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史第五十六

译《》一书中说伯乐与尹铎有怨仇；伯乐就是邮无正。（韦昭注：伯乐，字无正）这说明晋代末年又有一位伯乐。这些名号，有的表示通晓天道，有的表示通达性命，有的表示擅长射箭，有的表示精通驾车，而从事相同技艺的人又层层推荐他。由此可知他乐于相互倾慕任用，所以选取这些名号来作为自己的称号。就像汉高祖治理法服时，让赵尧主管春官，李舜主管夏官，儿汤主管秋官，贡禹主管冬官；以及向栩的弟子中有颜渊、子贡、季路、冉有这类人，古今标准一致，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凡是选取先民事迹的人，都以此为参照。

译凭借这几条理由，可知《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名称不专属于一个主人，称号不专属于一个臣属。传述的人或许将不同来源的内容拼凑在一起，这就大大违背了常理，不符合法度准则。自从《世本》选取中间的标准来衡量，那些夸大荒诞、变幻迷离的说法，都汇聚到一个核心。看这本书，不仅局限于旁行邪上的文字形式，而且能够贯通中外，驰骋古今，它精微的言论难道不在简册之外吗？

又说：左丘明以《内传》作为纪年，以《外传》作为国别，这与纪传体流派不同但作用相同。《世本》不是表，所以它有志。后来的史书中，只有魏收能够撰写《官氏志》，但他只是记述收录索虏（北魏）而已。其他关于各族的史书，没有能够考证中夏（中原）源流的。（欧阳修《宰相世系表》，综合整理华贵门第，对于单家寒门则有所缺失。这是门第的簿录，不是氏族制度的典章）所以刘知几讨论史书志的部分，曾对此发出感慨。（他说：“自从刘、曹受命，以雍、豫为都城，世家大族世代相承，子孙繁衍。等到永嘉南渡，流寓杨、越；代氏南迁，改变夷俗遵从华夏。于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杂，华夏边民，胡汉交错。隋朝统一天下，文轨大同，江外山东，人物众多。其中高门素族，不再是一家，郡正州曹，世代掌管其职务。凡是编写国史的，应当各自撰写氏族志，列在百官之下。”按：甄别华夷的说法，自金、元至今，尤其切中要害。氏族作志，不是为了评定清浊等级，而是为了区分种类。这本来就不是流俗之人所能理解的）后来的作者，有撰写这一篇章的，以此来弥补司马迁、班固的缺失。于是撰写《帝系》《氏姓》两篇。

孔子作《春秋》，而从周王室获取的，是百二十国的宝书。（《公羊传》卷一疏：“按，闵因叙说：从前孔子接受端门的命令，制定《春秋》的大义，派子夏等十四人寻求周朝的史记，得到百二十国的宝书。九月经确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都有这些文字，是正确的）宝书以百二十国为限，为什么呢？侯国的祝宗卜史，都由天子赐予：（本于《左传》定四年传）即使是楚国也有周大史。（《左传》哀六年传）只有晋国的董氏，也是因为辛有的两个儿子出自成周。（《左传》昭十五年传）春官有御史，掌管邦国都鄙及万民的治令，以辅佐冢宰。他的史官有一百二十人，大概乘坐轺车而出，分别奔赴邦国，记录善恶成败，回来收藏在册府，这就是所谓的周大史。（这就像三监，本来不是侯国的陪臣，然而他们的国家依靠他们来作史）御史所不到的地方，其书不登载。所以宝书的数目，看其员额而定。然而都记述国政，下不通达于地方百姓的风俗。

下通于百姓的，这叫做行。《管子》说：“《春秋》是用来记录成败的；行，是引导百姓利害的。”（《山权数》）小行人将万民的利害编为一书，名称取自其官职。那么《世本·居篇》从此产生。

古时候有分封土地，没有分配百姓。从前如果百姓都聚居在州里，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查看版籍就知道姓氏，稽查户籍就能辨别族属，百姓都能胜任，那么大司徒和行人就不劳烦了。

