘茅蒐”，“无”是余声。茅蒐可以染绛色，其声音合起来就是韎。“前茅虑”而“前朱”，很明显了。权，《释草》说“黄华”，《释木》说“黄英”，郭璞说“牛芸草”。《小雅》“芸其黄矣”，传也说“芸，黄盛也。”所以“中权”，就是中央用黄色。劲，《释草》说“葝，鼠尾”，孙炎认为是“可染早”。“后劲”，就是“后玄”。（凡是七次染色的缁，六次染色的玄，都可以用早通称）《曲礼》只以军队行进载旗为义，传就旁及侦察。（旧解传者，都支离破碎。现在考证如此）军队中以徽识物色教导耳目依从五方，并不是为了神怪。到了末流，而有《卫侯官》十二篇，归入阴阳家。（《汉书·艺文志》）侯官，就是候官。

官统中第三十三

七十一圣的官职，命禄至今耗尽，陈列在东序，不为下国缀游。然而其称号磨灭，或许偶然见于四裔或后嗣王所颁布的法令，而幽隐不显的，依次记录。并非苟且采集异闻，凡是近世鸿胪、中允（即中盾）等职务，因袭古名，而十世以后称其卓诡考迹的，还是我们这一世。

《虞书·尧典》称“内于大麓”。郑君解说《大传》说：“麓，就是录。”《新论》也说：“从前尧在大麓受试，是统领记录天子事务，如同现在的尚书官了。”（刘昭《百官志注》引）《论衡·正说》说：“说大麓，是三公的职位。居一公位，大总录二公事。”其说法虽与古文认为的“山足”不同，但说相位者，必有所从受，及拟以录尚书事，则是诬妄。

由汉朝而上，官号多难知，如长秋、光禄勋，其解释还近于钩鈲，何况上古？我读《汉书·乌孙传》，说其国官制说：“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候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自左右大将以下，都是汉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