土地世代相同，宾客与百姓世代不同，而百姓开始不纯一。《记》说：广谷大川制度不同，生活其间的人风俗不同，刚柔、轻重、迟速标准不同，五味调和不同，器械制作不同，衣服适宜不同，修明教化不改变其风俗，统一政令不改变其适宜。自从邹衍谈论裨海，唯独他能说道百姓禽兽不能相通，至于迁徙变革，大概缺失了。

等到同在九州，时有动静，包含旧风，因循新俗，杂揉形成种性，那么延陵季子观乐，见微而知清浊。朱赣因循此理，以为条别。他谈论秦地，上道《车辚》《四载》《小戎》等篇，下道汉世新徙田、昭、屈、景等象，五方杂处，风俗不纯；他谈论韩地，先举颍川、南阳，本是夏旧国，其俗朴鄙，后述秦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则开始夸奢，崇尚气力，喜好商贾渔猎，藏匿而难制御。可以说是昭识本末的人了。

《国风》是见异风；《居篇》是见异居。自《居篇》之后，只有《货殖列传》与《地理志》吗？这学问既已丧失，所以殖民之地，用来抛弃逋逃罪人，用来斥远戎狄。于是撰写《居篇》。

洋洋乎九功之歌，以利用厚生者。岂不大哉！所以说：“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毛诗·商颂故训传》）《训方》以正岁观新物，而《考工》记三代异上，进化有形。其后史官乃不为工艺作志。君子以为，钟律量衡之设官，（《律历志》述刘子骏说，述铜律则云“职在大乐”，述概量则云“职在大仓”，述权衡则云“职在大行”，是也）陶匠梓舆之相变，（《史通·叙事篇》：“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

译设立棺椁，是司马迁所记载的；鲁国开始使用发髻，是左丘明所记录的。河桥可以建造，杜预在《毛诗》中找到了验证；男子使用发簪，郑玄在《内则》中进行了考证；这些都是具体的事例。（按：这虽然不专门指代工艺，但民俗崇尚器物，必定有最早出现的源头，这也符合《考工记》的宗旨）所有这类事物都可以通过类比归纳编成典籍。这是撰写志书的人应当重新开始的吗？

译如今这些记载世系的书籍，是用来确定昭穆次序、区分宗族支派的，并不记录那些常备的器物与典章制度。唯独《世本》中有《作篇》，其中所述的内容不限于姬姓周室，而是追述远古，上溯至无始之初。

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百姓初生之时，没有形成政治秩序，人人见解不同；父子兄弟离散，不能和睦团结，天下的百姓都用水、火、毒药互相伤害。即使有余力，也不互相协助；即使有腐朽的多余财物，也不互相分享；即使有美好的道理，也不互相教导。”（这是《墨子·尚同上篇》中的话）劳作辛苦而器具匮乏。百姓所歌吟的，虽然不怨恨君王，但也都是像《大东》《北山》那样的诗篇。如今文王、武王既已称王，泽地的人足有木材，山地的人足有鱼产，农夫不砍削、不陶冶而器具充足，工匠商人不耕田而粮食充足。向上观察创造器物的人，都不知道其起源。所以《作篇》的作用，就在于统摄纪理这些内容。

书中说：“牟夷造箭，挥造弓。”一种器物相互依存才能使用，而创造它的却是两个人，所以郭璞对此感到困惑。（见《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的注）我读《胡非子》说：“一个人说：‘我的弓好，但没有箭可用。’另一个人说：‘我的箭好，但没有弓可用。’后羿听说后说：‘没有弓怎么发射箭？没有箭怎么射中目标？’于是将弓和箭结合起来，并教他们射箭。”（《艺文志》记载墨家有《胡非子》三篇，《艺文类聚》卷三百四十七引用了这条）由此可知，古代最初造弓的人，是用土丸发射的；古代最初造箭的人，是用手投掷的。两者不结合，器具终究不便利。这就是所说的隐匿美好的道理，不互相教导，是因为百姓不知道合群的原因。百姓分开听他们的话就显得愚昧，合在一起听就显得圣明。所以后羿将弓箭结合，器具才完备。惠施曾说：筑城的人，“有的拿着大夯在城上，有的背着土筐奔赴城下，有的拿着标杆和绳索来观察眺望。”（《吕氏春秋·不屈》）这三者缺一，城就无法建成。《作篇》阐明上古之人不能善于合群，所以其说法看似跛行不合情理，但世俗之人却无法从中逃脱其内在逻辑。

除了弓矢之外，还有几件事。

古代的车简陋，《作篇》说：“奚仲造车。”《海内经》说：“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开始用木头造车。”这说明造车的人，并非只有一人。周人重视车舆，工匠聚集：轮人制作毂、辐、牙，舆人制作轸，辀人制作辕。各自发挥技艺，然后才能制成大路车。最初造车的人，或许用人抬；造轮的人，或许用臂挽拉。“相土造乘马，韩哀造御术。”（韩哀也作寒哀。大概古代有这个人，不是战国七雄中韩国的哀侯）几种物品都具备，然后驾车装备才完备。

“胡曹造衣服”，“黄帝造端冕”，（《艺文类聚》卷六百八十六引宋均注，通帛为端。案：端应当是“端”的假借，就像“端蒙”作“旃蒙”一样）“不则造鞋履”。最初穿衣服的人或许光着头，戴冕的人或许赤着脚。三样东西都具备，然后礼服的纹章才完备。

“尧派禹造宫室”，“高元造房屋”。（“高元造房屋”，是《吕氏春秋·勿躬篇》的文字，应当也是取自《世本》）最初建宫室的人，只有围墙，到高元时才完备栋梁屋宇。“鲧造城郭”，“祝融造市场”，“伯夷造水井”。五样东西都具备，然后居住和城邑才完备。

“容成造历法，大挠造甲子，隶首造算术，羲和观测太阳，常仪观测月亮，臾区观测星象气运，泠纶造律吕。”（《大荒西经》：“下地生出噎，居于西极，以推行日月星辰的运行次序。”《海内经》：“后土生出噎鸣，噎鸣生出十二岁。”案：《大荒南经》“羲和生出十日”，《大荒西经》“常羲生出十二月”，都是观测日月的人。那么这生出十二岁的，就是观测岁星的人。《吕氏春秋·勿躬》说“后益造占岁”。益就是噎，是一声之转，不是伯益）最初观测太阳的人不能确定朔望，观测月亮的人不能推算分至，观测星象的人不能测量日影，造算术的人不能使用矩尺。四样东西都具备，然后天官调和历法才完备。

所以就近观察认为一器一事由一人完成的，都是几种事物相互等待才能成就。古代有人不能满足这种相互等待的需求。而匮乏已经非常严重，即使一个人的巧技，胜过倕百倍，也没有益处。因此协调民力，互相为师。如果史官没有《作篇》，那么谁能知道合群的起源呢？

况且我听说，耕种始于神农，犁镈已经使用了；如今却说“咎由造耒耜”。鸾车造于有虞氏，和铃已经具备了；（《世本》已说黄帝臣“胲造服牛”，那么黄帝时已有牛车。至于鸾车，则始于虞氏）如今却说“奚仲始造车”。皮弁通行于三王，鞋带已经陈列；如今却说“鲁昭公造皮弁”。埙篪由笙师掌管，陶竹已经鸣响；如今却说“苏成公造篪”，“暴新公造埙”。鼓延者，是开始造钟的人；（《海内经》）如今却说“垂造钟”。帝俊生晏龙，晏龙，是造琴瑟的人。（引同上）如今却说“伏羲造琴”，“神农造瑟”。淫梁先于番禺，

译奚仲的父亲番禺，是最早制造船的人；（引文同上）如今却说“共鼓、货狄发明了船”。（《初学记》卷二十五引用此说，称共鼓、货狄是黄帝的两位臣子）黄帝，是最早挖掘水井的人；（《御览》卷一百八十九引用《周书》）如今却说“伯夷发明了井”。况且《左传》在襄公的传文中，已经记载了季武子拥有玺书；如今却说“鲁昭公发明了玺”。《小雅》中说到“发曲局”而“归沐”，沐浴这种事，人天生有头顶就知道；晋国坚有说过“沐浴则心覆”，也是他自己的记录；如今却说“秦穆公发明了沐浴”。这难道是因为激进而过于遥远，放荡而失去后续吗？古代器物纯朴，后世的制度华丽，所以有名物大体相同，形制改良的，这是第一种情况。（例如古代本来就有笛，汉代丘仲也制作笛；京房才完备了五音）礼制到了极点就会败坏，音乐到了极点就会崩溃，遗留的器物失落，恢复旧物的，这是第二种情况。（例如前汉的兖冕已经失传，明帝才开始制作）这里已经穿戴冠带，那里还披发戴薪，那么他们闭门创造，偶然与其他地方相合的，这是第三种情况。（太古时期关梁不通。所以合宫衢室，黄帝、唐尧时期才粗略具备。等到古公迁到岐山，仍然用陶土复盖、陶土挖穴，没有家室。这可见质朴与文饰的变革，远及千年。禹域的一角，各自如同胡、越。如今床几由来已久，而席地而坐的礼仪，仍然在日本。古代的九州，也像神州、东国一样，进化时间不同，确实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三种情况并非最初发明，但都可以称为发明者。《左传》在开物成务的时代，特别错综复杂，有的列举其开始，有的赞扬其中间，有的叙述其末期，所以能看出“东夏的命令，古今的法度，言语不同而典籍殊异”。（《吕氏春秋·察今》的话）“俈、尧之时，混吾之美在下”；兴起时化的人，“没有比奢侈靡费更好的了”。（《管子·侈靡篇》的话）那么天子治理国家，图具树物，以观察天材的异同，民用的因革。赤刀夷玉，兑戈和弓，胤的舞衣，垂的竹矢，杂陈于路寝的，不仅仅是为了观看美丽，其作用则与今世的博物院相等。所以这也是素臣作书的志向。

译世俗儒者有时喜欢谈论“三世”说，用以阐明进化的道理。考察《公羊传》的说法，那么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在一个朝代内完成的。礼俗的变革，器械的变迁，确实不能在一个朝代内全部完成。（《公羊传》中的“三统”指夏商周三代，“三世”指一个朝代。三统的文质交替变化，如同连环相扣；三世从乱世进化到太平，如同箭矢发射。这两者本来不同，妄人却强行将它们混为一谈。）《淮南子》说：“周朝的政教达到了极致，（注：‘至’指达到了道的境界）殷朝的政教良好，（注：‘善’指善于施教，但未达到道的境界）夏朝的政教可行，（注：‘行’指尚且粗疏）可行的政教未必良好，良好的政教未必达到极致。达到极致的人，不羡慕仅可行的政教，也不以仅良好的政教为耻。”（出自《缪称训》。其中脱漏的文字，依据《读书杂志》的说法补入。）道与器，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道的可行与极致，器也跟随变化。从夏朝往后越来越“可行”，是可以推知的。从周朝往后越来越“极致”，也是可以推知的。唯独那些偏远隔绝的地区，有的落后有的先进，从而有从可行到极致的变化，那就无法预知了。像左氏《作篇》那样的学问，足以远远地观察宇宙的整体，保持卓越独立的洞察，不谈论金火相克的变革，而文化的进退已经明白昭著了。这也就是所谓贯通中外，驰骋古今，而微言大义显现在简册之外的意思。于是记述《作篇》。

考证《七略》第五十七

《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时，向天下征集遗书。下诏让刘向校勘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勘兵书，尹咸校勘数术，李柱国校勘方技。每校完一本书，刘向就条列其篇目，概括其主旨，记录并奏报皇帝。恰逢刘向去世，汉哀帝又让刘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是总括群书，奏上了《七略》。”这就是《别录》先成，《七略》后成的明确记载。然而刘歆的传记说：河平年间，受诏与父亲刘向共同领校秘书，后来完成了学业。那么《山海经》的目录，也署名“臣秀”（刘向字子政，秀为误写或通假，此处指刘向）。刘向当时虽然尚未著成《七略》，但他与任宏、尹咸、李柱国分工校书，事业已有萌芽。所以《隋书·经籍志》已经称其为《七略别录》。（隋《经籍志》史部簿录篇，有《七略别录》三十卷，署刘向撰；又有《七略》七卷，署刘歆撰。这并非两本书，大概除去叙录奏上的文字，就专门称为《七略》罢了。）固然知道父子世代相连从事此事，类似于《公羊传》五世相传，谈迁、班彪、班固父子二世修史。列举一件事来考证作者，谁因袭谁变革，无法用确定的言语来说明。

“略”是封疆界限的正确名称。《传》说：“天子经略。”用来标别群书的界限，其名称与实际相符，清晰分明。《太平御览》引用刘氏的书，有的说是《刘向别传》，有的说是《七略别传》。现在看诸子的叙录，都概括列举爵位、籍贯、事迹，其体例与《老子韩非子》、《孟子荀子》、《儒林传》等传记相似。大概淮南王刘安作了《离骚传》，太史公曾直接引用其文来为屈原作传，在古代有证据。（班固《离骚序》引用淮南《离骚传》的文字，与《屈原列传》完全相同，知道这篇传不是太史公自传的。）而近代写“学案”的人，往往效仿这种做法，兼得“传”的名称，是有原因的。

这本书统领记录群籍，宏大细微都具备，推究其脉络，上承六典；通过不同种类来明确班次，通过重复出现来记载官职关联，国家府库的守护，生生不息的工具，出入都有法度，百世而不迷惑。

唯独萧何的《九章律》，（见《刑法志》）叔孙通的礼器制度，王官所守护的，遍布九州，以及秦朝的图籍，高祖凭借它知道地形险要、户口多少强弱等，都缺失没有记载。《律历志》所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职掌在大乐、内官、大仓、大行等部门的，现在是否在历谱十八家中，没有文字可以知道。至于大尊桂酒，征引于元帝时大宰丞李元的记载。（见《礼乐志》晋灼注引）这是官员守护其职业，职业列举其簿册。现在在刘氏的《略》中，也忽然空缺了。大概那些重大的，是国家的典章，删改一字，罪至死刑，本来不需要校勘。那些细小的，是笾豆之类的事务，佐史的职责，应该另作一书，与周代赞大行相似，杂乱而琐碎，也没有闲暇校勘缮写，所以没有记载在目录中。

然而自从班固作十志，多本于刘向，其法式具在。等到隋代于是有了旧事、仪注、刑法、地理等类目，都从刘向开启。郑玄有言：“教导者开发头角而不通达，那么接受者其思考就会深入。”不是刘向，谁能知道这一点呢？

起初班固作《艺文志》，删节摘要完备的书籍。南宋至今，奏录已经不可见，而散佚的往往见于其他书中。历城马国翰综合辑录其文，繁简不协调，时常有脱漏。

我向来喜爱史官秘文的学问，私下省察《春秋》，孙卿认为它是“乱术”。（《解蔽》篇。注：“乱，杂乱也。”）《法言》也说左氏“品藻”。（《重黎》）众人称为品，（《说文》）杂采称为藻。（《玉藻》注）刘氏比辑百象，记录方物，是善于裁制、纹理清晰的史书。也趁着闲暇，考虑缀辑佚文，因为父子同业不可割裂，所以仍然题名为《七略别录》。（其他书有的引用刘向，有的引用刘歆，有的引用《七略别录》，有的引用刘向《七略》）